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与道教的诞生
在毁誉参半的武帝时代后，汉帝国的荣耀仍然维持了几十年的时间，此后便是漫长的衰落。公元9年，帝国政权在动荡中被丞相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所篡夺。然而王莽本人的政府在全国性的起义中被推翻。在公元25年，一名叫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的皇室远亲恢复了汉帝国的名号，但实际建立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政权，被称为后汉或东汉。刘秀被称为光武帝。在后汉的治理下，原来的由江湖网络构成的全国性平民社会消失了，随之兴起的是地方豪族统治的庄园经济。虽然商业网络仍然存在，但对于社会流动性只有微小的贡献。
这并不意味着后汉是一个较少变化的僵死社会，事实上，两种崭新的社会元素——道教和佛教——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嗣后的中国历史，武术世界的产生与之密不可分。我们将首先考察前者。
在光武帝和之后的几个皇帝治下，后汉一度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繁荣与稳定。但自1世纪末以来，随着一系列无异于傀儡的孩童皇帝上台，帝国的政治中枢开始被皇后的家族和宦官群体两种势力所左右，在政局动荡中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这使得地方豪族的势力在缺乏中央制约的条件下更为壮大。而随着帝国政治的腐败，被称为“太平道”的原始道教浪潮开始在华北蔓延。
道教源自道家学派，当武帝宣布皈依儒家后，这一学派成为官方的弃儿。但在官员和士大夫的生活中，这一学派找到了新的出路，在仕途上受挫的道家信徒们仿效劳西乌斯学派的另一位大师庄周，将道家的理念应用到内心世界，以寻求心灵的宁静。这一内在化的转向与阴阳家的学说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人体科学诞生的温床。
在前汉帝国灭亡前夕，著名的学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受政府的任命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宫廷藏书整理工程。他和他的同事们将所见到的图书分为六个类别，加以记录和说明，最后的成果是一本叫作《别录》的图书目录学著作。这部著作中首次记录了一部奇特而深邃的著作《黄帝内经》。这部作品据称是公元前27世纪黄帝和他的大臣岐伯的对话录，记载了关于人体的内在构造和医学的基本原理。
事实上在刘向之前，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提到过这部自称来自远古的对话录。因此，《黄帝内经》可能仅仅成书于晚近的一两个世纪，是当时迅速综合的道家、阴阳家和医学实践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体现出这样的理念：人体是和天地相对应的小宇宙。在人体中正如和外在世界一样，同样有着江河流动，这就是被称为“十二经脉”的系统。经脉分为阴阳两种，分别传递阴气和阳气，阳气上升而阴气下降，作为生命运动所需的能量循环不息。48
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后两千年中的中国人体科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蕴含了这样的理想：人体与自然界本身一样具有不朽的可能性，只要充分调和气息，发挥自己的潜能，就能够成为“真人”，获得永生。这些思想在此后几个世纪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道教的基础。
公元2世纪中叶，一种新宗教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其神学主张一种至高的真理或“道”在“气”的作用下产生了天地和世界万物，以及各种民间崇拜的鬼神。这一切据说来自一位叫于吉的神秘大师，于吉在2世纪上半叶编撰了一部道教经典《太平经》（The Bible of Peace），并影响了此后许多道教派别。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一张角创立了“太平道”（Pacific Tao）并吸引了很多信徒。184年，太平道发动了“黄色头巾”（Yellow Turban）起义，给了衰落的后汉帝国以致命的打击——帝国此后数十年中崩溃瓦解，最终分裂为三个独立王国。于吉本人在政治上并没有张角那么大胆，他远离动乱的北方，逃到安定的长江下游，在那里享受被民众崇拜的晚年生活，直到公元200年被当地的军阀孙策斩首为止。
