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有一座农场，在恩贡山的脚下。”
——凯伦·布里克森《走出非洲》
1.初遇内罗毕尊者
有无数发音、俏皮的斯瓦希里词语会不时闪现于你的肯尼亚旅程中，但只有一个，绝对不会被错过。它读起来像用拳头捶一块笨重的木头，在出机场的第一刻就劈头盖脸地迎接你，从排队等着拉客的计程车司机口中发出，从兴奋的睁着大眼睛的小孩口中发出，从抱着婴儿指点着你的妇女口中发出。
他们喊你：穆宗古。
穆宗古（Muzungu），这一斯瓦希里词语在18世纪时特指欧洲开拓者， ；zungu的意思是一圈一圈地走。那些雪白的人带着诡异的动机在东非沿海地区一圈圈走动，被困惑的当地人称为“无目的的漫游者”。但现在这一词语已经不局限于欧洲人，但凡浅色皮肤的外国人都被称为穆宗古。
虽然我一再指着自己的手臂向计程车司机证明自己不是个白人，但他微微一笑，摆摆手，照例向我收取穆宗古的价格——从机场到市区20分钟车程的费用为1300肯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100元，当时人民币兑肯尼亚先令的汇率约为1:13）。
其实出租车这种奢侈玩意也只有胆小的穆宗古才会使用，因为紫色的市政大巴就停在距离肯雅塔机场不远处的路边，拎着五大动物图案胶纸袋的本地居民们娴熟地挤上了巴士，可是你不敢去挤，因为你在内罗毕（“Nairobbery”）——以暴力和抢劫闻名东非的城市。
旅行圣经《孤独星球》热心地告诉旅行者，可以乘坐市政大巴进城，并不失友好地提示一句：只是很多乘客在车上或下车时遭劫。危险告诫还包括：在城里步行时不能携带任何贵重物品；背着大包小包、明显所有值钱家当都在身上的一脸无辜的观光客是下手的目标；街头巷尾任何地方都有遭袭的危险；经济型旅馆也不一定安全；钱财不能外露；不能在大街上看地图或旅游指南；食物或饮料有时会被下麻药；女性旅行者天黑后不能在路上闲晃，否则有可能被强暴；市中心的自由公园是你最不想碰见的人的聚集处所，能避则避……除去以上种种，内罗毕还是令人欣喜的，值得探索。
于是每天六点半日落时分，随着日光渐凉，昂头挺胸的穆宗古们渐渐放下向日葵式的骄傲，或是急匆匆钻进计程车驶向优雅富有的郊区，或是低头弓背在内罗毕人渐稀落的街道疾行，然后闪进旅馆所在的暗巷，猛敲上了锁的大铁门——大铁门不是夜晚才上锁，而是时刻都是锁着的，除非有人进出——从门洞处压低声音喊“askari, askari（斯瓦希里语：士兵）”，生怕只差这一步就被掩藏在黑暗中的怪兽拖走。
旅馆是我们的庇护所，也是流放地。
各国穆宗古在米利玛尼路的“米利玛尼背包客”打发每个游猎之旅前后的夜晚。当天没有去游猎的一拨在玩纸牌，打乌诺纸牌和翻《孤独星球》；从马赛马拉或安博塞利或纳库鲁回来的一拨在模仿斑点鬣狗那让人不舒服的哈哈怪笑；另外则是从北至南或从南至北穿越非洲大陆在每个国家都做短暂停留的一拨，疲惫地喝着明黄色的罐装塔斯克啤酒（Tusker）。
凯文不属于任何一拨。他独自坐在餐厅火炉边的一张八人桌旁，桌上铺着红白格子餐布。
九月的内罗毕正处干季，气温在二十摄氏度上下，夜晚还是有凉意。我走进开放式餐厅时，炉中的木炭正烧得噼啪作响。环绕火炉的七张方桌都已经被一团一团的年轻旅行者占据，大笑和烛光中，我的形单影只显得突兀。
白发长者招呼我坐下，他看起来有80岁了，银白色的头发在脑后扎了一个马尾，眼睛小而深邃，抽着大使牌香烟。
餐厅的服务员走过来问我要吃些什么。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了今日推荐：乌咖喱（ugali）配炖牛肉。我问长者：“乌咖喱好吃吗？”
他说：“你应该自己试试。”
端上来的是一大团白糕，我用右手三个指头小心翼翼地捏下一点，蘸着炖牛肉的汤汁送进嘴里。
