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大事的1851年夏天，在人流涌向伦敦博览会和托马斯·马香搬进诺福克的新居的同时，查尔斯·达尔文把一部沉甸甸的手稿交给了出版商。这是他对大自然和藤壶的习性进行了历时8年的潜心调查的结果。手稿的名字叫《论大不列颠的茗荷科化石，或有梗节的蔓足亚纲》，听起来不像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作品，也确实不是，但它使他赢得了博物学家的名声，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给了他“关于可变性和演变的发言权，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进化的发言权。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并没有写到藤壶就告一段落。3年以后，他又写出了一部长达648页的关于无梗节蔓足亚纲动物的专著和一部中等长度的关于藤壶化石的配套作品，其内容是在第一部著作里没有提到的。“我比以前的任何人都更不喜欢藤壶。”他在书稿的末尾宣称，你很难不同情他的看法。
《论大不列颠的茗荷科化石，或有梗节的蔓足亚纲》的销量不是特别大，但也不比1851年出版的另一本书销路差。那是一个关于捕鲸的寓言故事，写得杂乱无章，内容古怪，题目就叫《白鲸》。这本书出版的时机倒是挺合适，因为各地的鲸已经被捕杀到了快要灭绝的地步，但批评家和买书的公众不喜欢这本书，甚至看也看不懂它。它难懂，费解，太多的反思，太多的具体事实。一个月以后，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换了个书名：《莫比-迪克》，但销路没有好转。该书的失败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因为32岁的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前面两个关于海上冒险的故事《泰比》和《欧穆》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莫比-迪克》在他的生前销路始终不好，他写的任何东西也是如此。他1891年死的时候已经几乎被人忘却，他的最后一本书《毕利·伯德》要到他去世30多年以后才找到出版商。
无论是对《莫比-迪克》，还是对《论大不列颠的茗荷科化石，或有梗节的蔓足亚纲》，马香先生都不可能熟悉，但这两本书都反映了近来思想界已经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一种几乎如痴如醉的强烈愿望，要把每一丁点儿能够识别的事实敲定，并用白纸黑字加以永久确认。现在，在爱好科学的绅士当中，现场调查工作成为时尚，有的从事地质学和自然科学，有的成为古文物收藏家。最有冒险精神的人放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常常花一生中的几年时间，去遥远的天涯海角进行探索，他们成了——用一个1834年创造的新词——科学家。
他们的好奇心和敬业精神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哪个地方是太远或不方便的，没有哪样事物是不值得考虑的。就是在这个时代，植物寻找者罗伯特·福琼化装成当地人踏遍中国的山山水水，搜集关于种植和加工茶叶的情报；戴维·利文斯通向赞比西河挺进，深入非洲最神秘的角落；植物学冒险家拉网式地考察了南、北美洲的腹地，寻找有意思的和新奇的植物样本；刚满22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开始了成为博物学家的史诗般的航行，这次航行将改变他的生活，也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其改变的内容在当时是谁也想象不到的。
在历时5年的航行中，达尔文所遇到的东西几乎每一样都引起他的注意。他记录下了如此众多的事实，获得了如此丰富的标本，仅完成对藤壶的研究就花了10年半时间。在其他许多收获中还包括：他采集了几百个植物新品种，取得了许多种重要的化石和地质学方面的发现，提出了广受赞赏的假设来解释珊瑚礁的形成，获得了建立一种关于生命的革命性理论所必需的材料和洞察力。这对一位年轻人来说是个不错的成就，而假如按照他父亲的意志办事，那么他现在会是个乡村牧师，就像我们的马香先生那样，这个前景达尔文是很害怕的。
“贝格尔”号航行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罗伯特·菲茨罗伊船长之所以聘请达尔文，是因为达尔文有神学方面的背景，期望他能找到证据，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乔赛亚·韦奇伍德在劝说罗伯特·达尔文放查尔斯走的过程中，就曾竭力强调说，“研究自然史……对神职人员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最后，达尔文阅历越广，越是坚信地球的历史和变化要远比平常想象的持久得多，复杂得多。比如，他的理论认为，形成珊瑚礁所需的时间过程，远远超过了《圣经》的时标，这个情况让虔诚而又脾气暴躁的菲茨罗伊船长感到愤怒。
最后，当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理论，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适者生存”，就是他所谓的“传种接代，略有变化”——这种理论解释了生物的极其复杂性，而根本不需要神的干预。1842年，在航行结束6年之后，他以230页的篇幅，简要地叙述了该理论的要旨。接着，他干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把这个概要锁进了抽屉，在里面放置了16年。他觉得，这个问题太烫手，会引起公众的热议。
