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通常是性欲很强的年轻人，但同时也是很温柔的，并且往往在努力建立恋爱关系。我们的狂热使我们的温柔变得有些复杂。我们完全致力于好像是从科技文化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解生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会让我们的恋爱变得更美好。
“她想让我分担家务，但做家务真的太蠢了。我的意思是，谁会在意我们的衣服是否熨过？再过几年，如果你想熨衣服，机器人可以帮你，我们也可以对DNA（脱氧核糖核酸）进行编程，培养可以让衣服每天保持平整的细菌。在问题解决之前，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几年，而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可怜呢？”
在我刚到那里时，人们经常说，有人开了一家名叫“租一个妈妈”的公司。怎样找到这家公司？电话簿里找不到，那个时候也没有互联网。[2]
我记得有一次讨论过这件事，当时，我们几个邋里邋遢的年轻黑客在我们最爱的湘菜馆中，挤在一张桌子旁。这个小餐馆是数学家的根据地。你可以看到传奇流浪数学家保罗·埃尔德什（Paul Erdos）这样的人，在从窗户透射进来的古怪昏暗的霓虹灯招牌的光亮下专心思考。有些黑客还用中文点菜，以此作为一种炫耀，尽管服务员从来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这也没什么。
“我认识一个人在用‘租一个妈妈’的服务。当然这与性没有任何关系。不同的中年妇女上门来帮他洗衣服、购物、选衣服、听他抱怨、给他买夜宵等。如果他编程太久，累得不想开车了，她们会载他回家。他说这让他的效率提高了10倍。”
一个个子很小的黑客，戴着比他的头大得多的眼镜，说道：“好的，好的，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人？我再问一下，怎么找到他？怎么找到他？”
“租一个妈妈”听起来像是真实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但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出现可操作的联系。这个谜变成了一种执念。
我愤怒地回应。这些人并没有失去真正的母亲。这个想法侮辱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很多有关“租一个妈妈”的对话中，我扮演了黑脸的角色。
“你就不能自己洗衣服吗？不洗也行。我们一点都不在意你洗没洗衣服，这对你写出好代码或烂代码没有任何影响。”
“你不明白，”同样出现了终极的反对声，“租来的妈妈会帮你处理真实世界中的所有事情，你就可以专心写代码了。想象一下那种被释放的感觉。”
“但我们如此痴迷于‘租一个妈妈’，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这能优化任何东西吗？”
“当然！总有一天，计算机将互相连接，我们将会带着通过无线电联网的微型计算机到处走，你会对麦克风说‘给我租一个妈妈！赶紧的！’”
虽然技术还不存在，但愿景和争论已经形成。
其他人会说：“等等，为什么要租真的妈妈？用人工智能做这些事不是更好吗？比如机器人？”
“那样当然可以，但你没搞懂。我们现在就有可供租用的真人妈妈，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要等以后才能实现。”
“不，最多再等三年，人工智能就会出现。”请记住，这段对话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
“好吧，等多少年都无所谓。我们需要想赚点钱的真正的妈妈，但只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不过如果只需要三年，那就太好了。”
“但人工智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为什么要去纠结这件事呢？”
“别担心，这只是一个应急计划。”
“但这真的让我很纠结。我是说，人工智能几乎就要实现了。”
“好吧，你看，我们并不会向真正的妈妈支付很多酬劳。”
“最好不要！”
就像今天大多数人经历的那样，互联网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对话中诞生的。
“当计算机联网时，谁做出了‘租一个妈妈’，谁就驾驭了世界！”
“是的，所以我们最好实现它。”
“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呢？”
“我们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