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不愿将悲伤
诉诸言语。因为，
它近乎一种罪过：
言语，如同自然，
既敞开了灵魂，
又将灵魂遮蔽。
可是，对于不安的心神呐，
适当的表达是有益的；
诉苦，如同麻醉剂，
足以缓解痛苦。
——阿佛烈·丁尼生，《悼念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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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来到密歇根大学的焦虑门诊部，说她过去10个月里每周都有好几次莫名的恐惧。每一次恐惧来袭时，心跳会突然加快，呼吸急促，浑身发抖，感觉一股厄运扑面而来，似乎马上就要死去。几年以前，这种病人常常以为自己心脏病发作了。不过这位妇女，同现在的许多人一样，读过相关的病情知识，知道这是“恐慌症”（panic attack）。在诊断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种疾病第一次发作是在她开始一段婚外情的时候。当医生问她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她回答说：“我不认为有什么联系。我读过的资料上说，恐慌症是一种病，是大脑中异常的化学物质引起的病。我希望你给我一种药物让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恢复正常，就是这样。”
世易时移。20年前，如果有人坚持说他们的焦虑是体质性的，别人会认为他们在否认事实，企图回避下意识中痛苦的记忆。现在，许多心理医生已经同意，抑郁或者焦虑可能是大脑代谢异常的一种生理疾病，需要药物治疗。有些人，正如上文提到的女病人，坚信这种观点，以至于如果心理医生要追问患者的情感生活，会遭到非常大的反感。一篇广有影响的综述对这种变化如是总结：
近年来，精神病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研究的焦点从心智（mind）转向了大脑（brain）……与此同时，精神失常的原因也从“不协调的心理活动”变成了“生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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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精神病学领域，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采用“疾病模型”来看待精神障碍。这种变化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彼时，人们开发出了一些药物可以治疗抑郁、焦虑和精神分裂症。这些发现促使政府和医药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来研究精神障碍的遗传和生理基础。为了给精神障碍做出明确的定义，衡量不同项目的研究结果，人们发展出了新的精神病诊断方案。这种方案强调对不同症状进行明确区分，不像过去一样关注生理因素、过去经历和当前生活状况对个人情绪的综合影响。在学术界，精神病学家日益关注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理学成因。他们的观点通过培训项目传达给医师，或者通过进修课程传给临床从业者。最后，考虑到过去几十年里医疗保险基金的迅速增长以及美国即将实现的全民医保，精神病医生们认为精神障碍应该像其他疾病一样得到医疗保险。
恐慌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是不是同肺炎、白血病和心脏衰竭一样都是医学疾病呢？在我们看来，精神障碍确实是医学疾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有明确的生理原因，也不表明最好的治疗方法是药物。从演化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精神障碍是一种医学疾病。正如医学领域里的其他现象一样，精神病的许多症状并不是疾病本身，有可能像发热和咳嗽一样是一种防御机制。而且，与精神病有关的许多基因很可能是有适应性益处的，许多引起精神病的环境因素很可能是现代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人类许多精神心理方面的不幸并非来自设计的缺陷，而是妥协的结果。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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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不愉快的情绪看作是一种同疼痛和呕吐一样的防御机制。正如感知疼痛的能力让我们避免眼前或未来的肉体伤害，感受焦虑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未来的危险或其他的威胁，感受疲劳的能力可以让我们避免过度劳累，感受悲伤的能力可以让我们防止更多的损失。当我们明白了焦虑、沮丧及其他情绪的演化起源与正常功能之后，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们有时会发展到适应失调的极端情况。当然，我们也需要找到这些情绪的近因解释，找到调节和表达这些情绪的心理和大脑机制。如果我们在焦虑或者沮丧的人的大脑里发现了异常的活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是这种异常引起了情绪的变化。这些伴随着焦虑或者沮丧的大脑变化，很有可能只是一种正常的运作机制。
