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祠原先的设计是一个仿古罗马的新古典主义的天主教堂。所以，它的平面布局是非常规整的十字，中间逐级抬起一个穹顶。这样的平面转往室内之后，形成一个完美的纪念展示空间。穹顶彩绘本来就是法国人传统的拿手好戏，“十字”布局形成的四个大空间，如今成为大型画廊，满壁都是一流艺术家的杰作，以“法国方式”来阐述他们的历史和先贤事迹。1806年，拿破仑曾经试图把先贤祠重新回归为一个教堂，可是，几经反复之后，它最终还是以现在的面貌，凝固了下来。
先贤祠的设想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可是，两百多年来，它也经历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正是顺应了法国的变化、法国人的变化。追随这个变化过程，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先贤的定义也在变化。这个教堂原先是为了供奉巴黎的保护神圣吉纳维夫的，可是，正是在这个教堂最初转为先贤祠的时候，巴黎人唾弃了他们最早的英雄，她的遗骸被扔进了塞纳河，当然更没有作为“先贤”被请进祠内的资格了。可是，革命过去之后，在今天的先贤祠里，圣吉纳维夫的光荣和业绩，不仅高高地漂浮在拿破仑时代的穹顶彩绘里，也是画廊里最重要的主题。
先贤祠的系列壁画
被轰轰烈烈的光荣葬礼迁入先贤祠的地下墓葬，然后又被悄悄移出的，还不止小米拉波一个。革命三巨头之一的马拉，也经历了这样落差很大的迁入和移出。至于三巨头的另两位，丹东和罗伯斯比尔，都是在断头台上了结生命，也就不可能奢望和先贤祠有什么瓜葛了。对于进入先贤祠墓葬伟人的选择变化，也是法国反省的过程。可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法国依然是困惑的。
简化历史，那曾经是一个轰动世界的“革命”，在它之前，是旧制度的君主，存在着旧制度的一切不平等；今天，法国是一个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各处飘扬。而今天的法兰西共和国，虽然已经是第五共和国，可是，追根溯源的话，难道不就是要追溯到巴士底狱攻克的那一天、追溯到国民公会宣布共和的那一刻吗？然而，国民公会三巨头的下场意味着什么？国民公会推出恐怖时期是否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问号，如同巴黎冬天的云层，一年年开始慢慢地集聚起来，集聚在先贤祠的上空。
于是，在法国大革命过去一百多年之后，1924年，在先贤祠几近中心的位置上，建立了成为视线焦点的一组群雕，中心底座上镌刻着“国民公会”几个大字。国民公会的领袖们不仅没有一个能够在先贤祠的墓葬中留住，甚至有多人在自相残杀中恶死。可是，他们被后人艺术抽象出来，抽象成一个洁白美好的整体英雄形象。似乎这样，他们就可以逃过具体的历史推敲。
当我们站在大厅里，第一次面对这组白色群雕的时候，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群雕上的国民公会会员们，戴着假发，穿着剪裁合体的法国绅士服装。可是，他们的姿态对于我们来说，有着似曾相识的夸张。左右两组，以强烈的动势趋向中心——一个持剑的自由女神像。那舞台化的弓步造型动作，手臂的有力伸展，衣裾迎风张扬的表达，都是我们在三十几年前的中国所熟悉的。那是试图在法国精神的象征地，对国民公会做出一个力排众议、一锤定音的肯定。可是，我们以过来人的经验知道，假如一切是底气十足、自信经得起历史的犀利目光的，那么，这种“就是好”的艺术夸张，反而就不会出现了。
也许，先贤祠的国民公会群雕，是法国人最后一次对国民公会的全力维护。很快，从一开始就被别处的历史学家们所质疑的一切：和理想所违背的革命血腥，无穷尽的暴力夺权的循环，国家和民众长期支付的代价，渐进改革的可能，都在逐步通过反省，走入法国人自己的视线。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讨论，在法国本土也开始丰富和深沉起来。
在两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先贤祠的墓葬群，是法国的文化和精神的象征人物的归葬地。我们熟悉的作家雨果，也在其中。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英雄，大概就是大革命前的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了。
