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治亚沃姆斯普林斯的康复研究所里有一间脊髓灰质炎名人堂，陈列室的墙上挂着17座青铜半身像，其中15位是科学家，最著名的是阿尔伯特·萨宾和乔纳斯·索尔克。另外两位虽然在科学上是外行，却依然备受尊敬，他们便是巴塞尔·奥康纳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四个人代表了脊髓灰质炎在大众心目中的整体印象——勇敢的受害者、热忱的基金会领袖和用疫苗拯救生命的卓越研究者。
这间博物馆里没有哈里·韦弗的半身像，也没有太多对他的赞美。和所有曾在国家基金会工作过的人一样，他生活在领袖人物投下的巨大阴影中。但哈里·韦弗有其特别之处。1946年至1953年担任基金会科研督导期间，他找到了那15位脊髓灰质炎专家和其他科学家，成功地将他们四处散落的智慧与精力凝聚起来（有人抱怨说他太专注于脊髓灰质炎），向着一个目标前进。领导脊髓灰质炎运动的是拥有强大感召力的奥康纳，而从科学上构架成功蓝图的是冷静高效的韦弗。
韦弗没有漂亮的文凭，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教解剖学。有一段时间他研究过脊髓灰质炎和营养之间的关系，这个课题曾经风行一时，最后却无疾而终。在大部分人眼里，他最特别的地方是“恰到好处的大胆与无畏。”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不惮于要求别人去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搞科研的时候，”汤姆·里弗斯说，“你身边常常需要一个哈里这样的人，你知道的，他能……鼓励人们换个角度看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位分析家。哈里·韦弗在这方面干得很漂亮。”1
韦弗认为脊髓灰质炎研究是一门应用科学——为特定问题寻求特定的解决方案。对他来说，解决脊髓灰质炎的方案就是成功研制出疫苗，而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搞出疫苗，显然是因为基金会在科研方面的失败领导。多年来，基金会的受益人各自为战，还常常互相保密，他们不管别人发现了什么，慢腾腾地研究早就搞明白了的东西，实在让人痛苦。韦弗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这么干的人太多了。是时候改变一下了。
疫苗已经成功征服了其他病毒，例如天花和狂犬病。如果疫苗能有效地赋予人类对脊髓灰质炎的抵抗力，那这种疾病很可能就会寿终正寝，因为人类似乎是它唯一的天然宿主。对韦弗来说，疫苗采用活病毒还是灭活病毒根本就无关紧要，实际上基金会情愿同时资助两个方向的研究。重要的是扫除多年来阻碍脊髓灰质炎疫苗问世的障碍。
这并不容易。大笔资金支出、管理和反馈的方式必须作出重大变革。韦弗知道，现在医学院已经取代了独立的研究所，成为生物科研界的主要力量。“事实上，”他写道，今天，那些较好的医学院“更像是从事科研的研究所，而非训练医生和教师的学校。在某些医学院里，支持科研的外来慈善资金也许等于甚至超过了支持其他活动的所有资金。”2
韦弗写道，问题在于，现在这些“外来慈善资金”带来的好处不如当初了。医学院管理层很快发现，获得外来的大笔科研资金固然很有面子，但实际上可能造成入不敷出，关键在于间接支出。“接受了外来资金，”韦弗说，“研究机构就必须扩充基础设施，增加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用于维护和公共事业的钱也更多，我这里提到的也只是一部分。”3
就任前几周，韦弗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哈佛大学生物系向国家基金会提交了拨款申请，基金会方面已经批准，但学校管理层却不乐意接受，他们抱怨说这笔拨款会增加很多日常开支。韦弗同意支付部分间接开销，具体数额按照他自己写的一个复杂公式来计算。于是哈佛接受了这笔钱。4
后来韦弗简化了这个流程。他征得汤姆·里弗斯和巴塞尔·奥康纳的同意，给基金会的每笔资助都加上了一笔“预留份额”，这样就“不再需要我那劳神费力的公式了”。新规则是这样的：
10000美元及以下的拨款，额度增加46％。
10001～30000美元的拨款，头10000美元增加46％，其余部分增加38％。
30000美元以上的拨款，头10000美元增加46％，10001～30000美元的部分增加38％，其余部分增加6％。
这些资金可用于“有利于研究机构作出更多发现的深度研究”，并不受限于受益人最初的预算方案。“我们相信，”韦弗说，“新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机制……更合理地支付研究项目的开销。”这个说法基本上没人反对。5
