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冲突
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来的许多世纪中，访问中华帝国的西方旅行家们，从商人到使节，从传教士到军人，在丰富多样的各类中国旅行记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从未提及一个武术世界（world of martial arts）或者江湖空间（space of rivers and lakes）的存在。这一点常令我们感到惊讶，但却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保护者和朋友，即远比他们更为熟悉中国社会的官员、地方绅士和平民，对此也仅有极其有限的了解。一般的居民对此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某位匿名的“骑士”忽然出现，杀死了某个本地的黑帮头子，或者不知姓名的“采摘花朵的窃贼”（Flower‐Picking Thief）又蹂躏了某位富翁的美丽女儿这样的市井流言；在文人的作品中，曾不时流露出对游侠骑士和“剑仙（Sword‐Immortals）”的向往，但成为帝国官僚的吸引力对他们而言远远大于进入这一领域；在帝国朝廷的正式文告中从未承认这个秘密世界的存在，虽然它谴责其中的许多人是叛乱分子、邪教徒和穷凶极恶的盗匪；帝国的将军们和情报系统的官员或许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但是他们不会对一般居民透露这些不适宜的信息，否则会引起皇帝陛下臣民们的严重不安：整个中华帝国，通过其自身意识形态的透镜来看，是被“上天之子”和儒家哲学的权威所照耀的中央之土，这里不允许存在不受皇权支配的黑暗领域。虽然事实上，这样的领域一直存在着，如同中国道家哲学中的阴与阳，它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帝国结构形成对立和互补。但对此，并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话语加以描述。对于远离这一领域的人们来说，它是无可名状的黑暗混沌。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之前从未了解中国社会中除了官员、士大夫和底层民众之外的另一层面。但自从1840年的第一次英华贸易战争后，西方人的势力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事务，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一秘密世界发生冲撞，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悲剧性的。
西方人同中国武术世界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始于1853年，当时，刚刚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外来劳工，他们逐渐将民间的各种秘密社团引入到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这些秘密社团的组织者们很快发现这个处于中国政府和西方殖民者之间的地带是他们进行反政府活动的绝佳场所。三合会（天地会的一个分支）的首领刘丽川统一了当地的若干会党，成立了上海小刀会。他们在1853年9月7日发动了起义，攻占了上海及其周边的若干县城，并向此时在帝国南部发动叛乱的太平军政权称臣。对于这些手持小刀、挥舞拳脚的奇特叛军，来自西方的冒险家们最初保持了谨慎的中立。但连年的叛乱严重影响了西方商人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并导致各强权的干预。在叛乱开始一年后，法兰西的军舰轰开了上海的城墙，两百多名法军随即攻入上海城，结果他们在遭到惨败后不得不退出上海。这一失败令法国人印象深刻。他们没有再度进攻，而是联合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围困了上海。不久后，叛军粮食短缺，不得不设法突围，他们在夜间离开了上海，部分被清军和西方国家的军队所杀，另一部分投奔了在南京的太平军，这样就结束了西方人和中国武术世界的第一次碰撞。1
第二次大规模的碰撞发生在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天地会（Heaven and Earth Society）的武术家刘永福于1866年在广西组建了一支“黑旗军”（Black Flags），进行反政府活动。不久后，这支军队被迫撤退到越南，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正在入侵越南的法国军队，并不可避免地与后者发生了冲突，这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爆发。战争开始后，刘永福的军队与清朝政府达成和解，并在1885年3月的镇南关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军。但在几天后的驱骡战役中，即使精锐的黑旗军也在法国人的优势火力下遭到了重创，伤亡超过七千人。此时在巴黎，儒勒·费理（Jules Ferry）内阁的倒台及时阻止了战争形势的逆转，战争最后以对中国相对有利的和约结束。2