乌咖喱是肯尼亚的主食，玉米粉加水搅拌做成。虽然被我音译成乌咖喱，但它与咖喱一点不沾边，本身寡淡无味，吃第一口时觉得像在嚼橡皮泥。炖牛肉已是高级待遇，一般人家饭桌上摆的是炖甘蓝（sukuma wiki）——字面意思是“拖一周”，意思是这种便宜的蔬菜可以断断续续地吃上一周。
“怎么样？不算难吃吧？”长者问我。
“还好，有点像我们国家一种类似的东西，但也不算好吃，没什么味道。”我想说的是米糕。
“我吃乌咖喱吃了一辈子，现在已经不想再吃这个东西。”长者讲话很慢，一句一顿，他抽了口烟。
吃了一辈子？他看起来确实不像旅行者，倒像是每个旅馆都会有的一个神秘房客，餐厅厨师和院子里的大狗都和他很熟。他的英语没有任何国家的口音，我好奇地问他从哪里来。
“我是肯尼亚人。”他很强调这一点，声音低哑，夹着烟草的杂质，“我说斯瓦希里语。出生在这里，在这里长大。”
但他分明是个白人。
炉火暗了，老头子披上外套，去外面取木柴。他把干木头拨进炉子，把腿跷在炉壁旁，开始烤火。我则一边嚼淡而无味的乌咖喱，一边考虑在内罗毕的行程。
一百年前，一个丹麦富家女因为爱情的失败，赌气和情人的弟弟协议结婚。虚荣的她是为了男爵夫人的头衔，而男人则图钱。两个不羁的年轻人来到非洲大陆的英属东非，在内罗毕西南的恩贡山脚下买下一片土地，开始种植咖啡。婚后一年，富家女非但没有得到幸福的生活，反而被丈夫传染了在当时足以致命的梅毒。两人分居后，富家女和一个天性不羁的猎手兼导游发展成情人关系。
富家女渴望的是拥有，而没有什么可以换取导游的自由，“我不会因为一张纸而更爱你”。两人最终未能逃出占有与失落的魔咒，导游开始和一个年轻俏皮的女飞行员暧昧。同年，富家女的农场破产，家族集团逼迫她卖掉农场撤回丹麦，而导游则在她离开前突然死于一场空难。
富家女回到丹麦后，写出了她在非洲的生活回忆录《走出非洲》，她就是凯伦·布里克森；让她魂牵梦萦的风流倜傥的猎手兼导游是英国贵族丹尼斯·芬奇·哈顿；哈顿死前暧昧的对象则是史上第一个自东向西独自飞越大西洋的英国女飞行员柏瑞尔·马卡姆，《夜航西飞》的作者。
两个相差17岁的传奇女人成为好友，并各自用著作对同一个男人进行了悼念。这是发生在20世纪初内罗毕的故事，现在读起来就像美剧《绯闻女孩》一样精彩。
凯伦曾经问，如果我记得一首歌，它关于非洲、关于长颈鹿、关于一弯新月斜挂、关于田头的犁和咖啡采摘农挂满汗珠的脸，非洲又会否记得关于我的歌？平原上的风是否会因为我穿过的颜色而颤动？孩童们会否发明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游戏？满月又是否会在碎石路上投下一个像我的身影？恩贡山盘旋的鹰是否还会留意我？
内罗毕记得凯伦，她的咖啡种植园被命名为凯伦区，她曾居住的地方则成为凯伦博物馆及咖啡厅。内罗毕也记得哈顿，凯伦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埋在了靠近恩贡山的最高点，马赛人曾经报告说，一头公狮和一头母狮常守护在那里。而柏瑞尔的家则在恩贡山赛马场附近，在临终前几年，她还在那里被歹徒入室抢劫及暴打——内罗毕当然也不会忘记她……
我也搬了椅子坐在火炉旁边，高高的烟囱伸到屋顶外面。我搓着双手，和老头子一起看熊熊火光。
“打算去哪里？凯伦博物馆还是内罗毕国家公园？无非就是那几个地方。”他问我。
“还不能去凯伦博物馆。很遗憾，没有在来肯尼亚之前读《走出非洲》的原著，如果就这样去了，也没有什么共鸣。倒是读过《夜航西飞》。”
他笑了。“柏瑞尔，她是我见过最有趣的女人。”
我看了一眼老头子。
“柏瑞尔晚年的时候，我照顾过她和她的奔驰，我总是把奔驰擦得很亮。她喜欢喝酒，笑起来很大声。现在的时代很难再有像她那样特别的女人了。”老头子仿佛在引领我通往那个浪漫而自由的时代：壁炉边，柏瑞尔正端着酒杯和朋友们爽朗谈笑，兴致起时赤脚站上木桌跳舞。
