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天，宾夕法尼亚州有10个孩子在外扎营过夜时生了病。他们的症状十分相似，带着危险的征兆：发烧、反胃、腹痛、喉咙痛、肌肉无力。营地主人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他们联系了国家基金会，基金会迅速派来了一位受资助的专家，密歇根大学教授小托马斯·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一直在研究美国的脊髓灰质炎疫情。过去这些年里，他去过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爱达荷和得克萨斯的里奥格兰德谷。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学家（有人认为他的水平冠绝世界），他四处调查时带着移动实验室，配有试管、注射器、捕蝇器和保存样品的干冰盒。他的工作是弄清脊髓灰质炎如何进入特定社区并四处传播。他自己坦承，这很大程度上是个科学猜谜游戏。1
宾夕法尼亚的谜语特别难猜。儿童聚集的夏令营里有很多可能的致病因素：密切接触、相对孤立、卫生情况恶劣、苍蝇和昆虫、被污染的食物和水、频繁游泳、身体疲劳。弗朗西斯尽了最大的努力。通过分析粪便样品和喉部拭样，他确定了营地里广泛存在脊髓灰质炎病毒。又有10个孩子被确诊，不过大部分人的症状比较轻微。人们对营地设施进行了详细检查，却没有发现明显的病源。营地“运营状况非常良好，”他写道，“卫生情况良好。游泳池的水经过了加氯消毒，食物经过精心烹调，厨房没有问题。”虽然弗朗西斯列出了两个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供水系统”和“牛奶供应”，但他找不到决定性的证据来解释疫情的爆发。为什么脊髓灰质炎会侵袭这座营地？为什么有几个孩子染上了小儿麻痹症，而和他们近距离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其他250个孩子却安然无恙？弗朗西斯无法解释。2
困惑的人不只他一个。1947年，自人类首次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以后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脊髓灰质炎仍是科学界的未解之谜，而且解决它的希望似乎日渐渺茫。“最近我待在美国，”“二战”结束后，杰出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麦克法兰·伯内特曾写道，“在这里我有极好的机会和那些致力于脊髓灰质炎研究的人碰头，讨论目前我们对此种疾病的了解。总体而言，我觉得很多研究者都有一种挫败感……如何预防小儿麻痹症，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被解决。”3
科研停滞不前，于是热情的大众纷纷给科学家出主意。阿尔伯特·萨宾收到了一大堆信，有人说脊髓灰质炎来自腐烂的水果，有人说都是因为马粪，还有人责怪“惊天动地的喷嚏”和吸烟的孕妇。忧心忡忡的父母警告彼得·奥利茨基说，最近的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是因为“成熟的玉米”“鸟粪”和“奶油多层蛋糕上的霉”。一位妇女写信告诉他自己昨天晚上收到的“脊髓灰质炎天启”：“我脑子里和白天一样乱，这时候一个声音告诉我：‘它来自甲虫。’我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纷乱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土拨鼠’。”还有人热心提供了自己的疗法。俄亥俄的养犬人诚挚地提出狗粪可以治病，柏林的医生说自己的法子一准有效：给脊髓灰质炎病人注射他们自己的尿液。这位医生表示，他靠这个法子成功治疗了黄疸、疱疹和腮腺炎。他还一本正经地列出了注射尿液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包括感染、关节疼痛、精神抑郁、喉咙痛和发烧。
阿尔伯特·萨宾兢兢业业地给他们回信。有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用尖锐的措辞指出，您的建议完全不科学，或者纯粹是个傻主意，或者二者皆有。不过对这种神秘疾病进行疯狂的猜测，其实萨宾自己也这么干过。他曾经相信脊髓灰质炎和饮食有关，可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和E，所以母乳中的“特殊化学物”也许能治好这种病。4
既然科学界对这种疾病所知甚少，那么任何想法似乎都不算太离谱。弗朗西斯对家蝇和被污染的牛奶在疾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感兴趣。当时乔纳斯·索尔克还很年轻，他的研究工作清苦闭塞得就像斯巴达人一样，他认为食物和花粉过敏可能削弱身体对脊髓灰质炎的抵抗力。声望卓著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的各种文章声称这种疾病和青霉素、污染、家养宠物甚至DDT有关。在英国，科学家精心研究了“温度、降雨和蒸汽压”，最后沮丧地总结说，“要预测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气象数据”毫无意义。5
最具代表性的也许是基金会受益人的“进度报告”。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组试图在家畜身上寻找脊髓灰质炎病毒，结果没有成功。威斯康星的研究组无法解释男孩的发病率为何高于女孩，他们只能猜测是激素的影响。明尼苏达的小组研究了“脊髓灰质炎重度患者是否因为营养不良才更容易染上这种疾病”，结果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基金会还资助了“各种各样的化学疗法”，包括“尿素化合物和有机腐质”。（“结果证明，这些东西都一钱不值……停止拨款。”）他们甚至还资助了不少秘密研究项目，例如利用眼镜蛇的毒液和箭毒来封锁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入神经系统的通路。“太危险了，”拨款委员会报告说，“客观地说，结果并不乐观。”6
