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站在人生的起跑点上，他便与我并肩相伴。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他总会回到我身边。两个像小蝌蚪似的男孩在河沟里学着长出胳膊和腿来，跳进这个世界。
从记事开始，我就在脑海里建了一个不知道该叫什么好的存档名单。列在这上面列的都是那些在紧急情况下能赶到我身边的人，不论什么情况，不问任何问题。如果我有了麻烦，只要给名单上任何一个人打电话，他就会跳上飞机赶过来，保释我、借给我钱，或是握紧我的手支持我。每一次回顾这名单，有个人总是高居榜首。
多年来，这个朋友一直在我身边，大概自我尚未记事起就是如此。他是那个住在街角的朋友，午餐时会坐在我旁边，安慰我说某个女孩的确对我有意思。他是那个会用世代保密不外传的甜馅饼食谱跟我交换最简单的米兰饼干做法的朋友。他帮我完成了那个了不起的风火轮赛车的弯曲轨道，我们就像飞车天王埃维尔·科尼维尔那样，操纵着模型车冲下楼梯，绕过他妈妈的古董橱柜，甚至还飞过了马桶。如果我们不是后来被狗撞翻了，这段表演估计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是这样一个朋友，我从来不会忘记他的生日，到现在还记得他家以前的电话号码。不管他又长了几斤肉，添了多少白头发，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了，他在我眼里永远是8岁。
他是这样一个朋友，我们两个除了一起长大，就根本没什么相似的地方。
可当我病倒的时候，他是那个我必须打电话通知的朋友。这样的一个朋友总是和你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时甚至无法用任何客观理由解释。我心情最糟糕的那个周末（在医院过生日那天），也是他人生的低谷。他高中时的女朋友，也是和他结婚20多年的老婆，也是他两个孩子的妈，亲口对他说：“我要离开你。”
他是这样一个朋友，怕我担心，选择独自承担，这件事他直到6个月后才告诉我。
本·爱德华兹在我二年级的纪念册上写道：
布鲁斯，暑假快乐平安！我可能会去海边看你！！！！！你人真好，又善良。爱你的，本。
三年级时他加上了我的外号，省略了“爱你的”。
泰迪熊，我喜欢你！本。
到了四年级，他变酷了，直截了当。
海边度假愉快。本。
连一个感叹号都没了！
不过，他每年级的入学照片可没什么变化。他脸上有小雀斑，眼神纯真无邪，留着薄薄的直发，额头上还总翘起一撮头发。他穿着打扮就像个邻家男孩，再加上典型的美式风格，好像是从漫画书里走出来的一样。
本的小城生活来之不易。他爸爸是妇产科医生，在佐治亚州的克拉克斯顿市长大，那儿盛产遭人嘲笑的水果蛋糕，通常只能在汽车服务站的廉价餐馆卖给过路游客。本出生那年，克拉克斯顿市的总人口是两千多人。本的妈妈是附近的布鲁克莱特人，那儿总共只有五百来人。我曾经问过本，搬到萨瓦纳后，他父亲是否适应城市生活。
“我想我爸还是更像个乡下人，”他说，“他最喜欢在院子里干活打发时间，也不怎么稀罕城市里的星巴克、博物馆和美食料理。只要在熟食店买份炸鸡就好了。他也不喝酒，总去教堂。对了！他以前还想开一家加油站，可奶奶非要他上医学院。”
爱德华兹医生（本的父亲）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直到今天，”本说，“他还会搂着我，我也搂着他，我们一起窝在床上看电视。”
但慈父也有严厉的时候。
“记得我哥乔16岁的时候，有一次，”本回忆道，“是周五晚上，我们在客厅里，我爸让乔倒垃圾。乔说：‘嗯，一会儿倒。’20分钟后，我爸进屋又对乔说了一遍。乔答道：‘爸，我说了会倒的！’又过了20分钟，我爸又进来了，说：‘儿子，马上把垃圾倒了，要不我就打你屁股。’乔听了，站起来说：‘爸，我都比你高，你还以为能打我屁股？’”
“我爸一把拉起乔的领子，说：‘儿子，让我告诉你。你可能比我高，但我可有钱雇人打你屁股。所以我建议你赶紧把那垃圾倒了。’说完，他转身走了。乔愣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说：‘我去倒垃圾了。’”
与父亲不同的是，本一直都喜欢城市里的各种乐子：美食、好酒、夜生活，还有每年的拉斯维加斯之旅。和父亲一样的是，他也进了医学院，然后和老婆搬到了孟菲斯和圣弗朗西斯科。可他一直忘不了南方的大家庭生活和甜茶。
“我觉得吧，南方人有一种真诚坦率的善意，”他说，“我不是说北方人不好。如果你坐在加州的酒吧里，会觉得周围的人也挺和气的，但并不是那么坦率直爽。可如果是在佐治亚州，你当晚在酒吧认识的人可能就会送你出门，他也许是要开车把你送回家，也许是要邀请你参加明天的烧烤派对。”
“那是为什么？”我问。
