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工业革命带来的其他影响是什么，世界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从 1700 年 6.1 亿增加到 1900 年 16 亿，在短短 200 年时间里增长了两倍。人口的这种惊人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饮食营养价值（全球动植物交换让饮食变得更丰富）的增加，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免疫力的分享，这样一来，淋巴腺鼠疫这类疾病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再具有那么大的破坏性。
史学家很难对工业革命做出清晰的分析，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根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可能迈向全球范围的工业化，也可能走到不可持续发展时代的边缘。不清楚结果就很难评估影响。在后面两部分内容中，我们将先后考察 20 世纪之前工业革命在工业国家（英国、北欧大部分地区、美国、俄国和日本）及它们的殖民地（即非工业国家）产生的社会、性别和环境影响。
工业革命对工业化国家产生的影响
前文对工业革命的描述，强调了它的政治和经济层面：要赚取的金钱、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日益增强的力量、与世界新地区的联系和贸易。这部分内容将关注工业国家的社会和性别问题以及环境影响。
社会问题
不管在哪里发生，工业革命都会引起社会生活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的标志为：工厂代替农场和田野、时钟代替季节、小家庭代替大家庭、变化代替稳定性。与以往不同，许多人在其一生之中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社会和技术变革。
工业化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的比例。仅仅从 1821 年到 1831 年十年时间，英格兰的工厂中心，比如利兹、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人口就增加了 40%。到 1899 年，伦敦成为世界最大城市，人口从 1801 年 100 万增长到 600 多万。1850 年，整个英格兰有 50%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德国城市人口达到相同水平是在 1900 年，美国是在 1920 年，日本是在 1930 年。
工业化对工业化国家的民众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一样。在英国，相对于商业企业家、制造商和银行家来说，土地贵族阶级衰落了，不过，到 19 世纪中期，几千个家族仍然控制一半可耕土地，这些土地通常被租赁给佃农。中产阶级从工业化中获得的好处最多，《1832 年改革法案》颁布之后，许多中产阶级男性获得了选举权。工人阶级因工业化而遭受最多的苦难，但所得却是最少的，1830 年之前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那时，他们生活的城市环境烟雾弥漫、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差、用水匮乏、单调乏味，并且受到严密监视，工作稍有懈怠就会被克扣工资。没有养老金，一旦涌入城市之后，也不再有一小块可耕种的土地（参见图 11.5）。
图 11.5 怀特查珀尔的温特沃斯街，伦敦。
法国插图画家古斯塔夫·多尔绘制的这幅素描，展现了工业化早期以及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伦敦的城市贫困和过度拥挤特征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的畅销小说十分形象地刻画了英国的上述状况，通过作品创造的一系列人物，狄更斯描述了工业化带来的令人心碎的代价，这类作品包括：《雾都孤儿》（1837—1839）、《圣诞颂歌》（1843 年）、《大卫·科波菲尔》（1848—1850）和《艰难时世》（1854 年）。狄更斯的写作源于个人经历：在 12 岁时，父亲因债务问题入狱，狄更斯只得去工作，他一度作为童工为盒子贴标签。
因工业革命而遭受苦难的一些人实施抵制和反抗。雇主想尽各种办法来充分使用昂贵的机器；一些纺织厂每天开工 16 个小时，星期六也不例外。1810 年到 1820 年间，在从伯明翰开始的一系列骚乱中，英格兰手工工人打砸和破坏纺织机器。他们被称为卢德派，这个名字取自一位虚构的领袖，即内德·卢德，据说他的办公室位于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这位传奇的罗宾汉式人物就是在那里代表穷人打击富人。卢德派希望取缔机器的使用，但是他们最终失败了。
还有其他许多人反对工业化。英格兰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认为，工厂的黑烟是对“绿意盎然和快乐的”英格兰的侵蚀。苏格兰资本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以人道的环境经营着他的新拉纳克纺织厂，修建了社区建筑、一所幼儿学校和一家综合商店。欧文被视为社会主义和合作运动的奠基人。
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的最长期挑战，不是来自暴乱，而是来自卡尔·马克思（1818—1883）及其终生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的笔头。他们两人都来自德意志地区（普鲁士）。马克思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拉比（rabbi），父亲为了保持律师工作而皈依新教，恩格斯的父亲与其他人共同经营曼彻斯特一家纺织厂。恩格斯年轻的时候在那里工作，亲眼目睹了工厂的恐怖环境。1844 年，24 岁的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同一年，恩格斯在巴黎遇见了马克思，四年之后，也就是 1848 年 2 月 21 日，他们发表《共产党宣言》，在书中向欧洲资本家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⑤
