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天到巴黎，第一眼看到的纪念性建筑，就是圣心教堂（Sacre-Coeur）和先贤祠（Panthéon）。那是从卢儿住的宿舍高高的窗口望出去，在一大片连连绵绵的住宅楼上，最抢眼就是这两栋建筑了。
先贤祠
尤其是圣心教堂，虽然当时离我们所在的地方相当远，可它很高，又是白色的，总是能够“跳”出来。它高居在蒙马特高地的顶点，几乎成了巴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此后，我们经常从不同的地方望到它，尤其是那次在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的顶楼，恰好在一场大雨之后，天上还留着刚刚被风拉开的一大块一大块色彩丰满的乌云。太阳已经重新露面，阳光照射着洁白的圣心教堂，反衬在风格浓烈的天空背景上，特别有戏剧性的效果。
圣心教堂还有一个出挑的原因，那就是它的造型。在巴黎，它算不得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圣心教堂建于十九世纪末。也许，正因为它建得比较晚，也就开始在艺术风格上尝试一点新的东西。设计师似乎只是捏着教堂的尖顶轻轻向上拉了一下，它就有点瘦长，不再那么肃穆。白色的外衣又令它更为明亮，有了一点女性的柔情和轻盈。下面重重叠叠数不清的台阶，一点点把它稳稳地托在了蓝天上。
巴黎屋顶上的蒙马特高地和圣心教堂
第一次远眺圣心教堂的时候，距离非常远，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卢儿说，去圣心教堂一定要在晴天，阴天的灰暗会掩盖它的真相。只是初春的巴黎很少有大晴天。而我们还是比较幸运，至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天气。
蒙马特高地已经成了一个旅游区，绕到圣心教堂后面，是著名的艺术小广场，周围一圈舒服的小咖啡馆。只是小广场的艺术家们多数已经商业化，好的作品很少，从整体来说，远不如美国街头的中等艺术节的水平。蒙马特高地除了还有几个小艺术馆之外，邻近的山居小屋也很有意思。高地很小，建筑物是那么紧凑，街道只能挤得窄窄的。我们看到一个男子背着沉重的画夹，提着一个画凳，来到一栋有着一个微型小院子的老旧楼房前，铛铛地摇响了木门旁挂着的一个沉甸甸的铜铃。阁楼上一个美丽的女郎应声探出头来，扔下了两把大大的钥匙。这种钥匙开启的，应该是一扇中世纪的门了。
你在蒙马特高地慢慢地走，永远有音乐在空中飘扬。那是一些街头艺术家。他们带着自己的大提琴和小提琴，风度十足地在那里演奏。最精彩的一次，是遇到一个哑剧演员，他搭着一个仅能容身的避风的篷帐，在动人的音乐声中，他不断变换着面具服装和角色。在刮着大风的空旷的台阶上，神奇地把大家带入一种松弛而抒情、美好而富于幻想的状态。人们只觉得感动，却不知是为了什么。最后，他开始上升、展开“翅膀”飞翔起来，所有的观众的心，也都随之飞翔，那真是一个小小的巴黎浪漫奇迹。
然而，我们来的那天，从卢儿的窗口望到的另一栋建筑，先贤祠，就毫无浪漫可言了。Pantheon其实是古罗马的“万神庙”的意思。这个名字还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给改的。在此之前，它是一座教堂。是法国大革命使它还俗，成为一栋纪念法国先贤伟人的纪念性建筑。
这栋建筑的起因，和协和广场一样，是源自路易十五的那场重病。看来，他真是病得不轻。1744年，他发了个愿，他发誓说，假如他能够熬过这一关活下来的话，他一定要建造一座宏伟的教堂，以感谢上帝和巴黎的保护神——圣吉纳维夫（Saint Geneyieve）。
圣吉纳维夫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法国历史人物。她曾经是一个乡村女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相传她不仅带领巴黎人民抵御过自然灾害，还曾经抵御了入侵巴黎城的“野蛮人”，拯救了巴黎。从此，巴黎人把她视为一个圣女，一个巴黎的保护神，也就是巴黎城的“圣女贞德”。据说她去世之后，公元512年，就葬在今天先贤祠的位置。