更为西方人所熟知的是1899年—1900年的拳民之乱（Boxer Rebellion）。似乎在一夜之间，数以万计的半吊子武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三个月前还是朴实的乡民——仿佛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挥舞着“消灭洋人”的旗帜，勇敢地向他们所能见到的一切西方人和他们的中国朋友发动了歇斯底里的攻击。这些拳民相信他们的内功和拳术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西方枪炮的打击，这种狂妄的自信弥漫在中国朝野间，甚至感染了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孝钦皇太后。在西方人的武力威胁下她狂妄地向所有的西方国家宣战。不出意外地，这次战争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八国联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3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中，传统的中国武术世界第一次遭遇到了中华帝国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敌人——工业革命后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并发现后者的强大远远超过自己之前所遭遇到的一切强敌。在上述的三次冲突中，中国的武术家们尽管也取得过局部的胜利，却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的血肉之躯无法与西方人的枪炮相抗衡。这个悲剧性的遭遇最终导致了中国武术世界的解体，而它的敌人甚至并未注意到其存在。
一位反对者或许可以举出孙禄堂、杨露蝉、霍元甲等帝国晚期著名的武术家来论证中国武术界的延续性，但是少数精英的出类拔萃难以掩盖整个体系的衰败。正如在当代中国，仍然有少数精通儒学的学者存在，但是无可否认儒学作为主流思想已经走向没落。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中国武术上，一旦原本试图学习武术的青年发现，他们花费二十年时间所学到的高深格斗技巧往往敌不过一个孩童手上的一把手枪时，中国武术的没落就无可避免了。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武术和江湖的分道扬镳。武术不再成为江湖空间中的主导力量，取而代之的是火药和子弹。事实上，在拳民之乱后仅仅几年，天地会等秘密社团就已经拜服在热兵器的威力之下，并用之来暗杀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商雅森博士（Dr. Sun Yat‐sen）就是靠这些用热兵器武装和重组的帮会势力建立了同盟会，在1911年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权。
中国武术系统的衰落和玛雅人的天文学失传，或者古希腊的数学在中世纪被遗忘一样，是世界文明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毋庸置疑，中国人在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其特殊的文化实践和意识形态，掌握了对于人类身体运动的精确把握之技巧，并最大限度地开发了其潜能。但是这些成就的绝大部分，已经被现当代的中国人民所遗忘。西方人直到最近的时代——首先应该感谢李小龙先生和查良镛博士——才对此有所认识。
在美国，1973年，马萨诸塞州首次承认了针灸的合法地位，此后在五十一个州都陆续得到了合法化，今天，有一万多美国人在学习这一古老的东方人体技术，而接受过其治疗的美国人民多达数千万人。但是点穴的技术已经失传，也许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都不会复兴。阻碍这一技术复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科学中根深蒂固的主客体分离的对象化倾向，通过其表面上的技术之胜利，使得主要通过内省和自我调节的方式探索人体的东方智能被深刻地压抑了。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来，灵魂和身体被当成本质上不同的实体，一切可被经验的事物，都被当成外在对象那样被观察、计算和控制，而通向内心的原始体验之途径则被堵塞了。笔者认为，西方思想最大的误区之一是，这些体验并非仅仅是心灵的（psychic），而同时也是身体性的（bodily）。只有通过这些基本体验本身，才可能对人的身体性存在有本真的（authentic）把握，也才能让心灵成为身体真正的主人，从而产生出让我们今天的生理学无法理解的诸多现象，例如元婴（original embryon）和真气（authentic air）。
人们有时候会想知道，如果西方的科学和东方的古老智慧能够结合在一起，将会产生出怎样的奇迹呢？历史并非没有提供这样的机遇，但是结果却如同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诗中所哀叹的那样：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东方与西方，永远碰不上。
武术世界在中国出现的条件
已故的萨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教授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武学或武术科学（The science of martial arts）出现在中国而非西方？这个问题可以被视为李约瑟问题（The question of Needham）——为什么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而出现在西方——的反题。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就是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在这篇导论中，我们将对此做一番先行考察。
在任何文化中，都有格斗技巧或广义的武术的存在，但只有在中国文明中，武术的发展才不只是停留在单纯技艺的范畴，而深入到理论反思的层面，因此，成为了一门基于对人体之深入了解的学术。无疑，这一点是武术在中国文明中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一点仅仅在中国文明，而非在其他文明中也得到同样的发展呢？为什么似乎同样出色的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西方文明中没有发展出类似的高等学术呢？
