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讲完了圣丹尼和大教堂的故事，却总觉得还应该有一个下篇。
著名的圣丹尼大教堂重建，是在公元1125年。三十四年以后，苏利主教（Bishop de Sully）就为巴黎圣母院放下了第一块奠基石。今天我们看着巴黎附近这些高耸的哥特式教堂的规模，自然会想：圣丹尼为之奉献生命的事业，在那个时候似乎已经完成。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像是被沙丘掩盖的岩石一样。唯有时间的淘洗能使它露出隐藏的真相。当年强大的罗马总督，轻松地把那几个弱不禁风的异教传播者扔进狮子笼，或是砍掉脑袋。他怎么可能想到，他们自己，随同着他们宏伟的罗马神庙，都将在巴黎这块土地上很快消失。而那些当时建造着简陋教堂，没有信仰权利的谦卑的人们，却在八百年后，建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庄严圣殿。
这些天主教堂的规模，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壮观的效果。它们当时确实在使用上有这样的需求。当时的王室建筑师（Abbot Suger），曾经留下重建前的圣丹尼老教堂不堪负担的记录。在他描述中，当时一年一度的圣丹尼节，教堂里人如潮涌，常常酿成惨祸。可见十二世纪左右天主教徒人数的众多，以及人们对信仰的虔诚和狂热。
法国南方小城尼姆街头
我们今天需要对这样的历史场景加以说明，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巴黎已经看不到这样的盛况了。今天法国的教堂，假如不把游人算在里面，远比美国的教堂来得冷清。我们在法国南部，也看到类似的情景。我至今记得，那次在南方小城尼姆进入一个小教堂，是怎样地让我吃了一惊。那是我们在美国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教堂景象。里面满满的，都是七十岁左右白发苍苍的老人。我认真地观察一番，发现里面只有两位男性，其余竟全是些法国老太太。
我们有两次在法国的乡村步行，遇到教堂就进去看看。法国的乡村教堂，规模虽然比较小，但是也一样很有年头。因此，也总能够在里面找到各种纪念文字。几乎总是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当地阵亡者名单。我们看到，二次大战的法国阵亡者人数，要远远少于一次大战。走在这些小教堂之间，我们感觉法国的教会活动并不那么活跃。新建的教堂很少。美国和法国相比，国家年龄如同少年。美国教派更杂，教堂当然都不是古迹，一般没有游览价值。它们大多十分简陋，常常是木结构的。但是经常有新的乡村城镇的教堂在建造，教徒的年龄构成相对要年轻，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就连给孩子们开的周日《圣经》学习班都很热闹。美国的许多教堂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以宗教为凝聚力的社区活动中心。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法国天主教的状况，相对于盛期的衰落，也是历史的结果。人类属于精神领域的产物，不论是文学、艺术、宗教，还是泛泛而指的思想，都会在一个时期出于某种历史的必然，冒出来。正在盛行的就是“主流”。而刚刚冒出来的，或是正在消亡的，就是“支流”，甚至是逆流了。历史长河，泥沙俱下，精神财富所含有的金砂，不论属于哪个派别，最后都会沉淀下来。虽然很多流派经历了由弱而强，最后又由强而弱，甚至消亡的历史。可是，哪怕是似乎消失了的，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仍然会被保留。今天的任何一个正在盛行的精神主流，假如有记忆、有历史眼光的话，就会从这样的历史中，获得一些教益。因而不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把自己看得太正确。起码是自己要活，也让别人活。假如仗着人多势众，就要对别人斩尽杀绝，最后就可能遗祸自己了。
