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城市改建的时候，没有被奥斯曼拆除的马亥区，是到巴黎游览的人们，厌倦了每天不断的游览景点的刺激，想放松一下的好地方。
巴黎本身很紧凑，可是给你的感觉就是大。它的城市的规划设计，似乎以炫耀压倒一切的皇家气派为宗旨。就说凯旋门，这门有多高多大先不去管它，围绕着凯旋门是一个圆形广场，广场的外圈就是呼呼作响的车道。然后，以这里为中心，放射出整整十二条宽宽展展笔直的大道。面对这样的思路，只能够承认它是“大手笔”。
一到马亥区，这里的一切都变得收拢起来，街道变得窄小，最大的空间大概就是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了。在巴黎待久了，就会对广场特别敏感。所谓广场，本身是一派空旷的地方。可是广场的尺度感是和它周边的环境有密切关系的。一块空地只是一块空地，当它的四周出现实体，把它围绕起来，它才成为广场。实体围绕的形式对广场的视觉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周围的实体如何排列，决定了广场的形状。假如周围是建筑物，那么它们的疏密高度与广场的面积比例，决定了广场的空间尺度感觉，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和色彩，又决定了广场的性格。
孚日广场命名的孚日，是法国东部的一个省，是法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家乡。这个广场的尺度很适中。它是由三十六栋房子围绕起来的，广场的每一边是连续的九栋房屋。房屋下面一层都有一圈内廊。内廊里面，是一个个小咖啡馆和工艺品小商店。当我们在廊前走过的时候，拱形的穿廊里，一个小提琴艺术家正在演奏着悠扬的乐曲。我们向他望去，正是逆光。拱顶下的背景光亮里，是一个精彩的剪影。随着小提琴琴弓的节奏，他的头顶上一撮金色透亮的头发，正在那里跳跃。广场中间，是一个路易十三的雕像。在他结婚的时候，这个小广场曾经举行过三天三夜的狂欢庆典。
马亥区其实是个好去处。那里没有属于“经典旅游项目”的、游客必到的皇家大排场。可是，那里除了古老的教堂、街路，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纪念馆。你在里面慢慢地走走，坐坐，看看，不伤人。比如说，雨果故居就在附近，就在孚日广场周围的那圈房子里。罗丹纪念馆，是个略大一点的住宅花园的规模。楼里楼外，各处都点缀着罗丹的雕塑作品。花园里风和日丽的日子，不停地有艺术系的学生守着塑像在那里画速写。这本身就构成一幅很美的图画。坐在花园里，目光穿过白云绿树，还可以看到拿破仑墓那个金色的穹顶。只是那个“思想者”，被安置在一个很尴尬的角落，我想给他拍张照，有了合适的光线和角度，就避不开一堵破墙，可见我们去的实在不是时候。
喜欢毕加索绘画的人，也许还可以去看看马亥的毕加索博物馆。我们就免了。因为在西班牙人毕加索的故乡，我们看过巴塞罗那的最庞大的毕加索博物馆。毕加索是以绘画的风格多变和高产量著称的，最后他自己已经承认，他后来的一些创意，只不过是要给这些崇拜名人的大众一点恶作剧。他有过好的东西，一般来说，那些最好的，都给卖掉了，倒是可能在一些不是以毕加索为专题的博物馆遇到。在那些集中了成千毕加索作品的地方，我们想看到寥寥一些好东西的代价，就是要穿越大量的、换个画家签名就要被人扔进垃圾桶的作品。所以就不打算再进以他为名的专题博物馆，重复一次这样的经历了。
雨果家门前的街头音乐家（作者手绘）
雨果故居一角
马亥区吸引我们的地方，还有一个叫做加纳瓦雷博物馆（Musée Carnavalet）的地方。这是一个由两栋老房子组成的巴黎市历史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收集了从罗马时期一直到现在的、与巴黎有关的展品。这些展品又大多由艺术品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样艺术化的城市历史博物馆，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巴黎历史博物馆
作为展馆的两栋老房子本身，也已经是建筑文物了。主建筑加纳瓦雷旅馆，建在1548年。当时是作为市政厅建的，所以格外考究。这栋房子经历过很多人，但是今天的巴黎人认为，其中最著名的不是那些政治人物，而是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女作家。
