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西岱岛的南岸，是著名的拉丁区。
巴黎历史悠久的大学们，就是星散在这个区域。大学的建筑和庭院都是那么古老，院子里总有智者的雕塑，墙上会镶嵌着几百年来教授们的名字，一个都不会遗漏。也许，这种历经革命都从未中断的、无可名状的对文化艺术的敬重，正是法国文化能够持续辉煌的原因。
巴黎大学入口，墙上是历时几百年的教授名单
大学区伸展出去，还可以接上附近的高等美术学院。从拿破仑时代开始，美术在这里，就首创性地成为一种成体系的教育，培养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建筑学也是这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世纪前，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青年建筑师们，很多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在法国，建筑学无可争议地自然就属于艺术学院。谁也没有想过要把它归为工科。今天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依然古色古香。它不是“做旧”的，整个学院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古董。学生们就在精致的小穹顶下，在精美的环形壁画前，对着模特儿做人体速写。学院的外面，看不尽的艺术商店布满了街区，一直漫延到塞纳河边。
拉丁区之所以叫拉丁区，竟是因为当初穿行在这些小街上的大学生们，都操着一口流利的古拉丁语。他们在小咖啡馆喝咖啡，也在小酒馆痛饮。他们朗诵和争辩，也狂欢和决斗。今天，拉丁语已经不再流行，可是，邻近大学的整个文化氛围却整体保存了下来。所以，今天的游人们都一定要来这里逛逛，要在当年艺术家哲学家们坐过的咖啡馆里，喝上一杯咖啡。这使得拉丁区如今布满了应付游人的小餐馆。
我们经常转到这个地方，每次来，还会顺便留意看一下，有没有卢儿告诉过我们的伏尔泰咖啡馆。我们没有刻意去找。因为西岱岛附近的这一片，是我们经常在那里转的，想着也许自然就会碰上。
就这样，直到临离开巴黎的最后两天，我们又去了一次奥赛博物馆，出来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奥赛”本身是由一个老火车站改建的，还是很有名的建筑改建的成功范例。我们决定沿着它和塞纳河平行的侧面，向拉丁区方向走，顺便再看看这个巴黎老火车站外观的本来面目。在它侧面的上方，用装饰化的大字镌刻着法国的一个个地名，那是当年火车的发车去向。我们不由像小学生一样，一边慢慢辨认着这些法语地名，回味着那些去过的地方，一边向前走。
火车站之后的这一段街区，左面是塞纳河，右面就是一栋栋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灰暗衰老的老住宅楼，楼下却是些最高级的古董商店。就在走到一个街角的时候，西岱岛上方即将落下天际的太阳，突然扯开乌云的一角，把一道橙黄色的光芒射在一堵老墙上。我的眼睛一亮，不由叫出声来，“就是它了！伏尔泰咖啡馆”。该碰上的，就是会碰上。
伏尔泰沿河街
其实，“伏尔泰咖啡馆”并不是伏尔泰当年在这里喝咖啡的地方。在这个以“伏尔泰”命名的咖啡馆的楼上，是伏尔泰最后居住并且去世的地方。就这一溜墙而斑驳的老屋，真住过不知多少名人。和伏尔泰只隔着六个门牌号码，就住过德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音乐家瓦格纳，和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这就是今天的伏尔泰沿河街（Quai Voltaire）。
老火车站“奥赛”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火车站改建成博物馆收藏着一八四八——一九一四年间的雕塑，印象派作品的奥赛博物馆街道是一种神秘而有生命的东西。历史在把生命一点点灌注进去。这使我想起前不久在报纸上读到，人们在讨论上海浦东新建的“世纪大道”，是否已经超越了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相信巴黎人看到任何一条修建得无论怎样壮丽的大道，都不会引出这样的问题。就像这条貌不惊人的走过瓦格纳和西贝柳斯的街，就像这栋有伏尔泰咖啡馆的楼，在巴黎人眼中，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巴黎的、不可比拟的。
今天，人们都说，和路易王朝同路并行的、创造着文学艺术的法国知识界，正是他们为大革命的枪管准备了火药，为大革命的骡马储存了粮草。伏尔泰可以算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伏尔泰和路易王朝的纠葛，也是最典型地说明了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知识界和贵族、王朝的复杂关系。
