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5日，《纽约时报》登载了著名演员珊迪·丹尼斯（Sandy Dennis）的讣告。在45岁生日来临之前，她因癌症去世。同一天，83岁高龄的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自传已经连续25周列入该时报的畅销书单。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丹尼斯被癌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她没能像同行赫本一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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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八卦与医学的好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生物学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活上几十年而不死于癌症？癌细胞做的不过是细胞所做的正常的事情：生长和繁殖。而我们身体里的这么多细胞怎么能够做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事情：抑制生长达数十年之久？很明显，它们“必须”如此，否则每一个人都会在早年就死于癌症。当然，这是常识。那些没有在早年死去的人，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活下去，繁衍生息，把他们延迟癌症的适应机制遗传给后代。这种演化史观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体预防癌症的机制，包括它的起源，以及这件事情是多么了不起。
中国的孔子曾经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普通人注意到那些不常见的事情，称之为奇迹；睿智的人才会注意那些常见的事情，发现其中的奥秘。对通常情况下不患癌症的关注，即，探索癌症不发生的机制，可能是了解怎样治疗癌症的关键。
问题
假如我们考虑下人体内每个细胞的生长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控制癌症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试想某位好莱坞明星的肝脏里一颗正常的肝细胞，它是从过去存在的某个细胞生长、分裂而来的。这个母细胞也许是一个与它相同或者相似的细胞，而它也是由过去的一个细胞生长、分裂而来的。在追溯这个肝细胞祖先的途中，我们遇到的细胞越来越不像肝细胞，而越来越像没有分化过的胚胎细胞。在这个细胞的家谱里面，我们最后追溯到了受精卵。就是这个受精卵，分化出了人体的各种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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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受精卵也有它的历史：卵细胞可以上溯到卵母细胞（oocytes）和卵原细胞（oogonia），进而上溯到母亲体内的胚胎细胞。同样，精子也可以上溯到精母细胞（spermatocytes）和精原细胞（spermatogonia），进而追溯到父亲体内的胚胎细胞。还可以继续上溯，经过双亲的原始合子查到祖父母一代，一直再追溯上去，我们将不断地在胚胎细胞与生殖细胞之间切换，以至无穷。从最初的祖细胞算起，细胞分裂的过程绵延了数百万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所有这些细胞中，没有一个是肝细胞。
图12—1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命史中的这一重大事实。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有肝脏，但是这些祖先的肝脏细胞并没有产生我们的肝脏细胞，也没有产生我们体内的任何一个细胞。我们完全来源于一条没有尽头的不断分裂着的生殖细胞系。在这张图中，一个个永恒的种质（germ plasm）产生了生物个体多种多样复杂的胞体（somata），但这些胞体却是谱系图上的死胡同。19世纪的达尔文主义者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最早提出了这种想法。
现在，这个传过无数代的生殖细胞系，在经过产生一个成人身体（adult soma）所必需的几十、上百次分裂之后，产生了一个细胞，比方说肝细胞，它必须在一个多细胞个体的生命过程中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为了实现这种目标，它必须做一件它的祖系细胞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停止分裂。但是如果肝脏受了创伤，它又会再次进行分裂。这种生长和分裂必须被精确地控制在正常肝脏功能所需要的范围以内，而且在正常功能恢复以后必须立即停止下来。如果肝脏的上亿个肝细胞中有一个肝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变得任性，而且不受监督地进行下去，它就会变成肿瘤，最后引起致命的生理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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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观点看，生命似乎一直就处在某种程度的前癌状态，它也意味着，必定有某种高明的抗癌机制在为我们工作。美国海洋生物学家乔治·奈斯（Geoge Liles）感叹道，“支持生命存在的细胞和器官必须设计得很好，因为活着这件事非常不容易。有生命的物体——植物、动物、细菌、球藻和真菌——都面临着许多挑战，足以令最有创造力的设计者踌躇。”触动他说这段话的其实是一个看起来相当简单的问题：水是如何巧妙地通过贻贝的食物通道的？相比起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体的十万亿个细胞中不发生癌症岂非更有挑战？！