在于吉和张角在东部活动的同时，另一名道教缔造者张陵和他的家族则在西部的汉中地区秘密缔造他的宗教王国。与很快覆灭的太平道不同，张陵以一种天才的方式使得他的教派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宗教势力之一：他要求入教者捐献大约四十千克的大米作为费用。用这种方式他迅速屯积了大量的粮食，并以此救济了很多贫民，从而令自己声名远扬。张陵的家族靠囤积的大量粮食轻易控制了帝国西南部一个省份的经济命脉，他的孙子张鲁（？—216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道教王国。张鲁在215年向控制华北的曹操（155年—220年）投降并受到礼遇，此后他的宗教传播到帝国的各个省份，并以“天师道（Heavenly Master Tao）”之名为人所知。张陵的后代世袭了“天师”的职位，在每一代都得到政府的册封。
天师道因其对符咒的重视而闻名，他们宣称能够通过在黄纸上书写类似文字的符号召唤鬼神和避免灾祸，为此他们编造了繁复庞杂的神灵系统以服务于他们的召唤。由于对外在神祇的依赖超过了对身体修炼的要求，这一最古老的道教派别并未在武侠史上留下深刻痕迹。但道教的精神已经被这些早期流派传播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在3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奇特的道教法师：如左慈、甘始、郄俭、费长房和华佗，他们据说长生不老，拥有神奇的力量，能施行各种幻术并能预见未来。49这些人中大多数是道教的修行者，深谙《黄帝内经》，通过艰深繁复的修炼过程开发出自身的各种潜能，在民间传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这些道教法师采用了多种有趣的修炼方式，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后来的武术家所沿袭。譬如静坐以及用特殊的方式呼吸，食用用水银和铅制成的液剂和药丸，或者在性行为时用意念控制射精，保持阳具的长久勃起（中国人称为“房间中的艺术（arts‐in‐the‐chamber）”）。更为重要的是，华佗发明了一种模仿五种动物动作特点的健身体操，被认为对后来的武术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这些修炼方法的效果究竟如何？由于史实已经湮没在许多明显荒诞的传说中，对此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如下一些描述：他们具有超常的移动能力，即使骑马也难以追赶；他们刀枪不入，不为任何打击所伤害；他们能够施行多种魔法，譬如点石成金和分身万千；他们驻颜有术，甚至能够死而复活。无论在这些传说中有多少夸张和误解的成分，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道教法师和几个世纪后武术大师的相似性。后者往往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开发出超人的内力、轻功和感官的敏锐，以及某种控制心灵的幻术。
但在这一时期，这些新发展出来的人体科学仍然尚未和古老的武术技巧相结合。3世纪最著名的武术家几乎都是军人，譬如号称“与万人相匹敌”的关羽和张飞，他们拥有冲入一支军队杀死其主帅，而自身毫发无伤的能力。但他们既不理解修仙的神话，也未曾梦想过利用道教的修炼方法增加自己的战斗力。道教法师们则与之相反，醉心于飞向天国的美梦而对单纯的格斗能力不屑一顾。譬如，对人体科学有深入了解的华佗毫无武术根基，只是一位有神秘色彩的医生，并且最终被曹操杀死了。在许多世纪之后，我们所追踪的这两条线索才会合二为一，令宏伟而瑰丽的武术世界得以出现。
佛教的传入；及其对武学理论的重要性
如果与从西方传来的另一种福音相比，甚至打垮了汉帝国的道教也不免相形见绌，此即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这一信仰创建于公元前6世纪，并在此后许多世纪中不断向外扩张。在公元初年中国人通过中亚接触到了这一宗教。当地国家在长安的使节们或许开始劝说他们的中国保护人接受释迦牟尼的真理。公元64年，光武帝之子、汉明帝刘庄（57年—75年在位）梦见了金色的神在他的宫廷里飞翔，一些可能已经知晓佛教的大臣竭力将其归为佛陀的显灵。于是皇帝派遣两名使者到西方去探求这一陌生信仰的真谛，他们带回了一些佛教僧人，并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寺院。这就是佛教征服中国的开始。50
在3世纪之前佛教的传教事业并未取得明显成功。佛教寺院主要服务于从中亚来的外国人，除了作为贵族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奇玩物外，这一异国风情的信仰对于民众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但从2世纪末期开始，战乱和饥荒显著地增加了中国人的宗教需求。