在今天的先贤祠的对面，有一个叫做圣埃德尼杜蒙（St-Etienne-Du-Mont）的老教堂。它的立面长期来一直有些奇怪，由于毁了一个塔楼，所以变得失去平衡。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塔楼已经开始修复，搭着复杂的脚手架。在这个教堂里，就供奉着圣吉纳维夫的一个遗骨盒，放在一个幽黯的壁龛里。凑近了，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古老的盒子，相当大，外面还罩着保护层。巴黎的每个教堂，都有一些供奉的圣物。这些圣物的重要性，也就是这个教堂的重要性的判断标准之一。圣吉纳维夫的这个遗骨盒，可以算是一级圣物了。
所以，当路易十五病愈还愿的时候，就把准备供奉圣吉纳维夫的教堂的位置，定在了现在先贤祠这个地方。由巴黎的名建筑师苏夫洛设计。1755年，路易十五亲自放下了教堂的第一块奠基石。两年以后，正式开始建造。在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采石手段、建筑机械和运输工具。假如要认真地建造一个大教堂，就是要耗费一代两代人时间的工程了。路易十五没有等到它的落成，就在1774年去世。建筑师苏夫洛也没有熬过这个工程，他在1780年去世的时候，教堂还没有封顶。教堂由苏夫洛的助手郎德勒（Rondeler）接手，又跨越了路易十六时代，直到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大教堂还在为最后的收尾加班加点。
它建得真不是时候，奇怪的是，大革命竟然没有阻挡它的完工。那是1790年，正是巴黎和法国都被毁去很多教堂，教士修士们都被驱逐关押甚至处死的时候，它悄悄地完工了。它默默地站在那里，当然不会再期待预想中的盛典和弥撒，只是有些尴尬又有点紧张地俯瞰着巴黎的革命。一年以后，革命终于找上门来。
相比其他教堂的下场，它是何等的幸运。1791年4月3日，制宪会议在为刚去世的革命英雄小米拉波寻找墓葬场所。讨论中决定，干脆就建立一个安放法国伟人的棺木也兼作纪念堂的地方，省得以后一次次伤脑筋。这时，人们想起了这个为供奉巴黎保护神圣吉纳维夫而修建的新教堂。
精心设计、历时三十三年才完工的这个教堂，空空荡荡，是最自然的选择了。它原来的设计初衷，已经完全为革命所不齿，甚至抛弃。这里不是单指宗教仪式，而是它原来打算供奉的主题，巴黎城的“圣女贞德”，也被抛弃了。这里说的抛弃，已经是一个具体的动作。大革命一开始，她所保护过的巴黎民众的后代们，就冲进对面的教堂，从我们看到的那个遗骨盒中掏出遗骸，欢呼叫啸着直冲到塞纳河边，把它扔进了滔滔的河水里。
这个大教堂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显得庄重沉稳，教堂地宫兼作墓葬又是法国的传统习俗。只需把原来举行宗教仪式的教堂大厅，改为一个纪念堂，在正面入口柱廊的山花上，加上一段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浮雕，刻上“一个为祖国所感恩的伟大人物”这样的点题之句，教堂世俗化的过程不就轻易完成了吗？这个主意一提出，大家顿时拍案叫绝。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先贤祠。
先贤祠的诞生，是由于小米拉波在1791年4月2日的病逝所引发的，可是，既然最后决定建立的是先贤祠，而不是小米拉波纪念堂，那么就应该再推选出一些已经去世的革命伟人送进去。革命刚刚开始一年多，还没有什么参加革命的伟大人物去世。所以，只能到革命之前，去挑选那些推动引发了革命的先驱者。结果，首当其冲入选的，是伏尔泰。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是1791年初，还在事实君主立宪制的制宪会议期间。在整个大革命的过程中，在上层，这是一个最理智也最温和的时期。是拉法耶特们还在制定宪法，讨论通过《人权宣言》，制定法律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候，象征着法国启蒙运动理性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哲学家伏尔泰，首先得到推崇，被认为是一个革命伟人，是十分自然的。