在此我们还不能就中国文明本身的特质考察其具体机制，但是仍然可以从一般方面勾勒出武学在中国产生所需要满足的若干条件。首先无可置疑的是，任何可能发展出武学的民族，必须是一个具备文明的民族。亦即这一民族具有能够记载和传承其武术成就的文字系统。诸如黑非洲的黑人、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爱斯基摩人，以及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无论其表现得有多么骁勇善战。他们那里不存在城市、文字和礼仪建筑，也就不存在武学。
不仅如此，这种可能诞生武学的文明应当具有高于城市、农业、金属冶炼和文字等一般文明条件的更高级内涵，即对人体及其活动能力的自我认识。这一点必须借助哲学和科学的概念或范畴进行内在反思。在这一反思的基础上，对于武术的学术推进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武学的基础在于更为广泛的一般人文学科，特别是医学和哲学的建立。这一点就排除了许多相当古老的文明，如埃及、巴比伦、赫梯、古波斯和印加的候选者资格，而将可能诞生武学的文明限定在经历过文明飞跃的“轴心时代”的诸民族及其继承人身上。
令武学成为可能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是文明的寿命。武学基于主体体验的性质就排除了现代科学型的技术爆炸的可能性。这一学科的发展，并非在一个公认的基础上通过推理和演绎的方式向前推进，也并非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去统计和区别经验，而是通过习武者自身的内在体验而积累对自己身体的操纵技巧。每一个习武者都必须从头逐一获得这些特殊体验，而没有科学中现成的公式可以背诵。武学发展的缓慢，必然要求长时期的稳定文明发展。而这一点上很少有现存的文明能够和中国文明相比，这一文明至少具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在五个亚欧大陆的古代文明中，巴比伦和埃及的古文明早已经灭绝；与之同时诞生的以色列和希腊文明虽然以某种形式延续到了今天，但是都经历过数世纪以上的断裂时期。在犹太人那里，首先是毁灭性的巴比伦之囚，其次是135年失败的巴克巴起义（Bar Kokhba Revolt）之后长达两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自此以后，寄居各地的犹太人虽然仍以某种形式保存其文化典籍和信仰，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其他文明的严重影响，而无法保持独立的文化自治。
而在希腊和罗马文明那里，首先是公元前1200年之后多利安人入侵所造成的数世纪的希腊黑暗时代，其次是自西罗马帝国覆灭到加罗林文艺复兴之间的又一黑暗时期，如果不考虑到诸如罗马人对希腊的占领或维京海盗的劫掠所造成的文明损失的话。另外一些年轻的次生文明，譬如帕提亚文明、伊斯兰文明、吐蕃文明和高棉文明，其发展时间之相对短促更毋庸论矣。似乎只有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具有发展出武学的这一必备条件。
发展出武学的第三个条件，是战争的普遍和频密。中国武学的繁荣，与其历史上战争的频繁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在同样好战的一些文明中，如中世纪的西欧和武家政权下的日本，也发展出了高明的武术技巧，如果不是它们的历史远比中国为之短暂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文明中也将发展出高级的武学。但对于印度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个现象耐人寻味。诚然，在印度也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战争。但印度的长期分裂并没有像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诸国混战”时代一样，催生出对于统一的迫切需求。这或许是因为热带的地理环境并不像中国的大河农业区一样需要中央集权政府的统一管理。相对而言，酷暑的煎熬令印度人成为了更为虔诚的宗教民族。他们在内心世界追求和梵天合一的最高境界。在印度，高度发展的自我反思的心灵哲学确实催生了武学的某些基本形态，如瑜伽术。但是非世俗化的宗教文化和和平主义的盛行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在3世纪以后，佛教将这些武学的基本元素带到了中国，譬如特别是菩提达摩（Bodhidharma）在中国北方的传教，印度的内省哲学和中国本土的武术元素相结合，就带来了中国武学的重大突破。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讨论这一问题。
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发展武学所需要的第二条件“文明的长寿命”和条件三“军事冲突的普遍和频繁”某种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特别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战争——往往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西方人熟知642年阿拉伯人焚毁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件，并常常对后者进行尖刻的指责。但是同一时期的西欧文明毁灭的情形更加惨不忍睹，在5世纪蛮族入侵的浪潮过后，整个西欧已经没有人懂得希腊文，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正确使用拉丁文。只有通过阿拉伯译本的中介，西方人才在几个世纪后再次寻回了部分古典世界的知识成就。
