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000 年前的农业时代末期，创新的三大动力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正好借此机会宽泛地考察一下现代之前人们生活、工作、贸易和交换信息的方式。
驱动力一：交换网络
1000 年前，大多数交换网络依然是脆弱的和地区性的。世界史学家戴维·诺思拉普（David Northrup）早就指出，从某些目的而言，世界历史可以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公元 1000 年之前和之后的时期。公元 1000 年之前，人类社会往往变得更加孤立和多样化；公元 1000 年之后，它们开始再次连接起来，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戴维·诺思拉普首先承认这是一种非常简化的方案，不过，它不无道理。在公元 1000 年，世界的联系确实比今天少很多。最重要的是，主要世界区仍然是相互隔绝的。个别航海家或许在公元 1000 年之前横越了大西洋，或者印度尼西亚船员有时候在澳大利亚海岸着陆，或者波利尼西亚航海者出现在美洲海滨。但是，这些联系罕见而短暂，所起的作用有限。在丝绸之路这类主要的贸易网络之外，大多数人生活在与其他地区联系很少的小型共同体中。地球表面大部分土地上居住着采集民族、游牧民族或小规模的农民群体，这些共同体解释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大多数文化多样性。比如，在人口稀少的居住区，语言往往更加多样化。今天，其他地区许多传统的语言已经消失，不过，据估计，巴布亚新几内亚曾经遥远的农业村落包含了世界上生活语言的 25% 左右。
然而，事情将发生变化。约翰·曼（John Man）认为，理论上，在公元 1000 年，一条信息有可能在历史上第一次传遍整个世界。在他的思想实验中，他构想了从非洲-欧亚大陆的伊斯兰心脏地区巴格达发出的一条信息。以巴格达为起点，这条信息可能沿着尼罗河向南，或者跟随骆驼商队穿越撒哈拉沙漠，然后很可能在不同共同体之间传播，从班图族农民和游牧民的村落传到南非科伊桑人（Khoisan peoples）当中。这条信息也可能向北穿过拜占庭抵达俄罗斯，新近在俄罗斯确立统治地位的维京人有可能将它传到斯堪的纳维亚，那里的其他维京人可能将它带到维京人殖民地冰岛和格陵兰岛，然后又传播到刚刚在纽芬兰开拓的文兰（Vinland）殖民地。一旦抵达美洲之后，当地人很可能将它向南传到中美洲，然后通过中美洲热带雨林进入安第斯地区，甚至可能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或者他们可能携带着信息北上加拿大，然后因纽特人向西把它传播到阿拉斯加和白令海峡，那里有一条简单而熟悉的连接西伯利亚东部的通道。从西伯利亚东部，它可能向南传播到日本、朝鲜和中国，或者向西穿过欧亚内陆大草原。中国商人也有可能将它传播到东南亚，在澳大利亚北海岸寻找海参的东南亚商人会把它传给澳大利亚土著社会，然后它就在整个澳大利亚传开了。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航海民族很有可能将它传播到美拉尼西亚群岛，然后有可能从那里传到波利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移民可能（只是可能！）携带着它进入新开拓的岛屿，比如夏威夷或新西兰。同时，这条信息有可能从中国和印度经由欧亚内陆大草原或者阿富汗和伊朗返回巴格达。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不过，曼的意思是说，人们或许可以想象在公元 1000 年，这种情况有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那时，编织新的、更庞大的交换网络（它们最终会覆盖整个世界）的千年历程隐隐约约开始了。我们现在称这个进程为全球化。
驱动力二：通讯和运输技术
某种程度上，大多数农耕文明之所以缺乏联系，原因在于通讯和运输的传统技术效率太低。
在美洲中部和非洲-欧亚大陆，文字通常只出现于农耕文明的心脏地带和城市，即使在这些地区，它也只是一种精英的技艺，基本上局限于书吏、官员、学者或僧侣和祭司。在纸张传播之前，人们只得在纸莎草（埃及）或羊皮纸或牛皮纸上面书写，这些材料都不便宜，因此，手稿非常珍贵，被收藏起来，而且常常被缓慢而费劲地抄写许多遍。这类书写材料经常重复利用好几次，一条信息被擦除之后，再在上面书写其他内容，由此造成了难以解读的文献，即人们所说的重写本。最早的印刷或机械复制可能于公元 8 世纪或 9 世纪在朝鲜发展起来，使用的是经过认真雕刻的木块，尽管中国人早就知道以石块复制大量文献。最早的活字印刷可以回溯到 11 世纪的朝鲜。① 每个字都刻在一个木块上，而木块则用蜡固定在印版上。