韦弗还着手改革基金会从1942年开始实行的长期资助政策。这样的资助最长可达5年，它让研究者得以开展更大型的项目。韦弗发现，问题在于基金会根本没怎么追踪受益人的研究进展。“我们的医学顾问委员会不去追踪受益人的年度进展，也不关心他们下一步打算干嘛，”他抱怨说，“要想解决脊髓灰质炎问题，这样可不行。”6
韦弗希望长期资助能够更灵活一些。为期5年、总额10万美元的资助就一定是每年拨2万美元吗？他觉得没必要这么死板。他说，什么时候拨多少款应该根据目前的情况，由基金会和受益人共同决定。但韦弗也要求对受益人实行问责制。有突破性进展的项目应该追加资金以示鼓励，而那些原地踏步或进展甚微的项目可以提前中止拨款。关键是把钱交到正确的人手里。7
间接支出拨款和长期资助将改变美国医学研究的方式。其他基金会和政府很快就学到了这套模式。哈里·韦弗把资助变成一门艺术。
要制造出有效的疫苗，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首先，研究者必须确定脊髓灰质炎病毒到底有几种。其次，他们必须为每种类型的病毒找到安全稳定的供应源，以用于疫苗生产。第三，他们必须搞清脊髓灰质炎真正的发病机制——它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路线，以确定疫苗起效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要解开脊髓灰质炎之谜，这三个问题基本而关键。
实际上，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科学家。韦弗所做的是确定整个计划的轮廓，为大家指明方向。在他看来，第一步该干什么十分明确。就任科研督导几个月内，他就启动了基金会历史上最具野心的项目：归类全世界所有已知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成功的疫苗必须为每一种类型的病毒都提供免疫力，而现在没人能确定病毒到底有几种。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庞大的后勤资源。他们要定位数百种病毒株，将它们送到专门的实验室，然后进行烦琐枯燥的详细研究。
有的病毒非常稳定，例如天花；而有的病毒十分多变，例如流感，流感疫苗几乎每年都需要更新换代。脊髓灰质炎属于哪种？西蒙·弗莱克斯纳仍坚称脊髓灰质炎病毒只有一种，澳大利亚的研究者觉得至少有两种，还有人猜测至少有三种。谁都想知道答案。
当然，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路只有一条：动手归类。为了监督项目进程，韦弗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里面既有早已成名的研究者，例如约翰·霍普金斯的戴维·博迪恩、密歇根的汤米·弗朗西斯和辛辛那提的阿尔伯特·萨宾，也有一些新手，例如匹兹堡的乔纳斯·索尔克。
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并不负责具体的归类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制定基础的科学规则，为结果的合理性背书。具体工作由无名小辈来承担，理由很充分：基金会能找来干这活儿的人只有他们。归类病毒的工作十分枯燥无趣，弗朗西斯和萨宾这样的大牌通常会把这种活儿交给技师或者研究生去干。这不是通往诺贝尔奖的捷径，事实上，正如韦弗本人所坦承：“我知道，整个医学研究领域再也没有比这更无趣的事情。要得出最后的结果，必须无数次机械式地重复一套完全相同的技术流程，测试一个又一个病毒，每周7天，每年52周，整整3年。”8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干这活儿？韦弗前往匹兹堡拜访索尔克，十分慷慨地抛出了他的条件。索尔克会连续数年拿到基金会的一大笔资助。医学院因此支出的所有间接费用都可以向基金会报销，包括维护费、公共事业费和保险。虽然索尔克最有兴趣的病毒不是脊髓灰质炎而是流感，但现在的时机恰到好处。“韦弗带来了一条出路，”索尔克回忆道，“匹兹堡最初吸引我的是开放与自由，但后来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象。然后韦弗出现了，他愿意提供资金、项目、人员和设施，而且这一切都由我做主。”9
现在，索尔克已经抢到了先机。1948年，他收到了基金会的第一张支票，金额是41000美元，其他途径的资金也接踵而来。陆军重新开始资助他的流感研究，他一直对这方面很有兴趣；莎拉·梅隆·斯凯夫基金会同意资助他的实验室，支付“非脊髓灰质炎研究”的开销。10
