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世纪的佛教、道教及诸宗教
佛教与道教绵延数个世纪的斗争，在武曌的时代后，终于告一段落。作为劳西乌斯的后裔，李氏诸帝再一次恢复了道教的至高地位。不过，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也同样是弥勒佛化身的武曌皇帝的子孙。武曌死后，仍然被作为一位伟大的皇后隆重地和先夫合葬。正如上章所阐述的，中宗对于佛教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但耐人寻味的是，禅宗的传承系统在玄宗李隆基（713年—756年在位）统治初期被动摇了，慧能的传人，所谓南宗的神会向北宗的神秀传人挑战，并宣称自己才是达摩的真正继承者。李唐帝国明确倒向了神会一边，从而给予了神秀系统致命的一击。慧能的学说成为最流行的佛教哲学，慧能以主张“顿悟成佛”为名，事实上否定了达摩学说中通过长期静坐而集中精神的禅定主义。这一点对于佛学本身或许只是学术性的争论，但对于佛教武学却有毁灭性的影响。至少佛教武术家长期进行内力修习的宗教合法性基础被取消了。
南宗禅学的盛行使得少林寺在佛教中成功地被边缘化，并在之后几百年中一直保持沉寂。有理由认为，这一点和帝国政府的授意不无关系。神会和官方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756年发生的内战中曾经积极筹募军费。在神会于760年死后，他被官方加封为禅宗的第七代祖师。此后南宗取代了北宗的地位，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另一方面，道教也正在发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在道教运动初期盛行的粗糙的信仰模式和朴素的修炼方法，正在被日益精密的形而上学理论所改造。这一点无疑受到大乘佛教的影响。成玄英、蔡子晃、黄玄颐等道教理论家，逐渐将反思和冥想的佛教禅定方法应用道教的宗教实践上，他们被称为重玄主义者（meta‐metaphysicians），投身于双重超越（tran‐transcendentalism）的事业中，既是对世间生活的超越，也是对彼岸世界的超越。第一重超越克服了世俗生活的诱惑，而使学者进入到对自我身体和心灵深层结构的把握中，第二重超越克服了对于神道信仰和成为先人的目标的执着，而趋向一个更为纯粹的结构。亦即为超越自我而超越自我。这一点和禅宗的反信仰主义一起，共同导致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武学，或者更广义地说，把握人类心灵和身体之学术，从宗教母体上脱落，在破除一切外在膜拜的心灵自省中，和武术修习结合起来。
一部佚名的重要作品《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代特征。这部作品只有几百个单词，全文如下：
人能清静，天下贵之。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莫得，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既无其无，无无亦无。湛然常寂，寂无其寂。无寂寂无，俱了无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静矣。心既自静，神即无扰。神既无扰，常清静矣。既常清静，及会其道，与真道会，名为得道。虽云得道，实无所得。
人们或许会怀疑，这些晦涩的宗教语言与武术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但是通向艰深的人体科学的唯一路径，就是对人类身体的精确掌控，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首先达到对人类心灵之躁动的驱除。宗教家们发现，人类可以用意志来驱除这些躁动：欲望、情绪、杂念等等。但是这样必须付出让意志掌控一切的代价，正如一个响亮的声音驱散了其他一切噪音，但却使得真正的安宁变得更加不可能。为此，必须进行第二重的超越运动，亦即从意志的控制中超越出来。让心灵和身体抒发自身。而佛教和道教的反意志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关键条件。当修习者投入到“清静”的境界中，即连意志也沉寂的时候，庄周所描述的天籁之音就能够被听到，修习者可以感受到“元气”在人体的十二经脉内永恒不息的循环运动，令人心醉神迷。
除了在哲学和人体科学上突飞猛进的佛教和道教外，公元8世纪中国的宗教舞台上还有一些较为次要，却绝不能忽视的其他成员。譬如基督宗教的聂思脱利派在李世民的时代渗透到了远东，并进入了中国本部和蒙古高原，最后到达朝鲜半岛。一些史学家甚至提出他们可能到达过日本。他们在中国被称为景教，即“光明之宗教”。武曌曾热心地扶植这一宗教，尽管她本人可能从来没分清楚景教和佛教的区别。无论如何，到了8世纪初，已经有大批基督宗教的教堂和修道院矗立在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带，并吸引了许多从贵族到平民的信徒。著名的郭子仪将军据说就是一个景教徒。