书本，不管是手写的还是印刷的，都是信息的宝库。公元 900 年的巴格达大约有 100 名书商。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可能是世界上主要的知识交换中心，它位于欧亚大陆广泛的交换网络的中心，书本（从《古兰经》开始）在那里受到特别的尊重。11 世纪初，开罗的图书馆据说就有藏书 150 万册。许多图书使用了纸张。纸张是一种新的媒介，由中国人在公元一千纪早期发明。公元 751 年怛罗斯战役（即塔拉斯河战役）——阿拉伯军队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交锋——之后，被俘虏的中国造纸工人向西传播了造纸术。
然而，开罗图书馆是一个例外。中世纪欧洲最大的修道院图书馆之一，即德意志地区的赖歇瑙（Reichenau）图书馆只有藏书 450 册，而且都是羊皮纸图书。在远离农业中心地带的地方，鼓声或山顶烽火也能够在大范围内快速传递简单信息（危险！战争！火灾！）。但仅此而已！那已经是最好的通讯体系。
就旅行和运输来说，大多数人选择陆地行走。如果他们比较富有（或者是牧民）并且生活在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他们有可能骑马或乘马车或坐轿子。如果他们生活在干旱的沙漠地区，他们可能跟随着骆驼商队旅行，比如 13 世纪和 14 世纪由 25000 头骆驼构成的、携带黄金和白银从廷巴克图（Timbuktu）出发穿越撒哈拉沙漠北上的那些商队。商队循着足迹而行，因为道路很少，而最好的道路是大帝国为其士兵修建的。罗马人在几个世纪里修建了总长度达 8 万千米的道路，其中一些建造得很好，今天还可以见到。最好的是那些中凸形道路，它们有利于排水，而且逐层建造，厚达几英尺，使用的材料有沙子、扁平的石块、沙砾混凝土以及鹅卵石，这种道路坚固耐用。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快的旅行也就是快步行走，因此，走完 2560 千米的波斯御道（第 7 章有论述）——从现在伊朗的苏萨到现在土耳其的以弗所——通常需要三个月。古代相当于因特网的事物以及信息传递可能最快的方式，就是驿站制度。在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国，若有必要，分程传递——每隔几英里就更换马匹——可以在一周之内走完波斯御道（速度是徒步行走的 12 倍）。但是，除了商人、士兵、朝圣者或被抓获的奴隶外，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一生的旅行并没有超出地方市镇范围。
经由河流或运河、近海或广阔海洋的水路运输，乃是输送货物和人口最廉价、通常也最快捷的方式。一个搬运工（美洲地区主要的运输方式）可以远距离搬运的货物重量为 22.5 公斤，一架建造精良的中世纪马拉货车，如果由得到精心照料、钉有上好马掌以及套有马轭的马匹拉拽，它的运货量大约为 950 公斤。在公元 1000 年，一艘利用季风穿越印度洋的阿拉伯独桅帆船的货运量，是一架马拉货车运载量的 100 多倍，在公元 1500 年是 400 倍。中国平底帆船的运载量更大，14 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在印度见到过这种船只；它们装载的货物量可达 100 万公斤，或者一驾马拉货车货运量的 1000 倍。
水上短距离旅行最快捷的方式，就是乘坐划桨的船只。雅典三层浆战船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 21 千米/小时，建造和维护这种战舰花费不菲，因此，它们通常只用于战争（参见表 10.1）。
运输形式
最大运载量
搬运工，安第斯地区
22.5 公斤
美洲驼，安第斯地区
32 公斤
一人驱赶的 30 头美洲驼商队
950 公斤
负重量是其体重 30% 的驮马
140 公斤
阿拉伯北部地区背部安装鞍（大约公元前 500 年发明）的骆驼
320 公斤
罗马马拉货车
320 公斤
中世纪马拉货车（马轭发明之后）
950 公斤
印度独桅帆船，公元 1000 年
10 万公斤
印度独桅帆船，公元 1500 年
40 万公斤
中国平底帆船，公元 1500 年
100 万公斤
沿运河航行的商船使用风力或由一群人（比如俄罗斯著名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或动物牵引。2000 年前，一艘罗马货船在顺风情况下只需一周时间就从西西里航行到埃及；返程是逆风，可能需要一个月或两个月时间。在中国，河流运输可靠而价格低廉，隋朝时期（公元 581—618 年）开凿了一条连接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经由这条运河就可以把稻米和其他物资运送到首都北京。然而，12 世纪之前，在第一道水闸被发明之前，船只在河流水位变化的地区还得借助岸上的人力或畜力。
总之，在公元 1000 年，货物、人口以及信息移动的距离和速度与此前 1000 年没有多大差别。
驱动力三：创新的动机
我们已经看到，依照现代标准衡量，农耕文明时代的创新速度非常缓慢。
农耕时代创新的限制因素
