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弗兰克尔，真实地描述了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得出了令人振奋的结论，他认为人类几乎可以应对任何困难，并从中找到或创造意义感。他的法则也同样适用于像奥斯汀这样的青少年，可以为奥斯汀这样的问题提供另一种解释。弗兰克尔看着他的狱友，他意识到，谁会或不会活下来，除了一些明显的物理因素之外，不是取决于囚犯面临多困难的情境，而是取决于一个囚犯是否能够赋予他的痛苦某些意义。那些曾有人需要照顾或有任务需要完成的人，迫切地希望生存下来；其他人，缺乏这种意义感，即使他们开始有更好的状态，但最终还是会消亡。在当前青少年生活的世界中，这样的意义或更广泛的目标是缺乏的，为别人（甚至是自己）做些事情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大卫·维特尔想帮助别人，却受到了身体上的束缚。然而，大多数像奥斯汀、佩里和埃伦这样的青少年，不一定比大卫做的事情更多。如果弗兰克尔是正确的，如果“意义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些青少年放在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之中。他们自我感觉不好就并不奇怪了。
现在，乍一看，大多数青少年缺少有意义的角色这一观点，虽然可能适合于描述那些躺在床上或者玩网络游戏的青少年，但这种观点似乎是对那些想进入一流大学的压力超大、时间表排满的青少年的一种讽刺。这里的关键词是有意义。青春期泡沫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从成绩到足球场，到西班牙语俱乐部，再到应对同伴的需求，虽然有才华的孩子在这些领域能够取得成功，但在更广阔的世界里，这几乎都是有点空洞和没有意义的。青少年被教导要在乎这些任务，甚至为了完成任务而承担压力。但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大多数青少年感受到，这些任务与帮助他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发现，一个简单的思维实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想法：想象一下，如果成年人不是每天做自己日常的工作，而是被告知，他们所做的只是这些工作的模拟，那么成年人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都会发生变化。教师给记录他们行为的摄像机上课，水管工只是进行模拟漏水的工作，律师只是在为模拟案例辩护，外科医生只是在给模拟的假人治病。这些模拟的“工作”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继续，每隔几个月只有五六个评分等级作为评价这一过程的指标。评分等级高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多年以后，评分等级高与一些相对不确定的职业选择之间的联系将会变得很松散。
当我们询问在这样的情境下人们的动机会如何改变时，大多数人的答案很直接：“我不会真正在乎我所做的”，“我为什么要工作”或“我猜我会继续下去，但我觉得这似乎毫无意义、很乏味”。显然，这些正是我们从青少年那里听到的他们对学校作业的描述。
从“真实”的经验来看，我们经常以为未来10年或者更久以后的工作角色做准备的名义，让青少年做一些模拟工作，而不是本质上有意义的工作。许多青少年，像奥斯汀一样，他们只是在迫使自己越过面前的障碍，而没有热情或精力让这一段生活变得有所不同。但是，其他一些青少年，像大卫·维特尔一样，最终会决定尽其所能，不计长时间的代价付出，走出自己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