图12—1 魏斯曼的种质（germ plasm）概念。永恒的生殖细胞系产生了寿命有限的个体。图示的个体可能是雌性，也可能是雄性
今天的生物学家大都承认这样一种看法：多细胞生物，例如我们人类，是从某种原生动物演化而来的，其中的每一个细胞都执行着独立的功能。大部分原生动物采用无性繁殖：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在某些现代的原生动物中，这两个新的细胞不是完全分离而是黏在一起成对生活。还有另一些原生动物，它们的后代聚集到了一起形成纤毛或者壳状的小群体，也叫作集落（colony）。有少数原生动物的集落会分化出如图12—1所展示的两种细胞：生殖细胞和营养细胞。这就意味着，某些过去是独立的细胞自愿地放弃了繁殖，走进了系谱上的死胡同。它们把自己献身给极少数的生殖细胞，为这些生殖细胞提供营养并且保护它们不受伤害。这种从独立的个体发育到集落中分化的个体的过程，在原生动物团藻（Volvox carteri）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和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发育事件正是所有多细胞动物原始祖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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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能否解释营养细胞为何会接受这样一种不育的、专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自然选择作用的对象：如果指的是细胞，那么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指的是基因，那么回答是肯定的。如果团藻中的生殖细胞和营养细胞拥有相同的基因，那么具体由哪一个细胞繁殖，哪一个细胞绝育，并没有什么差别。重要的是，当不育细胞担任起纯营养的角色，集落繁殖会更加有效、更加成功。如果集落中的生殖细胞和营养细胞的比例为10:100要比11:99能更有效地繁殖，那么细胞放弃生殖参与营养服务角色的趋势便会被保留下来。
在一个包含一百个细胞的集落里，其中的细胞都是由一个细胞衍生而来的，它们可能都有相等的活力、相等的健康程度，也几乎肯定都是同一基因型。从一个细胞繁殖成一百个细胞的过程中，资源可能得到平均的分配，全部一百个细胞都具有精细的机制保护这些遗传物质不受损伤、不发生变化。但是拥有一千个细胞或者一万个细胞的集落又会怎样呢？这样的集落会不会发生什么麻烦呢？会不会有偶然发生的突变使个别细胞的行为损害集落整体的利益？例如，会不会有一个突变细胞开始攫取更多的营养，开始生长和繁殖，以至于对整个集落造成伤害？当集落扩大到一定程度，肯定需要有专门的适应机制来保证组成细胞都遵守纪律不出乱子。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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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像成人身体这么大的集落。维持包含十万亿个细胞的集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机制呢？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能够胜任该任务的质量管理系统超乎想象。如果一个汽车制造厂需要出厂上万辆汽车，同时保证没有一辆有严重缺陷，那么这个制造厂还是关门大吉。而人体的每一个活细胞都比汽车都更复杂。
想想一个胚胎从最初的单细胞发育到一百个细胞，一千个细胞，一万个，十万个……最后发育成一个拥有十万亿个细胞的成年人的过程中它要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的细胞都会死亡，然后被其他细胞代替。所有的这些细胞都有一套“持家基因”，用于合成分裂生长所必需的蛋白质；此外，还有一些负责精细调控的基因，在组织成熟不再需要多余细胞的时候，持家基因就会停止合成蛋白质，细胞也停止分裂。如果其中有一个基因偶然发生了突变，无法“感知”到组织的成熟，这个基因将继续制造分裂生长所需要的蛋白质，那么，此时DNA编辑和修复机制便会启动，去纠正这一缺陷。至少，理论上它们应当去纠正这一缺陷。人群之中，0.5%的人会携带一个基因，使得它们患结肠癌的风险大大增加。原来的理论以为这个基因“做错了什么”导致发生结肠癌，现在发现，原来是因为这个基因“没做什么”。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基因会检查并纠正异常的DNA结构。当这套纠错系统无法正常工作，DNA突变就会积累，癌症的风险大大增加。
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突变缺陷最终会表现出来。少到什么程度？让我们假定，一万个细胞之中有一个基因突变，制造出了突变蛋白。就整个身体的十万亿个细胞而言，我们就会有十亿个异常细胞，它们有可能启动癌的生长。这听起来会令人坐立不安。但是每个细胞之中还有另外一种安全保障：肿瘤抑制基因，它们可以主动抑制细胞生长。其作用机制并不明确，猜测是破坏了那些异常产生的导致细胞过度分裂的蛋白质。假定这个保护机制也十分有效，每天的失败率只有万分之一，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每天只有十万个细胞会开始癌变。如果再进一步假定，还有第三个同样有效的防护机制，而且任何三个防护机制都能避免细胞分裂异常。那么，每天有十个新的癌症细胞形成，这样的保险还不够安全。
