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女士的传说
公元前485年，薛西斯大帝即位之年。9希腊古典文明仍在兴起的前夜，而罗马更是蛮荒之地的蕞尔小邦。在东亚，扬子江出海口以南有一个叫作“越”的小国，它在很长时间内被北部的强大邻邦吴国奴役和掠夺。国王勾践看上去一向顺服于吴国的权威，但内心却矢志反击，然而他的军队的武器和训练却远不如对方。国王为此忧心忡忡。在这一年，一位穿着绿衣服的年轻女士从南方的森林地带来到越国的都城会稽，在宫廷中拜见勾践。女士告诉国王，如果他希望获得胜利，那么必须获得一样东西，叫作剑术。
“什么是剑术？”国王困惑地问。
“它的道理看上去微小而简易。”女士说，“但它的意蕴却很深远。道有大门，也有‘阴’和‘阳’，当开门关门的时候，就会产生阴阳强弱上的变化。用手来搏击的道理，在内部用精神来充实，在外部表现为确定的仪态。看上去像安静的妇人，出击时像凶猛的老虎。准备好形态，等待着气息，和你的意志一同前往……”
对这种空洞的言论，国王不免感到怀疑。女士似乎早已料到，补充说：“我说的真理，可以让一个人胜过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胜过一万个人。请您试验一下，就会看出它的威力。”
女士拔出宝剑，国王让宫廷的武士们和她较量，却都被这位女士用快捷巧妙的动作轻易击败。于是勾践衷心地感到佩服，任命她为教练，让她把剑术传授给越国的军队。在三年后，学会剑术的越国军队突袭吴国，攻破了它的都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吴国在不久后被灭亡，而越国也得以建立持久的霸权。10
这是剑术，或者更一般地说，武学（Martial Learning）在中国诞生的著名故事。这个故事中含有许多较晚时期的虚构，以至于已经很难还原出事件的原貌。但其中包括了不可忽视的真理：中国武术诞生于古代世界的军事活动中。这些活动的历史比越国的女士（the Lady of Yue）要古老得多。
在令人生畏的越国女士出场之前，独特的中国文明已经发展了数千年以上。在新石器时代末叶，中国许多地方已经发展出了定居的农业文化，若干讲原始汉藏语的族群从西部向东方迁徙，逐渐占据了华北地区，他们是后来汉民族的祖先。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一个叫作“商”的权力中心在黄河流域兴起，并不断向四周扩张，成为了第一个历史时期的王朝。11商王朝建立了壮观的宫殿和城墙，并提供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一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祭祀文字。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商是一个好战的政权，频繁地和周边各民族交战，并将大量的俘虏用于祭祀。
但中国史书上第一场有确切记载的战争是公元前11世纪的商周战争，这场战争中，在关中平原兴起的周族在其领导人姬发的率领下向东方进攻，颠覆了已经存在了六个世纪的商王朝。决定性的会战在商都城附近的“牧野”发生，这场会战据估算发生在公元前1045年。据称商王武装了大批奴隶上战场，但他们被姬发的仁慈所感动，反过来向自己的主人开战，最后战场上所流淌的鲜血能够让木棒都漂浮起来。12
商周战争是中国文明最为古老也最为深刻的秘密所在。主流的儒家学者们热情歌颂它为得到“天命”的正义之师战胜邪恶暴君的典范；而在民间传奇中，这场战争却成为妖魔和神祇对抗的舞台，是血与火的角力，妖术和仙法的比拼。13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商周战争展现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强盛的王朝终将归于灭亡，但中国文明本身在不断的王朝更替中却能够展现自身的持续力量，甚至成为推动这种更替的动力。
在牧野之战中，出现了关于“剑”的最早记载。周族的首领姬发使用一种称为“轻吕”的武器击刺敌人，这是剑的最初名称。14这种双面开刃的刀具在突厥语中称为kingrak，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和黑海地区，经过数世纪的传播经由中亚草原到达中国。周民族很可能是在和西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学会了冶炼这种兵器。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剑是长度不到一英尺的青铜短剑，这一点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实。15在马车的冲撞中，短剑不如可以够到较远敌人的矛和戈有用，但在近身格斗中却拥有惊人的杀伤力。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剑的应用随着战争的频密和步兵作战增加而变得日益普遍。
在牧野之战中也出现了战阵的应用。在姬发的战前誓词中，他要求战士们按照一定的步法和动作出击，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致。16周的军团所使用的可能只是简单的密集型方阵，战术目的仅限于形成牢不可破的正面以击垮敌军，但这一战士间密切配合、融为整体的精神将孕育出后世许多高度发达的复杂阵法。
在推翻了商王朝后，姬发和他的后裔们自称为“天的儿子（The Son of Heaven）”，将统治的合法性归结于天帝的眷顾。他们建立了比商统治地域更加广袤的西周王朝。接下去的几个世纪见证了一种与氏族宗法关系结合的复杂礼仪制度和文化体系的迅猛发展，在许多重要意义上这一时代都为后来中国文明奠定了基础，常常被后世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黄金时代。