面对这样的局面，巴塞尔·奥康纳在国家基金会里设立了一个新职位：科研督导，坚韧的哈里·韦弗坐上了这个位置。“二战”期间，奥康纳大部分时间都承担着美国红十字会的领导工作；战争结束后，他又把全部精力放回了基金会。脊髓灰质炎研究的停滞不前让他深感不安，于是他决心理顺基金会的研究计划；这显然会激怒科研界的受益人，在那些人眼里，只要侵犯一点点他们的独立性，那简直就是对科学传统的无情挑衅。7
韦弗面对的是一场硬仗。有的受益人认为压根就不应该设置这个职位，他们不需要任何人的“督导”；而有的受益人则警告他最好小心行事——我们是按照不同方向开展研究的独立个体，不是“马戏团里听口令表演杂耍的海豹”。韦弗公开呼吁科学界应该“有组织地制订计划”“集思广益”；而在私下里，他评价说自顾自的行为非常自私，研究界太缺乏合作。和几位受益人交谈之后，他向奥康纳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真正在努力解决人类脊髓灰质炎问题的人少得可怕。”8
他说的没错。1938年托马斯·里弗斯掀起的轰轰烈烈的脊髓灰质炎运动无疾而终，现在似乎谁都对这事儿不着急了。事实上，正如睿智的戴维·博迪恩后来承认的：“我们当时研究脊髓灰质炎的大部分人主要的驱动力是好奇心，病毒与宿主如何互动，这方面有很多未解之谜，我们想搞清楚的是这个，而不是在有生之年找到实用的解决方案。”9
韦弗有一个计划。他希望依靠疫苗征服脊髓灰质炎，虽然20世纪30年代科尔默和帕克-布罗迪的疫苗都遭遇了惨痛的失败。按照他的想法，人类别无选择。我们显然无法将脊髓灰质炎从周围的环境中彻底清除，也无法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检疫隔离。谁也没法阻止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入人体，而一旦它侵入人体，我们也没有任何药物或者化学物可以抵御它的进攻。10
新出现的抗生素对细菌感染疗效极佳，却似乎无法对抗病毒。韦弗认为，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疫苗刺激免疫系统，在这种致残病毒发起进攻之前产生足以抵御它的抗体。这个计划还有其他好处。韦弗认为疫苗计划让他有机会招募一批新的人才——不墨守成规、没有任何偏见和预设观点的年轻研究者，他们会和他一样感受到问题的紧迫性。11
在乔纳斯·爱德华·索尔克身上，他找到了自己正在寻求的东西。
乔纳斯·索尔克在纽约的犹太移民文化中长大。他生于1914年10月28日，是三个兄弟中最大的一个；索尔克最初住在东哈林区，后来又在布朗克斯区住过，最后搬到了皇后区最边缘的洛克威海滩。这样的搬家路线反映出他父亲丹尼尔的微薄收入，丹尼尔来自俄罗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只好在曼哈顿时装区打一份零工，替女顾客设计颈饰和上衣。“他有点像《推销员之死》里面那个威利·罗曼，”丹尼尔最小的儿子李·索尔克写道，“生意上一败涂地，却仍相信成功很快就会降临。”12
成功没有降临，不过丹尼尔从未流露出自己的失望。作为一个友善但有距离感的男人，他把抚养孩子的大部分责任留给了妻子多拉，家用一直紧巴巴的。多拉也是个没上过学的俄罗斯移民，孩子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母亲总是无休无止地逼着三个儿子上进。“她希望我们几个能走到更高的地方，”乔纳斯回忆说，“所以她鼓励我们学习，而且对我们保护过度。”儿子们戏称她是“女公爵——一家之主”。13
可以说她的三个儿子都成了医生：乔纳斯是医学研究者，赫尔曼当了兽医，李成为了心理学家。不过很显然，头生子在多拉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她觉得自己的大儿子是个神童，而乔纳斯也毫不客气地接受了这个评价。“我有一张自己1岁时的照片，”他说，“你一定会注意到那个小婴儿一脸的好奇。我觉得自己小时候好奇心十分强烈……我喜欢观察和思考。”14
12岁时，索尔克进入了汤森·哈里斯中学，这是一所专门招收天才学生的公立高中。19世纪，商人兼外交官汤森·哈里斯创立了这所高中和纽约市立学院，很多移民父母没有钱也没有足够的名望送自己的天才儿子上顶级私立学校，多年来这所中学就是他们的梦想起飞之地。有人觉得汤森·哈里斯是典型的精英选拔：每年有数千人申请这所学校，但他们只录取词汇笔试和数学笔试的前200名。20世纪20年代，汤森·哈里斯里充满了犹太气息，每个学生都和乔纳斯·索尔克一样野心勃勃。“就好像终于有人发明了一项运动，”一位记者写道，“犹太人有机会拿世界冠军。”15
汤森·哈里斯中学的格言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在这里，原本应该学四年的课程压缩到了三年，超过一半的学生主动退学或是无法通过考试，不过最后留下来的人一定可以进入纽约市立学院（CCNY）。对工人阶级的移民家庭来说，市立学院代表着高等教育的巅峰。考进去很难，但不用交学费；竞争很残酷，但规矩很公平，谁也不会因为出身的不同而获得额外的优势。到1930年，市立学院里80％以上的学生是犹太人。事实上，顶级的全国性大学兄弟会1913年就在市立学院关门大吉，他们抱怨说“希伯来元素太多了”。16
市立学院的硬件勉强算是二流。学校里没有研究性实验室，图书馆数量不足，教职人员里也没什么知名学者。这所学院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学生来到这里的过程异常艰苦——“一群早熟的男孩，”詹姆斯·特劳布回忆自己的市立学院生涯时写道，“父母溺爱着他们，同时又控制着他们。这些男孩苍白而脆弱，凶猛好争辩，固执己见，敏感幼稚，胆小害羞。”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这些男孩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天才，包括8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位博士学位获得者，除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外，没有任何一所公立大学这方面的成绩能和CCNY匹敌。17