在人类历史越早的时候——也许是历史范例的积累还不够？——犯这样的错误的就越多。这就是圣丹尼和他的同伴掉脑袋的原因。当一千年以后，在巴黎，圣丹尼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节日，新的圣丹尼教堂已经建成，连巴黎圣母院也已经挤满了朝圣者的时候，这个成为“主流”了的宗教，又是如何对待别人的“圣丹尼”的呢？很不幸的是，中世纪天主教对新教徒的宗教迫害，几乎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人们常常把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个新世纪的开端。我们正好有机会，一访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遗址：安布瓦斯（Amboise），想更多了解那个时期的情况。
我们曾在巴黎以东的卢瓦河谷（The Loire Vally）游荡了一个星期。那是一个布满城堡的山谷和河域。安布瓦斯就在这个区域。那天，我们是整整步行了十公里多，在傍晚时分才赶到安布瓦斯的。
严格地说，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原来朋友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先到安布瓦斯，在那里先看看，然后再去雪侬墅（Chenonceau），那是卢瓦河域最精致的一个皇家城堡。去过那里的朋友告诉她，从安布瓦斯到雪侬墅，有很方便的汽车。我们是坐火车到安布瓦斯的，下了车以后，不论是火车站售票处，还是当地居民，都说没有汽车去雪侬墅的。这是旅行的常见情况，我们获得的是不准确的信息。计划当场就乱了。
卢瓦河上最精致的城堡雪侬墅
和我们一起下火车的还有一个突尼斯来的第二代移民女孩。她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会说英语，现在在附近的布洛瓦（Blois）工作。我们也刚去过那里，而且正好还会两句阿拉伯的问候语，就和这个阿拉伯女孩用英语聊上了。她和开着车来接她的父亲一说，她父亲热情地邀请我们上车，要送我们去雪侬墅。结果，我们在安布瓦斯只能说是脚沾了一下地，就匆匆离开了。那是一辆小型车。法国的汽油价钱是美国的四倍，城市的规模也相对紧凑，所以为了节约汽油和方便停车，车子普遍都小。
女孩的父亲是第一代移民。在法国生活几十年，却一点不会法语，更不会英语。所以，一路上，我们一直是和女孩在聊。女孩在安布瓦斯长大，大学毕业后，不安心在小地方生活，就把家安在布洛瓦了。那里虽然大一些，但是还远不是一个大城市。女孩充满了矛盾，一边觉得不能忍受小城的单调，一边又留恋从小长大的安布瓦斯，留恋小城的美丽和宁静。对于她来说，这就是故乡了。所以，她不断地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再回安布瓦斯去看看，那是一个多美的地方啊。至于车子正在前往的皇家城堡，她说从来也没去过。我们很奇怪地问：“这么大一个城堡，我们可以万里迢迢来观看，离你们家才十公里，你怎么会没去过？”她笑笑说：“对我们来说，城堡到处都是，不稀奇了。”
等到从游逛大城堡的兴奋中回到门口，才发现我们是傻在那里了。我们怀着希望，再一次向城堡的门卫询问回到安布瓦斯的方式，他微笑着说，你们直着先走一公里，然后拐个弯，再走十公里，就到了。没有车。火车是有，可是线路不到那儿。我们颠了颠肩上的大包，走。为了女孩说的小城的美丽，也为了另一个城堡——安布瓦斯城堡。
黄昏时分，暮色苍茫，我们经过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围墙围着的羊群，穿过如画般的葡萄园，从山坡上缓缓下来，走近卢瓦河边的安布瓦斯城。进城前，站在路边的“安布瓦斯”牌子前，还来得及抓住最后的光亮，留影纪念。然后，直直地来到大城堡底下，在一个只有一颗星的小旅馆住下。这样的旅馆，就是我们在中国学英语时，想象的真正欧洲小旅馆（Inn），虽然法语里不论大小，都叫大旅馆（Hotel）。美国已经没有这样古旧而有味道的旅馆了。老房子，夫妻经营，楼下是小酒铺，楼上是像居家卧室一样简朴的房间。我们卸下肩上的大包，就来到楼下小酒铺，和那些在外观和内心都松弛的法国“外省人”一起，挤在柜台边，一人要了一大杯啤酒。一个法国老头儿，好心地一定要让给我一个酒吧的高凳子。我们端起酒杯，看着玻璃门外黑憧憧的城堡高墙，一边灌啤酒，一边想，这是多么过瘾啊！
布洛瓦布满了这样的住宅