西周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由于其技术水平的限制，周的统治者并没有采用后来的官僚流动制度进行行政治理，而是将在其控制下的土地划分为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封地，由周的王室成员、贵族以及当地首领统治，在相当程度上允许其自治，但要求其对周王进贡和提供军队，这类似于欧洲中古的封建采邑制度。对于专制王权的统治而言，这种封建主义显然存在着潜在的弊端：随着时代的变迁，笼罩在周王头上的“天的儿子”的光环会逐渐暗淡，掌握了自治权的地方封臣会谋求更大限度的权力和威严，统治权的分散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虽然经常被描述为牧歌式的黄金时代，但周王朝自建立后仍然一刻不停地进行着高强度的战争。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得知，周一方面在扬子江与淮河流域征讨当地的野蛮民族，另一方面则为了守卫渭河流域而和西北的游牧民交战。因此在近三个世纪中，中国的战争艺术仍在继续演化，军事训练也成为贵族教育的一部分。
王室享有至高权威的西周时代结束于公元前771年的一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周王朝的首都镐京被野蛮人夷为平地。古代历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归咎王上被邪恶的妃子所迷惑，将帝国的烽火预警体制当成取悦宠妃游戏，从而导致了防御体系的瘫痪。17但撇开周王宫廷中的问题不论，西周崩溃主要的原因仍在于被称为“猃狁”或“犬戎”的西北游牧民族长期的压力。18镐京的沦陷是华夏国家的都城第一次被北方蛮族所摧毁，类似的事件还将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南方农业地区的定居民族和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斗争自此之后从未停止过，可以说，这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古代历史运动的主旋律，主宰王朝的兴亡和文明的盛衰。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斗争也塑造了中国武术世界的基本特质。
在公元前770年，周王朝在东部的洛阳地区得到了重建，但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荣光。黄金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一系列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随之而兴起，试图掌握王室衰落后的权力真空。此后数个世纪，在数百个诸侯国间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兼并战争，直到只剩下最大的几个国家，越国与吴国的兼并战争正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被诗意地称为“春与秋（Spring and Autumn）”，19它是军事活动高速进化和转型的时期。越国的女士就出现在这一时代的末期。她的出现意味着武术从其军事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雏形的武术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作战方式的变化是武术开始涌现的催化剂。在“春与秋”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作战方式仍然是以马拉战车的冲击为主。但在其后期步兵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了，特别在扬子江流域，亦即吴国和越国所在的地区，由于众多的丘陵、河流与湿地存在，车兵的运用大受限制，较灵活的步兵更受青睐。步兵作战更为强调个人独立的格斗能力，成为孕育武术家的温床。为了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此时的佩剑进一步普及并且逐渐加长。出现了欧冶子等著名铸剑工匠，吴国和越国也制造了当时工艺最精良的青铜剑，但要训练士兵熟练掌握这种新兵器并不容易，其中的许多动作技巧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难以让士兵自己摸索。学会了运用剑并发展出新技巧的武术家对常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当这些技巧在军队中被普及后，甚至可以左右战争的结果，正如我们在越国女士的例子中所看到的。
比越国的女士更早一些出现的是被称为“刺客（assassins）”的职业杀手。第一位有记载的“刺客”，亦即第一个脱离军事的武术家，叫作曹沫。他是一个善于格斗的士兵，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鲁国，其格斗才能被鲁国大公所赞赏，从而被拔擢成为将军。在与齐国的战争中，鲁国被迫投降并割让大片土地。在签订和约的会议现场，曹用一把匕首在各国首脑面前劫持了齐国的统治者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迫使他放弃对鲁国领土的要求。当桓公被迫在口头答应他的要求后，他平静地扔掉匕首并走下台阶。愤怒的桓公想要立刻撕毁口头承诺，但他的丞相管仲却看出曹沫具有再度冲破卫士的保护圈且杀死桓公本人的实力，最终劝说他正式同鲁国签订了条件温和的协议。20
如果说曹沫并未真正刺杀桓公，那么在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刺客则真正符合了这个名称。刺客专诸在公元前515年用藏在鱼肚中的一把匕首刺杀了吴国的国王僚。几年后，一个独臂剑士要离刺杀了僚的儿子庆忌——后者本人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格斗家。大多数刺杀都发生在偷袭的情况下，刺客设法接近目标，在必要的情况下取得其信任，然后将其狙杀而死。但也有例外：在公元前397年，一名持剑男子公然闯入戒备森严的韩国宰相侠累的官邸，在冲破层层关卡后杀死了侠累本人，又击毙了几十名卫士后自杀身亡。几天以后，这名刺客被人认出是著名的勇士聂政。即使从最严苛的标准来看，这位聂政都是一名令人生畏的武术家。21
