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位十五岁的女孩来到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上班后，她就无意再隐藏年龄的秘密。事实上，她还把她的姐姐介绍到工厂里来，说她才是那张身份证上的“陶玉然”。当然，真正的陶玉然的确也需要一份工作。既然名字都已经进了名册，那个女孩儿又站在跟前，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老板们当然别无他法了。他们给她在那台机器的生产线上安排了一个位置。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处理那个假的陶玉然。其实，她的名字叫作陶玉凤（音译），还有差不多一年才十六岁，中国的法律是禁止雇佣这么年轻的人做工的。可事实上，这种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求职者会使用假身份证。有人如此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你又能怎么办呢？于是，老板们让那个女孩子留了下来，在流水线上培训她做胸罩衬骨。
下一个要考虑的陶姓人，名叫陶非（音译）。他是这个家族的老大，长相跟这样的角色很相配：个子高大，体格魁梧，有着当兵人一样挺直的身板。他的头发花白，剪得很短。他的脸庞瘦削，面颊凹陷，不停地抽着西湖牌香烟。在他两个女儿的身上，找不到这个人的一丁点儿影子，至少从表面看来如此。这两个女孩都有着柔弱的、孩子般的特点，缺少父亲身上的那种威严仪态。不过，当这个男人笑起来的时候，有着一点点相似——他跟他的两个女儿一样，透出某种伶俐的眼神。那是一种天生的聪明，夹杂着决断和果敢，这样的眼神正是陶家三人带到工厂里来的一种品质。
原来，这家人在安徽省靠种田为生。他们住在太和县陶楼村——从字面意思来看，那个地方算得上是“陶家的庄园”。实际上，那儿的所有人都姓陶。不过，尽管叫“陶楼”，可他们多半穷得舔灰。以前，老陶和他老婆在不到一亩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和黄豆。他们生养了三个孩子，三个子女的顺序跟农村经典的排行顺序一模一样：女儿、女儿、儿子。跟许许多多农民一样，老陶和他老婆通过交罚款的方式来规避计划生育，直到生了个儿子才心满意足。
近几年，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年轻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陶楼村。通常情况下，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一辈人，他们耕种着田地，靠孩子们在厂里打工挣钱寄回来维持生计。不过，老陶和他老婆也想打工，于是，他们一家人一起离家外出。到了丽水，他们从一个农民手里租了一套房子，每个月的租金也就一百七十多元。那套房子是土坯砌成的墙，铺着廉价的地砖，面积不足十四平方米。陶家五口人全都住在这里，晚上还要用来堆放货物。老两口算得上是开路先锋中的一员，他们在调节环制造厂的附近安顿下来，摆了一个很小的杂货摊。这个杂货摊仅有一张长条桌，盖着一张防水布，摆着一些专供打工者购买的廉价商品：低档的电池、塑料刮胡刀、洗发水，以及别的廉价梳洗用品。货摊旁边，老陶的妻子正在一台脚踏式天鹅牌缝纫机上忙活着。为工人们改制服是她的专长：工厂的打工妹们一般都不喜欢厂里发给她们的那些松垮垮的工作服，于是，她们来到陶家开的缝纫摊，花上两三块钱，把工作服的大小改得更合适一些。这项活计的收入比较稳定，此外，他们还从废旧杂志和旧书买卖中获得一些收入。每个月，老陶都要去丽水城区的国营新华书店，以一元三角左右的价格购买废旧杂志。在他的杂货摊上，这些废旧杂志可以卖到一元五六角。他也做以物易物的买卖——打工者可以用两本杂志换走一本。这都是老陶获利的手段。对安徽人来说，这样的营生十分平常。因此，他们以在工业城镇开设小摊小铺而出名。
陶家人是在听了同村人的介绍后来到丽水新建的经济开发区的。一段时间里，更多的亲戚跟了过来。隔三差五地，某个表兄妹或者侄儿侄女进入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有时候，厂里边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竟然都是陶家的人。老板们仍旧需要临时性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处在起始阶段，而陶家总有人愿意临时性地干上几个小时的活。他们是驻扎在丽水的斯诺普斯家族——一旦这个家庭站稳了脚跟，其他人就紧跟而至。
先把最年轻的人派出来，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天才。如果让老陶最先进入工厂参加招聘，他肯定不可能被雇佣，因为年龄太大——老板们是不会招聘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头的。即便老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每介绍一个女儿或者表兄妹进厂，都得向别人求情，那样的角色当然十分尴尬。相反，他们派出了最年轻的女孩子，拿着她姐姐的身份证前来应聘——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之举。随后，她的父亲跟着进场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也正好愿意做那些收入极其微薄的活儿。一旦老陶进到了厂子里，他就有机会掌控自己的两个女儿，而且保证她们的收入不会拿得太差。他把两姐妹每个月的薪水收起来统保管——姐妹俩从没有碰过自己的薪水。
小女儿玉凤上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她告诉我，她一直都算不上好学生，而每年的学费却要八百多元。“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觉得给我家里形成了很大的负担，”她说道，“我对于辍学一点也没有感到难过。”即便她仍旧留在学校，也不过是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地离校而去。因此，她觉得还不如早一天离开校门，到工业城镇尽早开始自己的职业之路。来到丽水之后，这个女孩子寻思着，到了十八岁，她就可以到别处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来干——到那时，她的年龄不再是不利条件，她可以到大厂找工作，那样的地方会认认真真地检査身份证，还会发放正儿八经的工作服。她很喜欢到制鞋厂工作，也许在那里她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己开一家工厂。“如果我开了厂，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然后回老家去修一栋房子，”她跟我这样讲。“一栋真正的房子，两三层楼那么髙。我爷爷奶奶就可以住在里边了。”举家外出的头几年里，这个女孩一直由爷爷奶奶照看着，因为她那个时候太小，没办法跟着父母亲外出。现在，老人们成了她和那个小村子唯一的联系。一次，我问玉凤，她爷爷奶奶长什么样，那女孩沉默下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她爷爷奶奶的事情。
在厂里，她主要处理胸罩的衬骨。具体的工作，是把那些U形铁片一个一个地放在盘着的细长松紧布之间，一条松紧布可以放得下五十七个衬骨。接着，衬骨的两端要蘸上一点尼龙粉，然后送进工业烤炉中进行烘烤。在厂里，玉凤干的活儿是为数不多的、不以上班时间计算报酬的工种。玉凤干的是计件的活儿，工厂根据她安放的衬骨数量支付报酬。更准确地说，她的薪水以副为单位计算——毕竟，衬骨的数量跟胸罩的个数是相关的。在工厂里，大家觉得计件的活儿是流水线上级别最低的工种，一般只有年龄不够的工人才愿意从事。
每放置一副衬骨，玉凤可以挣到五分钱。一开始的时候，她对活儿不熟悉，一个小时只能挣到两元钱。但是，这个女孩十分机灵，学得很快。没过多久，每小时就能挣到六元四角了，这比丽水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高出一倍。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我都数不过来。
一天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全部都是B75型号。这家工厂采用的是欧洲算法，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我的提问：咔嚓，咔嚓，咔嚓。她说，她喜欢安放衬骨，不喜欢安放调节环。
“做这个不需要用到机器，”玉凤解释道，“如果要用到机器，那得靠机器来决定节奏。这样的话，更自由些。我想干就干，想干多久就干多久。”顶针上下翻飞着：咔嚓，咔嚓，咔嚓。那女孩继续跟我聊着：“实话实说，我经常会感觉到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
各大工厂开始投产之后的头几个月里，经济开发区里边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娱乐项目可供选择。没有戏院，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机，也没有修建起开放式的公园。不过，大街基本上起到了那样的作用——街上车辆不多，任何人只要在马路上摆个临时性表演摊，谁都可以使用。到了晚上，在遂松路上，某个小老板会摆上一台电视机，接上卡拉OK机，每首歌一元的收费标准开始营业了。有时，也会有某个巡回表演团驶下高速公路，给当地的人们带来另一种娱乐方式。低档次的演出——尤其是带有靠运气赌博性质的演出——十分常见，不过，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表演。有一次，一支传统婺剧团在遂松路的中心位置支起一个木制舞台，连续一个星期，每晚都进行演出，吸引了几百名观众观看。在经济开发区，这样大规模的演出活动通常是免费观看的，因为有大公司提供赞助。像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样的大公司将服务对象锁定为数量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这批人就这样助推了娱乐市场的发展。年轻的工人们离家在外，到了晚间便无事可干，很多人甚至是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有一周，红星杂技艺术团来到了城里。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玉康大货车，这辆大货车进行了改装，侧厢板变成了幕布，上面印着彩色的图片，图片上是一群女人，穿着比基尼。幕布的中心部位挖了一个窗口，算是临时的售票处。在车尾对着的地方，他们支起了一顶帆布帐篷。电子扩音器的音乐响起来了，在整条大街上回响着。幕布的四周挂上了横幅：
杂技团巡游四海
迎来八方观众
欢迎大家观看！
他们停车的地方，就在遂松路上，跟同丰人造革公司离得很近，离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也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附近还有另外两家仿皮公司：金玉和华都。杂技团选择这样的地方落脚，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他们知道，仿皮厂雇佣的多半是男工。因此，他们在傍晚时分把那一大幅比基尼图画的大幕撑了起来。那是工厂交接班的时候，也正是经济开发区展现魅力的时候，所有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很快，四五十个人围拢在幕布的周围，杂技团的人开始对着麦克风说话了。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道，“老板们，工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欢迎大家观看杂技表演！我们知道，大家辛苦了，干了一天的活儿，都累了。欢迎大家前来观看表演，放松放松！”
这位拉客者皮肤黝黑，骨瘦如柴，高颧骨，眯眯眼。他穿着细条纹套装，套着马甲，表袋里挂着一根廉价的黄色链子。他穿的那件衣服有些宽大，在支帐篷的时候沾上了不少的尘土，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个稻草人。尽管瘦弱，他的双手却很粗大，手腕的肌肉也很发达——手臂更像是一个农民。他用有些缓慢、有些黏糊的强调招徕着观众。“工——友们——，老——板们——！”他高声叫道。“兄——弟们——，姐——妹们——！今晚，我们将会进行专场演出……”
