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英国的乡村生活正经历急剧的变化。这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但在近代英国史上是经济方面最灾难性的事件之一：19世纪70年代的农业萧条。在这10年中，有7年农业严重减产。然而，这时候农民和地主无法通过涨价的办法得到补偿，过去也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刻他们遇到了来自海外的有力竞争。尤其是美国，它已经成为一台巨大的农业机器。由于有了麦考密克收割机和其他隆隆作响的大型农业机械，美国的大草原已经变成大粮仓。1872年到1902年期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增加了700%。而在同一时期，英国的小麦产量减少了40%以上。
农作物的价格也是一落千丈，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小麦、大麦、燕麦、腊肉、猪肉、羊肉和小羊肉的价格都差不多跌了一半。每包14磅的羊毛从28先令跌到了仅仅12先令，成千上万佃农家破人亡。10万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离开了土地，土地荒芜，租金未付。哪里也看不到有任何缓解的希望。乡村教区的人口大幅度减少，教堂里明显是空荡荡的，那些仍来做礼拜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穷。这不是该当乡村牧师的好时候，这样的好时候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在这场农业危机的巅峰时期，英国的自由党政府干了一件古怪的事。它发明了一种税，旨在惩罚某个阶级的人，而这个阶级现在已经在遭受严重苦难，而且对造成目前的问题也没有起什么特别的作用。这个阶级就是大土地拥有者，这个税的名字叫做遗产税。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包括我们的这位马香先生，生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新税种的设计者是财政大臣威廉·乔治·格兰维尔·维纳布尔斯·弗农·哈考特，在他一生的任何时候，这个人似乎不大讨任何人的喜欢，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哈考特被人们友好地——即使不完全是亲昵地——称作“大块头”，因为他的身材又圆又胖。大家没有想到他会去迫害地主阶级，因为他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哈考特家族的老家在牛津郡的努尼翰公园，本书已经提到过那个地方。也许你还记得，在努尼翰，早年有一位哈考特改造了那个庄园，但想不起原来村子里的那口老井在什么位置，结果掉进去溺死了。只要有托利党，哈考特家族总是把自己算作这个党的党员。因此，威廉加入自由党这件事在家族内部被看成是最卑鄙的背叛，连自由党都对他提出的税种感到惊讶。首相罗斯伯里爵士（他本人就是大地主）心里想，在有些情况下，是不是至少应该给予一些减免，比如有两名继承人在短时间里相继死亡。罗斯伯里认为，在遗产继承人还没有机会重建家庭财源之前就再次征税，这有点太无情了。然而，哈考特对所有关于让步的请求一概拒不接受。
哈考特几乎不可能继承到他自己家族的遗产，这无疑影响到了他的原则。实际上，他一定感到意外的是，他还是继承到了，因为在1904年春，他哥哥的儿子突然死去，而且没有后代。然而，他享有这一大笔财富的时间并不长，6个月以后，他本人也呜呼哀哉了。这意味着，他的继承人跻身于第一批被两次征税的人当中，这正是罗斯伯里所担心的，也是哈考特所拒绝考虑的，生活往往并不那么称心如意。
在哈考特的时代，遗产税还算比较适中，对象是价值100万英镑或以上的房地产，比例为8%，但这证明是一种可靠的收入来源，而且深受不需要纳这类税的几百万民众的欢迎，因此该税一再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60%——这个水平使得最富有的人都眼泪汪汪。同时，所得税也不断提高，还想出了别的新税种，如未开垦土地税、增值税、附加税，这些税都不成比例地落在拥有大量土地、说话口音故作上流人士的人头上。对于上层阶级，用戴维·卡纳戴恩的话来说，20世纪成了一个“阴云笼罩”的时代。