类似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中国文明中。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中国内战中，项羽将军在推翻秦帝国后，焚烧了存放大量手抄书籍的阿房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明断裂。甚至若干最为重要的经典也一度或永久失传； 554年，在中国南北分裂的时代，战败的南方皇帝萧绎（508‐554）在被俘前烧毁了他所收集的十四万册书籍，导致后一个王朝的国家藏书仅存三万册。
更具威胁性的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侵略。譬如，在东晋到南北朝（316年—589年）时期，中国北方的文化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人口最少时仅有数百万，许多北方地区的汉语都绝迹了。而就对武术传承的破坏性影响而言，长达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1234年—1279年）是最为显著的。大批优秀的武术家——包括当时最负盛名的“北方游侠”郭靖——死于惨烈的战争，许多古老的流派被灭绝，珍贵的武学典籍亡佚，导致13世纪下半叶的武术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断代。在元帝国建立后，蒙古政府进一步禁止汉人习练武术，尽管蒙古人的统治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但是悲剧性的后果已经造成：此后的武学水平，像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一样，再也没有恢复到宋代时的高峰。
但是，如果比起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以及一千年后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攻陷后的遭遇，或者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对印度长达近九个世纪的统治而言，中国文明在蒙古帝国统治下所遭到的损失仍然是可以忍受的。以宗教的名义，中国的武学仍然继续传承着，并且进入了门派政治时期，最终，蒙古人的统治被武术家所领导的革命推翻。4总体而言，中国文明历史的战争之频繁不逊于其他任何文明，而其传承之悠久和连续却超过大多数现存文明。可以说这一特征就是武学得以在中国，而且仅仅是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性的条件。
中国武学的基本特质和类别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需要花一些篇幅对中国武学的基本特质和分类进行概述。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并非关于武术科学本身的研究，而是考察在其影响之下的中国社会和历史。但是西方读者应当对中国武学本身的特质有基础性的认识，否则在本书中所叙述的历史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无法索解。
中国人对于武学有着非常具体精细的分类，我们不拟在此详细讨论。一般说来，武学就是用于身体格斗的知识和技巧。它本身可能建立在非常深邃玄妙的哲学和神学理论上，但是无论其意蕴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何种层面，用于格斗始终是其根本目的。太极拳这样的普及性拳术，被人仅仅视为锻炼身体的某种柔和的体操，但历史上有很多记载，证明这种拳术足以在几秒钟内折断敌人四肢的骨骼，或者让敌人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逐渐耗尽体力而倒毙。
但是，并非所有的武学都直接用于格斗。大体而言，武学可以分为“能力培养”和“格斗技巧”两类。二者的关系类似于军队的技术装备水平和采用的具体战术。缺少骑兵的军队，势必难以采取蒙古骑兵的骚扰作战，正如没有飞行器的军队无法进行空袭。同样，如果掌握了威力惊人的武器，之前的精巧战术也就成为多余：当代美军在轰炸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时候，自然无须汉尼拔的“坎尼（Cannae）”战术。5武术家的基本能力，主要是力量、速度和准确度三个方面。对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在实战性的训练中得到增强，还有许多专门的培养方式。依照培养方式的不同，就产生了外家（the external school）和内家（the internal school）两个主要学派。
外家学派的基本思想相当简单，即各种能力可以通过相关的训练而得到培养：如果你想要自己有力量，就去练习举重，如果想要速度快，就去练习跑步，如果想要准确性高，可以练习掷飞镖或打靶。简而言之，我们每天在健身房和运动场所实践的就是外家学派的思想，无论在东方和西方都卓有成效。在中国有个著名的故事可以突显这一点：少林寺的青年僧侣们被要求每天从一棵大约三英尺高的小树苗上跳过去，最初这显得轻而易举，然而小树不断地长高，而学生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每天都跳得更高一些。到了两三年后，一个优秀的僧人就可以轻易地从七八英尺高的树上跃过，或许超过今天的世界纪录。
内家学派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并不排斥外在的训练，但是更注重于静坐、默思和呼吸吐纳等似乎完全与格斗能力无关的行为和体验。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内向反思实现对身体和意志的精确控制。