如果观众中间有老板的话，我没有认出来。此外，也没有姐妹。幕布上的比基尼招徕的只有男人：他们在那大幅广告跟前转悠着，听着拉客者的吆喝。很多人都穿着各自厂里的工作服，有些还戴着安全帽。杂技团每人收费五元，比普通工人一小时的薪水略高一些。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拉客者极其耐心地把他们劝进了帐篷——“工——友们——，老——板们——！”——总的算起来，他们拉到了七十名观众。观众们坐在窄窄的凳子上，面朝着一个粗陋的台子，搭台子用的木板连油漆都没刷。
表演开始了，一个中年妇女首先演唱了一首爱国歌曲“走进新时代”，以歌颂改革和发展。之后，两个女孩儿穿着胸罩、短裤和白色短袜走上了舞台。一个女孩儿高而瘦，另一个矮而胖，她们和着电子音乐的节奏跳起了舞蹈。她们无视节奏的存在，也无视彼此的存在，好像只是在随着自己脑子里面的旋律舞动着。两个女孩儿没有笑容，眼睛也一直盯着脚下的木板条。偶尔，那位拉客者——现在充当起了司仪的角色——对着麦克风吆喝着：“姑娘们，摇呀！摇呀！摇呀！摇呀！”
观众们一片沉默，唯一有生命的迹象，是那黑暗中闪烁着的烟头。男人们看上去眼神茫然——人们闻了十个小时的仿皮味儿，然后又来观看这样怪头怪脑的表演，那种表情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年轻男子走上舞台，心不在焉地表演了一段霹雳舞。接下来，穿着短裤和短袜的那两个女孩儿又回到了舞台。她们表演之后，一个面带肺痨病人那种疲态的老头走上舞台，抿着嘴唇对着观众笑了一下，给大家唱了一首流行歌曲“青藏高原”。接着，一男一女上台表演了一段喜剧小品。表演结束时，男演员的拉链划开了，女人则抄起了一把剁肉刀。这个节目之后，那位司仪走上舞台，给大家演起了一段冗长的独角戏。他讲起了他的童年往事，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大人们都外出务工了，他如何孤独地成长着。他的爸爸和妈妈都离家进厂了，多年来杳无音信，只好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这让他不禁心生愧疚。后来，他独自上了路，来到沿海地区四处寻找，寻找自己的父母亲。他沿着一个个工业城镇打听着，但一直没有找到。再到后来，这个善良的杂耍团收留了他。独角戏表演到尾声时，一个女人从舞台的边上钻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刚煮好的饭菜。“妈妈！妈妈！”司仪哭喊着，可那女人还是走下了舞台——原来，那只是一场梦。
讲完自己的故事，司仪端着一只碗绕场走了一圈，希望观众中有人慷慨解囊。男人们的脸上依旧面无表情，不过还是有两个人捐了几个小钱。轮到肩术表演时，他们的募捐稍微慷慨了些。进行肩术表演的是另外一个人，只见他走上舞台，将肩胛骨挤出关节窝，随着募集现款的那只碗在帐篷里慢得揪心地绕场传递着，表演者的身体也在痛苦地扭动着。为肩术表演画上句号的，是另一个跳着舞的女孩儿——脸上没有笑容，双眼盯着木地板——慢慢地褪下短裤，面向观众裸露着身体，足有五秒钟之久。到此，观众们终于有了反应：男人们低语着站起身来，嘴里的香烟依旧闪烁着红光。接着，表演结束了，音乐停止了，观众们退出了帐篷。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同丰人造革厂的窗子里亮起了上夜班的灯光。
红星杂技艺术团来自河南省一个叫作小红的贫困乡村。他们其实就是一大家子人：三兄弟，和他们的父亲、一位叔叔、一位远房表亲，以及几个年轻人的配偶。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残疾人，也是他们的乡邻，一路上帮他们煮煮饭，做做清洁卫生。到了晚上，他们就睡在改装卡车上那一排排的双层床上面。几对夫妻都有小孩，但都留在了乡下，由年老的亲戚负责照料着。
杂技团的人很好相处，也很健谈。第一天的演出结束后，我跟他们一起就在卡车边上吃着饭。那位精瘦的司仪名叫刘长福，已经有十五年的表演经历。他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说到自己知识的局限，他十分坦率。“我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他对我说。对于表演，他也没有抱过幻想。“真蠢，”他说，“我们的水平真的很低，连套正规的服装都没有。”
正是因为质量不高，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换个地方表演。“人们看了表演之后，就再也不会花钱看第二次了，”刘司仪解释道。只要可能，他们就会在工厂的附近支起帐篷，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他们最理想的观众群体：这些人十分无聊，而且要求不高。各处的经济开发区为他们安营扎寨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每一年，红星杂技艺术团都会沿着新修建的高速公路，走遍沿海地区，从一个工业城镇走到另一个工业城镇。最近，他们从江苏省南京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启程，一路向南走到了这里。上个星期，他们被赶出了永康市，也就是以制造电子衡器闻名的那个小镇。
那也是他们只得不停地赶路的又一个原因：因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不合法的。他们没到文化局登过记，改装的卡车也没有得到批准，十一个团员中连本驾照都没有。他们还表演脱衣舞，这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禁止的行为。就在这次巡演的途中，他们因此被赶出了南京和杭州。
“只要我们遇到了麻烦，”刘司仪说道，“我就说，‘好吧，我们这个团那么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是不想麻烦文化局的同志们！’一般情况下，那样说还是很管用的，他们也就不管我们了。”
不过，他们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开发区，娱乐性质的艺术团和音乐会已经越来越常见。就在丽水市，他们在仿皮厂附近表演的那一晚，另外一个剧团也在同一条大街上进行着表演。刘司仪认为，那肯定会影响到票房。于是，第二天，红星艺术团开着车往南走了一段路，几乎到了经济开发区的边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半小时后，他们把车停在了工厂区跟一大片农田交界的地方。也许不久的某一天，这个地方也会变成又一个建筑工地，但目前来说，当地人仅仅把它当成了一处垃圾场。到处都是一堆堆的垃圾，还有成群的苍蝇，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我们头顶的天空飘散着仿皮厂排出来的褐色烟雾。不过，刘司仪对这个地方十分满意。“这儿有个村子，那儿也有一个村子，”他说道，“边上还有个工厂。”他指了指那一排排的楼房：一家仿皮厂，一家化工厂，一家不锈钢厂。在刘司仪眼里，它们都成了潜在的顾客，而那些污物则是奖赏——有了它，大家的期待值都会保持在最低点。
他们刚开始支起帐篷，几个村民踱了过来。刘司仪的父亲向其中一个村民打听，最近有没有什么别的人来表演过，那人点了点头。“很多啊，”他回答道，“今天晚上还有音乐会哦。”
大家都愣了。父亲再打听是什么样的音乐会。
“免费的音乐会，”他说道，“中国移动的。”
他们都耷拉下了脸——对于杂耍表演者来说，再大的沮丧也不如“中国移动”的竞争更让他们感到沮丧。经过紧急磋商，杂技团决定派父亲去执行侦察任务，其余的团员留下来继续撑帐篷。不过，他们也抬头看了看天，天空不仅布满仿皮的废气，还充满了更加不祥的预兆。“中国移动”和大雨——如果警察出现，那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昨天晚上，他们只挣了不到八百元钱。过去两年时间里，他们的收入持续下滑，因为不断遇到新的竞争对手，他们从刘司仪每晚都要表演的“迷失的打工者”这个独角戏中得到的捐赠也大不如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从别的杂技团那里学到了这个节目。他解释道，这个故事能够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中的多愁善感：一定要是某个离乡背井之人的故事，最好是双亲尽失，或者是弃儿，或者是老婆被拐跑。因为观众多为男性，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无法企及的女性人物，那也正是刘司仪以梦境结束表演的原因。对于那个故事，他有两个版本可演：有时候是一个孤儿梦到了自己的母亲，有时候是他梦到了自己失踪的妻子。如果是梦到母亲，她出现的时候会端着一碗饭；如果是妻子，她会抱着一个孩子。刘司仪一直没弄明白，哪个版本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此，他在节目单上一直保留着两个版本。在他们那只用来求施舍的碗里面，一般能装上四五十元钱。不过，也有那么一两次，有人扔进了百元大钞。“也许，那个故事让他感到有些悲伤，”刘司仪说道，“也许是他们觉得好玩。我也不明白。”
没过几分钟，父亲执行完侦察任务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传单，上面带着令他们感到倒霉的标志：“中国移动”的徽标，以及“免费演出”这几个大字。该公司正在促销一款新的手机卡，每分钟只收一毛八分钱。
“我们要走，”刘长福说道。
“不一样，”他父亲说道，“他们是演唱会，我们是耍把戏。”
帐篷已经撑起来，云朵变得更阴沉了。就在他们讨论这事的时候，“中国移动”的表演场过来了五六个人。他们二十来岁的样子，穿着光鲜，一看就是城市人。他们穿着领尖钉有钮扣的白衬衫，脖子上挂着个大大的“中国移动”的身份牌。他们的样子并不像是在生气——只是出于好奇，有点自大，更有一点瞧不起人。在垃圾满地的田地里，他们跟刘家的一大家人面对面站立着。
“你们表演什么？”“中国移动”的一个人问道。
“杂技，”父亲回答道，“什么都有。”
“中国移动”的那个人走到画着比基尼女郎的幕布跟前看了看。“你们的女人在哪里昵？”他问道。
“她们在帐篷里边。我们正在做准备。”实际上，那些女人一直要等到表演开始才现身。这样一来，那些可能掏腰包的顾客才不会看到参与表演的女人远远没有幕布上画着的那些女人漂亮。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表演是免费的？”“中国移动”的人问道。“如果看我们的表演不要钱，是不会有人到你们这儿花钱看演出的。”
“没事，我们的表演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
“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型的演出。”“中国移动”的人仰着脑袋说道，“我们的表演总共花费了五千块钱。”
“我们的设备还可以，”父亲说道，“我们的表演是用电脑控制的。”为了显示证据，他朝着一只大盒子指了指，那里面装着一台坏掉的雅马哈电子琴。
“你们的门票多少钱？”“中国移动”的人问道。
“五块。”
“那么便宜！”
“中国移动”的人指着我问道：“这个老外在这儿干什么？他要表演吗？”
“是的，”父亲回答道，“他跟我们是一起的。”
我决定让这事就这么过去得了——我一直都没有说话，“中国移动”的人一定以为我听不懂中文。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父亲的胆量，他挺着胸膛，跟“中国移动”的几个小伙子对峙着。一下子，他们全都不说话了，也许在想象，竟然有一个外国人和一大群身穿比基尼的女子同台演出。不过，他们很快又自鸣得意起来。“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搬到其他地方去，”“中国移动”的人说道。
“我们就要在这里，”父亲高声说道，“你们招徕你们的人，我们招徕我们的观众。”
几个年轻人摇了摇头，纷纷离去了。父亲的脸上显露出骄傲、不服输的神情，抄着双手，看着“中国移动”的那一伙人渐渐走远。直到他们走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他才转过来跟几个孩子说话。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他说道，“只要那几个家伙在这里，我们是不会有观众的。”
半个小时后，他们收好帐篷，重新上路了。几滴大大的雨滴落了下来，他们朝北一直开去，直到找到一块空地才停了下来。不过，当地一个工人告诉他们，就在头天晚上，一家医药公司刚刚主办过一场免费的音乐会。接着，他们又到一家拉链厂附近试了试，不过那个地方太狭窄。最后，他们找了个前景不错的地方，旁边是另外一家叫作苏恩优的仿皮厂。就在他们支好帐篷，音乐才刚刚响起的时候，一辆警车出现了。
那是我在经济开发区第一次看见警车。下来两个警察，他们站到了售票窗口前的梯子上。其中一个警察问刘司仪，他们的杂技团是否登过记。
“没有，”刘司仪回答道，“可我们只是个小团，只在这里呆一个晚上。”