眼前的这个老头子像谜一样。不提他的父辈来自哪里，也不说他到底多少岁了，但他说自己几乎走遍了世界，喜欢树木和女人，从年轻时就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做野外植物保护；离过一次婚，有一个卢奥族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们住在上国的乡村，他则独自住在米利玛尼旅馆的木屋。
“我应该叫你什么？”说晚安前我问他。
“凯文，凯文mzee。”
“mzee是什么？”
“尊者的意思。”
2.东丽区，一切安好
凯文mzee在知道我要去东丽区（Eastleigh）后，显出了不寻常的担心。他用红色粗笔在我的地图上标出了一条纵贯东丽区的主干道——东丽第一大道，然后郑重地告诫我：“不要走到周围的二、三、四街上去，就在这条大路上走。记下来我的电话，有什么事情马上打给我。”
在大河路附近找到开往东丽区的大巴并不难，画着闪电和虎头的黑色破尼桑排成一排，穿紫红色背心的马他突（matatu，小巴）售票员一路为我指路。我特意和一个老妇人坐在一起，她看起来诚恳而可靠。
从1991年索马里爆发内战开始，到2009年止，大概有68万索马里难民被联合国难民署登记在册。东丽区是10万索马里难民在肯尼亚寻求庇护而形成的集中社区，有“小摩加迪沙”之称，是肯尼亚的“国中国”——索马里的“飞地”。
野心勃勃的索马里企业家把将近1.5亿美元投资在这里，盖起一座座购物中心和一片片住宅区，虽然无从考证这些钱和海盗活动有多大关系。有人说，在东丽区买枪像买面包一样容易；这里的商店卖的不只是衣服和珠宝，从走私到毒品再到人蛇活动无一不包；肉贩子包起来的不一定是新鲜的牛肋肉，很可能是市面上最新式的小型武器；如果你够用心，而且愿意付出适当的价钱，连一颗跳动着的人的心脏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我压低声音问邻座的大婶：“嬷嬷，去东丽区要多久？”
她可没压低声音，大声回答我说：“大概15分钟，离市区很近的。”
“您是住在那里还是去那里办事？”我在猜测她是不是索马里人。其实一个月后我就不再有这种疑惑，因为索马里人颀长的身材、瘦削的面孔和肯尼亚的班图人有明显差别，有一种“特别的优雅”。
她是基库尤人——肯尼亚最大的部族，每两个星期去东丽区探望一次八十来岁的母亲。
我仍不放心地悄声问她：“嬷嬷，东丽区安全吗？”因为大巴的前方是几个看起来不太安全的男人，不时回头审视我这个车上唯一的穆宗古。
她笑得坦荡荡，说：“我觉得很安全，至少我在那里住了几十年都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
仔细想想也是，逃到肯尼亚的难民们一定不愿意在另一个国家滋事，而且都有老有小的；爱搞事的索马里人应该都还在本国搞青年党叛乱，顾不上分散精力来闹肯尼亚。即使东丽区都是非法交易，只要我不去刻意滋事，卖假护照、真武器和人体器官的人应该也不会主动找上我，对他们来说，引起无谓的怀疑并不是好事。
嬷嬷一路向我介绍沿途的地标：圆环路、露天市场、鲍思高中学、圣特瑞莎男校……然后我们就到了热热闹闹的东丽第一大道。
马路中间是推挤腾挪、动弹不得的各种马他突、公交大巴、拉货的卡车和零星的小轿车，大道两边是各种购物中心：莫亚莱、哈比卜、曼谷购物城、朱巴非洲流行……甚至还有一座香港购物城。虽然名字都叫得很响亮，但是样子都不太入流，远没有“购物中心”这个词本身暗示的一站式、明亮、舒适、购物娱乐一体化的氛围，看起来更像是民宅改造而成的三层批发市场。马路两旁界限并不明显的人行道上挤的都是商贩，经营范围从服饰到面纱，再到玩具、地毯、烤玉米。
整条街没见到一个外国人，倒是穿着黑袍戴着面纱的女人们很是显眼。听到穆安津的唤礼声从看不到的清真寺传来，大概是晌拜的时间了，我顿觉安心许多——总是对穆斯林有着说不清的信赖感。索马里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在普遍信奉基督教的肯尼亚，尤其是内罗毕，还是颇为小众。
