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丧地回到住处，我们和卢儿聊起九曲回转的“寻找雅各宾俱乐部”的过程。我们讲起旺多姆，讲起“Ritz”奇遇。卢儿叫起来，Ritz！你们去Ritz了？我说，是啊，怎么啦？她激动起来，那可是巴黎最高级的旅馆哇。我们因为始终没有转到客房部，所以，自始至终没有发现那是个旅馆。这一下，连我都想起来了。我是在有关英国王妃戴安娜的报道里，看到过有关巴黎最高级旅馆的报道的。我问，那就是戴安娜的男友多迪的父亲开的那家旅馆吗？卢儿说，应该是啊。
我开始试图向她形容。可是，一开口就发现，“百闻不如一见”之类的老话，在这个时候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我于是放弃形容，神气地对来了半年的“老巴黎”卢儿说，还是我带你去吧。真能进？我底气十足：能进，我们不是已经进去过了吗？根据在美国的生活经验，经营性的旅馆，怎么能不让进。
接着，告诉她，我们是搞错了，我们应该不是在旺多姆寻找，尽管原来的雅各宾修道院在那里有个入口，可是旺多姆那一圈都是大革命以后的房子了。我们于是谈到如何绕到了有着玻璃盒子的小广场。没想到，卢儿居然又激动起来，说这玻璃盒她早就想去看一眼了。那是一个著名西班牙现代建筑师波菲（Richado Bofill）的作品。不过，她补充了一句，在她看来，那个建筑师做了不少难看的东西。于是，卢儿和我们一起大笑，说，还是名人好啊，知道难看，大家还要去看。最后，我们决定，再去一次那里。
“Ritz”旅馆却没有能够再次进去。那两个上次“失职”了的“宫廷”警卫，在我们一踏入大门时，就坚决地将我们挡了出来，说是只有住客能进。我们又在飘扬着“自由平等博爱”三色旗的巴黎，长了一个见识。在美国，假如是经营性旅馆，不论多么高级，都没人敢拦。一拦就得上法庭了。
除了和卢儿一起看看，我们对没找到“雅各宾俱乐部”，还是不能释怀，想再去撞一次运气。再说，不是还有“费扬俱乐部”也在附近吗？这些俱乐部，既然激昂，就必然容易分裂。“费扬俱乐部”就是从“雅各宾”里面分出来的。
法国制宪会议的身份其实并不仅仅是制宪，而是身兼数职。它担任的不是国家在正常运行中的一个制宪工作。
在美国，革命以后的制宪会议，那只是一个“会议”。因为美国革命以后，迅速回到革命前分治的状态。这些分治区域原来的一套政府机构，并没有被摧毁。所谓制宪和建立联邦政府，只是大家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联合起来，随之需要增强一些必须的管理机构罢了。平常日子照样在过，只是抽出一些代表，开个会而已。这样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制宪环境。
美国也有比法国复杂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整体国家。正因为是来自十三个分治区城的代表，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因此，代表的分歧和妥协，严重影响一个相对独立区域的长远利益。所以，代表们无比谨慎地在那里对待自己和民众的关系问题。他们知道，只要代表们的具体分歧，甚至他们有分歧的迹象传出会议厅的大门，都会引起民众的不安和骚动。而这种骚动一旦介入，一切都完了。这就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是秘密会议的原因。
当他们在里面吵得不可收拾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提议去请牧师，带领大家祈祷，以放弃“唯我正确”的看法。大家同意了。他们甚至不敢马上去做，生怕牧师的出现，会引起民众对于会议分歧的猜测。民众一旦注意到了代表们的分歧，就会起来表达对自己一方代表的支持，这种支持自然会形成对代表的压力。他们的退让和妥协就更加困难。想想广场上有那么多民众在激烈地支持你，你还怎样让步呢？因此，他们特地等了两天，等到7月4日独立日，也就是美国国庆节，才借着节日请来了牧师，他们要牧师祈祷的，正是请上帝给他们以让步的力量和妥协的机会。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看上去都有些婆婆妈妈。而他们害怕的，正是民众对制宪歧见的推波助澜。
