以克雷街为起点的旧金山城北地区一直都是华人的地盘。如果不是周围矗立着欧式风格的建筑物，行至此地的旅人没准会认为他被施了什么法术，让他在眨眼间就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广东或上海。大街上熙熙攘攘，行人们个个步履轻悄。他们全都穿着似乎只有在戏台上才有缘一见的戏服，而且款式全都一模一样。每个人都有着黄色的脸庞，略略吊梢的双眼，身后垂着一根扎着绸带、几乎拖到地面的长辫子。无论是这身打扮，还是这副长相都让人觉得无比新鲜奇特。
到了午市开张的时候，这里就更加热闹了。人行道上挤满了沿街兜售的小生意人和货比三家的顾客。街边林立着许多正规的华商店铺，门面上刻着用中文书写的商号，店堂里摆满了中国货品，店门向两边敞开着，像是在无声地招徕南来北往的客人。你每走一步，都会发现前所未见的新奇玩意儿。这儿是一家华人金铺，橱窗里一条栩栩如生的青铜飞龙便是他家的金字招牌。那里是一家药店，柜台后面的老先生不仅是抓药的师傅，还身兼替人医病开方的郎中。只见他正透过金丝边眼镜照着药方一边认真比对，一边一丝不苟地为顾客挑拣称量药材。边上那家店铺专卖瓷器和葵扇。再远一些开着一家餐馆。隔着窗户，你能看见厨师们穿着白色衣衫，原本垂在身后的长辫子现在一圈圈地盘在了头顶上。他们像是牵线偶人一样在桌边跳来跳去，切着生面团，然后一块块抛进锅子的沸水里。附近还有一家理发店，五六个男人正跪坐在各自的理发师面前，脑袋搁在师傅们的大腿上。理发师一手执起自己的辫子，另一只手拿着刀片沿着主顾头颅的弧度小心翼翼地剃刮着头发。在隔壁的烟馆里，老少爷们正举着小巧精致的金属烟枪吞云吐雾（搞不好还是被政府严令禁止的鸦片）。
外面的街道上沸反盈天。勤快的苦力挑着竹子制成的长扁担走街串巷，扁担的两头或是挂着装满了蔬菜的篮子，或是吊着成捆的甘蔗、香蕉、奇形怪状的海鱼。几个华人妇女站在街沿，她们穿着长裤，长发挽成蝴蝶状的发髻，头上插着铜质的发饰。华人的语言仿佛是由一连串单音节组成的，听上去像是绵绵叠叠的叹息，又像是在敲打什么东西，对话间有时候还会蹦出类似喊叫或哀告之类的音节。除了街角上站着身穿灰色外套、别着银星徽章、不苟言笑的警察外，这片区域几乎见不到什么白人。美国文明在此地存在的唯一证据也许就是覆盖整片街区、上下坡时用来代步的交通工具——公共汽车，它既不靠马匹拉动，也不靠蒸汽发动，而是由看不见的铰链控制的。这里也看不见美国人开的商店。大部分商铺的门面上都贴着鲜红油亮的漆纸，自上而下写着古怪奇异的文字。
行文至此，我就要带领各位去参观一下华人的庙宇了。那儿的门口悬挂着五六个色彩缤纷的纸灯笼，据说这样做能让信徒们在鳞次栉比的建筑中一眼找到他们神圣的殿堂。好吧，现在就让我们进去打探一番。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防范森严的禁地，它大门敞开，迎接四方来客。等我们进入殿中，感觉就像是来到了中国。寺庙是由一件大屋子改建而成的，五光十色的彩灯和绚烂夺目的窗玻璃把房间照得透亮。角落里竖着固定在长柄上的丝绸大伞，半空中飘扬着绘有太阳、月亮和龙的彩旗，你还能看到顶端雕刻着青铜饰物的旗杆，很难说清楚这些雕饰究竟代表着什么，有时看着像某种花卉或动物，有时候又觉得两者兼而有之，令人难以明辨。窗玻璃将透进来的日光折射成不同颜色的光束，它们与灯光交织在一起，为整个大殿营造出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第一个神坛位于大殿正中央，它其实是一张低矮宽大的桌子，桌脚是两条二英尺高的银龙。桌子正中立起一座雕满动物和人形的宝塔。这方宝塔类似于神龛，里面供奉着至高无上的佛家宝典。
大殿最深处灯光半明半暗，仔细一瞧，原来只有两盏挂灯悬在半空。四周摆满了龙、虎，还有青铜莲花的雕像，那里便是安放主祭坛的地方。巨幅的丝绸帐幔从天花板倾泻而下，后面若隐若现地透着一尊巨大的佛像。释迦牟尼盘腿而坐，他伸出一手，食指指天，指间缠绕着一把须髯，仿佛正在普度众生，然而他那张古铜色的脸上却笼罩着一层百无聊赖而茫然不解的神情。
从天竺云游到中国，释迦牟尼似乎在漫长的旅途中逐渐失去了印度人的容貌体征，他的双目微微倾斜，颧骨突出，鼻梁扁平，完全是一副华人的长相。同样地，他身上穿着华人的长衫，外面罩着一件外套，上面绣满了各种图案，看上去有点像莫斯科马车夫的穿戴。他的裤子在脚踝处扎紧，脚上穿着一双鞋尖微翘的白色厚底鞋。在佛像前的神坛上，也就是类似于天主教教堂放置圣坛石顶板的地方，摆放着一些黑色的小木块，形状有点像编织匠用的梭子。每一个进庙祭拜的华人都会一手拿起一方小木块，相互敲打，一边念念有词地赞颂着大慈大悲的佛祖。祷告完毕后他们便立即转身离去，重返纷纷扰扰的万丈红尘。
虽然我经常在庙里遇见信徒，却从来没有见到过除此之外的其他祈祷方式。而且我还注意到当这些善男信女们手执木块敲击祷告的时候似乎少了些凝神静气的专注神情，在他们脸上既看不到任何发自内心的对于佛祖的崇敬虔诚，也没有丝毫迹象显示出他们正在冥思苦想着佛祖教谕的伟大真谛。整个祈祷过程持续时间很短，而且形式上异常呆板机械。这让我想起那些旋转轮盘诵经的僧侣们，他们把祷辞刻在轮辐上，然后一边旋转轮盘一边唱喏。他们坚信只要这样重复一千遍，祈祷就会被传至天界。