1716年，年轻的伏尔泰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开始不断地攻击和嘲讽路易十五的摄政者。因此他被逐出巴黎，送往卢瓦河地区。可是他在那里，却成为当地的贵族领主，即亨利四世的大阁臣后代的贵宾。几个月后，他给了摄政者一首陈述无辜、要求公正的诗，居然也就因此获准回到巴黎。
此后，伏尔泰被密告与一首强烈攻击王朝的诗歌有关，遂被关入巴士底狱。在那里，他被关押了近一年。他当然没有自由，可是，狱里的生活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他被获准得到书籍和生活用品，亚麻布衣衫甚至香水。他常与官员共餐，与其他囚犯及狱卒玩滚球，并且继续在那里创作史诗。而这首史诗（La Hentiade），正是以卡特琳·美第奇屠杀胡格诺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惨案”为蓝本，抨击宗教迫害的。
1718年，入狱不到一年的伏尔泰出狱了，却不准进巴黎。可是半年以后，他又顺顺当当获准回到巴黎。不仅如此，他回到巴黎才一个月，他的诗剧（Oedipe）就轰轰烈烈地在巴黎上演，连演四十五天，大获成功。虽然他的诗剧，被巴黎民众公认为，是在隐喻摄政王和他的女儿有乱伦的关系。可是，诗剧照样进入皇宫剧院上演，摄政王照样接见伏尔泰，他和女儿照样看戏，还允许他把这个诗剧题献给摄政王的母亲。
还不仅如此。伏尔泰在巴士底狱所写的政治宣言式的史诗，在六年后出版，第一版就被抢购一空。1725年，伏尔泰三十一岁，已经是法国公认的最伟大的当世诗人。虽然在街头，警察会查禁那些销售他的激烈诗篇的书商，可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又会忍不住自己对诗人和思想家的仰慕，把他当做贵客请进宫来。王后被伏尔泰的戏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以致还私下里赠送给他一千五百法郎。
这个时候，年轻而得意的伏尔泰，就住在当时的波奥街（Rue de Beaune），也就是我们眼前的这条“伏尔泰河岸街”。当然，那时街上没有呼呼作响的汽车，而今天我们站在那里的时候，正是下班的交通繁忙时分，所以，我们就是要从河岸穿过马路去对面喝一杯“伏尔泰咖啡”，也要耐心地把绿灯等出来才行。
就在这条街上，近三百年前的1726年初春的一天，人们惊讶地看到平时潇洒的伏尔泰，那天却衣冠不整，狼狈而愤怒地匆匆穿过，冲进自己的家门。那是在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发生的一件意外的事情。
伏尔泰像
伏尔泰偶然地和一名对他的声望不认账的年轻贵族，发生了冲突。他们先是骄傲地相互顶撞，继而动手，最后，年轻贵族设下一个埋伏，使伏尔泰被痛殴了一顿。他冲回家中，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跑到巴黎郊区，天天“磨剑霍霍”，勤练剑术，扬言要报仇雪恨。在路易十五时代，法律已经禁止决斗，违者将处以极刑。三十一岁的伏尔泰已经是法国的骄傲，所有关心他的人都为此捏了一把汗。后来惊动王室，下了一纸通令，让警察监视着伏尔泰，不让他轻举妄动。最后干脆把他送进了巴士底狱。警官的记录中写到，在逮捕他的时候，“犯人家族一致喝彩”，因为“这道明智的命令，防止了这个年轻人再干下新的蠢事”。这次伏尔泰进巴士底狱，几乎是一次“保护性拘留”。
在牢里，年轻气盛的伏尔泰清醒过来。要求释放并且去英国。十五天以后，他就被释放了。赴英国之前，他不仅得到路易十五的官员们种种致英国显贵的介绍信，还得到王后的许诺，每年继续由王后给他支付一份年薪。朋友们当然少不了宴请送别，他带了一大堆研究英国的书籍，打算好好考察一下他向往已久的英国社会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伏尔泰的“放逐英国”故事。三年以后，他再度回到法国的时候，真的成了英法文化的重要交流媒介之一。
伏尔泰是一个长寿、多产、精力旺盛的思想家和作家。上面的这些经历，只是他人生的一个开篇而已。可是，这个开篇却非常典型地描述了路易王朝和伏尔泰们的恩恩怨怨。伏尔泰此后的故事，也基本上没有脱出这个模式。
随着伏尔泰思想的成熟，他的文笔越磨越犀利，对于旧制度的攻击，也越来越切中要害。在王朝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的书被禁被烧，本人避走外省，甚至逃亡国外。可是，风头一过，国王又会在贵族们以及贵族沙龙的女主人们的劝说下，对这个思想的天才眼开眼闭，甚至暗暗崇拜起来。
这和君主本身始终没有脱离文化思潮的发展有关。我们可以说，法国的贵族和君主是附庸风雅的，可他们是真的附庸上去，或者说是赶时髦赶上去了。那些十八世纪的哲学潮流所表达的先进思想，不论王公贵族们是否完全赞同，至少他们一点也不陌生。
