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吉思汗之死到大胜关会议
在其母亲死后，郭靖已经矢志团结中国武术世界的全部力量进行抵抗蒙古运动。当蒙古在襄阳一带与宋朝发生军事冲突后，郭靖果断地站在了抵御蒙古入侵的前线，对昔日的恩主成吉思汗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或许由于郭靖的缘故，蒙古人改变了自己的战略，放弃了直接进攻南宋的计划，而首先对西夏发起了灭亡战争。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之后七年，1227年8月25日，西夏灭亡前夕，成吉思汗在西夏的灵州去世。据说在其死前曾与郭靖有过会晤，成吉思汗向他夸赞自己的广袤国土，但郭靖向他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武术，并反唇相讥，告诉他死后也占不了几英尺的土地，令后者愤懑而死。125
成吉思汗逝世后召开了被称为“忽里台”的蒙古军事贵族会议，他的儿子窝阔台被推选为第二任蒙古大汗（1229年—1241年在位），随后是窝阔台的长子贵由（1246—1248在位）和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蒙哥（1251年—1259年在位）。窝阔台在1234年初灭亡了在河南苟延残喘的金国。南宋试图从金国的灭亡中获益，同年派遣军队占领了汴梁和洛阳，但遭到蒙古人伏击，损失惨重后撤军。蒙古和南宋于是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争。
在宋蒙开战时，蒙古人也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进行宏大的扩张。在1235年，蒙古人开始了新的西征，征服了俄罗斯诸公国并进入波兰地区。稍早一些时候，一支蒙古军队攻入伊朗和小亚细亚。而在更东方的朝鲜，自1231年起也饱受蒙古人的侵袭。在蒙古军队所到之处，无不伴随着残暴的屠城和杀降。
对正在形成中的蒙古帝国来说，较为特殊的是1240年代对西藏地方的吞并。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这一吞并基本在和平状态下进行。蒙古人并没有太多军事占领这一苦寒高原的兴趣，而自9世纪以来一直在分裂中的西藏却渴望借助外来力量摆脱目前的混乱局势。在1240年，萨迦派德高望重的知名僧侣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1182年—1259年）受窝阔台之子阔端的邀请，起程前往凉州。贡嘎坚赞此前就收了逃到西藏的桑昆的幼子霍都为徒，对蒙古人有一定了解。贡嘎坚赞向阔端宣讲西藏的佛教信仰并为他治疗了疾病，得到了后者的尊敬，尊称他为金轮仁波切（法王），他以这一名号为中国武术世界所知。金轮很快被送到北方朝见病重的窝阔台汗，窝阔台正如成吉思汗对丘处机那样，希望他能为自己延年益寿，封他为蒙古帝国的国师。不过窝阔台仍然在当年年底因为酗酒而死。金轮于是归于忽必烈的麾下。
如果遥远的俄罗斯和苦寒的西藏都能够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那么近在咫尺的南宋就更不应该成为问题了。从1235年开始，蒙军分东中西部三路进攻南宋，试图彻底征服这一弱小邻邦，却遭到了异常激烈的抵抗。在西部，蒙军劫掠四川后北归；在东部，蒙军被宋军在庐州以火炮击退。在中部的局势最为危险，1236年，蒙军占领襄阳后向江陵进发。南宋在失去襄阳这一屏障之后，面临着蒙军顺长江东下的危险，而沿途并没有多少可用的防御体系。不过蒙军在江陵被宋将孟珙（1195年—1246年）所拦住。而郭靖和丐帮的武术家们在1238年协助宋军收复了襄阳，迫使蒙古人撤退。这一危险遂被暂时消除。