索尔克进入市立学院时还差一个月才满16岁，对于一个连跳几级的大学新人来说，这是个正常的年龄。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想学法律，但母亲却不同意。她“总有办法把我逼成这样：只要我想说点什么反对她的想法，每次都会结结巴巴词不达意。所以她觉得我肯定当不了好律师”。这也许是真的，不过索尔克第一学期在法学预科班的成绩差强人意，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他的法语拿了个D，英语是C，历史得了B。
CCNY对考试成绩的计算十分精确，“涨点分数”的主意在这里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如果哪个学生所有课程平均分能拿到B，主要课程能拿到B+，那就是优等生了。虽然这两个标准索尔克都没有达到，不过在第二年转去医学预科班以后，他的成绩的确提高了。他的生物一直能拿到B，成绩单上共有七个A——大约每学期一个。成绩最差的一科是个人健康（体育），通常只能得D。18
索尔克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大萧条的顶峰。激进主义在CCNY的学生里盛行一时，反映出纽约犹太社区内部的政治潮流。学生报纸《校园》上总是刊登左翼人士请愿集会的消息，有一次，报纸惹得保守派校长弗雷德里克·罗宾森冲出办公室用雨伞猛戳抗议者，引发了一片混乱。“罗宾森在校园里大肆行凶，”报纸头条惊悚地写道，“愤怒的校长袭击学生。”
市立学院的自助餐厅成了意识形态的战场，斯大林主义者、托派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各自狂热地捍卫自己的地盘。1934年，也就是索尔克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一些运动员成立了“学校俱乐部”，旨在捍卫校园免遭政治干扰。“有人说学校俱乐部的成立意味着学生法西斯主义抬头，”学生年鉴上写道，“那个学期在悲伤的氛围中结束了。”19
在后来的岁月里，索尔克会热情洋溢地描述市立学院对他的职业生涯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说，在市立学院的四年，他和学校的联系其实十分表面化。在CCNY，除了日复一日的上课、预习和考试以外，他几乎没有参加其他任何活动。政治抗议是当时校园里的主旋律，可是描述校园抗议的文章数不胜数，他的名字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没有加入任何俱乐部，没有承担任何职务，没有获得任何荣誉，没有参加任何运动，也没有交到任何一位终生挚友。每一年的年刊照片下面都留了位置给毕业生写下自己的成就，索尔克的是一片空白。在市立学院，他没有留下任何看得见的脚印。20
进入医学院时，索尔克19岁，这个年纪的大部分学生才上到大学二年级。这时候，索尔克戴着厚厚的眼镜，长着一头稀疏的棕发，身高5.9英尺，体重130磅，比刚进入市立学院时长了5英寸，重了20磅。虽然父母砸锅卖铁给他凑了1000美元的学杂费，但索尔克很快就会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付清自己的支出。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基本上全靠自己了。21
他的大学成绩刚好够上纽约大学（NYU）医学院。NYU只有三栋局促的小楼，坐落在第一大道尽头；这所学校的名声不好也不坏，有几位著名的校友，例如征服黄热病的沃尔特·里德，还有不多但仍在增加的研究骨干，包括公共卫生专员威廉·H.帕克和病毒专家小托马斯·弗朗西斯。NYU的学费相对较低，更棒的是它不歧视犹太人。22
光这一点就够特别了。周边地区的大部分医学院招生都非常苛刻——康奈尔、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和耶鲁。1935年，耶鲁大学从501位申请者中录取了76名学生，参加竞争的犹太人共有200个左右，最后入选的只有5位。院长的指示相当明确：“录取的犹太人不要超过5个，意大利天主教徒只要两个，黑人一个都不要。”对索尔克和千百个和他一样的人来说，NYU是唯一的选择。23
相对于本科时代的枯燥学习，索尔克更爱医学院带来的挑战。他几乎每门课程都很优秀，解剖学、细菌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和药理学都拿了高分。和大部分医学院一样，NYU最近也更新了课程，更加强调实验室工作和临床应用。比如说，索尔克第一学期的课程为期3个月，包括每周3小时的解剖课、10小时的显微解剖实验和另外10小时的大体解剖实验。院长特许索尔克参加教职工的研讨会，用院长的话来说，“他表现出的知识储备远超一般在校生”。不过在所有的学习活动中，实验室工作给索尔克的生命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杰出的生化学家基斯·卡南的鼓励下，索尔克第二学年离开学校，前往卡南的实验室继续学习。1936年，他回到纽约大学医学院，在外科、妇产科、儿科和预防医学科临床实习，同时在托马斯·弗朗西斯的指导下进行选修学习，当时弗朗西斯已经开始试验一种流感灭活病毒疫苗。索尔克回忆说，与弗朗西斯的合作激发了他对人类免疫力的极大兴趣。24
在纽约大学，索尔克的毕业照下面写得满满当当。事实上，年刊的简介里写了很多他个人的成长和学院的成就。
在那可怕的第一年里，他欺负我们不懂事，教了我们点儿化学知识……他很喜欢我们，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他似乎在第一大道的每一间实验室里都待过，无一例外……他能直呼名字的老师大概比谁都多。……他获得了西奈山医院的实习机会，谁也不觉得奇怪……按照现在的速度，大概两年后他就会成为教授。25
