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拿文都墓园位于萨瓦纳东部，入口处是一对并排的石门。左侧门上雕着两根石柱，顶端是两位举着十字架的女性形象，这道是基督教徒之门。右侧门上也雕有两根相似的石柱，顶端竖着大卫之星，这道是犹太教徒之门。
在一个天气潮湿、蚊子奇多的下午，我开车穿过犹太教徒之门，然后拄着拐杖爬了几层台阶，走进访客中心。里面摆放着石雕样本，各式各样的瓷制骨灰罐，还有安葬在这里的名人们的画像，包括州长、大使、盟军将领以及普利策奖获得者诗人康拉德·艾肯、第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获得者乔尼·梅西尔等等。
访客中心贴有一条告示，宣布波拿文都墓园最出名的房客——“喂鸟的女孩”已经被移到市中心的博物馆里了。那是一尊高约1.25米的青铜像，塑的是位双手各拿着一只碗的女孩。这尊雕像原本知名度不高，原型或背景故事已经无人知晓，但她的照片后来被放在约翰·伯兰特写的《午夜的善恶花园》一书的封面上。这本书出版后非常畅销，引发了许多粉丝来萨瓦纳参观朝圣，有些人还专门跑到墓园，想从雕像上抠一块当纪念品。
我向接待人员报上了自己家族的姓氏。她走进后面陈旧发霉的房间里，不一会儿，就拿回了6张已经泛黄的老卡片，上面记录着死者的姓名、安葬时间、方式和墓地位置。这3张纸分别属于我的曾祖父母马尔文和黛西·费勒，我的曾伯父埃德温·科恩；我的祖父母埃德温和艾伦·费勒；还有我叔叔斯坦利·费勒。
老实说，我没想到卡片上记录的信息会如此详尽，这让我有点吃惊。根据记录，我的曾祖父于1952年7月18日去世，当天就下葬了。我的曾祖母1960年9月27日去世，她的遗体从密西西比的斯塔克威尔运送过来，两天后在此下葬。我的叔叔将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研究，所以下葬日期是2001年4月，他过世7个月后。叔叔是火葬，祖母是棺葬，曾祖母则葬在地下墓室里。“墓室是用混凝土浇筑出来的，”接待员解释说，“犹太人通常不会选择地下墓室，大多都是直接埋入土中。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
我对她表示感谢，交还卡片，然后起身准备离开。
“你是来给家人扫墓的吗？”她问。
“算是吧！”我说，“其实我是想来看看自己将来的墓地。”
萨瓦纳是个处处有故事的城市，而波拿文都墓园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提供了舞台。在美国独立战争前，这里是稻田。到了1846年，威明顿河畔郁郁葱葱的森林就被建成了公墓。主持者是美国海军准将乔什亚·塔特那尔。据说他是在1859年伙同英军入侵中国的时候学会了那里“血浓于水”的说法，并将这个谚语留在了美国历史上。
这座墓园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1860年《哈珀斯》杂志上提到过的“沉默致哀的橡树路”。皇家海军曾经采用过这里厚重的木材，因此这排人行道上的常绿树也被称作“国王的树”。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约翰·缪尔曾于1867年在此露营5天，他称这些橡树为“我所见过的最雄伟的人工林。大树的枝干不断生长，向外延伸扩展，直到彼此在人行道上空汇合。每根枝条都像被大自然装饰成了花园，满是蕨类和各种花花草草，还夹杂着许多矮棕榈”。
这些大橡树几乎每根枝叉上都垂着一串串银色铁兰，让整个环境有了一种肃穆的气氛。铁兰属凤梨科，每每有风吹过，垂下来的花环就会随之轻轻摆动。一位参观者曾经在1859年写道：“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从前哥特教堂屋顶悬挂的胜利战旗。”
波拿文都墓园占地约65万平方米，是19世纪墓园整顿的产物。那时，墓园从拥挤的教堂后院搬到了漂亮的花园式天堂。这样一来，逝者可以更接近大自然，悼念者也能受到这种美景的感染。这些“亡者的城市”被设计成充满希望而非悲伤的所在。死亡不再让人毛骨悚然，它只是“存在”的另外一种形态，比如“沉睡”“甜美的安息”或“长眠”。
墓园原本是现代社会中公园的雏形。从前，人们把它当成休闲的好去处，他们会驾着马车，带着野餐，来这里谈情说爱。传言说，选择星期天在波拿文都墓园表白的人，就一定能和爱人步入婚姻殿堂。这墓园是如此可爱，有位参观者甚至写道，“就连死亡也被迫褪去了自己可怖的外衣”。
去自家墓地之前，我先拜访了其他3个家庭。首先是乔尼·梅西尔一家。他那首带着淡淡忧伤的歌谣《月亮河》是大家默认的萨瓦纳市歌。梅西尔一生写过1 500多首歌词，与人合伙建立了“国会唱片”公司。他与妻子金吉儿和其他家庭成员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他的著名作品：写给妈妈的《妈妈不告诉我》，给妻子的《你小时候一定是个漂亮宝宝》，还有写给自己的《天使在唱歌》。
