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杜勒里宫是一个叫人心情复杂的地方。那是因为直到今天，国民公会在法国，还是一个叫人难以处置的历史主题。是它宣布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革命成功”，也是它迅速把法国推向恐怖统治。
马拉像
吉伦特人一抓一杀，国民公会失去最后的制动，革命狂澜既倒。这以后的阶段，人们把它叫做“雅各宾专政时期”，也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史书定名的“恐怖时期”。也就是最为激进的“雅各宾俱乐部”，终于战胜艰难险阻，胜利地裹挟着恐怖，占据了国民公会，对巴黎和法国开始专政。对反对派的一方来说，再也没有合法的代言人和发言渠道。都给专政掉了，以理服人是不可能了。要是还有一个两个实在想不通的，只能回家磨鱼腹剑，以暴力对暴力了。这就是纤弱的女子夏洛特·郭黛，竟然会去刺杀革命巨头马拉的原因。
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统治者草木皆兵。作为镇压机器的公安委员会，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其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革命四五年下来了，说是因为是贵族血统就该杀的，那也差不多都杀完了。接下来就是人人有份的年头。在吉伦特人被逮捕的三个月后，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员会颁布了“美林德杜艾罪过”嫌疑犯治罪条例。只要是主张温和，对“自由”没有贡献的，都在治罪之列。这个时候，你是站在断头台下欢呼，还是在断头台前一边被刽子手捆绑，一边听着别人为你死亡的庆典欢呼，那全看运气了。再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达维德1793年所绘的油画《马拉之死》
今天去巴黎旅行，假如你想寻访这段历史，想看一眼当年真实的断头台是什么模样的话，大概没有这个可能。当然，当年大名鼎鼎的“黑寡妇”依然还在。可是，当它走出广场、走出历史之后，并没有像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走进博物馆的展览大厅。它被悄悄匿藏在弗雷纳监狱的储藏室，再也不让人们一睹其真面目了。从这样一个处理重要历史遗物的方式中，我们似乎可以隐隐地感受到，虽然两百年过去了，法兰西的心头好像还有一些什么郁结，没有能够被时间的流水完全拂平、化开。
我们只是在加纳瓦雷博物馆，也就是巴黎城市博物馆，看到过断头台的模型。那是两个尺把高的“工艺断头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工艺品杰作。它们在工艺化的过程中，其残酷性也就被冲淡了，和历史实物的展示，有着本质区别。它展示的是大革命的另一种风情。在当时，人们自然就把断头台看成是这一时期的象征。所以，不仅有这样昂贵高级的工艺品断头台，还有玩具断头台和断头台形状的耳环。这就是当时逛巴黎的游客们采买的旅游纪念品。这是别一种“巴黎式浪漫”。
和微型断头台在同一个展柜里的，是几个复杂的连环钟，非常纤巧精致。这些同为工艺产品的座钟，却有着很实在的用途。共和纪元开始，似乎还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概念。既然是共和国了，当然就要新纪元。只是，这个新历不仅给月份取了“风花雪月”的浪漫名称，还和传统的历法不一一对应。最具创造性的，倒不是每个月变成了三十天，而是每天以十个时辰计算。所以，假如没有这些能工巧匠的发明，除了少数几个天才，谁也搞不清今夕何夕，此时几时。
“对照钟”
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人称“黑寡妇”的断头台，它的起因，竟然是源自一个法国人道主义者的理想。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监狱状态，同样是判定一个地区的人性发展阶段的标志。在法国大革命的一百年之后，中国仍然在使用“凌迟”这样的死刑手段，有犯人被割三千刀还一息尚存的。在法国，从中世纪沿续下来的、类似火烧车裂这样残酷的死刑方式，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已经极为罕见，在巴黎早已绝迹，只是在非常偏远的落后地区，偶有发生。即使是偶发事件，也会引起学者们的抗议。死刑方式随着社会进步，它的残酷性在明显减弱。
在法国大革命发生时，法国的死刑基本是两种方式。对于贵族，是用剑或斧砍掉脑袋；对于平民，通常是绞刑。在这里，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不同的。东方君主对贵族赐死，往往会赐白绫三丈之类，绞杀不是一种羞辱。“身首异处”倒是一种“恶死”了。而在法国的文化传统中，悬吊于绞架，不仅是一种更痛苦的处死方式，还是一种侮辱，所以不用于贵族。而斩首反而有点悲壮意味，似乎更适合贵族罪犯的身份。因此，在法国当时的两种死刑方式，还是等级观念的结果。当时的这两种死刑方式，也都是有痛苦的。不仅绞刑如此，斩首也往往因为不能一剑或一斧毙命，而给囚犯带来痛苦。
断头台在法国的实行，是几条不同的线索渐渐交会的结果。
一条线索，就是前面提到的人道主义的理想。这是法国几十年启蒙运动发展下来的成果，也是学者、贵族和国王们理性思考的成果。人道死刑只是这种成果的一个方面。在大革命初期，一位盖勒廷博士（Dr. Joseph-Ignace Guillotin），提出了他的基于人道理由的死刑假设。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具有操作意识的人。他把自己有关无痛死刑的假设，落实到一种实际的设计思想。他提出了非常详尽可行的设计思路，那就是断头台的最初蓝图。
盖勒廷博士四处游说自己的主张。还在大革命刚刚开始的1789年，他就在制宪会议上，呼吁采用他的有关无痛人道处死的方案。可是，没有人顾得上他的“死囚关怀”，甚至还引来一些人的嘲笑。盖勒廷博士只好暂时收起自己的主张，卷起示意图悻悻地回家。
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民众最关注的还是“平等”，而且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这种关注渗透到各个领域。这是正在发展着的另一条线索。1791年，议会讨论了在死刑领域的平等。大家一致认为，“死刑面前人人平等”，应该以法律形式确立只有斩首这一种执刑方式。可是怎么斩？于是议员们又想起了两年前跑来游说断头台的盖勒廷博士。他被议员们再次提起，结果引起激烈辩论。