后汉帝国在“黄色头巾”起义后，陷入了近四十年的内战，并于220年分裂为三个部分，这一过程中其人口已经从超过6000万下降到不到1000万，人口损失是惊人的。在公元280年的短暂统一后，从4世纪初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涌入中国内地，汉族政权再次向南方退却，历史进入了约三个世纪的南北分裂时期。这几个世纪见证了华北地区被战争和动荡所蹂躏，社会各阶层都无法享有安全感。佛教由于宣称要将一切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比道教更出色地适合了民众的需要。因而，在基督教征服罗马的同一时期，佛教征服中国的伟大历程开始了。
在佛教日益进入中国的同时，它也迅速被卷入中华帝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大批中国民众和精英的皈依，佛教攫取了惊人数量的社会资源，当佛教僧团大张旗鼓扩张时，不免与帝国相冲突。5世纪的魏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和6世纪的周武帝（561年—578年在位）都曾经进行过声势浩大的反佛教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皇帝都是虔诚的道教徒。这些运动并未摧毁佛教在民间的根基，但却有效地遏制了佛教试图独立或凌驾于帝国权威的任何努力。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佛教最终通过融入和攫取江湖网络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脱离了帝国的控制。首先，佛教徒对于统治者的平等意识（他们曾宣布对于帝王不需要礼拜），对于世俗生活的唾弃以及寺院经济的独立组织形式使得他们在一切帝国臣民之中最不依赖帝国政府的管理。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各大寺院如同白纸上一个个不透明的黑点，虽然单独而言全都处于帝国的阴影下，但一旦江湖网络被建立起来，就成为其中重要的节点，为其提供稳定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江湖的流动性也使得寺院能够彼此联络并相互庇护和应援，从而提供了对抗帝国的可能基础。事实上寺院不仅仅是僧侣的庇护所，也在慈善的名义下，为一般的平信徒、商人、行吟诗人和知识分子提供暂时性落脚和居住的场所，这无疑有利于它汲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
更重要的是，佛教也在武学的产生和发展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武学在公元6到7世纪的诞生。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佛教一向以对虚无的追求和非暴力主义而闻名，这似乎与武学的宗旨——在格斗中战胜对方——格格不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在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并未和武术的发展有明显的联系（与上述近似武术家的道教法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要理解佛教与武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必须深入到佛学理论的若干基本概念中去。
佛教的基本信念是将宇宙视为因果联系的网络，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因果联系中，并在因果联系中消灭。显然，人类的痛苦都产生于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因果联系中，在其中也形成了虚构的自我概念。因此从这种联系中解脱出来成为佛教主要关心的内容。现代人认为人的自我死亡就是这样的解脱。但是佛教徒却被“灵魂转世（reincarnation）”的学说所困扰。他们认为灵魂自身中有一种力量，能够在人死后保持自身的存在并将自身带入一个新的身体。因此，真正的解脱必须脱离转世轮回（Saṃsāra），这就要求在人生前就通过对宇宙与自身真谛的认识消除灵魂中固执自身存在的力量。