先贤祠的“国民公会”群雕
我们参观先贤祠墓葬群，是在一个寒意未消的初春。墓葬在地下室，也许是阴魂聚集的缘故，骤然间又把温度降下去一大截，我一下去就打了个哆嗦。伟人们的棺木一个接一个地排放，也随着建筑基础的布局，不断出现支巷旁道，需要指示牌指点迷津。雨果和左拉也在其中。雨果的棺木安放在非常局促阴暗的一隅。我很怀疑，这样的荣耀是不是雨果所需要的。雨果不仅是一个思想家，他还是一个文学家，有着对于天空和阳光，海洋和草地，春雾和秋林都非常敏感的心灵。他又怎么能够忍受这里无尽头的阴郁？
伏尔泰和卢梭的棺木是在一个相对开敞的区域，他们面对面地在这里安营扎寨，中间只隔了小小的一条走道。生前，他们常常争辩，如今，夜深人静之际，不知他们是否会推开棺门，重开辩论？他们的墓地设计很容易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联想。在伏尔泰的棺木前，是他的大理石像。他捧着一卷手稿，提着一支羽毛笔，脸上浮现着睿智的微笑，给人以精神上居高临下的感觉。而卢梭却是一个从来不买账的人，他的棺木被设计成一栋神气的建筑，在侧面的“墙”上，写着，“这里安息着一个自然和真理之人”。他真的“安息”了吗？看来没有。“建筑”的顶端，在门楣镌刻的“卢梭”二字之下，“门”微微开启，一只手臂，从门缝里伸出。这只从棺材里伸出的卢梭之手，捏着燃着一团浓烈火焰的火把。象征着在他死后，他依然能够点燃革命，燃烧巴黎。
卢梭的棺木
伏尔泰和卢梭应该算是两代人了。每当他们争辩起来，伏尔泰总是更潇洒，而卢梭就有点急。伏尔泰的年长固然是一个原因，同时，他似乎占尽了一切优势。比起卢梭，他更富有、更健康、更放松，也更挥洒自如。这一切，使他在心理上始终处于相对更正常的平衡状态。而卢梭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必须依靠抄乐谱的手工劳动为生，长期在身体上处于相当沮丧的病态。他和周围的朋友们常常处不好关系，在论争的时候，他表现得紧张、易怒，非常容易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弄得一团糟。在心理上，几乎一直处于失衡的状态。然而，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绝顶的天才。
伏尔泰的大理石像，站在他自己的棺木前。卢梭的棺木前，却没有这样一个塑像。这是因为，国民公会在1793年春天，决定把卢梭尊为“先贤”的时候，他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最受推崇的突出象征。卢梭的雕像是高高地竖立在先贤祠门口的。今天，和他享有同等荣耀的，只有法国戏剧艺术的开山鼻祖，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戏剧大师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在决议将卢梭送进先贤祠的时候，当年推崇伏尔泰的那些国会议员们，已经砍头的砍头、逃亡的逃亡了。伏尔泰能够留在先贤祠而没有被赶出来，似乎在暗示着这个民族的文化根基和预示着他们依然有希望。而卢梭，为什么会在一个史称“恐怖时期”的1793年，由国民公会决议送进这里呢？
卢梭，和伏尔泰一样，无疑是引起法国变革的诸多伟大思想家之一。他的《社会契约论》，和洛克等学者一起，共同在一个政治契约社会尚未诞生的时代，探讨了政府和民众的契约关系。这样的思考，无疑和他们所生存的旧制度的社会是冲突的，是革命性的。
可是，卢梭被大革命和国民公会看中，似乎并不仅仅在于他和伏尔泰一样，从理论上曾经支持和促进了法国的历史变革，也是因为，处在动荡失衡中的巴黎，需要竖起一个伟人，把他张扬起来，成为腥风血雨中一面不倒的旗帜；而伟人的理论，又能够撑起这个局面，解释在血中浸泡的巴黎，为什么并不算是一个疯狂的城市。