索尔克的实验室位于匹兹堡市立医院，这里也是治疗传染性疾病的地区中心。“二战”后的岁月里，青霉素之类的“魔药”广泛使用，医院里的人大幅减少，所以空出来了很多没用的地方。索尔克很快占领了这些地盘。到1949年，他已经占据了整整两层楼，其中一层是实验室、办公室和玻璃器皿消毒室，另一层专门用来养猴子，包括“通风设备、笼子、清理笼子的设备和一台焚化炉”。讽刺的是，脊髓灰质炎病区现在是医院里最大的病区，这个事实不断提醒着他们时间紧迫。一位护士回忆说：“救护车在外面排起了长队，每天都有十六七个新入院的病人。我们有一位住院医生晚上从来没在床上睡过安稳觉，最多和衣在小床上躺会儿。我们护士也从来没回过家。要离开那地方，你必须经过几个房间，然后你总会听见孩子哭喊着请求来个人替他读信，或是要杯水，要不就是问你她怎么动不了了，你实在狠不下心一走了之。那里充满了悲伤、恐惧和无助的愤怒。”11
索尔克的事业蒸蒸日上。从1949年到1953年，他从基金会获得了近百万美元的资助，另外还有用于间接支出的25.5万美元拨款。陆军的流感研究资金和其他一批较小的捐款合计也有14万美元。在那些年里，他的实验室拿到的外来资金占整个医学院的90％左右。12
索尔克用第一笔钱雇用了“关键人员”和“次要参与者”。他挑选的是那些既与他志同道合，又像他一样痴迷于工作的人——他们会把眼下的枯燥工作视为伟大事业的基石，他们的机械劳动将带来拯救生命的新疫苗。团队的早期成员包括细菌学家吉姆·刘易斯、总技师拜伦·本内特、动物主管托尼·彭科和办公室主任洛兰·弗里德曼。刘易斯负责对付猴子：接种病毒、抽血、解剖、采集组织。他还负责从这些灵长类动物身上切除器官，以备用于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本内特负责管理设备、处理刘易斯提供的组织和血样。本内特喜欢喝酒，他曾在陆军医疗队服役，因此得了个“少校”的绰号；在同事眼里，他是实验室的“中流砥柱”，“喜欢一个人独自干活”。洛兰·弗里德曼是匹兹堡本地人，她来应征索尔克的私人秘书时以为这是份临时的工作，结果她却在这里干了40年。13
到这个庞大的计划成功启动时，一个关键的问题已经有了部分答案。现存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有几种？戴维·博迪恩表示至少有三种，194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成果。博迪恩的研究打破了“所有脊髓灰质炎病毒都一样”的幻象。但是，由于他的实验采用的样本数量较少，那么如果扩大样本范围，也许还会发现更多种类的病毒。如果真是这样，比如说基金会的归类项目发现了4种、5种甚至15种不同的脊髓灰质炎病毒，那么疫苗研制就会面临大麻烦。
索尔克的实验室完成了大量测试工作。利用脊髓灰质炎患者及其家人的粪便、喉部培养样品和死亡患者的神经组织，他们仔细检查了数十种病毒株。索尔克收到的很多样本来自基金会的其他受益人——
来自弗朗西斯博士实验室：得克萨斯、马奥尼、赫鲁堡、明尼苏达
来自萨宾博士实验室：欧贝、腾、沃尔、里克、芬、弗洛、霍普克、霍夫、皮尔
来自保罗博士实验室：罗森塔尔、邦内尔、格里奇、瑟尔
来自博迪恩博士实验室：科迪、埃尔金斯、史密斯、格林利夫、威克利、维特尔14
每份样品都附有简单的说明，例如：“明尼苏达病毒源自依斯琳·蔡斯太太尸体解剖获得的组织，解剖日期：1946年7月24日。疫情发生时患者居于明尼阿波利斯，延髓型脊髓灰质炎发作三日后死亡……样品以玻璃安瓿封装，干冰冷藏。”15
或者，“马奥尼病毒……源自一只恒河猴，该恒河猴摄入了帕特里夏·马奥尼、玛丽·马奥尼和弗雷德·马奥尼三人的混合粪便悬浊液。粪便采集日期：1941年9月10日。以上三人居于俄亥俄州阿克伦市，曾接触脊髓灰质炎患者但并未患病。该病毒已依次传播了6只猴子，玻璃安瓿封装，干冰盒冷藏。”16
后来我们发现，马奥尼病毒是毒性最强的一种。是否应该用它来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哪怕是灭活病毒疫苗？未来的几年里，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归类项目从1949年进行到了1951年。基金会的总花费超过120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和照顾实验用的猴子。这笔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猴子对脊髓灰质炎研究非常重要，它是科学家研究这种疾病最常用的实验动物。但猴子的价钱很贵，也很难搞到。很多猴子在运输途中死亡，活着到达目的地的猴子情况也很糟糕，经常患有肺炎和痢疾，而且一般都营养不良。正如托马斯·弗朗西斯在一封写给基金会的信里发的牢骚：“你们每送来100只猴子，就有2只死在了路上，还有3只会在到达实验室几天后死掉。而且这些猴子的整体情况实在让人失望。”研究者经常扫荡本地的动物园，寻找淘汰下来的动物，有的科学家甚至要求基金会搞点儿怀孕的母猴，希望自行繁育试验用猴子。一位基金会官员回忆道：“他们简直疯了，恐怕他们很想研究一下该怎么在没有猴子的条件下继续干活。”17