在佛陀死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佛教徒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解放或者涅槃（nirvana）。但在公元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却嘲笑这种幼稚的思想，称之为“小乘”：亦即没有办法带其他人上路的单座车。真正的涅槃，他们认为，并非刻意去追求涅槃本身，因为任何去刻意追求到的东西都并非真正的涅槃。涅槃必须要摆脱执着于涅槃的状态本身。因此“菩提萨埵（Bodhisattva）”或者“菩萨”就代替了佛陀成为新的目标：重要的不是自身脱离轮回，而是救助他人脱离苦难和不幸。为此，人们必须积极地参与到世间生活以及轮回中去，在其中体验万物的空洞性本身。
佛教的大乘运动，使得它能够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参与和改变俗世生活。与此同时，从小乘时期发展而来的佛教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以经院哲学的方式将意识划分成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和意念等诸多层次——被大乘佛教转化为对无意识或潜意识的研究。在对人类心灵的深层认识中，最为著名的是无著和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这一派别提出，在意念之下有一个更基本的层次，被称为“末那识”，亦即自我意识最基本的层面。这一概念对西方思想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的哲学家称之为“统觉（apperception）”。然而在末那识的背后，是更为本源的“阿赖耶识（Aṣṭavijñāna）”，这是一种甚至比自我意识更深层的结构，它蕴含着无数意识流的“种子”，被视为人类意识之执着的最终起因。这十分接近于弗洛伊德和荣格所提出的无意识（unconciousness），但西方思想对这一点的认识迟了一千五百年之久。
我们认为，正是佛教哲学对阿赖耶识等心理深层现象的认识开启了武学发展的新空间。正如导论中已经指出的，武学发展的源泉在于人类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及对其潜能的开发，这必然依赖于对于心灵现象及其与身体之关联的深刻研究。关键在于设想出一种基本的活动模式使得人能够以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调动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和骨骼。然而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却成为产生这一有效模式的最大阻碍。由于心灵和身体被简单地一分为二，唯一可能的身体运动模式只能是人的思维和意志对身体的控制模式。亦即由心灵单方面去操纵身体的活动。不断强化的意志控制事实上塑造出一个粗暴的心灵和一个被动的身体，而更为微妙和丰富的可能性就此被扼杀了。
在佛教和道教那里，心灵从未具有如此基本的地位。道教徒将心灵和身体统一归为“气”的运动，并且在修炼过程中不断抑制心灵的指挥欲望，让“气”自然地在人体内不断运行。而佛教更是不遗余力地要消除自我的痕迹，通过阿赖耶识的概念，佛教徒认识到一个深于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因此，静坐和内省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修行方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让躁动的心灵安静下来，聆听身体内在的呼唤。在此，一个心灵和身体之间的第三项呼之欲出。二者必然通过某种更基本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如果掌握了这一结构，就得到了生命的真正源泉。毫无疑问，佛教和道教对于心灵和身体的结合结构并没有任何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但是却通过主观的意识体验接触并驯服了这一层面，这也成为他们可能对身体运用自如并调动人体最大潜能的关键所在。51
佛教对于潜意识的精神结构和道教对于经脉的身体结构的概念之间的融合正是中国武学诞生的奥秘所在。这一融合自从佛教和道教接触以来一直在发生着，但是公元5世纪与6世纪之交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伟大的佛教武学大师菩提达摩（Bodhidharma，？—535）和他缔造的少林学派。
达摩与慧可；少林武学的形成
菩提达摩，常常被简称为达摩，是从印度来华的佛教僧侣，他于5世纪末在广州登陆，首先在南中国活动，并曾经在南方梁朝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和皇帝萧衍（502年—549年在位）讨论佛教教义。达摩是瑜伽行派的传教士，他依据一部叫作《楞伽经》的著作主张通过“禅定（Dhyāna）”的方法达到对阿赖耶识的体验，“禅定”是一种通过长时间静坐集中精神的方式，经过长期的练习可以产生出奇异的身体体验。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达摩强调静坐必须对着空洞的墙壁，以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干扰。