此时的武术世界处于一个新的兴盛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华山论剑的势力整合。在清除了欧阳锋和裘千仞及金国武术集团之后，全真教‐丐帮联盟的主导地位空前牢固。对于全真教来说，蒙古入侵在中国北方地区掀起的社会动荡也有助于其组织的扩张。在一千年前的胡族入侵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势力就是如此壮大的。并且由于丘处机和成吉思汗在中亚地区的传奇会晤，使得全真教拥有了一把最好的保护伞，对于全真教来说，在蒙古统治时期采取和在金代类似的双面路线也自然而富有成效。虽然王重阳早已逝世，而七大师也逐渐老去，但以重阳宫为中心，全真教又招收了大量第三和第四代的弟子，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武术家，成为武术世界最大也最受敬重的势力。但也正在这一时期，在摇摆的政治局势影响下，全真教内部开始酝酿着亲蒙古派和反蒙古派的对立。在四十年代，这一对立走向了公开化。
丐帮则与之相反。黄蓉娴熟的统治手腕甚至令污衣派和净衣派的分歧得以弥合。虽然黄蓉本人完全不喜欢污衣派的作派，但其依赖的亲密副手鲁有脚却是污衣派的领袖。因此，两派达成了势力均衡和妥协，并且在新的民族危机面前，派系间的龃龉显得微不足道。另外，即使丐帮的男权主义者不喜欢被女人统治，黄蓉背后的武术大师郭靖也足以令其臣服。
在第二次华山剑术会议后，郭靖夫妇返回桃花岛定居，在形式上仿效其岳父黄药师进行半隐居的生活。但从1235年开始，蒙古开始全面南侵。随着蒙古与宋之间军事冲突的频繁，郭靖夫妇开始越来越多地返回中国内地，直到13世纪40年代在汉水流域的襄阳定居，这一地区当时已经成为宋蒙战争的核心区域。
在军事上，襄阳的地位十分突出。它位于南方和北方的交接位置，背靠四川和湖北之间的群山而面对广阔的东部平原。对于南宋来说，这是面对蒙古铁骑的漫长防御线的枢纽，一旦失去就面临无险可守的窘境。宋蒙第一阶段的战役令宋人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不过宋朝官方由于低效迟缓的官僚机制在1250年代才开始加强襄阳城防。而在此之前以及之后，襄阳城主要的防守力量都是郭靖夫妇及其他武术家的民兵组织。
在蒙古人第一轮的全面进攻之后，南宋武术界及其北方的汉族同道深刻感到有必要建立统一而灵活的动员和防御体制。武术家作为个人不惧任何蒙古士兵，但作为群体，却无法和统一的蒙古骑兵相抗衡。因此，进行准军事化的协同作战成为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1243年，由郭靖和黄蓉主持，召开了大胜关英雄大会，这是少林寺之会后少有的泛武术世界会议。这次会议旨在以全真教‐丐帮联盟为基础，确立全武术世界的盟约关系，推选出一位盟主并建立对蒙古的作战机制。按照本来的进程，名誉上的盟主应当由洪七担任，而郭靖则是主持具体事务的副盟主，这事实上反映了之前二十年一直运行的实际情况。不过在确立具体的联盟关系之前，会议就因为金轮仁波切的闯入而被迫中止了。
蒙古武术集团的建立；全真教的分裂
在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大规模侵宋战争中，以郭靖为代表的武术世界的广泛参与是蒙古被挫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之前的女真人一样，感到威胁的蒙古帝国开始努力组建自己的武术家团体。其中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所招募的武术精英最为强大：这一团体是国际性的，已知包括来自波斯的尹克西、印度的尼摩星、回回的马光佐和中国南方的潇湘子，而其领袖则是上文提到的贡嘎坚赞或金轮仁波切。
但是这一名单本身也反映出严峻的问题：蒙古统治者由于其民族歧视政策，对主要由汉族人构成的武术世界难以吸纳。可以看到在忽必烈的武术家阵容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后来认定的色目人，而较少汉族成员。这显示出由于郭靖的先例，蒙古统治者很难再信任来自汉族的武术精英：将一个随时可以杀死自己的汉族武术家放在自己身边是极度危险的。但这也限制了这一团队的武术能力，除了潇湘子和金轮仁波切，大部分成员水平较为平庸，并且因为来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而内斗激烈。