在农耕时代，创新的动机很少。政府和贵族阶级垄断着他们社会的许多资源，因此，他们往往更喜欢传统的行事方式，而不是新奇的方法，后者不太可能奏效，甚至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一般而言，商人和工匠都很保守，在一个没有专利法的世界，努力从事发明创造的人通常发现，他们自己的创新马上被他人模仿，或者受到强大的手工行会（欧洲就是这么称呼的）的压制。在这种环境下，投资新技术没什么价值。
有时候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发明，但是它们往往受到忽视或没有得到进一步开发。比如，在第 9 章，我们看到，轮子在美洲出现了，不过仅仅用在玩具上，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当地没有可以用来拉车的大型家养动物。到公元 1000 年，中国人已经知道用硝石（硝酸钾）、硫磺和木炭制作火药，但是研发有效的火药武器还需要等待许多世纪，大多数这类发明出现在欧亚大陆西端连年战乱的环境中。
农业时代技术变化的缓慢节奏本身就阻碍了创新，因为这意味着，投资者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获得任何回报。对企业家来说，与其辛辛苦苦寻找更有效的贸易途径，不如利用武力或法律手段来维护对丝绸或宝石之类商品的垄断权。对政府来说，以夺取邻邦财富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似乎合情合理。在一个没有研究机构和竞争公司的社会，战争的风险（尽管存在风险）通常要小于向不确定的技术进行投资，因为这种投资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好几个世纪才能产生利润。
农民的耕作也妨碍了创新。大多数食物、燃料和纺织品来自小农户，他们使用的技术很传统，也没有什么途径获得资金或新技术。多数农民住在乡村，远离城市的知识中心。他们与市场和新技术的联系很少，因为他们的食物、燃料和纺织品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最后，农民受到政府或土地主的横征暴敛，他们没有改善耕作方法的动机。如果明明知道地主会没收一切剩余食物，那么为何要生产更多呢？根据粗略估算，农民通常要将他们生产食物的一半交给统治者和地主。农民占农耕文明人口绝大多数，也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生产力很低，因此，生产力的整体水平必然低下。农户低下的生产力也限制了城镇和城市的规模，因为一般而言，在农业时代大部分时间里，大约 9 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城市人。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通常只占人口总数的 10%。公元 1400 年，世界上只有 10% 的人居住在 5000 人以上的定居区。
能源的有限供应也阻碍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类社会使用的能源，几乎全部来自晚近时期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储存起来的阳光。树木为火炉提供木材或木炭，农作物为马、牛、骆驼以及驯化它们的人类提供食物，它们的生长都离不开阳光。阳光也能推动风流，从而为帆船或第一架风磨（大约公元 1000 年在波斯被采用）提供动力。不过，调集使用太阳能的主要方式，在于开发利用畜力（用它们拉犁、拉车和运载货物）和人力，人一旦沦为奴隶，就完全被当作智能能源的仓库。这也解释了奴隶制在前现代世界的广大地区为何如此重要；奴隶就像多功能电池。不过，这也意味着，要想产生大量能量，你就得把许多人和动物汇聚起来，这么做往往代价昂贵、困难重重。
在一个能源来自晚近的光合作用的世界，调集资源是政治和行政成就，而不是技术创新问题。最成功的国家，是那些能够调集、运输和供养最庞大的军队，并建造令人深刻的纪念性建筑的国家。这是如下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即在整个农业时代，发展通常并不意味着生产更多产品或提高生产力，而是意味着夺取邻邦的财富。在一个可用资源似乎大致固定不变的世界，发展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
商业、市场和创新
然而，即使在农耕文明中，至少也存在这么一个社会生活区域，创新在其中是成功的关键。这个区域就是存在竞争性市场的地方。