另一方面，自从穆罕默德的时代以来，伊斯兰的信仰一直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在扩张中。这一信仰首先以阿拉伯帝国的军事活动，其次以阿拉伯商人的商业交通，迅速与中华帝国发生了接触。帕米尔高原成为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争夺的前线，与此同时，许多阿拉伯海商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到属于中国的东京湾，和中国人进行贸易。但是在史料中鲜见伊斯兰教的传教记录。在唐时代，伊斯兰教基本上只限于穆斯林侨民中，而不能进入中国人的信仰市场。这或许是因为伊斯兰教以军事征服为主体的传教方式在鼎盛的中华帝国面前并没有用武之地。
不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姊妹宗教取得了比它们大得多的成就。这就是波斯人摩尼（Mani，216—276）在中东建立的摩尼教，这一信仰宣称光明与黑暗在永恒的斗争中，而灵魂所堕入的世俗世界已经陷入黑暗，必须通过纯洁的信仰才能得到救赎，使灵魂返回光明世界。694年摩尼教进入了中国，并加入到对武曌的造神大合唱中。为此它主动改造了自己的信仰，将拯救世界的明尊和弥勒佛等同起来。在二十年的时间内，摩尼教的传教运动迅速展开了。但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玄宗在位时，他表现出对于摩尼教的厌恶，断定这一信仰完全是伪装成佛教的异端邪说，并在732年下令禁止。62摩尼教和帝国政府的第一个蜜月期结束了，然而这仅仅是这一奇特的信仰在中国诡谲莫测的命运的开始。
唐代诗人与武术
8世纪，当唐帝国进入鼎盛时期，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游侠文化的全面复兴。商业的发达和科举制度的推广显著地鼓励了青年人走出家乡，到广阔的世界去闯荡。一个不甘心农民命运的青年，可以加入军队，在咸海之滨和从所未见的外族搏杀，用血汗博取军功，也可以登上载着丝绸和香料的商船，到东南亚去和美丽的马来少女调情。当然，最具有吸引力的还是前往帝国的中心长安，通过典雅工整的诗句博得丞相和皇帝的欢心，成为受人尊敬的帝国官员。即使是在考场上失败的考生，只要有足够的钱，也可以浪荡在扬州或广州的酒馆里，结识各色各样朋友：诗人、妓女、道士、和尚以及侠客。在帝国境内和境外，社会交往的网络再次活跃起来。在宗教运动中诞生的武学之火种源源不断地向四面八方传播。
李白（701年—762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他代表着中国的诗歌传统，表现出对于游侠和武术家的高度敬仰。他是帝国皇室的远亲，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在幼年时代迁到四川居住，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传统的儒家经典和文学著作，也接触了占卜、道法及剑术等非主流的知识。在他的少年时代，曾经失踪过一年多，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跟随一位叫作赵蕤的侠客学习。不久，他又和另一位道士一同在山林中隐居。当他成人后，就带着道经和匕首，开始了在帝国境内的大旅行（Grand Tour）。他曾经杀过人，并以此自豪。“我愿意将身体托付在银色的刀尖上。”李白曾写道，“在红色的尘埃中夺走人的生命。”63
诗人李白本人或许只有相当有限的武学成就。但他对于道教武学和侠客精神的推崇使他成为武术世界在精英文化中的代言人。他的一首名作“游侠之歌”一直被武学家们视为对自身的最高赞誉，这首诗在武侠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全文翻译如下：
赵国的骑士，匈奴的头盔，
吴国的弯刀，冰雪般明亮，
银色的鞍辔，雪白的骏马，
少年啦飞驰，如同流星。
每走十步就谋杀一个人，
就这样走上一千英里。
当一切结束后，洗去衣服上的血迹
再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
闲暇，与信陵大人对坐，
脱下宝剑，横在膝前，
用烤肉招待朱亥，
也劝侯赢痛饮美酒。
说出的承诺，在三杯酒后
让五岳的山脉也显得轻浮。
眼睛中有花朵，耳中感到热量。
磅礴元气，化为一道白色的长虹。
挥动黄金之锤，拯救国家，
让整个都城为之震惊。
一千年来，两位雄壮的游侠。
给大梁城以荣耀。
即使死去，游侠的骨骼仍然散发香气。
无愧于世间的英豪。
可是有谁呵，能够在书斋中，
研究玄妙的经典，直到满头白发？
这首诗有若干有趣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显然是在歌颂游侠的自由奔放，以及对正义的维护。另一方面，似乎作者也意识到，要在武术学上取得过人的成就，成为杰出的游侠，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对道教形而上学加以精深掌握。这是将8世纪的意识投射到千年前的结果，当时的游侠已经被武学所严格地武装起来。正是在武学上永无止境的追求，成为游侠们的最高内在价值。
这首名诗并非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在几个世纪后的武术学巅峰时期，一位武学大师在东海的一个岛屿上刻下李白的这首作品，并为每一句诗句发明了一套武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武学体系直到明代后期才重现人世，并且给武术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这就是武侠史中奇特的谜团“16世纪大灭绝”（详见第十二章）。