在旧金山大约有二十来座这样的寺庙，因为住在旧金山的所有华人都声称自己信奉佛教。当然，来自蒙古和满洲的苦力似乎应该有相当部分是萨满教的信徒。然而，在这里不会有哪个人说自己信奉回教或儒教。
虽然回教一度曾在这个天朝大国的西部，特别是在布哈拉103盛行多时，然而在血统纯正的中国人之间却没有一人是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回教曾让东方民族沉醉不已，甚至一度传至莫卧儿王国时期的印度。然而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而言，她似乎更加倾心于实际可行的世俗理念，所以充满奇幻色彩、情感大于理智的回教对她而言并不具备多少吸引力。
而儒教的教谕只适合统治者、朝廷、上层士大夫，或者那些生活在皇城中的知识分子。如果它的信条真的算是一种宗教的话，那么它也只是一种王道宗教。从本质上讲，儒教更像是一种道德教化的集大成者。我记得孔子有五本典学流传于世，就书名而言，它们中没有一本和神学有丝毫关联。这些典籍讲的都是如何治理国家，宣扬父权尊严，倡导克己复礼，但没有哪一本书中提到了至高无上的神。
华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一律信佛，或者更加精确地说，信奉佛教哲学。所有遭受压迫的民众，所有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穷人，还有印度的下等阶级以及中国的苦工，他们会在接下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在佛教中寻求慰藉。众所周知，佛祖眼里没有阶级之分，他不仅主张人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而且在极乐世界和红尘俗世里人同样不分贵贱。另外，佛祖还认为，一个终日操心劳力的穷人应该将生命看做一轮不幸或一场修行。这种悲观主义哲学较之叔本华和哈特曼所提出的理论体系整整早了数千年。佛教主张生命是转瞬即逝的，如同浮萍一般漂浮不定，它是一种业障，一场必经的苦难，而修行的最高境界便是涅槃重生。
毫无疑问，印度佛教不同于华人的佛教，其间的差异来源于两个民族截然不同的民族特性。在印度，佛教已然成为极其严苛的苦行主义的代名词，而在中国，佛教却演变成了实用主义的基盘。印度虔诚的瑜伽修炼者盘腿打坐，他纹丝不动，眼睛凝视着自己的鼻端，这一坐往往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精修苦练才能让他彻底地忘却尘世烦扰。然而冷静理智的华人却辩称虽然生命苦短犹如修行，但如果他有的吃，有的喝，再想办法置一小块地以安度晚年，那么这场修行也许会更加容易熬过去。于是华人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精心耕种每一寸土地，把辛苦挣来的每一分钱攒起来。如果国内没有人雇用他，而他无法通过劳动获得土地，他就会把龙图腾和佛像放进一个小木盒中一起装入行囊，然后义无反顾地漂洋过海，去澳大利亚或加利福尼亚寻找工作谋生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把整个中国一起带到了异国他乡，因为他没有背弃自己的宗教，没有忘记故土的风俗，甚至连穿着打扮都和在家乡时一模一样。如果有人妄图劝说华人改变他的信仰，那他注定会白费口舌。在那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中，基督教的宣讲布道结出了累累果实，因为年轻的土地从来就不缺乏激情与诗意。然而在华人中间，你却找不到这些特质，他们既不会被人一捧就沾沾自喜，也不会脑袋一热就抛财舍命。他们老成持重，世故现实，即便他们想弄明白但最终也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为了原则信仰而死、为了他人利益牺牲自己，或是为了帮助邻里而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拱手相让是一种美德而不是一种愚蠢行径。照我看来，加利福尼亚的传教士们连一个中国教徒都没能争取过来。华人们就喜欢去供奉佛祖的寺庙里转一转，敲打那些形如梭子的黑色小木块，仿佛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从世俗的责任义务中解脱出来了。