不仅法国如此，在法国之外的欧洲几个大国的君主，几乎莫不如此。他们似乎都以和学者们探讨文学艺术思想哲学为乐。伏尔泰和他们书信往来，讨论着相当艰深的学术问题，交往得就像老朋友。伏尔泰既然是法国人，循着爱之愈甚，痛之愈切的规律，他对于旧制度的抨击，当然就更多地射向具体的“法国箭靶”，也就自然更容易和法国的当局形成冲突。而在其他欧洲君主那里，“法国现实”被淡出，伏尔泰就更多地成为一个抽象的哲学智慧。欧洲的君主们因此就更愿意听他聊聊那些新鲜的玩意儿，尽管他们完全明白，这些新奇刺激的思想，对于他们正在享受着的制度，是多么大的危险。这种情况简直就像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着迷地玩火，又爱又怕的感觉一样。
思想家和欧洲上层宫廷贵族的这个互动过程，对于推动欧洲的进步和王朝的渐进开明，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伏尔泰身上，当时的法国其他思想家，也普遍遭遇这样的经历。例如编写《百科全书》的狄德罗，他也因为思想的异端被捕过，也有过书籍被没收被焚烧的经历。可是，不管怎么说，《百科全书》事实上在一部又一部地编写下去，并且出版面世。《百科全书》的完成，不仅仰仗学者们的努力，它同样离不开王室的“特权印行执照”和一大帮贵族们的慷慨解囊、巨额捐助。在《百科全书》的“思想”出问题的时候，那些侯爵伯爵和他们的夫人们，就不断进出宫廷，为学者们游说，而且每每都能奏效。
《百科全书》在法国出现出版危机的时候，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奥地利的腓特烈大帝，就递过话来。说是你们法国要是不能印的话，我们保证，在我们政府的保护下，就在我们彼得堡、维也纳印。这样的表态，让欧洲文化中心的巴黎实在很没有面子。法国还是只好改了主意，就放手让他们在巴黎印行算了。
《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在1765年问世，这已经是法国大革命的二十四年前。这套二十八卷的昂贵学术著作，在二十五年里竟然印行了四十三版。不论这套书有多大的学术缺陷，可是大家都公认，它“激发了思想”，“煽动了革命”，是“大革命之前的革命”。
社会变革由街头民众在推动，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变革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思想。而欧洲思想的飞跃，离不开宫廷和贵族本身对于新的精神世界的好奇和探求。也正是由于法国知识界和宫廷贵族的密切联系，他们始终了解旧制度上层的渐进变革的可能，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于渐进改革的理想和信心。可是，由于法国知识界为之奋斗的，就是要突破王朝本身利益所系的旧制度，因此，他们之间的激烈冲突又是必然的。
这种矛盾，在旧制度邻近变革的时候，表现得尤为充分。最具有象征性的，就是路易王朝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的困惑。
在绝对专制的体制下，是没有什么可困惑的。王朝可以处理得非常简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且令行禁止，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一个学者、出版者，甚至书商，都可以因为一个小小的违规，被投入监狱。而且，投进去就跟一颗石子儿给投到井里一样，从此就沉底儿了。就是当场就杀了砍了，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谁不服就跟着一起去。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王朝的逐步开明，即便是平民，也不能随杀随剐了，更何况是那些不仅受到公众爱戴，也被王公贵族们所崇拜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和思想家呢？
结果，法国王朝随着开明进步的步伐，对于思想言论和出版的管理，就呈现了最摇摆跌宕、无所适从的局面。这就是前面的伏尔泰故事的来由。王朝和旧制度一体而存在，它无法放弃旧制度本身，而它也无法逆转历史潮流，在有意无意之中，它甚至还在帮助推动这个潮流。它极度困惑。皇家的剧院，贵族夫人的沙龙，都成为思想的温床，而思想又在挖掘他们生存的根基。