大多数研究者偏爱来自菲律宾的食蟹猕猴（cynomolgous monkey），因为它会出现近似人类的脊髓灰质炎病程，病毒通过口腔进入身体，然后在消化道中繁殖。但这种猴子稀少而娇气，所以美国的实验室把目光投向了印度恒河猴，这种猴子供应更为充足，身体也更加强健。
印度政府很乐意效劳。出口恒河猴有利于经济，既能赚到外汇，又能促进当地就业。需要有工人去抓猴子，再把它们“用扁担挑到最近的火车站，运往新德里”，然后恒河猴会坐上飞机，跨越4000英里来到伦敦，最后再送往纽约。此外，政府官员也希望野外的恒河猴会因此减少一些，因为印度10％的庄稼都是被猴子破坏掉的。18
但是也有问题。猴子在印度教中是神圣的，有人担心在抓捕、运送过程中以及抵达实验室以后，猴子得不到异教徒的善待。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悲剧，390只猴子在伦敦机场窒息而死，印度官员险些因此禁止出口猴子。作为应对，国家基金会答应监控抓捕和运输过程，承诺这些猴子会得到善待，而且仅用于脊髓灰质炎研究。19
双方的交涉极有成效。1949年，基金会在荒芜的南卡罗来纳建立了一个特殊机构，人称奥卡提农场，专门处理国外运来的猴子。兽医筛查疾病，营养师监督饮食，一旦猴子情况稳定，就会被卡车运往北美各地，送到基金会受益人手里。（“我们希望每个月能得到50只情况良好的食蟹猕猴，体重3～5磅。”汤米·弗朗西斯的这份申请书颇具代表性。）每只猴子的成本约为26美元，包括运输费用。一位观察家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卡提就是猴子的缩微版沃姆斯普林斯。”20
光是病毒归类项目就牺牲了17000只猴子。流程一般是这样的：将脊髓灰质炎人类患者的粪便样品注入猴子脑部，然后每天让猴子运动，观察有无明显的脊髓灰质炎症状。一旦出现瘫痪，就将猴子杀死，取出大脑和脊髓获取脊髓灰质炎病毒。然后，将含有病毒的组织-血清混合物注入健康的猴子脑部。科学家认为，已经接受过Ⅰ型病毒注射并顺利康复的猴子应该对其他所有Ⅰ型病毒免疫。“然后，将未知类型的病毒注射给猴子，如果它很容易被感染，那就意味着这种未知病毒应该属于Ⅱ型或Ⅲ型……接下来再重复这个过程，用同样的未知类型病毒来测试已经对Ⅱ型或Ⅲ型病毒免疫的猴子。”21
毫无疑问，归类项目让索尔克与基金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但它同样标志着索尔克在论资排辈的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地位低下。在归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索尔克早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就程序问题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觉得自己的态度相当谦逊。“阿尔伯特·萨宾……转身冲着我说：‘索尔克博士，以你的学识不该问这样的问题啊！’”索尔克回忆说，“那简直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能感觉到现场的抗拒、敌视和反对。从那以后，我每次参加委员会的会议，总有同样的感受。”22
索尔克忍气吞声接受了“新人合作者”的身份。他前往辛辛那提拜访萨宾的实验室，说了些恰到好处的恭维话，甚至还在萨宾家里过了一夜。他不吝溢美之词地感谢萨宾送来的论文副本和待分类的新病毒。但他的努力收效甚微。萨宾不太看得起索尔克，这一点从未改变。他觉得索尔克不过是国家基金会手下一个跑腿的，野心勃勃但是资质平庸，为了出人头地对哈里·韦弗俯首帖耳。早年间萨宾曾写过一封信给索尔克，他审查了归类项目的一篇论文草稿，然后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预示着他们以后的分歧。“你在很多地方提到了国家基金会，特别致谢，诸如此类，”他写道，“我个人认为这样做十分欠妥……整个项目的确是国家基金会资助的，这很明显，我觉得没必要专门感谢他们提供的帮助。”23
归类项目的最终结果十分让人安心。戴维·博迪恩的预测没错，接受测试的196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株可以完美地归为三种不同的类别，脊髓灰质炎病毒“家族”非常小，这真是件幸事。