让我言归正传，重新回到加利福尼亚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现在，请随我走出寺庙去他们的戏院里瞧一瞧。从建筑物的外观看，戏院就是一栋老旧狭长的砖石平房，和华人的住所一样毫无特色。里面的格局摆设也很平常：几排的长板凳，供观众站着看戏的站席，还有设在前端的戏台。每晚八点过后，戏码准时开演，然后一直到深夜才曲终人散。早在鸣锣开场前，观众们便结伴来到戏院。如果有人单身前往，那么他很可能会在散场时发现他手腕上的手表、兜里的钱包，或至少一块手帕不翼而飞了。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因为除了前来看戏的华人观众，这里还经常聚集了一帮来自城中各个角落、被当地人称为“恶棍”的地痞流氓。戏院里拥挤不堪，闷热污浊的空气几乎能把人憋过气去。华人与“恶棍”之间时常发生争吵斗殴，有时甚至会激化成一桩流血事件。在一片喧闹嬉笑中，你会听见诸如“哦——阿——明！阿——王！陈——福！”之类的叫喊声。观众席中不时传来嗑瓜子的声响，噼里啪啦声贯穿于演出始终。
幕布缓缓上升。油纸扎成的灯笼照亮了整个戏台，你能在台上看到纸糊的树木，飞檐翘角的房舍，自然，还少不了龙。演员们一个紧跟着一个出场，戏码正式开演。我写过戏剧评论，可我发现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难题——我到底该如何简明扼要、准确无误地复述剧情呢？一条龙从舞台右侧飞入场中，一轮红日从舞台左侧升入“天空”，龙想要吞噬太阳，太阳拼命反抗，而后在观众们雷鸣般的喝彩声中幕布徐徐落下，剧终。难道这就是这出戏所要表达的所有内容吗？当然不是！我观赏的是美国人交口称赞的“感人至深”的戏码。我猜想戏中讲述了一位清贫的作家爱上了一位富家千金。多么耳熟能详的主题啊！可是，这个女孩自始至终没有在舞台上出现过，因为华人女性不能登台参演任何戏剧。故事的前因后果我无从获悉，只能从戏台上发生的事情大胆推测。因为华人的剧情发展总是和我们惯有的思维方式南辕北辙，所以我想那位豪门闺秀最终肯定下嫁给了一贫如洗的青年才俊。
剧情描述之所以显得似是而非，原因很好理解。首先，我不谙华人的语言，听不懂一句台词；其次，那天晚上的剧目似乎没有演完。演员们在舞台上忙前跑后，你一言我一语，有些角色甚至在台上翻来滚去，上蹿下跳，可直到最后都没有上演婚礼或是葬礼。在华人偏于理性的思维模式中，他们无法接受主人公长达数年的人生经历在一个晚上就宣告终结，总而言之，这不符合常理。剧情中的时间跨度是几年，那么演出的时间就是几年——如果戏中讲述了三年间发生的事情，那么就得按三年的时间长短来演；如果时间跨度更大，那么演出的时间也相应延长。这其中包含着华人的思维逻辑。如果戏剧描述的是现实中的故事，那么就得按照现实的情形来演。华人创作戏剧时所遵循的这条原则其实和波兰作家以连载形式撰写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每一天晚上戏码都会以“待续”落幕，谁若是想要知道后文如何，那就请下次再来。就在我眼下动笔码字的时候，戏中坠入情网的作家尚未赢得佳人的芳心，不过看样子他好像已经获得了女方几位有权有势的亲眷的青睐，在他们的帮助下相信他很快就能和梦中情人喜结良缘。
如果有警察陪同，你可以自由出入华人开设的任何场馆，甚至包括一些禁止私人参观的隐秘禁地，比如妓院，地下赌场，鸦片烟馆，以及藏匿华人黑户或收容暂时没找到工作的苦力的小黑屋子。在这些类似于秘密避难所的地方，我曾见过几十号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些新来的躺在稻草上睡觉，其他人或是喝茶，或是端着锡质的大碗，抄着两根代替我们刀叉的细长木棍往嘴里扒米饭。中国人使用筷子时手指动作之灵巧轻盈着实让人惊叹。当我为无法将大块的饭团安然送入嘴里而望饭兴叹时，边上的华人却能点着筷子像小鸡啄米一样将一颗颗米粒轻轻松松地挑拣出来。像这样被当成临时收容所的地方环境极其恶劣，每一样东西都布满污渍，豁牙咧嘴，四处飘散着令人窒息的臭味。男男女女混居一处，生病的和没生病的共处一室。华人群体的生存环境脏乱龌龊，隐患重重，他们没有讲卫生的习惯，再加上住的地方拥挤不堪，所有这一切都为梅毒、天花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另外，不仅初来乍到、两手空空的移民，甚至连富得流油的有产阶级都认为任何东西都能成为入口的食材，华人的勤俭节约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总体而言，华人胆小温顺，但是同胞之间却总是吵个不停，而且一个不小心口角之争就会让双方亮出刀子。而且他们都好顺手牵羊，没有哪个地区的警察会像唐人街的警察那样整日里为了偷鸡摸狗的案件奔波劳碌，可是天下再也没有比仔细盘问华人嫌犯更复杂困难的事了。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备案，不仅难记而且难拼，几乎所有的名字听上去都是一个发音，让人难以区分。这里有数以千计的阿旺、阿明、家安，从中随便挑两个人出来，你都会发现他们长得几乎跟孪生子一样：稍稍倾斜的双眼，拖地的长辫子，扁平的鼻子，统一的服饰——一句话，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样。所以要逮捕一名华人罪犯对美国警察来说简直难如登天，尤其是他们内部还非常团结，而且这里的警察无论是对白人、黑人还是黄皮肤的华人都不允许暴力执法。