情绪之于精神病学，正如生理之于其他医学领域一样重要。因为大多数的精神障碍都是情感障碍，你也许认为精神病学家们精通相关的科学研究，但实际上现在没有任何培训项目来系统地讲授关于情感的心理学。当下，对情感的研究正如精神病学本身一样零碎和混乱。幸运的是，在持续不断的专业争论之中，许多研究情绪的专家在一个关键的看法上正在逐渐达成一致：情绪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被自然选择塑造出来的。这个原则为精神病学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希望。如果情绪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就能像认识其他生物性状一样去认识它们的功能。内科医生的工作是基于他们对咳嗽、呕吐、肝脏、肾脏等生理器官功能的理解。同样，我们对情绪的演化起源和功能的认识也将为精神病学家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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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家已经对情绪的功能进行了研究。有些科学家强调情绪的交流功能。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鲍尔·伊克曼（Paul Ekman）通过研究人类的面部表情，发现情绪有着跨越文化的一致性。另外一些科学家强调情绪在内在调控方面的作用。据这种观点，情绪本身并不是什么功能。相反，每一种情绪只是一种同时涵盖了认识、生理、主观经验以及行为的特殊状态，这种特殊状态可以使机体有效地对特定的环境做出反应。从这个角度讲，情绪就像一个计算机程序，调动了机器的各个方面来有效处理特定环境下的特殊要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李达·柯士密（Leda Cos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y）有一个绝妙的描述：情绪就是“意识的达尔文算法”。
人类的情感能力是由那些在演化过程中反复发生、对适应生存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塑造的。被猛兽袭击、被社会群体抛弃、遇见交配机会等，都是比较常见而且重要的事件，会塑造机体形成可以迅速反应的特殊行为模式，例如恐慌、社交恐惧、性觉醒等。危险的情境会塑造出厌恶的情绪，而充满机遇的情境会塑造出正面的情绪。我们的祖先需要面对的威胁似乎远远比机遇多，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描述负面情绪的词语是描述正面情绪词语的两倍多。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正常”生活应当没有痛苦的时髦观念是不成立的。情感上的痛苦不仅不可避免，反而是正常的、有用的。用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的话说：
爱与恨交织在一起，勇敢与畏惧交织在一起，进取与退缩交织在一起，依此类推。这种设计并不是为了个体的生存和快乐，而是为了把基因最好地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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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痛苦的情绪并非都是有用的。有些焦虑和抑郁是大脑的正常反应，而另外一些则来自大脑的异常机制。遗传因素对焦虑、抑郁和精神分裂症的发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未来的若干年，人们必能发现控制精神疾病的某些基因。目前，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些精神疾病的生理因素，正在进一步揭示相关的近因机制。他们获取的知识已经改进了药物治疗的效果，而且为预防提供了可能。对于精神病学家和精神病病人来说，现在是充满希望的时代。药物治疗的进展之快，安全性、有效性又如此之高，许多人恐怕还闻所未闻。事实上，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远远超出30年前医生的想象了。
这些进展也伴随着疑惑。人类的思维往往倾向于过度简化问题，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归结于基因和激素，或者归结于心理和社会事件。但真相是错综复杂的：大多数的精神问题源于遗传易感性、早年的生活经历、药物、当前的人际关系、生活处境、认知习惯、心理动力学等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说来也怪，对于许多精神疾病，我们还没有理解就开始治疗了。
正如同免疫系统是由若干部分组成，防范不同类型的危险；情感也有许多的类型，不同的情感类型保护我们免受特定情况的威胁。此外，正如免疫系统的唤醒一般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而不是调控机制的异常，我们相信，大多数的焦虑和沮丧也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发现它们。另一方面，免疫系统的调控也有可能发生异常，可能太过活跃而攻击不应攻击的组织，引起自身免疫疾病，例如类风湿关节炎。类似的调控异常也会发生在情绪系统，进而引起焦虑性精神障碍。免疫系统也会在应当做出反应时没有做出反应，引起免疫缺陷。会不会有“焦虑太少”这一类障碍呢？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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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可能是有益的。我们都知道，那些去采浆果但不知逃避黑熊的人，那些在冬天的风暴中独自出海捕鱼的人，那些在期末考临近却不抓紧学习的学生，最后会吞下了什么苦果。在危险面前，焦虑会改变我们的思维、行为和生理，使我们处于更活跃的状态。在危险十分迫近的时候，比方说一头大象要冲过来了，一个逃开的人要比一个若无其事继续聊天的人更能避免伤害。逃跑的时候，幸存者会感受到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出汗。早在1929年，生理学家瓦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就对这些“战斗或逃走”（fight or flee）反应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做出了准确描述。匪夷所思的是，他的这种适应主义的观点迟迟没有被应用到其他类型的焦虑中去。