那是一个无意成为作家的作家。她就是塞维尼侯爵夫人（Madane de Sevigne）。塞维尼夫人出生于一个贵族世家，十八岁的时候嫁了一个侯爵。侯爵挥霍着她的嫁妆，又在一场与人争夺妓女的决斗中身亡。留下塞维尼夫人和一双小儿女。她抚养儿女长大，女儿出嫁后搬往普罗旺斯。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那是遥远得像梦一般，在夏日起伏的田野里，长着一满垅一满垅紫色薰衣草的法国南方。就在我们参观的这栋房子里，她思念着女儿，开始写信。就是这些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发表的信件，以洗练优美的文笔，永远留传下来，使她在文学史上，以书简文学，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作家。今天的加纳瓦雷博物馆里，还保留着她的画像和当时她生活场景的一个角落。
加纳瓦雷博物馆的优美小庭园
这个博物馆有着一个又一个优美的小庭园，却大多不开放。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小院，我们只能绕到街上，通过密密的铁栅栏缝隙，向里张望，就连个照相机也塞不进去。可是有一个庭园是可以走进去的。那是入口的第一个庭园，以建筑物的高墙压成很封闭的空间。迎面靠着对面的墙，是一座极具个性的路易十四的青铜像，后面是石墙面成排的气质沉稳的石浮雕。青铜的深色和石料的浅色对比；独立雕像与浮雕群像之间的铺垫、衬托与呼应；满庭院拳头大的、磨得像卵石般溜圆的铺地石，对着那四四方方、一朵朵云彩在其间悠闲飘过的青天，非常沉得住气。第一次去的时候，刚刚下完雨，一切该有光亮的地方，都闪着湿漉漉的微光。我们进了庭园就简直不想往室内走了。
这个历史博物馆确实非常吸引我们。因为它既是艺术展览，又是历史展览。唯一的缺点，是它的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够。结果为了应付游客，就采取轮换开放制。发出一张相当复杂的时间表，告诉前来参观的人们，在哪一天是哪些部分上午开，那些部分下午开，甚至是哪个房间开放几点到几点的两个小时，等等。弄得我们疲于应付，还是一次不能全部看完。
博物馆有一个小画廊，里面都是由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巴黎画家写生的巴黎风景。也许，他们在艺术史上，并非都是名家。可是，这些风景画，却在无意间展现了巴黎独特的历史景观。在法国，巴黎太重要。重要得不论在哪个时代，在对立的哪一方，都会认为，假如我们得到了巴黎，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法国。结果，巴黎这样一个人口稠密、建筑物林立、文物遍地的大都市，就几乎没有停止地成为法国内战的厮杀场地。在本应该是优美的风景画里，表现的就常常是“废墟美”了。这里革命复革命，起义再起义，生命不息，巷战不止。这使我第一次怀疑，奥斯曼在做巴黎的改建规划时，是否真的像人们所指控的那样，有过“反革命动机”，真的在有意地避免住宅建筑物随时摇身一变，就变为街头碉堡。
看了这些油画以后，我们又在各处看到过一些历史照片，对于巴黎人的古建修复能力实在是惊叹不已。虽然，被巷战全毁或半毁后被迫拆除的情况也有很多，比如，距离这个博物馆东面不远的巴士底狱就是这样。可是，他们确实花了难以置信的力气，在那里艰苦卓绝地修。记得那次看到法国大革命一百年以后的巴黎公社历史照片，上面有着被大炮轰得像渔网一样的巴黎市政厅，我们仔细地辨认了半天，才确认那就是我们去过很多次的，西岱岛上的那个市政厅。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栋无懈可击的完美古建筑杰作。看了那张照片，我差点伸出舌头缩不回去；都轰成这样了，原来还是可以“修”啊。
巴黎市政厅
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是一场巴黎的街巷战斗。一开始，是民众“携带短刀斧头涌上街头”。这种形势下，民众和原来宫廷政府的武力，想要不发生冲突，怕也不可能。对方是持有枪械的正规力量，这边当然随之升级。仅在荣军院一处，一夜之间，两万枪支就被民众一抢而空。第二天，巴士底狱就是这样打下来的。
