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350 年之前的好几个世纪，许多不同地区出现了重要发展，这种发展在最大世界区即非洲-欧亚大陆显得尤为突出。创新并不是扩张的唯一原因。公元 800 年到大约 1200 年间，全球气候整体上更加温暖，在许多地区，温暖的气候意味着更多降雨，以及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的提高。这种情况在主要文明的边缘地区更明显。不过，新技术也促进了发展。比如，新的农作物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区的伊斯兰世界出现了。高粱、棉花（起源于非洲）、柑橘（起源于东南亚）广泛传播，增加了产量（高粱取代了粟，因为它更加耐旱和高产），扩大了纺织品的生产。
在后古典时期马尔萨斯循环的长期繁荣期间，人口增长也刺激了城市化和新土地的开垦，在东欧和中国西部和南部等边疆地区尤其如此。斯堪的纳维亚的农耕范围扩大，人口的增加推动了维京人大规模的移民。随着农村地区逐渐繁荣起来，欧洲、地中海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城市也倍增，当时是柬埔寨的吴哥窟、欧洲的哥特式教堂以及西非的马里帝国的时代 。
就中国来说，南方的发展尤为显著。公元 750 年，60% 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北方地区；到公元 1000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40%，中国的中心已经南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随着班图族移民在公元一千纪向南传播冶铁技术和香蕉种植技术，那里的人口从大约 1100 万增长到 2200 万。在地中海以北的欧洲和东南亚，人口增长促进了城市化和新兴地方性国家（比如英格兰和法国）的出现。最后，在公元 1200 年之后几十年里，以中国北部大草原为大本营的蒙古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庞大的陆地帝国，并且最终征服了伊朗和中国。
在美洲，公元 800 年之后气候的变暖，很可能刺激了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人口再次增长。我们在第 9 章已经讨论过，中美洲地区出现了新的国家体制，首先在 10 世纪的托尔特克人当中出现。新的国家体制也出现在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附近）和更北部的安第斯地区以及秘鲁海岸（10 世纪建立的奇穆国家）。
在这次长期的、显然也是全球范围的繁荣期，前面描述过的创新和集体知识的三大驱动力似乎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不断扩张的交换网络
交换网络的扩张是人口增长的结果，因为人口增长促进了向原来定居区边缘或更远地区的拓殖。
在公元 1000 年之前的许多世纪，波利尼西亚的拓殖活动以占有夏威夷和复活节岛（大约在公元 500 年）以及新西兰及其附近岛屿（大约公元 1000 年）而宣告结束。尽管包括复活节岛在内的一些最遥远岛屿与波利尼西亚交换网络之间没有联系，不过，西太平洋地区受拉皮塔文化支配的岛屿之间依然存在交流。因为根据考古学家的考察，黑曜石顺着贸易路线传播到了 4500 千米之外。甘薯从南美洲向波利尼西亚西部的传播表明，南美与东太平洋地区必定也存在某种联系。此外，夏威夷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重新建立了与塔希提岛的联系。
在美洲，托尔特克人的城市图拉在中美洲广大地区进行贸易，其中也包括与南距它 1500 千米的玛雅城市奇琴伊察的贸易。中美洲的玉米和影响（包括著名的球赛）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传播，这说明墨西哥和更北部的土地（现在的美国）至少存在断断续续的交换活动。在安第斯山区，不同海拔所创造的资源多样性促进了从海岸地区（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到高原地区（种植玉米、可可、马铃薯以及畜养美洲驼和羊驼）的交换。美洲交换网络最令人意外的是两大人口稠密地区——安第斯山区和中美洲——之间缺少重要的交流。
在北大西洋地区，两大古老的移民潮大约在公元 1000 年汇合到一起，一度把地球上两大世界区——美洲和非洲-欧亚大陆联结在一起。更温暖的气候有助于解释一支捕鲸和捕海豹的民族（今天所称的因纽特人）向格陵兰岛的移民。他们的旅行工具是小皮划或木架皮艇，后者最多能够容纳 10 人和他们的备用品。温暖的气候和有利的洋流或许解释了 9 世纪 60 年代维京人向冰岛的成功移民（爱尔兰僧侣到达冰岛的时间比他们早），以及 10 世纪向格陵兰岛和纽芬兰的移民。他们的大西洋探险产生的影响有限，因为这些活动被证明是无利可图的。纽芬兰殖民地无法防御当地居民的攻击；到 14 世纪，更冷的气候使得格陵兰岛基本上不适合农耕。