不过金轮仁波切本人的武术造诣可以部分地弥补这些缺陷。他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也是贡却鸠摩之后卓越的西藏武术大师。古老的西藏武术在他手上获得了复兴，令他具有了堪与“五绝”相媲美的武术造诣。只是其生平早期的活动仅限于僻处西藏南部的萨迦寺而不为外界所知晓。蒙古帝国的扩张战争给了他以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活动的机会。金轮以蒙古国师的身份参与了一系列对南宋的军事行动，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大胜关会议。
由于这次会议在宋和蒙古的边境地带进行，金轮仁波切及其弟子霍都和达尔巴毫无困难地进入会场。他们的忽然闯入令会议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些异族武术家与会的资格，但也没有理由否认他们的武术家身份。金轮向名义上的盟主洪七挑战，但洪七本人并不在会场上。汉族武术家本来可以指望郭靖战胜金轮，但但最后采取了三局两胜制度的三场比试，这使得汉族武术家的人数优势不起作用，并且在郭靖可能和金轮发生交手之前，霍都和达尔巴已经先后获胜。因此，即使郭靖最终获得胜利，大胜关会议仍然面对着被异族击败的耻辱。
不过，规则从来不是最重要的。在汉族武术家的默许和怂恿下，一名叫杨过的青年近乎违反协议地再度向金轮的弟子们挑战——如果他也失败了，那么几乎必然会有更多的车轮战。杨过是一名有造诣的武术家，但主要依赖诡计和欺诈才能获得两次奇迹般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加上他人的威慑，迫使金轮和他的弟子不得不离去。最终，由杨过的老师，一位籍籍无名的武术家“龙的小女儿”担任了武术世界盟主。
“龙的小女儿”是一名龙姓的女武术家。她是和王重阳同时代的女武术家林朝英的继承人，与全真教关系长期紧张。她的弟子杨过事实上是郭靖的子侄，被送到全真教学习后，因为感到自己受到僵化的体制压迫而叛逃，随即投入龙的门下。二人发生了当时认为的乱伦关系。在杨过的奇迹般胜利后不久，这一丑闻也被曝光。在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下，龙和杨过无论如何无法再在主流势力中立足，更不用说主持武术界的事务，这次精心准备的大会最终以闹剧收场。虽然金轮没有成为盟主，但事实上联盟也陷入了瘫痪状态。这不能不说是武术世界的一大挫败。
更大的挫败发生在不久之后。在金轮的主持下，效忠蒙古帝国的武术家们以敕封掌教的名义闯入全真教的总部重阳宫，其用意在于压迫全真教服从蒙古朝廷。他们受到了以赵志敬为代表的亲蒙古势力的欢迎。掌教尹志平拒绝接受敕封，赵志敬以其势力迫使尹志平让位给自己，一度成为新的掌教。虽然赵志敬的图谋被复出的马钰和丘处机所挫败，但全真教内部的深刻割裂已经表面化了，内斗激烈，不复昔日的盛况。二十多年后，七大师都已逝世，此后的掌教张志敬正式将总部迁入汗八里，托庇于蒙古大汗的帐下。
在1243年后，“五绝”中的洪七和欧阳锋已经去世，其同时代人也日益老迈。郭靖及丐帮‐全真教联盟在蒙古武术集团的进攻下岌岌可危。不仅全真教面临着内部亲蒙古派的抬头，丐帮也被蒙古势力渗透，甚至短暂地出现了被称为“南派丐帮”分裂势力。126但新武术大师杨过的崛起使得双方的天平得以平衡，也使得武术世界的战争在之后的三十年中长久持续下去。
在和其老师的丑闻被揭露后，杨过和“龙的小女儿”被迫分离，后者与另一位富有的武术家公孙止举行了婚礼。愤怒的杨过投奔了北方的蒙古阵营，受到了四王子忽必烈的礼遇。忽必烈希望他能够协助蒙军击杀郭靖，打开襄阳城门。
虽然受到忽必烈本人的亲热对待，然而蒙古人的民族屠杀日益刺激了杨过的民族情感，在襄阳战役中，他一再目睹了同胞被虐待和杀戮的悲惨状况。最终在郭靖的劝导下，杨过再次叛逃至南宋阵营中，自此成为坚定的反蒙主义者。由于杨过的叛变，也由于另一位潜伏在蒙古军营中的汉族武术家冯默风的配合，在野战中受到围攻的郭靖得以顺利逃回襄阳，导致了蒙古第二次襄阳战役的失败。
从较早的郭靖，到后来的杨过和冯默风这些著名的例子，足以证明蒙古帝国民族歧视政策的致命缺陷。在后来元时期，这一政策将各民族划分为诸多等级，其中汉族永远处于下等之列。这一举措使得汉族武术家和蒙古帝国之间的矛盾长期难以弥合，也使得他们对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继续付出政治忠诚。即使在南宋灭亡后，他们仍然长期和蒙元统治者保持疏远和敌视。一个世纪后武术世界普遍的反抗运动正根源于此。
