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造物的身体都是一部细说其祖先演化环境的故事书。它的皮毛、脂肪、羽毛，告诉我们其先祖所处环境的温度。它的牙齿和消化系统包含了先祖食物构成的信息。它的眼睛、四肢和脚，告诉我们它的祖先以怎样的方式东飞西跑。雄雌体格的相对大小和它们阴部的特征，最能说明其繁殖方式。事实上，雄性生殖器和附带的各种零碎儿是区分近亲物种的最佳资料。演化心理学家杰弗瑞·F.米勒（Geoffrey F. Miller）甚至这样说过：“演化发明似乎都集中在阴茎形状的细节之中了。”[1]
暂且不提那种认为自然母亲也迷恋阴茎的弗洛伊德式主张，我们的身体确实包含了有关我们物种百万年来性行为的丰富信息。这些信息记载在数百万年之久的骨骼残骸中，也记载在我们自己鲜活的躯体里。而且，全都在那里和这里了。与其说闭上眼睛梦想，还不如让我们睁开眼睛，学习阅读性的身体上的象形文字。
我们先看看身量的雌雄二态性。这个听起来很专业的术语，指的是特定物种内成年雄性和成年雌性身体尺码的平均差距。比如，在灵长类中，雄性大猩猩和雄性长臂猿的平均身体尺码是雌性的两倍，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的雄性的身高与体重则仅超出雌性10%-20%。
在哺乳动物中，特别是在灵长类动物中，身体大小的雌雄二态说明了雄性之间对交配资源的竞争。[2]在赢者通吃的竞争体制下，雄性要相互竞争稀少的交配机会，越高大越强壮的雄性越可能获胜……霸占所有的资源。比如，最大块头、最凶悍的大猩猩会将最大块头、最凶悍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于是大猩猩越来越大、越来越凶悍，直到身体的尺码逐渐达到极限。
换句话说，在那些不太需要竞争雌性资源的物种中，雄性演化成大块头的生理必然性没有那么强烈，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朝这个方向演化。在长臂猿这类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中，雄性和雌雄在体量上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们人类的雌雄二态相对温和，显然男人们原来不需要费大力气争夺女人。前面我们提到，男人的体量一般比女人大和重10%-20%，这个比例已经保持了大约200万年。[3]
欧文·拉韦乔伊认为这个比例证明了一夫一妻制的古老根源。在1981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中，拉韦乔伊表示，我们祖先大脑的加速发育和他们对工具的开发，都起源于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具有人类特性的制度”，特征是“高强度的父母养育和社会联系，一夫一妻制的配偶结合，专门的性交－繁殖行为和两足行走”。拉韦乔伊的结论是：“核心家庭和人类性行为的最终源头很可能一直追溯到更新世。”[4]
和大部分理论家一样，马特·利德莱同意一夫一妻制古老起源说，他表示：“长期的对偶结合将每个猿人和配偶在其生育期内一直捆绑在一起。”
200万年的一夫一妻啊，真是够天长地久了。对这些“捆绑”，我们现在是不是感觉舒服些了呢？
达尔文没有见到过人类雌雄二态的骨骼数据，他只是推测说，早期人类生活在后宫制的交配制度中。但是，如果达尔文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今天男人的身量平均应该是女人的两倍。另外，果真如此，大猩猩一般高大的古人可能就是另一个令人难堪的、阴茎缩小的样本——我们会在下面一节接着讨论。
至今仍然有人说人类天生是一夫多妻的后宫建造者，尽管没有什么证据支持他们的观点。比如，阿兰·S.米勒（Alan S. Miller）和金泽哲（Satoshi Kanazawa）称：“我们知道，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人类一直是一夫多妻制，因为男人身体比女人要高。”这些作者得出如此结论，因为“人类男性平均比女性高10%，重20%，说明贯穿历史，人类一直实行温和的一夫多妻制”。[5]
这不是事实啊。他们的分析忽略了必要的文化前提，即男性要积累足够的政治权力和财富才能支撑多妻和她们的孩子，而直到农耕社会出现之前，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一句话，农业社会之前，没有一夫多妻的条件。男性比女性略高一些，略重一些，说明男性之间的竞争较低，但不必然是“温和的一夫多妻制”。说到底，我们那些淫荡的表亲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与我们有一样的雌雄二态比例，但它们肆无忌惮地享受着数不清的性伙伴，想要多少有多少，全看自己有多大本事。没有人宣称，我们灵长类表亲的身高体重，说明它们实施“温和的一夫多妻制”。在同样的生物证据下，说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混交，而人类则是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这样的论证说得最好听也是证据不足。
