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大革命到现在，巴黎市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局势动荡的摧毁，奥斯曼的一次性改建，还有，就是一些例行的新陈代谢。经过奥斯曼以后，巴黎几乎没有再一次革心洗面的大换血。随着现代建筑兴起，巴黎也有一个小小的区域，追赶着世界潮流，建了一批高层建筑。现在，只要登高，就能够在巴黎一片高度整齐的古老灰色屋顶上，看到那一撮竹笋般拔地而起的“摩天楼”。然而，一向讲究时尚的巴黎人，很快就对城市赶时髦的代价有所醒悟，所以，巴黎就没有酿成一片“竹林”。正是不赶时髦的觉悟，救了巴黎。结果，巴黎的现代建筑师虽然经常被别人请去，“繁荣”各大古都，发挥最新水平。可是在自己的首府，却显得相当“无所作为”。
因此，在巴黎，现在还是有可能捧着一张地图，试着寻找一些历史遗迹。即使找不到原来的房子，你还是可以根据地图，非常精确地找到遗迹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我们就这样试着找了一次两个著名的修道院，雅各宾修道院和费扬修道院。
对这两个修道院发生兴趣的源头不是宗教，而是历史，是源于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阅读。凡是略为知道一点那段历史的人，都会听到过一个叫做“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的名字。它的出名，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中，最令反革命分子们闻风丧胆的一个革命者：罗伯斯比尔，就是从这个俱乐部里脱颖而出的。
法国大革命最触动人们的，往往是最血腥的那一年，那就是雨果的《九三年》中描写的1793年。我在没有认真读过法国历史的时候，对法国大革命最深的两个印象，一个是巴士底狱的攻陷，一个就是断头台和九三年。前者是对旧制度残暴的摧毁，后者是对新制度残暴的陈列。这是没法不让人彻底绝望的印象。好像前瞻后顾，历史都相当沉闷，没有给人留一点透气的地方。
实际上法国前前后后“大革命”了五年，我们所听到最多的，恰恰是一头一尾。中间还有一个大家并不熟悉，非常容易视而不见的君主立宪时期。这一段时期差不多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名义上说，应该先是由制宪会议，后是由它推举出的立法机构即议会和君主路易十六一起，依照新制定的宪法，在执管法国。
可是，在那段日子里，法国好像依然是两条线索并行在走。一条是新制度的君主立宪，一条是由暴动趋缓以后发展出来的俱乐部运动，民众暴乱还是时不时从中萌生。雅各宾俱乐部、费扬俱乐部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两个。那么，它们和上面两个同名的修道院又是什么关系呢？这种关系大概最能印证革命对旧制度的态度了。
在法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僧侣分为两种。一种是教会僧侣，一种是修道院僧侣。在中世纪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欧洲实行政教合一，使得教职兼世俗职位。宗教上层经常腐化和世俗化，不仅司法黑暗有份，宗教迫害有份，政治阴谋和敛财也有份。虽然大量乡村教士贫穷而恪守教职，但在长时期内，仍然难以改变上层教士行为对宗教的损害。
修道院教士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经过一次次改革以后，尤其是法国的本尼迪克修道院规则建立和发展以后，修士强调在修道院内省，与世俗隔绝，甚至不开口说话。修士们之间都不用语言交流，完全是孤独地面对上帝。当时的主教常常站在两种僧侣之间。因为主教有时也兼修道院院长。在中世纪，主教甚至在一些修道院内都设立专为囚禁违规修士的监狱。这些情况除了今天的修士，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大家都知道，修士们不可能介入任何世俗事物，因为他们根本不走出修道院的四堵高墙。
在宗教界，上层毕竟是少数，因此，大量底层教会僧侣同样对旧制度不满，要求改革。他们和贵族的情况有些相似，就是有文化修养，有思考的习惯。因此，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第一阶级僧侣递交给路易十六的陈情书，和贵族的陈情书有着极为相似的内容。可见，当时社会改革已经是顺应潮流，即将至水到渠成的地步了。但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突发性的民众暴动，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意愿，要对一个社会阶层进行分析和区别对待。教堂被大量焚毁，教士被追杀，这样的情况变得十分普遍。可是，修道院的被毁和修士们被屠杀，仍然是整个状态最为残酷的一个部分。因为修士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与世无争，也最不招谁惹谁的一个群体了。