回到巴黎，我们看到，法国制宪，不仅是民众在推动和干扰，制宪会议的性质也在不知不觉改变了。它早已经不是一个“会议”了。假如没有街头的暴动，就不会提前向国王夺权。这样，原来的巴黎市政厅、法国的王朝体制，不论多么不合理，毕竟还能够维持一段正常运转，拖到制宪成功，成立新政府，完成交接。也就是说，政府运行和制宪分开。这样，制宪就可以是一个工作，一个“会议”。可是，夺权提前，制宪会议就从“会议”，转化成一个以革命的名义建立的新的专制机构。说它专制实在不冤，因为它又在立法，又在执法。正如托克维尔在《法国革命论》里指出的：“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这样，路易十六和王朝宫廷，虽说要为自己的脑袋担忧，倒不需要再为国家怎么办而担忧了。本来，“一片混乱之中会出现些什么”，这样的简单问题，就根本不用专家预测。经济肯定会有危机，面包铺肯定要排长队，治安肯定不会好。王朝已经推倒，路易十六被监管在大家手里，不得乱说乱动。民众原来对王朝宫廷的不满，只能转移到掌管国家的制宪会议。这时，制宪会议只能被形势逼着，在毫无准备和经验的状态下立法和执法。看到历史书里，出现“制宪会议通过法令，宣布罢工聚会结社全属非法”，“制宪会议用武力屠杀和驱散民众”，这样挂着制宪会议牌子，却干着和“制宪”毫不相干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个时候假如我是路易十六，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命了。因为明眼人都会看出来，这已经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要抛弃旧制度而开杀戒的话，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个。求生是任何活人的本能。只是他运气不好，没有逃掉，被押回了巴黎。从在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开始，他指望的就不是维持他的绝对君权，而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改革。当然，路易十六心中的改革，和其他人的目标，自然会有不小的距离。因为他是国王，别人不是国王。就像贵族的陈情书里，条条都很激进，却会有保持贵族等级制的保守条例一样，每一个阶层自有它的局限性。关键是，能不能大家看在上帝的份上，理解这是一个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社会转折，就像一辆巨大的载重车，要掉转头来的话，必须慢慢拐着掉。这种理解和制度设计，需要知识，需要妥协，需要协商，需要理性，需要回到会议厅，唯独不需要俱乐部的鼓动和街头的暴动。
制宪会议似乎还在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走。“君主立宪”的意思，就是国王虽然没有以前的权力了，大家根据宪法过日子了，可是，你国王至少还是养尊处优。大家养着你，就是图个制度和权力的平稳交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有人上街鼓动，说是我们吃都吃不饱，养一个王室要相当于养我们一千个一万个老百姓，凭什么？再加上历数千年封建专制的罪恶等等。这时，老百姓磨刀霍霍向国王，国王怕被砍头，要到国外的堂兄弟那里讨救兵。堂兄弟们一边摩拳擦掌，说是不能见死不救，一边威胁说你们敢动手我就踩平巴黎。这么一来，“巴黎的上空”就又要“敲响警钟”，“祖国”就又要“在危险中”了。道理很简单，矛盾既然通过理性可以化解，当然也可能通过非理性被激化。事后，假如大家都忘记了当初恶性循环在开始阶段的第一、第二推动，而是仅仅从中间剖切的话，所有的“历史涉案者”都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谁也没有错。
制宪会议之所以还在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走，就是最后还有着一些人，他们的脑袋里还有最后一个清醒的角落，希望这辆载重车在最后时刻能够转过弯来，而不是翻掉。由于所有的观点都在“俱乐部”先较量，所以要分裂就先在俱乐部里分裂。出席制宪会议还必须坐在一个房间里，在“俱乐部”就大可不必勉强自己了。俱乐部的团结是相对的，分裂是绝对的。分裂是激进派的天生特征。一个晚上的争执，就足以拉出队伍另立山头了。而继续主张“君主立宪”的一派，与其说是从“雅各宾俱乐部”里拉出了队伍，大概还不如说是被激进的“雅各宾们”给赶出来了。原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足够革命的，谁知道，一比就给比下来了。反正有的是空着的修道院，他们才走了不远，就走进了“费扬修道院”，成了“费扬俱乐部”。
我们看到，最初的“雅各宾俱乐部”里几乎包括了一切活跃的领袖们，然后，按照他们激进程度的不同，在不同的时期纷纷离开。可惜的是，越是留下的越激进，而“雅各宾”的名气却越来越大。因为，队伍纯洁了，温和一点的反对派走了，留下的人就是比谁都更激进了。越激进的之所以越神气，是因为被鼓动的民众是倾向激进的。你可以想象，要在一群怀着对旧制度满腔怨恨的民众面前，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能以泄愤式的方式来革命，为什么要向王室和贵族做一些妥协，将是多么困难。不论你花费多少口舌，做多少努力，都会引发这样的责问：“这是什么革命？平民的？还是贵族的？”广场上吼声震天的都是平民，你还能期待什么结果。所有努力只能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你只有落荒而逃。