刺客的出现意味着武术已经脱离群体的军事行动而具有了独立的形式。这首先依赖于格斗技术的发展，使得格斗能力远高于一般士兵的职业武术家出现，在这种条件下，刺杀国君或大臣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刺客的出现又刺激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防止被刺杀，国君和重要官员必须要配备更训练有素的贴身卫士，后者本身可能也是专业的武术家。而这也对刺客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在这种进攻‐防御的游戏中，武术也在飞速进化。但在这一时期，武术家显然还谈不上拥有独立活动空间，刺杀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种特殊类型，而武术仍然是世俗权力的附庸。
但越国女士的故事却是一个例外，她并非将武术用于格斗本身，而是当成一种技艺传授给他人。诚然，她的剑术是传授给越国的军队，并用于之后的吴越战争。但故事里的年轻女士并非出身军旅，而是来自南方森林的居民，据说她豢养了一头猩猩作为宠物，并从后者的敏捷动作中学到了剑术。显然这不再是被动的经验积累，而是主动的创造过程；最后，虽然曾经教授越国的军队，但越国女士并非越王的臣属或将领，而拥有自由身份和独立的人格。在教会越国的军队学会剑术之后不久，她就离开了越国的宫廷而不知去向。
在各种意义上，这一传奇的女士都与被豢养的刺客迥异，而符合此后几百年中“游侠”的标准。或者她本人就是最早的游侠，或者她是早期游侠所信奉的一位女神。无论如何，对于之后的武术家们，越国的女士一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其所代表的理念是：武术家的价值在于帮助国家和君主实现正义的事业，但却不受政治权力的摆布。
江河与湖泊：诸国混战时代的社会流动者
如果曾在公元前485年到访越国宫廷的女剑术家确实存在，那么她无疑认识勾践最重要的参谋范蠡。据说正是后者向勾践引荐了这位神秘的女士。查良镛博士指出她是被英俊的范蠡吸引才来到会稽。但因为吴国的美丽王妃，也是越国的女间谍施夷光占据了范蠡的心，而令她伤心地离开了。22但据说在公元前473年吴国的都城姑苏被越国攻陷时，越国女士曾经再度出现在范蠡身边并见到了施夷光。此后，吞并了吴国的勾践开始为范蠡的过大权力以及与女剑术家的可能联系而感到不安。为了预防来自国王方面的加害，范蠡很快也离开了越国。越国女士此时是否陪同在他身边则不得而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范蠡“乘着小舟，在江河与湖泊上漂浮着”，23顺利地脱离勾践的掌握，前往北方。
“江河与湖泊（rivers and lakes）”或“江湖（rivakes）”，并非某种偶然的指称，而是形象地指出了在这一时代逐渐形成的、覆盖中国本部的水道网络。在依赖人力和畜力进行交通时代，水以其流动性和浮力对于人群的交通和货物的运输有可观的优势。在勾践与越国女士见面的同时，吴国正在开凿一条沟通扬子江和淮河的运河，以便吴国运输军队到达北方。吴国被消灭前夕，这条运河已经建成，被称为邗沟。范蠡可能就是通过太湖、扬子江和邗沟到达北方的齐国。不久后他就在齐国成为一位著名的商人，其贸易范围远达南部的楚国。24
覆盖全国的商业贸易的兴起更加依赖于江河与湖泊，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禹贡》中不厌其烦地勾勒出全国的水道体系及各地货物的运输方式。25在长年的旅行中，商人及船员成为了农业社会中第一批脱离土地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江河与湖泊”不只是到达目的地的工具，而本身就成为了生活居所与生存方式。在一两个世纪之内，更多的人群开始沿着江河与湖泊的网络在各个方向流动，一个广袤的社会空间开始形成。
吴越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和社会的巨变仍然在继续。通过“春与秋”时代的兼并浪潮，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西方的秦国，东方的齐国、北方的燕国，南方的楚国以及中部的韩国、赵国和魏国等七个强国主宰了中国的文明地域（但勾践的越国不在其列，它在公元前306年被楚国所灭亡了），国家间的吞并暂时中止，而代之以两个多世纪间七个强国之间不厌其烦的边境战争和反复无常的外交，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的统一为止。这一时期被称为“诸国混战时代（warring‐states period）”。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全面化，过去几千人的贵族战争游戏已经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动辄几十万人的、动员全国各个阶层的全面战争。其间的差距可以比拟为从普瓦提埃（Poitiers）到凡尔登（Verdun‐sur‐Meuse）之间的距离。26
这一时代的中国仿佛是一场绵延两个世纪的血腥战场，但另一方面，有许多商业和文化兴盛的迹象向我们表明其和平与繁荣的一面。正如17和18世纪频繁的欧洲战争不能掩盖商业贸易的增长和随着封建制度被君主专制取代，各主要国家内部和平的实现，同样，在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的中国，七个主要强国的竞争在扩大战争规模的同时，也减少了战争的数量；另一方面，贵族的封建采邑制度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也使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平民社会的雏形。牢固的上下等级秩序融化在增强的社会流动性里，工商业在迅速发展中；战争和商业的共同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国际交通网络，令人民、商人和知识分子能够相对惬意地在各国间往来。在“江河与湖泊”中畅游的人士日益增多。