然而，早在达尔文取得这些成就之前，人们已经发现事情并不与正统的信条相符合。第一批这样的发现之一，实际上就在离豪克斯尼村原教区长寓所几英里路的地方。18世纪90年代末，当地一位有钱的地主兼古文物收藏家约翰·弗里尔，在早已灭绝的动物骨头旁边发现了一箱燧石工具，表明有两种不该同时存在的生物同时存在的现象。他给伦敦的古文物收藏家协会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工具是人制作的，他们“没有使用金属……（因此）我们觉得他们属于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实际上是过于敏锐，因此几乎完全没有被理会。协会的秘书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通报了奇特和有意思的情况”。在此后的大约40年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1]
但是，接着别人也开始发现工具和古代骨头，二者挨得很近，令人费解。天主教教士兼业余挖掘者约翰·麦克内里神甫，在德文郡托基附近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几乎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人类捕猎过现在已经灭绝的猛犸和其他动物。麦克内里觉得这种看法与《圣经》大相径庭，因此没有将这个发现公开。接着，法国海关官员雅克·布歇·德·佩尔特斯在索姆河平原上发现骨头和工具在一起，写了一部长长的很有影响的作品《凯尔特人和大洪水之前的古迹》，它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差不多同一时候，有一位英国中学校长威廉·彭杰利再次查看了麦克内里的山洞以及附近布里克萨姆的另一个山洞，宣布了麦克内里因过于胆小而不敢分享的成果。因此，到该世纪中叶，情况越来越明显，地球不仅具有很长历史，而且还具有所谓的史前史，虽然那个词要到1871年才造出来。显而易见，这些思想太激进，甚至还没有表达这种思想的用词。
接着，1858年初夏，大家都知道，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从亚洲往达尔文头上扔了一枚炸弹。他寄给他一篇论文的初稿，题目是《变种与原种永远分离的趋势》。这是达尔文自己的理论，而华莱士完全是独立总结出来的。“我从未见过如此巧合的事情，”达尔文写道，“华莱士的概括是如此的精当，好像他已经阅读了我写于1842年的手稿。”
根据礼节，达尔文应该让路，让华莱士获得该理论的全部功劳，但达尔文无法说服自己做出如此高尚的姿态，这个理论对他来说太重要了。这时候，有个复杂的因素，他的18个月大的儿子查尔斯患了猩红热，病得很厉害。尽管如此，达尔文还是抽时间匆匆地给科学界最卓越的朋友写了几封信，他们帮他想出了个办法。大家决定，约瑟夫·胡克和查尔斯·莱尔将把两篇论文的概要提交给伦敦林奈学会的一次会议，让达尔文和华莱士在这种新理论方面都享有优先权。1858年7月1日，他们就这么做了。华莱士远在亚洲，对这一策划过程一无所知。达尔文没有参加会议，开会那天，他和他的妻子在安葬他们的儿子。
达尔文立即着手将他的概要扩充成一本很厚的书，并于1859年11月出版，名字叫做《依据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它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达尔文的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震动了知识界，许多人到底如何绝望地希望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无法想象。达尔文本人对一位朋友说，写这本书觉得就像“承认自己是一名杀人犯”。
许多虔诚的人完全无法接受，地球像所有的新思想所表明的那样是古老的，生命是无处不在的。有一位名叫菲利普·亨利·戈斯的重要的博物学家，有点儿气急败坏地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名叫“日期提前论”。按照这种理论，他认为，上帝只是让地球看起来古老，为的是给好奇心强的人提供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去钻研。戈斯坚持认为，即使化石，也是上帝在创造天地的那个繁忙的一周中栽在岩石里的。
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开始接受，世界不仅要比《圣经》里假设的要古老，而且要复杂、不完美和混乱得多。这一切破坏了像马香先生这样的神职人员行事的信心和根基，这是很自然的，就他们的卓越地位而言，这是可以被称作终点的起点。
在他们热心于挖掘宝贝的过程中，许多新一代的调查人员造成了一些相当可怕的破坏。用一位感到吃惊的观察员的话来说，他们从土里挖掘艺术品“就像挖掘土豆那样”。在诺福克，新成立的“诺福克和诺里奇考古协会”——是在马香先生来我们教区里就职前不久成立的——的成员把100多个墓地发掘一空，这占了该郡整个墓地的很大一部分，而又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说明他们到底找到点什么东西，或者这些东西是怎么处置的，令后来几代学者们感到很绝望。