安布瓦斯城堡，是安葬达·芬奇的地方。
第二天城堡一开门，我们就开始往上爬了。说是爬一点不过分，那是高高大大的石坡道，上面就是整个城堡的围墙。上去一看，城堡的面目才比较清楚了。原来，是一大圈围墙围住了一个山包，山包上才应该是原来的城堡建筑物，可惜它们大半已经毁坏无存，留存的只是一个精致的小教堂和一部分建筑物。小教堂在毁坏的古堡废墟间，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围墙围着的羊群（作者手绘）
安布瓦斯城堡顶上埋葬达·芬奇的小教堂达·芬奇肖像风很大，因为早，所以游荡在顶上的好像只有我们和另外一对英国夫妇。他们似乎是偶然经过这里，对这个古堡的历史一点也没有摸清。在我们后面走进这个小教堂之后，他们只是对这个内部简单的教堂扫了两眼，就打算出去了。我平时也没有随意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习惯，这个时候实在忍不住，冒失地脱口而出：这就是达·芬奇安葬的地方啊。“是吗？”他们惊奇地睁大眼睛，收住了已经快要踏出门的脚步。望着我们这两个东方人，几乎怀疑我们谈的是另一个也叫达·芬奇的什么人。“我们还以为他是葬在意大利呢。”
是的，只有一个达·芬奇。他葬在这里。这个小教堂就是为他修建的。他们疑疑惑惑地跟着我们寻找证据，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小小的空间转了两圈，才在一面墙上找到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在这后面，安葬着达·芬奇的遗骸。我们走出这个教堂，一起对整个小建筑的造型完美和它门楣上的精美石雕赞叹不已。我们高兴地成了半个导游，接着告诉他们，在安布瓦斯城里，还有达·芬奇故居。那栋红砖镶嵌石雕的小住宅也很漂亮。达·芬奇的最后几年就生活在那里。
我们不是第一次在这里遇到达·芬奇了。他把他晚年的成熟的艺术留在了异乡的法国。我们在附近的几个城堡都看到他的建筑作品。他来到法国，热情地工作在这里，去世和埋葬在这里，是因为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法国，有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是达·芬奇在法国的“伯乐”。这是一个常常可以听到的名字，我们后来都很熟悉了他独特的面容，因为看他的画像看得太多了。弗朗索瓦一世热爱艺术，经常往来于卢瓦河域的宫廷和周围几个城堡之间，这个安布瓦斯城堡是他最喜欢逗留的地方之一。我们一来法国，就听到这样的动人故事，说老迈的达·芬奇是死在弗朗索瓦一世国王的怀里的。文艺复兴果然是星光灿烂的景象。
我们站在风中雄壮的城堡上，脚下是浩浩荡荡的卢瓦河。城堡上插着一排中世纪图案的旗帜，红色和深蓝，有着金黄的图案，在风中猎猎飘扬。这里景色壮美，不由会想，当年的达·芬奇一定也站在这里看过同一条卢瓦河。可是，此刻我们心里却很不“艺术”。因为，我们在向这对英国夫妇继续导游的时候，讲解了在这个城堡发生的，历史上著名的“安布瓦斯阴谋”。
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画像
弗朗索瓦一世死在1547年，十三年以后的1560年，政教合一的传统结出的无数恶果中的一个，在这里爆发。正因为政教是合一的，掌握政权者往往也掌握宗教，也决定其他宗教信仰的生死大权，所以，被压抑宗教的出路也唯在夺取政权。宗教与政治纠合，信仰权问题居然和政权相连，这是何等混乱的局面。当时的国王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孙子，是个年幼体弱的少年，并不能真正掌控局面。天主教和新教所代表的两边，都试图挟天子而使自己的一派在政治和宗教上成为“主流”。当时法国的新教徒，大多数是加尔文派，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新教出来以后，就经常是被天主教追杀的对象。这一次胡格诺的谋反失败，一千二百具胡格诺教徒的尸体，就被铁钩挂在我们脚下这个安布瓦斯城堡的正立面上。我们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一千二百具人的尸体，挂在这儿是什么样的景象。