我穿着拖鞋，在泥巴路上跳来跳去，尽量显出熟门熟路的样子，但还是一个不小心整个脚陷进了泥淖。天这么晴，哪儿来的积水呢？看来东丽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排水问题。因为担心安全问题，所以没有背包也没带相机，只在兜里揣了几百先令，我买了烤玉米当午餐边走边吃。卖翻版影碟的小贩大声吆喝，几乎是炫耀地把中国功夫片塞到我眼前，还不停努力与我沟通：“Chin-Chong-Chin。”不止他一个人，几乎每个与我打照面的人都会说上一句“Chinese”，附加的一句就是“Chin-Chong-Chin”，并坚持认为这句话一定是中文。
我决定在东丽区做些什么，于是决定去洗头。一块粉红色的招牌上写了“××美容”，我掀开布帘刚准备进去，一声尖叫先把我吓了一跳，接着看见一个身影匆忙闪进了里屋。我赶紧退出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短发的小姑娘掀开布帘一角，她从里面看我，问：“什么事？”
我尴尬地说，只是想洗个头，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个女士给吓着了。
胖乎乎的小姑娘笑得花枝乱颤：“她以为你是个男的！”
她招呼我进去。一个洗头池在门廊处，里屋是一个头上裹了大毛巾的瘦削女人，她似乎惊魂未定。我觉得有些不满，虽然本人身材平板，但也不至于像个男的吧？
小姑娘让我别介意：“她们是穆斯林，你戴着帽子，又穿牛仔裤，她以为是男人闯了进来。”瘦削的女人仍在打量我，我把帽子摘下，长发披散在肩上，让她看个清楚，她就笑了。
“你知道，她们索马里穆斯林的规矩很多，我倒无所谓。我不是索马里人，我是肯尼亚人。”小姑娘叫达玛丽丝，英文很流利，能说会道。她兴奋地问我：“只是洗头发吗？要不要编发辫？说真的，这还是第一次有穆宗古到我们店来。”
达玛丽丝介绍说旁边的女人是老板娘，她只是来帮手的。老板娘已经不怕我，走到我旁边，指着我的破洞牛仔裤叽里呱啦对达玛丽丝说了些什么，接着又去里屋让另一个年轻些的女孩出来看，看来对我的牛仔裤很好奇。
“她们觉得你很穷。”达玛丽丝咯咯地笑，“牛仔裤破成这样还在穿。”
嘿嘿，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来肯尼亚之前我把新买的包用鞋底蹭上灰，触屏手机也换成了磨损的键盘机，带的是最普通的布鞋和20元一双的“人”字拖，接下来的北部之行还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所以尽量让自己隐蔽些。
我坐在镜子前，身后的老板娘和女孩在用索马里语聊天。女孩拿过老板娘的手，开始用盛着乳液的纸筒练习手绘花纹。达玛丽丝让我稍等，拿了电棒插进水桶里，开始加热。布帘又开了，三个黑袍女人闪身进来，翻开眼睛上面的额布，拿下脸上的面纱——三个年轻的女孩。看起来是熟识的人，达玛丽丝径直去拿了一条米黄色的礼裙出来。
“她们来看结婚礼服，我们这里可以租借。”达玛丽丝尽职地向我解释。
礼裙看起来已经很破旧，袖口都有污渍了，想到要穿这样一条裙子结婚，我有些替新娘惋惜。其中一个女孩拿着裙子比画了一会儿，似乎也不满意，三个人又重新把脸遮好，离开。
“穆斯林的婚礼不是应该穿传统的服饰吗？”我问。
“她们打算办两次婚礼，一次是传统的伊斯兰婚礼，一次是西式的婚礼。”达玛丽丝得意地说，“你呀，还好遇见了我，她们都不会说英语，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你怎么会说索马里语？”
“我就在东丽区长大，所以会说斯瓦希里语和索马里语。”
相继有索马里女人进来，有的只是进来看看，和老板娘打了招呼就走，有的是来预约做头发。我尝试性地向她们问好：“Assalaamu alaikum.”她们显出了惊讶的神情，回答我：“Wa alaikomoasslaam.”但她们更常用的问候是一句简单的“Fahien”。