维京人在其他地方更为成功。他们袭击了爱尔兰、不列颠、法国和地中海地区，一开始是为了掠夺财富，后来是为了寻找新的殖民地，他们在从诺曼底到爱尔兰再到西西里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维京人王国。维京商人向东探索了罗斯（今天的俄罗斯）的河流水系，以蜂蜜、琥珀、毛皮和其他北方产品换取中亚和拜占庭的白银和手工品。我们知道这些，因为我们发现从中亚传到斯堪的纳维亚的银币被大量囤积起来。维京人的活动是更庞大的扩张和殖民浪潮的组成部分，这次浪潮塑造了这一时代整个欧洲的历史。东欧农民向他们东部人烟稀少的地方殖民，尼德兰的居民则围海造田。
在非洲，跨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十分兴旺。到公元 800 年，穆斯林商人赶着骆驼商队定期穿越撒哈拉沙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他们到达了新兴国家，比如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之间的加纳王国，公元 8 世纪的穆斯林作家一开始把它描述为“黄金的国度”。许多货物沿着这些路线交易，包括西非的象牙和奴隶，以此换取马匹、棉花、金属制品和盐等商品。加纳的黄金真正促进了跨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这些黄金向北抵达摩洛哥，向东穿过撒哈拉南部大草原到达开罗。当时的西非是整个非洲-欧亚大陆西半部黄金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或许到公元 1000 年，加纳统治者已经皈依伊斯兰教。13 世纪早期，他们被一个新帝国即马里帝国所取代，该帝国由武士国王孙迪亚塔（Sundiata，1230—1255）创建。公元 1324 年到 1325 年间，马里帝国皇帝穆萨（Musa，1312—1337 在位）进行了著名的开罗朝圣之旅，他带去大量黄金，以至于阿拉伯史学家欧麦里（al-Umari）提到了当地金价的急剧下跌。
公元一千纪，随着航海家学会利用印度洋地区的季风，当地商业也得以扩大（参见地图 10.1）。阿拉伯商人活跃在非洲东海岸，他们在那里建立贸易据点和商业殖民地。他们甚至在无意中开始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即斯瓦西里语（Swahili），它混合了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班图语的要素。在 8 世纪，爪哇船只开始袭扰柬埔寨和越南沿海地区。爪哇著名的婆罗浮屠寺（Borobudur）——利用从当地贸易体系中所获利润于公元 8 世纪和 9 世纪建造——中的一些绘画，对其中一些航海活动做了描述。大约在同一时期，属于现在印尼的一些岛屿上的移民径直穿过印度洋前往马达加斯加岛拓殖，他们的航海使用了最初在东南亚发明、后来被大量波利尼西亚移民采用的舷外支架工艺。
地图 10.1 印度洋贸易网络，公元 600 年到 1600 年。
印度洋海上通道和陆上丝绸之路相联结，使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成为到当时为止世界上联系最密切的地区
到 9 世纪，穆斯林商人定期从波斯湾出发前往中国和朝鲜，他们在广东建立了一个大型穆斯林商业社区。印度洋贸易体系的主导者，是散布在从东非到中东再到印度和东南亚海滨的小型商业城市国家，而不是大型帝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意味着这个地区确实存在商业竞争，它很少受到那些垄断货物或贸易路线的强力统治者活动的扭曲。
这些网络也有利于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广泛传播。这样一来，它们逐渐创造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商人可以从中找到相似的金融和商业活动（包括广泛的信用网）、相似的法律规则和各种相似的礼拜形式。麦加朝圣刺激了穆斯林世界的旅行和文化交换，阿拉伯语也开始成为印度洋地区商人们的通用语言。当时的文学作品——包括《一千零一夜》在内——生动地描述了这个丰富的、多样化的以及活力十足的文化世界。大约自公元 1000 年以来，宋朝的北方竞争者女真和西夏逐渐切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宋朝政府开始投资于印度洋贸易，因此，中国商人也开始从东端参与到印度洋贸易之中。瓷器出口扩大，因为与陆路相比，这种易碎的产品更适合海路运输。
到公元 1000 年，印度洋网络逐渐把中国、印度、波斯、非洲和地中海地区的经济联结成为世界上最丰富和最活跃的贸易体系。