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点，读者可以尝试着自己盘膝静坐一个小时，让自己的心灵沉静下来，结果往往是很快就感到心烦意乱无法忍受。我们会有一种想要摆脱静坐，让身体动起来的冲动，必须活动自己的肢体才会感觉舒适。这一点观察表明，在我们身上，身体服从心灵的命令的表现只是一种肤浅的假象，心灵不仅对于身体的控制能力极为薄弱，而且常常被后者的各种微妙需要所左右。内家学派的训练就是为了实现心灵对身体的绝对精确控制，或者，摆脱这种二元论的表述，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与人的融合”：心灵和身体的完全融合和协调。
以拳击为例，一般人在打架的时候习惯性地挥动手臂，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杀伤力。一本初级的拳击教程都会首先告诉学生：应当利用腰和肩转动的力量而非手臂本身。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如何缺乏了解和把握，人们的动作往往笨拙而无效率。外家学派对于个别身体功能的训练，当然有助于实现对身体的把握，但是对于内家学派来说，这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内家学派的基本理论，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spinozism）的东方翻版：意识和身体是同一个“实体”在不同属性上的体现，对于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或方面都有与之对应的意识。因此，可以通过对意识本身的体验和把握而深入到身体性存在的基本方面。
我们在此不拟涉及有关具体的经脉与穴位理论——其真伪和具体机制仍然有待现代医学去证实。在此只需要提及，在内家学派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内力（inner power）”的学说，该种学说认为，通过内向投射的方式，可以认识到并且积聚一种奇特的人体能量，这种能量被认为是一切力量增强，速度变快，耐力提高等表面效应背后的原因，如同汽车油箱里的汽油。
这种对人体自我控制能力提升的实体化解释事实上不无可疑。我们认为，所谓内力，事实上是人体内部自我协调的关系范畴。当然，一些史料指出内力有可能在不同主体间相互传递，如果这一现象存在，无疑佐证了内力的实体性质。但毋宁说，这种神秘的实体是人实现自我控制的一种介质，或许是一种生物激素。它或许能够作用于人体的运动终板，形成强有力的生物电信号，使得内力家能够远比常人更有效地支配自身的骨骼和肌肉。对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目前刚刚展开。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获得这方面更为丰富的知识。
现在让我们转向武学的技艺方面。关于这些技巧，在格斗武学中，常常依照使用武器与否和武器的种类进行分类。赤手空拳的搏斗术依照主要运用的身体部位，可以分为使用手和使用腿两大类。腿法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脚的踢或踹的动作来伤害敌人，双腿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所谓的连环腿，就是通过双脚的连续踢出而叠加其杀伤力；但使用手的武学却非常繁复：依其运用方式，可以分为拳法、掌法、爪法和指法。一般说来，掌法是用手掌的边缘去进行砍削。但具有内功的格斗家常常用掌心进行拍打，这种对普通人而言较为低效的格斗方式因为能够得到内力方面的支持而为一些武术家所青睐。同样，另一种特殊的武学是指法，即通过手指戳或捏的方式传递内力。这种武学如果没有内力的配合，就很难收到什么效果。在当代中国，一些优秀的武术家可以用一只或两只手指的支撑让身体倒立，而在历史上，某些指法甚至可以利用内力造成空气中的冲击波，在数英尺内进行超距攻击，堪比手中握有一把无形的长剑。
使用武器的格斗术，一般按武器的种类进行分类，总体上可以分为手执武器和投射武器两类。前者是指通过手的执握可以进行长时间使用的武器，譬如刀和剑，后者是指一次性的投掷或发射出去的武器，譬如飞镖或其他暗器。大型的或机械性的远射武器，譬如石炮和连弩一般不在武学的研究之类。事实上使用这些武器也不需要对身体动作有特殊要求。按照使用武器的不同，存在着刀法、剑法以及使用各种投射武器的特殊技巧等。一般说来，有多少种武器，就有多少种与之配合的格斗技术。其中刀法和剑法是最为重要的。刀法较为易学而实用，具有可观的杀伤力；剑法则较难掌握，但可塑性和运用的空间更大，能够和武术家的内在精神契合得更圆满，被普遍认为是最高等的武术。
这些格斗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被严格区分成各种招式（manoeuvers）。所谓的“招式”既不仅仅是一个姿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固定的一连串的动作，对其中每一个动作的标准都有细致而严格的要求，类似于现代体操中的动作环节。这一点曾经令西方人感到迷惑不解：在变化无穷的实战中完全搬用这些固定的动作似乎是愚蠢的做法。更好的方式似乎仅仅确定一些实用的基本原则，而将具体的攻击动作留给学习者进行自由发挥。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人的武学理论是他们文化传统的翻版：生搬硬套，墨守陈规，拘泥传统，而压制一切个人自由和创造的可能性。