第2个是康拉德·艾肯一家。他也选择葬在自己父母旁边，尽管这个家庭并不是那么和谐。康拉德11岁的时候，有天早上醒来，听见父母在吵架。他父亲向母亲开了一枪，然后将手枪对准了自己。这位美国未来的桂冠诗人赤着脚跑进街对面的警察局，嚷道：“我爸刚刚打死了我妈，现在又要自杀！”
艾肯家的老一辈都有各自的墓碑，但康拉德却最终选择长眠于一条供人休息的花岗岩长椅下。这位饱受精神折磨的作家曾经和托马斯·艾略特一起编辑《哈佛大学文学学报》，曾经在世界各地游走旅行，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萨瓦纳。他的墓志铭就刻在那条长椅上，我哥的网名就是从这儿来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艾肯看见一艘名叫“宇宙水手”的船开进了萨瓦纳的港口。他感到很有趣，就去查这艘船的航行路线，结果却发现这艘船根本没有什么目的地。后来这就成了他的墓志铭。
宇宙水手
目的地，未知。
我拜访的第3个墓地属于我的一位朋友。
杰克·雷是位摄影师，出现在《午夜的善恶花园》封面上的“喂鸟的女孩”就是他的作品。他是土生土长的萨瓦纳人，我们是同一所中学毕业的。杰克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但最后却迷上了摄影。四处漂泊求学后，杰克回到了萨瓦纳，在市中心人来人往的喷泉拍到了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天鹅照片。他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捕捉故乡的美景。那张照片现在还挂在我布鲁克林家里的卧室墙上，用来纪念我和琳达婚后一起在喷泉边散步的那些时光。
接下来，杰克出版了5本摄影集，聚焦准确，观察细致，记录了佐治亚州乡村中日渐干涸的河流、沼泽和内陆河道。2003年，杰克50岁出头时，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他十分渴望在自己最心爱的地方——泰碧岛，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我父母让他住进了我家海边的房子。和我一样，杰克在那里度过了他逐渐衰弱的时日。当我刚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时候，就想起了这位好朋友。我们的命运是如此相似，都得了癌症，都有两个女儿，这真是让人痛苦。我很好奇，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杰克最主要的工作是纪录片摄影。”他的前妻苏珊·派崔斯说。在最后那段时光里，她一直陪伴在杰克身边。“他的工作要求他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尽管可能要面对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境，但依然要保持开放和专注。这样一来，在提高艺术创作水平的同时，摄影师自己也能不断获得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苏珊接着说，“杰克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后，我们开车驶向泰碧岛。一路上，他一直在说：‘慢点儿开。我都忘了这世界有多美好了。你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我一直在想：他看得到世界的美丽，是因为死神就在他眼前，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总是在培养自己欣赏和捕捉美的能力。他可能再没有力气举起相机拍下眼中的美景了，但此时，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杰克非常喜欢波拿文都墓园。他女儿格蕾丝小的时候，父女俩就经常在这里散步，每天都要走几个小时。被确诊为癌症前，杰克的健康状况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那个时候，他开始拍摄波拿文都墓园和其他墓园里的上百个石制天使。“我觉得他是无意识地在回归自己的精神传统。”苏珊这样说。