Ⅰ型病毒涵盖了82％的病毒株，Ⅱ型占10％，Ⅲ型占8％。研究者给每个类型的病毒起了个绰号，Ⅰ型病毒叫“布伦希尔德”，这是博迪恩实验室里一只黑猩猩的名字；Ⅱ型病毒叫“兰辛”，以纪念密歇根州兰辛市的一位已故患者；Ⅲ型病毒叫“里昂”，与它同名的洛杉矶小男孩也死于脊髓灰质炎。24
虽然有的研究者仍怀疑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但时间会证明他们的谬误。阿尔伯特·萨宾就是怀疑者之一，他认为索尔克忽视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可能有亚种，这在其他病毒中很常见。这一回，索尔克不再低头了。萨宾的马后炮真的很伤人。索尔克的名望或许比不上萨宾，但他确信自己的工作全面而详尽，无人能及。“我对流感病毒很熟，我当然知道病毒有亚种，”他反击道，“我相当确定，脊髓灰质炎病毒没有什么亚种。”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脊髓灰质炎病毒“抗原结构同质性极强”。争议到此为止。25
现在有一点可以确定。成功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必须为全部三种病毒提供免疫力。研究界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40年的试错，我们还没有成功培养出可用于疫苗生产的足够多、足够安全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此前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1907年，耶鲁大学一位默默无名的生物学家罗斯·哈里森作出了一个发现，有人盛赞为“西方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十大发现之一”。那就是组织培养的概念：在宿主（植物、动物或人类）体外培育活细胞的能力。两位声誉卓著的研究者写道：“哈里森的发现让我们得以在细胞层面甚至分子层面上研究活生生的有机体，从而促进了现代疫苗的发展，包括脊髓灰质炎疫苗、麻疹疫苗、流行性腮腺炎疫苗和狂犬病疫苗……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组织培养，过去50年里我们对疾病基本机制的了解比过去5000年都多。”26
组织培养看起来非常适合脊髓灰质炎研究，和其他病毒一样，脊髓灰质炎病毒也只存在于活细胞中。但通往成功的道路颇为曲折。1936年，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萨宾和彼得·奥利茨基证明了我们的确能在试管里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真是个好消息。不过坏消息是，它只在神经组织中生长。27
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是有原因的，只是当时没有人知道。当时研究所里普遍采用的是西蒙·弗莱克斯纳的“MV”病毒，这是一种高度嗜神经性的病毒株，只能在神经组织里生长。萨宾和奥利茨基的实验用的也是这种病毒，所以他们再次证明了这个错误的观点：脊髓灰质炎病毒无法在其他地方生存。
于是研究者陷入了窘境，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果把猴子的神经组织注入人体，就会引发脑脊髓炎，也就是脑部和脊髓发炎。如果萨宾和奥利茨基是对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只能在危险的神经组织里生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集病毒来制造疫苗？至少就脊髓灰质炎而言，靠组织培养获得安全病毒的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事情到这儿就卡住了。同时挑战西蒙·弗莱克斯纳和美国最负盛名的研究所里两位灯塔式人物的智慧，这并非易事。“他们的研究一丝不苟，所以我完全没有怀疑过，”汤姆·里弗斯回忆说，“天哪……我认识的每一位病毒学家都相信他们，可能只有哈佛的约翰·恩德斯是个例外。”28