英国人就在发现自己过去的同时，却又在毁灭其中的很大部分，让人觉得显然有一种令人不快的讽刺意味。在这新一代的贪得无厌的收藏家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也许莫过于威廉·格林韦尔（1820—1918）。他是德拉姆大教堂的教士，我们很早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他，他发明了给格林韦尔带来荣耀的东西——钓鳟鱼用的著名的（在使用这类东西的人当中著名）虫形钓钩。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格林韦尔“通过别人送礼、购置和抢劫等办法”收藏了一大堆工艺品。他独自一人就发掘了——虽然用“鲸吞”这个词或许更合适——英国各地443个墓冢。他的方法可以描述为精明而又草率。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或记录，因此现在往往几乎无法知道什么东西是来自哪个墓冢的。
格林韦尔有一个将功补过的地方：他引导一位有着华丽名字的人，奥古斯塔斯·亨利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进入神秘的考古学领域。皮特·里弗斯有两点令人难忘：他是早期最重要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又是个最卑鄙的人。我们已经在这本书里顺便提到过。他是个可怕的人物，坚持要把自己的妻子火化。（“该死，女人，你必须烧掉”是他发自内心的名言。）他出身于一个很有意思的家庭。这个家庭里的几位成员我们在以前也已经遇到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两位姑婆，她们可以被公正地描述为火药桶。第一位是佩内洛普，嫁给了克朗梅尔的莱戈尼尔子爵。就是她，你或许还记得，跟一位意大利伯爵私通，后来又跟她的仆人私奔了。第二位就是嫁给那个彼得·贝克福德的年轻女子，但灾难性地爱上了他的表弟、方特希尔府的建造者威廉。二者都是第一代里弗斯伯爵乔治·皮特的女儿。我们要介绍的皮特·里弗斯的名字里，就有两部分来自他的名字。
奥古斯塔斯·皮特·里弗斯身材高大，样子吓人，脾气特别暴烈。他专横地掌管着一个27000英亩大的庄园，名叫拉什莫尔，离索尔兹伯里不远。他心胸狭窄是有名的，有一次，他的妻子邀请当地村民来拉什莫尔庄园参加圣诞节派对，结果伤心地发现一个人都不来。她不知道的是，她的丈夫在获悉她的计划以后，已经派仆人锁上了庄园的大门。
他能突然之间乱用暴力手段，由于某种不明的犯规行为，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逐出了庄园，然后不准别的孩子跟他有任何联系。但有个名叫艾丽斯的女儿可怜她的哥哥，在庄园旁边跟他见面并给了他一点钱。获悉这个情况以后，皮特·里弗斯在她回家路上截住了她，用她自己的马鞭把她打倒在地。
皮特·里弗斯的专长，似乎也是他的一种爱好，就是驱逐年老的佃户。有一次，他给一个佃户和他残疾的妻子——他俩都已80多岁——发出通知。他俩恳求他重新考虑，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活着的亲属，没有地方可去，而他尖刻地回答说：“我收到你们的信以后感到极其遗憾，知道你们很不愿意离开欣顿。简而言之，我对这块地产负有责任，需要尽快占用这栋房子。”这对老夫妻马上就被撵走了。据他的传记作家马克·鲍登说，实际上，皮特·里弗斯根本没有搬进去住，几乎可以肯定他也从来没有这个打算。[2]
尽管他有那么多缺点，皮特·里弗斯仍然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实际上是现代考古学的鼻祖之一，他给这个领域带来了方法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他给陶片和别的碎块仔细贴上标签，而在当时并不是经常这么做的。把考古发现有条不紊地归类的理念——一个叫做类型学的过程——是他的发明。与众不同的是，他感兴趣的不是闪闪发亮的宝贝，而是日常生活用品，如大口酒杯、梳子、装饰性珠子等等，在此以前，这些东西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他还为考古学带来了讲究精确的作风，他发明了一种叫做颅测量器的装置，可以用来非常准确地测量人的颅骨。他去世以后，他收藏的物品成了牛津宏大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基础。
很大程度上由于皮特·里弗斯所主张的严苛方法，到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越来越像一门科学，而不是寻宝，早期古文物收藏家那种比较马虎的过分挖掘行为快要成为过去。然而，在更大的范围里，破坏活动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英国所有的古代碑牌都掌握在私人手里，没有法律强制主人加以照管。各地传说很多，叙述有人毁坏了工艺品，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很讨厌，就是因为他们不懂这些东西很稀有。在奥克尼，就在离斯卡拉坡不远的地方，斯滕尼斯有个农场主捣毁了一块名叫奥丁石的史前巨石，因为它妨碍他犁地。他还打算毁掉今天很著名的斯滕尼斯巨石阵，幸亏被吓坏了的岛民及时加以劝阻。连巨石阵这样举世无双的东西都很不保险，游客们经常在石头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敲几片下来作为纪念品，有个人被发现在用大锤子砰砰地砸一块砂岩。19世纪70年代初，伦敦和西南铁路公司宣布，计划修一条穿越巨石阵所在地的铁路。当人们表示不满的时候，一名铁路公司官员反驳说，巨石阵“完全年久失修，如今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用处”。