达摩试图教导萧衍履行这种有效的修行方式。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却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佛教的热爱：首先宣誓成为僧侣，再由大臣们从国库拨巨款，从佛寺中将他赎回，以此途径对佛教寺院提供慷慨的经济支持。这位甘于奉献自己的皇帝对达摩所提倡的坐牢式修行术却毫无兴趣。达摩受到了冷遇，不得不失望地离开浮华的南方帝国，到北方的魏国去传播他的新教义。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漂过扬子江的。
当达摩来到北方的中心洛阳后，失望地发现等待他的局面并不比南方更好。当地的佛教市场已经被各种夸夸其谈的宗派所占领，而后者并联合起来攻击他是异端。达摩在洛阳也无法栖身，于是在527年躲避到不远的嵩山中，这座神圣的山被中国人视为大地的中心，被称为“中央之山”，具有特殊的神圣意义。
在几十年前的495年，北方的魏孝文帝（471年‐499年在位）下令在嵩山上建立一座佛教修道院，称为少林寺，并任命印度学者跋陀作为院长。在跋陀死后，少林寺希望继续招揽印度僧侣以维持自己的地位，于是迎接达摩入驻。菩提达摩在少林寺的活动缺乏可靠史料。唯一确定的是他在三十年代收了一名叫作慧可（487年—593年）的门徒。他无疑还有其他学生，但是慧可最得到他的宠爱。慧可有着道教和武术的背景，为了成为达摩的门徒，他不仅在雪地站了三天，而且砍断了自己的一条胳臂。据说这种自残行为让达摩看到了慧可修习禅定的决心和潜质，或者他只是被吓坏了，总之他接受了慧可作为自己的弟子。事实证明，慧可是一名聪慧过人的学生，达摩在死前将衣服和饭碗传给了慧可，象征着他得到了自己的真传。
慧可堪称武术世界的圣保罗（St. Paul）。在某种意义上，他比达摩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史书记载他年轻时曾经研究过道教的养生学，这构成了他学习禅定的身体基础。在传统上，达摩被视为七十二种少林寺武术的创始人，而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考察表明，这一荣誉应该归于许多后世的僧侣，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慧可。许多证据显示，或许他才是少林寺最重要的武学典籍《易筋经》的真正作者。
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易筋经》是慧可在达摩死后，从他身上发现的。然而达摩似乎不可能熟练掌握作为《易筋经》基础的经脉和穴位学说，这或许是将两个独立事件混淆的结果。慧可在达摩遗体上发现的，是梵文手抄本的《楞伽经》，这是达摩从印度带来的手稿，此后一直被珍藏在少林寺的图书馆里，直到十三世纪离奇被窃。52《易筋经》则是独立的发明，既基于中国的经脉理论又吸收了印度的脉轮（cakram）学说。有趣之处在于，本书有两个版本，即梵文本和中文本分别流传。53由于《易筋经》的哲学基础是佛教和道教的融合，本书几乎不可能写于印度。因此，梵文本很可能是中文本的翻译。但是没有史料表明少林寺曾试图将《易筋经》传到印度，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翻译？
这一点可以从慧可的生平找到答案。在6世纪中叶，北方的魏王朝进一步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政权——东魏和西魏——而相互攻战。少林寺正好处于双方争夺的中心地带。在这一时期，慧可携带着《楞伽经》的梵文手稿逃离了混乱的华北，来到中国西南部的峨嵋山隐居。在那里他结识了另一名来华印度僧人般刺密谛。慧可可能拿出自己正在撰写的《易筋经》与般刺密谛就佛教学理和其与瑜伽修炼方面的共性加以研讨。54大概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易筋经》被他们翻译为梵文的形式，并且加上了图示。因此，《易筋经》同时产生了两个版本，此后一直被保存在少林寺。这似乎是唯一能够解释梵汉两个版本并存的理由。
当慧可躲藏在西南山区时，东方和北方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北方帝国分裂时，北方军阀侯景在失势后向南方的皇帝萧衍表示效忠。萧衍高兴地接纳了这个投诚者，后者却并无忠诚之心，于548年在建康发动叛乱，劫持了萧衍并囚禁了他。萧衍悲惨地死于禁闭之中。侯景的叛乱被梁朝军队镇压后，萧衍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宝座又开始了内战，梁朝在分崩离析中走向毁灭。