今天，约翰·恩德斯是医学史上最受尊崇的人物之一，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他还不怎么出名，这已经是最客气的说法了。恩德斯1897年生于康涅狄格州，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银行家；“一战”期间恩德斯曾入伍服役，后来他短暂地从事过地产业，还上过英国文学的研究生，最后在1930年拿到了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获得哈佛的终身教职后，他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病毒性疾病研究，特别是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和很多同事不一样，恩德斯没有医学博士学位。“早年间没什么人注意到恩德斯，因为他是个很安静的人，发论文也很低调，”里弗斯说，“但只要你关心一下他的研究工作，你就会知道他是个细心谨慎、手段巧妙的研究者。”29
1947年，恩德斯离开学校，转而担任波士顿儿童医院传染病实验室主任。有人很不理解这次跳槽。“大部分有抱负的科学家会觉得这是在走下坡路，或者至少是走错了方向。”一位同事回忆说。但恩德斯可不这么想。对这位不修边幅、独立自信的布莱明【1】来说，社会地位的降低和薪水的减少根本无关紧要。他已经50岁了，他要的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环境。30
恩德斯在儿童医院旁边的空房子里占了4个房间，建立了实验室。他的一小部分资金来自国家基金会给哈佛的20万美元研究经费，这时候国家基金会几乎还不知道他的存在。实验室的第一批成员里有两位有志于病毒性疾病研究的儿科住院医生，弗雷德·罗宾斯和汤姆·韦勒。这两人都曾在“二战”中服役，后来又进入了哈佛医学院。他们俩对脊髓灰质炎都没什么兴趣。在儿童医院，罗宾斯开始研究消化道疾病，而韦勒试图体外培养水痘和流行性腮腺炎病毒。31
1948年，体外培养技术正在迅猛发展。青霉素和链霉素之类的抗生素投入使用，有效地防止了细菌污染，培养基更容易保持无菌环境。实验室采用了新技术缓慢地滚动试管，使得试管内的组织能够接触适量的液体和空气。汤姆·韦勒发现，如果定期（每4天左右）更换营养培养基，组织会存活更长时间。32
那一年恩德斯实验室的大突破主要来自科学直觉。“有一天，汤姆和我正在准备一套新的培养基，”弗雷德·罗宾斯说，“恩德斯博士建议说，实验室冰箱里存了一些脊髓灰质炎病毒，不如试着培养一下，我们照办了。”培养基里既有神经性的胚胎组织，也有非神经性的。四份注入了水痘病毒，四份注入兰辛Ⅱ型脊髓灰质炎病毒，还有四份是空白对照组。
韦勒和罗宾斯对试验结果没什么信心。萨宾和奥利茨基都失败了，我们凭什么能成功？但恩德斯有一种直觉。“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他回忆道，“既然我们在消化道里找到了这么多脊髓灰质炎病毒，那它一定能在神经组织以外的地方生长。”他补充道，“而且，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33
他的本能是对的。兰辛病毒株不光在神经组织中生长，还在皮肤、肌肉和肾组织中成功繁殖。接下来几个月里，针对Ⅰ型和Ⅲ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组织培养同样获得了成功。西蒙·弗莱克斯纳错了，同样错了的还有萨宾和奥利茨基。科学界花了整整40年，无数次走进死胡同，终于解决了脊髓灰质炎领域最大的谜题之一。
这个发现意义重大。现在研究者可以在试管里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而不是在猴子的脑子或脊髓里，于是他们能够更好地观察被脊髓灰质炎感染的细胞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能够安全地培养出足够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不再需要担心动物神经组织带来的污染，批量生产疫苗因此而有了可能。“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汤姆·里弗斯回忆道，“他们的成果一鸣惊人……就像一声炮响。”34
恩德斯相当冷静。事实上，脊髓灰质炎从来就不是他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他更钟情于其他病毒，尤其是麻疹，后来他还发明了广受欢迎的麻疹疫苗。但是，脊髓灰质炎让低调的恩德斯一举成名，对此他有些不自在。1953年，他入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次年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莱纳斯·鲍林也是在1954年拿的诺贝尔奖。）斯德哥尔摩发来官方通知时，恩德斯明确表示，除非让两位年轻同事罗宾斯和韦勒并列为获奖人，否则他不会接受这个奖项。他的慷慨行为成了科学界的标杆，未来大家会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其他研究者，很多人都没这么大方，尤其是乔纳斯·索尔克。