也许，人们会说，这是弗朗索瓦一世死去以后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我们读了各种有关他本人的资料。在一些书里，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贤明君主，自始至终，充满了对法国的热爱和对平民的关怀。他推崇艺术，身先士卒，整篇都是催人泪下的悲壮兼而忧伤的故事。可是，里面常常遗漏了这样的情节，这位热情洋溢的君主，在1516年，与教皇利奥十世达成协议，从此，在法国彻底地包揽政教双重大权。所有法国境内的教职，从大主教开始，从此由弗朗索瓦一世发布任命，宗教职位成了他的朝廷命官。法国教会的大部分收入，也归他所有。从此埋下了政教混合争权的深深祸根。那些悬吊胡格诺尸首的铁钩，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时代，已经铸就。
安布瓦斯堡（作者手绘）
不仅如此，在1534年以后，弗朗索瓦一世开始迫害新教徒。1540年，成立了人们感觉中只有在中世纪才熟悉的宗教裁判所。就在弗朗索瓦一世死后的三年里，他最宠爱的儿子亨利二世，就用这个法庭，判了五百个新教徒，其中六十人死刑。1549年，又成立了专门惩治胡格诺教徒的，极为严酷的宗教裁判所，人称火焰法庭。文艺复兴的星光，在火刑柱的冲天烈火下，顿时黯淡下来。
这是无法控制的对异教徒的加速迫害。迫害越是血腥，冲突越是惨烈，迫害者一方也越是恐惧。在“安布瓦斯阴谋”的十二年后，1572年8月23日，一场恶性迫害事件又在巴黎发生。即使在当时还战乱不断的欧洲，仍然震动了所有的人。战争，哪怕是宗教战争，虽然愚蠢也都是公平厮杀。这与当权者对无辜平民的屠杀有本质区别。那天夜里，在亨利二世的遗孀、当时摄政的卡特琳·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s）的授意下，以巴黎各教堂的钟声为号，以武装部队先行，大肆屠杀前来参加新教领袖亨利婚礼的胡格诺教徒，并在全城各处搜杀。屠杀立即扩大到法国各地。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仅巴黎一处，被屠杀的新教徒就有三千之众。这就是永远被历史记住的“圣巴托罗缪惨案”（Massacre of Saint Bartholomew's Day）。
安布瓦斯城堡室内
用屠杀来维护权力，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强权都曾经试过的方式，可是历史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原来应该在惨案那天举行婚礼，结果却目睹自己婚礼的教堂变为屠场的那位异教新郎，在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十二年后的1589年，成为法国国王，那就是亨利四世。他虽然后来改信天主教，却因此宣布新教在法国为合法。虽然，不同宗教之间敌视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但是，这是欧洲出现的第一道宗教宽容的曙光。人类向前迈出一步是多么的艰难。
这位对异教徒大开杀戒而留名史册的法国王后卡特琳，是从意大利嫁过来的。她来自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的府第留存至今，是今天学习西方建筑史的学生都很熟悉的文艺复兴时期府第建筑的典范。卡特琳的曾祖父罗伦佐（Lorenzo de Medici）又是这个家族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正是他，在自己的别墅里建立了“柏拉图学园”，又在私人花开过一个雕塑学校。那里，有过一个还未成年的十五岁学生，他就是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名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卡特琳是在文艺复兴的摇篮里长大的。
在这里，不得不想到一个同时发生在瑞士的故事。在法国亨利二世的“火焰法庭”把一个个胡格诺送上火刑柱的时候，在美丽的日内瓦湖畔，1553年，胡格诺（即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加尔文（John Calvin），在他自己成为主流教派的瑞士，把来自西班牙的神学家塞尔维特，以异教徒的罪名，烧死在火刑架上。