毕业后第二天，索尔克与纽约社会学院的在读硕士生唐娜·林赛结为连理。他们俩是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认识的，当时林赛在那里度假，索尔克则在当地的实验室里度夏。两边家庭都不看好这段婚姻。林赛毕业于史密斯学院，是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成员，多拉·索尔克不肯相信这位淑女有可能成为犹太人。而富有的曼哈顿牙医埃尔默·林赛则认为索尔克社会阶层太低，比唐娜以前的求婚者差好几个等级。
最后，埃尔默同意了这门婚事，不过有两个条件。首先，必须等到索尔克有资格在请帖上写“医生”头衔后才能举行仪式；其次，新郎必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如说，先起一个中名。经过一番激烈又有些滑稽的磋商，这对夫妻选择了“爱德华”作为索尔克的中名，这也是英国皇室最爱的名字。1939年6月9日，唐娜·林赛成了乔纳斯·爱德华·索尔克医生太太。26
在曼哈顿，没有哪家医院的地位比得上西奈山，尤其是在纽约的犹太人眼里。索尔克的一位朋友回忆说，想进这家医院实习，“简直就和进纽约洋基队一样……全国医学院里只有最顶尖的学生才敢申请。250个碰运气的人里面只有12个会被录取……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那里容不下胆小鬼。”27
索尔克很快做出了自己的成绩。虽然他决意投身研究工作，但作为临床医师和外科医生，他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技术。不过对同期进入医院的人来说，索尔克是实习生及住院医师主管，他在这个职位上展现出的领导能力才是他们记住索尔克的理由。对这批年轻人来说，1939年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不是医院的命运，而是欧洲的未来。希特勒入侵波兰让整片大陆陷入了战争。几位实习生戴上徽章表达自己对盟军的支持，但院长却让他们别这样。他说，医生不能扰乱病人的情绪。
实习生转而寻求索尔克的支持，索尔克建议所有人都戴上徽章以示团结。这个策略奏效了，上面再也没有干涉他们。“索尔克是一个很坚定的家伙，”一位实习生回忆说，“对于我们和医院之间的原则性问题，他从不让步，比如这件事，还有其他事。”28
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索尔克对政治的兴趣？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还有每天在医院里遇到的烦心事儿。不过，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唐娜·林赛·索尔克的影响。
唐娜在史密斯学院时就是社会及政治运动的狂热支持者，毕业后她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进入了一所以左翼见解闻名的社会学院。“我的母亲是一位活动家，”达雷尔·索尔克说，“一部分是因为她对弱者深怀同情，而另一部分，我怀疑是因为对自己早期特权生活的叛逆。她为我父亲日益增长的人道主义忧虑提供了一个政治出口。”29
1938年这对夫妇初遇时，索尔克几乎不关心实验室外面的任何事情。几个月后，他开始参加政治集会，签名请愿，加入“共产主义预备”小组，领导西奈山医院的抗议活动。在大萧条的年代，这些行动不算出格，也没什么危险，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俄罗斯被视作抵抗希特勒德国的堡垒，左翼激进主义盛行一时。但在以后的岁月里，社会政治情绪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带来新的恐惧、新的敌人和残酷的斗争。索尔克不会想到，十年后他的职业生涯险些毁于一旦，因为他给国家带来了“安全风险”，甚至在那场风波过去之后，他对自己当时面临的危险仍不甚明了。30
1941年末，索尔克在西奈山医院的实习期即将结束，他写信给以前的导师托马斯·弗朗西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当时弗朗西斯刚刚离开纽约大学，前往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流行病学系主任。他正在试验一种新的流感疫苗，索尔克希望参与这项研究工作。“和您共事的那段经历让我获益良多，难以言表，”他告诉弗朗西斯，“我衷心希望您的新实验室里能有我的一个位置。”31
话虽这么说，但密歇根大学并不是索尔克的第一选择。他试图寻找西奈山医院的研究性职位，却遭遇了失败，这家医院不喜欢雇用本院的实习生；他还联系过洛克菲勒研究所，但那里似乎不太欢迎犹太人。他的妻子唐娜刚刚找到了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职位，父母殷切盼望索尔克在自己家附近开一家私人诊所。32
出路越来越窄，索尔克只好申请了国家科研委员会的津贴，这笔钱能让他在密歇根大学进修一年。这时候弗朗西斯伸出了援手。“索尔克博士很有灵性，”他写信给负责津贴审批的朋友，“我十分敬重他的能力，若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我非常欢迎。”然后，弗朗西斯还提供了必要的担保：“虽然索尔克博士是犹太人，但我相信他十分擅长与人相处。”33
津贴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新问题很快出现了。现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军队里需要医生。珍珠港事件之后，纽约征兵局“建议”索尔克申请陆军医学委员会的职位，并警告说，如果他不听话，就把他划到“I-A”组去——意思是“可即刻入伍”。
索尔克在回信中坚称，将津贴用于流感研究“对战争有直接的好处”，征兵局却拒绝接受这个看法。“我对您一直从事的高尚工作没有任何轻视之意，”负责征募索尔克的那位上校回信说，但他认为，医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们）应该出现在急救现场，而不是投身于科研工作。”34