加利福尼亚华人的道德水准非常低下。他们在赌馆里流连徘徊，精通各种花样玩法。在华人社区里，女性堪称稀有动物，十个居民里有九个都是男性104，因此嫖娼现象蔚然成风。由于来美打拼的新移民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光棍，故此在挤着十来个华人的屋子里通常只住着一位女性，正因如此，该名妇女在这个小范围中可以说是人尽可夫的。我曾在加州，尤其是在城郊多次亲眼见识过一妻多夫的实例。隐蔽在城里大小角落的妓院其实可以遏制这种情况，然而由于加州政府既不允许公然开设妓院，同时又严禁通过移民手段输入妓女，故此一妻多夫的现象依旧在华人中间大行其道。这种无法无天的放纵行为令旧金山的白人们为之侧目，反华队伍日渐庞大，而反对华人移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旧金山的六个华人中介公司负责将华人从遥远的国度带到加州，而这六个集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公司名称了，因为这对于我的读者而言毫无意义。六大企业主要从太平洋邮轮公司租用船舶，然后在上海、广东和其他港口城市装满一船又一船的劳工，这些团体为劳工们垫付旅资和抵达加州后的基本生活开销，直到他们在旧金山找到工作为止。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糟糕透顶的垄断手段之一，就其本质而言几乎和奴隶制如出一辙。可怜的苦力在开始挣钱前就欠了代理中介一屁股债，其中有他的船票，刚来美国时的衣食住行，农耕或开矿用的劳动工具，以及找到工作时需要付给中介公司的佣金，即便这个苦力想尽一切办法节衣缩食，到头来几乎都没办法偿还在中介公司所欠下的债务。于是，华人苦力成了纯粹的奴隶，他们的辛苦所得最后全都落入了中介公司的腰包。如果我再告诉各位一个事实，那就是中介公司牢牢掌控着劳工的一举一动，并且要求他们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得在公司旗下的商铺里购买，而商铺同时可以提供放贷赊账，那么你们就能更容易明白为什么华人劳工无法摆脱公司的钳制了。
自从踏上美利坚国土的那一刻起，按说每一个劳工都应该自由了。他可以马上摆脱中介公司的掌控，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单纯的债户和债主的关系。他甚至可以拒绝偿还契约上明文规定的债务，或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分期偿还。当找到工作后，他可以拒绝在公司开设的商铺里购物。总而言之，他可以在这片新土地上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是，华人劳工们几乎没有人选择这条道路。首先，当劳工身无分文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他听不懂、说不来当地的语言，他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于是很自然地他把中介公司视为他所能依靠的唯一监护人与保护者。一句话，公司便是设在美国的华人大本营。除此以外，他在家乡时就已经对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竹杖、镣铐以及其他压迫折磨他的刑具习以为常了，故此中介公司的剥削在他眼里形同家常便饭。最后，他没有渠道得知当地的法律权威其实远远大于中介公司的势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肯定会站在他这一边，而不会维护中介公司的利益。
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华人劳工开始慢慢和白人有了接触，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了解了法律的条规和自由的概念，他对于自己的处境也逐渐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依旧对公司心存忌惮。虽然当地的法律能保护他躲过明枪，却无法时时刻刻替他挡下暗箭，而每一个想要逃离公司摆布的劳工都将面临这种噩梦般的纠缠与报复。