在诗人们热衷模仿游侠的时代，武学的影响也深深地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其他角落。譬如，一位叫作公孙大娘的舞蹈家，因为擅长舞剑而受到从宫廷到民众各阶层的广泛欢迎，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她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学家，但她的成功无疑受益于兴盛的武学文化。李白的朋友杜甫（712年—770年）写了一首赞美她的诗：
在过去，有一位美人公孙小姐。
舞动宝剑，惊动了遥远的地方。
观众们集聚在一起，如同高山。
他们无不感到恐惧，神色仓皇。
天空和大地啊，似乎也在赞叹。
好像远古的英雄，射下天上太阳。
又如天上的神帝，在群龙中翱翔。
剑光到来，宛如雷霆收起了怒火。
剑影停下，仿佛江海的清波粼粼。64
公孙大娘或许是后武曌时代女性新形象的象征。在这一时代，许多青年女性被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的事迹所鼓舞，对男性附庸的传统命运感到不满，而和她们的男伴一起追逐无上权力的荣光。譬如武曌的孙女安乐公主，向她的父亲中宗皇帝提出了大胆的继位要求。武曌的秘书上官婉儿，作为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中国文学界的领袖。在主流领域之中，女性的挑战很快被复兴的男权主义所挫败。然而在男人统治的政治和律法之外，女性们却最终找到了一个可以相对自由发展的崭新领域——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武侠世界。在8世纪，即使不算公孙大娘，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游侠。
唐代后期政治与女性游侠
男性对女性的优势，体现在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几乎一切领域，但事实上仅仅奠基于一个简单的生物学事实：身体的结实和力量的强大。就此而言，新兴武学对人的身体潜能的几乎无限提升，即使尚未颠覆这一差距，也使之变得不再重要。一名女武术家，如果说面对同样的男武术家并无优势，那么至少战胜一般的蛮汉并无困难。在诸如剑术，轻功等技巧性活动中，女性并不逊色于男性，如果不是优势更大的话。越国女士等较早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毫不奇怪，在武学发展和游侠复兴的第8世纪，女性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有资料表明，在武曌统治时期，一个身份神秘的青年女性在峨嵋山捣毁了一个反政府的政治集会，并击败了一些声名显赫的武术家。有消息称这一女性是武曌的侄女，不过这一点从未得到确认。65这或许也反映出当时迅速转变的武学界对正在崛起的女性势力的不安。大概四十年后，在8世纪30年代，整个长安的地下社会似乎由另一名青年女性所掌握：她能够随意到皇宫中偷盗藏品，也可以到监狱中救出被严密看守的囚犯。这一被称为“车中的女人”的神秘人物显然掌握娴熟的轻功，她可能和另一名同在长安的，被称为“针线少女”的女郎有关，有目击报告称，此女子曾经飞跃上一座高塔之顶。但当人们想要弄清楚她的身份时，她就离奇消失了。66
在帝国强盛的和平年代，这些报告都是零散不全的，仅仅作为升平时代的猎奇式点缀。但在之后的帝国衰败和军阀混战时期，在拥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的情况下，女性游侠的地位更加突出，也有更加详细的记录。
在8世纪上半叶，即渴望开疆拓土又不愿意打仗的中国人将他们的国防几乎全部交给了向他们效忠的其他民族。其情形类似于外籍雇佣军。玄宗任命中亚的粟特人安禄山（703年—757年）和史思明（703年—761年）为东北亚的军事长官，让他们率领自己的族人为帝国看守东北前线。玄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做法的危险性。事实上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秘密的拜火教徒，他们利用帝国的军费为自己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私人军队，并梦想着征服中国，建立自己的神权王朝。在756年叛乱开始了。叛军很快席卷了中国东部地区，并攻打通向首都的关隘潼关。然而潼关的坚固超过了安禄山的预计，同时帝国的地方军队很快开始了反攻。人们估计，叛乱很可能在几个月内平定。
但此时玄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轻率地命令主将哥舒翰出战。安禄山在黄河边伏击了哥舒翰的部队，最终唐朝的军队在野战中被全歼。叛军随即攻占了潼关，然后向长安挺进。唐朝政府在极度混乱中向西部撤退。玄宗和一部分政府官员逃到四川盆地，却发现自己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他的太子李亨和父亲分手后，在甘肃继位并掌握了实权，称为唐肃宗。然而财政的濒临崩溃和军费的激增令新皇帝头疼不已。为了缓解窘境，帝国不得不向回鹘人借兵，这一突厥民族的旁支此时已经皈依了摩尼教。