显而易见，英国的古代遗产需要一位大救星。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一位最非同寻常的人物登上了舞台，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卢伯克。他今天鲜为人知，这是很奇怪的。你很难说出还有哪个人，在很多领域里干了很多有意义的事，却没有赢得多少名声。
卢伯克是肯特一位富裕的银行家的儿子，就在查尔斯·达尔文的隔壁长大。他跟达尔文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经常出入达尔文家。他对自然史有一种天赋，因此很讨那位伟人的喜欢。他俩在达尔文的书房里待了很多小时，用显微镜观察标本。有一次达尔文心里不快活，卢伯克小朋友是他唯一愿意接待的客人。
成年以后，卢伯克跟随父亲进入银行业，但他的心依然留在科学方面。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实验员，虽然有点儿古怪。有一次，他花了3个月时间，试图教他的狗识字。他渐渐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因此学了丹麦文，因为当时丹麦在这方面处于世纪领先位置。他尤其对昆虫感兴趣，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养了一箱蜜蜂，以便更好地研究它们的习性。1886年，他发现了少脚亚纲—— 一种个儿很小、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螨科动物，我们在前面讨论住宅里的动物时已经提到过。我们已经知道，许多螨虫直到20世纪中叶才引起科学界的注意，所以在1886年就识别一科螨虫是一项标志性的成就，尤其是对于一位银行家来说，因为他的科研时间限于晚上和周末。同样意义深远的是，他研究了昆虫神经系统的多样性。这为达尔文和他关于“变异遗传”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而且那恰好是在达尔文确实需要的时候。
卢伯克是银行家和敏锐的昆虫学家，还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不列颠博物馆的理事会成员、国会议员、伦敦大学副校长和多本著作的作者，
约翰·卢伯克爵士
银行里的那蜜蜂好忙呀
在银行假日搞研究
奇怪的昆虫和野花
让充满阳光的时刻更潇洒
（原载《潘趣》杂志）
还有许多别的头衔。作为一位考古学家，他造出了“palaeolithic”（旧石器时代）、“mesolithic”（中石器时代）和“neolithic”（新石器时代）这类术语，还是最先使用“prehistoric”（史前的）这个方便的新词的人之一。作为一位政治家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他成为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他提议立法，把在车间里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10小时以内。1871年，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使得《银行假日法》获得通过。这部法律引进了一个惊人的激进理念，工人们可以享受带薪的非宗教假日。[3]
这在当时激动人心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已经几乎难以想象。在卢伯克的新法律之前，大多数雇员只有在受难节、圣诞节或节礼日[4]
（一般说来，这两天中只能休一天）以及星期日可以不上班，仅此而已。可以多一天假日，而且是在夏天，简直令人兴奋不已。许多人认为卢伯克是英国最受欢迎的人，在很长时间里，“银行假日”被亲切地称为“圣卢伯克节”。在那个时代里，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名字有朝一日会被人遗忘。
但是，在这里，卢伯克对我们来说之所以很重要，在于他创立的另一个新制度：保护古代的纪念碑。1872年，他从威尔特郡一位乡村教区长那里获悉，在埃夫伯里的很大范围里有一大片石头，比巨石阵还要大许多（虽然结构不如巨石阵那么秀美），现在为了修建新的住宅准备将其清理掉。卢伯克买下了那片受到威胁的土地，另加附近两座别的古代纪念碑——西肯尼特朗古坟和西尔伯里山（一个巨大的人工土墩，是欧洲最大的）。但是，显而易见，他无力保护每一样受到威胁的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就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来保护有历史意义的珍宝。实现这么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根本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因为以本杰明·迪斯雷利为首的执政的托利党，把它看成是对财产权的一种严重侵犯。赋予政府官员跑到一位高层人士的土地上告诉人家应该怎么照管自己的地产的权力，这种想法是极其荒谬的，令人吃惊的。然而，卢伯克没有放弃努力。1882年，在以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为首的新的自由党政府执政时期，他成功地使国会通过了《古代纪念碑保护法》——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如果什么时候有过这么一部法律的话。