达玛丽丝抓着我一大把几天没洗的头发，满眼的羡慕。她说：“你知道吗？我们都没有头发，很想要像你这样的长发。”没有头发？我指着她直直的短发问：“这不是你的头发吗？”
“这是假发。我自己的头发在里面，编得很紧藏在假发里。一会儿有其他人来做头发的话你留心看，都是很硬很卷的短发，长不长。”
原来是这样！所以关于中国的假发生产商最大的出口市场是非洲的说法，不是瞎编的。
她向我介绍了好几种编发的工艺，包括拉线（lines）——把头发分成细细的一缕一缕的，贴着头皮编成细细的垄沟，会很疼，这种发型不用接发，价格也便宜；玉米田（cornrows）——接上纤维假发后编成一大坨的辫子；骇人长发绺（dreadlocks）——鲍勃·马利的发型。
虽然心里很想做一个试试，但是为了后面的行程着想，我还是决定等一个月后回到内罗毕再说。顶着一头不能洗、不能梳、连觉都睡不好的头发，我的北部部落之旅不会好过。旅馆里的一个美国女孩曾把她满头的长发编成了细细的辫子，第二天就疼痛难忍，解也解不开，一怒之下把头发咔嚓全剪了。
我洗了一个痛痛快快的热水头。吹风时，一个小女孩在一旁编发线，果然，达玛丽丝把她满头的小辫子拆开再用刮梳用力刮开后，女孩顶着的就是可爱的爆炸头。她说自己每个星期都换个发型，所谓的换发型也就是把发线移到前面，移到后面，编成弧线，编成直线，或者编成“之”字形。达玛丽丝双手飞舞，每一条小辫子用不了两秒钟就成形，发尾处连皮筋都不用扎，紧得拆都拆不开。
在达玛丽丝的坚持下，我好不容易洗干净的长发又被抹上了一层黄绿色的发油，目的是滋养头发，自然，它变得比之前更黏更沾灰了。
这是我无惊无险的东丽区探索之旅。
两个星期后，东丽区发生手榴弹袭击，一个九岁男童被炸死。
3.阿里带给我的一夜
阿里有一辆重型机车，日本本田，就停在“米利玛尼背包客”的院子里。他和我同住一间八人宿舍，睡在我对面的上铺。他的床堆得乱七八糟，三个头盔、两套西服、无数T恤和几本小说。阿里的鞋子很重，夜里一点回来时像巨兽。
阿里是28岁的巴基斯坦裔肯尼亚人。
“所以你是个什叶派？”我和阿里一起吃饭时问他。
他有些吃惊，问我怎么会知道。其实如果他不叫阿里而叫另一个穆斯林名字，我都不能这么讨巧地猜中。因为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相信阿里是先知继承者的一派穆斯林被称为什叶派；而不承认阿里，维持原有传统的一派为逊尼派。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中，逊尼派占大约九成。
阿里的爷爷辈很多是乌干达铁路的筑路工人。1903年，英属东非没有合适的技工，所以英国从英属印度的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抽调了三万名劳工，大多数人在铁路竣工后都回了印度，六千多人留了下来。1947年，英属印度大分裂，根据宗教信仰分成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而原先完整的旁遮普邦也被分成了东西两块，西边的一块属于现在的巴基斯坦。阿里说，自己是巴基斯坦裔。
知道我只身去东丽区探险之后，他特别兴奋地问我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
其实没有，洗完头后达玛丽丝带我去一家小吃店喝了杯甜茶，外加两个油炸面包圈——曼达滋当下午茶。阿里特别遗憾，说东丽区是他的地盘，那里的东西便宜又好吃。以前他在那里做改装车生意，中午常去一家很棒的埃塞俄比亚餐厅吃饭。
“明晚你有空吗？没事的话我带你去尝鲜。”阿里又补充一句，“我们骑摩托车去。”
再好不过了！我就没看过夜晚的内罗毕，因此天一黑就躲回旅馆乖乖待着。