两位警察商量了几分钟，其中一个又回过头来对刘司仪说话了。“好吧，”他说道，“不过记住，千万别出乱子。”
警察们走了之后，刘司仪开始了他那喋喋不休的推销：“工——们，老——板们！”几个从苏恩优走出来的工人穿着蓝色工作服，聚到了卡车跟前，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张幕布和比基尼女人们，很快就买了票。跟往常一样，真正的女人们还是没有出现。那天早些时候，我跟刘长福说起了裸体的事情。“杂耍嘛，总得有这个东西，”那个瘦瘦的男人解释道，“人们买票进场之前总要问一句，‘你们的表演是不是比较开放的那哦？’我们只能说是。表演结束时做的那点事，不过小事一桩而已。可那也就够了，我们就可以说，‘对，我们的表演很开放。’”
我问刘司仪，他的老婆是否表演过结尾时的那种脱衣舞。他的老婆有点胖，头天晚上我看演出的时候，她上台表演过。她穿着胸罩和短裤在那儿跳舞，踩不上节奏，眼睛还老盯着地板。
“没有！”刘司仪瞪大了眼睛回答道，“我不会让她演那个。我兄弟的老婆也不会演那个。那不太好，你知道，如果近亲演那个，不太好。所以，每次演出的时候，都是另外那个女人去表演。”
在红星杂技团的组织架构里，那是个最低下的位置：最远最远的表亲的老婆。她姓王，二十三岁。在团里，她是唯一算得上是美人的团员，有一双黑黑的眼睛，脸上总带着温顺的表情。我没听到她怎么说话。不过，有一次撑帐篷的时候，她十分害羞地凑过来。“你有没有美元？”她问道。
我的钱包里刚好有一张，于是拿出来让她看了看。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说，“值多少钱？”
“大概八块吧。”“我给你十块钱，换得到不？”
那真像是给一个脱衣舞女的小费——我把那张钞票递给她，并告诉她，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她面露喜色，向其他人炫耀着，对那件外国人给的小礼物感到十分自豪。第二天晚上，他们演出前，我跟他们道了别，开车走了。刘长福说得对：那样的表演，是不会有人再看第二遍的。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
2006年3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正式做好了形象标志、网站、名片，以及样品手册。这全部都是温州的一个设计人员为他们制作的，费用大概有六千多块钱，很多都是借用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公司的模板设计的。他还给公司取了个英文名字：the Lishui Yashun Underdress Fittings Industry Co.,Ltd.（丽水娅顺内衣配料实业有限公司）。在公司的网站上，设计者贴上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栋高层大楼闪闪发光的图景，可这栋大楼跟丽水的这家工厂没有任何关系。网站还标明，该厂具有“多年的”胸罩调节环生产经验。提到那台机器时，更是显得特别骄傲：“德国进口的全自动生产设备。”
公司的主色调是热烈的粉红色。在网站上，那台机器的棱角是粉红色的，网站上还有几个粉红色的泡泡在弹跳着。样品手册也是一样的颜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几个外国女人的图片，她们穿着胸罩和三角背心，显得十分奔放。就连老板们的名片也印成了粉红色。名片上还装饰着公司新设计的形象标识：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标志的时候，以为那可能是一只飞翔的鸟，或是一颗心。随后，我又仔细看了看，禁不住想，那是不是表示一对乳房昵。“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王老板承认。“不要紧，只要好看就行。设计人员也许是从其他公司那儿拷过来的吧。”
老板们有更要紧的事情需要操心。首先，他们生产的胸罩调节环无人购买。这家新厂买来了机器和原材料，请来了技术人员和在流水线上做工的工人——却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至少没有找到胸罩调节环的买家。对于衬骨，他们有几个老主顾，因为他们生产衬骨有好些年头了嘛，可他们生产的新产品却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高老板告诉我，浙江的企业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你没有做出产品，当然卖不了啦，”他说，“你得首先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再去寻找买家。那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些东西搞起来的原因吧。”
一旦样品手册印刷完毕，几位老板就开始了他们的浙江巡游之旅，跟各大胸罩生产企业的代表们见面开会。为了建立起关系，对于新厂来说，用礼物去打动买家是他们的典型做法，仅仅让他们看看样品是不够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的几位老板送出了一瓶瓶五粮液白酒，一条条中华香烟，这都是浙江的老板们喜欢的牌子啊。有时候，他们也会送出去一盒盒黄花鱼，这算得上是温州人的最爱。除了各大厂家的买主，政府官员们也伸出手来。税务局尤其重要——如果没把这些干部们弄高兴，他们会让你的企业完全垮掉。“你知道在中国是怎么回事吧：偷税漏税，”高老板说道。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指如果工厂要跟着大家做那种低报营业收入的勾当，先得跟那些干部们把关系搞好。“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但稍后，我们肯定要请税务局的官员们出去吃吃饭，”他说。我问他，这些宴席上要不要送礼，他摇了摇头。“饭桌上是不送礼的，”他跟我讲，“那些事情都是单独的。要送礼，得到他们家里去。”
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没怎么从银行贷款。在中国，对中小企业家来说，要获得贷款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时常也需要用到关系这个东西。高老板对我说，那得跟银行官员和审批贷款的人员结交朋友，大家都希望有人请吃送礼。为了免掉这样的开销，王老板主要用现金进行投资，髙老板也只从银行贷了一点点款。他得把这笔贿款省下来，用到更重要的官员身上。他告诉我，在丽水市，这样的干部会要求送礼的金额在两千块钱上下。在温州，行贿的代价还要髙一些，那也正是他们把厂址选在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这儿的租金便宜一些，拉关系的费用也少一些，”高老板解释道。
一开始，关系这个东西的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神秘和复杂，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无法参加宴会和秘密会谈这些活动的。不过，过了一阵子，我终于明白，那其实已经形成了体系，在浙江南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送出去的礼物已经标准化，需要便于携带，这就使它们更像某种现金。某个商人可能收下一条中华香烟，他送给了另外的某个人，然后又转手送到了某位干部的手中，而这位干部可能又把它送给某个职位更高的人物。要是中华香烟能够说话就好了！也许一箱箱的中华香烟就这样从瓯海的滩涂地踏上旅程，送到了杭州的某个庭园里，最后转遍了浙江省全境，一路上只在钮扣城或者仿皮村做过短暂的停留。不过，最要紧的是，有了关系就方便多了。高老板告诉我，他有时候要给一些官员们送现金卡，那样的卡在当地的超市就可以使用。我问，他怎么知道送多少才合适。
“反正知道呗，”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是明摆着的，”他说，“在这里，连一个学生娃都知道该送多少。”
三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坐着跟几位老板聊天，税务局来的三个官员走了进来。他们的到来完全在意料之外。王老板正在清理一些文件资料，高老板则在琢磨那本刚刚送过来的样品手册。税务干部们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把胸罩调节环往那本样品手册上粘贴。髙老板怔了一会儿，好像是突然被人看见了正在玩小孩子玩的游戏一样。所以，他迅速合上了那本手册。为了显得更有尊严，他站起身来，给几位干部递上了他那粉红色的名片。
几位干部都不太注重着装，不过，他们还是高昂着头，其中一个拿出丽水市国税局的身份卡晃了一下。他姓刘，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橘黄色Ｔ恤衫。他蓄着平头，这样的发型在中国一般意味着麻烦来了。在中国，那是恃强凌弱者的经典发型，我只要看见这样的平头，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不过，我还是给刘干部递上了我的名片。他琢磨了一阵子，然后耸了耸肩：只要我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他是不会对我产生丝毫兴趣的。他转向了王老板。
“我们给你们带了几份登记表过来，”他说，“你们得在上面填一下。你们在投产之前应该把这些表格先填好。”
“我——懂，”王老板说道，“我们正打——算投产呢。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销售产品。”
王老板一紧张，说话就会口吃。那一阵子，他的眼皮不停地眨动着，他的声调则升高了好几个八度。他给那几个人倒上了茶水，招呼他们在仿皮沙发上坐下来。不过，他们依旧站着。刘干部走过去，对着那扇门查看了一番。
“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安全哦，”他说，“为什么不换一把安全点的锁呢？”
“我们刚刚搬进来，才在清理这些东西。”
“从窗子也可以翻进来。你们的发票保存在什么地方？”
王老板让他们看了看那个金属档案柜。
“你们应该做得更牢靠些。这一带是有小偷的。”
另外两个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把那些破旧的摆设看了看。其中一个人对着高老板的电脑显示屏琢磨了一阵子，另一个人则拿着那本样品手册翻看了一下。“这是你们生产的吗？”他问道。
“就是。”
“需要什么材料？”
“只需要金属和尼龙电镀粉。很简单的。”
“会产生哪些副产品？有危险吗？”
“没有危险。只需要水，还有高温。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知道，”刘干部说道，“你们应该早些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王老板涨红了脸。“我一跟税务局打过电——话，但没有得到要填登记表的答复，于是，就觉得我该等一等再填。你要知道，我在这儿又不认识人。我们才刚刚开——始生产。如果我亲自来见你们，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在电话上说起来不太方便。”
其中有两个人终于坐到了沙发上，不过刘干部还是踱着方步。他站到了窗边，往窗子外的遂松路上看了看。“这里的环境不太好哇，”他说道。“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王老板说，“他们还没有把街道整结束。”
“你们有多少个工人？”
“十二——，嗯，十三个吧。等我们找到客户之后，我们还要再招几个人。”
“多少呢？”
“可能五六十个吧。”
“那边的房子是谁的？”
“那不是我们的。另外一家公司已经租下来了。那家公司是从上海搬过来的。”
“他们生产什么？”
“热水瓶。”
刘干部点了点头——也许，他走到哪里都是这么干的，一路上收集那些即将落成的新建工厂的相关信息。他又转过来面对着王老板。“你们有会计人员吗？”
“我们的秘书可以做账。我们暂时还用不上专业的会计人员。”
“噢，不久你们就会需要的。”
“一旦业务上了正轨，我们是要请一个才行。”
刘干部从他那仿皮手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你可以给这家公司打个电话，”他说，“老板是我朋友，他可以为你们提供会计服务。”
稍稍顿了顿，王老板立马就反应过来了。接着，他恰如其分地问了一句：“多——少钱？”
“我想可能也就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吧。不过我也拿不准。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他们那家公司还不错。”