两个北方政权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瓜分南方帝国的机遇，它们开始积极插手南方的内战。公元554年见证了梁王朝最后的毁灭。西魏王朝的军队占领了梁朝在长江中游的新都城江陵。皇帝萧绎被杀，在城破前，他焚毁了一座藏有几十万部书籍的皇家图书馆，其损失不下于几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毁灭，据说中国当时书籍的四分之三毁于这次焚烧。他并下令藏匿了大批皇室珍藏的黄金和珠宝。这个宝藏一直没有被占领军发现。直到一千多年后才再度现世。55
梁王朝被消灭后，一位陈霸先将军（503年—559年）在557年建立了陈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建立者的姓氏命名的王朝。但经过侯景的叛乱，南方帝国的力量已经大为损耗，并难以恢复。在北方东魏和西魏的对立持续着，但是政权更迭为北齐和北周。577年在鲜卑人的北周统一北方后，北方在大分裂以来的近三个世纪之后，终于对南方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如果北周能够消灭陈朝，那么一个非汉族的政权将第一次征服中国全境。不过在北周对陈开战之前，其皇室又产生了内部继承危机。在580年，实权落于汉人杨坚（541年—604年）之手，在第二年，杨坚将北周改组为隋朝。因此，华北在被蛮族占领数个世纪后，再一次被汉族政权所统治。
在589年，杨坚对陈王朝宣战，并命令其军队沿扬子江全线向南方进军。这次南征仅仅遭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很快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自316年的西晋灭亡以来中国第一次统一在同一个帝国之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漫长的内战时期，慧可一直在四川撰写《易筋经》和另一部相对次要的武学著作《洗髓经》。北周统治时期发起了浩大的反佛教运动，慧可也不可能在此时回到北方。在杨坚称帝后，慧可终于返回了残破而冷落的少林寺，重新招收僧徒和传授武术。慧可活了百岁之久，死于公元593年。在这位佛学和武术大师死后，他的弟子似乎分成了两个派别。慧可本人最喜欢弟子僧璨，并宣称他为自己的继承人。但僧璨只是一个虔诚的佛学家而对武学了解有限。他及其门人面对新兴武术僧侣完全缺乏竞争力，很快就被后者排挤而离开了少林寺。僧璨和他的继承人们此后一直在南方各省份活动，并创立了佛教理论中著名的禅宗。另一方面，一旦武术僧侣占据了统治地位，少林寺也从一个普通寺院转变为历史上第一个武学门派。
我们已经有这一门派早期若干重要活动的史料，虽然还远不足以揭示其历史全貌。但是已经清楚地显示出，少林的武学传承开始之后不久，就深深卷入帝国权力斗争的漩涡。
隋朝的创造者杨坚是一名伟大的政治家，在他成为中国统治者后不久就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改革。例如将进行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以及建立以考试为标准的官僚选录制度，对于后来的中华帝国形态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他在604年死去后，他的儿子杨广（604年—618年在位）继承了帝位。杨广是一个比乃父更加野心勃勃的君主，为了维系对新征服的南方的统治，他下令调动数百万民夫，开凿一条全长超过一千英里的大运河，将扬子江和黄河连接起来。同时，他也继承了父亲对城市建设的爱好，首先在洛阳，其次在扬州建立了不逊色于长安的新都城。
杨广不仅希望让中国，而且希望让整个世界都拜倒在自己脚下。他首先对北方的突厥，随后对东北的高句丽发动了战争；对高句丽的战争旷日持久，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反讽的结果是，隋炀帝的一系列扩张努力最终带来了建立不久的帝国的崩溃。
在611年以后，混乱而血腥的内战再一次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618年，杨广的表亲唐公爵李渊（566年—635年）占领关中平原，建立了唐帝国，并在此后的十年间消灭了其他竞争者，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统一。不过这位开国之君的光彩，很大程度上被他杰出的儿子李世民（599年—649年）所掩盖了，后者不仅是他统一中国战争中的主要参谋和助手，并且在626年发动政变，获得了帝位，史称唐太宗。