约好第二天晚上七点碰头，我早早就回到了旅馆等着。他风尘仆仆地骑着摩托车从外面回来，把一盒果汁交给我，让我帮他拿着，说：“我们穆斯林不喝酒。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很没劲。”
“不会，我尊重你们的宗教礼俗。”不过关于为什么去埃塞俄比亚餐厅要自带果汁，我还是有些疑惑。我接过他递过来的头盔，拿在手里至少有两斤重。
“我出过一次车祸，就是头盔救了我，只有一点儿手臂擦伤。一定要戴。”我硬挺着脖子戴上，觉得摇摇晃晃，脑袋都支不住了。他则穿上了很像交通协管员的黄绿色荧光背心。
内罗毕的交通拥堵问题很严重：没有地铁，没有高架，公共交通以马他突为主，有数量极少的交通灯，秩序基本靠交警比画控制。中产阶级都爱开车上下班，私家车数量多得惊人，市区并不宽的主干道上还有无数英国殖民者留下的遗物——转盘。每天的早晚高峰时间，几条大路被堵得结结实实，上班族在路上耗费三四个小时是常见的事情。我这样的路人幸灾乐祸地看着司机们挂挡，挪一步，又歇菜，半天再挪一步。开车的人读报纸，涂指甲油，用手机聊天，听音乐……大家看起来都并不气恼，似乎在漫长的车程中可以完成不少琐事。
夜晚的内罗毕并不热闹，除了酒吧和俱乐部附近有些动静，几乎没有人在街上闲晃，和白天迥然不同。摩托车停在肯雅塔路和自由路交界的大转盘处，所有车辆都在等着交警的一个手势。我们的车头没有灯，所以阿里很小心地停在夹缝里。他递给我一支手电筒，要求我等会儿给他打灯。
“我们到底是去哪里？不是去东丽区吗？”我终于忍不住问他。
“啊，我忘记告诉你了，行程更改，我们去朋友家吃饭。刚巧她们今天约我过去，我说和你有个约会，她们就说让我把你也带去。不介意吧？”
我倒无所谓，问：“是个派对吗？”
“只是朋友间的聚餐。你会喜欢她们的，其中一个姑娘只有一只手。”他镇定地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一次交通意外。她被截肢，现在戴着一只假手。”
我打着手电筒给阿里照路，山路一片漆黑，他飙得飞快，还不时腾出一只手拍拍我的膝盖，问我好不好。
我对他的了解局限于三天的旅馆生活，他在各国的旅行者中都很受欢迎，给穿越型的西班牙摩托车手提路线建议，把荷兰高挑的金发姑娘们逗得哈哈大笑，为思乡的美国小伙子们订购比萨……只知道他在乌干达和肯尼亚两处来回奔波，做的是电脑和运输的生意，但我出于一种直觉非常信赖他，虽然他称我为“史上最愤世嫉俗的中国女孩”。
他的摩托车停在一座山坡旁的高压灯塔旁，我开始期待一处刺激的篝火派对。他摁了几声喇叭，没有回应。难道是在打暗号？他又打了个电话，然后阴森的铁门徐徐打开，一个丰满的年轻女人出来迎接我们。他们拥抱着问好，然后她也拥抱了我。我偷偷看了一眼她的手，不是假的。
“艾米在里面，已经等你们很久了。”她转身问我，“你还好吗？坐摩托车很冷吧？”
她领着我们走进一处类似于房车停车场的荒地，四处都是杂草和灌木，没有人的迹象，黑猫从脚边跳过——这就是艾米的住处。木头方桌放在平房边的大树下，桌上放了烛台和健力士黑啤，一个姑娘正在生篝火。她抬头看我们，极漂亮的大眼睛，乱糟糟的短发。她的声音沙哑而性感：“你们能不能再晚点！我的穆萨卡都要凉了！”讲话时她的嘴唇微翘，一股粗犷的英国北方腔。
她走过来拥抱了阿里，然后拥抱我：“嘿，中国女孩，你就是他的约会对象吧，把这里当自己家，不要客气。”
阿里在旁边也不解释，只是坏笑。
爱丽克丝是刚才迎接我们的女人，艾米的表妹，但看起来比艾米年长成熟很多，她讲话温文尔雅，是附近一所小学的心理辅导师；艾米则是甜美直率型，看起来娇小而瘦削，有摇滚范儿，常常把F打头的那个英语单词挂在嘴边，喜欢音乐和啤酒，爱笑。
艾米领我进房间洗手，自己去厨房端晚餐。我趁机参观了她类似于房车的住所，虽小却布置得很温馨。客厅里是两人座的沙发，窗帘是粉色的碎花，一台老式电视机旁堆了很多影碟，看来这是她主要的休闲方式。一阵浓香传来，艾米端了一大盘像肉酱的食物走出厨房，让我帮忙端薯块和沙拉。