王老板把那张名片放到了办公桌上。对刘干部来说，那可谓一箭双雕：既帮了朋友的忙，又额外收集到了一些信息，因为会计服务也可以让他了解到这家公司的业务状况。当然，最绝妙之处还在于，胸罩调节环厂即将花钱请人对自己实行监控。
刘干部拿出登记表，王老板在上面盖上了公司的公章。末了，那位官员又提到了会计的事情。
“好吧，”王老板说道，“我会给他打电话的。我只想让事情变得方——便些。”
“我们也想方便些，”刘干部笑着说。他朝房间外面走去，另外两个人跟在他的身后，没有人握手道别。那几个人一走，我才意识到，刚才看着他们进行那一段对话的时候，自己有多么紧张，于是，我仰头靠在了椅子上。不过，王老板已经抄起了办公室的电话。他照着那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喂，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个会计……”
关系是有逻辑的（“连一个学生娃都搞得清楚！”），而且从个体的层面上来看，其作用是非常明确的。官员得到了礼物，工厂就能够得到优惠待遇——对这样的交易，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只不过，要看清楚一个城市会为这样的系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很困难。在丽水市，驾车走在崭新的道路上，沿途经过一个个建筑工地时，我常常会想：谁在为这一切买单？以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是一个欠发达地区。2006年，它的年人均GDP仅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元。目前，由于计划经济早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往这个地方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的各大城市只能靠自己筹集所需的资金，可是法律又不让他们像美国的城市那样发行地方债券。他们也无法征收财产税，因为土地是国有的。税收的基础十分薄弱，对于刚刚起步的工业区尤其如此：在丽水的经济开发区里，公司在开始投产后的头三年内，享受税收减免。那之后，大多数公司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收益报告上做手脚。这对于公司和官员们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可以得到优惠待遇、收到现金和应有尽有的中华香烟——可是，这座城市要靠税收维持运行却不大可能。
然而，跟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丽水却到处都在花钱。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钱达到了七百一十多亿元，相当于之前半个世纪投资总和的五倍。经过那一次大规模的花钱运动之后，他们立刻又赶超了自己：在200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开业那阵子，丽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头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七，房地产投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现金投资啊，所有这一切全都扔到了新道路、新桥梁和新建筑的建设上，这可不是几条中华烟换换手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就在那些建筑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在中国的农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性质的，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们无权到开放的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屋。相反，村里面把持着所有的买卖行为。如果某个城市拿定主意要发展到某片农田所在的地方，连村组织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土地，他们所支付的价格，是政府早就订好了的。一旦完成出售行为，农民们就得从原来的土地上搬家，城市才能在上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那片地方也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这是一种套利交易，从农村买来土地，作为城市土地再次出卖。而这种行为，只有镇以上级别的政府才有资格进行。
从类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汪利娜（音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她告诉我，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房地产交易。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跟公司有很多相似性，市长则是CEO。“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明摆着的，”她说，“不过，他们不能只出卖房地产。投资者不是傻瓜——他们的心里十分明白，不禁要问，如果城市里面没有工业，谁还会来买房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往往会成立一个经济开发区，里面的土地使用权按成本价出售。便宜的价格吸引着各大工厂来此落户，工厂反过来又会上缴税金。不过，关键的地方，还是他们使城市得到了拓展。更多的老板、店员、务工人员跟了过来——这一切都意味着，郊区面积扩大，房地产市场更火热。
城市如果要想把债务还清，它就得不断地进行扩张。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借出了巨额贷款。王丽炯是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在2003年，市政府为了炸毁那些山头用于修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大约有五亿元人民币。“要想用羊毛，就得养绵羊，”他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地方官员纯粹是在碰运气，赌的是那些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投资者。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开发区就永远是个半拉子工程，贷款成为坏账，然后，整个泡沬也就破灭了。
到2006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体系存在着的巨大风险，从而力图放缓发展速度。利息提高了，各个城市凡是大一点的扩建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然而，权力已经极度分散，这样的规章制度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汪利娜说，国土资源部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査。有时候，他们只能尝试着依靠卫星影像来推断，哪些城市在搞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预算也跟着遭灾，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哪些东西该上报，哪些东西该隐瞒。汪利娜最近到河南省的一个城镇做过调查，据当地政府报告，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两亿元，可他们花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钱却是这个数字的五倍。汪利娜想不明白，这些钱到底从何而来——她推测，当地政府从房地产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他们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免报所有的交易行为。跟所有人一样，领导干部们都参与了这一场场的关系游戏，但凡大的交易行为总是跟贿赂和送礼相伴而行，但谁也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只有傻瓜才有闲功夫去想什么长远利益。“每隔五年，地方政府的官员就要换个地方做官，”汪利娜说，“因此，他们知道自己机会有限。他们会为下一届领导而担心吗？他们只要能捞，就尽量捞。”
跟很多学者一样，汪利娜相信，中国政府到头来不得不实行土地私有化政策。有了财产税这一大笔稳定的收入，政府就可以结束现行的房地产思路了，但是现在谁也没有朝这方面进行改革的动机。最遭殃的是那些最没有权力的人——农民们。他们失去的土地实际上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补贴，而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追索权——要推翻一个村党支书记已经难上加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不过，大多数农民们一心想的是外出务工，或者变成个体户，因此，他们丝毫不会为修改宪法这样的事情操心。
在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流动之中，连土地本身也在流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丽水这样的城市周围，农庄变成了郊区，每一个建筑工地都是政府的钱袋子。在主城以东一个原先叫作夏河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个很大的开发项目。夏河原是横跨好溪两岸的一个小村子，曾经一度，这里的农民们靠种植水稻、柑橘和蔬菜为生。可是在几年前，丽水市政府征用了村子里总面积达一百亩的土地。为了拿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市政府总共支付了不到八千万元钱，主要用于对搬迁村民进行补偿。我碰到了一个叫作张巧萍（音译）的村民，他原先靠着仅有的两亩地，供养着一家四口。在失去那两亩土地之后，得到了十二万元的赔偿款。
市政府取得夏河村这片土地之后，在上面修建了路网，安装了下水管网，然后把这个开发项目卖给了一家叫作银泰的私人公司。银泰本打算修建一片商住楼，而张巧萍先前听说，他们为拿到这块地一共花费了两亿九千一百万元。跟张巧萍交谈过后，我前往银泰公司的办公大楼进行拜访，开发部主任向我出示的文件证明，实际价格是两亿九千九百万。换句话说，丽水市只以八千万的价格买得这片土地，经过了三年时间，他们就以接近三个亿的价格抛了出去。而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就连农民都知道这笔买卖大致赚了多少钱。我问过张巧萍，这样的买卖是否公平，他只是耸了耸肩。“他们有权力征地嘛，”他说。事实上，那块土地原本可以值一百六十多万，但他却没有为那十二万元的安置款抗议过。相反，他收下了那笔钱，在银泰公司计划修建的商住楼正对面开了一个小商店。那个项目正在日夜赶工，建筑工人们时常会光临张巧萍的小商店，买点食品和饮料。知道自己无力和制度进行抗争，张巧萍只能尽自己所能，从中得到一点补偿。
新修建的商住楼取名叫作“江滨”，一共有二十八栋楼房，最高的那一栋有十一层。计划中的中心广场将会修建一座音乐喷泉，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为了建这个项目，银泰公司举债两亿两千六百多万，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些等着赚取高额利息的私人手里借来的。在浙江省，这样的做法十分普遍——公司经常从私人投资者手里筹集资金，因为这比从银行借贷要容易许多。从制度上来说，这样的筹资方式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现象的国度里，这样的方式还是深得各方容忍。在银泰公司，他们的领导认为，在还款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时机把握得很准确：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丽水的平均房价上涨了六倍。银泰公司的副董事长告诉我，他们有望从“江滨”项目中获利一亿五千多万。