神通广大的弗朗西斯博士再次伸出援手。他刚刚被任命为陆军流感委员会主席，利用这个身份，他努力争取不让索尔克入伍，他说，索尔克是“一位至关重要的研究者”，他的研究领域“对国防十分重要”。几周后，索尔克从纽约写信报告了好消息：“特此奉告，我已被本地征兵局列为Ⅱ-A组（因职业原因延期入伍）。周六午后我就可以带着行李包裹出来了。”35
托马斯·弗朗西斯（他的朋友通常叫他T.F.或是汤米）是迅猛发展的病毒学领域的先驱。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长大，父亲是一位钢铁工人，同时还兼职牧师，弗朗西斯在阿勒格尼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25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学位。随后，他进入洛克菲勒研究所，加入了研制细菌性肺炎疫苗的精英研究组。不过很快他就换了研究方向，当时汤姆·里弗斯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偶像人物，他告诉这位年轻人：“听着，弗朗西斯，这个国家研究肺炎的人多得要命，但没人……了解人类流感。干嘛不换个方向，抢在别人前面去研究这种病毒呢？”36
弗朗西斯成为第一个分离出人类流感病毒的美国人，他还首次将这种疾病传播给了小鼠，为研究者提供了廉价而充足的实验资源。他还发现了一种新型流感——B型流感，促使学界更快研制出了更有效的疫苗。“我觉得从这件事儿里你能看出来，”里弗斯说，“我为什么如此欣赏汤米·弗朗西斯。”37
里弗斯并不孤单。“二战”的到来让身在密歇根的弗朗西斯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美国征召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队，士兵的健康成了个大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在拥挤的营地里共同生活、训练，带来了传染病暴发的隐患。根据“一战”期间的可怕记忆，大家最担心的是流感。
那时候美国人对流感没什么了解，以前的全球大流行基本没有波及美国。然后到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来袭，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传言西班牙是这场灾难的起源。病魔横扫欧洲，击倒了前线的士兵，不过死亡率并不高。出于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疫情在暮春时消退了，随后又凶猛地卷土重来，这次的流行更为致命，战场上无数人因此丧生，影响范围直抵波士顿港，直至夏末。保守估计，4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染上流感，至少有50万人丧生。从大洋洲的西萨摩亚到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村庄，流感无孔不入，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到年底，它已经侵染了全球半数人口，每20个人就有1个丧生，医学调查者表示，“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收割了这么多生命”。38
这种流感的可怕之处不光是致命，还因为它特别容易侵染抵抗力最强的人群：年轻成人。毫无疑问，这些人之所以会成为受害者，战争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军队的居住条件十分拥挤，卫生情况极端恶劣，”一位分析家写道，“而且很多军队会快速地从某地前往另一个地方。这正是空气传播型病毒的理想环境。”此外，“很多士兵压力很大、筋疲力尽、营养不良——这样的人最容易被感染。”1918年，美国海军报告称流感发病率高达40％，陆军是36％。一位医生访问了波士顿西北的帝文斯堡，他看见马车将病人送往基地医院。“他们被安置在小床上，”医生写道，“直到填满所有病床……他们的脸很快变成了青紫色，撕心裂肺地咳一阵，吐出的痰带有血斑。到了早上，停尸房里的尸体就像木材一样堆积成山。”死于流感的美国军人多达44000人，几乎相当于战死的人数（50000人）。39
冬天过去，流感也销声匿迹，它的离开和到来一样迅速而神秘。虽然接下来20年里，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流感疫情，但是当国家再次加入一场世界大战，军方领导仍担心流感会卷土重来。军队需要安全有效的疫苗来对抗这一潜在威胁，他们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美国流感领域的一流专家：托马斯·弗朗西斯。
当时大部分病毒学家偏爱活病毒疫苗理论。按照琴纳【1】和巴斯德的传统，他们相信，要刺激身体在血液中生成高浓度的抗体，从而让人体对某种特定疾病产生强大而持续的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内含精心削弱过的活病毒的疫苗。他们认为，关键在于让体内产生低强度的天然感染，这一点灭活病毒疫苗做不到。
弗朗西斯却有不同的意见。他反驳说，获得免疫力不一定要通过天然感染。如果经过了恰当的制备，灭活病毒疫苗能够骗过免疫系统，让它相信身体正在遭受敌人的侵袭。关键在于将病毒彻底灭活（或者说杀死）的同时不破坏它刺激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的能力，这是一种精妙的平衡。在纽约大学，弗朗西斯尝试过用紫外光杀死病毒；到了密歇根以后，他还尝试过甲醛溶液，这种液体通常用于防腐。到那时候为止，实验结果尚无定论。40