革命，是一个非常含混的、带着极大的幻觉的字眼。在法国大革命中，前期的革命和后期的革命，肯定不是一个革命。在拉法耶特们和在罗伯斯比尔们的眼睛里，革命也一定不是一回事。
伏尔泰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革命形象”。回顾他的一生，他从年轻时因文字惹祸，进入巴士底狱开始，就不断地在与旧制度搏杀。但是，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投资成功的百万富翁、法国贵族们的崇拜对象，甚至是多个欧洲君主的朋友。
伏尔泰进入老年以后，他的生活变得非常舒适。1758年秋天，在伏尔泰六十四岁的时候，他在法国与瑞士边境买了一栋古老的宅邸。这个选择，仍然和他以笔作剑的生涯有关。他和路易王朝的关系始终是不稳定的。他既是法国的骄傲，也是常常要惹出麻烦的异议学者。住在这里，他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可以享受他所喜爱的安静的乡居生活，同时，一旦有了麻烦，他一抬腿就可以离境去瑞士。这就是伏尔泰的一生，始终处于光荣和流亡之间。好在最后的一刻，还是在巴黎度过了辉煌的一瞬。
在这个边境小城，伏尔泰高价买下了一块世袭贵族的领地。因此，几乎应该说，此刻的伏尔泰，已经成了一个封建领主。在法律文件上，有“图尔奈伯爵”的签署，在大门和银盘上，有着贵族的纹章。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是法国向旧制度出击的一个最勇敢的人。
就在晚年伏尔泰在有着自己私人小剧场、小教堂和加工厂的小领地里，过着优裕生活的时候，他开始卷入一系列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冤案，为他们的冤屈而奔走呼吁和申诉。
在路易十六废除迫害新教徒的法令之前，法国对新教徒有着非常苛严的规定。他们不能担任一系列职务，从普通公务员到律师、医生，甚至杂货店主、铁匠什么的，都不行。假如不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就丧失了许多权利，假如私下举行新教仪式，男人可判终身苦役，女人可判终身监禁，主持的教士可以处死。由于社会的发展，这些古老的律令，就像对于书籍、对于异端学说的禁令一样，在统治的中心巴黎及其附近，并不严格执行。而在偏远的落后区域，尤其是在历史上教派冲突激烈，有过世代的冤怨相报的落后地区，就会借助这样的律令，实施宗教迫害。
伏尔泰介入的第一个案子，卡拉斯案，就是发生在法国南方的这样一个地区：图鲁兹（Toulouse）。在图鲁兹，1562年天主教曾经大规模地屠杀新教徒。在长期的残酷争斗和血腥的刺激下，这里的人们呈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宗教狂热。1761年，这个地区根据古老的苛严律令，连续判处了两宗涉及死刑的案子，第一个案子处死了四人，第二个案子，就是卡拉斯案。
第一个案子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严刑峻法和宗教迫害的结果。可是，它的判决在当时确实是“有法可依”。而卡拉斯案不仅是个冤狱，而且被告卡拉斯被残忍地酷刑处死。
卡拉斯是个新教徒，普通商人，有六个孩子。大儿子安东尼学了法律。在他打算取得律师执照的时候，才发现新教徒在当地不准当律师。他起初想隐瞒自己的宗教，取得了一张天主教徒的证明。可是，事情败露。这个时候，他还是可以改变宗教信仰获取律师资格。可是，挣扎在非此即彼的强制选择中，他痛不欲生，一度非常潦倒。
1761年10月13日，卡拉斯一家和安东尼的一位朋友，在一起共进晚餐。晚餐之后，安东尼去楼下，许久没有上来。两个人下去找，发现他已经被吊在门柱中。他们放下安东尼之后，一边通知他父亲，一边找来医生。可是已经回天无术。