副董事长名叫季胜军，是银泰创始人的儿子。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季氏一家人还是桥头镇的贫苦农民。他们的当家人在一家个体建筑队里打工，后来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赶上了快速发展的第一波浪潮，把业务做到了浙江各地，到目前为止，三个儿子都跟他一起工作。季胜军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七岁。除了大家庭的开发公司之外，他还另外开了几家公司作为兼职，其中就有当地称作马希尔的夜总会。一天晚上，我跟他在那个地方楼上的VIP包房见了面。他穿着黑色的普拉达皮鞋，黑色的普拉达裤子，以及红黑相间的范思哲衬衫，手里拿着一只镀金的都彭打火机，价值接近五千元。当然，他抽的是中华香烟。跟来到VIP包房的所有人一样，季胜军用他精挑细选的酒招待了我，酒是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散发着绿茶的甜味，用高脚玻璃杯装着端了上来。时不时地，呷过一口酒，季胜军都会躬身向前，将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后用他那双普拉达皮鞋来回擦拭着。他没有穿袜子。
包房里有五六个人。季胜军的私人保镖在门口看护着，那人身材魁梧，穿着紧身黑恤。保镖每天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季胜军巡游丽水的过程中，帮他拿着那只路易威登皮包式钱夹。在夜总会里，挨着季胜军的身边坐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只手搭在他的大腿上。当季胜军告诉我他即将举行婚礼时，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位女子当成了他的未婚妻，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季胜军很友善，也很随和，他只要开口一笑，就会露出满口黄牙。他的身材极为单薄，也就是大家经常在乡下见到的那种，因为那儿的人稍微有些营养不良——如果不是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这个人跟农民没一点区别。而他那上亿元的公司筹资的方式也是农民式的，主要依靠关系，以及向私人借贷。季胜军未加思索地告诉我，他开那家夜总会花费了一千多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未婚妻。我在VIP包房看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舔着棒棒糖。她抚着季胜军的胳膊，在他的耳旁低语。从两人的表情看来，他们似有浪漫之情，不过，我后来听到了他们谈话的一些只言片语。纯粹是生意上的事：她当时在请季胜军帮忙弄签证，以便她能够前往葡萄牙找事情做。
7月的一天下午，一场暴雨即将袭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收到了一封特快邮件。当时正值仿皮天气时节——在经济开发区，大雨刚刚下来的时候，那些粗大的雨点十分肮脏。邮递员把那信封举在头顶上，以便挡住那肮脏的雨点。进入厂区后，他把那信封在他的裤子上擦了擦，然后交到罗师傅的手里。信封里除了四条尼龙胸罩肩带之外，什么也没有。每一条肩带的颜色都不相同，有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褐色的，还有浅蓝色的。里面没有任何信件，也没有发票——就连对型号进行说明的文字都没有。那几条肩带就像一盏信号灯，而罗师傅知道谁能解读它。“小龙！”他对着楼上宿舍里的人高声叫道。“邮件！”
小龙是工厂请来的化工师傅，全名叫作龙春明（音译），不过大家都叫他小龙。他穿着一双走起路来劈啪作响的塑料拖鞋，还有一件蓝白相间的篮球服走下楼来。在大一点的工厂，工人们一般穿着统一的公司制服，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还很小，又没有正式投产，所以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小龙穿着的短裤和篮球服都是彪马牌尼龙仿制品，那身打扮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位正在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他查看了一下信封上的寄出地址：东阳市的一家胸罩组装厂。
“几天前，他们订购了胸罩调节环，这是他们需要的颜色，”他解释道。因为工厂的业务量很少，所以这很容易记住。那时，他们只有四个固定的买家，而且全是小厂。高老板和王老板常常一出去就是十多天，争取找到新的买主。不过，当他们归来的时候，总是拉长着脸，而且脾气十分暴躁。工人们已经开始有了流言蜚语——有谣传说，工厂遇到财务上的麻烦了。几位老板已经把生产线上好几位女工解雇了，而且也只是偶尔在有订单的时候才叫陶家人过来干干活儿。只有五六个像罗师傅和小龙这样的人还在全天候上着班。
小龙破译完那封邮件之后，我跟着他走进了位于那台机器间隔壁的实验室。穿着彪马牌篮球职业服，小龙捡起了他的兵书——一本活页笔记本，里面粘贴着一排排胸罩调节环，其颜色随着页码而逐渐变换着。每一只调节环旁边，小龙都写下了染色公式及其英文名称。他写的那些字念起来十分怪异：例如，一只红色的调节环边上标示着“Sellan Bordeaux G-P”（“瑟兰·波尔多G-P”）字样。小龙并不会说那些语言，可他从其他样书上把这些长长的句子抄了过来:
Padomide Br.Yellow 8GMX
Podocia Violet NWL
Sellany Yellow N-5GL
Padocid Turquoise Blue N-3GL
Padomide Rhodamine
“我已经知道怎么调出粉红色和蓝色来，”他说，“现在，我得试试褐色。”他把那胸罩肩带剪下一截，跟活页笔记本里的褐色对比着，试图找到合适的公式。接着，他拿出三种染料粉剂：蓝、黄、红。他把三种粉剂各倒了一些到一只烧杯里，放到天平秤上称了称。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另起一页写下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种需要的蓝色和黄色多一些，红色少一些，”他说。他烧了一点水，加到几种粉剂里面进行搅拌，试着在几段肩带上进行染色，观察着结果。他把染得的颜色跟那条肩带进行了比对——太淡了。蓝色还多一点，红色还多一点。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太淡了。试了三次，他总算配上了颜色。“广东有很多大师级人物，只要看一眼颜色，就知道该怎样配方，”他说，“他们都是为香港大公司打工的，像他们那样的大师一个月能挣到好几万块昵。我跟那样的水平相比呀，还差得很远很远。”
突如其来的暴雨已经停止了，空气中却又有了泥泞的味道。门外的温度超过了三十七八度，在实验室里面，因为开着炉子，开着机器，显得更加酷热。第一轮着色实验结束之后，小龙脱去了篮球上装，那架势就像一个正在球场上鏖战的专业运动员，刚刚打完了第一场比赛，正准备正儿八经地继续战斗。最后，我也跟着脱掉了上衣，我们俩汗流浃背地站在实验室里，看着那几只调节环在工业搅拌器里面旋转着。实际上，在夏季，整个工厂的男人们都赤裸着上身。
小龙刚刚二十出头，全厂就他一个不是汉人。他是苗族人，这个民族是西南地区的原住民，跟老挝和越南的赫蒙族具有文化上的关联。小龙的肤色比汉人的要黑一些，他的脸型也有细微的差异，有些女孩子气：双唇饱满，顴骨很高。他的面相很美，且有些自负，尤其说到他的头发时更是如此。他把头发蓄过了肩膀，染得很红，用化学术语来说，最好是“瑟兰·波尔多G-P”。每当空闲时分，他会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和陶氏姐妹以及其他女工打情骂俏。
他来自于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小村子，他家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茶叶和烟叶。念完初中后，小龙就去了广东打工。一开始，他在一家纺织厂打工，后来又到一家专做出口的胸罩厂找了份工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我期待着他会给我谈一谈笼统的分类情况，因为这样的对话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可是，小龙的世界观却非常经验主义：他通过胸罩肩带和胸罩调节环所构成的密集网络看清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日本人喜欢缀着小花图案的胸罩，”他接下来说道，“她们喜欢画得很细微的小花儿。俄罗斯人却刚好相反——她们不喜欢花草图案，不喜欢小型号。她们只喜欢简朴的胸罩，只喜欢色彩非常明亮的胸罩。还要够大！”
小龙很上心，在南方的各大胸罩公司，他把这个专业学上了手。在生产线上干过一阵之后，他进到化学实验室，学起了着色的技术。他跟着大师们学习这个行当，染色是个技术活儿，拿到的薪水是很可观的。在丽水，他之前的工资是每个月二千五百元。不过，他对那样的情形并不满意。在他房间里那没有粉刷的灰泥墙壁上，刻写着这么一句话：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常在宿舍的墙壁上写下一些励志的语句。这曾经是毛泽东的誓言，如今成了小龙的口号。几年前，他在一本励志书里读到了这句话，然后就把它作为了自己的引路哲学。他的目标是通过在工厂打工挣到足够的钱，然后回到家乡做生意。有时候，他会谈起养兔子卖给餐馆这样的事情，他还曾经有过一个想法，那就是向小商铺老板批发商品。这些计划还很模棱两可，全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他目前考虑问题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干好工作，拼命存钱。节假日，他尽量不回家。只要意志上稍有松懈，他就会想起远在老家耕田种地的母亲。母亲是他们一家人中间唯一还在村子里的人——小龙的父亲和两个兄妹都已经来到沿海地区务工。“每当我感觉困倦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母亲，”他说，“每当我感到气馁的时候，就会想起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家里。”最近，他写了一首歌来纪念他的母亲，还想过要在电话里唱给她听，可又怕那会让她流泪。因此，他只是把歌词记在了日记本里：
很多人说，你的日子过得很苦，
可你却笑着说，只要我们在，你就永远不会伤心……
小龙用一本螺旋条笔记本来记日记。里边夹着一封长信，那是他写给从前的女友的。还有他用来练习写拉丁字母的几页纸，他曾经想自学这个东西。日记本里通篇都记着他摘抄下来的格言和警句，其中有几句还刻在了宿舍的墙壁上。在他的床头，用几个大字刻写着一句话：“马到成功。”另一句话是“面对未来”。他还把他曾经看过的一本励志书的书名刻在了墙壁上：《方与圆》。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小龙是励志文学的大消费者。他最爱读的是《方与圆》，这是本中国的畅销书，写的是现代社会的行事之道。书名来自于一句古语——方乃一个人内心之综合素养，圆则是与他人相处时所必需的灵活性。作者把这一经典观念运用到沿海新兴工业城市激烈的竞争当中，最后的结论多少有些扰乱人心：这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教人怎样为利益撒谎，操控工友。总体而言，它教人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其中有一个章节，讲述向老板提出要求的最佳方式（首先，提一个不现实的要求，因为拒绝这样的要求会使之产生一种责任感）。另有一个章节讲的是在一个地位、身份等方面比你高的人面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哭泣才有效果（不要做得过头〕。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教人怎样正确地维持友情。（“如果你和好友相处愉悦，那么你们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不过，假定有一笔价值百万的业务等着你们去做，如果你不把他晾在一边，或者他也不把你晾在一边，那你们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除了《方与圆》，小龙还经常阅读中文版的《哈佛大学MBA综合卷之引领你自己进入社会》。