陆军委员会选择弗朗西斯几乎是必然的。首先，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实验室，运转良好，进展顺利。其次，他的灭活病毒疫苗相当安全，而活病毒的鼓吹者可不敢这么保证。经过适当灭活的病毒不可能恢复毒性，在军队中引发疫情。所以，就算弗朗西斯失败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疫苗不会带来灾难。
1942年春，索尔克一家来到了安娜堡。战时市面萧条，大学提供的宿舍条件又简陋得吓人，于是夫妇俩在城外租了一间旧农舍。“这里让我想起大萧条期间听说过的那些‘回归土地’运动。”一位前来拜访的朋友评论道。当时唐娜忙着把自己种的蔬菜装进密封罐里，而乔纳斯正在砍柴火。根据FBI的“可靠”消息，他们俩在政治上依然活跃，不时参加激进运动，发表的言论用一位线人的话来形容：“偏左得厉害。”41
唐娜很快找到了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职位，而乔纳斯发现这里的研究环境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弗朗西斯不但拿到了陆军的丰厚资金，还获得了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的一大笔钱，“用于训练病毒学家、研究病毒性疾病”。这让密歇根研究所崭露头角——他们有能力征募新的教职员工，吸引一流的研究者，雇用最棒的技师，让实验室旧貌换新颜。42
对索尔克来说，一段意义重大的学徒生涯开始了。他会在密歇根花费6年时间，沿着学院的阶梯往上爬——他觉得速度太慢了——从博士后到研究助理再到流行病学助理教授。每年弗朗西斯都会给征兵局写一封信，请求延长索尔克的Ⅱ-A延期时间，他恰如其分地形容说这位助手“不可替代”。而每一年，索尔克都会从弗朗西斯手里接过更多的职责，因为后者身为陆军流感委员会主席，总要花费数周四处奔波。“那是我生命中最忙碌的一段时光，”索尔克回忆说，“那时候我才29岁，汤姆不在的时候，实验室就由我全权主管……责任相当重大。”43
和弗朗西斯一样，索尔克也更偏爱灭活病毒疫苗。这种方法曾成功消灭了霍乱、伤寒和白喉等细菌性疾病，他觉得它没道理对付不了病毒性疾病。在实验室里，索尔克和同事埋头苦干，一方面大力改善用于杀死流感病毒的福尔马林——这是个不断试错的枯燥过程，另一方面努力研制提高疫苗威力的佐剂。他们知道，流感病毒有很多种，针对某一类病毒的免疫力不一定能有效抵御其他类型的病毒，所以他们努力搜集全国已有的各型病毒，希望尽量扩展疫苗的普适性。44
当然，陆军给了研究者们一个特别的机会：在严格设置对照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人体试验。1943年秋，数千位士兵参与了流感疫苗试验。半数士兵注射了含有“灭活”A型病毒的疫苗；另外一半注射的是无害的安慰剂。结果相当乐观。注射过真疫苗的士兵当季流感感染率明显低于另一组。灭活病毒引发了强烈的抗体反应。45
但下一步的实验就没这么成功了。灭活病毒疫苗的思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病毒本身。流感病毒十分狡猾。A型病毒会出现明显的抗原变异：病毒本身会不断变化——有时候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例如1918年的大流行。所以，只有包含了当季流行的病毒类型的疫苗才能发挥效果，这实在是需要猜测和运气。生性谨慎的托马斯·弗朗西斯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不愿意过度吹嘘自己的成果——以及自己本人。有人私下里问他流感疫苗到底有没有效果，弗朗西斯回答：“我相信，如果遇到的病毒与疫苗中采用的病毒相似，那么应该会有保护效果。”他补充道，退一万步来说，“我相信疫苗至少没有害处。”46
时间流逝，弗朗西斯和索尔克的师生关系日渐淡薄。作为新进研究员，索尔克越来越渴望自己的工作得到公众认可，他希望实验室发表科研文章时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前面，希望自己被视作一位资深研究者。正如弗朗西斯回忆的：“他曾经对我说：‘人人都知道你是谁。你的名字排在前面还是后面无所谓。’要知道，他的这种心态无可厚非。有野心不是什么坏事儿，尤其是他的能力的确很强。”47
大部分情况下，弗朗西斯默许了索尔克的要求。不过他表示，有时候索尔克的野心超越了界限，问题来了。“我记得他写了一篇论文，”弗朗西斯说，“我觉得里面有些结论不够扎实。于是我跟他说了，但他觉得就算没有过硬的数据，也有必要把推论写出来……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们这儿做事的方式。然后他说，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会把文章发出去。我告诉他，如果他非要这么干，那就别在这儿待了。就是这样。”48
索尔克没有反驳弗朗西斯的说法。“我很努力，大家都看得到，”他坦承，“我希望独立开展工作，以我的方式来做事。”弗朗西斯以谨小慎微著称——他保守谨慎，对宏大的理论总抱着怀疑的态度，害怕犯错。一位资深同事抱怨说：“汤米那家伙总是优柔寡断。”他拥有流行病学家的本能——“他更感兴趣的是控制疾病，而不是学术思辨。”49
而此时的索尔克走的路子要随心所欲得多。“也许有时候我会从数据里得出一些看似虚浮的结论，”他说，“但我看问题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我在努力试图阐明人和病毒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在这个领域里，传统上一般把二者视为孤立的。我喜欢推论，因为我总觉得有推论才会激起学界的思考和讨论；我喜欢预测，因为我觉得预测才是科学思考的精髓。但事实上，推论和预测在病毒学领域都没什么市场，对此我深表遗憾。”50
索尔克对导师最激烈的批评也只到这个程度，他欠弗朗西斯的太多了。但年青一代里其他一些研究者觉得弗朗西斯简直就是老古板，他的技术早已落伍，还喜欢指手画脚。“你看到汤米最近在《细菌学评论》上发的论文了吗？”一位朋友写信给索尔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混乱的讨论……真奇怪他竟然能当上那地方的头儿。”51