出于外交上的理由，肃宗解除了对摩尼教的禁令。在回鹘人加入战团后，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帝国方面倾斜。但是战争一直延续到763年春天，中国北方人口可能有三分之一死于漫长而残酷的战乱。战争结束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家族被毁灭了，但是他们的军队的一部分却仍然在其他将军的统领下保存了下来，并对帝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实行有效统治——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一直被蛮族的语言和文化所主宰。因此，帝国的表面胜利事实上只是漫长的停火协议。野心勃勃的众多军阀仍然窥伺着权力的宝座，而长安完全无力控制。另一方面，自从肃宗开始，皇帝的权力也部分落入了宦官手中——这些被阉割的皇帝仆人在汉王朝后期曾经事实统治过中华帝国，现在他们再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唐帝国走向它在8世纪的衰落和9世纪的毁灭。
在8世纪后期，在长安和各军阀集团不断交替的敌对和臣服关系中，中华帝国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再出现的奇特状态：既不是统一，也不是分裂，既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这一政治局面促进了刺客与游侠文化的繁荣。已经发展了两个多世纪的新武术运动开始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利用为军事手段的补充。当然，武术家们也反过来利用了这一点，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领域领域拓展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这和公元前3世纪的情况不无相似。然而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女性游侠在其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史思明的原部下、潞州军阀薛嵩（？—773年）的婢女红线。她是薛嵩的亲信，充当了秘书、保镖或许还有情妇的角色。当薛嵩的管辖区即将被另一个军阀田承嗣——曾经是效忠于安禄山的将军——武力并吞时，薛嵩打出了这张王牌。红线在严密的防卫下从田的床头盗走了一个金盒。当薛嵩在次日派使者将金盒送还给田将军后，后者显然为这种含蓄的威胁惊呆了，并放弃了一切试图吞并潞州的尝试。在不久后，红线离开了薛嵩，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67
在一代人之后的9世纪初，出现了另一位著名的女性游侠聂隐娘。在传说中，她是魏博军镇将军聂锋的女儿，但从小被一名神秘的佛教修女掳走并授以剑术。据她的口述，那名修女还有其他的女性徒弟。聂隐娘显然热衷于游侠的冒险和杀戮生活。但她找了一个平庸的磨镜工匠作为丈夫。
在聂锋死后，聂隐娘开始为魏博军阀、田承嗣的旁系后裔田弘正（764年—821年）效力。田弘正的帐下网罗了许多技能高超的游侠——这或许是田承嗣时代被红线刺激的结果。在一次任务中，聂隐娘被派遣去刺杀刘悟将军，此人是田弘正最大的敌人李师道的大将。然而刘悟成功地令她转而为自己效力，用以对付田弘正派来的其他杀手。聂隐娘杀死了一名叫作精精儿的刺客，并欺骗了另一名刺客空空儿：他刺向刘悟的一剑击中了刘悟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玉石。而此人因为太骄傲，杀人不愿意出第二剑。因为一剑落空而飘然远去。68
据约翰生博士的研究，这一离奇的刺杀事件事实上是聂隐娘和空空儿联合导演的一出骗局。目的是威吓刘悟并使聂隐娘取得其信任。正是聂隐娘策反了刘悟，使得后者在819年的兵变中杀死了李师道并向田弘正投降，这比单纯的刺杀对田弘正更为有利。69不久，聂隐娘便离开了刘悟。若干年后，刘悟的儿子在四川见过她一面，此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越女剑派的口头传述中曾经提到一位唐朝的女剑术家改革了一套古代“越国女士”所流传下来的剑术，使之更为现代化和实用化。70从时代来看，此人极有可能是聂隐娘，或许她才是越女剑派的真正的创始人。
即使这位聂隐娘并不直接和越女剑法相关，这些证据也足以表明，在唐朝中期已经有一个女性剑派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中唐的地方政局。另一名成员可能是荆十三娘，关于此人只有极少的记载，证明她是一个在当时罕见的女性商人并且具有惊人的武术造诣。71无论如何，考虑到这一时期武学方面记载的极度匮乏，有关女性游侠和刺客的记录足以给人深刻的印象，向研究者显示出正在复兴的江湖世界逐渐繁荣景象。
其他武学进展方面，此时也出现了少林以外的一些宗派，譬如创始于先天年间（712年—713年）的“先天拳”，是一个源自道教修炼术的重要拳术派别。这一派别在唐朝相当繁荣，一些著名的武术人物，譬如宣慈寺的看门人，被指认为这一派别的成员，此人曾经拦下街头飙马的贵族青年和维护他的宦官并将其打倒，事后也无人敢于报复。72这一古老的流派直到清朝后期仍然存在，但早已丧失了在武术界的优势地位。73