反对的一方包括罗伯斯比尔，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其实，“平等”是一回事，“博爱”又是另一回事。反对者认为，确立了一种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死刑方式，“平等”实现了，就可以了。没必要为死囚的痛苦考虑得那么周到。所以，1791年立法确立了“斩首”为法国的唯一死刑方式，可是断头台却并没有被采用。
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在学者的“博爱”和议会的“平等”之外，还有第三条线索在那里走。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在以惊人的速度，吞噬它的牺牲者。“自由”在迅速丧失。人们动辄得咎，死刑在急剧增加。终于引发刽子手的抱怨，说是怎么卖力也砍不过来，连磨斧头的时间都没有。大革命时期巴黎的首席刽子手桑松（Charles Henri Sanson），就是原来路易十六时期的皇家首席刽子手，杀人如麻，是他在革命以后遇到的新问题。
最后，是桑松遇到的“技术障碍”，促使议会决定拨款建造盖勒廷博士提出的断头台。因为，盖勒廷博士的设计不仅对死囚无痛处死，而且这是一架自动的斩首机械，杀人的速度可以非常快。在这一点上，完全符合“革命需要”。
断头台就这样，在1792年4月投入正式使用。
可是，盖勒廷博士一点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基于人道理由设计构思的死刑机器，却在历史上投下了一个恐怖而令人厌恶的剪影。它变得恶名昭著。法国人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断头台，使得盖勒廷的名字也连同一起被牵连，这是博士更没有料想到的结果了。
可是，这个显然是人道的设计，又如何完成了这个非人道的转变呢？类似断头台的形式，虽然早在中世纪就在苏格兰、英格兰、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用过，在此后，也一直沿用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人们又仅仅把它和法国大革命相联系？
也许，是因为它斩下了法兰西国王和王后的头颅？的确，那是一个至今无法磨灭的历史刻痕。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地位特殊，还因为回首当年，已经没有人认为，这样的处死是公正的司法判定的结果。于是，在割掉国王的头颅之后，法国人留下的艺术品反而是悲悯的。油画作品中，都是这样的形象：路易十六在临刑前夜，持重地向哀伤的家人告别；囚室中的玛丽·安托瓦奈特王后，在祷告中获取面对厄运的力量。法国人反而一代代地传颂这样的故事：在王后走上断头台的时候，她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立即习惯性地轻轻向他道歉；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下，面对欢呼的人群，他说，“人们，对于被指控的罪行，我是无罪的”。在断头台上，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我的血，能够成为法国人民福祉的凝结剂。”
玛丽·安托瓦奈特的囚室
这些故事有着相当的根据。今天，在路易十六夫妇的纪念小教堂里，我们可以看到刻着玛丽·安托瓦奈特给儿子留下的遗书。其中有一条，就是叮嘱他，记住父亲的遗言，千万不要寻求复仇。只是她没有想到，她唯一的儿子，不久将在十岁的年纪死在大革命的牢里。
也许，是因为大革命期间断头台上的冤魂太多，人口两千五百万的法国，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就有一万七千人上了断头台。最快的一个记录是：在三十八分钟里，断头台砍下了二十一个头颅。也许，是大革命期间的断头台旁，永远挤满了嗜血的民众，对残酷的展示和鼓励成为公众节日和公共教育，使后人不堪回首。在断头台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巴黎民众嫌行刑的过程太快，使得他们无法充分欣赏死囚的痛苦。他们在下面齐声高唱着，“把我的绞架还回来！把我的绞架还回来！”这呼声不是响在中世纪和旧制度的时代，而是有了《人权宣言》和“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才是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大革命过去之后，巴黎断头台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团聚在一起。他们的后代，寻到当年受难者被随意丢弃的公葬沟，在那里修建了公墓，这就是巴黎的皮克毕公墓（Jardin de Picpus）。此后，有了这样的规定，只有大革命断头台的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属和后代，才能葬于此地。
拉法耶特夫妇也安息在这里。他们获取这个资格，是因为，在大革命期间，拉法耶特夫人有五名亲属，被断头台夺去生命。他们是作为受难者亲属，来这里和亲人团聚的。他们的墓地上，终年飘扬着美国国旗。在每年的7月4日——美国国庆，美国大使都要来到这里，主持一个升旗仪式，向拉法耶特致敬。在自己的国家，拉法耶特推动和参与了革命，也被革命宣布为“叛国者”。这个收留“断头家族”的墓地，是他们夫妇最终认同的归属。然而在美国，他却是人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拉法耶特墓地（皮克毕公墓）
直到今天，还有两百年前受难者的后代，在去世后归葬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和安慰他们死于非命的先祖亡灵。
“自由广场”上的断头台，早已经不再是仅仅属于法国的一个历史遗物。它随着雨果的《九三年》，随着狄更斯的《双城记》，走向了整个世界。以致在近八十年以后的中国，都会在一些年轻人的心中，砍出一条信仰的裂纹。
先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