但是这些看似合理的指责很难得到实证方面的辩护。悖论的是，正是这种以固定招式（也被称为“套路（fixed ways）”）为主体的武术体系造就了中国人杰出的武学成就。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中国武术体系中几乎为每一种对敌的状况（包括敌人的远近，使用武器的种类，摆出的姿势等）都准备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招式。这些招式往往是在长期的实战中所凝固而成的最佳策略，或者是过去的著名武术家精心设计，并在格斗实践中得到验证的产物。很显然，在没有时间仔细思考的对敌情境下，记忆力比临时发挥的思考能力更重要。运用一个现成的招式，不需要任何思考就可以发挥极大的威力，这显然比临时决定的攻击方式更为高效。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在之前的许多年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记忆和练习，直到学习者达到可以近乎本能地使出的程度。就此而言，中国人的武学思想表现了突出的实践智慧。实际上，西方世界在一些军事操练上也采用了类似的原则，譬如马其顿方阵和罗马的龟甲阵，每一个步伐和动作都是固定的。但是从未在个人层面上像中国人那样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这种由各种招式所组成的格斗方式也并非无懈可击。最明显的问题是，对于任何固定化的招式都可以仔细研究其具体的攻防原理，从而发展出破解的方法。当然，破解招式的也仍然是招式。这一点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武学的发展：一方面，原有的招式不断被破解；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被破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招式“补丁”和新版招式。这种发展并非完全是良性的，有时候变成了经院哲学之间的辩论：破解招式的招式与破解破解招式的招式的招式之间打得火热，但是对于不理会这些招式的一般人，却反而丧失了效力。在13到14世纪之间，一些杰出的武学家提出了“没有招式就胜过一切招式”的思想，从根本上杜绝了被破解的可能性。根据这一思想所进行的武学实践，在武术大师之间的较量上卓有成效。这部分是因为大师们对武术招式的精通已经使他们不必拘泥于任何具体的招式，但这一点难以用于武术界的中下层，也并未动摇以招式为主体的中国武学的基本结构。
有少量罕见的格斗方式是不需要或很少需要使用招式的，譬如次声波攻击（常被称为“狮子的怒吼”）和心理催眠（有时被称为“移走灵魂的法术”），但通常都需要建立在充实内力的基础上。还有一些野史所记载的格斗方式显然是过分神话了的，如利用意念操纵飞行的剑进行自动攻击，在此可以忽略。另外，利用各种毒素进行攻击是武术世界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也有一些流派擅长此道，譬如四川的唐氏家族和云南的一些秘密宗教。毒药的炼制和使用并不属于武术科学的范畴，而属于医学或生物学，但是其恐怖的杀伤力与武术相似，这也足以令毒药专家们弥补他们在武术造诣上的不足，和一流的武术家们相提并论。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在格斗术之外，还有一些次生的武学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轻功（arts of lightness），这种武学可以说是田径运动中的许多项目的总和：跳高、跳远、短跑和长跑等等。简言之，轻功主要是穿越各种复杂的地形，在不同方向上尽可能快速移动的能力，可以用于逃走和追击敌人。另一项次要的非格斗武学是水功（water arts），即在水下进行各种活动的能力。不用说，这些次要分支仍然间接服务于格斗的目的。
这些粗略的叙述如果尚不能使读者对于中国武术的本质和构成有直观了解的话，那么如下的概括或许不无裨益：中国武术的根本特征，即是通过特殊的学习和训练，掌握远远超出常人的身体能力和技术。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特殊的天赋或血统，人就可以通过学习，超越自身的极限。或许正是由于学习本身的重要性，使得中国人称之为“武学”。这一点的重大意义将在正文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文献回顾；查良镛博士的研究
古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6年）曾经慨叹，在秦代之前的武术家事迹，由于不被历史编撰者重视和记载，大部分都已经湮没了。6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在一般的历史文献中，仅仅当武术家的活动影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时，才会加以有限的记载，很多时候（譬如在明教史中）由于当局的形象和利益，这些记载也是建立在篡改和扭曲的基础上的。在野史和笔记中可以找到略微丰富些的资料，但也不容乐观。在传奇、小说和戏剧中固然有较多的描绘，但又往往过于夸张，不能随意采用。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梳理和对比多种史料，才能辨认出其中真实的武术家事迹，并且很大程度上仍然带有猜测的性质。故而，许多学者曾经断言，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武术世界史，是不可能的。
这一情况在香港历史学家查良镛的卓越研究之后，或多或少改变了。查良镛出生于1924年，在二战期间曾担任重庆的图书馆管理员，后来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多家大学任职。他于1955年在剑桥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书本与剑的档案：乾隆帝与中国秘密社会》（The File of the Book and the Sword: the Ch’ien‐lung Emperor and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本书的重点是清高宗弘历与红花会（Red Flower Society）在1758年的一项秘约及其破灭。查良镛综合了清宫秘档、地方志、红花会的几种会簿、维吾尔人的口头史以及当时的许多笔记、诗文和私人信函，详实可信地梳理出事件的进程。这一著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许多传统史学家斥之为小说家言。不过随着论战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赞同查良镛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即清高宗的真正血统问题在近年由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DNA测序研究得出了结论：高宗男性直系后裔的Y染色体和其他旁支的清代皇室的后裔毫不相同，相反，却和海宁的陈世倌家族完全吻合。7这标志着查良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的胜利。