如果不是因为没有一条明确的立法能够让打击此类公司的行动师出有名，那么美国所推崇备至的自由精神早就一举摧毁这样劣迹斑斑的垄断企业了。美国的法律允许建立任何形式的组织团体，并且允许公司向工人放贷。华人并非奴隶，因为从契约上看，他们和公司仅是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所有的垄断行为都是暗箱操作，并没有被堂而皇之地纳入契约条款中。总之，从法律角度而言，中介公司完全是在按章办事。然而公众舆论对此却有诸多诟病，反华情绪已显现燎原之势，可以说此类公司离关门大吉就像禁止华人移民法案的出台一样已经指日可待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华人在加利福尼亚究竟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几乎什么都干。大部分华人都选择了务农。整个旧金山其实就坐落在一片荒凉的贫瘠的沙丘上，可是只要你来到市郊，你就会在尚未建成的公路尽头、簇拥的山丘、空旷的山谷、起伏的山腰、寂寞的小径，在目光所能落脚的任何地方看到无数小小的菜园，它们一个紧挨着一个，形成了一条翠绿的锦带将整个城市环绕其中。像蚂蚁一般勤劳的华人将一大片原本寸草不生的沙地生生地开垦成了肥沃富饶的黑土地。他们究竟是何时又是如何变废为宝的，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总而言之，在华人的悉心栽培耕种下，无论是覆盆子还是草莓，抑或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果蔬，全都结出了累累果实，获得了喜人的收成。我曾在这里亲眼看到过梨子般大小的草莓，卷心菜比欧洲的同类足足大了四倍，南瓜几乎和我们的洗衣盆一般大。
华人的小木屋就盖在菜园中央。在白天任何时候你都能看到辫子拖地的黄皮肤园丁不是在挖垄松土，就是在浇水施肥。也许我接下来描述的部分会让读者们大倒胃口，可是我确实目睹了华人用水稀释粪便，然后浇灌在一排排还未开苞的卷心菜上，而旧金山居民每天吃的水果蔬菜都是这样如法炮制的。每天清晨，你都能看到他们赶着装满蔬果的马车前往市中心的市场或私人宅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整个加利福尼亚蔬菜瓜果的种植运输已被华人垄断。可是，华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都是在租来的地界上种菜。华人从没想过要购买土地，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打算在加利福尼亚落脚生根一样，他们只想趁着自己还年轻力壮咬咬牙挣上几百美元，然后回到家乡安享晚年。除了对于故国的眷恋和宗教信仰的归属感，美元在加利福尼亚和在中国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也是促成他们回国的一大原因。在天朝大国，同样是几百美元几乎可以算是一笔巨款，任何拥有这笔财富的人都能提前退休，不必再披星戴月地拼命工作了。“在加利福尼亚，我什么也不是，”一个华人曾经这样对我说，“但回到中国就不一样了，有了三百美元，我就是一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财主了。”
许多华人在白人农场或果园里工作。在从旧金山一路南行至圣地亚哥的所经区域里，农产品中的谷物种植所占比例很低，因为除了大麦，加利福尼亚的酷热气候不适合种植黑麦、小麦以及其他粮食。所以，在加州南部的农作物产量中唱主角的是葡萄和橙子，而北部挑大梁的则是果树和啤酒花。在旧金山近郊以及在阿拉米达县的铁路沿线地带覆盖着大片的果园，里面种满了苹果树、梨树、桃树和杏树；远远近近的田地里栽种着好几百亩的红醋栗；萨克拉门托边上坐落着一望无际的啤酒花园。所有这些果园、田里的农活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华人的肩上。而且农场主还认为，像采摘醋栗和啤酒花这样的细致活儿白人远不如华人干得出色，再加上白人劳动力的成本是华人的两倍，所以当然是雇用华人更加实惠划算了。
由于反华情绪不断强化蔓延，迫于压力，农场主们开始纷纷以童工代替华人。先不提孩子们边摘边吃以至患上痢疾不得不停工养病，单看草丛里掉落了那么多果子就足以说明孩子们工作时有多马虎粗心了。农场主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还遭受了损失。
然而，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种粮食，华人就比不上白人了。因为犁田、耙地、收割都是高强度的体力活，而白人比华人要强壮许多，他们的工作效率也远远高于华人。不过，在雇不到白人劳动力的地方，农场主们也只好退而求其次，让华人承担这份工作了。