大多数人生活在持久的危机之中，当事态变得确实糟糕的时候——屋顶需要更换，或缴不起税—— 一般可以用变卖祖传遗物的办法来避免灾难。画卷、挂毯、珠宝、书籍、瓷器、银盘、稀有的邮票等一切能卖个合理价钱的物品，都源源不断从英国的豪华住宅里搬出来，又源源不断地搬进了博物馆，或落到了外国人的手里。就是在这个时代，亨利·克莱·福尔杰把凡是能找到的每一册莎士比亚作品最早的对开本都买了下来，乔治·华盛顿·范德比尔特买进了足以装满他比尔特莫尔豪宅250个房间的财宝，而像安德鲁·梅隆、亨利·克莱·弗里克和J.P.摩根这样的人一马车一马车地购置18世纪以前欧洲大画家的画，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购置几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英国，几乎没有哪个大家庭不在某个时刻卖掉某些物品的。霍华德堡的霍华德家族卖掉了110幅绘画大师的画和1000多本珍贵的书籍。在布莱尼姆宫，马尔伯勒公爵家族卖掉了几堆名画，包括18幅鲁本斯的作品、 10多幅凡·戴克的作品，然后发现跟有钱的美国人攀亲在经济上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过为时已晚。富得冒油的汉密尔顿公爵卖掉了价值将近40万英镑的闪闪发亮的零碎物品，然后几年以后又卖掉了大约价值25万英镑的物品。在许多人看来，伦敦的大拍卖场具有当铺的某些特点。
当主人们把藏在墙壁里面和地板底下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变卖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把墙壁和地板也卖掉。德比郡温格沃思府有个房间，被连同所有的设施挖了出来，塞进了圣路易艺术博物馆。赫特福德郡格林林·吉本斯家的一座楼梯被从卡西奥伯里府拆卸下来，重新安装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时候，整栋房子都被拆迁，比如阿吉克罗夫特府，那是兰开郡一栋漂亮的都铎式庄园主宅第。它被拆成小块，装进无数木箱子，运到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然后重新组装起来，现在还依然气派不凡地屹立在那里。
这么费力气的事有时候也有一些好处。埃德蒙·安特罗伯斯爵士的继承人由于无法维护他的庄园，于1915年把它放在市场上变卖。一位当地的实业家、赛马饲养人塞西尔·查布以6600英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0万英镑，因此不是个小数目——的价钱买下巨石阵，然后慷慨地把它献给了国家，终于确保了巨石阵的安全。
然而，这样圆满的结果毕竟是例外，就成百上千栋乡村住宅而言，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它们的命运是可悲的，从渐渐败落，到最后被拆毁，所有的损失几乎都是不幸的，有的简直成了丑闻。斯特里特拉姆堡一度是达勒姆郡最漂亮的住宅之一，后来交给了防卫义勇军，天哪，他们把它用作靶场。阿斯顿·克林顿府是一栋19世纪住宅，规模宏大，很有魅力，原先的主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被白金汉郡郡政会买下，结果为了给一个枯燥乏味的职业培训中心让路而被拆毁。不少豪宅都倒了大霉，据报道，林肯郡有一处豪宅被一家电影公司买下，仅仅是为了把它焚毁，以表现某部电影里一个有关气候的镜头。
似乎在哪里都不是绝对安全的，连奇西克府也差一点遭难，而无论从哪个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它一度被用作精神病院，但到20世纪50年代，它已经无人居住，被列为拆毁单位。幸运的是，理智占了上风，它最终得救了，它现在得到了英格兰遗产委员会（一个国家机关）的妥善照管。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国信托基金会拯救了大约200栋其他住宅。有几栋通过把自身变成旅游胜地的办法幸存了下来，而开头并不总是很顺利的。西蒙·詹金斯说，在一栋豪宅里，一位老奶奶只要电视上转播赛马就不愿意离开房间。“她被选为最佳展品。”詹金斯接着说。许多别的大型住宅获得了新生，被用作学校、诊所或别的机构。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威廉·哈考特爵士的努涅翰公园被用作皇家空军的一个培训中心（它现在是一处修道场所）。
然而，还有几百栋已经被粗野地夷为平地了，20世纪50年代是破坏这类建筑物的巅峰时期。到那个时候，豪宅大约以每星期两栋的速度消失。到底有多少栋大型住宅彻底被毁，这就不得而知了。1974年，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举办了一个著名的展览会：“乡村住宅被毁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该博物馆回顾了前一世纪在豪华住宅方面的巨大损失。据博物馆的两位馆长马库斯·宾尼和约翰·哈里斯的统计，总共损失了1116栋大型住宅，但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这个数字在展览会结束以前已经增加到了1600栋——如今，这个数字一般认为是大约2000栋。这个令人痛心的巨大数字让人不要忘记，其中有一些是有史以来地球上所建造过的最漂亮、最时髦、最出类拔萃、最雄心勃勃、最有影响的，显然是最值得珍爱的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