虽然焦虑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它都显得小题大做。我们会担心明年6月份举办婚礼时会不会下雨，我们在考试中常常无法保持专心致志，我们因为害怕飞行事故而拒绝乘飞机旅行，还有，在人群面前说话时我们会紧张、结巴。15%的美国人至少经历过一次临床焦虑症，其他的人也会时常感到紧张。我们该怎么解释这种明显过分的焦虑？要判断哪些焦虑是必要的，哪些不是，我们必须理解自然选择的力量怎样塑造出了调节焦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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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焦虑可能是有用的，时常处于焦虑中似乎是一种最佳的选择。这当然会让人感到难受，但是自然选择只关心是否有利于生存，不关心我们是否舒适。我们之所以有时还会保持平静，是因为焦虑要消耗额外的能量，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会损害机体组织。为什么压力会损害机体组织呢？试想一系列保护我们免受危险的身体反应。那些“廉价”的安全的反应不妨经常使用，而那些“昂贵”的或危险的反应则不能。事实上，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们是捆绑在一起的，就像一个急救箱。只在当利大于弊时，我们的身体才会启动它们。某些成分之所以被小心地密封在急救箱中，正是因为它们会引起身体的损伤。所以，长期压力会带来损伤并不意外，并不说明机体设计不当。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提示，“压力激素”皮质醇（cortisol）很可能并不防御外来的危险，而主要保护机体免受压力反应的伤害。
既然焦虑可能代价高昂而且带来危险，那为什么调节机制没有把它调整到只在确实有危险的时候才发作呢？很不幸，在许多情况下，焦虑是否必要是难以弄清楚的。前面提到的烟雾检测器原理，也适用于这种情形。因为被杀死一次的损失远远大于对一百次误报做出反应的代价。有一个实验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把一群孔雀鱼（guppy）根据它们对小嘴鲈鱼的反应分成三组：躲起来的、游开的、与捕食者对视的。每一组孔雀鱼与一条鲈鱼一起放进一只鱼缸中，60小时之后，40%胆小的和15%普通的孔雀鱼活了下来，但胆大的一条也没有活下来。
心理学家试图理解自然选择是如何塑造了调节焦虑的机制。在概念上说，这就像电子工程师在嘈杂的电话线中分辨信号和噪声。信号检测理论提出了一种分析这种情况的办法。判断一个电波是信号还是噪声，依据有四：①信号的响度；②信号与噪声的比率；③把噪声当作信号的代价（误报的代价）；④把信号当作噪声的代价（漏报的代价）。
设想你独自在丛林中行走，灌木丛后面突然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那可能是一只老虎，也可能是一只猴子。你可以逃走，你也可以逗留。要决定最佳行动策略，你必须知道：①这样强度的声音来自老虎或者猴子的可能性有多大？②这个地方出现老虎或猴子的机会有多大？③逃跑的代价（误报的代价）。④真是老虎而没有逃跑的代价（误算的代价）。假如灌木丛后传来的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树枝折断的声音，你又会怎么办？那些能够对实际情况瞬间做出准确判断的个体更可能生存下来。
上文我们把情绪障碍与免疫障碍做了类比，这种类比暗示着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尚未被认识到的焦虑障碍——“焦虑不足”。伦敦大学的焦虑症专家伊萨克·迈克斯（Issac Marks）创造了低恐惧状态（hypophobic）这个名词来描述这些人。他们从不诉说焦虑，也不寻求心理治疗，但是往往被送进急诊室或者丢掉工作。当精神病学家越来越多地开出新的抗焦虑药物时，我们就有可能人为地制造出这种情况。例如，有一个病人，在服用了抗焦虑药之后不久，冲动地要求与她的丈夫离婚。她的丈夫虽然感到惊愕，但还是照办了。一个星期之后，她才意识到她有三个小孩子、一份房贷，没有收入、没有亲人。如果当时她有一点点的焦虑，便可能不会如此草率地离婚。当然，事情不是都这么简单。这个女人对婚姻生活一直不满意，长远来看，这一次的情感爆发对她也许是好事。她的故事说明了激情不同于理性决定的功能。正如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富兰克（Robert Frank）指出，一时冲动也可能带来长远的收益。
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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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5章“创伤”中讨论过猴子畏惧蛇的实验，猴子对蛇的畏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大多数的过度畏惧都与这种“与生俱来”的畏惧有关。黑暗、远离家园以及成为一群人注意的焦点都曾经与危险有关，现在却会引起不必要的畏惧。那些多次经历恐慌症的人，一半也患有广场恐惧（agoraphobia）。御宅族们看起来难以理解，但是，想一下吧，在古代的环境下，恐慌基本都是在遇见野兽或者在危险的野外。经历过几次险象环生之后，聪明的人就会尽可能地留在家里，只有在同伴的陪同下才出门，而且稍微有点动静时就马上缩回去：典型的广场恐惧症。
焦虑症是否也像许多疾病一样是新环境下的新刺激引起的呢？往往并非如此。新的危险，诸如枪支、药物、放射性物质、高脂肪食物，几乎不会引起畏惧。对于这些新的危险，我们的焦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从这方面看，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低恐惧症”，但是很少有人找心理医生治疗这种问题。有一些新情况，尤其是飞行和驾驶汽车，确实常常引起恐惧。这两种情况中的恐惧与人类长期接触的别的危险有关。飞行的恐惧跟高度、突然下坠、噪声和密封空间等相关危险有关。飙车的刺激是新的，但是它们也类似于古时候一些危险，例如猛兽的突然袭击。现代的汽车事故如此普遍也如此危险，以至于我们很难说害怕驾驶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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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因素在焦虑性疾病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恐慌症病人的亲属里往往也有同样的病例。许多研究正在寻找有关的致病基因。这种基因会不会是没有被完全淘汰的突变基因，它们会不会有别的益处？对恐慌症的遗传易感性是不是一种的极端情况，正如有些人感冒之后更容易发高热或者呕吐一样？当我们找到与恐慌症和焦虑症有关的特定基因之后，我们还要阐明这些基因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保留下来。