卢梭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文学家。而在那个年代，哲学家和文学家之间，常常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在那个时候，学者们思索的时候，似乎没有那么多的羁绊。他们不停地阅读、不停地思考，思想如汩汩的泉水，不停地涌出泉眼，成为小说、歌剧、随笔、哲学论文、书信笔记和论争文章。他们想到什么，就随手写来。他们似乎并不顾虑论争的对手会指责他们观点的前后不一致，他们也毫不顾忌地就会道出自己在思考过程中捕捉到的一些火花。对他们来说，一个人是在不断成长和成熟的，认识当然也就在随之改变和深化。争执也是交流，错了可以纠正，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共同营造了这样一个浪漫宽容的氛围，他们也就滋养了自己，多产成为他们共同的时代特征。那是一个法国式的学者的天真时代。他们是骄傲的、自尊的、才华横溢的。在文学和哲学交融的年代，他们的文字并不都那么丝丝相扣、无懈可击，可是，却常常文采飞扬、充满激情。
所以，不论是伏尔泰还是卢梭，唯有他们对于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是清楚的，而他们的一生中，他们表达过的观点，有时却是自相矛盾的。
卢梭像及卢梭的著作
卢梭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时而波涛汹涌又时而含情脉脉的浪漫文学的开创者。人们读着卢梭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的感情所调动。就在这样的一本又一本，打动着常人，也渗透着哲理的讲述故事之后，卢梭还推出他的社会理想。他的“主权在民”，他的“平等”追求，他对“自由”与“约束”、“公意”与“道德”的思考。对于一些概念，他有过不同角度的探索，这些探索也往往相互矛盾。当大革命的恐怖时期过去之后，人们回顾着被卢梭理论狂热支撑的时代，倒过来细细研读卢梭，想找出一条属于卢梭的线索。可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又发现，卢梭也讲过许多完全相反的话。对于他来说，他只是在怀着宗教热情思索。
大革命只是需要偶像，需要理想化的“思想”。可是，没有一种概念是可以任意推往极端而不受边界限定的。卢梭的“主权在民”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可是，在卢梭心目中的“民”，也许过于抽象了。当卢梭推出“公意”的说法，这里的“民”，已经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个的个人的集合，而是美化和抽象的、非常虚幻的“人民”整体。而虚幻整体所拥有的权力，已经由罗伯斯比尔们，借着“人民”的名义在掌控和操纵。
罗伯斯比尔一直有一个称号，“永不被腐蚀的人”。那是因为革命特别重视领袖的廉洁。法国大革命的过程，是一个经常处于失控状态的摧毁过程，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改革，也就不断出现掠夺和暴富的机会。“不被金钱腐蚀”成为一个罕见现象。罗伯斯比尔因其廉洁，也就因此在道德上始终有一轮光环。但这也是历史的误区：人们以一个政治领袖对金钱的兴趣，来判断他的品格高下。被权力腐蚀的意义，假如只是局限在金钱的范围，那就太小看权力了。权力对于一个领袖的腐蚀，最可怕的部分，当是他对权力本身的过度奢求。一个政治领袖最可怕的被腐蚀，不是对金钱的贪婪，而是对权力本身的贪婪；不是嗜钱，而是嗜血。
卢梭的“公意”的幻想是“美妙”的。公意是公众的意志，象征着多数人的自由。个人服从公意，失去自己个人自由的同时，却获得和大家一致的“自由”。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公意”终于和“人民”一样变得不可捉摸，而真真实实的个人自由，却在眼睁睁地迅速失去。失去自由的并不都是贵族，所有的人都以为，作为已经向国王和旧制度夺了权的“人民”的一分子，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共和了，就是“主权在民”了。可是，当他们从“主人”的梦中醒来，还原为一个个人，却发现自己的个人自由毫无保障，个人安全毫无保障，脖子上的脑袋也没有保障。
在世界上第一个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法国，共和不到一年，作为个人，言论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已经完全成为奢侈品。1793年8月，已经有了“让恐怖时代成为法治的全盛时代”的口号。1793年9月初，巴黎市长和检察官，以及“民众代表”到国民公会，以人民的名义，要求大革命的军队，带着“手提式斩首机”巡视法国，不仅逮捕作为政治异端的吉伦特党人，还要“迫使每一个农民交出他们储存的农产品，否则就处死他们”。