糟糕的是，当地还有羞辱自杀者的愚昧法令，甚至他的财产都要没收。卡拉斯仅仅是一念之差，要家人宣布他儿子是“自然死亡”。可是，在医生到来之前，已经有围观民众。闻讯而来的官吏不仅笔录了“自然死亡”的供词，还检查了安东尼脖子上的勒痕。他当然不相信这个谎言。于是，命令他们第二天应讯。第二天，所有的人都说了实话，说是自杀。可是警察局长却不肯相信，以谋杀起诉卡拉斯，把谋杀的动机归为“企图阻止安东尼改信天主教”。
由于卡拉斯一家曾经提供了虚假证词。不能说警察局长就不能做此怀疑。起诉是正常的。假如卡拉斯能够得到公平审理，这是一个正常的司法诉讼。可是，这个涉及宗教的“谋杀嫌疑案件”，激起了当地上上下下的宗教狂热和宗教复仇情绪。在法庭上，卡拉斯被判有罪。由于不认罪，他受到中世纪留下的酷刑逼供。他的四肢被拉伸脱臼，他被强行灌水，躺在十字架上被铁棍毒打。两小时的折磨以后，他被吊死，当众焚烧。卡拉斯至死坚称自己是清白的。那是1762年3月10日。
卡拉斯死后，财产被没收，一家人继续受到迫害。他的小儿子吓得逃到瑞士。住在靠近瑞士边境的伏尔泰，在事情发生两个星期以后，听到这个故事。正因为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因此伏尔泰听到这样的司法黑暗和平民被迫害，感到极为愤怒。他立即对案件本身展开调查和取证。他亲自和卡拉斯的儿子谈话，也找到熟悉当事人的证人，和卡拉斯夫人通信，等等。
在收集了足够的证据之后，伏尔泰向律师咨询，并且出版了一本《卡拉斯先生之死的原始文件》的小册子，还出版了著名的《论容忍》等一系列论著。伏尔泰向自己的学者朋友们呼吁，要求用他们的笔，为平民受到的非人道对待呼吁，为反对宗教狂热呼吁，为“呼唤欧洲的良心”呼吁。他对阿朗贝尔写到，“正是沉默造成了他们的不幸”。
在伏尔泰的影响下，卡拉斯案成为法国历史上的最著名案例之一。募集的捐款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包括英国、俄国和波兰的君主。巴黎的名律师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将此案提交国务会议上诉。事情发生三年以后，终于上诉成功，宣布对卡拉斯的判决无效，他的家属获得了三万里佛的财产补偿。消息传来，七十高龄的伏尔泰喜极而泣。
那是1765年的3月，二百三十六年前的法国。伏尔泰能够身先士卒，对学者提出做“欧洲的良心”的要求。他们在用理论阐述和探讨人道、宗教宽容、公正等哲学问题的同时，能够为普通平民在即刻所遭受的迫害而呼吁，能够在写作的同时，从事具体的募集捐款和调查申诉，能够得到欧洲封建君主的支持，而路易王朝的政府也能够对上诉作出纠正错判的回应。这一切，都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不能不使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掩卷沉思。
此后，晚年的伏尔泰持续地为平民申诉冤案，投入大量的心力，一直持续到他八十多岁高龄去世之前。因此，制宪会议的拉法耶特们，会首先想到要把伏尔泰移入先贤祠，实在并不奇怪。
1791年4月4日，先贤祠的第一个“伟人”小米拉波，在当时被称为“历史上最大和最著名”的送殡行列之后，安葬入祠。一个多月后，1791年5月30日，制宪会议决定将伏尔泰也迁入先贤祠。
只是，先贤祠的第一个伟人小米拉波，在一年多以后，被发现他曾经在路易十六那里许诺，协调君主和议会的关系，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为此向路易十六索取了二十万左右美元的钱财。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其实，小米拉波白天革命，晚上整夜挥霍作乐，在当时就是公开的秘密。1794年秋天，他被默默地移出先贤祠，迁葬他处。
倒是伏尔泰，今天还安安静静地躺在先贤祠的地宫里。在他的棺木上，写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它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卢梭棺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