在这本小册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陈述了他们的基本思想。他们认为，阶级矛盾推动了历史变化过程，社会永远不会把它的财富分给工人，阻碍因素在于财产私有、竞争和阶级对立。这意味着，贫富之间的差距会不断扩大，直到发生一场革命。因此，他们断言，资本主义注定会灭亡，共产主义会随之出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业技术所创造的财富将为所有人分享，穷人和富人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也会终结。
《共产党宣言》发表第二天，巴黎就爆发了游行示威和骚乱。两天之后，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退位。法国人制定了一部新宪法，法国再次成为一个共和国。
在 1848 年的几个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似乎正在变成现实。在工人群众的反抗下，意大利各邦国、哈布斯堡帝国以及瑞士的政府纷纷瓦解。起义威胁到了西班牙和丹麦的现有政权，震撼了爱尔兰、希腊和英国。起义的根本原因复杂多样。民族主义激励了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寻求政治统一，哈布斯堡帝国的各民族渴望自治。自由主义政治家要求颁布限制君主和废除封建权力的宪法（从而建立现代国家）、选举改革以及（在法国）工作权保证。经济状况加剧了社会苦难——马铃薯出现了枯萎病、1846 年西欧谷物歉收、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蓬勃发展的铁路建设到 1847 年也一蹶不振。食物价格和失业率上升。
“1848 年革命”被彻底击败了。君主政体得以恢复，因为中产阶级和财产所有者感受到了威胁，他们支持对起义的镇压，士兵仍然忠于俄国沙皇、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和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儿，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他在那一年当选为总统，不过，他很快宣布自己为拿破仑三世皇帝。君主与财产所有者和商业巨头达成妥协，革命者的一些目标大约 20 年后才实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法国的第三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后来的一些政党（比如社会民主党）提供了灵感，它们最终会激发 20 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
移民为欧洲的一些穷人提供了一个逃生出口。汽船和铁路诱发了一波巨大的殖民潮，欧洲移民主要前往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见地图 11.2）。这些移民减轻了本国政府的压力，巩固了世界各地的新欧洲。同时，这些移民对他们定居地的土著居民和动物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参见环境问题，第 380 页）。
与此同时，欧洲的政府制定了新的政治和社会法律，它们最终促使这些政府转变成民主政体，减少了马克思所认为的会引发革命的一些张力。工人的工会合法化，劳动法开始调节工作环境和工资，童工法防止对孩童的滥用，选举权逐渐扩大，或许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小学教育变成了义务教育。
美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确定最低工资、限制童工和女工的使用、控制工作时间、规范公共卫生以及规定小学义务教育。不过，这些法律是在各州而不是国家层面通过的，各州之间差异很大。1859 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义务教育法案。
在俄国和日本，绝对君主统治下的社会立法非常有限。1906 年之前，俄国没有议会，也没有代议制政府；1861 年之前，60% 的人口是农奴。1897 年之前，工厂中 13 小时工作制很常见。日本变成了工业国家，但是没有改变它那种传统的寡头式和绝对主义政治结构。在 1883 年到 1884 年间，攻击政府机构的反抗活动达到高潮，但是，镇压法令摧毁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劳工运动。直到一战之后，日本才实现选举权的扩大和工会的合法化。
性别问题
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性别不平等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存在多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它们的重要性随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
在农场和手工作坊，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妇女过去通常依附于男性，不过，在实践上，两性常常是相对平等的。随着一些妇女在工业化进程中上升为中产阶级，她们也就成了家庭主妇，与男子分离开来，主要任务就是把家打造成远离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的宁静港湾。她们成为道德和善行的核心，也是消费的管理者。然而，到 19 世纪后期，一些中产阶级妇女开始想方设法摆脱封闭而刻板的家务劳动，投身于教学、神职和医护工作。这样一来，她们就承受了双倍的工作负担，但是，与男性相比，她们在相同职位上的报酬更低、升迁机会更少。
在欧洲工人阶级当中，有许多女孩和年轻妇女在工厂工作或成为女佣。一旦结婚后，她们就离开了有薪工作，不过，她们常常通过提供食宿、洗衣或缝纫工作来补贴家用。
在日本，早期工业化的结果被证明是有害的，它们是日本从武士社会向中央集权的工业国家转变的组成部分。许多乡村农民家庭陷入贫困、被迫杀婴、卖掉女儿以及面临饥饿的威胁。许多城市纺织工人是来自农村的妇女，她们忍受着可怕的环境，通常在身患绝症时被解雇。