这些文明与野蛮的交替，辉煌与黑暗的碰撞，人文精神与兽性的重叠，让今天站在中世纪城堡上，站在达·芬奇的纪念小教堂，和悬挂过成片尸身的城墙之间的我们，说不出的迷茫。
我们习惯了简单的历史分期，教科书简单地一刀切去了一千年中世纪的黑暗，打开一个阳光明媚群星璀璨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的目光被艺术的光芒照射得眼花缭乱。我们因此相信，那就是一个人文的时代。这实在太小看历史的惯性。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连贯在一起。一个在制度上没有任何触动的旧时代，很多变化只能是缓慢渐进的，就连中世纪本身都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
常常令大家扼腕痛惜的古希腊文明，是人类历史一个孤独的天才早产儿。它们几乎注定是要灭亡的。文明出现得太早的话，就像一个不足月的婴儿，他的生存可能几乎完全取决于生存环境。假如他得到的不是一个暖箱，而是一片野兽出没的丛林的话，我们又凭什么指望他能生存下去？文明在那个时代，就是软弱的同名词。当我们看到，在人类早期弱肉强食的大环境中，雅典人在那里发展文明，培育生长着民主制度的萌芽，雕琢着精美的石雕，胸中酝酿着史诗的激情；同时，我们又看到，邻近的斯巴达，纪律严明，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如同一个兵营。小儿七岁就严酷训练，青年个个参加军训，三十至六十岁全都是现役军人。这幅景象，就像在狼群中，看到一只浪漫的羊一样。那是人类在比谁的牙齿尖利的时代。
结果总是最野蛮的大获全胜，中世纪如期而至。可是，中世纪整整一千年。这不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无底黑洞。进步，走向文明与人性的进步，是人类的本性，这才是人类的希望。所以，从进入中世纪的第一天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另一个向上的艰难跋涉。教堂建筑的发展是中世纪文明进步的一个物质证据。在古希腊古罗马建筑与文明同归于尽之后，人类又渐渐发展出了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这样艰难的千年跋涉和不断创造的结果，才是文艺复兴的逐步到来。而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时代。野蛮的印记依然存在。在人文精神开始发蒙，人体雕塑已经满街满宫满后花园的时候，尊重个人生命，尊重个人权利，尤其是异端权利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所以，那些给巍峨的教堂奠基的主教们，那教堂里蜂拥而至的教徒们，在当时并没有理解圣丹尼告诉了他们一些什么。圣丹尼站在那里，到法国文艺复兴，整整一千三百年过去了。他依然捧着他被砍下的头，忧郁地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人们能够理解宗教中向善的真谛。正是这样一个宗教内核，使得它依然流传，依然找到自己的信仰者，帮助它的信仰者在野蛮时代的泥沼中，慢慢跋涉出来。那是宗教属于金砂的部分，它永远不会被时光的流水冲走。
我们从卢瓦河谷回到巴黎，打开电视，那里正在播放当天几乎是全世界所有电视台的头条新闻。罗马的天主教教皇让·保罗二世，正在梵蒂冈，向全世界的人们，为天主教所有的历史错误，公开做有史以来的首次庄严忏悔。他要求天主教徒在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净化自己的灵魂。他请求上帝原谅天主教在两千多年来犯过的所有罪行。他提到了由于天主教徒在历史上的敌意、偏见和无情，因而遭受苦难的所有人们，他请求宽恕。同时，他也代表天主教，原谅了所有曾经迫害过天主教徒的人们。
我仿佛看到，死不瞑目的圣丹尼捧着的头颅上，眼眶变得湿润。有一滴泪水，在慢慢聚集。渐渐地，他睁了近两千年的眼睛轻轻闭拢，那滴泪水，终于落在了初春的大地上。
香波荷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