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葡萄园里也鲜见华人忙碌的身影。这里有的是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论体力，他们和美国佬不相上下，论酬劳，他们又和华人劳工一般廉价。在阿纳海姆和洛杉矶附近的葡萄园中，墨西哥人大都负责栽种葡萄，而半开化的印第安人则负责采摘和压榨葡萄。印第安人还有一点让雇主们有利可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一手刚接过酬劳，转手就拿这些钱去买雇主出售的葡萄酒了。不过，就像在加州其他地方一样，凡是和种菜有关的农活以及欧洲女性擅长的家务活儿基本上都由华人包揽了下来。
可是我几乎没有在太平洋海岸山脉、圣安娜、圣贝纳迪诺和圣塔露西亚的拓荒者间遇到过一个华人。要在草原和森林扎根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和一身使不完的力气，而这却正是华人的软肋。在美国，没有哪条法律阻止华人立桩标地，在土地上开垦耕作、安定立足，等过上一段时日，这块地便名正言顺地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然而奇怪的是，从来没有哪个华人这样实践过。自然，华人可以在草原上平静无忧地度过一生，但他却无法在那里得到他一心渴求的东西——美元。没有钱，他就不能实现自己告老还乡的夙愿。
住在旧金山城郊的华人所选择的另一份职业便是淘金，不过以此为生的华人数量远远少于务农的人数。从事该行业的华人无疑选择了一种艰苦卓绝的谋生手段，而最终依靠淘金真正发财致富的人却寥寥无几。最为著名的几大金矿早已被财大气粗的公司瓜分干净，故此比起从前，现在要想获得开采权更是难上加难。
以前，如果有人在某处找到了金子，那么他就可以立桩标地，声明这块土地归他所有，从而获取金矿的开采权。虽然加州没有哪条法令明文禁止华人立桩获得开采权，但事实上，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条不成文的禁令。白人采矿者就是无法容忍华人在他身边安营扎寨，即使华人先他一步找到矿脉，长辫子的准矿主也必定架不住白人来复枪的威胁和驱赶。105现在，所有的金矿已全部落入大公司的手中，成为了大型企业名下的资产，而那些未被占据的公有土地上已经找不到新的矿脉。在这种情况下，就连白人都不再奢望取得开采权，华人自然就更不用说了。即便华人最后能拥有某个矿井，那也肯定是某个开采公司或私营矿主弃置不要的土地。他们的收入非常微薄，因为他们淘金使用的设备和采用的方法非常陈旧原始，根本不能和那些有财有势的大公司相提并论。
我曾经参观过塞巴斯托波尔附近的华人采矿营区。整片山坡已经被前一波采矿者蹂躏得不成样子，只剩下斑驳光秃的地表。华人矿工摇摇欲坠的棚屋就建在那片荒夷之地上。棚屋的住客一大清早就下到井底，他们随身只带着一点点食物，一直要工作到深夜才返回住处。辛苦一天，他们所能挣得的薪酬不足二十五美分。如果某个公司来开采这片山头，那么他们会自掏腰包支付每个工人至少两美元的日薪。华人对于吃从来都不讲究，每天只要一杯白开水，一碗白米饭，还有一杯茶，便能随便对付过去。就这样，他每天从少得可怜的二十五美分里存下一美分，直到他攒够了几百美元，或者像很多人一样死于过劳。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调回到城里的华人身上。毋庸置疑，城里的工作环境强过矿区百倍。华人无孔不入，几乎已渗入你所能想到的所有行业中。有的人开商铺做买卖，有些在工厂里做工，有人在手工作坊里当伙计；在旅馆里华人包下了所有又脏又累的杂活儿，在私人宅邸他们将主人家打扫得窗明几净，他们还是餐馆里的厨子和列车上的侍者。全城的洗衣店几乎都是华人开的，必须承认，他们清洗衣物又快又干净，而且收费也相当便宜。他们还是孩子们的保姆。私人宅院里的华人仆役几乎包揽了女仆所承担的所有工作：他收拾房间，扫地铺床，洗衣做饭，还要定期去城里置办生活用品。他头脑冷静，寡言少语，做起事来手脚麻利，为人温和有礼，安分守己，而且他的酬劳远远低于白人仆役。自从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人口日益增长，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大幅降低了。从华人手工卷制的香烟到各种食品，由于劳动成本的减少，所有商品的成本也跟着一起下跌。华人仆役的月薪一般从十五到二十美元不等（约合三十到四十卢布），对于波兰读者来说，这样的薪金似乎高得有点离谱，可是我敢保证，在加利福尼亚，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它大约只有白人薪酬甚至只有白人妇女工资的一半。在乡村，如果仆人不住在主人家，那么他拿到手的可能会更少。一般而言，在主人家干重活的白人仆役日薪为两美元。华人干得慢些，时间也更长些，但如果每天给他一美元，他就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由于华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所有产品和日用品的价格也就跟着降低了。106