法国大革命以后，劫后余生的一小部分修士，又经历漫长的岁月渐渐恢复。只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离开不停顿地在动荡的法国，其中有一支来到北美。按照他们在法国传统的修道院形式和制度，又开始默默的修行生涯，至今犹存。曾经在中国的太行深山尝试生存的一支，在蛰伏静修近八十年之后，终于被五十年前的再一场社会动荡消灭。
因此，巴黎的大修道院在大革命时期都受到严重冲击，修士们四散逃亡。雅各宾修道院和费扬修道院也不例外。赶走修士以后，革命进驻了空空荡荡的修道院，那就是“俱乐部”。所谓的俱乐部，就是一些政治团体。俱乐部的名字都采用他们所占据的修道院原来的名字。这就是堂堂雅各宾俱乐部大名的典故来由。原来静默无声，偶尔听到飘出庄严圣歌的所在，现在通宵达旦地回荡着世界上最激昂的革命词语、最高亢的音量。
雅各宾俱乐部实在是个闻名世界的地方，所以，和朋友卢儿讲起来以后，她兴致勃勃地去找来了雅各宾和费扬这两个修道院的复印资料。她告诉我，在复印资料的时候，还问了一些巴黎古建筑修复行业的专家。可是，没有人说得出雅各宾俱乐部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建筑物是否留存到今天。我们听了有点不大相信，怀疑是不是没问清楚。想想这么有名的地方，巴黎的“革命后代”怎么可能漠无所知。从资料上看，这两个修道院的位置似乎相距很近。资料上还有照片，看照片，修道院当初的规模很大。这使我们比较激动。我们看了很久，卢儿吃辛吃苦地从一堆陌生的法语词语的丛林里，寻找着修道院的位置。我们还对照着一张标着修道院位置的地图，可惜的是，那张地图虽然涵盖整个巴黎市区，却还没有一个巴掌那么大。
拿着这么点信息，就去试了一次。感觉是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ome）周围。当年在有修道院的时候，广场还远没有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巴黎广场之一。整个广场和四周的环境，留给我们整个一个“青铜铸就”的感觉。以前有过远远的观望，那天是第一次走近，在转入寻找修道院的正题之前，还是先好好地体验了一番旺多姆的魅力。
旺多姆广场
旺多姆广场一瞥
广场的名字旺多姆，是法国中北部的一个历史名城。广场几近封闭，中间，就是那根著名的布满浮雕的青铜圆柱，据说是以拿破仑缴获的无数敌军大炮熔化以后浇铸的。那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旋转上升的浮雕，就是记录着一次次的战役，也就是拿破仑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荣光。顶上就是拿破色的塑像。那是法国雕塑家安东尼·肖代（Antoine Chaudet）的作品，在1808年被放上圆柱的顶端。好就好在，纪功柱的设计者并不打算以拿破仑本人的形体扩张，来达到歌颂伟人的目的。圆柱顶尖的拿破仑像尺度很小，在高耸入云的青铜柱顶上，简直可以说面目不清。他只是柱子上端的一个小小的“收头”，非常适度地和纪功柱融合在一起，一点没有突兀的感觉。可是，当你看到，一个体量如此有限的凡人，能够站立在这样无尽功勋的上端，想要不赞叹他的超凡。也都很难了。这大概就是设计者给我们安下的思维逻辑的陷阱了。
站在这里，想起我们看到历史照片，不由感叹巴黎实在是一个革命圣地。每一个广场的铜像下面，都要埋藏一个故事，否则就不叫巴黎了。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里竖立的当然不会是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在那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下级军官。所以，那个时候，这里站着的是路易十四的雕像，它是在1692年8月12日竖立起来的，一百年后，又在1792年的8月12日被民众推倒。这真是一个劫数。我想，所有了解巴黎的人，都不会奇怪它怎么会被推倒，只会奇怪，它怎么会在这么晚才被推倒。路易十四摔成碎片，据说还当场砸死了一个女人。这些碎片只留下来一只青铜的脚。这绝对不假，因为我们在巴黎市历史博物馆，还看到过这只站了一百年才摔下来，并且摔断了的绿色铜脚。
这还不是旺多姆雕像下埋藏的全部故事。这根大革命以后的拿破仑时代竖起来的青铜柱，也没有逃脱几经周折的命运，在其后的巴黎公社起义中，它曾被巴黎人拴上粗粗的绳索，拖倒在地，摔了个一波三折。幸亏还有再一次复旧的好事之徒，否则，我们就无缘欣赏到今天在火红绚美的夕阳映照下，那完美的旺多姆了。
