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还没得癌症的时候，就给自己和孩子们设计了一个秘密游戏。这是个记忆练习，也是创造回忆的一种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挑战不可能”：我会试着猜测女儿们能形成什么样的记忆。
我们会在沙丘上骑自行车，在后院种花，或者在沙堆城堡上造炮塔，孩子们玩得很高兴。那会儿的她们可能是快活的，可能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也可能暂时摆脱了童年的困惑和迷茫，简简单单地享受了一阵自由。而我对自己说：她们会永远记得这些。这就是将来她们回首人生时对童年的标志性印象。
后来我病倒了，这个游戏的时限就变得更加紧迫。朋友们试着安慰我：“别担心。孩子们还小，她们不会对你的病有多少印象的。想想看，有多少人能记得自己3岁时的事啊？”这些话对我来说简直是起反作用：如果说女儿们将来长大就记不得这几年了，那万一我现在死了，她们岂不是也根本不记得我了？
更让人害怕的是，我现在没法走路，所以能共同创造的记忆也十分受限。没办法领她们出去玩了，我就转向了另一件她们真心喜爱的事——文字。
治疗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把泰碧和伊甸叫到床边，说：“来一个读书会怎么样？”她们欢欣尖叫着冲出去，又抱着一堆喜欢的书跑回来：《芭蕾小精灵》《软糖组合和大舞会》《雷克斯宝库》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是我想象中那样生气勃勃的图书馆：孩子们咯咯笑，模仿着戏剧化的腔调，表情专注，还有一阵又一阵的欢呼。这些书可不是简单哄孩子的，而是我们父女之间沟通的桥梁。
读着读着，我合上书宣布：“孩子们，我要和你们说点事儿。”我的声音变得伤感而急切，“你们要是能坚持读书，就会永远开心快活。”她们点点头，重复了我的话，然后又开始读起来。
忽然之间，一种感觉涌上我的心头：这就是了，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她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句话。当她们将来和男朋友躺在校园草坪上回顾各自生活的时候，她们会想起这个。
我开始泪眼婆娑。癌症总是让人与泪水相伴。不过，游戏时间要结束了，所以，我努力想再次引起她们的注意：“谢谢你们今天和爸爸一起度过美好时光。记住——”
我看着女儿们，希望她俩重复我刚才说的话。我想让她们告诉我，刚刚我们的互动和沟通很成功。我想让她们告诉我，会永远记得我。
“如果你能坚持读书，”我开了个头，泰碧接着说：“就总会很聪明！”
啊，可不是！
我大笑起来。
记得女儿们出生后的几个小时里，初次做父母的我们简直忙疯了。开始的几天，我们的世界就围绕着不下奶的乳房、两张总是要吃饭的小嘴和满地尿片打转。最大的挑战并非睡眠不足或是给孩子拍嗝，而是如何以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姿势同时给两个新生儿喂奶。琳达如果一个一个地喂，就根本没时间睡觉。如果她“两个球”都用上，就得把孩子一边一个夹在腋下，像是橄榄球比赛里过于心急的带球后卫。说实话，这两种方法都不怎么样。结果第一周里，两个宝宝一个被饿着了，另一个没扶住掉地上了。儿科医生开始为我俩的笨拙而担忧起来。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尴尬的姿势解决了问题。喂一次奶需要3个成年人的共同协作。琳达负责提供食材，剩下两个一人抱一个娃。同时，我们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表格，详细记录每个孩子吃了什么、吃了多少、大小便如何。几周之后，我给一桌朋友讲述这段探索的经历，提到了我们俩给孩子喂奶的艰辛。“你们俩？”一位母亲纠正道，“你意思是说‘你老婆’吧！”
“不！”我坚持道，为那些被忘却的爸爸们力争一席之地，“我是说‘我们两个’！”
然后我就讲了一回自己当“烈士”的故事。有次外出，为了让女儿们吃奶，我不得不跪在副驾驶车门外，用后背挡着瓢泼大雨，以向上帝献祭的姿势，将她们托到琳达身边。“要是日后我哪个闺女说讨厌爸爸，我就重新摆出这个姿势给她们看看！”
不过，除了这位母亲，别的妈妈们压根儿没搭理我。
终于保证了女儿们的饮食供给后，我们开始考虑她们的成长问题。一开始，我俩最担心的就是语言问题。因为是双胞胎，别人都爱问：“她们有自己的语言吗？”双胞胎语言或自解语症，意思是说她们形成了一种只有彼此才懂的语言。别人告诉我们，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般来说，孩子学习说话是从模仿身边的人开始的，而双胞胎彼此相处的时间比父母要多。而且，大人在和双胞胎说话的时候，也不会面对面地说，而是经常把两个人当成一个整体对待。
于是我俩整天忙着教孩子说话。拼读发音是我们的重点。别提什么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了，我们可是有两个小“元音”要学说话呢。不知道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训练的作用，反正效果不错。孩子们会走路之前就会说话了，1岁就会背字母表，18个月就抢着看菜单和商品名录，2岁半的时候就喜欢用玛丽·波平斯的腔调背苏斯博士的童话故事。她俩打架闹脾气的时候，我和琳达会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希望她们少动点口：“别聊了，快睡觉！”什么自解语症啊？我女儿爱说话着呢！
不过，一有外人，她们就顿时变了个样子。门铃一响，这两个小话痨就立刻演起了默剧。为了帮她俩克服害羞，我和琳达列了个用在客人身上的问题清单：你生日是哪天？早餐吃什么了？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儿？终于有一天，她们向客人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你最喜欢哪个迪斯尼公主？这时我们知道，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新的游戏叫做“小记者”。这需要在机场花一天的时间，我会和女儿们保持一点距离，远远望着她们数候机厅的椅子，辨认指示牌的颜色，或是向跨越时区的行者询问他们的故乡。最后，她们要向我汇报，得像记者播报节目一样，报上名字然后说说自己的发现。