综上所述，你们也许会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华人的到来迫使白人工薪阶级不得不加入激烈的就业竞争，甚至让后者面临无以为生的危机，那么华人简直可以说是加利福尼亚的天使了。白人不可能自降身价，因为他做不到像华人那样几十号人挤在一个耗子洞里，他需要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加优质丰富的食物。另外，白人打工者通常都有家庭，他必须负担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费用，而华人往往一人吃饱全家不愁。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加利福尼亚的十万个华人劳工抢夺了十万个白人的生计107，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加州的白人工薪阶级所处的尴尬境地有一个比较清晰客观的认识。在工厂，在车间，在列车上，在加州的每个角落，黄皮肤的劳工正将白种工人赶出原本属于他们的岗位。所以，如果说华人是天使，那么他们也只是那些需要仆役尽心伺候、需要工人创造利润的富人老板们的天使。在劳资双方的抗衡角力中，华人无疑为资方添加了砝码。就算白人劳动者愿意降低工薪，部分雇主还是更加愿意雇用被隔离在社会主流之外的华人，他们不是与资方平起平坐的市民，而是一群安静本分、逆来顺受的准奴隶。简而言之，华人对于工人阶级构成了威胁，当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势必会在小型工厂、农场和企业中与白人劳动者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
终于，在旧金山乃至整个加利福尼亚成千上万的白人掀起了一股势不可当的反华浪潮。运动的目的旨在阻止更多的华人苦力移民加利福尼亚，同时不择手段地把已经来美的华人赶出加州。参加反华运动的人们来自不同阶层，不过运动主体还是那些动不动就采取暴力的工人阶级。曾在东部各州煽风点火的骚乱运动在加州再度上演，只不过运动被重重涂上了一抹反华色彩。108
某天晚上，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一触即发。那时，我恰好就在旧金山。海岸边的建筑熊熊燃烧，火光照亮了整片街区。一支由工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手举“自保乃首条自然法则”的横幅正气势汹汹地在那里游行。街边的商店全部关门歇业。身受围困的华人劳工手持手榴弹聚集在山头严加防范，等候随时可能向他们发起的进攻。游行的暴徒们多少能觉察到虽然这些黄皮肤的苦力平日里胆小怕事，但这一次他们会为了保住性命同白人展开殊死搏斗。与此同时，在道路的另一边迎面走来了地方武装组织和操着棍棒、手持手枪的市民。街上零零星星地响着枪声。枪击发生在火光冲天的建筑旁边，人群想借此警告并杜绝那些妄想熄灭大火的企图。无数的工人汇集成了一股群情激奋的怒潮，所幸的是最后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游行队伍决定派一支代表团去国会请愿，要求国会抵制所有华商产品。之后，人群便各自散去，然而大火却一连烧了好多天。铁路公司试图减少白人待遇是这次暴乱的导火索，直到公司最后让步，承诺不再降低白人工资，同时开除华人员工，当地才算恢复了太平。
除了这种如同狂风骤雨般的游行外，我还目睹过许许多多貌似风平浪静的集会，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表面的波澜不惊，反而使反华运动更具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感。目前，参加反华游行集会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广大的记者、普通市民、商界人士、手工业者——总之，绝大多数居民都成为了反华浪潮中的中流砥柱。促使那些思虑周详的市民参加反华运动的不仅有个人的私心，而且还有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只要经过客观地分析，白人就不得不承认加利福尼亚确实在华人身上获益，但得不偿失。诚然，当华人劳工离开加州的时候，他们把工作还给了白人，但他们同时也把劳动所得都带走了。华人的存在并不能促进地方经济和行业的发展，因为他只在自己同胞开设的商铺里购买日常所需。华人从来不购买土地，不会在异乡生根发芽，不会像农夫一样把一份家业传给子孙后代。虽然1868年的《柏林盖姆条约》已经声明黄种人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却很少有华人愿意申请入籍。109最后，当华人攒够了钱，他们便头也不回地离开美国，重返故乡。