沿丝绸之路的旅行和贸易也在增加（参见地图 10.2）。这是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地方统治者不断增长的兴趣：提供保护以及经常（有时候在宗教慈善机构的支持下）修建商队旅馆（路边旅馆）——旅者可以在此休息和补充给养。在陆地丝绸之路沿线，波斯语最终成为商业和贸易的主要语言。在 13 世纪，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参与贸易之中，他们保护从中国到地中海地区的商路。这样，商人和旅行家能够往返于从地中海地区到中国的整条线路，这种现象差不多是第一次出现。
地图 10.2 丝绸之路。
通过丝绸之路和印度洋进行的贸易，使得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成为当时为止所有世界区中，联系最紧密的一个
在跨欧亚大陆的旅行家之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公元 1271 年，他跟随叔叔前往中国，在中国生活了 17 年，最后经由海道穿过印度洋回到意大利（参见地图 10.3）。到 14 世纪早期，意大利出版商为那些计划去中国的商人印刷了许多手册，它们类似于印度洋地区很常见的航海指南。我们知道，至少有一次方向相反的旅行可以与马可·波罗的旅行媲美，那就是 13 世纪后期来自中国北方的突厥族景教教士拉班·扫马（Rabban Sauma）的旅行。作为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伊儿汗的大使，拉班·扫马最终访问了罗马和巴黎。
地图 10.3 跨非洲-欧亚大陆的旅行。
蒙古帝国使得如下现象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可能，即像马可·波罗（13 世纪）和伊本·巴图塔（14 世纪）这样的个人能够穿越非洲-欧亚大陆，它也有助于把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不同部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早就指出，在蒙古帝国处于全盛时期的 13 世纪中期，非洲-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由这些巨大的、相互交叠的交换网络连接在一起（参见地图 10.4）。到 13 世纪，整个欧亚大陆以及东南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已经结合在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交换网络之中。这是地球上人类社会最庞大的联系网络，也是此前未曾出现过的巨大网络。
地图 10.4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绘制的 13 世纪世界体系图。
每个圈都代表一个由充满活力的、相互联系的贸易网络构成的地区。留意一下，非洲-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网络彼此之间如何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通讯和运输的改善
一定程度上，通讯和运输技术的改善推动了贸易网络的扩大。在中国发明、后来传遍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纸张和造纸术，降低了信息储存和传播的成本。木板印刷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广泛传播关于灌溉和农业改良的知识。
运输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创新。在中国，12 世纪首次建造了水闸，由此改善了把南北经济联系起来的广泛的运河体系的运输。指南针让远离陆地或阴云密布状况下的航海活动更加容易。中国在 11 世纪就开始使用指南针，到 13 世纪，指南针在整个印度洋体系甚至地中海得到使用，因而那里的人们可以自信地远离海岸航行。在北方，维京人的大船可以在海上和河流中快速行进，必要时，可以由人力把船只从一条河流运送到另一条河流。中国的造船技术也取得了进步，可以建造带有尾舵和防水舱壁的大型平底帆船。
有几种创新也提高了农耕地区马的重要性。燕麦（欧洲）和苜蓿之类的饲料使马的饲养更加廉价。中国发明的改善版马轭（套在肩膀上而不是咽喉上），于公元一千纪末期开始传到欧洲，这种马轭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马的牵引力。它们增加了马在犁耕和（在改良版四轮马车发明之后，这种马车带有车闸以及能够转动的前轴）运输方面的价值。11 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都开始使用钉马掌，由此增强了马的耐力，扩大了马匹被使用的范围。更好的喂养以及改善的育种提高了马拉货物的重量，降低了陆路运输成本，从而促进了远距离贸易。在罗马时代，重物每运输 160 千米就会增加 100% 的成本；到 13 世纪，成本只增加 30%。