出于若干不同的原因，我们人类不太可能拥有史前后宫。嗜血的伊斯迈尔（摩洛哥国王）、成吉思汗、杨百翰（Brigham Young，摩门教领袖）、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美国篮球运动员）的传说中的性胃口大得吓人，但我们的身体特征却表明我们不属于后宫物种。后宫是雄性渴望性多样，加上后农业社会的集权和女性急剧丧失自主权的结果。军事化、等级化农业社会和农耕文化倾向于急剧增加人口、扩张领土和积聚财富，而后宫是这种社会的一个特征。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真正的觅食人社会有佳丽三千的后宫。
我们身体有限度的雌雄二态强烈地显示，数百万年前，男性找到了其他办法，取代了为争夺交配机会而打斗，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替代方法是什么。很多理论家将这一变化解释为从一夫多妻转向一夫一妻——但是，接受此结论，意味着我们无视多夫多妻混交制也是我们祖先的选择之一。是的，在一男/一女的专偶制下，女性的资源库不归少数男人所占有，让比较弱势的男子也有得到女性的机会，因此一夫一妻可以减少男性中的竞争。但是，一般男女均可以拥有多个性关系的制度同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男性的交配竞争，甚至可能做得更好。因为与我们最亲近的两个灵长类物种都是多雄多雌的交配制度，我们人类很可能和它们做了一样的选择。
我们两个最近的灵长类表亲与我们有着同样水平的体格雌雄二态，但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科学家如此之不愿意考虑其中应有的含义？因为这两个表亲都不是专偶制？对体格的雌雄二态只有两个“可以接受的”解释：
1. 它表明我们核心家庭/性专偶交配制度的起源。（但是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人不像长臂猿，雌雄在身高体重上没有差别？）
2. 它表明人类天生是“有节制的一夫多妻”，但是一直在学习控制自己的冲动，成败参半。（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人不像大猩猩那样，雄性的身材是雌性的两倍呢？）
两种解释共有同样的假设：女性性含蓄。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性的荣誉都完好无损。在第二种解释中，男性的性忠诚发生了问题。
当三种最接近的灵长类显示了同一水平的体格雌雄二态，我们在想得太远，为了找一个满足自己情感偏好的结论之前，是不是至少应该考虑一下他们体格特征上的相似性很可能反映了同样的适应性？
好吧，现在让我们松开裤腰带，看看下面……
不择手段的爱情和精子战争
没有什么东西比某些猴子色彩鲜艳的肥大后臀和附近的连带部位更让我感到着迷和困惑了。
——查尔斯·达尔文[6]
男人们已经有几百万年没有为了找女朋友打架了，但是，这并不是说达尔文关于男人性竞争在人类演化中至关重要的观点有什么错误。倭黑猩猩没有经历多少性竞争，即使在它们当中，仍然发生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不过，是在达尔文自己可能永远想不到，或者无论如何不敢公开讨论的层面上。雄性倭黑猩猩不是互相竞争看谁得到爱情，而是让精子竞争，看谁的精子能胜出。奥贾温德·文治（Øjvind Winge）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古比鱼时创造了“精子竞争”一词。研究极其乏味的黄粪蝇的杰弗瑞·帕克（Geoffrey Parker）提炼了这个概念。
说来很简单。女性处于排卵期的生殖系统中如果有不止一个男子的精子，精子们自己会竞争让卵子受精。实行精子竞争的物种中的雌性一般会有不同的手段展示自己的生育能力，以此吸引更多的竞争者。她们的挑逗手段从激情喊叫，体味，让某些部位比正常状态肿胀几倍，一直到变幻各种色调的唇膏——“性感莓果”啦，“大红太阳”啦。[7]
整个过程如同彩票抽奖，手里彩票数量最大的男子中奖的可能性最高（因此，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均有巨大的精子生产能力）。同时，这也是一场障碍赛，女性的身体内设置了不同类型的圈套和沟堑，精子必须能够穿越重重障碍才能见到卵子——以此排除那些资质不高的精子。（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要讨论某些女性设置的障碍。）有人认为，这场竞争更像一场英式橄榄球赛，不同的精子组成“球队”，队里有拦截手，有跑手，等等。[8]精子竞争可以有很多种形式。
虽然达尔文可能对此感到“困惑”，但在达尔文性选择理论中，男性竞争的核心目标就是精子竞争——胜者让卵子受精。战斗发生在细胞层面，精子细胞之间进行争抢。女性的生殖系统为战斗提供了战场。与那些雌性每次排卵期只和一个雄性交配的灵长类（比如大猩猩、长臂猿和红毛猩猩）相比，生活在多雄性社会团体中的雄性灵长类（比如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都有更大的、包在外挂式的阴囊中的睾丸，成熟期比女性偏晚，它能产生的精液数量更多，精液中精子细胞的浓度也更高。