唐代的知识分子经常记载他们路遇神秘的武术家的遭遇。这些记载即使不都是真实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术世界的日益壮大，并和主流社会网络有着密切的接触。但是在主要记述中，武术家都是以个人身份行动的，门派和帮会远远没有发展为成熟的社会组织。并且，从红线和聂隐娘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武术家仍然依附于割据地方的军事势力，而这些势力能够存在，又是由于唐时期门阀世家主宰地方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从相当多数的武术家都是僧侣、比丘尼或者道教修士的情况来看，诸如少林寺这样的宗教组织是武术家主要的培养机构和庇护所。军事和宗教两大载体仍然是武术家的基本归宿。只有在下一个时代，武术家们才能获得充分而完全的自由。
宗教的衰落和吕岩教团的西征
在9世纪初期，宗教势力在中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佛陀的舍利子被迎入长安时，疯狂的人群几乎可以和耶路撒冷与麦加的宗教朝圣相比。而道教也被渴望永生和超能的皇室与贵族所虔诚地信奉，唐代有好几位皇帝据说就死于道教的修炼药物之下。不过这一切已经是最后的辉煌。845年，唐武宗李瀍（814 —846）下令禁止佛教和其他来自西方的宗教，为七个世纪的大宗教时代划上了句号。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寺庙和修道院被拆除，大片的田地被没收，神职人员被迫恢复世俗的身份。在沉重的政治迫害下，佛教失去了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优越地位，曾经能够和皇室分庭抗礼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为帝国的稳定和和谐而效力，成为它此后生存的主要理由。
然而相对于其他西方宗教的命运来说，佛教仍然可称幸运，无论如何，它再一次承受了来自帝国政府的摧毁性打击而仍然延续了下来。但是其他的一系列宗教：祆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从此之后销声匿迹。特别对于摩尼教来说，这是从开元时代以来的又一次无情镇压。它的一小部分幸存了下来，然而却再也不敢公开露面。对这一宗教来说，争取官方和上层人士的支持，然后伺机入主中国的既定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事实上，即使没有845年的迫害，在9世纪的中国，摩尼教也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教派。它缺乏佛教那样广泛的基础和影响力，也不具有道教的修炼思想那种对高层的诱惑。随着回鹘人的衰落，它甚至失去了最后的外援。摩尼教徒将这一失败归结为对黑暗的可耻妥协：这是来自明尊的惩罚。在这次打击后，幸存的摩尼教徒们在仇恨中转变了方向：帝国政府对他们来说，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了黑暗势力的代表，而作为光明的儿女，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推翻黑暗的持久统治，让光明普照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了斗争他们必须在民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并帮助他们抵抗黑暗的压迫。这使得他们向着秘密教团的方向迅速转化。并虽然此时他们还很弱小，但几个世纪后，恢复元气的摩尼教将会令整个世界发抖。
在此人们会认为，在消灭和抑制了一切传统宿敌之后，道教将取得前所未有的垄断地位。它确实一度做到了：渴望永生的唐朝皇帝们将道教作为自己唯一的希望，并将对佛教的摧毁作为对祖先劳西乌斯的最高献祭。但这一光荣也是短暂的，唐朝皇帝对道教的痴迷，让他们习惯于服用道教法师献上的小药丸，在其中含有铅、汞、硫、砷等多种剧毒的金属。这些成分可疑的药品成为扼杀皇帝们的元凶。武宗本人于846年死于药物中毒。他的继承者宣宗（846年—859年在位）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反对他的政策，却继承了他对道教炼丹术的痴迷，因而也在859年中毒而死。这两起臭名昭著的事件沉重打击了道教的声誉，诚然出于政治理由，道教仍然被奉为帝国的官方宗教，但人们对于道教的痴迷却在这些丑闻的打击下消退了。这一点引发了道教的重大改革。
因此我们看到，在9世纪下半叶，几乎一切宗教势力都陷入了衰退之中。但同时这种衰退又是一个新变革时期的征兆。这一变革引起了武学史上的又一次革命。一个继慧可以来最伟大的武学家出现了，他的原名并非十分著名，但此人的另一个名称在中国却是家喻户晓的。他叫吕岩，又称吕洞宾。被民间认为是一位神奇的仙人。
关于吕岩的生平我们既知道的太多，又知道得太少。关于他的传说太多，但是能够确证的却只有少数。他活动于9世纪中期，在青年时代曾经广泛地学习道教、佛教和儒家的思想，并曾经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朝廷官员。但在不久后他厌恶了官吏生活，开始了游侠生涯。他无疑精通剑术，并且在道教修士钟离权的指导下掌握了精深的身体技术，因此留下了被视为仙人的种种神奇事迹。因为对当时主导的丹药学说不满他发展出一套新的丹药理论，即为后代道教人士和武学家所熟知的内丹学。