战争结束时，索尔克觉得自己在密歇根的路走到了尽头。他仍是一名研究助理，年薪4700美元，没有终身教职，工作没有保障，朝不保夕。唐娜最近又不再工作，回家照顾他们1944年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彼得。
困窘之下，索尔克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他没有征得弗朗西斯的同意，私下里接触了派克-戴维斯公司的领导层，这家药厂想生产流感疫苗，索尔克希望出任他们的兼职顾问。弗朗西斯发现了这件事儿，勃然大怒。他指责索尔克挖了整个研究组的墙角，然后相当伪善地教育他研究工作需要美德和牺牲。“接受这样的职位，”弗朗西斯在备忘录中尖刻地写道，“会直接损害我们系的整体前景，却让个人得益，这不公平……如果索尔克博士这样认为……那他必须离开。”52
索尔克让步了，他有自己的苦衷，因为他无处可去。而弗朗西斯很了解索尔克的才能，他也舍不得赶走索尔克。一个月后，索尔克接到通知，他可以选择是否去战后被占领的德国，调查流感在美国士兵中的传播情况，这显然是弗朗西斯递来的橄榄枝。这是索尔克第一次离开美国。在法兰克福，他用缴获的纳粹党卫军信笺写信给弗朗西斯——“希特勒万岁。”他还在信里开玩笑，说他们的辛苦工作有了回报。“我确信，接种过疫苗的士兵情况良好，”他还补充说，“美国军队负责的区域里没有任何流感爆发的苗头。”53
1946年，索尔克被提升为助理教授，薪水也略微增加到了每年6000美元。弗朗西斯知道这还不够，不过他说自己已经尽力了。熬过了6年的学徒期，索尔克需要自由。他申请过加州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的职位，都没有成功，他还联系过西奈山医院的教职，但对方提供的薪水太低。随后在1947年，匹兹堡大学有了一个职位，他们刚刚成立了一个病毒研究项目，需要一位主任。
这个职位含金量不高。匹兹堡大学在研究界根本就不入流，虽然招募委员会告诉索尔克“有其他几个人”正在考虑这个职位，但实际上如果他拒绝了，对方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结果，索尔克接受了他们的招募，他看到了这个职位的前途，别人却只看到堕落，同事们深感震惊。“汤米·弗朗西斯觉得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索尔克回忆道，“人人都这么认为。我还记得当时有人问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匹兹堡都有啥啊？’而我回答：‘我想我是陷入爱河了。’”54
离开之前，索尔克给弗朗西斯写了一封诚挚的感谢信。他从导师身上获益良多，在密歇根接受的训练为他以后征服脊髓灰质炎的工作奠定了根基。对灭活病毒疫苗的信心，用甲醛处理病毒的实验，佐剂的应用，大规模测试的技术——这一切都来自他与汤米·弗朗西斯的合作。“以前我曾说与您合作简直就是接受‘炮火的洗礼’，”索尔克写道，“您以身作则，高标准严要求，磨炼了我的性格，铸就了我的力量，我觉得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知道，‘弗朗西斯门下’的标签曾为我带来了很多机会，未来它还将带来机会，而我希望，以后我做出的一切能够对得起这个称号。”55
8年后，乔纳斯·索尔克与托马斯·弗朗西斯的职业道路将再次交会，到那时候，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他们的舞台。
1883年，一本畅销的城市指南形容匹兹堡是“美国的大火炉”，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动机。“事实上，这座城市最漂亮的时候可以形容为烟雾缭绕，”那本书补充道，“而最糟糕的时候，就成了世界上最黑暗、最破败、最令人沮丧的地方。”56
60年后，这段评价仍然没有过时。匹兹堡是美国众多钢铁企业的大本营，周边有许多矿业小镇，例如煤崖镇、煤溪镇和煤谷镇；这里还是美国最阴郁的城市之一，以呛人的废气和工人阶级的趾高气扬而著称。冬天的逆温现象让空气里的废气和煤烟无法升上高空，整座城市几乎看不到太阳。天空太昏暗，白天也得点亮街灯。20世纪40年代的一份研究表明，匹兹堡的肺炎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高居美国前列。当地报纸喜欢引用詹姆斯·帕顿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城市，这位传记作家大约80年前曾从这里蜻蜓点水地路过。他写道：“匹兹堡就是揭掉了盖子的地狱！”57
这个地区的历史上满是巨额财富与血腥的劳工斗争故事——卡耐基、威斯汀豪斯和弗里克都从这里起家，霍姆斯特德罢工发生在这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莫莉马贵【2】也诞生在这里。1947年，也就是乔纳斯·索尔克来到匹兹堡的那年，这座城市发生了两次煤矿罢工，一次为期三个月的电工罢工，还有一次长达27天的停电，这样的停电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整座城市陷入了停顿。不过众所周知，匹兹堡的上流社会善于对市政问题和社会暗涌视而不见——除了安德鲁·卡耐基以外。索尔克写信告诉朋友：“匹兹堡的狭隘观念十分令人震撼。”58
不过，黑暗中也有光明。“二战”结束后，新一代的政治掮客（他们的领袖人物是梅隆银行帝国的继承人理查德·梅隆）和大卫·劳伦斯市长提出了宏大的城市重振方案，史称匹兹堡复兴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投入大量资金升级本市的公园和图书馆，控制污染，在匹兹堡大学建立世界级的综合医学院。59
医学院带来的好处一目了然。人人都觉得现在的匹兹堡医学院太差劲了，而前景一片光明。作为费城和克利夫兰之间唯一的一所医学院，它要为这个地区的超过600万人口提供服务。不过医学院的建筑年久失修，没有大型附属医院，也没什么像样的研究者或执业医师。索尔克回忆说，在匹兹堡医学院，最让他震惊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大部分同事“当老师只是兼职，他们的收入主要靠私人诊所，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进行基础研究”。60