“我还不够成熟，”他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得到帮助，而这本书就帮得上忙。如果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没有法子跟人去讲——在那方面，我是很孤单的，这样的书籍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教我怎么去处理类似的问题。”他所依靠的，是《生活成功宝典》。他最喜欢的，是一本《经典故事集》，里面讲述的全是外国人的故事，尤其打动小龙的，是讲述约翰·D·洛克菲勒的那个章节。在《经典故事集》里，那位石油大亨每天都到当地的同一家餐馆吃午饭，而且会留下一美元的小费。几个星期之后，那里的服务员终于忍不住对他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是不会那么小气，只给那么一点点小费的。”洛克菲勒回击道：“正因为你是那样的想法，所以你只能做餐厅服务员。”《经典故事集》用这样的道德训示作为结尾：“很多人成不了富翁，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花钱太大方。”还有一章写的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尽管那个寓言故事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本用中文写成的书籍里，一个喜欢帮忙的人，总是越帮越忙。最后，耶稣干脆让他收手了事。那正是弥赛亚的要旨——接受现实的世界吧。“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总想把事情做得完美，可是，现实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总是相互矛盾的，”里面的道德训示这样写道，“我们一定要相信，承认我们现实所拥有的，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小龙天生具有温和的性情，从这一大堆书籍里，他学到的经验就是要镇定自若。那也是他从所有的伟大导师们——孔子，耶稣，洛克菲勒，毛泽东——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要坚持不懈，”他对我说，“我不能让那些事情扫我的兴或者令我生气。”他把自己的誓言刻写在宿舍的墙壁上，而且始终记住一点：对加班劳动从不抱怨——在他看来，厂里面的人抱怨太多。他想让自己的内心平和，想与他人和谐相处。“在一个集体里面，一个人应该具有灵活性，”他说，“这是一种平衡，既要往前走，又要走对路子。”小龙的这几句话可能直接引用于道教典籍，上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一则寓言故事可能也是出自于道教典籍：它呼应的是“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经典说法。这倒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四川当英美文学老师的经历，我的学生们当时也总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阐释西方的经典作品。尽管外国的物质产品滚滚进入中国市场，年轻人会受到这些新东西的影响，但他们的天性里依然保持着很厚重的传统观念。
对小龙而言，洛克菲勒的故事激励着他换掉了抽烟的牌子。读了餐厅服务员和石油大亨的差别之后，他决心要更加节俭地过日子。于是，他不再抽利群香烟，转而买起了芙蓉牌。芙蓉牌香烟质量不高，每支只要一角三分钱，那商标让人立马就能判断出是农民的品牌。不过，小龙下定决心要学习洛克菲勒，摈弃这些小气的思想。每抽一包烟，他就能够省下三元钱，如果这笔钱累计起来，数量可不少。也许有一天，他积累了足够多的钱，就能够完成刻写在墙壁上的那段毛泽东誓言了：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丽水市，尽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国买家或者外国投资者，我却总在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外国买家或者投资者没有理由要来经济开发区，因为这里由外国投资兴建的工厂相当稀少。像丽水这样偏远的地方生产出来的东西，总还需要一两步流程才能做成成品。胸罩调节环需要运送到别的地方才能安装到胸罩上面，仿皮要运到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能最终变成手提包或者汽车坐椅。义乌的商品以大宗形式出售，那儿的批发商铺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买家。可这些人不会大老远地来到丽水，每当我在这个城市驾车周游，看到那些外国东西时，总觉得有些奇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市区里面开设的第一家健身房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在经济开发区里，格雷公司生产出来的一箱箱电灯开关叫作简·爱。几栋楼房之外，在丽水市三星轴承有限公司的大门口，老板们挂起了大大的标志牌，想来也是英语吧。可是他们把字母从右写到左，跟中国人曾经书写汉字的方式一模一样：
DTL,.OC YRENIHCAM REWOP GNIXNAS IUHSIL
不过，丽水人民——务工者、老板们、创业者们——生产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卖到了外面，他们也很喜欢谈论国外的事物。他们会搜寻那些他们觉得具有美国主题的励志书籍，他们的好奇心永无止境。每当我遇到类似小龙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那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心，让我想到了别的地点，别的时间。那就是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乡下人涌向城市，他们在自主发明方面所具有的天资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人物媲美。他们践行着没有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任何美国历史学家来说都一眼就能够识别出来。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当我听到刘宏伟如何记住那台机器的构造并仿制出来时，我想起了在19世纪初同样会耍这一手的弗朗西斯·凯博·罗威尔。那一时期，美国社会蒸蒸日上，而英国人把卡特莱特水力织布机的设计图纸看管得十分严实。不过，罗威尔冒名参观了曼彻斯特的作坊，回到马萨诸塞后，凭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把那台机器组装了出来，他所在的公司由此成为了美国纺织工业的基地。
在中国，仅仅是变化的速度跟美国的大发展时期也很相似。19世纪，当美国城市扩张的第一波浪潮横扫西部大地时，来自欧洲的访客们十分迷惑，因为他们看到那些新的定居点仿佛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那种神奇的感受跟当今时代外国人在中国的感受十分相似，因为这里的经济开发区纷纷变成了快速崛起的新兴城镇。不过，随着我在丽水停留的时间越长，看着那一个个工业区获得生机时，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关键性差异。不仅仅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在一个新城镇定居下来的根本动机都完全不同。对中国的新兴城镇而言，前来报到的头几批开路先锋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盈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只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2006年7月，在金丽温高速公路上，我收到一张超速罚款单，那也是我跟当局第一次打交道。罚款单是自动拍摄的：我把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交还给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的计算机显示，在一个限速八十公里的路段，我行驶的速度为九十六公里，因此被照了相。那笔金额为两百元的罚款直接从我的预付金里被扣除了。
那是我第一次违法，从那以后，防洪闸门得以洞开，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工业城镇行驶时，我收到了好几张罚单。在钮扣之城桥头镇附近，一架照相机逮住了我的违章，在以制造内衣闻名的金华市，我又被罚了款。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了三张罚单。有一次在丽水市，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两度被逮住。我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驾驶员，我之前的记录没有留下任何污点——拿到中国驾照的五年间，在来到浙江之前，我从来没有违章行驶过。可是，南方各地的有关部门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他们把照相设备装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字路口。在高速公路上，有些路段的速度限制会在毫无理由、毫无提醒的情况下突然降低。他们还设置了雷达枪。本地的驾驶员都能够记住那些地点，我也尽可能地去记住那些地点，可要记的路段竟是如此之多。首先，我得提防那些开着奥迪A6以一百六十多公里时速飞奔，然后在雷达照相机面前急踩刹车的老板们。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从来没有看见真人警察出现过。
“对警察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业务，”每当我抱怨又收到一张罚单时，“昌盛汽车”的一个经理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得对，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在浙江，一个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资五万元，那么，他可以从每张违章罚单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利润。每部照相机以四个投资者为限，年轻警察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只有累积到一定的资历后才获得购买资格。阶位高的警察可以多买相机股份。他们有抽奖系统，决定哪几个警察购买高速路上哪几个路段的照相机。这个产业甚至催生了私人借贷者，因为人们知道，借钱给警察用于参股超速陷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跟新兴城镇的各个方面一样，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实际上，有严格的规定，严控警察投资。可那只是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规定，并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规定。
每一张超速罚款单都会在驾驶员记录里进行记分处理，我后来由于分数累计得太多，根据法律，应该重新参加驾驶课程的学习。不过，汽车租赁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只要我亲自到丽水市的公安局去一趟，就完全没有重新学习的必要了。在公安局，一个警官用计算机调出了我那些杰出的违章记录。他打印了几张表格，然后就叫我到中国银行去交钱。银行就在马路对面，倒也十分方便。新近的几张罚款单加在一起，达到了五百元之多。“记分的事情怎么办？”我问道。
“我已经给你消掉了，”那位警官说道，“只要你去把钱交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银行，我排在了专交罚款的长队里。有好几个城市白领早已等在那里。一步一步地，我们往前挪动到了前台，银行职员麻利地收下了我们的罚款。当时正是二月份，可银行大厅里的一条英文大标语上还写着“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就在那个星期，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一条新标语：