我们和朋友一起，又一次开始寻访“雅各宾俱乐部”和“费扬俱乐部”的历程，这一次，搜寻范围要小得多了。我们先去寻找了“费扬俱乐部”，直到发现了在同一地点的另一个历史遗址的标志时，才对寻到“费扬俱乐部”的标志完全放弃。可是，它们曾经就是这里。现在，这是一个普通的大街口，相当热闹，汽车不断呼呼地从身边掠过。我们真是难以想象，为法国的君主立宪制竭尽最后努力的一批人，就曾经是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个时候，他们辩论的高墙之外，只有马车“嗒嗒”的马蹄声。
“费扬俱乐部”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多。他们的领头人物都是激进的贵族，原来是三级会议中的贵族代表。凡尔赛三级会议以前，就是他们，为了支持平民代表，带领四十几名贵族代表，主动放弃贵族特权，来到第三等级集合的网球场，加入了第三等级代表的行列。其中的拉梅特（Alexandre Lameth），和拉法耶特一样，是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特地从美国革命战场上赶回来参加自己国家的革命的。
“费扬们”后来从“雅各宾”分裂出来的表而原因，是如何对待和处理国王的逃跑。“雅各宾”激进派选择的立场是，判路易十六一个“叛国罪”。“费扬们”却要解脱国王。争执的背后却是一个对待制宪的分歧。“雅各宾们”其实反的是渐进改革的君主立宪制。除掉国王，君主立宪制的“君”没有了，也就不攻自破了。
假如要给国王逃跑的行为上纲上线，“背叛祖国”是最现成的理由。激进派实在很容易，只需要把事情向迎合民众心理的方向简单化。只要“背叛祖国”四个字的罪名，路易十六就像被镇在铁塔之下，无法挣脱了。
背叛祖国的罪名如此有效，是因为民众对于革命刚刚成功的祖国，正充满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对于“祖国和革命”的高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就是以“祖国和革命”的名义，用任何方式对待一个人都是“合理的”。而你的任何挣扎都是对“祖国和革命”的叛离，都是不可饶恕的。而路易十六，还处在一个特殊的状态，说是君王，没有事实的权力，个人生存危在旦夕；说是要逃，他还没有被废黜，君王出逃，打你个叛国正合适。
对于简单化的逻辑推论方式，对于割裂事件背景的武断判定，是走向更激进的起点。站在这个起点，我们总能看到一种带着血腥味的跃跃欲试。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民众永远是支持的，是欢声雷动的，甚至是杀声震天的。可是对于那些站在欢呼着的民众的上端，第一个向大家抛出这个逻辑的人，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发出疑问：“他自己是真诚相信这个逻辑？还是只不过想利用民众，让自己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他难道真的是智力问题，真的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国王的头被砍掉之后，还有一条黝暗的血的河流将慢慢涌出，吞没他们所供奉的革命和祖国，染红民众褴褛的衣襟吗？”
当然，要在论战中取胜，抛出这样简单化的逻辑是最有力和行之有效的。这其实已经是甩出定论，而拒绝讨论。任何想讲理的都会在开口前就决定放弃。被镇住的不止是国王，还有反对以叛国罪审判国王的一方。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对本来就处身事件之中、欲惩治国王以图痛快的民众，去解释“国王之逃”的来龙去脉以及和他们制宪理念的关系。结果，能够做的，只是狼狈地顺从对方的逻辑，唯一的辩解途径就是：“国王不是逃跑，只是被人胁迫离开”。
被逼到这个份上的温和派的“费扬们”，自己也成了服从这个逻辑的一分子。就是说，他们的辩解事实上在承认，国王逃跑就是“背叛祖国”，必须被判以“叛国罪”。所以，才必要以公然的谎言来否认“逃跑”。他们利用自己最后在制宪会议的多数地位，以这样荒唐的理由，万分勉强地暂时救了路易十六和君主立宪制一命。