还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医学院里没有担任终身教职的犹太人。“学生的民族成分十分单一，”一位观察家写道，“每个班只有几个犹太人，两三个女性，剩下的全是盎格鲁-撒克逊男性。”有趣的是，筛选犹太申请者的工作由本地一些优秀的犹太人来完成，这些人大部分是医生和商人，他们以个人名义给学校写推荐信，然后管理层就会不假思索地批准。这些人不光接受了定量配给名额的系统，他们根本就控制着这个系统。61
新上任的医学院院长威廉·麦克尔罗伊认为这样的局面亟待改变。“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话，你很难理解当时的局面，人们普遍对医学院缺乏兴趣，”他回忆道，“有人捐了500美元就觉得自己大方得不得了。”麦克尔罗伊的方式温和而坚定。他遍访本地富有的精英阶层——梅隆和查尔方特家族，卡内基基金会和西屋电力，说服他们做出了此前压根就没考虑过的举动：打开钱包，捐助医学院。麦克尔罗伊利用他们的捐款支持研究工作，开设新的终身教职，吸引一流人才，其中包括广受好评的精神病学家阿瑟·米尔斯基和世界一流的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一位合作者表示，麦克尔罗伊的规划是“让匹兹堡成为国家级的医学院，能与哈佛匹敌”。62
麦克尔罗伊对未来的把握极佳。他认为病毒学很快就会兴起，这个领域一方面足够年轻，新来者还有机会，另一方面又足够流行，可以吸引到外来资金。他提议在学院里成立一个病毒研究项目，资金主要来自私人资助。1946年，匹兹堡医学院收到了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提供的3万美元启动资金。麦克尔罗伊需要有野心的研究者来领导这个项目，匹兹堡内部没有合适的候选人，于是他四处寻找，最后雇用了乔纳斯·索尔克。
实际上麦克尔罗伊提供给索尔克的只有病毒研究项目和医学院的职位，但他许下了承诺，这一点很快就会成为两人共同的痛处。“我没有太多东西可以给他，”麦克尔罗伊回忆说，“分配给他的实验室还没有完工，薪水一般，我承诺为他提供自由的环境，尽我所能替他寻求经济支持。真的，我觉得乔纳斯来这儿完全是出于信任。”63
部分地说，情况的确如此。索尔克显然是被麦克尔罗伊描述的美好未来所吸引。但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资金需要争取。“密西西比河东边有个都市圈，”索尔克表示，“那里的富裕社区成天都在聊环保和文化复育。”他希望麦克尔罗伊不要局限于本地的捐助者，索尔克想要自己应得的东西。64
但他需要的一切迟迟未能到位。在密歇根的时候，索尔克的工作环境十分宽裕，设备齐全，周围有很多同事和后勤职员。而在匹兹堡，他只有医学院旁边市立医院地下室里两间空荡荡的屋子，唯一的一位职员是“秘书兼技师”。没有研究生可供他教导，三位研究员同事的主攻方向是植物病毒，而索尔克对这方面毫无兴趣。
他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汤米·弗朗西斯欢迎他回到安娜堡，但索尔克知道自己没有回头路。匹兹堡为他提供的正是他在密歇根无法得到的东西：独立建立自己实验室的机会。所以他奋力向前，用一位同事的话来形容，“打起了游击战”，四处争取场地、资金和尊重。他从莎拉·梅隆·斯凯夫基金会手里搞来了一小笔添置设备的钱，开始缓慢地占领医院地下室——“这周添个柜子，下周加个办公室。”这些胜利诚然微不足道，但他慢慢有了信心。“一切进展良好，”1947年11月，他写道，“我觉得人们终将认识到这里的无限潜力。”65
几周后，索尔克为麦克尔罗伊准备了一份详尽的备忘录，阐述“未来数年”的研究计划。这份计划书单倍行距，共有7页，里面写着他打算研究的疾病和希望筹到的资金。单子上依次列出了脊髓灰质炎、流感、麻疹和普通感冒，其中前两项着墨最多。66
流感这个课题很合适。这是索尔克最擅长的领域，陆军同意他把研究流感的资金带去匹兹堡，他自己也希望在这边继续研究。索尔克告诉麦克尔罗伊，他的目标是“研制出……能有效预防未来疫情的疫苗。”67
那脊髓灰质炎呢？索尔克在这个领域完全就是新手。多年后他坦承：“别人都在扯大旗作虎皮，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提一提脊髓灰质炎。”还有个更好的解释，他自己私下里也承认了，“脊髓灰质炎研究”这几个字对美国最大方的私人基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写道，“我希望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有兴趣支持我列出的项目”。68
这份备忘录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它谈到了哪些有关脊髓灰质炎的事情，而在于它没有提到哪些事情。索尔克花了好几页来阐述脊髓灰质炎的诊断和评估方法，却对“疫苗”只字不提。考虑到他以后的成功，这样的遗漏似乎很奇怪。事实上，备忘录中长篇大论地谈到了脊髓灰质炎研究的进展有多么缓慢，自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西蒙·弗莱克斯纳以来几乎毫无建树。1910年，人们觉得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几个月后就能问世。当然，事情没有这样发展，在那以后，科学界遭遇了重重障碍，很多研究者甚至开始怀疑到底能不能找到有效的疫苗。人类真的能够获得对脊髓灰质炎的免疫力吗？1947年，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注释
【1】Edward Jenner，英国医生，以研究及推广牛痘疫苗、预防天花而知名，被称为免疫学之父。
【2】Molly Maguires，19世纪美国煤矿工人社团，曾领导多次劳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