我们已经看到，农业世界的经济受到征集贡赋和垄断的支配。不过，即便帝国里最有权势的人也无法控制本国境外生产的产品。当中国的汉武帝（公元前 156—前 87 年）想获得产自中亚拔汗那国（Ferghana）的良驹时，他最初派遣一支军队前往。但是这种做法耗资巨大，最后，他意识到必须以丝绸换取宝马。因此，他雇用那些懂得在竞争性市场进行和平贸易的商人替他办事。即使在国内市场，有时候也存在竞争的空间，而有竞争的地方，效率就显得很重要，因为通常而言，工作最出色、价格最低廉的商人和工匠，最有可能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找到买家。
有时候，通常在庞大帝国的边境地区和它们的势力范围之外，会出现一些独立的城市或国家，比如腓尼基人的伟大城邦，它们的精英很擅长处理跨国贸易。这些城市通常是跨地区的商人（他们通过种族或家庭纽带联系在一起）网络的家园。在公元一千纪，亚美尼亚和犹太商人创造了在欧洲、地中海地区从事贸易，并深入中亚和印度的巨大网络。正如我们在第 8 章所讨论的，13 世纪晚期，中国泉州的穆斯林商人向来自伟大的陶瓷制造中心——景德镇的陶工提供波斯釉料，这样，他们就可以制作畅销穆斯林世界的青花瓷。正是在蛮力让位于商业手段的贸易网络时，创新最有可能发生。
使现金的远距离使用和流转变得更方便的创新，是对商业尤为重要的刺激因素。在硬币出现之前，大多数贸易是物物交换，这意味着，双方必须生产彼此需要的物品，否则就没有交易。由统治者官方发行的最早硬币，出现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的安纳托利亚。到公元 1000 年，硬币已经通行整个欧亚大陆。硬币让贸易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它们相当于价值的一般符号。在存在充分信任的地方，有时候只要得到偿还承诺、纸币或欠据（IOUs）——上面通常写明了买家的还款期限和逾期付款应支付给卖家的补偿金，商人就会出售他们的货物。这种欠据通常可以买卖，货币因此可以实现远距离汇兑。公元 1024 年，为了应对铜币和银币短缺问题，中国宋朝开始发行它自己的纸币，这实际上就是政府支持的欠据或还款承诺。这种纸币可以广泛使用，只要消费者相信政府会信守纸币所代表的还款承诺。当然，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不过，在这种方法行之有效的地区，它们就会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范围以及政府征税的权力。
因此，尽管市场在整个农业时代都存在，但是它们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统治者往往轻视它们，这也解释了为何农耕文明时代的市场对创新产生的影响很小。
缓慢的创新和马尔萨斯循环
总之，我们可以说，在公元 1000 年，正如在整个农业时代那样，采用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动机远远不如今天。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前面找出的三大创新驱动力没有今天这么重要。不过，它们从来就没有完全阙如，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在整个农业时代察觉到了创新的缓慢发展。
如前所述，农业时代创新的缓慢节奏解释了马尔萨斯循环的普遍性：人口和生产似乎经历长期的增长，然后就是突然的崩溃。一般而言，马尔萨斯循环开始于创新，比如中国南部更高产的稻米作物的引入，或欧洲马轭的改善（马因此可以拉犁、深耕土地以及翻转更坚硬的土壤）。随着提高生产力的创新的传播，人口开始增长，并且拉动需求和促进经济活动，扩大可耕土地的面积，以及增加人力和畜力的供应。这种发展时期一般会刺激以交换网络为媒介的商业活动，推动城镇、建筑甚至艺术和文学活动的发展。
然而，繁荣总是以崩溃结束。人口增长的速度会超出可用资源的增长速度；土地会被过度利用，从而导致饥荒；城镇的污染会加重，最终导致健康水平开始下降。当资源逐渐减少时，国家又会故伎重演，以武力夺取邻邦的资源。战争引起的暴行和破坏会减少许多地区的人口，传播疾病和死亡。从农业时代创新的缓慢节奏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时代主导人类历史的马尔萨斯循环的根源。
在本章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会考察前面讨论过的创新的三大驱动力，探索在两大马尔萨斯周期中，它们如何开始变得重要——首先在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随后遍及整个世界。第一次马尔萨斯循环（我们可以称之为后古典时期的循环）开始于公元 1000 年之前，伟大的古典帝国崩溃之后的非洲-欧亚大陆，并一直持续到 14 世纪中期的崩溃。这场崩溃与一场毁灭性流行病即黑死病有关。第二次循环，也就是早期现代的循环，开始于 14 世纪，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 17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