自“春与秋”时期以来，社会地位下降的底层贵族和提升的上层庶民，逐渐融为一个新的阶层，亦即“士”。这一阶层缺乏世袭的政治权力，在经济上也并非富有，但通常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担任一些事务性的公共职位，或者充任君主和上层贵族的顾问，他们是后来帝国时期的学者‐官僚（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的雏形。但与统一帝国时的学者‐官僚不同，他们并没有效忠某个特定政权的义务，而能够在不同国家间流动，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君主侍奉。士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或文士（men of letters），但武士（warriors）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武术家也以士的身份出现，他们虽然往往充任宫廷的高级武士或贵族的近身仆从，但是已经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军事领域。
在这一时期，各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也热衷于招揽武士，观看他们的武技，甚至和他们比赛。齐国以招揽“技击之士”为其效力而闻名，被讽刺为不实用的作法。27而秦国的国王嬴荡（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7年在位）本人就是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招募了任鄙、乌获、孟说等一流的武术家来到他的宫廷中，并赐给他们显要的官职，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御用武术家团体。武术家们也恭维他的武术天赋，让他也以武术家自居。公元前306年，他进行了一次武术表演，在举起一只青铜的大锅后，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随后死去了。他在死后被尊称为“悼武王”，意思是“悲剧的功夫之王”（the Tragic Martial King）。
比嬴荡稍晚的赵国国王赵何也是一名剑术爱好者。根据哲学家庄周的记载，在他的宫廷中一度有三千名剑术师，每天都进行剑术的较量，每年至少有上百人死伤。28在公元前3世纪，剑的长度已经和后世相似，最长的可以达到四英尺左右。这一时期的剑术必然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中中国武术世界剑术体系的滥觞。赵国成为当时剑术发展的中心之一，司马迁告诉我们，他的直系祖先司马凯就是赵国的一位著名剑术家，著有目前已知的最古老武术著作《剑论》。29
很自然地，在剑术家和其他武师之间广泛存在着好斗的风尚，正如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骑士一样。庄周说，他们一言不合，就相互怒视，然后拔剑将对方的脖子砍断，或者不幸地被对方刺穿肚腹。30在武术家之间并没有自治关系，武术虽然已经与其他领域区别开来，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附属于政治和军事。武术家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恩主，但只向主人效忠，而对其他武术家毫无认同感，无论今天的人们对此怎么评价，这是他们获取个人尊严的方式。
但这一历史进程的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在当时的“江河与湖泊”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初级的关系和组织。
庄周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与其让两条鱼在陆地上用唾液来湿润彼此，不如让它们在江河与湖泊中相互忘却。”31无论作为事实的叙述还是作为哲学隐喻，“江河与湖泊”都意味着自由空间，其特性来自于水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作为水的运动，使人们摆脱了地域性的血缘宗族社会的限制；第二，作为液体的水，不受凝固的政治权力的束缚，因此意味着一个既不被血缘家族关系所限定，也不被各级政府所约束的特殊领域。在形成任何自身的秩序之前，这一流动性的特征就将这个在各国各地间不断往来的商人、知识分子和武士的交通领域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区分开来。虽然大多数人只是临时性地进入这个领域，不久就复归故乡或是安身在君主的宫廷之中，但是也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些临时性的关系，其中一些逐渐凝固为固定持续的互动模式。
进而在这一新的社会领域，人与人之间按照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关系联合起来并进行互助，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团体和派系。中国历史上人所熟知的“一百个学派之争论”，也应当放在这一视角下进行诠释。“一百个学派”并非只是单纯的思想学派，也并非只是政治派别，而是处于各国之间的江湖空间中相互斗争的力量。这一社会领域并非由武术家统治，但和后来的武术世界仍然不无相似。
在这一原始的江湖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儒家，他们是伟大的贡福修斯（Confucius，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的传人，在古代的经典诠释和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尽管一般说来，各国的统治者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并不感兴趣，但仍然尊重他们的文化权威，而各级官员也有很多是他们的学生。这一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门修斯（Mencius），尽管几乎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政府职位，却有充足的资金能够在各国间进行舒适的旅行，并受到国君和贵族的礼遇。32而门修斯仅仅属于儒家的八个支派之一。