不断增长的市场和商业
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市场活动也增加了。在伊斯兰世界，商业的地位一直高于它在其他农耕文明中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名商人，政府通常很热心地支持商业，并且从中获得经济好处。到 10 世纪，开罗和亚历山大成为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主要商品贸易中心。在中国，金兵于 1125 年大举南侵，宋朝统治者被迫迁往商业气息更浓厚的江南地区，并且开始对商业产生更多兴趣，而此前大多数王朝都固守儒家思想轻视商人的传统（参见地图 10.5）。为了支付与北方对手即满洲女真的战争费用，宋朝统治者开始从商业中寻找税收，他们向外国商人开放新港口，扩大货币供应，以此促进外贸。市场活动逐渐深入经济之中，进而刺激了农民的专业化，也促进了对农业改良和灌溉技术的投资。
地图 10.5 宋朝中国，公元 960 年到 1279 年。
在两个多世纪，中国分裂为几个相互竞争的帝国。激烈的竞争激发了重要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创新
在中国宋朝，政府支持商业活动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各个层面也商业化，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催生了 11 世纪、12 世纪和 13 世纪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创新。在 11 世纪，铁的产量超过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官营工厂大规模生产大批盔甲。铜的产量显著增长，宋朝和女真都开始将火药用于战争。纸币大量发行，人们甚至试图让丝绸生产商业化，这些预示着工业革命时期（即 700 年之后）才真正飞速发展的创新。
在非洲-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商人的相对独立性的刺激下，商业化也变得更具有自发性。在欧亚大陆所有人口比较稠密的定居区，城市数量和规模都在增长。公元 1400 年，世界上最大城市可能是南京，然后依次是印度南部的维查耶纳伽尔（Vijayanagar）、开罗和巴黎。在宋元时代，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 1400 年，中国据有世界 25 大城市中的 9 个。在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这类城市-国家力量的日益强大，它们的商业影响和军事力量使得它们几乎能够与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大型帝国进行平等的贸易。也有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在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民在市场出售货物或购买奢侈品。农民被迫参与市场之中，因为税收日益繁重，另外，随着人口增长，土地也更加短缺，许多家庭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他们要么出售手工品，要么将家庭成员送到城镇去找工作挣钱。
14 世纪的危机
可悲的是，正如此前一再发生的那样，长期繁荣最终以崩溃收场。气候在 14 世纪开始变冷，饥荒更加频繁。1315 年到 1317 年间的欧洲大饥荒可能使得欧洲人口减少 15%。然而，最具破坏性的是黑死病，这次瘟疫爆发于 14 世纪 30 年代，然后沿着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从东向西传播。黑死病消灭了许多地区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关于黑死病的性质，今天依然存在争论；人们不再肯定它就是现代淋巴腺鼠疫。不过，不管它源自何处，很明显的是，有两大原因解释了它在欧亚大陆的快速传播。首先，扩大的交换网络不但促进货物的流通，也促进了疾病的传播，它们穿越了整个大陆和文明。其次，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对这种瘟疫缺乏免疫力。这是早期交换网络之局限性的一种体现。换言之，黑死病造成的破坏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一点，即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广泛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