“那儿生活节奏慢，”他回答说，“没有那么多人急着想……赢。”
“除了橄榄球。”
“那玩意儿你最好给我赢！”
我告诉他，自打我病了之后，萨瓦纳给了我许多感动。我们的同学、家长，哪怕是当年不和我们这些小孩子玩的校园风云人物都突然组成了统一战线，尽力伸出援手，帮我们这个远离故乡的家庭重整旗鼓。
“这就是南方人的特点，”本说，“忠实，真诚，重视友谊。”
而这些也是我希望本能传递给我女儿的优秀品质。他能告诉你追本溯源的重要性。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让故乡陪伴在你身边。无论你活了多久，都能让故乡的回忆永不褪色。“你爸爸从这个地方来，”他会告诉我的女儿们，“你们也一样。”
本会教孩子们怎样去刻下自己的回忆。
我们之间的友谊始于5岁。“我记忆中对你最早的印象，”本说，“就是我们拉着手，一起去幼儿园。”他记得我们在后院玩过的橄榄球比赛，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我为他出头。那时候他觉得莎朗·斯塔布暗恋他，可是查尔斯·舒瓦茨说没这回事，还让本欺负她。
不过他记得最清楚的事，也是最感人的。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总是躺在地毯上读书，”他回忆说，“有一次，我挖了鼻屎后放进了嘴里。大家都在笑话我，但你不动声色，说：‘本，大家都在看你挖鼻孔。’我抬头，看见大伙儿都指指点点笑翻了天。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每个人都取笑我，但你一个字也没提过。”
“35年了，你就记得这个？！”
“你最好的朋友挖鼻屎后放到了嘴里，可这毫不影响你对他的态度。这就是忠诚。”
我问他，为什么那个时候就认为我们是朋友？
“一开始是因为住得近，”他说，“后来时间一长，就有了相同的兴趣，不过我们倒没什么竞争意识。显然，你更有艺术细胞，喜欢戏剧什么的。而我的体育比你好。可你做什么，我也做。我做什么，你也做。哪怕并不那么喜欢。”
不过，即使我们拥有再多的共同点，彼此之间依然有天壤之别。在种族问题解决后，那是当时美国南方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了。
本是个基督教徒，而我是个犹太人。
聊天的时候，本有好几次暗示了这事。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我家里的饮食和别家不同，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我家周五晚上会点起蜡烛喝红酒。
可是这样的差异却将我们联结得更紧：每年12月，我都要去他家帮着装饰圣诞树。我喜欢其中的仪式感，彩灯、小天使，还有被接纳的感觉。在我得癌症后，本的妈妈写信给我，信有一个美好的开头：“当我看见本的时候，就想起你。你们是很棒的团队。”以一个问题结尾：“你还记得帮我们装饰圣诞树的事吗？”
与某些犹太人不同，我家一直没有圣诞树。到现在，我和琳达也不摆。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与爱德华兹一家共同装饰圣诞树的经历为我后来的信仰打下了基础。本也觉得这件事从很多方面影响了他的人生。
“如果你问我觉得自己的优点是什么，”他说，“第一条就是，能和与自己不同的人交往。我不是说我是完美的。在大学里，别人相互捉弄的时候，为了不破坏气氛，我偶尔也会配合他们说两句玩笑话。不过，我总是乐于接受这个世界的多元化。不管你是黑人、白人、犹太人、基督教徒、同性恋还是变性人，对我来说都一样。”
“你从哪儿学到这个的？”
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在和你们家的交往过程中学到的。我不是把功劳都记在你身上，不过你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你家和我家差异实在太大了。表面上看起来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但背后的文化传统却全然不同。那差别就像是甜馅饼与米兰饼干。我家喜欢开玩笑找乐子，而你们家则更严肃、更具艺术范儿、更有抱负。”
“记得有一次，你说我是你眼中典型的美国男孩，”他接着说，“确实，我上了大学，有了工作，和高中的女朋友结婚，”他顿了一下，“现在要离婚了，我想我是越来越符合你的标准了。”
“但是说真的，你家可不是这样，”他说，“你们一家都和我想象中的南方人不一样。可能就是这种文化多样性改变了我，并最终成了我心中衡量当代美国人的标准。”