今天这个广场周围的商店价格应该是非常昂贵。因为巴黎最高级的一个旅馆里兹（Ritz）就在广场四周的建筑中。显然是因为兜里的钱不够充足，我们对大名鼎鼎的“里兹”丝毫没有概念。虽然听说过，却没往心里去，也不知道它就在这里。我们是在寻找修道院，所以，从旺多姆收回心以后，就向着广场四条边中，我们所判断的那一条走去。谁知道，四周那么多大门，我们偏偏是直奔“里兹”而去。倒不是因为它的大门气派。当然，它的大门绝对不俗。可是相对“里兹”的名气，大门就够平常的了。
这一冲进去，本来是想找个人问问，匆忙之中也没注意这是个什么机构。一踏入大门，才发现这里真是再“法国”、再“巴黎”不过。这里面和我们看惯了的美国现代大旅馆的大堂，实在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一样东西给人的感觉是硬的，一切都带着富贵的柔和。所以我当时一下子都没有醒过来：这只不过是个旅馆。我在一瞬间拿定主意，不在那一排皇家警卫般的门卫面前收住自己。先往里走走，等他们叫住我，再提出自己的“修道院”问题也还来得及。结果，没有人叫住之前，我们已经以理直气壮的随意，走了进去。
转了一大圈，还满意地看了它的小画廊，最后，得看看这里是不是修道院旧址了。我们走进一个精美的小店铺。无论如何没法让那位女士明白，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我突然想到，还不如直接问“雅各宾俱乐部”呢。我们递上写着俱乐部法语名称的地图，告诉她我们想寻找的对象，她摇摇头，仍然一无所知。我们走出来，脑子里只留下满满当当的很“皇家”，很“贵族”的印象。
出得门来，我特地回头看了看门口的法语牌子。“Ritz”，我还是想不起来，这个似曾熟悉的名字是什么。里兹的旁边，是一个司法机构。这不难认，法语的“司法”一词和英语完全一样。门口站着两个警察。这一次有经验了，再不提什么“修道院”，直接拿出标明“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张地图。警察到底是警察，他们虽然不知道“俱乐部”，却立即根据这张小得语焉不详的地图，指出我们假如想去地图上的地方，是走反了方向。
于是，在夕阳下，再一次穿越旺多姆广场，走到广场对面的那条边。在又一次询问之后，发现方向是对了，可是必须绕到建筑物的后面。这一绕，差点绕糊涂了。因为这一片建筑物连连绵绵，连个缝隙都没有。等到出来一条“缝”，我们已经远远离开了本来打算去的地方。只好一边摸索一边绕着往回走。就像在破解一个久远的谜，现在接近了谜底，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动。
最后，终于站在一个显然本来是一个小广场的地方。在小广场的中间，站立着一栋全透明的大玻璃盒子，差点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了巴黎。它角角棱棱地被十分小心地安放在这个广场的中间。之所以让我感觉它被放得很小心，是因为它留下的空隙不是很大。假如放这个“盒子”的是一个“大人国”的顽童，他放下以后，一定要很谨慎，才能在抽回手的时候，不碰倒周围的房子。我感觉一定有什么建筑法规压住了这个“玻璃盒”，使得它无法拔地而起，超越四周的建筑高度，所以才这样扁扁地、委屈地匿藏在这个广场里，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
再三核对地图，坚信我们要找的地方，就在眼前。可是，没有。围着大玻璃盒一圈，既没有类似修道院的建筑，也没有标明历史遗迹的牌子。回到原地才发现，“玻璃盒子”底下有一个小警察局。我们满怀信心地走了进去。假如是在这里，就算原来的建筑物没有了，他们守着大名鼎鼎的“雅各宾俱乐部”的遗址，还能不知道它在哪儿吗？
不愧是游人如织的巴黎，警察局接待处的小伙子会说英语。我们告诉了他寻找的目标，递上了所有的资料。我们说，我们理解，也许原来的房子已经拆了，可是，会不会有一块牌子，或者什么别的标记？总之，我们就是想看看。他认真看了半天，确认地图上的这个“雅各宾俱乐部”是在这里。可是，他在这里工作几年了，从我们这里，他第一次听说自己守着这么有名的地方上班。他转过去，对着旁边的另外两个不同年龄的警察，抑扬顿挫了一阵法语。我们等着，等到他们都开始摇头。小伙子转回身，也摇头。“对不起”，他说，“他们都不知道”。
道了谢以后，我们出来。这才想起朋友说的，她问过几个专家，都没人知道。谜，还是谜。
历史就那么容易被忘记吗？雅各宾俱乐部，当年在巴黎是何等地叱咤风云！
自从路易十六被暴动民众胁迫押解到巴黎，制宪会议也随即迁往巴黎。可是，在制宪会议的会场之外，是蓬蓬勃勃的“俱乐部运动”。大概，就像我们曾经在自己的革命里看到过的造反组织之类，也灯火通明，也人来人往，也通宵达旦，也充满激辩，人们只要在里面不断走来走去，头脑就开始升温，热血就开始沸腾了。
就像最初的暴乱在推动着制宪会议，后来的俱乐部也在推动着制宪会议。而现在的推动是更深刻的内在推动。因为，不少当时如雷贯耳的政治人物，都是“两栖动物”，白天制宪，晚上就是俱乐部成员。俱乐部的声望随着里面人物的“身价”看涨，雅各宾俱乐部一开始就是最风光的一个。它囊括了美国革命战场上回来的拉法耶特，最激进的贵族米拉波，领导吉伦特派的布里索，和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马拉、丹东和罗伯斯比尔。就连我们寻找的“费扬俱乐部”，都是后来才从这里分出去的。这个俱乐部在初期叫“宪友社”，也就是一批制宪者和制宪之友了。占领“雅各宾修道院”旧址以后，逐步叫成了“雅各宾俱乐部”。在它的周围，还有着无数不同观点的俱乐部。而在这些“俱乐部”的外围，就是喧嚷着的民众了。