这种处境与管控核弹发射的问题十分类似。因为意外走火发射带来的灾难是如此巨大，所以在设计这一套系统的时候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考虑是防止误操作，尽管这种设计也会增加真正需要的时候发射失败的可能。这跟我们之前描述的烟雾监测器的工作原则刚好相反。这种控制细胞分裂的机制是根据“多重安全栓”的原则设计的。如果没有密码，核弹发射井里的工作人员无法发射核弹。就算有了密码，也需要按照顺序进行多项操作，例如需要两个人在一个房间的两个不同位置同时转动钥匙。这种系统设计得如此保险，如果有任何的不正常操作，核弹都无法发射。类似的，体内的细胞也有一套“多重安全栓”的机制。如果这些机制失败了，体内还有另外的机制来阻止细胞的不正常生长。即使这些安全控制机制全部失效，细胞开始过度生长，细胞最后还有办法来启动自我破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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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发现的p53的基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基因可以通过调节其他基因的表达来防止癌变。在某些情况下，它会阻止细胞生长，甚至让细胞自我毁灭。如果某个人携带这个基因的异常拷贝，那么当另一个正常拷贝再发生问题，便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51种人类肿瘤病人，包括70%的结肠癌、50%的肺癌，还有40%的乳腺癌病人，都有不正常的p53基因。不过，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李达·柯士密（Leda Cosmides）曾指出，这种遗传变异并不一定存在于体内的肿瘤中。实验室里研究的癌细胞在组织培养基上大多已经培养了很多年，繁殖了无数代，这种培养环境有可能会筛选出细胞分裂加速的突变。
除了细胞内的抗癌机制，细胞之间也有抗癌机制。比如，细胞可以察觉到邻近细胞的错误行为，并分泌某些物质抑制它。最后，还有免疫系统，一旦它发现局部组织与正常组织不同，它会使用一系列武器把异常生长扼杀在摇篮里。任何一种癌症，必须跨过这许多防线才能长大，从而在临床上显现。癌细胞不同于寄生虫和传染性细菌，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累针对宿主防御机制的反防御系统。它完全来自于细胞调控系统的偶然改变，但癌细胞有无数的机会来突破宿主的防御。
癌症的预防和治疗
如何避免癌症呢？第一，要选好父母。对癌症的易感性，同许多别的疾病一样，是可遗传的。绝大多数癌症都有一定的遗传基础，对于某些癌症，例如一些罕见的儿童癌症、乳腺癌和结肠癌，遗传性尤其高。家族成员中有这类病史的人比别人患病的可能性要高20～30倍。即使把家庭成员共享环境因素这件事情考虑进去，家族遗传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实验室里已经培育出一种容易患癌的小鼠品种，这个品系的小鼠失去了某种控制癌的机制。某些人类的癌症也以类似的方式遗传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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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危险中生活：英年早逝，就不大可能患癌症。衰老，意味着细胞内环境和调节能力都在恶化。细胞生长和增殖的激素和局部调节，同一切适应性功能一样，在成年末期效率都会降低。细胞本身会衰老，而且随着心血管、消化和排泄系统的老化，细胞得到的营养和其他必要物质越来越少，甚至清除有害废物的效率也越来越低。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它的生长和分裂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调节了。异常生长逐渐变得更加普遍，而且更加不受控制地散播开来。
癌症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印证了一个重要的演化原理：适应机制只在孕育它们的条件下才体现得最充分。人体控制癌症的机制和许多其他重要的生命功能并不是为了让一个人活到80岁而演化出来的。任何一个80岁人的身体，对人类的基因还有它们的产物而言，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环境。这种环境在石器时代基本不存在。更宽泛地讲，现代环境里的一切不利因素都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率（正如第10章讨论的那样）：X射线和其他电离辐射、新的毒素、高剂量的天然毒素（尼古丁和酒精）、不正常的饮食和其他生活方式，等等。
任何创伤和感染都有可能干扰控制癌症的机制。这种干扰可能发生在受伤的部位，或身体的其他地方。细菌可以增加受感染组织的癌症发病率，但病毒的作用可能更强。主要原因是病毒与人体细胞内的单个基因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有时病毒可以“整合”到染色体上，仿佛它原来就属于这个地方一样。这种方式可以让它很容易地扰乱细胞的正常运转。病毒，尤其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会攻击免疫系统，当然也破坏了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的能力。同细菌和寄生虫一样，病毒也能分泌毒素削弱细胞的各种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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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和某些癌症之间的关系有时不难理解。含盐过多的食物，酒精度数过高的烈酒，含有致癌物的熏肉或腌肉，都会与胃壁细胞接触而增加胃癌的危险。类似的，烟草中的多种致癌物质会直接影响支气管和肺细胞。阳光会伤害皮肤细胞的基因并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但是，高脂肪食物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作用要复杂微妙得多，吸烟与膀胱癌的关系也是如此。
