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更有效地处理这些对抗和磋商。有一个事件，可能是目前为止世人所知道的最高利益的谈判，或许，通过这个事件来阐述这种方法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家长们通常会感觉到家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虽然在不久之前，他们感觉到的威胁并没有那么多。
196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曾面临一次谈判困境。此次谈判困境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与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和青少年古怪行为之间的权力斗争有着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肯尼迪找到了突破谈判困境的方法。谈判困境出现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与苏联的原子能平衡问题，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史上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这次危机是一场经典的心理战。俄罗斯不希望美国在土耳其拥有原子弹，因此，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导弹部署在古巴。肯尼迪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俄罗斯这么做。随后，谈判陷入了危险紧张的局面。
经过了9天焦灼的谋划和磋商，谈判出现了一丝希望。肯尼迪收到了一封看起来像是来自俄罗斯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件，他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建议在通往核战争的道路上后退一步。然而，在美国还没来得及给予回复的时候，第二封邮件来了，信中的言辞变得尖锐好战，使美国除了采取军事对抗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在收到第二封信之后，肯尼迪团队心烦意乱，他们担心已经失去和平解决的机会。后来，他们突然找到一个绝妙的回复办法。为什么不能只回复第一封信件中那些合理的建议和话语，而完全忽略第二封信件中的那些恐吓和威胁呢？经过大量的论证，美国最终决定这样做，不久之后，苏联政府收到了忽略第二封信件的回复。剩下的事情就是我们历史里所讲的那样了。
肯尼迪对待苏联的办法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该运用这些经验来处理我们与青少年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对青少年那些更成熟、更合理的方面作出回应，我们才能够成功地进行互动，把青少年那些成熟的、合理的方面激发出来，虽然有时这些方面并不是很明显。幸运的是，我们与青少年之间的争论并没有那么高的风险，然而，解决的办法却是类似的。那么，让我们暂且放下历史的经验不谈，回到生活中那些更平常的洗盘子时的争论。我们的建议是，对青少年话语中那些小孩儿的成分不作回应，而对青少年话语中那些我们听到的或者能够推测出的更成熟、更合理的成分作出回应。我们需要对青少年话语中像“第一封信”那样更合理的表述作出回应，即便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听到这样的表述。
因此，当我们听到“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唠叨？你也不能什么都管吧”的时候，我们应该尝试着根据青少年的感受将这些话转化成一些更像成年人的表述，“其实，我不想马上去洗这些盘子，因为我现在情绪很糟糕”。
随后，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你听起来很痛苦，我能帮助你做些什么来摆脱烦恼吗？”
我们通常会发现这种回应会让青少年的不满以一种我们和他们似乎都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好的是，我们通常可以用一种更加成熟的回应方式来结束对话：
“不，我讨厌做这些家务事，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已经很累了”，这种洗盘子的对话通常会以一种让人厌倦的方式结束。或许有时，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以一种更让人喜爱的方式来结束对话。然而，在这种情形中，谈话会进展得更加富有成效。青少年真正喜欢的是能够受到成年人的待遇，随意地交谈，并且提高他们在谈话中的地位，这样才能使这个更让人满意的成熟的谈话进行下去。
总的来说，人类是一种具有一定习性和模式的生物。如果我们为青少年呈现一种成熟的对话模式，他们就更有可能配合。肯尼迪总统似乎深谙这个道理。当然，这个技巧的另一方面是，承认父母也是这种具有一定习性和模式的生物。青少年父母的首要任务是，避免陷入青少年发起的那种孩子似的争论模式之中。当我们与青少年对话时，让他们“内在的成人”展现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但这未必总是那么简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反复对青少年的父母强调：记住，那里是一个成年人！一旦我们记住了这一点，我们与青少年通常隐藏着的“内在的成人”展开对话并努力让其浮现出来，就会变得更加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