与倾向于服务政府的儒家相比，墨家是更为纯粹的社会势力。墨家是一个严密的宗教性组织，创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墨修斯（约公元前479年—公元前381年），在中下层的“士”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它在很多方面可以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相比，譬如对博爱的价值的强调，对于清贫生活的重视，对人文和科学的研究，以及互助的友爱精神等。与后者不同的是，墨家更热衷于参与俗世政治并推行其主张，必要的时候采用武力。墨修斯本人就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一次侵略。但在墨修斯死后，这一组织分裂为三个派别。这一悲剧性的分裂令墨家的影响力大为削弱了。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和儒家并列的、影响最大的两大派系之一。
道家是劳西乌斯（Laocius）的继承人，此人被认为是贡福修斯的老师，但其哲学倾向与后者大相径庭。这一学派主张在自然中寻求“道”的本原，反对人刻意的作为。道家对人的身体存在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从而也开拓了武术家对自身潜能的认识之路。但只有在几个世纪后，这一认识才能结出硕果。
阴阳家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家和魔法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热衷于用“阴阳”和五种元素的理论解释一切。阳代表白昼、肯定与正面，阴代表黑暗、否定和负面，阴阳家认为一切事物都由二者的关系构成，但它们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永远在相互依赖和转化中。根据阴和阳的不同结合，又出现了金属、木头、水、火焰和土壤五种基本元素，它们构成了世界万物。这一理论为后来的中国医学以及武术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战争离不开专业人士，因此兵家占有显赫地位。这一流派从名称就可以看出专注于军事方面，其范围不仅包括对战略和战术的研究，也包括日常的军事训练。它的代表吴起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训练了杰出的精锐步兵“魏武卒”，对其的要求几乎和铁人三项一样严格：手执长戈、背负五十支长箭与一张铁胎硬弓、携带重量达六十磅的军粮，连续急行军二十英里后仍然能够保持体力并立即投入战斗的士兵，才能够成为武卒并享受优厚待遇。33
毫无疑问的是，在兵家中包括了武术家，公元1世纪的班固称之为“兵技巧家”，并在他修订的图书目录中收入了几种重要的武术典籍，譬如《剑道》三十八篇，《手博》六篇，可惜全部已经佚失了。34武术家们虽然在概念上仍然被归入军事范畴，但在学术上已经开始了独立的发展。加上儒家的基本理念、墨家的地下组织以及道家和阴阳家的玄学理论，几乎所有后世武术世界的要素都能在这一早期的国际流动性领域中找到其萌芽。
游侠的出现及其历史影响
在“诸国混战”时代的后期，亦即公元前3世纪，出现了被称为“旅行骑士”或“游侠（knights‐errant）”的一个新社会阶层。“游侠”是上述一系列历史现象的结果，他们属于新生的“士”的一员，无疑是武士。他们可能是墨家的秘密组织的一员，也可能受到儒家思想的启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习过一定的武术，或者天生就具有过人的身体素质。与投效各国君王的武士不同，游侠们不承认政治权威对自己的管束，他们具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正义观念，并且认为自己有能力独立执行正义——往往使用法律和礼教所不允许的暴力。当时的一位思想家把他们和儒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抱怨说：“儒生们用文章败坏法制，而游侠们使用武力打破禁令。”35
无论游侠拥有怎样的起源，他们注定将成为江湖空间长期的主宰。他们的兴趣既不在于金钱也不在于政治权力，更不用说人文学术。他们自命为正义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而这是任何统治者都要求垄断的权力。只有在统治者的权柄所无法控制的流动性领域里，游侠们才夺取了这一权柄。经济和文化上统一而政治上分裂的这几个世纪恰恰是游侠们的黄金时代。正如“游侠”这个称号所暗示的一样，他们在各国间进行经常性的旅行。从东海之滨到关中平原，从黄河以北的旷野到长江以南的森林都是他们的王国，而没有任何一个国王能够控制如此广袤的区域。国王和官员们不仅难以运用国家权力去消灭他们，甚至还被迫对他们表示尊重，否则他们就可能和敌国联合起来对自己构成更加致命的威胁。
庄周曾经记载了一名叫作“盗跖”的神秘人物，他有九千名勇猛的部下，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四处出没，进行公开的劫掠，令任何诸侯国都感到畏惧。贡福修斯对此感到不安，他亲自去拜见盗跖，劝说他建造一座城市，成为遵守法律和习俗的真正统治者。盗跖却对此表示不屑，认为他目前的生活更加自由和快乐。36除去这个故事的夸张的寓言成分不谈，这里典型地反映出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游侠的价值观：他们尽管被统治者视为强盗和匪徒，却为能够自由地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而感到自豪。
不过关于秦代之前游侠的具体生活与世界，我们除了其存在外几乎没有可靠的知识。司马迁曾经抱怨过，官方的和知识分子的记载中都不愿意记录这些令他们尴尬的现象。37因此仅仅当游侠和政治相碰撞时，他们的活动才会被记录在案，而这只是其丰富生活的一个侧面。