随着时间推移，工业化提高了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可支配资源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在欧洲，早期的苦难到 19 世纪中期已经有所减少。当孩童变成开支而不是资产时，生育率也开始下降，这对妇女有好处。当其他国家进行工业化时，它们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环境问题
作为工业世界的首都，伦敦典型地体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影响。在 19 世纪，大伦敦地区的人口增长了三倍。工人上班乘坐由三匹马拉的公共马车。每匹马每年排出的粪便为 2700~3600 公斤。1859 年开始修建的第一条地铁解决了这个问题。
伦敦的污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但是，大潮又让污水倒流回来，潮水退后，垃圾留在淤泥中，恶臭难闻。1858 年是伦敦的“奇臭年”，国会被迫休会一个星期。1832 年、1848 年和 1865 年，饮用水中的排泄物引起了霍乱。到 1891 年，伦敦改善了城市下水道和供水系统，从而避免了另一次席卷欧洲大陆的霍乱疾病。
伦敦的每个家庭都使用多个壁炉取暖，到 1880 年，大约有 350 万个壁炉在燃烧煤炭，此外还有工厂冒出来的黑烟。伦敦为烟雾笼罩；有一年的 12 月份，死亡率达到正常水平的 220%。雨水夹杂烟尘落在树木和灌木上，把它们变成了黑色。
工业革命在殖民地的影响
19 世纪发生于欧洲、美国、俄国和日本的工业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在 19 世纪，汽船、铁路和电报已经开始建构 20 世纪的全球体系。没有工业化的国家成为工业国家的原料生产者。
社会问题
工业国家需要廉价原料，因此，它们鼓励或者迫使它们的殖民地开采矿产、生产用来销售的经济作物，而不是提高它们传统的、各种各样的口粮作物的产量。所需矿产包括金、银、铜、锡和钻石；所需经济作物包括更多的咖啡、茶叶、糖、棉花、可可、花生、棕榈油、热带水果、橡胶以及大麻。种植这些作物导致土地的重新分配、地方性饥荒和森林砍伐以腾出土地耕作（参见环境问题，第 380 页）。欧洲人资助的大种植园发展起来，远道而来的穷困工人在那里种植甘蔗、橡胶、茶叶、烟草和大麻，这些人染上疾病的概率是殖民地发病率的两倍。
随着欧洲人直接或间接接管殖民地，暴力在征服期间和征服之后成为一个显著特征。不过，也存在合作，因为欧洲人不得不依靠当地精英作为中间人来贯彻执行政府的职能。印度王公、非洲酋长和穆斯林埃米尔设法保留他们的地位和特权，由此也强化了传统的阶级结构。
通过政府职员、传教士以及志愿者的工作，欧洲人也带来了他们的价值体系。政府和教会学校为当地人提供了机会，他们由此可以接受西方教育，以及在政府、传教机构和商业公司获得薪酬更好的工作。在 19 世纪，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传道工作有了显著增长。英格兰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一开始激发了西非的传教活动，然后扩展到整个英帝国。1815 年之后，罗马天主教恢复了在法国的传教活动，1850 年之后，天主教传教士力图保护亚马孙流域的土著民。到 1910 年，涌入非洲的传教士超过了 1 万名。
然而，在欧洲人试图激发殖民地教育时，他们也因为种族恐惧而限制它。在东非，欧洲人往往称呼非洲男子为“男孩”。他们甚至不允许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担任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高级职务。在具有永久性白人定居点的地区，比如南非，欧洲人确立了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他们建立了单独的“家园”、公共设施以及教育和居住区。在印度，英国人强化了传统的种姓制度，轻蔑地将那些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印度新兴精英阶层称为“非印度人”，并认为这是更平等的看法。
许多殖民地民众拒绝与殖民者合作，有时候也爆发公开的反抗。其中最著名的反抗是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8）和中国的两次起义，即前面提到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和义和团运动（1899—1901）。
印度大起义（英国人称之为印度兵变）的导火索是英国人使用了涂有牛油和猪油作为润滑剂的新子弹。印度教视牛为神物，穆斯林则不吃猪肉；这两派信徒认为，这种创新是在劝导他们皈依基督教。孟加拉的印度军队率先哗变，起义很快传播到其他地区和社会阶层。英国政府摧毁了起义，然后直接控制印度，从而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
非工业世界也出现了移民活动，它们在规模和时机上非常类似于跨大西洋移民活动。印度和中国南部的许多人移居东南亚、环印度洋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地区。许多人从东北亚和俄国前往满洲（中国东北——编者注）、西伯利亚（俄国——编者注）、中亚和日本。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远距离的和跨洋的移民活动逐渐增加，在铁路和汽船发展的刺激下，这种活动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显著增长。非欧洲人和欧洲人同样深深卷入到世界经济扩张和一体化进程中（参见地图 11.2）。
性别问题
欧洲人与他们殖民地民众的接触，让人们意识到了不同的性别标准和期待，由此导致更多的张力、对标准的修改和（或）对这种修改的抵制。依照欧洲人的即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观，妇女应当待在以丈夫为主的家庭里，完成各种家庭职责。这种价值使得欧洲男性在男性统治问题上与他们殖民地的男子合作，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复杂问题。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种复杂性。