相对于外丹学说在金属熔炉中用通过化学反应炼制药品，内丹学说则指出，应当将身体作为熔炉，人的体液作为药物，意念作为火焰进行“内在的”修炼。这一学说在道教中最初作为解释为什么服食药物会中毒而死的理论：因为缺乏了内丹的配合，外在的丹药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吕岩的老师钟离权即持此种理论。事实上，这一说法可以说是本末倒置，恰恰由于内丹修炼的弥补，才缓解了外丹的毒害。吕岩更多地转向内丹本身的探索，他在9世纪中期撰写了多部丹道学著作：《九真玉书》、《金丹秘诀》、《丹诀演正论》等，以及剑学著作《述剑集》。74
从零星的资料来看，吕岩不仅是一个道教武术家，还具有诗人和艺术家的天赋，他喜欢显示自己的神奇禀赋，并戏弄他人，甚至和许多女人——主要是妓女——有着浪漫的传奇。他并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道教修士，也不被严苛的宗教戒律所束缚。对此，人们只能以他是神圣的仙人来加以解释。用西方的观点看，可以说他是一个追求绝对自由的天才，一个人性解放的先驱，一个道教的歌德或拜伦。然而这位不受拘束的道教改革家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他的晚年，当动乱和战争席卷中国时，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帝国，以保存岌岌可危的文明。
唐帝国走向毁灭的征兆，在最后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宣宗死后变得日益明显。在此后懿宗（859年—873年在位）和僖宗（873年—888年在位）时期，越来越多的动荡和骚乱席卷各个地区。875年发生了王仙芝和黄巢起义。农民军从山东半岛一直打到广州，并在那里屠杀了十多万外国商人。黄巢此后北上，在880年攻占了洛阳和长安，逼迫皇帝再次逃到四川。全国的灾难性崩溃最终到来：战争、屠杀、饥荒和瘟疫再一次令中华帝国奄奄一息。
当全面的黑暗降临之际，在帝国西部仍然有一线光明。长安西北一千多英里长的土地上，在青藏高原和内亚草原的夹缝中，沿着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的山麓，有一条狭长的农耕地带，这里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东段，被称为“河西走廊”。自从汉帝国以来，中国人长期都是这一地区的主人。因为远离混乱的中部平原，也不如长江以南地区引人垂涎，河西走廊在许多次中国内战中都能保持相对的中立与和平。自从安禄山叛乱后，西藏的吐蕃帝国吞并了这一传统的中国地区。但在848年，当吐蕃也陷入了内乱时，当地的中国居民在张议潮（799年—872年）的带领下发动了起义，赶走了吐蕃统治者，并取得了整个走廊地区十一个州的统治权。此后在名义上，张议潮的政权成为唐帝国的一部分，被称为归义军。事实上则保持了独立地位。
在内战席卷中国时，无论是腐朽的帝国政府还是残暴的农民军都令吕岩感到厌恶和绝望，生气勃勃的归义军政权成为他保存文明和复兴帝国的希望所在。在9世纪八十年代，吕岩和他的弟子们带着大批从长安和洛阳抢救出来的经卷书籍到达了归义军的总部敦煌，并受到当时的节度使，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831—890）的欢迎。
吕岩的教团并非仅仅以在河西走廊保存自身为目的，而是以归义军为基地向全国施加隐匿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两个吕岩教团的外围组织建立起来了：第一是为了躲避战乱和修炼自身，隐居在中国各个角落的一些武学家，他们由于主要居住在岩洞中——至少号称如此——被尊称为“洞主”，这些人即使不是道教徒，也和崇尚在山林中修行的道教有着亲密的渊源；另一个组织是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各类海盗们，长期以来他们靠着依附于南海的商路而生存，被称为“岛主”。自从黄巢的广州大屠杀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海上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也令他们感到了生活的危机，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火并。吕岩利用神奇的武学造诣也说服了他们中止内斗，组织起来以恢复帝国的政治秩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遍布中国各个角落的一个隐秘社会：在传统上被称为三十六个洞穴之主和七十二个岛屿之主。他们共同的领导人是被视为神仙的吕岩以及他的弟子们：李凝阳、蓝采和、何琼和刘海蟾。这个秘密道教团体在后来被称为“逍遥派”（the Carefree School），其中很多早期人物被尊为仙人。75
在逍遥派组建的时代，唐帝国也在最后的挣扎中。沙陀人李克用（856—908）出兵支持王室，并在885年杀死了黄巢本人。但黄巢之死并未挽救帝国，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控制局面，李克用和黄巢先前的部将朱温（852—912）等新一代军阀现在成为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正当吕岩策划从河西出兵、抑制军阀的势力以控制局面时，890年，张淮深在兵变中被杀，张议潮的儿子张淮鼎被推上了归义军节度使的宝座。这使得归义军自身也陷入混乱之中。吕岩挽救帝国的军事行动计划不得不告暂停。而吕岩在翌年的去世使得这一计划即使并未作废，也是无限推迟了。现在，唐帝国的毁灭已经无法挽回。