但是，如果仅仅将游侠当作东方的浪漫骑士，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游侠的道德观往往被私人情感和关系所左右，而悖于我们所熟悉的伦理观念，更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游侠在经济上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仍然要依赖于贵族阶层的供养，只是因为各强国之间的对峙和分裂才令他们得以较自由地四处旅行。而正如欧洲的骑士一样，游侠的伦理也包括效忠于优待自己的领主。关于这一点，典型的例子是3世纪中期的“四位大人（Four Lords）”，他们是几个主要国家的高级贵族，因为供养了大量游侠而被视为游侠的代表，并充分利用这一身份干预各国的政治和军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游侠被各国的政治权力所控制，相反，这些政治力量本身被游侠化了。它们脱离了自己的历史根基，而在各国之间漂移不定，宛如大地上的海盗。
以最著名的孟尝大人田文（？—前279）为例：他是齐国国王的侄子，也是一个大封邑的领主，自青年时代就热衷于招揽有特殊才能的人士为自己效力，以至于有数千名游侠从各国来投靠他。依赖这些下属的力量他取得了很高的名望，并一度成为秦国的首相。然而在公元前298年他被罢免并收监。他的武士们虽然拥有可观的力量，但仍无力和秦国的军队相抗衡。此时他的一位默默无闻的部属潜入王宫中的宝库，偷出一件珍贵的狐皮大衣并献给国王的姬妾，当后者在国王面前展示大衣并告知是孟尝大人所赠送时，国王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警告：既然孟尝能够轻易取得深藏在宝库中的狐皮大衣，那么他的生命也处于时刻可能潜入王宫的游侠的威胁下。他很快不动声色地释放了孟尝。孟尝和他的游侠们以最快速度逃离秦国，当他们狼狈的队伍经过赵国的时候，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嘲笑。愤怒的孟尝和他的属下屠杀了数百人并洗劫了一座县城之后才离去。38
孟尝回到齐国后，由于他强大实力长期为国王所畏惧和戒备。当国王最终决定铲除他时，他再次出逃到了魏国并戏剧性地成为魏国首相。公元前285年，他主导了一个反齐的国际联盟并在不久后的战争中击溃了齐国。此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齐国并迫使新的国王向他臣服。只有在他死后，齐国才和魏国一起瓜分了他的势力。
孟尝大人这位现实版的盗跖是游侠中的君主，也是君主中的游侠。他的一生代表了公元前3世纪江湖世界和政治版图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直到一个半世纪后，历史学家司马迁经过他的故乡，仍然为那里剽悍狂野的民风感到惊奇。他被告知，这些居民都是当年追随孟尝大人的游侠们的后裔。39
类似的游侠传奇也出现在赵国的平原大人赵胜（？—前251）和魏国的信陵大人魏无忌（？—前243）的事迹中：平原大人最著名的功绩是他的随从毛遂劫持了楚国的国王，迫使后者批准了对赵国的军事援助。40信陵大人是魏国国王的弟弟，以对游侠极其尊重而享有盛名。他曾亲自驾着马车去迎接一位籍籍无名的游侠侯赢，让他坐在尊贵的座位上。侯赢去集市上访问他的朋友朱亥，信陵大人就在一边和颜悦色地拿着缰绳等待。
这种谦卑令他获得了珍贵的报偿，不仅游侠们都来追随他，而且在前257年，当他想要救援正在被秦军蹂躏的赵国时，侯赢和朱亥为他效命，帮助他夺得了魏国一支大军的主导权。侯赢提供给他准确的情报，让他从魏王那里偷来调兵的凭证，伪托国王的名义去指挥一支军队。负责的将军对有所怀疑，朱亥就用衣袖所带起的空气震荡杀死了他，他的死法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不懂得武术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以为他将一块数十磅的生铁放在袖口里。41
依赖游侠们的帮助，信陵大人最终调动了军队。他用这支军队去帮助赵国，迫使正在围攻赵国首都的秦国大军撤退。信陵大人赢得了赵王的感激，他后来长期居住在赵国，赵国的游侠们纷纷投靠他，让他拥有了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有谣传说他会篡夺魏王的王位，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帮助魏国击退了秦国的进犯。42
信陵大人以崇高的骑士精神受到尊敬，但在早期世纪中，游侠们的格斗造诣仍然相当有限。越国女士的传说可能夸张了当时剑术的力量，真实历史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剑术家获得了改变历史的机会，但却又失去了。
虽然有信陵大人这样杰出的反秦领袖，当时代进入到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秦国仍然形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压倒性优势。东方各国在军事上已经无力和西方的秦国对抗，他们现在不得不向游侠们求助。公元前227年，传统的暗杀对策被提出了，一位富有盛名的剑术家被请来并受到最高贵宾的礼遇。他们经过周密的部署，让这位剑术家伪装成燕国使节，以向秦国贡献土地的名义觐见国王。当然，在觐见之前必须要解除使节的兵器，因此他们事先将一把用剧毒炼制的匕首裹在携带的地图里，只要割破国王的皮肤，他就会死去。当国王饶有兴趣地观看燕国割让给秦国的领土时，剑术家拔出了匕首并刺向国王。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在场所有的大臣都惊呆了，在国王面前他们都不被允许携带武器，而拥有武器的禁卫军远在宫殿之外。因此，这是一场武术家和国王之间的面对面搏斗。战斗延续了大概不到一分钟时间。国王被剑术家追得狼狈奔逃，好不容易才拔出身上的佩剑，但最后出现了令人难堪的一幕：剑术家的大腿被国王刺中而难以行动，他掷出匕首，也被国王躲过。当他失去武器后，国王就在他身上刺了许多剑，令他血流如注。而国王本人则毫发无伤。43
在被剁成肉酱之前，这位名叫荆轲的剑术家声称自己要生擒国王，不想下杀手才被对方重创，另外，显然国王本人也有一定的武术造诣。即便如此，荆轲的专业水准也是令人怀疑的。事后，曾经和荆轲有过交往的剑术师鲁句践说，自己早已发现荆轲是一个可疑的骗子。有一次他只是瞪了荆轲一眼，他就惊惶地逃走了。44