安全驾驶！
此路段巳有二十六人丧生！
截止7月底，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仍然只有四个客户，库房里已经积压了一百万只胸罩调节环。一连数天，那台机器都静静地躺在那里。很明显，工厂现在遇到了大麻烦。他们不再招徕临时性的组装工人，削减了所有高层技术人员的薪水。小龙的薪水被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罗师傅的薪水减掉了一半。这都违背了他们几个跟工厂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进行投诉，可中国的工人们很少迈出这一步。他们对于政府很少有信赖感——“这些事情，得靠你自己处理，”罗师傅总是这样说。他告诉我，就目前来说，他需要的是耐心。如果事情没有转机，他得另找一份工作。
罗师傅干胸罩调节环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连做梦都在想着这个东西。睡梦中，他会看着调节环从那台机器的传送带上掉下来，还会看见成堆成堆的调节环，等着分拣，等着装箱。在他的噩梦里，他常常会和老板们进行无休止的争吵。一次，我们在机器间闲聊的时候，罗师傅说起了头天晚上把他惊醒的那场梦。“我们刚刚收到一批尼龙粉，但质量不高，”他说道，“可是王老板觉得那批货很好。我说不行，那批货起不到作用。王老板说很好。我说不行，你简直是在放屁！”
在工厂里，罗师傅属于那种被称之为“大师傅”的人。他才三十好几，可有二十三年的时间是在中国各地的工厂里打工度过的。实际上，跟他那一代人的很多大师傅们一样，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的父母在湖北省松滋县种植棉花。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的学校办得很糟糕，罗师傅受到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我们当时只有两本教科书，”他回忆道，“语文和算术。就那样。”开始上中学了，可他还基本上算是个文盲。不过，他的父母亲已经决定，不再为他支付学费了。“他们说，他们也要用钱。所以，我最好出去找事干。”
1984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在湖南省的一家玩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儿干了一年的时间，从每个月两百多块钱的薪水里拿出很大一部分寄回家里。不久，他去了深圳。20世纪80年代，这个最南边的经济特区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有一阵子，罗师傅在一家纺织厂上班。随后，他又换了一份工作。这成了他的套路：在十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家工厂转到另一家工厂，从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产品。他在湖北生产过螺丝钉，在新疆的一家油漆厂干过一阵子。他在广州的一家碗厂生产过塑料碗，在云南省靠近缅甸的边境上做过小生意，在东北靠近西伯利亚的黑龙江一家玩具厂停留过。
可最终，他回到了深圳，回到了南方的其他城市。几年后，说到这一地区的时候，他仍带有喜爱之情。因为20世纪80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他参加了私人办的一些培训班。“八点钟就要上课，我们在下班过后得马上赶过去，”他回忆道，“每节课五元钱，时间是四十五分钟。上课的内容有电气布线、机床加工技术、焊接技术等——有用的东西。老师是北京来的，是个退休老师，的确教得很好。我们上课的地方跟这儿大小差不多，可每天晚上都有两百多个学生去上课。之所以那么多人挤着去上课，就是因为那位老师名气很大。”
那个时候，罗师傅每个星期的上班时间是六十个小时，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去上夜校。那笔投资意义非凡——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五百块，可他愿意每次拿出五块钱去参加课程学习。在经济开发区，私人开办的学校或者辅导课程十分常见，因为那些有积极性的工人们知道，有朝一日他们总要离开生产线。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他的空闲时间里，罗师傅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竟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深圳，他通过了政府主办的考试，取得了函授高中毕业证。
除了天生的聪颖和坚定的意志，罗师傅不具有其他的天然优势。他在贫困中长大成人，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长得也不好看。他的个子很矮小，脸上长有雀斑，这在中国也算得上是瑕疵。他的眉毛很浓密，长鼻子，牙齿长得不好看。不过，他的表情中透出一种开朗。他很爱笑，而且一笑起来，眼角的细纹就会舒展开来。他脸上所具有的那种神情，是经历了太多事情、却没有太多愤世嫉俗的人才有的那种神情。随着时间推移，他成了我最了解的工厂打工仔。他的视野比大多数人要宽广——他对那些自学成才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作为大师傅，他经常处在老板和劳动者之间的位置上。在汕头市，他帮着管理工人和机器，这样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保管着全厂所有的登记表格，因此我发现，很多工人连字都不会写，”他说，“中国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读过书！不过，你知道，这些人有时候也很聪明。在汕头市，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在蓝天宾馆开电梯。他没有上过学，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但他就是天生的聪明。一次，宾馆的发电机坏掉了，几个电工都摘不定。电工败下阵后，那个电梯操作工跟老板说，‘让我看看吧。’老板说：‘这些东西你是弄不懂的。’不过最后还是让他试了试，结果竟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修好了。之后，老板让他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另一个老板以每个月两千八百元的薪水雇佣了他。那个工人来自四川，人也很老实。他说：‘我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怎么能够拿那么多钱哦？’那个老板说：‘我不管，只要你懂的东西多就行。’后来，又有一个老板以四千块的薪水雇佣了他。他连名字都不会写，可什么东西都修得好。他说不出道理来，但就是修得好。”
在汕头市郊的潮南区，罗师傅在工厂这个圈子内逐渐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汕港科技找到了一份工作，汕港科技是最先走进胸罩调节环这个行当的厂家之一。罗师傅学会了修理那台机器，到2002年，他每个月的薪水可以拿到一千六七百元，相当可观。同时，潮南的其他老板们听说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利润可观，其中有一个人便向他发出了召唤。一开始，那位老板并没有说工作的事儿，只是请罗师傅到和平饭店这些十分高档的餐馆一起吃饭。“我们点的有螃蟹、鱿鱼、龙虾等，”罗师傅回忆道，“他点了十八元一瓶的啤酒，给我买了中华烟。然后，我们去了咖啡店，接着又去唱了卡拉OK。三次之后，那位老板才跟我说：‘你能过来帮我吗？’他说他当时那个师傅很坏，他需要找个懂行的人。”
多年以后，罗师傅依然能够侃侃谈起那些相互之间充满竞争的老板们前来动员他时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当时的他颇有舞台新秀的架势：他若有所思地说起那些故事，追忆着每一家宾馆、每一家酒楼，甚至每一道菜肴、每一份价格。第二个老板提出要给他双倍的工资，罗师傅答应了。很快，那家公司也大获全胜。轮到下一个老板向他发出召唤的时候，罗师傅的地位又升了一档，求贤的仪式也更精致了。“我们去过金色花苑宾馆两次，”他说，“去吉祥花园宾馆也有两次，去过一次金龙，一次金色郦城。”到高老板和王老板卷入其中的时候，那已经是打算雇佣罗师傅的第四个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了。一路走来，他的月薪从不足一千六百元，慢慢地涨到了五千六百多元。
罗师傅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总是按照既定的套路进行。他不会跟现任老板说别人对他抛出的绣球，只是想方设法把他应得的工资拿到手。然后，他会请上几天假，说需要回老家处理点紧急的家庭事务。有时候，他会在工厂的宿舍里留下一两件不太值钱的行李，给人造成他还要回来的印象。之后，他只需要换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在新厂上班，并尽量避开老厂的同事就行。在潮南，他把这样的套路走了三次，三次都是在不同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而且几家公司都位于同一个社区之内。
“他们不会生气么？”我问他。
“当然会了！”他说，“不过，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也无可奈何了。那也是我不提前告诉他们的原因。如果提前说了，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留下来，比如留着你的工资不发，或者威胁你，或者别的什么。”
“如果新换的工作不好，又想回到原来的老厂，那怎么办呢？”
“哦，那很麻烦，”他笑了笑说。他告诉我，上一次跳槽很轻松，因为丽水市和潮南区相隔好几百公里。这让他心存幻想，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回到原来的老厂上班。时不时地，罗师傅会找出他原来的SIM卡放到手机上，把那个老号码用一用，给原来的老板打打电话，说因为老家有人不幸患了重病，他现在还在湖北老家。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就像中国人阅读的《方与圆》这样的励志书籍里鼓吹的——如果说谎有用，没什么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就把桥拆毁算了吧。在经济开发区，没有人想什么长远的事情，也没有人反思过什么事情。“找新工作就像是一场赌博，”罗师傅解释道。“你一旦离开了老厂，那就期待着在新厂里一切安好。如果不如意，你要回到原来的老厂，去过原来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吧。”
丽水是罗师傅第一次博弈并且输掉的地方。跟原来的工作相比，高老板和王老板给这位技术人员涨了工资。他们许诺，如果工厂的生意顺利，还可以增加他的工资。可是，两位老板在财务上遇到了麻烦，于是削减了罗师傅的工资，后来连一分钱都不发给他了。跟常理相悖，这竟然是防止他离开本厂另寻工作的最佳办法。如果两位老板继续发给他很少的薪水，他可能会弃厂而去。可如果厂里始终欠着他一大笔钱，要走的可能性反而很小。整整一个夏天，每到月末的时候，高老板和王老板都会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希望通过欠债的方式把罗师傅留在丽水市。他们想方设法也要留住罗师傅——他是所有雇员中唯一搞得懂那台机器的人。
在南方的经济开发区，夏天通常是十分懒散的季节。对很多工厂来说，生产任务在秋季开始慢慢增加，以便为欧美国家的圣诞购物季节做好准备。不过，这样一年一度的节奏放缓跟天气也不无关系。南方的夏季热得要命，而多数工厂都没有安装空调。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7月中旬在仿皮厂的生产线上劳动更糟糕的事情。工厂的工人们显得无精打采，老板们也没有了任何积极性，建筑工人们则躲到了阴凉处。那年夏天，我去丽水的时候，遂松路上的劳动节奏大为放慢，几乎停了下来。人行道仍然没有完工，一堆堆铺石在太阳底下炙烤着。乏力症似乎已经降临，使所有人的速度都降低了一半。