另外，华人不仅抢走了白人的谋生手段，而且还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他们的存在阻挠了东部诸州的人口迁徙和欧洲大陆白人移民的进入，而这些人恰恰能成为永久居民，加入美国国籍，成为这个国家常住人口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子子孙孙会视美国为自己的祖国，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打拼，而不是捞足了钱后随即转身离去。110
最后一点：由于没有获得公民权同时又受雇于人，华人其实正在这个社会身体力行着某种奴役制度，而这个社会恰恰又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平等不是一句空话的地方。无论是农场主、工匠还是任何一个雇用华人帮他干活，并慢慢开始适应这种主仆关系的人，他都很难忘记他和其他白人之间存在着的平等关系。也许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平等的奴役关系与民主制的道德观相悖，而后者正是这个国家所有制度以及整个社会存在的根基。
这就是为什么加利福尼亚众多有识之士还有工薪阶级加入反华行列的根本原因。如果加州有哪个权威机构能够将华人驱逐出境的话，那么华人早就已经在这片国土上绝迹了。可是，华人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为此，加州政府在权限范围内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当局设立了移民专员这一职务，专门负责监督华人公司，搜查运送华人苦力的船只，禁止病患或妓女入境，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限制华人移民，或为华人移民设置重重关卡。直到最近，加州的移民专员一职一直由我的同胞鲁道夫·考文·皮欧特洛夫斯基担任，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许多关于华人的信息。111另外，市政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狠辣的一条就是禁止将华人遗体运回故国。华人向来以死者为大，按照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长年遵循的习俗，死者理应叶落归根，他们一直相信，只有魂归故里，入土为安，才能去往极乐世界。于是，年复一年，一艘艘的船只运来了生者，又是同样的船只送走了死者。可如今，政府却下达死令，严禁船只将死去的苦力送回祖国。这条法令不仅能限制尚在中国的劳工离开故乡来到这个不通人性的“蛮夷之邦”，同时也可以迫使留在加州的华人趁早回国。
以上所述就是加利福尼亚华人的生存现状。华人的问题已经被提到了国会议程中，毫无疑问，这会让议员们头痛不已，因为华人问题势必会改变，或者至少重新解释美国宪法。宪法明确指出允许所有外国人进入美国，他具有申请入籍或不入籍的自由，他可以在美国自行创业或是为他人打工——总之，他有绝对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从法律角度看，宪法应该站在华人一边。另一方面，坐落在太平洋沿岸的诸州或早或晚都会受到华人移民浪潮的冲击，加利福尼亚州已经首当其冲遭受了华人移民带来的危害，而对于华盛顿、俄勒冈、亚利桑那和内华达而言，这种危害已经近在眼前，无需赘言，这一定会引起那些坐拥宪法修改大权的头脑们的高度重视。
华人移民问题终将演变成一种极不和谐的声音，它会威胁东西两岸的团结，就像当年奴隶制的存在让南北两地势同水火一样。好在问题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眼下，它充其量也不过是漂浮在万里晴空的一小朵乌云。然而，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以防它有朝一日演变成电闪雷鸣的狂风暴雨。很显然，反华势力已经成功地让海耶斯总统关注到这个问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知道国会找到什么样的对策了。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