这一时期武学家们也第一次明确参与了最高权力的角逐。在615年左右，一个叫作李靖的青年从一位重要大臣的官邸拐带了一个高级妓女红拂，从长安出逃，去太原投奔李世民。他在长安附近遇到一个骑驴的神秘人物，此人给人的最深印象就是满面胡须，因此被称为“大胡子先生”（Mr. Whiskers）。大胡子明显觊觎李靖情人的美色，这一点激怒了李靖，但因为顾忌对方的武力而不敢声张。大胡子在李靖面前展示了一个自己砍下的人头，并公然吃下死人的内脏，令李靖和红拂都恐惧万分。李靖刻意讨好大胡子，并邀请他一起前往太原。后者表示不屑，他也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但见到李世民后，大胡子为其魅力所折服，然而仍然坚持等待一个善于相面的道教法师到来，再听取他的意见。翌日，该法师在见到李世民后，告诉大胡子，这个国度他无法染指，劝他去别的地方。大胡子感到十分沮丧，不久就离开了中国，前往东南亚，临走前他传授给李靖《易筋经》，并声称是从达摩传下来的经典。56
这则逸事中所包含的信息极其丰富，并且能够解答许多历史上的谜团。就其拥有《易筋经》的抄本而言，大胡子无疑是少林派的弟子他显然不是，或者已经不是僧侣，对肉食和美色都表现得十分贪婪。可以确定的是他对自己的武学造诣十分自信，并打算以此而君临天下。不幸的是，他对相面术过于迷信，以至于因为道教法师的话而打消了一切政治雄心。此后，出于《易筋经》的作用，李靖很快在武术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唐朝建立后他成为李世民的亲信卫士，或许也是李世民和少林寺发生联系的中介。在621年对军阀王世充的战争中，一些站在唐朝一边的少林寺僧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帮助李世民取得了胜利。少林僧侣集团此后成为李世民的关键武力后盾之一。当李世民成为皇帝后，对以昙宗为首的十三名少林僧人给予了封厚的奖赏，并且赐予了少林寺4000亩的良田作为其经济保障。57
另外，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位被大胡子所信任的道教法师早已经被李世民所收买，因此才欺骗这个可怕的劲敌离开中国。这位法师或许是楼观派的岐晖，或许是上清派的王远知。这两位著名道士都因为对唐政权的热心支持而出名。事实上，在李渊和李世民建立唐帝国的道路上，道教发挥了比佛教大得多的作用。
根据记载，李氏家族是劳西乌斯或李耳的直系后裔，而一直以来，道教人士都宣扬劳西乌斯的后裔会成为皇帝。李渊父子当然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日益被佛教压制的道教徒们也不会放过这个扭转败局的机会。楼观派和上清派是从4世纪以来就分据南北的两大道教派系，在这一点上看来达成了难得的一致。在李渊率兵从太原进入关中的远征中，楼观派的掌教岐晖发动了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李渊的进军。而上清派甚至在李渊起兵前就派王远知去传授给他预示李氏王朝将要兴起的天命。58当李渊称帝后，他第一时间宣称自己是劳西乌斯的嫡系子孙，并将道教尊奉为国教，不仅超过佛教，甚至超过自汉代以来地位就牢不可破的儒家。
有理由认为，这种做法会引起佛教方面的强烈不满。事实上，在太宗统治期间，有一个佛教僧侣法琳公然宣称皇帝是鲜卑人的后裔，与劳西乌斯毫无关系。太宗在愤怒之下逮捕和流放了他，他很快死于流放的路上。可能是为了防止佛教方面反弹，也出于对少林寺强大武术实力的忌惮，太宗在同一时期下令将少林寺拆分成多座寺庙，并以防范海盗的名义将其中的一部分僧人迁徙到南方的福建地区，在莆田地区建立了著名的南少林寺，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少林分寺，但大都在不久之后衰亡了。
少林寺与武曌的统治
少林在南北分裂后有所削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僧人的迁徙也加快了少林武术的传播。在李世民统治的晚期，中国僧侣玄奘（602年—664年）从印度留学归来，受到了李世民的厚遇，似乎意味着佛教地位的回升。在李世民于649年死去后，佛教徒们又找到了新的希望：他的儿子和继承者高宗李治（628年—683年）是一个较为温和的统治者。他对于佛教宁愿采取柔性控制而非刚性压制的方式。高宗开办了政府出资的翻译机构，协助玄奘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经书，令佛教徒感到颇受鼓舞。
更为重要的是，一颗倒向释迦牟尼的政治新星正从帝国的宫廷之中冉冉升起，并很快将变成君临四方的太阳。李世民一个默默无闻的嫔妃武媚（624年—705年），因为迷住了新皇帝李治而令他违背了家族伦理，在时人的厌恶目光中成为后者的宠妃和皇后，并取得了几乎和皇帝并列的政治地位。当皇帝在664年打算废黜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武媚已经攫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而不再听命于因为长期神经性头痛而身体孱弱的皇帝。667年李治命令太子摄政，事实上实权已经转移到武媚手上。