保护纪念碑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大家认为，第一任古代纪念碑检查员应该是一位土地拥有者们都敬重的人，最好是哪一位大土地拥有者本人。卢伯克恰好知道有那么个人——那个很快就要成为他新的岳父大人的人，他不是别人，就是奥古斯塔斯·亨利·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
他们的姻亲关系一定出乎他们的意料，正如出乎我们的意料一样。一方面，这两个人几乎是同龄人。19世纪80年代初，刚刚丧妻的卢伯克在霍华德堡过周末的时候恰好遇上皮特·里弗斯的女儿艾丽斯。卢伯克已经将近50岁，艾丽斯只有18岁。这两个人究竟怎么会擦出火花，找不出什么貌似可信的理由，但他们不久以后就结婚了。这不是一桩特别幸福的婚姻，她比他孩子中的有几个还要年轻，这使得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尴尬。她对他的工作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跟卢伯克一起过日子要比被用马鞭打翻在地强一些。
卢伯克是不知道皮特·里弗斯对艾丽斯很残暴，还是完全不打算予以理会，当时人们只是说，二者都有可能。而他和皮特·里弗斯有着愉快的工作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作为一名古代纪念碑检查员，皮特·里弗斯的权力不是很大。他的任务是确认有可能遇到危险的重要纪念碑，并提请将其纳入国家保护范围，如果主人愿意的话。在交出西尔伯里山的时候，连卢伯克都感到犹豫。那部法律小心翼翼地把房屋、城堡和教会的建筑物排除在外，剩下的就是史前纪念碑。工程部几乎没有给皮特·里弗斯提供任何资金，在一处墓冢修建一道低矮的围墙就花去了他自己一年预算的一半。1890年，工程部完全停发了他的薪金，此后只是报销他的开支。即使那样，该部还请他不要再去“招徕”更多的纪念碑。
皮特·里弗斯于1900年去世，在18年时间里，他成功地列入一览表的（或者术语所说的“列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只有43处纪念碑，一年还不到两处。（今天已被列入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古代纪念碑已经超过19000处。）但是，他帮助树立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先例——古代的东西是很宝贵的，应该加以保护；古代纪念碑的主人有责任将其照管好。在他那个时代，这些政策并不总是很严格地执行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原则是极其关键的，能激励别人采取进一步的保护性措施。由设计师威廉·莫里斯牵头的“古建筑保护协会”于1877年成立，接着于1895年建立了“全国信托基金会”，英国的纪念碑终于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正式保护。
然而，风险依然存在。巨石阵仍在私人手里，他的主人埃德蒙·安特罗伯斯爵士拒绝听从政府的劝告，甚至不让检查员踏上他的土地。据报道，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买家有意把这些石头运往美国，在西部某个地方重新垒起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要是安特罗伯斯同意这桩买卖，根据法律谁也没有办法阻拦他。实际上，在许多年里，也没有谁愿意去试一试。为了节省资金，在皮特·里弗斯去世以后的10年里，古代纪念碑检查员的位子一直空着。
[1] 100年以后，这次发现的重大意义终于得到确认，并以弗利尔取得发现的那个村子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地质年代：豪克斯年代。——原注
[2] 皮特·里弗斯的长子亚历山大似乎继承了他父亲折磨佃户的爱好，有个本来性格温和的人被年轻的亚历山大逼得走投无路，就用除草剂在拉什莫尔庄园的草坪上写了几个大字：“无赖地主”。亚历山大指控他诽谤，最后获得了1先令的赔偿，但感到沾沾自喜，因为开庭的费用已令那个佃户一贫如洗。皮特·里弗斯的其他8个子女似乎大都还比较正派，乔治，就是被逐出庄园，因而非故意地害得他妹妹挨打的那一个，成为一位成功的发明家，尤其对电灯感兴趣。他在1881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一种白炽灯，被认为可以跟爱迪生或斯旺制造的任何白炽灯媲美。——原注
[3] “银行假日”是个很怪的名字，卢伯克实际上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而不叫“全国假日”或“工人假日”或别的类似的名字。有时候认为，他原先意在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放假，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假日一直就是打算为所有人设立的。——原注
[4] 受难节是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节礼日在圣诞节次日，如遇星期日则推迟一天。——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