唐朝的灭亡与武学传承的继续
在907年，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朱温赶下台后杀害，朱温自己登上皇位，成为梁朝的开国皇帝。但这个朝代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885年—926年）宣布复兴唐朝，并在同年消灭了梁朝。然而李存勖并没有劳西乌斯的神圣血脉，他的政权并不被认为是唐帝国的合法延续。他的短暂王朝在936年覆灭。此后，另外三个短命政权——晋、汉和周王朝——在二十多年中轮流统治着中国中部地区。而在帝国的其他省份，有另外将近十个独立王国存在，并相互争斗不休。这一空前混乱的局面被称为“五个王朝与十个王国（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907—960）”，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和残酷的时代之一。
然而，在这一混乱无序时期，在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的夹缝中，若干民众的自发组织发展起来。为了自保，少林拳等常见武术也大规模地扩散了。武术家往往成为这些组织的领袖和保护者。这些在混乱中成长起来的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将成为未来几个世纪中武术世界的重要角色。
首先是上文提到的由吕岩创建的道教团体，即使在战乱时代，人们对宗教仍然保持敬畏，甚至可能更加尊崇。这导致了许多知识分子投入道教的怀抱之中。吕岩的内丹学说，以其新颖和深刻，更加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正如上文所述，修习内丹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武学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就出现了一批新的道教武术家。他们往往成为左右时局的重要因素。譬如，吕岩的门徒刘海蟾曾经担任过河北一名重要军阀刘守光的丞相，这可能是吕岩教团试图控制地方政权的一个标志。但随着刘守光的政权在914年被后晋王朝消灭，这一努力无疾而终。
吕岩系统的另一位道教大师陈抟，在历史上的名声也相当显赫。这位著名的道教修士以长时间的睡眠而闻名，有人称他能够连续入睡三年。在956年，周王朝的皇帝世宗柴荣（954年—959年在位）召见过他。此时他和周王朝的一名将领赵匡胤（927年—976年）建立了密切关系。在960年，当他听说赵匡胤已经登基成为皇帝，建立了一个新朝代后，表现得异常兴奋以至于失态，他高声宣称，和平将再次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陈抟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赵匡胤及其继承者们不久就消灭了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对立政权，建立了常常与唐所并称的，延续三个世纪的宋朝。陈抟一直和宋朝官方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陈抟的明确倒向无疑使得宋朝的统治者能够在道教徒和武术家中赢得相当一部分力量的支持。
将在后来的武术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丐帮，查良镛认为也始创于从唐末到宋朝之前的动荡岁月。76这一点是颇有疑窦的，原因显而易见：一个战乱的时代不可能养活乞丐。但这种说法仍然有部分真理。丐帮可能脱胎于唐末以来底层流民相互帮助的自卫组织或者农民军的一部分，只有在和平时代出现之后才转型为乞丐的帮会。这一原始帮会的成立也意味着武术不再是军人和宗教家的禁脔，也不是精英人士的游戏，而扩散到了底层民众之中。出身平民的赵匡胤可能正是在军旅中学会了一些少林武术（见第四章）。
在军事、宗教以及社会诸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武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唐代中后期出现了飞跃，形成了以佛教和道教哲学为理论基础，禅定和内丹等修行方式为具体途径的高阶武学，并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的内战时代扩散到各个社会阶层。这一切都为一个新的时期做好了准备：当帝国的和平与繁荣再度降临后，一个崭新的武术世界就会出现了。
9 薛西斯（Xerxes）为波斯国王，公元前485—公元前465年在位，曾率百万大军攻打希腊，在《圣经·旧约》中也有记载，对西方世界影响深远。——译者注。
10 《吴越春秋》卷九。
11 在此之前，据称已经有称为“夏”的更为古老的国家形态，但缺乏考古证据。我们遵循《剑桥古代中国史》的先例，将商作为第一个历史王朝。
12 《尚书·武成》。