于是，王朝在这个最关键的卡口，必然地表现出非常矛盾的做法。从伏尔泰、狄德罗到其他学者，断断续续地始终有人因言论获罪，可是，却很少有人真正地受到严重伤害。时间越是靠后，被伤害的程度就越低。对于禁书和烧书，总是出现越禁越畅销的局面，更何况，欧洲各国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护照之类的现代玩意儿，和平时期也没有重兵把守的边界。所以，境内的禁书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出版，运来运去徒增麻烦和成本而已。因此，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一点看不到这些言论出版钳制的作用，不仅禁而不止，反而在放松的时候，引起更大的反弹，效果适得其反。
因此，在相对松动的时刻，巴黎的作家、出版家和图书馆就倍增。紧一紧，作家的手稿就纷纷流向邻国，出版后通过走私，再流回巴黎。在路易十五时代，即使在弦被绷得最紧的时刻，也没有造成对学者群体的重大伤害，以及对思想的彻底扼杀。
1734年，伏尔泰的一本书，《对帕斯卡尔的思想批评》，又惹怒了王朝。于是，发出了一张逮捕令：不论在哪里发现伏尔泰，都加以逮捕。可是，不仅有人通风报信，还有一群贵族夫人联名上书请求赦免伏尔泰。结果伏尔泰和宫廷达成的交易是：只要他否认自己是作者，宫廷就撤销逮捕令。唯一附加的要求是，伏尔泰和巴黎必须保持“可敬的距离”。伏尔泰于是旅行在一个个城堡之间，成为一个个贵族的上宾，最后在一个贵族庄园落脚，“展开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1757年1月5日，巴黎有人试图刺杀路易十五。在惊恐之中，路易十五恢复了一条早已废弃的旧法律，规定凡有攻击或干扰国家的书籍作者、出版商和书商，一律处死。结果，虽然有几名作家赶在“风头上”被逮捕，却没有一名被真的处死。古老的苛严律令，事实上只能适应古老的时代。即使在新时代中，它在形式上复活，可是这个形式在执行之中，却会被迫拉开很大的距离，使它失去旧日的威慑力。与这条法律同时行进的社会现状是，《百科全书》在稍事挫折之后，照编照出，八年后完全出齐。
只要开个头，思想变成一股股细小的、无孔不入的涓流。只要出现一个小小的可能，思想就会化开，化作信函和散论、诗歌和音乐、小说与戏剧、神学和哲学，甚至色情文学，向检查制度的堤坝冲击，防不胜防。可是，只要冲开一个小小的缺口，堤坝的最后坍塌就是必然的。
伏尔泰咖啡馆
更何况，这是上上下下都热爱思想和文化的巴黎。在法国大革命前，巴黎大学在全法国已经有了五百个分院。路易大帝学院已经改为师范学院，用以训练高质量的教师。法国的教师，在那个时代，已经获得合理的薪金，享有一定的免税待遇，并且有了退休金。
伏尔泰坚持一生，顽强地带领着欧洲的启蒙运动。就连奥地利的腓特烈大帝，都发出这样的预言：“各国的年鉴中都将注明，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正在发生的革命的创导者。”今天的人们感到奇怪的，倒不是腓特烈大帝的远见，而是他在发出革命预言时，却对伏尔泰由衷赞叹。在那个时代，人们却并不感到奇怪。在伏尔泰的晚年，他有很长一段时期，住在法国接近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这里因此而成为启蒙思想的朝圣地。小镇上的人们都见惯了大人物。前来朝圣的人们中间，有的是亲王和统治者，贵族和大公。
1778年，法国大革命的十一年前，八十四岁的伏尔泰回到巴黎。就在这里，就在今天的“伏尔泰咖啡馆”的楼上，安顿下来。
相传路易十六并不希望他来巴黎，甚至一度躲着不见王后。其原因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不仅请一名贵族夫人向伏尔泰传话，保证给予他保护，还缠着路易十六，要他同意在宫中接见伏尔泰。当伏尔泰最后的剧本在法国剧院上演时，王后和巴黎几乎所有的伯爵们，都前往观赏。
我们在“伏尔泰咖啡馆”找了一个临街的座位。伏尔泰当年的居所，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前面是塞纳河，右面是西岱岛，左面就是卢浮宫。我们望出窗外的时候，一切都笼罩在一片金红色的晚霞之中，就像在漾开的嫣红雾色之中，撒开了一大把金色的细沙。
我们想象着伏尔泰最后的辉煌。1778年3月30日，他就是从这里的楼上，慢慢走下来，跨进他的马车，驱车去卢浮宫参加学术团体的会议。他一路受到人们的欢呼，眼里充满了泪水。当天法国剧院再次上演他的剧本，他在舞台上，演员们用月桂的花环为他加冕。在法国，从来就有两个君王：法兰西人民除了他们的国王，还有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君王。而前者，常常在心灵深处臣服在后者的脚下。
这就是法国为什么是法国，巴黎为什么是巴黎的原因。
我们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天色已经黯淡了。在咖啡馆转角灰面剥落的砖墙上方，紧挨着一个拉着白色抽花窗帘、有着细细的精美石框的窗子，一块同样简朴的小小铭牌，被四个钉子钉在墙上，上面简单地写着：
伏尔泰，1778年5月30日在这里去世。
拉法耶特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