在教女儿们用语言表达意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小时候每晚都要玩的游戏“坏与好”效果最佳。在我家，共进晚餐是一件神圣庄严的事。下午我和兄弟姐妹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6点一到，就必须去吃晚饭。每天晚上我们都重复同样的过程。一位事先选定的主持人会轮流询问每一个人：“今天你遇上了什么倒霉事？”我们的父母也会如实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他们脆弱的一面，生动地教育我们如何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完美。唯一不容置疑的硬性规定是：“不要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下一轮问题正好相反：“今天你遇上了什么好事儿？”我们后来都记得，做什么都要选择以积极的态度结尾。总体来说，这个游戏本身有着不容抗拒的结构特点，可以营造亲密感。
我们刚开始和女儿们玩“坏与好”的时候，她们并没有领悟游戏的规则。她们会重复我们大人说的倒霉事，比如“我没睡好”；或是彼此模仿，比如“我和她一样”。然而渐渐地，她们开始自信起来，勇于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姐姐偷了我的小皇冠”或是“妈咪陪了我们一整天”！这个游戏开始带有她们的个性特点。它也让孩子们明白，即使是成年人，相互交流时也可能会有困难，往往会意见不同。但只要学会不去揭对方的伤疤，彼此保有不同意见的交流也是没问题的。
而当我们自己没有身体力行地去遵从这些道理的时候，就出现了令人大吃一惊的结果。
整个秋天，我都在进行高强度的化疗，身体情况开始恶化。掉体重和流眼泪一样迅速，免疫系统也日渐衰弱，眉毛和眼睫毛像秋天的叶子一样凋落。更让人沮丧的是，我开始隔三岔五地住院。有时候忽然之间就得住个5天。早上，我可能只是感觉有点不舒服；到下午就烧到近40℃，被强制送到紧急护理中心。由于血液中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已经跌至谷底，我根本没办法抵抗伤风、流感、肺炎和许多学龄前小孩容易得的季节性传染病。事实上，我每样都染上了，全家人不得不买了一大堆口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重大的决定就是对女儿们隐瞒了我的去处。公平点儿说，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女儿们还不知道医院是个什么地方，而我也不想让她们担心。
事实上，这其实是个巨大的错误。
11月初，我在医院住了5天后回到家里，又开始承担起给女儿们讲睡前故事的职责。最近几个月，我们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让她们说出两件东西，由我将其编进故事里。我很喜欢这个游戏，因为这样每天晚上都有挑战性。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锻炼自己讲故事的技巧，这可比研讨班都有用。女儿们也喜欢这个游戏，因为她们能参与到故事里。泰碧通常想要听有关粉色的故事，而伊甸则要求故事里得有两个穿裙子的小姑娘。
从医院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问孩子们想听什么样的故事，泰碧说：“要有粉色的青蛙和草莓冰激凌。”伊甸说：“和两个没有家的小姑娘有关的故事。”
啊哦！
第二天早上，伊甸发了一顿脾气，我把她领到她哭泣时候常坐的椅子上，问：“为什么会提到两个没有家的小姑娘呢？你有家吗？”
“有。”
“家里都有谁呀？”
她指指我，然后又说：“妈咪和泰碧。”
“你有时候会害怕自己没有家了吗？”
她点头：“嗯，你和妈咪不在家的时候。”
我几乎不想再问下去：“爸爸上周末没在家，你害怕吗？”
“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害怕。”伊甸说。
她用了4个“非常”。
我的心一沉。那天下午，老师打来电话，说：“小姑娘们这些天有点儿焦躁。你们家发生什么事了吗？”于是，当天晚上，我发明了一个新游戏，名字叫“爸爸问问问”。
伊甸是第一个来的。我把她带到办公室，小心翼翼地解释了爸爸不在家是因为去了医院。那里的医生把爸爸照顾得很好。继而我又问她有没有什么关于医院的问题。
“你在哪儿睡啊？”她问。我解释说那里有床。“疼吗？”“不”。
轮到泰碧的时候，小家伙很有探索精神。“医院里的人会怎么对待你皮肤下面红色的部分啊？”“他们怎么能看到你身体里的东西呢？”“如果他们把你钻了个洞，那怎么合上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在哪儿吃饭？”我告诉她医院里有个餐馆，这时她突然活跃起来。“爸爸，咱们聊太久啦！”然后她冲出屋子，喊着：“伊甸！伊甸！你知道吗？医院里还有餐馆呢！”
她跑出去以后，我意识到之前自以为是隐瞒病情来保护她们的决定有多愚蠢。更糟的是：我自己都忘了要求女儿们遵守的原则，说出来！显然，在我跟女儿们说清了自己的行踪后，她们的焦虑也就随之消失了。
我想起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段箴言，那是《圣经》里《创世记》的开篇。在秩序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混沌。在光明出现之前，处处都是黑暗。然而有什么力量能够征服混沌和黑暗？上帝用什么创造了世界？
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