但这与其说是荆轲个人的不足，毋宁说反映了公元前3世纪武术整体发展的不足：它只是一系列相对简单的动作技巧而缺乏“内力”的支撑，专业化的程度相当有限。这一限制不仅使得武术世界无力向政治世界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也令它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稳定存在。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当诸国混战的格局被统一的帝国取代后，力量的天平就立刻倾斜了，尚未定型的江湖空间在空前强大的政治权力之前相形见绌。荆轲和国王之间的搏斗仿佛预示了这个悲剧的结局。在六年后，这位叫作嬴政的国王（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的建立与游侠的消亡
公元前227年所发生的未遂刺杀事件激起了嬴政的愤怒，也为秦国的兼并事业提供了绝好的理由。在接下去的五六年间，秦国的军队发动了最后的征服战争。公元前221年，所有的敌对国家都被消灭了。嬴政还将统治范围扩展到之前闻所未闻的地区，除了北方匈奴人统治的草原外，秦国国王成为了整个已知世界的主人。从珠江流域到辽东地区，从东海之滨到四川盆地，秦国的军队在东亚大陆上占领了后来将永久成为中国主体的一大块地区，将其按照自己的意志划分为数十个由国王派遣官吏统治的省份，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建了统一的国家大道，强制推行统一的文字和度量单位，收缴并销毁兵器和文化典籍，以至于屠杀反对其统治的知识分子——这一系列举措将被日后的各王朝所仿效。
为了纪念自己超越一切先王功绩，嬴政国王为自己订作了更显赫的头衔“皇帝”。这中国第一位皇帝在历史上的正式称号是“皇帝一世（Emperor the First）”。为了配合这个头衔，他为自己修建了奢华的行宫和壮观的陵墓。他还在中国北部修建了长达2600英里的“长城（The Great Wall）”，以及在远离文明中心的南中国海附近开凿运河——在此之前文明世界的触角从未伸展到那里。即使不考虑这些工程实际的难度，单单进行后勤供应就是极其艰巨的任务。这些工程显然依赖于对帝国臣民人力资源近乎无限制的攫取。所有的臣民都被编入严密的户籍登记制度被严格管理，他们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服漫长的兵役和徭役，并且随时可能被迁徙到自己从未听说过的边境地区去为帝国边防服务。
平民虽然不满，但至少在这一时期他们可以享有多少世纪以来第一次实现的普遍和平。然而对于被征服国家的贵族，被禁止言论的儒家学者和被严密监控的游侠来说，秦帝国的统治令他们不啻落入地狱——他们在帝国的等级制度中并未享有任何优越地位，而要像低下的平民一样被征服者所欺辱和压榨。他们很快全心投入到推翻帝国的密谋之中。
公元前218年在博浪沙发生了一起刺杀皇帝的事件，是游侠张良实施的。当皇帝的车队来到博浪沙时，张良和另一位武术家从远处向他们投掷巨大的铁锤，但未能击中皇帝本人的马车。张良和他的同伴随即逃离现场，此后帝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搜捕也未有成效。两年后，当皇帝巡视咸阳时，发生了另一次更危险的刺杀，但最终刺客被卫士们杀死。45这一系列事件使得皇帝一世创造了历史上被刺杀次数最多的皇帝的记录。
无论这些刺杀行动如何失败，在公元前210年，皇帝一世还是在巡游的道路上死去了。在他死后他的小儿子胡亥以可疑的方式夺取了皇冠，被称为皇帝二世。但二世并不具有他父亲的统治权威和能力。被压抑的反对势力们看到了机会，第二年，起义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三大阶层——破产的农民、亡国的旧贵族和游侠与士人——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征服者。第一场帝国时代的中国内战开始了。
战争进行的顺利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秦帝国老朽的战争机器再也难以顺利运行。公元前207年，一位有游侠背景的楚国贵族后裔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在巨鹿会战中歼灭了秦军主力，他的下属、沛公爵刘邦胜利地进军关中，皇帝二世在此前已经死于宫廷政变，新君主是二世的侄子子婴，他不敢再采用皇帝的称号并很快向刘邦投降。沛公爵在统治了几天关中后，又不得不迎接实力更为雄厚的项羽进入咸阳。项羽无情地杀死了子婴并焚毁了咸阳的皇宫，以这种残暴的手段正式宣告了秦帝国的灭亡。
几乎在一夜之间，东方国家的旧王族们纷纷宣布独立并建立临时政府，而人民似乎也乐于看到昔日的世界重返，唯一消失的似乎只有秦国。项羽将军在秦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几个小的诸侯国，看上去这就完成了一切工作：美好的黄金时代重新回来了。
但这只是旧时代最后的谢幕式。中华世界的各个角落已经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流动性江湖的网络，以及随后秦的铁腕统治下被熔铸为一体，全国性的反秦运动在事实上更强化了这一点。秦短暂的帝国实验失败了，但是社会精英们对于帝国的统一理念已经接受。项羽所代表的旧秩序很快和刘邦（前256—前195）所代表的新兴力量发生了激烈内战。
刘邦出身于华中沛县的平民家庭。在诸国混战的最后时代，他曾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游侠，并且是信陵大人的崇拜者。在帝国建立后，刘邦结束了游侠生涯，满足于一名底层官吏的生活。但当帝国开始崩溃时，刘邦和本县的游侠朋友们也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成为一个蓬勃的军事集团，并不断壮大，自称沛公爵。在占领咸阳后，项羽封他为汉国王，封地在关中和四川之间贫瘠而边远的汉中，以当地的河流汉水得名。这绝不能让曾经统治过咸阳的刘邦满意。他在公元前206年发动反叛，向新建立的分封秩序发起挑战。在202年，刘邦最终击败了项羽，迫使他自杀。此后刘邦举行了登基典礼，成为了中国第三位皇帝，建立了汉帝国。“汉”这一名称遂由一条中部的河流上升为中华帝国的国号。
与仅仅统治了中国十五年的秦王朝不同，汉帝国的统治则有数世纪之长，足以将让“汉”这一国名成为中国主体族群的代称。在头一个世纪中，汉帝国的主要麻烦是北方的匈奴入侵。直到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的统治时期，通过几次直到贝加尔湖的大规模北伐，匈奴人的危机才得以解除。在匈奴的威胁消失后，中国的版图大幅扩张，具有了今天的规模。从朝鲜半岛到蒙古高原，从咸海之滨的希腊化国家到云南和贵州的蛮族地带，都臣服于汉帝国的统治下。