这时的法国，似乎有双重线索并行在走：一是巴黎正在炮火连天，攻打旧制度的看得见的一个个石块砌成的堡垒；另一是在凡尔赛，由原来的三级会议改成的制宪会议正在进行。那里，代表们是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工作。废除旧制度的议题在一项项地通过，成为新制度诞生的一块块基石。但是，这个过程和巴黎街头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否完全性质相同？它们相互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更容易被响彻着枪炮声的一片混乱给搅昏了头。巴黎的“为自由而战”和凡尔赛的制定新宪法，看上去好像在巧妙地在相互配合，前呼后应。一边是革命的实践，一边是革命的提出理论和建立制度，这是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缺一不可的两面呢？可是，毁灭性的破坏和建设性的破坏，虽然同样在铲除旧制度，却似乎并不相同，一边注重的是对旧有一切的彻底毁灭，一边注重的是在改变旧有的过程中，同时开始建设。前者不需要理性甚至在毁灭理性，后者却不能缺乏理性。
待到硝烟散去，人们会渐渐发现，不轰倒巴士底狱的高墙，也可以救出那七名囚犯。假如由凡尔赛开会的人们来解救，他们的做法，将是制定一个法案，对新制度下的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做出规定，并且成立特定机构，在监督对监狱非人道状况改变的同时，按照新的司法程序，重审旧案。也许，重审以后，不是所有这七个人都能够走出监狱，可是，留在那里的人，却由新制度保证了他们得到公正的裁决，在人道的待遇下，服完合理的刑期。而走出冤狱的人，则由新制度保证他们名誉的恢复和冤狱的赔偿。
这两种方式的过程当然是不同的，需要的时间也会不同。可是，更不同的却是他们的后续故事。巴士底狱交给议会解决，后续的将是一系列立法和执法的和平循环。巴士底狱交给街头的民众，那么，在高墙轰塌、牢门打开之后，那几万、几十万热血沸腾，沉浸在兴奋、刺激之中，感受到自己强大力量的民众，望着滚烫枪口冒着的青烟，短刀上染着的鲜血，不再干点“革命的事情”，就肯这样回家吗？巴黎将要增加更多的废墟，几乎是一个必然。
巴黎民众在上街游行的第一天，也许是为了三级会议按照他们希望的形式召开，可是，接下来，在“建立表达自己意愿之渠道”的诉求达到以后，民众却已经不在乎有没有这样一个渠道了。他们已经抛弃了自己当初上街的诉求。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可以直接解决一切问题。假如巴士底狱的解决，是在制宪会议没有召开，也无法召开的情况下发生，也许还可以贴一个“革命”的标签。在制宪会议开始之后，这一行动怎么看也已经含有很大的暴乱成分。
回顾历史的时候，假如我们永远只看到巴士底狱的倒塌，那七名囚犯走出牢狱所带来的象征性的正面意义，假如我们永远以复杂的历史形势为借口，原谅我们在走向进步中的非理性，甚至把它理想化；拒绝从一个进步潮流中的正面事件中，去剖析它实际包含的负面因素，不承认它的负面后果，那么，我们还是只能以继续支付更多的鲜血，制造更多的废墟作为代价。
那个跨越美法两大革命的英雄、革命贵族的象征拉法耶特，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上了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这也象征着一大批渐进改革者的理想开始碰壁。拉法耶特曾经以为，自己将会很顺利地在自己的国家再经历一场革命。可是，他终于发现，美国经验对他并无用处。
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时，拉法耶特的头上还有着从美国革命中带回来的英雄桂冠。他被任命为国民兵总司令。法国的新国旗，沿用至今的红、白、蓝三色旗，就是拉法耶特的杰作。作为国民兵总司令，他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拆毁巴士底狱。对于这个旧制度象征的攻克，他感到兴奋。拉法耶特代表法国，把巴士底狱的一把钥匙送给了华盛顿作为纪念，以感谢美国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激励。在我们参观华盛顿故居的时候，那把大钥匙还镶嵌在镜框里，端端正正地挂在华盛顿家的大厅的墙上。
拉法耶特赠华盛顿的钥匙
美国在革命前是英国殖民地，可是他们在英国国会却没有自己的代表，等着由别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革命要求”最初不过是要求往英国国会选送自己的代表，建立一个表达意愿的渠道。在被英国断然拒绝以后，“革命要求”升级为“离开英国，建立自己的政府”。这个时候，看上去他们有了进一步的诉求，可是寻根溯源，仍然还是原来的、建立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这样一个单一诉求。