在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传统都不允许离婚、不允许妻子在丈夫死后再婚，也不允许婚姻以外的女性拥有财产权。欧洲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理想，主张丈夫死后妻子可以再婚。这一条被写入 1853 年颁布的《再婚法》，对这一法案的抵制推动了 1857 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欧洲人希望妇女待在家里，不要参加她们以往的农业劳作。这种要求与以下事实相悖：许多男子离家前往矿山和种植园工作，留下妇女承担更多的农活。在南非，大约 40% 到 50% 的强壮劳动力离开了乡村，妇女成为大多数家庭的一家之主。
非洲妇女采取各种方式来应对这些趋势。她们与娘家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她们成立自助协会并且设法出售粮食和衣料。有时候，她们会利用学校教育来摆脱农村的家长制。非洲男子做出反应，他们呼吁制定法律来惩罚通奸、把妇女限制在村子里。非洲人非常重视性生活，欧洲人对此深感恐惧，他们强迫非洲人接受欧洲人的穿衣习惯，但基本上遭到拒绝，因为这在非洲的气候环境中一点也不实用。
环境问题
在 19 世纪，三种全球性损失变得越来越明显，即森林、动物和原住民（指那些没有生活在明确的国家结构中的土著居民）的损失。到 19 世纪中期，除了土著居民对当地问题的认识之外，一些欧洲科学家也认识到，这些都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的介入。
工业国家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导致大片森林的砍伐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单一栽培（连续多年在同一片土地上种植某一种作物）取代了它们，比如印度的咖啡和茶叶种植园；许多单一作物是引入物种。比如，在 19 世纪，为了种植咖啡树，巴西损失的森林面积超过 30000 平方千米。土壤的变化致使恢复原貌变得不可能。对出口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巴西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一直没有出现对这种状况的反对意见，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政府也没有出台相应政策。
在 18 世纪晚期，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和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的森林砍伐行为，就已经引起人们对环境破坏的早期批评。岛上的英国、法国植物学家观察到了森林砍伐带来的引人注目的影响，他们也开始进行早期实验以保护森林、鱼类以及控制水污染。英国东印度公司聘请的苏格兰科学家在 1852 年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涉及热带雨林破坏的后果，也提到整个地球正受到森林砍伐、饥荒、物种灭绝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在这些早期保护主义者对殖民统治状况做出的回应中，他们十分准确地预见到了今天的环境问题。
世界范围的动物损失与森林损失一样引人注目。1710 年到 1914 年间，俄国稀树大草原和美洲大草原上的毛皮哺乳动物几近绝种。南部海洋的鱼类和鲸鱼数量大幅减少。由于栖息地的破坏和人类狩猎行为，非洲、印度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动物和鸟类大量减少。在非洲，英国狩猎者射杀了数千羚羊、大象、长颈鹿和犀牛。英国人最初向非洲本地人提供枪支，诱使他们加入杀戮者行列；后来想方设法自我限制枪支的使用。在印度，英国人坐在大象上射杀老虎，1857 年之后才禁止这种猎杀行为。到 20 世纪初，印度的狮子和老虎数量所剩无几；印度豹在当时已经绝种。
人们采取了一些行动。19 世纪 70 年代，印度的英国人颁布一些条例来保护大象。1900 年，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部举办了第一届非洲野生生物国际讨论会，尽管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有效的协议，不过，它为 20 世纪更多的保护努力创造了一个先例。1874 年，美国外交官和语言学家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01—1882）出版了一本开创性著作，即《被人类行为改变的地球》，这本书在 10 年前以《人与自然》的名字出版（2003 年出版——编者注）。
除树林和动物之外，原住民在 19 世纪也遭受了巨大挫折，因为殖民人口的大肆扩张他们被关进了围栏。在美国，殖民者于 1830 年通过了《印第安人移民法》，决定把所有印第安人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 1838 年到 1839 年间长达 1300 千米的移民路线，即著名的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它从东部森林一直延伸到俄克拉荷马州。此后，白人殖民者侵占了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土地。苏族、科曼奇族、波尼族和阿帕奇族印第安人以火器和骑术进行抵抗，尽管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是，使用大炮和快速射击的加特林机枪的美国军队最后大获全胜。
移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欧洲人，最开始主要以天花和麻疹之类的疾病来毁灭原住民。澳大利亚原住民人口数量从 1800 年大约 65 万下降到 1900 年的 9 万；在新西兰，毛利人从 1800 年大约 20 万减少到 1900 年的 4.5 万。到 1900 年，英国人取代了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整个大陆驱赶他们。在新西兰，19 世纪中后期一直战乱不断；到 19 世纪末期，英国人把许多毛利人赶到与欧洲社会分离的贫穷乡村。
我们在下一章将继续讨论工业化，那时，发展和变化的速度在世界各地都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