在我被确诊患上癌症之前的几个月里，琳达发现我有一些异常表现：总是焦躁不安，失眠，易怒。她后来告诉我：“你都不像你了。”杰克的家人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这也影响了他的创作。他放弃了自己标志性的细节化风格，转而拍摄一些失焦的模糊照片，大多以水为主题。
“杰克做事向来有计划、有目的，”苏珊说，“他最重要的个人作品都是以水为主题的。他一直反复做一个梦，梦中他正在某个地方照相，但却总是心不在焉。突然，他发现潮水涌了上来，把他所有的摄影设备都卷进了大海里。”
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大概是怕自己的作品会被人们遗忘吧，”苏珊说，“但临走之前的那段日子里，他最终还是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因为相机可能会被卷进大海，你可能觉得自己正忙着创造艺术，但实际上，是艺术在改变着你。你最终会发现，自己的生活竟然是如此美好。”
“杰克临走前，总是让我给他唱一首摇篮曲，那是孩子们小的时候我给她们唱的。那首曲子讲的是河流会带我们回家。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我在他身边打了个盹，梦见有人让我告诉杰克，死亡就像是躺在小船上沿河漂流。他只要放松自己，跟着水流走就好了。后来，我在他床边找到了一箱拍立得的照片。最上面的一张，拍的就是停在河边渡口的一只独木舟，依然是那种模糊对焦的风格。”
费勒家族的墓地位于570号，第16区，努涅斯路旁边。它的形状像是个梯形，大约96平方米，四周用低矮的花岗岩围了一圈。墓地两侧各长着一棵橡树，树干上满是青苔，树根处还长着几只蘑菇。
6个坟墓依次排列着。我爷爷以前想用“他做了该做的事”作为自己的墓志铭，但是在他自杀后，我父母觉得这样的说法不太恰当，就改成了“挚爱的丈夫和父亲”。
我迅速地扫了一眼生卒年月，发现他们分别活了61岁、62岁、77岁、78岁、82岁和89岁。可我刚44岁，若是葬在这里，还真是相当年轻的一个。
角落里摆着一张长椅，上面刻着：“愿他们的美丽人生永远流传/愿我们的生活能让他们为之骄傲。”我坐了下来，想要欣赏一下这里的景色。
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洒落下来。我所在的位置刚好能望见威明顿河，还有河上那条通往泰碧岛的小桥。一只鹰在上空盘旋着。约翰·缪尔当年曾经看到过秃鹰栖息在这些橡树上，此刻这里却已经是蝉鸣阵阵。
没过多久，琳达来了，在我身边坐下。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几个星期以前，我刚拟好遗嘱。那时候我问琳达死后想葬在哪里。她选择了波拿文都墓园。她说我们是在萨瓦纳结婚的，女儿们一生中会经常来这里。这片沙土地就是我们感情的试金石。
而今天是琳达第一次看到波拿文都墓园。
“这里太美了。”她说着，用手臂环住我的后背。
“这让我想起《创世记》中的那句话，”我说，“在每一天的创造后，‘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地方也是，甚好。”
我依旧在地面上来回扫视，试着想象我的父母最后会在哪里安息，还有我和琳达。但我却完全没办法找到那个恰当的位置。这就像是做了噩梦，你马上就要死了，却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醒了过来。
雷声隆隆，我们抬头望去，团团乌云正借助风势迅速地涌过来，这是海边下午常见的例行表演节目。不一会儿的工夫，豆大的雨点就砸穿了树叶的屏障，接连不断地掉落下来。几秒钟后，我们就完全被倾盆大雨包围了。
我们起身离开。我一边走着，一边开始背诵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这座桥》。很久以前，我就嘱咐琳达一定要在我的葬礼上念这首诗。诗中讲的是一条周游世界的路，这条路需要穿过吉普赛营地、阿拉伯集市和独角兽自由嬉戏的丛林。诗的末尾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景象。
但这座桥只能陪你到半路，
你必须自己走完最后的几步。
就在我念完最后一句的时候，琳达亲吻了我，呢喃着：“不要这么说，你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泪水流过我俩的脸颊，这个吻变得咸涩起来。雨水打湿了我们的头发。我的拐杖掉到了地上。暴风雨呼啸着，波拿文都墓园变得一片漆黑，而我们紧紧相拥，额头贴着额头，在这片我们未来的永眠之地上，深深亲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