当然，查良镛的这部早期著作仍有不少缺陷，譬如他武断地认为红花会是于万亭所创建的一个新社团，而没有注意到红花会只是天地会一个主要分支为了掩护自身存在的一种别称，来自于天地会著名的红花亭。于万亭是天地会的复兴者而非另一个秘密社团的首创者。天地会的这种别称还有很多，譬如添弟会、仁义会、平头会、双刀会和三合会等，是天地会的特有现象。8他因此也未能将红花会放在天地会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有所驳正。
查良镛的第二部专著是出版于翌年的《绿色血液之剑：袁承志与明清政治》（A Sword of Green Blood: Yuan Ch’eng‐chi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这部著作是对17世纪中叶一个小军阀袁承志的主题研究。此人史学界本来只有有限的了解，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部将，在1645年曾经盘踞山东，与清军交战，后来逃离大陆。查良镛指出这位袁承志是袁崇焕之子，受到武术世界的支持，广泛参与了明末的许多事件并在深层次上改写了历史，这部作品受到学界赞誉，但相对关注较少。
1957年出版的第三部专著《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The Condor—Shooting Heroes: A Biography）是一部更为成功的作品，此书研究了13世纪的南宋武术家郭靖的事迹并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武术世界的“五绝”体系。查良镛在其中提出了集团分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后了武侠史学的研究范式。在1959年出版了其续作《神圣的雕之罗曼史》（Romance of the Divine Condor），通过阐述南宋后期的武术世界演进，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推进。
在致力于宋代武侠史的同时，查良镛仍然继续着对清代中期武侠史的探索，并推出了两卷本的《飞翔狐狸：一位18世纪游侠的个案研究》（Flying Fox：Studies into an inpidual Kinght‐errant in the 18th Century），上部《狐狸，飞过雪山》（Fox Flies over Snowy Montains）出版于1959年，下部《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The Flying Fox’s Youth）出版于1960年。其中对于1769年的全国掌门人会议和1780年的玉笔峰战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1961年他出版了《天之剑与龙之刀：元代武术世界与地下宗教》（The Heavenly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er：the Kungfu World and Underground Cults in the Yuan Dynasty）。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元朝时期摩尼教的研究，也详细讨论了当时武术世界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演替及其对元末政治军事冲突的影响。自发表后，就成为该领域不可代替的基础书目。
同年他在《中国武侠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满大人鸭子刀的传说与历史》（“The Mandarin Duck Sabers：Legend and History”），从一起武术家叛乱活动的个案出发，对清世宗时期的武术特务和反清运动进行了论述，不过这篇论文只是依据清宫档案和民间传说对相关史实的简略描绘，因此并不很受重视。
同年发表的另一篇长文《哭泣的白马，随风而去》（Crying White Horse, Gone with the Wind）是对清代中国武术家与哈萨克人族群冲突与融合的散文化描述。1963年的《秘密如同城市》（Secret is Like a City）则讲述了在清代的寻宝热潮时期，一个西藏武术派系和中国武术世界的冲撞。这些作品由于主要基于口述史的整理，故而难以精确地确定年份，之后的史学家为了考察其所发生的具体时代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但迄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
同样出版于1963年的《天神与龙的战争史：北宋后期的武术世界》（History of Wars between Heavenly Gods and Dragons：Kungfu World in Late Northern Song）是一部学界期待已久的巨著。本书将武侠史研究向前推进到了11世纪，并详尽重构了当时武术世界的基本构成和主要事件。其中最为显著的成就，是通过对若干契丹文文献的破译，证明了十一世纪末辽国的南院大王萧峰和宋朝野史中记载的丐帮首领乔峰是同一个人，并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对于萧峰在1094年辽国南侵中的作用做了细致研究。
1965年出版了《游侠之歌：或一个武术乌托邦的覆灭》（Song of Kinghts‐errant：or the Fall of a Kungfu Utopia）。此书讨论了在明代中后期的一次组建跨门派武术科学研究机构的伟大尝试，这一尝试因研究者们滥用武力对武术世界进行杀戮和统治而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武术世界在16世纪下半叶的陡然衰落。