13 在16世纪，中国小说家陈仲琳将这些神话编撰成了一部神话小说《诸神就业的传奇故事》（The Legend of Gods who Got their Jobs）。
14 《逸周书·克殷》：“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施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典钺。”
15 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16 《尚书·牧誓》。
17 《史记·周本纪》。
18 参见李峰的研究专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19 “春与秋”的名称源于当时的古史书《春秋》，因为注重于春天和秋天的祭祀礼仪而得名。但在象征意义上，也意味着列国的繁盛和衰落。
20 《史记∙刺客列传》。
21 《史记∙刺客列传》。
22 《越国女士的剑》。
23 《史记∙货殖列传》。
24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5 《尚书∙禹贡》。
26 指1356年英军大败法军的普瓦提埃会战和一战的凡尔登战役。——译者注。
27 《荀子·议兵》。
28 《庄子·说剑》。
29 《史记∙太史公自序》。
30 《庄子·说剑》。
31 《庄子·大宗师》。
32 值得一提的是，门修斯也是真气或内力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曾经自称“我善于培养浩大的真气”，不过他本人的武术家资格颇为可疑。可能他对此只有朴素的感悟和理论上的一些猜测。
33 《荀子·议兵》。
34 《汉书·艺文志》。
35 《韩非子·五蠹》。
36 《庄子·盗跖》。
37 参见《史记·游侠列传》：“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38 《史记·孟尝君列传》。
39 《史记·孟尝君列传》
40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41 《史记·魏公子列传》：“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
42 《史记·魏公子列传》。
43 《史记·刺客列传》。
44 《史记·刺客列传》。
45 《史记·秦始皇本纪》。
46 《史记·游侠列传》。
47 同上。
48 有关的深入研究可参见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第五章。
49 参见张华《博物志》卷五。
50 一些基督教研究者坚称：皇帝所梦见的金色之神是耶稣基督的显现，而使者所带回来的是正在印度传播福音的圣多马，在洛阳也出土了汉译《圣经》的残卷《上帝本纪》。他们更指出皇帝本人临终前已经受了洗礼。只是在79年的白虎观会议后，基督教才受到帝国政府的迫害并在中国绝迹。而佛教徒在几个世纪后篡改了这一史实以突出自己的地位，这一问题仍然在热烈的争论中。
51 参见奥修（Osho）：《中国武学中的印度智慧》（Indian Wisdom in Chinese Martial Learnings）。
52 参见《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四十章。
53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中证实了完全独立于中文版的梵文本的存在。这一秘本曾落入吐蕃僧侣贡却鸠摩手中。
54 《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第十八章。
55 参见本书第二十章。
56 《虬髯客传》。
57 《唐太宗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
58 《中国道教史》，第267‐268页。
59 徐长青《少林历史与文化》，第70—71页。
60 《武则天传》，第515‐516页。
61 《少林历史与文化》，第79页。
62 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第149页。
63 《赠从弟襄阳少府皓》。
64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65 参见陈文统的著作《女皇和她奇特的精英》（The Regent Empress and her Strange Elites）。
66 《三十三名武术家》，第四章、第十六章。
67 《甘泽谣·红线》。
68 裴铏：《传奇》。
69 《唐代武侠史导论》，第547—564页。
70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二章。
71 《三十三位武术家》，第十章。
72 《三十三位武术家》，第十七章。
73 《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第十七章。
74 J.P. 希安：“吕岩与唐代道教的武学转向”，载于《中国武侠史研究》总第十五期，剑桥：1995。
75 参见M. 约翰生《逍遥派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arefree School），第七章。
76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