1791年6月的“逃跑事件”发生，9月宪法通过，命运多舛的君主立宪制被1791年法国宪法确立。制宪会议解散，新的立法议会开始工作。可是，路易十六和“费扬们”都不会忘记，在立法议会中他们是多数，走出议会，在“俱乐部们”中间，在民众中间，他们始终是极少数。今天的制宪结果，是民众对“代表”最后一点认同的结果。而这种认同，在双轨制的“俱乐部”这一轨日益强盛的时候，是多么脆弱、多么风雨飘摇。
挣扎两年才出来的宪法，实指望它是一个契约。君主立宪，就是僧侣贵族民众共同与君王的契约。遵从契约，才可能维持法国的稳定。可是，在法国，契约文化仅仅在民众一方的上层代表，主要是在有着守约荣誉感的僧侣贵族中存在。在绝大多数民众中，契约文化还没有形成。结果，就是契约的双方，一方极弱，另一方的绝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守约的概念。在这样的时候，唯一可能平安走下去的机会，是民众对于他们的上层代表的认同。偏偏上层又是分裂的，其中激进的“雅各宾们”在上层人数中占少数，却在掌握民众心理，调动民众，攻击“守约派”的诚信等方面，占绝对优势。这样的契约，假如能够维持的话，就是人间奇迹了。
还不到一年，契约就被打破。1792年6月，“雅各宾”带领民众再次在巴黎夺权。新政府就叫“巴黎公社”，就是一百年后的那个同名起义政府的最初样板。新的巴黎市政府就这样和议会并驾齐驱。然后，就是这个新成立的“巴黎公社”带领再次涌上街头的民众，冲进王宫去抓契约的另一方：路易十六。路易十六逃入议会，向应该是契约对方的代表求救。可是，民众已经再也不耐烦由别人来代表他们革命了。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地冲进议会，逮捕国王，逼着自己的议会代表当场毁约。
两年推动，一年实施，整整三年艰难地推动“君主立宪制”，以求建立法治、平稳过渡的“费扬们”，完全失败。在这三年里，他们做了大量的法律方面的工作。例如“费扬”派的领袖迪波尔（Adrien Duport），原来是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也是当初自动加入第三等级的贵族代表。在议会担任律师，为建立新制度的司法机构，做了大量工作。前面提到过的拉梅特，更是新制度最重要的文件《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起草者之一。作为贵族，他坚决拥护废除封建制度，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当时，他不同意立即废除路易十六，不同意侵犯私有财产。
现在，轮到他们逃命了。因为他们作为议员，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对于议员的特殊保护，而且生命立即就处于危险之中。四周只有激动的民众。“费扬们”纷纷向国外四出逃亡。迪波尔逃往英国。从美国革命中回来的拉梅特和拉法耶特一起在试图回到美国的过程中，被奥地利关押。他被关押三年，比拉法耶特少关了两年。
他们出逃仓促。前一天还是灯火通明的“费扬修道院”，突然人去楼空。他们的出逃，是对激进的“雅各宾们”的一个最大的支持。因为，根据早就确定的逻辑，不论有天大理由，逃亡就是叛国。“雅各宾们”无须再做宣传，民众就自然顺应了他们的逻辑：逃亡证明了他们本来就是背叛祖国的“叛国者”，是暗藏的人民的敌人。从此，他们渐进改革的温和主张，他们对于法治的呼吁，他们对于公民权利的理解，都和他们自己一道，被民众唾弃了。
雅各宾俱乐部“历史遗址”牌
“雅各宾”激进派扫除了他们掌握法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对手。接下来，只是顺应他们已经成就的激进大势，顺序扫除即可。闻名世界的“雅各宾”恐怖时期，近在眼前了。
我们和卢儿一起，又绕到了那个有着“玻璃盒子”的小广场。警察局依然在，我们已经不想再进去了。我们绕着“盒子”整整转了两圈，小广场有几个小咖啡馆。我们一一查看了它们的名字。根据我们在美国的经验，假如这里接近“雅各宾俱乐部”遗址的话，那么，会有不止一家商店，或是咖啡馆，打出“雅各宾”的牌子招揽游客。可是，没有。
我们完全绝望了，随意地在进入小广场的四个出口中，挑了一个最近的往外走。突然，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出口最贴近小广场的建筑物拐角，在钉在墙上的“Rue Du Marché Saint Honoré”路牌下，有一块巴黎标准的深褐色历史遗迹标牌，紧靠在拐角的墙上，极不显眼。标牌上用红色阴刻了小小的一幅建筑图。那是一个建筑群的局部。高耸的坡顶，带有一个塔楼，显然是修道院的教堂，纵向还接出一排低矮平房，应该就是修士们的住处。教堂的正面，插着一面旗帜，那是当时“俱乐部们”的典型革命标志。
标牌上，在“巴黎历史遗址”的大字下，是一排红字：“雅各宾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