对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来说，他们的产品跟圣诞购物季没有什么关联，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绝非天气不适这么简单。两位老板神情紧张，一言不发。罗师傅说，两位老板为了投资的事情发生过口角。最初，王老板和高老板一致商定，两人按照五五比例出资，各投入七十五万元，可两人都没有按照承诺的数量足额出资。到了这个夏天，两个人都等着，谁也不愿意先拿出钱来。按照罗师傅的说法，这种家族式的公司经常麻烦不断。“最好是找个朋友作为合作伙伴，”他说，“如果是朋友，你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跟亲戚就敏感得很，而且很容易发火。”
不过，根本的问题似乎是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也没有人在乎预先订好的规约。两位老板基本上全部是用现金进行注资，这不仅增加了风险，还在家族内部造成关系紧张。他们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为自己的工厂画出了设计图纸。他们至关重要的那台机器，竟然是由一个只上过中学的农民凭着记忆设计出来的。对于正式的营销规划，哪怕一丁点最细微的线索分析都没有做过，却指望着通过送几瓶五粮液白酒和几条中华烟就能把未来的客户给搞定。到7月份，厂里面最大的一笔流动资产竟然是装在无数个塑料袋子里的胸罩调节环，多达一百多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有什么稀奇的话，那就是他们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这让人迷惑不已。厂里面读书最多的人要数高老板，也不过就是在财贸学校读了两三年。多数雇员所受到的正规教育严重不足，他们那批人——从上到下——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高老板和王老板的家里靠种植水稻为生；罗师傅出生的地方，是一块棉花地，掌管胸罩衬骨的老田，曾经在家种过水稻；小龙的父母亲靠种植茶叶和烟叶为生：陶家人精通的是小麦和绿豆；那位秘书——差不多算是会计吧，因为记账的就是她——生长在产梨大县，一位从前的柑橘种植户现在在厂里操控起了金属冲压机。还好，他们种植的这些农产品被他们抛在了身后。这些曾经的农民们现在生产的是两种吃不进嘴的东西：薄如剃刀的胸罩衬骨，以及重量仅有零点五克的胸罩调节环。
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故事。人们也许缺少正规教育，但他们来到了这样的环境里，被强迫着边干边学。最重要是，那是一大批人。在全国的十三亿人口里面，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在现代史上，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么高比例的劳动大军，要他们离开自己的老家也远非难事。各地的道路都修好了，务工网络也建好了。社会主义的老式户口登记制度早已变得十分宽松，人们可以想到哪儿就走到哪儿。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们更是无所畏惧。政府的基本政策正是为了释放这种人类力量，让市场本身建立起丽水这样的新兴城镇。
不过，在个体仅凭着意志力究竟能走多远的问题上，仍存在诸多限制。哪怕是胸罩调节环这样简单的产品，也存在着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管理结构，由于雇员们没有经受过正规教育，现在遇到了麻烦。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各个公司能否超越低利润率的产品发展起对创造力和创新性提出要求的相关产业。到头来，这才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工业革命之间的最大差异。在欧洲和美国，工业的发展要求人们的思维模式做出快速改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存在劳动力缺乏的局面。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土地很充足，而人口则相对较少。任何人只要怀揣几个月的储蓄，就可以前往西部，尝试着发展农垦事业。农业和西进步伐使身强力壮的劳动者们耗尽了精力，老板们只能充分利用剩下不多的劳动力。对效率的需求激发着人们的创造力，这样的创造力反过来又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棉籽酒、缝纫机、装配线、标准化的“美国体系”，以及可替换零件，等等。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无可避免，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浪费巨额财富的诱惑，而中国正巧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从罗师傅的个人经历来看，他算是大获全胜了，可他生产的也不过就是胸罩调节环这种玄妙深奥的东西；再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他这个样子，永远都做不到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在丽水市的两位老板当初录用罗师傅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正计划着在短期内生第二个小孩。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妻子和第一个孩子，跟许许多多的务工人员一样，罗师傅没有把家人带在身边。不过，他明确地让两位老板了解到他所肩负的责任——这个法子在争取多要薪水上十分奏效。王老板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因此，他对于跟计生干部打交道时所必须的贿赂和罚款是十分熟悉的。
临近7月底，罗师傅要请假回湖北老家，去照顾即将给他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妻子。不过，到这个时候，两位老板也学精明了，懂得用金钱方面的责任来对付他。
“你应该留在这儿，”王老板说，“现在回老家要浪费很多钱。”
罗师傅则辩解说，厂里面反正不忙，他也没有打算要回去很久。但重要的是，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得呆在她的身边。
“生第一个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王老板问，“那就够了嘛。生第一个孩子才激动嘛。生第二个小孩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我老婆生第二个的时候，我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
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对话，就像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绝大多数协商那样文火慢烧着。没有最后通牒，没有人发火，没有人表现出不耐烦，大家的话语依然十分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在讨论头天的晚饭一样。不过，那场对话就那样文火慢烧着，一天一天，还是出现了些许细微的紧张迹象。罗师傅的脸涨红着，很少露出笑容。王老板给大家发烟的次数也少了。这些日子，他的结巴更厉害了——生意清淡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罗师傅要请假，无疑又给他增加了几分压力，一般情况下，王老板会不假思索地同意罗师傅的请假，可他现在很担心罗师傅会借机离开厂子不再回来。他的担忧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以往，差不多就是以这种家庭大事为借口，罗师傅曾经频繁跳槽。
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以顺便协商的方式进行着沟通。打工仔说起什么事情，老板也会做出回应，而他们谁也不会看上对方一眼。很多时候，他们的对话非常轻描淡写，让我很难听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一天晚上，我跟罗师傅一起呆在那机器间的时候，他转向王老板跟他说起话来，我听到了“薪水”这个词。王老板马上把头转了过去，看着别处。
“以——后吧，”他说道，“目前生意不太好。”
“我只是问你要两个月的，”罗师傅说道，“你总共欠了我三个月呀。”
“不——行。”
“我只不过请四天假，四天假就够了呀。”
“不——可能。我们随时可能接到新的业务。”
说完这句话，王老板就离开了房间，而罗师傅则看着我笑了一下。这段时间，我已经学着小心翼翼了——跟罗师傅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久前，我请他到遂松路上的一家馆子吃饭，喝了几杯啤酒，聊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王老板就对我满腹疑惑：昨晚上你跟罗师傅去哪儿啦？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呀？你怎么对厂里边的事情那么好奇呀？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在对其他项目进行报道的时候，我时不时地要向别人保证，我写出来的故事不会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浙江南部的这两位创业家担心的不是这样的问题。他们唯一的担心跟做生意有关：他们担心我可能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也许正满心期待着自己开一家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昵。注意到王老板的紧张情绪之后，我给他看了我之前写过的一本书，还从互联网上把我曾经发表过的故事打印了出来。我也跟他讲了实情——我丝毫没有兴趣来他这里挖罗师傅，我很热爱写作，不会为了浙江省的胸罩调节环而放弃它。
在厂里边，这一场协商一致持续到了2006年7月27日早上十一点整，也就是罗师傅得知自己的儿子降生的那一刻。他是从手机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因为他的一个亲戚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孩子是剖腹产的，母亲则需要在医院待上两三天。刹那之间，工厂里边进行的那场对话有了进展。王老板准了假，给他支付了一个月的欠薪。他们依旧欠着他两个月的工资，两位老板算过，这笔钱足以保证罗师傅回到厂里继续上班。他立马出去，买了张去湖北的火车票。他预计在那天午夜的时候可以出发，如果一路上没有什么耽搁的话，儿子生下三天的时候，就可以见着他的爸爸了。
那天夜里，罗师傅临走之前，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我请他在丽水市区吃了顿饭。坐在我租来的桑塔纳轿车里，罗师傅解释说，这是他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经济开发区。他挑了一家四川饭店，我们点了麻辣鳝鱼、重庆鸡丁、麻婆豆腐等。那个饭店没有他记忆中的潮南那些地方——金龙、金色郦园——那么气派，不过，罗师傅很是髙兴。
“我多么希望还是在广东啊，”他说，“如果我还在广东，我会去买彩票，因为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在广东，他们可以卖香港六合彩，这里根本买不到。”
我问他准备怎么对付那些计划生育干部。外来务工人员如果违反了政策，他们通常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暂住地。可是，罗师傅的孩子是在老家出生的呀。他曾经跟我讲过，他的大儿子也在老家。此刻，他迟疑了一阵子，考虑着我提出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没事儿。”
“那你还要交罚款吗？”
“没事儿，”他说道，“都处理好了。”
他改变了话题，端起了酒杯，我们共同为他新生儿子的健康干了一杯。罗师傅笑着，再次说起了他希望买香港六合彩的话题。他被拖欠了一大笔钱，打工的工厂濒临破产，儿子出生时又不在身边。可在他看来，在那个夏夜，他是全丽水市最幸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