佛教徒们欢呼雀跃于李氏皇族的衰落——对他们来说，这直接意味着道教的没落。而武媚既然无法得到劳西乌斯的保佑，也必须乞援于释迦牟尼的法力。在武媚的支持下，佛教再一次占据了上风。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武媚在680年与少林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在少林为她的父母修建了佛塔，并与少林方面通信往来不绝。在683年，武媚又挟持重病的皇帝巡视了少林寺，并赋诗一首。59在李治于同年年底死后，武媚又以为死去的皇帝祈祷为名，对少林寺进行了丰厚的赏赐，这显然是在未来可能的政变中争取少林武僧的支持。少林僧人对此心领神会。
李治死后，武媚以太后的身份成功地摄取了皇权。此后她越来越多地呆在洛阳，和附近的少林僧侣关系密切。然而，也由于皇太后的身份，武媚的权力只能在她生前维持，在她死后，李世民的子孙将再一次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道教诸神将再一次凌驾于佛教之上。为此，佛教徒进行了中国政治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政治冒险：他们决定让身为太后的武媚成为真正的皇帝。
690年见证了佛教徒所导演的一出闹剧：许多神奇的自然现象在一夜之间出现，若干晦涩的歌谣在长安和洛阳的大街上被传唱，预示着上天莫测的旨意。此时一部前所未闻的佛教经典《大云经》出现了，经书中断言，弥勒佛已经化身为女子，来到世间，并将实现带给人们和平与幸福的统治。这显然打动了武媚的心。在同一年她废除了儿子的皇位，登基成为第一位女皇帝，将国号改为“周”，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更适合自己身份的名字：武曌，意思是太阳和月亮一起在空中照耀。作为对佛教徒的报答，她下令将佛教立为国教，并将许多重要的僧人封为公爵。
在武曌宫廷中最受尊重的僧人是僧璨的传人神秀（606年—706年），他被视为禅宗的第六位继承人——然而据说禅宗所传承的达摩的衣服和饭碗，却在神秀的同学慧能（638年—713年）的手中。慧能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佛学天才，禅宗在南方的主要教区都倒向慧能。但神秀却赢得了帝国上层的青睐，并受到长安宫廷的礼遇。武曌本人都对他亲自行跪拜礼。60神秀本人也和少林寺关系亲密，当时重要的少林僧侣法如、慧安和元珪，都是神秀的同学或门徒，神秀的受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林寺的支持。61
在696年，武曌令人意外地在嵩山举行了一次封禅仪式。这一经典仪式的目的是通过祭祀天地，显示皇帝超越时代的光荣业绩。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封禅的地点选在少林寺所在的嵩山而不是通常的泰山，这是嵩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到这一殊荣。封禅之后，武曌来到少室山祭祀后土并造访了少林寺——供奉她母亲的佛塔就在那里。显然，这次封禅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抬高少林的地位并巩固与少林的亲密关系。
虽然武曌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但新建立的佛陀所庇佑的周王朝仍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继承人。武曌如果将皇位交给自己和李治所生的儿子们，那么帝国等于重新回到了李氏家族的手中，如果将皇位交给和自己同姓的侄子，则又缺乏母子之间的亲和力。或许是出于这一考虑，武曌在称帝后不久就找来了许多美男子并与他们交合，希望拥有非李氏家族的亲生后裔。但即使是弥勒佛转世的皇帝，能够完成凡人所无法想象的事业，也不能超越自然的界限——年逾六十的她不可能再生孩子。
继承人的问题就这样耽误下来而从未获得明确解决。直到705年，当武曌重病垂危的时候，一批政治冒险家发动了政变，逼迫年迈的女皇退位，将皇位交还给她的儿子李显，即唐中宗。这个消息令佛教徒们惊恐不已。政变成功后，武曌在退位后不久就死去，她的家族也被清洗出政治舞台。但是新政府无意对佛教进行清算。在706年，神秀死后，中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同时对少林寺的慧安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并可能得到了后者的保证。在707年，中宗让慧安返回少林，去弹压那里的反李唐势力。一场潜在的僧兵叛乱被消除了。慧安在709年死于少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