查良镛用了之后的两年精心撰写了《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明代中期武术门派与教派的战争》（The Smiling, Proud Wanderer on Rivers and Lakes：Wars between Martial Schools and Cults in the Mid‐Ming Period），此书出版于1967年，正值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部史学作品讨论了明代所谓正教与邪教的交战期间，主要门派和秘密宗教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内部权力斗争。查良镛反对将地下宗教视为正义的农民起义、将主流门派视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史学范式，被认为是丑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任我行。查良镛也因此受到香港左翼人士的攻击和人身威胁，一度暂时离开香港，并中止了武侠史研究。
在1970年，查良镛开始了一项充满野心的研究计划，他打算从最早期开始，写作一部全面的中国武侠史。其第一章“越国女士的剑（Sword of the Lady of the Yue Kingdom）”顺利完成。这一章节研究了武侠史上最早的人物“越国女士”，指出她与范蠡之间的隐匿联系。不过，之后的研究由于涉及上古和中古历史，材料匮乏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查良镛最后放弃了这个宏大计划。只将“越国女士的剑”作为一篇论文发表。作为替代，他出版了一部普及的小书《三十三位武术家》（Thirty‐three Martial Artists），对公众简单介绍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武术家。
查良镛的最后一部武侠史著作返回了他所熟谙的清代研究。此即讲述清代早期武术和政治传奇人物韦小宝的传记《鹿鼎公爵传》（A Life of Duke Ludingius），这本书写了三年之久，出版于1972年。在这部巨著中，他对于清代初期的历史和秘密社团活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刻画。该书也往往被认为是他成就最高的一部代表作。
此后查良镛脱离了武侠史学术领域，投身于报业，创办了《明报》。他在1975年仍然出版了一部历史著作《袁崇焕传》，但并不属于武侠史的范畴。在1978年他修订了自己的早期研究，并在2000年后对自己的著作再度修订，在其中他根据史学研究的进展更正了自己的许多早期观点，不过并非所有武侠史研究者都能同意这些修改。
查良镛的著作（以及其同时代的学者陈文统）奠定了当代中国武侠史研究的基础。在他一系列重要著作之后，由于倪聪、陈平原、孔庆东、严家炎、陈墨、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萨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格拉汉姆·恩斯肖（Graham Earnshaw）、约翰·明福德（John Minford）、冈崎由美、铃木清一等中国、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我们已经能够在更为广泛而全面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因而一部系统性的中国武侠史也呼之欲出了。
然而在查良镛著作中仍然有相当多的历史时段空白，从几十年到上百年不等。这些时期由于资料的匮乏而无法得出史学上可确证的成果。这些查良镛所止步的地方今天仍然令我们感到困难。金童、全庸和金庸新的一些作品可以填补这些空白，但与查良镛体系的矛盾之处却无法忽视，因而被认为并非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这些空白时段的武术世界历史，我们可以通过正史和野史著作以及民间口述史加以探究，虽无法得出一个全面的图景，却可以看到基本的发展脉络。
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真正全面系统的中国武术世界史问世，本书作为一部“简明”的介绍，在综合查良镛和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武术世界在漫长的中华帝国历史中的起源、发展和衰亡的主要脉络，并对其中的若干关键事件加以深入探究。由于上述的困难，本书中的许多论述仍然只是尝试性的，旨在初步建立一个基本的史学框架，以满足学界的需求。我们殷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丰富而详实的研究出现，将我们对中国武侠史这一引人入胜领域的认识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层面。
让-皮埃尔·希安（Jean-Pierre Sean）
新垣平
1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对此有简略的回溯（第260‐261页），详细进程请参阅《上海小刀会起义史》。
2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94‐297页。
3 同上书，第140‐153页。
4 对此的专题研究，请参见《剑桥倚天屠龙史》。
5 指汉尼拔在坎尼会战（公元前216年）中使用的中军后退，让侧翼的军队内卷，对敌军形成包围的著名战术。——译者注。
6 《史记·游侠列传》。
7 李辉、严实、王传超：“分子生物学视角下的清高宗身世问题”，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5卷。
8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