谁知道呢？如果达尔文不是太固执于维多利亚时代妇女性行为规范，他也许会认可这个过程。萨拉·哈迪认为：“完全是因为达尔文预设了女性将自己留给最佳男性对象的立场，所以他才会对（猴子的）性皮肿胀感到如此困惑。”哈迪不买达尔文“腼腆女性”的账，她说：“一百多年以来，‘腼腆’的称号仍然是未受挑战的教条，尽管对很多动物来说，这一称号也还恰当，但它过去不适合，今天也不适合用于描述发情期母猴子和母猩猩的行为。”[9]
很可能，在写到人类女性的性行为时，达尔文自己有些腼腆。在大部分人——包括他所挚爱的、虔诚的妻子——看来，这位可怜的家伙已经冒犯了上帝。即使他怀疑诸如精子竞争之类在人类演化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我们怎么可能期望他去把大理石雕像般纯洁的维多利亚女性从基座上拉下来？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女人在演化中已经变成用自己的身体换肉吃、换男人的财产和其他东西的娼妓。这已经很可怕了，在此之外，指望他说古代女先人们为了性快感，没羞没臊地劈腿寻欢，这个要求肯定是太过分了。
不过，出于他对未知知识——尚不可知的知识——特有的警觉，达尔文明确表示：“因为这些部位在一个性别（雌性）身上比另一个性别要更加鲜艳，在发情季节，它们的颜色变得更加鲜亮，我的结论是，这些颜色的形成是为了性吸引。我很清楚，（说出这样的结论）让我自己成为被公开嘲弄的对象……”[10]
也许，达尔文确实明白，某些雌性灵长类动物色彩鲜艳的性皮肿胀的功能是刺激雄性的力比多，但根据他的性选择理论，这种刺激没有必要性。甚至有证据说，达尔文已经在思忖人类的精子竞争。他与老友，在不丹搜集植物样本的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有通信联系，胡克在信中告诉达尔文他见到的一妻多夫制社会，“一个妻子可以合法地有10个丈夫”。
但是，人类身量的雌雄二态不是指认人类混交制的唯一解剖学指标。特定物种的睾丸体积与身体总量之比也显示了该物种的精子竞争水平。贾雷德·戴蒙德认为，有关睾丸尺寸的理论是“现代人体人类学的一大胜利”。[11]和大多数伟大的思想一样，睾丸尺寸论非常简单：一个物种的交配次数越多睾丸也就越大；如果某个物种中，几个雄性经常和一个发情期雌性进行交配，雄性的睾丸会更大。
如果一个物种有大型睾丸（cojones grande），它们中的雄性频繁地找那些浪荡雌性交配射精。在那些雌性将自己留给中意先生的物种中，雄性的睾丸与身体总重量之比则较小。淫荡雌性和雄性大睾丸之间的相关性，不仅适用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也适用于其他哺乳动物、鸟类、蝴蝶、爬行动物和鱼类。
在大猩猩赢者通吃的交配制度中，雄性相互竞争，看谁能得到所有的战利品。在倭黑猩猩中，因为每一个家伙都有自己的运气，雄性个体之间的竞争，转向细胞水平上的精子竞争。虽然几乎所有的倭黑猩猩都能有性生活，但生物繁殖的现实，每个倭黑猩猩也只有一个生父。
所以说，博弈还是同样的博弈——让自己的基因传入未来——但却是不一样的博弈规则。在大猩猩后宫式的一夫多妻制中，雄性个体在进行任何性交之前就开始竞争。而在精子竞争中，细胞在里面打架，所以雄性个体不再在外面打架。个体可以放松自己，不用互相警戒，结成较大的群体，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避免破坏社会发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生活在多雄性社会团体中的灵长类都不是一夫一妻制。因为，一夫一妻行不通。
自然选择总是指向一种生命或制度的适应性。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选择，为了在争取繁殖机会的武斗中获胜，雄性大猩猩演化成令人赞叹的大块头，而它们相对不太重要的阴茎缩小到只够应付无需竞争的受精。与之相反，雄性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不需要大块的肌肉进行搏斗，而是演化出更大、更有力的睾丸，人类还演化出更有意思的阴茎。
有些读者可能会想：“我的睾丸还没有鸡蛋大。”是的，它们可能没有鸡蛋大，但我们猜它们也不会像两颗小芸豆，躲藏在你的肚子里面。人类的睾丸/身体的比率处于大猩猩和倭黑猩猩之间。那些认为我们人类已经有几百万年一夫一妻制历史的人会说，我们的睾丸比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小得多。但是，那些挑战标准叙事的人（比如我们两位作者）则会提出，人类的睾丸/身体之比远远大于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大猩猩和一夫一妻制的长臂猿。
所以，是不是说，人类的阴囊一半是空的，或者说，只有一半是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