即使肿瘤已经发生乃至出现症状，天然的控制机制，尤其是免疫系统，仍在努力对抗它。这些控制系统仍有可能在对抗中获胜，或者起码抑制肿瘤的生长，阻止其扩散。就算不经治疗，一些癌症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击倒病人。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那些似乎不可能治愈的癌症也会自行消失。
癌症和身体之间的对抗在很多方面正如病原体和宿主之间的对抗。两种对立的力量不言自明：癌症的爆发和对癌症的抑制。癌症是一群反抗身体政策的“叛徒”，它们是损害集体利益的自私的寄生虫。但是癌症与感染性病原体的不同之处是，它的成功注定不能持久，因为它无法散播到别的宿主去，宿主的死亡也就意味着它的死亡，它没有后代。这一点对于产生癌症的正常细胞也是如此。当宿主死亡时，只有那些已经传递到下一代中的基因才能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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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所有不受控制的组织生长的总称。癌症可以来自任何一种具有生长和分裂能力的细胞类型。不同的癌症有不同的肇因。所以癌症成了医学难题无足为奇，而且我们也不大可能找到一种能够包治一切癌症的方法。事实上，我们正在破解癌症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然而，将癌症理解为“叛变”的细胞群和宿主之间的冲突，或许有利于我们取得更大的进展。
女性生殖器官的癌变
最能够说明演化医学价值的也许是乳腺、子宫和卵巢这些女性生殖器官的癌症。这几种癌症在近几十年里都变得更加多见。美国著名的医学及人类学专家波义德·伊顿（Boyd Eaton）与同事收集了大量的信息，试图解释这些癌症在人群中分布的差异。他们提供的证据表明，部分原因在于富裕的工业国家里妇女的生育模式发生了变化。
当然，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无趣的事实：现在女性的寿命越来越长，而老年人更容易得癌症。然而，有趣的发现是：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而言，她们生殖器官癌变的概率随她经历的月经次数增加而增加。最容易发生女性生殖器官癌变的人群是初潮年龄很早、绝经年龄很迟、从来没有因为生育和哺乳中断过月经的老年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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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生殖模式。石器时代的女性与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女性一样，跟现代女性相比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殖生活史。她们的初潮年龄较迟，绝经年龄也较早，也许是因为她们比现代女性吃得差些，又有比较严重的寄生虫病。石器时代的女孩，大概要到15岁以后才开始有月经，并且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会怀孕。如果妊娠失败，她很快会再次怀孕。如果妊娠成功，分娩之后会有2～4年的哺乳期，这几年里月经周期会受到抑制。在断奶之后，月经周期会恢复，她可能再次怀孕。这种生殖模式将维持到她47岁左右进入绝经期或者直到生命的终结。在这30年间，她可能有4～6次妊娠，会把一半的光阴花在哺乳上。她的月经周期总共不超过150次。现代社会的妇女，即使她有两三个孩子，她的月经周期也多出一两倍。
月经周期的特征是激素水平的大幅度波动。这种波动会引起卵巢、子宫和乳腺组织在细胞水平做出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适应生殖的需要。同一切的适应一样，这些反应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里，代价就是癌变的风险增加。这种代价一般会因一些补偿修复机制有所降低。而这些补偿机制一般发生在月经周期中断的时候，比如妊娠和哺乳期间。如果没有这样的暂停机制，补偿性修复无法启动或者只能草草进行，生殖系统受到的损害就会不断积累。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女人的月经周期越多，她的生殖器官癌变的可能性就越大。更一般性的规律是，任何一种适应机制，当它处在新环境时，副作用会更加严重。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使女性一生的月经周期达300～400次之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这种演化的视角无法帮助今天的女性免受癌症之害。就眼下而言，我们能告诉她们的无非是要避免有害物质，包括尼古丁和其他毒素，天然的和人工的辐射，以及高脂肪食品。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就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