1951年，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面临的两大障碍已经被清除。研究者已经确定脊髓灰质炎病毒共有三种，每种都能安全地在非神经性的组织中培养。短时间内重大突破接踵而来，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也许我们能够预防甚至治愈脊髓灰质炎。
当然，在人体测试开始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人们对科尔默和帕克-布罗迪的悲剧记忆犹新，大家都知道不能操之过急。此外，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有效性仍有争议。一代人的研究表明，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鼻腔进入人体，然后绕开血液系统，直接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刺激血液产生抗体、赋予身体天然免疫力的疫苗似乎没什么用处。
这套观念要追溯到西蒙·弗莱克斯纳的早期研究，他提出的各种脊髓灰质炎理论根深蒂固，多年来一直统治着整个研究领域。他的研究所仍是脊髓灰质炎研究的主力军，他把研究所当成了个人的封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地盘。正如洛克菲勒研究所病毒学实验室主任彼得·奥利茨基私下里向一位同事吐露的：“弗莱克斯纳博士坚信脊髓灰质炎研究是他的禁脔，我们部门（和我自己）只有受邀才能进入这片领地。”35
到20世纪30年代，弗莱克斯纳对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疫苗已经不抱希望。他仍坚信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鼻腔直接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于是他鼓励奥利茨基着手研究“化学阻断”。这个设想很简单：用化学物保护鼻腔，防止脊髓灰质炎进入人体。“保护鼻子，预防脊髓灰质炎”成为他们的口号。
1936年，萨宾和奥利茨基恪尽职守地在猴子身上做了“鼻腔阻断”试验。与此同时，亚拉巴马州的公共卫生官员用苦味酸（一种有毒的酸）溶液和明矾在志愿者身上做人体试验。让人失望的实验结果促使科学界采用了更强效的化学物。第二年，多伦多疫情暴发期间，他们给孩子喷了硫酸锌。结果证明这种化学物无助于遏止脊髓灰质炎流行，反而导致了几个孩子“显著而彻底的永久性嗅觉丧失。”36
事情看来很清楚。萨宾坦承：“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喷洒化学物能预防人类脊髓灰质炎。”但这场闹剧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好处。“化学阻断”的惨败迫使研究者重新审视脊髓灰质炎到底是如何进入人体的。37
萨宾冲在最前线。在1941年的一次突破性实验中，他采集人体解剖材料，证明了脊髓灰质炎患者的消化道里有大量脊髓灰质炎病毒，但鼻腔里却很稀少。他“四处奔波”，多萝西·霍斯特曼回忆说，她第一次见到萨宾是在田纳西州一家医院的太平间里，“他带着全套设备，解剖的流程极其复杂……一件工具从来不用第二次，以免样品互相污染。结果毋庸置疑，人类脊髓灰质炎与鼻腔通路无关……这种感染不是通过鼻腔传播的。”38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华德·豪和戴维·博迪恩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们切除了一只黑猩猩的嗅觉神经，然后给它口腔饲喂了大剂量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正如研究者所料，黑猩猩很快被病魔击倒了，这同样证明了脊髓灰质炎不是通过鼻腔传播的。39
弗莱克斯纳的理论被推翻了。现在，研究者认为病毒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而非鼻腔。这个发现又燃起了人们对疫苗的新希望。如果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口腔进入人体并沿着消化道下行，那它在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必然会经过血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设计用于提高血液中抗体水平的疫苗，应该能在病毒造成严重后果之前把它干掉。