美国革命在最初的阶段也上街。但是，当时并不被英国当局所承认的“大陆议会”成立以后，就由这些代表来决定做什么了。一场独立战争只是针对英国殖民者，战争中，军人服从总指挥，总指挥华盛顿将军服从“大陆议会”，表达人民的意愿。最终，八年的独立战争以后，在胜利的同时，当了八年士兵的民众，一声令下，解散回家。指挥官华盛顿将军向“大陆议会”交出军权。美国民众进一步的所有诉求，基本上都由他们的代表，在州和联邦的议会上通过正常的程序以立法的形式解决。结果，美国革命实在没有任何可以向后代炫耀的全民攻打巴士底狱这样的浪漫革命故事，显得枯燥，却很有逻辑。
可是，拉法耶特很快就发现，此革命非彼革命，他一脚就踏入了巴黎混乱无秩序的泥淖。拉法耶特这一批热衷改革的贵族，多年来是和路易十六一起“走过来”的。他们读过同样的书籍，他们受到同样的新思想的影响，他们一起讨论法国改革的种种途径。路易十六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旧制度象征，而是一个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人。他们对君主立宪制能够走通，是有他们的依据的，这就是他们对身旁的法国君主的个人了解。从道义上来讲，造成路易十六今天的局面，拉法耶特们都深具责任。是他们的过度热情影响了路易十六财援美国革命，因此而造成的法国财政困难，是引发混乱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们带领民众推动的革命，在发展失控之后，把路易十六逼进了死角。
巴黎民众的暴动一开始，与其说是在支持，还不如说是在干扰凡尔赛的制宪会议，凡尔赛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会议桌。他们一开始就处于被革命强制推动的尴尬局面。所以，一边还在制宪，就是在协商制定建立政府的规则，一边却在规则还没出来之前，就已经在暴动民众的推动下，在巴黎夺权。因为，不论他们是否打算夺权，反正“权”也已经逐步转入暴动民众的手里了。代表们除了顺水推舟，在没有规则的状态下“改组巴黎政府”，别无出路。路易十六被迫接受现实，从新市长手中接过了象征革命的三色帽徽。
此例一开，走出巴黎，就不是“改组”了。全法国一呼即起，革命过程几乎全部以民众暴乱为特征，教堂、修道院被焚毁，庄园被破坏和抢劫，可谓摧枯拉朽，各大城市纷纷夺权，全国大乱，“大革命”一举成功。
面对巴黎武装暴乱的民众，路易十六可能想到的，也就是增加武力和恢复秩序了。可是增加武力，就一定进一步刺激民众。除了恶性循环，真想不出还有什么解套的高招。这种时候，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种庄稼，反正粮荒经常是随革命而来。于是巴黎的民众又一次冲向凡尔赛，与王宫警卫冲突，被警卫打死一人。国王被愤怒的民众押往巴黎。至此，温和的渐进改革已经注定失败，只有“革命”必胜。
作为国民兵总司令的拉法耶特，进入了工作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他一方面要保护国王路易十六的安全，防止嗜血的民众聚众闹事；一方面要防止一些保守贵族反对革命的激进行动。他主张，自由了的民众应该服从他们的代表们制定的法律，忠实于自己创造的新国家，不再用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怨仇。这种宪政法治的思想，显然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可是，只要他不顺从由街头民众在推动的激进潮流，他头上的光环就立即褪尽。
1790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时候，拉法耶特在大规模的巴黎群众集会上，带领群众向正在建立中的君主立宪制的法国宣誓：永远忠于国家，忠于法律，忠于国王，捍卫宪法。这是他最后一次运用他的力量和声望，企图规约左右翼力量。可是，这个时候的左右翼、王室、失意贵族、国民大会里的雅各宾党人和吉伦特党人，已经不可能走到一起了。他们反过来都指责拉法耶特企图成为恺撒或克伦威尔。