除了军事上令人瞩目的成就。武帝时代还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对儒家学派的推崇和对游侠的打击。在诸国混战年代，儒生和游侠被视为导致社会混乱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两个阶层都对社会不满，但前者以鼓吹上古黄金时代的标准而闻名，而后者则诉诸个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帝国的统治者发现事实上很容易和儒家达成一致，只要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统治集团，他们就会把帝国的统治说成是黄金时代的再现。事实上利用儒家的标准选拔官吏也为刚刚消灭传统贵族的帝国解决了稳定统治的问题。在公元前134年，武帝宣布贡福修斯的学说为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的一切学术统统废除。此后，儒家的官僚体系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项稳定结构，仅仅在13到14世纪蒙古人统治时期略有动摇。
相对于儒家学派来说，游侠是一个远为棘手的问题。他们自“诸国混战”时代到秦汉帝国时期一直是中国社会最活跃的政治因子。汉帝国可以说是由一群游侠们建立的政权。由于旧贵族的消灭，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变成一个平民社会，这使得游侠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社会基础。交通的便利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使得他们能够在帝国境内随意游荡，彼此结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游侠，如朱家、田仲、剧孟和王孟。他们似乎已经利用所掌握的田产和工商业形成了庞大的地下网络，能够调动大量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隐隐和帝国相抗衡。有时候甚至到了危险的程度。在公元前154年的一次波及全国的大叛乱中，著名的游侠剧孟倒向了帝国政府一边，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了政局，使得叛乱被迅速平定。人们说，得到了剧孟就好像征服了一个国家一样。46
虽然帝国本身缘起自飘荡在“江河与湖泊”之上的游侠集团，但随着帝国的日益巩固，它早已不再依赖游侠的支持，也越来越不能容忍后者的存在。在游侠得到社会崇敬的同时，世俗政治权力却早已变得比以往强大百倍，力量的天平逐渐失衡。在公元前154年叛乱平定后，大清洗开始了。数十位著名的游侠以莫须有的罪名和他们的家族一起被诛杀。
在武帝即位后，对游侠的打击更为严厉。他们被强制迁徙到首都长安，从自己的势力根基被连根拔起。一位当时著名的游侠郭解从山东被迁徙到长安后，在那里他又很快重建了自己的关系网络。他的仇家杨季主企图打垮他，结果自己和家人却一个接一个地死在郭解的手上。郭解对法律公然的藐视令皇帝忍无可忍，命令当地的官吏逮捕他。但郭解在秘密势力的掩护下得以成功地脱身，销声匿迹。在一次大赦的法令颁布后，郭解又出现了，而此时已经无法判处他之前的罪行。对郭解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一关键时刻他的跟随者杀死了一个对他不逊的儒生。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杀人罪名很快安在了他的头上，他和他的整个家族都被政府迅速处死。47汉帝国最大的游侠势力就这样被摧毁了。郭解只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其他游侠不是同样遭到杀戮就是变成帝国的顺民。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游侠现象从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
令游侠在几百年中几乎彻底消失的并不仅仅是帝国的镇压。或许更重要的是武帝统治时期的财政危机所造成的政策转向。由于帝国的扩张，在北方和西北进行的对匈奴战争造成了政府巨额的财政亏空，迫使皇帝在公元前118年下诏，改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放任政策，实行新政，其中主要内容包括盐铁和酒类贸易的国有化和加征高额的商业税，另外被称为“均输”“平准”的政策是将商人所贩卖的东西作为贡赋缴纳给国家，由政府统一进行分配和买卖，并严禁商人抬高物价。这一套政策在充实国库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繁荣的商业，使得帝国迅速向以统治集团为中心的农业国家回归。在重农主义的打击下，商人们纷纷将商业资本转化为田产和农奴，建立商业帝国的野心被拥有大庄园的梦想所取代。而一旦他们安定下来，就被迫得接受汉帝国的行政治理。
在公元前100年前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对匈奴的战争，以及帝国的沉重劳役和赋税压迫使得中国人口减少了差不多一半，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也迅速萎缩了，如果不是消失了的话：这不仅意味着交通和食宿的成本大为增加，更意味着游侠所赖以活动的社会流动性也逐渐凝固：除了帝国本身之外，再无横跨整个帝国的体系。舟船往来的江湖世界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流民聚集的山林。武侠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经济史的一种表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第二个游侠时代直到唐代才会出现，而真正的江湖和武术世界在北宋时期才会形成，这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