恐怖如瘟疫一般，从巴黎阴冷地向全法国弥漫。在南特，审判以“浪费时间”的理由被取消，公安委员会的代表命令法官，必须在几小时内“除去”所有嫌疑犯。否则法官和他的助手们，将被处死。连断头台都嫌太慢，一千五百名嫌疑犯们，无论男女老幼，立即被装上船只，在卢瓦河的中间凿沉。在四个月里，这名公安委员“处理”了四千名“不良分子”。
毫无疑问，在旧制度一下，最凄惨、最没有保障的、最令人同情的，就是底层民众。记得读到过一名学者的文章，描述他所见到的一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底层民众，他们居住的房屋形式，与他参观的几千年前的早期人类住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因此而感叹，从建筑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历史进步都发生在王公贵族的一端。而底层民众在建筑史上，处于零历史的状态，他们是最需要同情的。在同一篇文章里，这位学者也同样提到，底层民众又是最不能够美化的。这使我始终在思索，往往是最应该被同情的底层民众，为什么又是最不应该被美化的？
历史上，屡屡如此上演，在解放底层民众，将他们被剥夺的权利还到他们手中的同时，社会最容易普遍产生和接受的，就是由同情转为对底层民众的赞美。这样的美化，又通常导致赋予他们过大的权力，其结果，总是发现，不知由什么魔力操纵，原本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原本应该是软弱而善良的人们，原本期待为他们自己也为社会造福的人们，在一夜之间变得狂暴和肆虐。他们可以如旋风一般扫荡这个社会，不仅吞噬原来的强者，也相互吞噬。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能够导致最迅速和规模最大的破坏。待到幸存者们清醒过来，一切已经面目全非。他们也永远弄不明白，是在什么魔法之下，使得历史一次次重复这样的悲剧。
在读到这位学者“建筑零历史”的说法时，我突然领悟到，底层民众在长期的人类发展史中，他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建筑零历史”这样的悲剧，他们同时经历的，也有在理性思维和精神文明进程中，同样“零历史”或者“短历史”的状态。这是过度美化底层民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的根本原因。当他们长期处于悲惨的生活状态时，他们文明程度的不充分、缺乏理性的一面被压抑和掩盖，没有机会暴露和爆发。可是，假如在过度美化的同时，也将过度的权力交给他们，他们的致命弱点就会在权力的催化下，瞬间爆发，迷醉的、暴力的、甚至极度残忍的。
因此，一个健康而公正的社会，它所必须关注和保护的，应该是当下社会的每一个最弱者，而不是赋予任何一个特定阶层以血缘性的暴虐的特权。不论这样的阶层是贵族，还是平民。当底层平民是弱者，社会的关注点应该是底层平民；当旧日贵族的身份成为虐杀的对象，社会应该保护的就是这些贵族。依据的应该是公平的法律。这样的法治社会，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
任何一个动听的口号，过度推动都是危险的。卢梭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他对于平等的呼吁，他对于“主权在民”的理想，他对于“公意”的推断，都是随着一个文学家的激情推出来的。在两百多年前，这些概念被非理性的力量所利用，似乎是历史无可避免的路径，可是，两百多年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去重蹈覆辙，只能说是弱智的结果了。
令人回味的，是在大革命中迁葬入祠，在生前经常争得不可开交的伏尔泰和卢梭，尽管论年龄几乎是两代人，却非常巧合地、差不多同时在这场革命发生之前去世。即使是被大革命捧得近乎神化的卢梭，假如活到大革命，人们似乎也没有理由相信，他就一定会是罗伯斯比尔的化身。假如亲历革命，习惯了自由思想的伏尔泰和卢梭，不仅可能活不成一个全身而退的革命圣贤，还很可能走上断头台，或是在他们鼓吹的革命真正到来之后，落荒而逃，登上逃避革命的流亡之路。
站在先贤祠伏尔泰和卢梭尊荣备至的墓葬前，我们不由感叹，他们可真是逝逢其时。
卢浮宫内描绘拿破仑的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