战争几乎是暴力的最高形式，可是，人们很难想到，民众暴乱，可能比战争带来更为复杂的局面和后果。拉法耶特也没有想到。巴黎夺权以后，由于他的个人声望，他担任了革命的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总指挥。虽说这是革命自己的武装，可是也必须维持巴黎的治安。在美国习惯于面对敌军，久经沙场的拉法耶特，发现自己在法国要面对的却是暴乱的“革命民众”。他完全困惑了，终于在一次与民众的暴力冲突中，混乱中下令自卫军开枪，酿成惨祸。和拉法耶特关系非常亲密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惊讶地收到美国在法国的使者发回的信件，里面写道：“假如拉法耶特先生此刻在巴黎出现，而没有军队保护的话，他一定会被民众撕成碎片。”
拉法耶特度过了一段短暂的隐居的生活。1792年，法国和奥地利及普鲁士发生战争。拉法耶特又受命出山。他看到，巴黎的形势非常紧张，国王和宪政都摇摇欲坠。他想说服各方，国王和君主立宪应该保存。但是各方都拒绝了他的主张。8月10日，路易十六的居所受到攻击，在惨重伤亡以后，国王被废。接着，国民公会开会制定新宪法。拉法耶特要求会议解释，为什么政变。国民公会的回答是宣布他被弹劾。他自己的生命已经在危险之中。
在不久以前，还在向国王“陈情”，阐述改革愿望的贵族们，纷纷逃亡。稍微还有一点脑子的人，从这个时候开始，都逐步发现“革命”“自由”的名称没有变化，而内容已经和他们的初衷大相径庭。他们已经讲不清楚自己的立场，只要不跟随着日趋激进和暴力，就是“反自由”和“反革命”了。结果，那些内心里要求理性改革的人，纷纷被指责为“反革命”，从最早的贵族，到第三等级的议员，直到丹东这样最“革命”的激进分子。他们本身是如此的不同，可是殊途同归，无可避免地向命定的方向走去，只是时间不同而已。
拉法耶特越过边境，打算前往荷兰的一个港口。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还在叮嘱她“忠实于宪法直到最后”。回顾在法国的三年暴风雨般的革命，他最后说：“我们去美国吧，在那儿，我们可以找到如今在法国已经不存在的自由。”他的计划不幸被奥地利军队打断。对于法国，他作为一个“反革命”在逃亡中，在奥地利，他又作为一个“革命者”被逮捕和关押起来。以后的五年，他是在普鲁士、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戒备森严的牢房里度过的。
孚日广场内廊里的咖啡馆
在法国，拉法耶特被缺席宣布为投敌者，所有投敌者都判死刑。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妻子被捕以后关押在他家古堡附近的监狱里。恐怖时期，她被押到巴黎，关在拉法耶特少年时读过书的学校，那时，学校已经改成了关押待判政治犯的监房。拉法耶特夫人的母亲、姐姐和外祖母，随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门罗的努力下，拉法耶特夫人才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断头台。门罗在法国恐怖时期结束后设法使她获释，给她送去了美国一些朋友的资助，其中也包括华盛顿总统。华盛顿总统转告拉法耶特夫人，他是在偿还他从拉法耶特先生那儿借的钱。
拉法耶特夫人出狱后的第一件事是设法把他们的儿子送往美国，她请华盛顿照顾他们的儿子：“先生，我给你送来我的儿子，把这心爱的孩子置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保护之下，我把美国视作我们避难之所。”然后，她申请前往奥地利的监狱看望丈夫。1795年，他们一家四口在奥尔姆茨（Olmutz）的牢房里团聚，并在此度过了整整两年，成为著名的“奥尔姆茨四囚犯”。
在所有的“反革命”中，被拘押在国外的拉法耶特是最幸运的，在四十岁的时候，他终于出狱。而其他对于革命持有异议的人，留在法国的，多数都在这几年上了断头台。
在巴黎历史博物馆，经常可以看到的画面，就是巴黎的广场、巴黎的街头，聚集了穿着各个时期军服以及没有穿军服的武装者。有时候，地点是相同的，服装却大不相同。因为法国大革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开端，后面还有无数反复。聚众和上街是有瘾的，革命也是有瘾的，这好像也很符合法国人的浪漫激情。
我们回到街上，在一家咖啡馆坐下。巴黎的咖啡馆是那么特别。从里面铺设到外面，一排排窄窄小小的坐椅，像电影院一样，面向着大街。“银幕”的一方，就是巴黎色彩丰富、流动繁忙的街景。想起博物馆画面上的街头废墟，我们不由想道，巴黎人不知支付了多少年的血的代价，才换得了今天这样的和平与安宁的街头繁华。
旺多姆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