悲伤和抑郁
抑郁似乎是一种现代瘟疫。自杀是北美青年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交通事故。大约有10%的美国青年人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在近几十年里，抑郁症的发病率似乎一直在稳步增加，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几乎每10年要翻一番。
抑郁看起来毫无用处。即使不说自杀的危险，整天愁眉苦脸地凝视着天花板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严重抑郁的人会对所有的事情失去兴趣，包括工作、朋友、食物、性，就好像控制着愉快和积极主动的开关被关掉了。有些人会不由自主地哭泣，另一些人却漠然毫无表情。有些人每天清晨4点起床然后就无法入睡；另外一些人却每天睡眠12～14小时。有些人有幻觉认为自己贫穷、愚蠢、丑陋，或者患了癌症濒临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自我贬低的倾向。这些症状是如此糟糕，以至于考虑它们对我们的生存有什么好处本身都显得很荒谬。然而，抑郁又是如此常见，与一般悲伤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到底抑郁是一种异常，还是一种正常能力的调节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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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许多理由认为悲伤是一种适应性性状。这是一种大家都有的能力，某些原因会诱发它，而这些原因往往都与“损失”有关。悲伤的特征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是相对一致的。困难在于弄清楚这些性状用处何在。快乐的用处不难理解。快乐使我们开朗，让我们积极，并且不屈不饶。但是悲伤呢？没有了这种情绪，我们难道不是更好一些吗？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实验方法就是找到那些感受不到悲伤的人，然后观察他们是否生存得更好。或者，是使用一种药物阻断正常的悲伤。我们猜想这种研究已经在大规模人群中进行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服用新的抗抑郁精神药物。在我们等待这些研究结果的同时，悲伤的特征和引起沮丧的原因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有助于我们认识它的功能。
引起沮丧的“损失”是生殖资源的损失。不论是钱、配偶、声誉、健康、亲属或者朋友，这些资源，在大多数人类演化过程中，都可以增加生殖成功。损失如何能有利于我们的生存呢？损失提醒你，也许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如果悲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行为，终止当前或者将来的损失，那它就是有用的。
人们在遭受损失之后是怎样去改变行为来促进生存的呢？首先，你必须停止正在做的事情。正如疼痛可以让我们丢掉一个烫手的山芋，悲伤促使我们停止正在引起损失的活动。其次，把人类通常的乐观主义暂时放一放，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最近的研究发现，我们大多数人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乐观主义的倾向可以帮助我们在尔虞我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也可以使我们在暂时没有得到利益的时候依然坚持重要的战略和关系。然而，在遭受损失之后，我们必须摘下这副玫瑰色的眼镜，客观地考量我们的目标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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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突然的损失，还有其他的情况，就是无论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做了多好的计划、尽了多大的努力，那些重要的“生殖资源”就是不存在或者根本得不到。工作会终止，友谊会破裂，婚姻会失败，有些目标不得不放弃。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一项重大项目，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别的事情上。这种放弃不应当轻易为之。一个人不应该在冲动的时候草率辞职，因为在另外一个工作岗位重新训练从头做起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同样，轻易放弃已经付出重大投入的、重要的友谊关系或者生活目标，也不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们通常不会很快地做出重大的生活改变。低落的情绪使我们不会为了逃避暂时的困难匆匆改变目标，但是当困难依然存在甚至增加，生命中的能量浪费更大时，这种情绪有助于我们放弃无望的投资，去考虑别的办法。治疗师们早已知道，只有当一个人最终放弃某些孜孜以求的目标，把精力投向新的方向时，许多抑郁才会消失。
情绪高涨或者低落的能力，似乎是一个能够按照当前情况适实调整，实现资源最佳分配的机制。如果付出得到回报的希望很小，最好还是什么都别做，不然只是浪费精力而已。房地产商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投资可能是个错误。不能通过某项课程的学生，有时最好还是改选另一课程。农民在干旱的时候播种很可能会破产。相反，如果我们遇见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我们最好还是不顾风险迅速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大的收获。当100万美元现金在底特律大街上从运钞车上掉下来的时候，迅速做出反应的人，必定获利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