接下来，本给我讲了个我从没听过的故事。高中毕业后，本去了佐治亚大学，加入了一个兄弟会社团。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和兄弟会里的哥们儿讨论纳新。“当时我和两个认识了一年的家伙坐在一起，其中一个说：‘可那是犹太人，我们真的要招犹太人吗？’可能我很傻很天真，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掉份儿的话。‘你怎么说这话呢？’我问。‘啊，你知道的，他们和咱们不一样啊。’那人接着说。我决定让他开阔一下思路，就说：‘你怎么知道的？说几个你认识的犹太朋友。’”
“最后，我们投票决定让那个犹太人入会。”
和我一样，本也有失去的一年，比我还早几个月。那天上班时，他堂兄罗尔打电话找他。以前住李将军大道的时候，罗尔家与我家只有三户之隔。他13岁的儿子腿上出现了异常的增生。本是骨放射科医师，看了磁共振结果后，他想，“天哪！这是个骨肉瘤。恐怕是这辈子我唯一见过的一个。”
“然后呢？”我问。
“这孩子会死的。”
接下来的一年，在小罗尔接受化疗和手术的过程中，整个萨瓦纳社区都团结起来支持他，就像他们后来为我做的那样。他们为小罗尔送饭，圣诞节帮着装饰房子。学校里所有七年级的男孩子为了向他表示敬意，都剃光了头发。
然后，就在小罗尔逐渐康复的时候，本又接到了我的电话。
我问他听说我得癌症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结结巴巴地说：“和我之前的想法一样。为什么这种灾难总是要落在好人身上。我真是受够了。给病人做切片检查的时候，光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肿瘤是不是恶性的了。人越好，病得反而越重。有些人看起来凶狠恶毒，结果只是一般感染。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却得了胰腺癌。在整个放射科，这是个持久不衰的笑话，太讽刺了。”
“那你的第二反应也和听说小罗尔的事时一样吗？”
“完全一样。那时我想：妈的，我最好的朋友要死了。”
“那么，试着想象20年后，”我说，“我女儿们去看你。她们说：‘你是认识我爸爸最久的人。’你会把她们带到哪儿去呢？”
“这很难回答。我能想起来的地方估计别人都想到了。”他说了泰碧岛和我们的学校。“最后，我想我会带她们到你家后面那条脏兮兮的小河去，就是我们抓蝌蚪的地方。”
“运河！”我叫起来，“我好久没想起那地方了。”
汉普斯蒂德运河其实不太像河，顶多算是条排水沟，里面满是最低等的生物——藻类、蝌蚪，还有调皮的小男孩。说实话，它宽不足两米，不过那时候在我们眼里就像是亚马孙河。有一年春天，我们决定抓蝌蚪，把它们养成青蛙。我们把蝌蚪放进塑料桶，拿到车库里，准备观察它们长出腿来变成青蛙，不过后来整个车库臭的不行，我们只好放了这些小东西。
“那伊甸和泰碧会从中学到什么呢？”我问。
“那条河就是我们的故乡，”他说，“那地方脏乱差，我们本来不该去的，但是就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做自己。所以，那就是家。”
我忽然意识到他说中了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东西。这个我几乎不了解的朋友，这个我很少见面的朋友，这个总是排在我紧急联系人名单首位的朋友，突然让我明白，我做这名单的目的，其实只是要提醒自己，他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
他就是我的蝌蚪。
自我人生的起跑点，他便与我并肩相伴。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每次我以为一切即将结束，他总会回到我身边，回顾我们走过的路，指给我起点的方向：两个像小蝌蚪似的男孩在河沟里学着长出胳膊和腿来，跳进这个世界。
和本聊天，让我又一次意识到了“失去的一年”所教给我的东西：地域对我的人格形成至关重要，但我却从未正经挖掘过自己祖辈的根脉；生命中的人们对我影响深远，但我却从未认真探索过自己家族血统的延续。我不曾读过祖父的回忆录，不曾问询过父亲的过去，也不曾去了解朋友们的背景经历。我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世界，从不想多问一句。
我是在回避运河。
只有投入过去，我才发现那条河里漂浮着滋养我成长的东西。就像女儿们走过泰碧岛上的小桥时总会唱的那首歌：“你总会了解你的邻居/你总会了解你的伙伴/如果你曾在伊利运河上航行。”
在运河上航行。
照顾好你的小蝌蚪。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