多萝西·霍斯特曼是第一批将目光投向这个方向的研究者之一，她是耶鲁大学脊髓灰质炎研究组的成员。“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间很早，”她回忆道，“1943年纽黑文疫情暴发期间，我采集了医院里每一位病人的血样。我记得很清楚，一共测试了111份血样……其中只有一份检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个概率可不算高，所以我们觉得病毒进入血液也许不是很常见的事情。”40
不过，霍斯特曼对那唯一一位血液中检出病毒的患者很感兴趣。那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如果不是疫情暴发，医院大概永远不会发现她得了脊髓灰质炎”。除了轻微的颈部疼痛以外，小女孩没有表现出其他任何脊髓灰质炎的症状。霍斯特曼开始怀疑，会不会是这样：只有在患者表现出明显身体症状之前的一小段时间，脊髓灰质炎病毒才会出现在血液中？
为了验证这套理论，霍斯特曼开始在黑猩猩身上做一系列实验。她通过口腔给它们饲喂脊髓灰质炎病毒（“天然的感染途径”），目的是确定病毒是否会出现在血液中，如果会出现，那具体是什么时间。结果相当惊人。饲喂几天内，血液中就检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1953年，耶鲁杰出的医学史家约翰·F.富尔顿在一封给霍斯特曼的私人信件中盛赞道：“你的研究成果是我自1930年进入耶鲁医学院以来在这里见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它对你的研究领域和整个科学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也是医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41
戴维·博迪恩也在霍普金斯独立得出了与霍斯特曼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这是怎么回事？以前的研究者为什么没发现血液里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答案简单得要命：他们等了太长时间才开始检测。
一旦脊髓灰质炎进入血液，就会产生将它摧毁的抗体。所以，只有在抗体形成之前那个短暂的酝酿期内，你才能在血液里检测到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少数情况下，病毒会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瘫痪甚至死亡。但哪怕它进入了神经系统，血液里也不再有病毒的踪迹，因为血液中产生的抗体已经将它彻底扫除。
这个谜题至少在理论上得到了解答。研究人员找到了免疫系统对抗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时机（感染早期）和战场（血液中）。“这意味着，”约翰·保罗表示，“侵入血液的少量病毒有可能被血液中循环的相对少量的抗体消灭。再进一步说，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阻断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突然之间，如何赋予人体免疫力的问题迎刃而解，甚至比我们预期的还棒。”42
我们将通过疫苗征服脊髓灰质炎。
现代脊髓灰质炎研究之父西蒙·弗莱克斯纳活得不够久，他没有看到自己长期坚信的大部分理论一个接一个崩塌。他激起了科学界对脊髓灰质炎乃至整个病毒学的兴趣，这方面他的成就无人能及。但是同样地，他也制造了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的壁垒，将新方法、异议和新思想拒之门外。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弗莱克斯纳仍坚称脊髓灰质炎病毒只有一种——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在坚持和捍卫这个观点。这篇文章恰好也是他在脊髓灰质炎领域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次年他就去世了。
注释
【1】Brahmin，波士顿老牌的上流绅士阶层，以谨慎、低调的作风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