寻觅着雅各宾俱乐部，我们无法不联想到美国费城，我们曾经参观过的那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厅。在那里，诞生过《美国独立宣言》，也诞生过《美国宪法》。这个联想非常自然，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是从美国来到巴黎，更因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两场革命前后相差只不过十来年，两国的制宪前脚跟后脚，几乎是同一时间。
一纸《美国独立宣言》之后，就是一场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革命”不可谓不激烈。可是，对于美国人，战争是战争，制宪是制宪，那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两种东西。战争是开放的、民众的、血雨腥风的；制宪是关起门来的，只有精通律法的人参与的，有激辩但是却必须退让和妥协。他们认为，当然制宪也是一场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制度的内在变更，不是街头的外在形式。
他们是民众推选的代表。但是，这个意思是，既然他们是民众的代表，民众应该就此把一切托付给他们。他们清一色是革命前各殖民地的“绅士”。他们走进议会庭，制宪就是他们这些代表的事情了。关起门来，他们决定一切，一切在这个小小的议会厅内解决。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中年高德劭的富兰克林提议去请牧师，由牧师带领所有的与会代表，念诵“请放弃唯我正确”的祷告词。在制宪会议的大厅外，是一个安静的、等待中的美国。
最后，在美国宪法签字的时候，没有一个代表达到了自己的全部要求，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地区感到满意。他们只是觉得，只能有所妥协。今天的美国人，还是感激自己的前辈，在教科书里把它称为“伟大的妥协”。会场之内曾经以最激烈的言辞争辩却被迫妥协的代表，签字回去之后，不是愤愤不平地发动一场新的革命，而是费尽心力，向民众解释妥协的必须，劝说民众早日投票通过，批准宪法，早日实施。从此开始平庸的美国人安安顿顿的、在有生命的尊严和自由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幸福的日子。
结果，美国宪法的制定，历时三个月零二十三天。宪法从制宪会议结束到各州通过正式生效，历时近两年。宪法使用至今，历时二百多年。在这二百多年里，完成了几十次政权的和平交接，没有一次暴力政变。假如说这也算“一场革命”，那实在是非常枯燥而单调的革命了。
看着巴黎的俱乐部不灭的灯光，听着原来修士们祈祷的教堂传出的喧嚷，我们就知道，法国的革命一定要浪漫和有故事得多了。可是，看到法国的制宪会议，如此裹在民众、俱乐部的旋涡中心，一同旋转，身不由己。也就可以料到，产生出一个结果是多么艰巨，维持这个结果又将是多么困难。
法国宪法的制定，历时两年多。1791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已经开始“边设计，边施工”地实施。不到一年，该宪法被推翻。也许，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小事”，不足为道。可是，在制宪过程中所开创的“俱乐部民主”之风，深远地影响了此后的法国政治生活。从此法国难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抬腿就上街，动辄就起义。查看此后的法国历史，总是隔上几页，就会有一句，“巴黎上空再次响起革命的警钟，起义人民纷纷在各区聚集”。从巴黎历史博物馆的藏画来看，此言不虚。
法国人三天两头上街游行
直到一百年后，我们所熟悉的“巴黎公社”还是暴力夺权的形式。这一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政权交接，暴力政变和暴力镇压却演成了交替拉锯的“政治习俗”。
等到制宪会议结束。立法议会开始。似乎是有了规矩，可以按宪法过日子了。可是，就像街头的民众打完巴士底狱不肯回家一样，俱乐部也如影相随，贴上了议会。
等到拉法耶特清醒过来，在议会上奋力疾呼，要求解散俱乐部的时候，为时已晚。雅各宾俱乐部已经不甘心做“外围”，雄心勃勃地做好了喧宾夺主的准备，决心取议会而代之了。
法国终于有了一个世界闻名、长留历史的“雅各宾时代”。这就是我们站在遗址上，居然问不到“雅各宾俱乐部”，会感到不可思议的原因。
雅各宾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