这就是希腊的传统美食穆萨卡，艾米向我们每人盘中舀了一大勺，自己只夹了些沙拉。“做饭的人吃不下，做的时候已经吃饱了。”她用右手打开烟盒，夹烟，用烛台点烟，一气呵成，左手则小心翼翼地藏在黑暗中。
温热的穆萨卡吃起来像是意粉上的配料，有肉末、茄末、番茄碎，还有很浓的蛋香味。
“还是你妈妈的配方吗？好久没有吃到了，真的很想念。”爱丽克丝问。
“是，客人不喜欢换配方，所以我还是自己用奶油和蛋黄来做贝夏梅尔调味酱。”艾米在事故之前曾是好几间俱乐部的DJ，现在则在做外包膳食，有固定的客人会提前打电话下订单，让她做数十人的穆萨卡。
艾米抽着烟，偶尔停下吃口沙拉，剩下的时间都在给我们讲“故事”——故事，是肯尼亚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
“你们看了新出的鲍勃·马利纪录片吗？四个小时，但是真的很棒。几年前我在一次纪念演出上见过丽塔·马利（鲍勃·马利的妻子），我冲上去对她说，我可以亲吻你吗？她说可以。她真的很酷……”
“爱丽克丝你还记得吗？上一个我们认识的亚洲人还是你小学时的朋友，那个女孩就是个婊子，表面上和你要好，背后却在讲你的坏话，说你胖。你回来跟我哭，还是我出手教训的她……”
爱丽克丝幽幽地转头对我说：“艾米把她的头塞进马桶里……她为我打了不少架。”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在罩着你，直到后来你开车把我送到戒毒中心，我还完全被蒙在鼓里，你有时真的不动声色……”艾米滔滔不绝。
爱丽克丝尴尬地看了阿里一眼。
艾米仍在滔滔不绝：“跟你们说，我在哈瓦那酒吧糗大了。几个星期前我在那里跳舞，跳得太high（兴奋）了，假手太碍事，我就把它拿下来放在我的包里，包留在凳子上。结果跳完舞回来，发现我的包整个没影了！包不贵，包里也没多少钱，可是那只手要7000美元！我要是跟我爸说，他非从希腊飞过来杀了我不可。我猜谁捡到那只手都不敢留着，肯定会交回来给哈瓦那的人，所以就在男女厕所都贴了告示，悬赏我的手，交还者奖励1000美元。你们猜怎么着？一个星期都不到，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捡到了我的手，问我什么时候给钱。他就是哈瓦那的服务生，还以为我不认识他。他要那1000美元，我丢了200美元给他。拿了我的手还不肯主动还给我，这是个教训……”
艾米讲话很快，很多我都听不太懂。如果我的英文再好些，就能听出她的冷幽默和自嘲的桥段，而不是跟着爱丽克丝和阿里一起一笑而过。虽然我和她没法儿用语言好好交流，但觉得自己懂她，似乎明白她大笑的外壳下的骄傲，她细腻、易怒、歇斯底里，却也让人怜爱。
回程的路上，阿里说，其实自己是很爱批判的人。“我看不起那些逃到毒品和酒精里的人，觉得他们都是懦夫。可是对于艾米，我没办法讨厌她。两年前她出的车祸，现在才29岁。我不知道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能不能比她更坚强。”
批判。我们又是谁，凭什么？有人需要致幻剂忘记苦楚，有人在青年旅馆经营生活，有人飞了13个小时，在异国他乡的奢华购物中心门前与拾荒人坐在一起吃矿泉水加面包。隐匿在肯尼亚的外国脸庞背后，都有一个离奇的故事。谁的生活如白瓷一样完美无缺，无懈可击？
我们只需要问自己：这样的生活的确是自己想要的吗？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一丝混沌吗？
只要能确凿地回答这问题，便不会对任何人有歉疚，也不会对自己有失望。只要能在黑暗来临时不闭上眼睛，而是睁大双眼，直视究竟什么会来到，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比内心的犹疑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