杨过的改邪归正也未能使他完全赢得民族主义的信任，他接下去的人生相当不幸。因为怀疑杨过再次策划反叛，杨过在1243年和郭靖的女儿郭芙发生冲突，被后者砍断了一条手臂。“龙的小女儿”和公孙止的婚姻并未持续下去，但她后来独自隐居，拒绝和杨过见面，让杨过以为她已经死去了。虽然如此，杨过由于与其老师的丑闻，仍然被武术世界主流所孤立。但杨过在不久后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上个世纪独孤求败的武术传承，而成为一名真正的武术大师。据说他驯养了一只超过一人高的巨鸟，一些古生物学家对此很感兴趣，他们认为这种鸟可能是上新世的骇鸟科成员（Phorusrhacos），这种三米高的史前巨鸟被普遍认为早已在数百万年前灭绝了。甚至有学者认为，从这种动物的特征来看，可能是一种披挂羽毛的恐龙的孑遗，譬如恐爪龙（Deinonychus）。127如果关于巨鸟的记载能够被进一步的史料证实，这些推断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在13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杨过在全国范围内和一些边缘化的武术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和一支可观的个人力量。杨过在13世纪50年代的活动曾经深入影响到南宋政府的决策。在1253年，主持四川的军事长官余玠病故，死后被政敌剥夺了官职。次年他的下属王惟忠将军被余晦和陈大方诬告通敌而处死，四川防务也被平庸的余晦接管。四川边防面临着内部危机。杨过和他的属下诛杀了陈大方，并对恶名昭彰的宰相丁大全处以私刑，随后面见理宗皇帝（1224—1264在位）要求其撤换腐败的官员。理宗不得不表示部分妥协，撤换了余晦并为余玠恢复了名誉。128因此，晚期南宋政府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深地和武术世界绑定在了一起，他们不得不一同为汉族人民的生存和尊严而战。而在1259年的襄阳战役中，这种团结与对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强度。
两次襄阳战役与南宋的灭亡
虽然有武术世界的激烈冲突，但在1243年的襄阳战役后，宋蒙之间战争暂时中止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帝国扩张的停止。后者正在其他各个方向上取得丰硕的成果。金轮仁波切随后在忽必烈的授意下返回西藏地区，着手说服各地方势力归附蒙古帝国，如果未能说服，他即以武力慑服。在1247年金轮和阔端举行了所谓的凉州会盟。金轮向阔端呈上了西藏的地图、人口册和大量贡品，在形式上将西藏纳入蒙古大汗的治权下，而事实上则由萨迦派的僧侣通过宣政院进行直接统治。129
在兼并西藏后，1253年，忽必烈率军从其边境进攻大理国，这一有悠久武术传承的南方国度此时已陷入衰落，最后一位武术大师段智兴已经衰老不堪，并且居住在宋朝境内。但为了确保战事成功，还是有大批精锐武术家与忽必烈同行。大理国在第二年初被灭亡，金轮仁波切等忽必烈的武术家们焚毁了古老的天龙寺并杀戮了其中的僧侣，大理武术家们仅仅成功救出了最后一位大理皇帝段智兴。
大理国的灭亡意味着蒙古帝国已经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从1258年开始，蒙哥汗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襄阳，金轮仁波切随扈而行。忽必烈在灭亡大理后也向北方进军，与其兄长在襄阳会合。于是蒙古帝国的锋锐和中国武术世界再一次发生激烈的交锋。
此前数年，南宋方面已经加强了防务，名将吕文德（1215年—1270年）被派遣为襄阳守将，牢固的襄阳城防于1254年前修缮完成。在武术世界方面，郭靖夫妇自1243年起就常驻襄阳，丐帮的实际指挥部也安插于此。大理国灭亡后，大量流亡人士，如朱子柳家族、武修文武敦儒兄弟也聚集在襄阳，此外还有许多武术家赶来赴援。面对这一形势，理宗在1254年的诏书中要求襄阳官员“安集新民，抚循斗士，使开关可以战，闭户可以守”，即与武术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形成战斗力，事实上默认了这一边城已经由武术世界控制的现状。130
在1259年，以丐帮推选帮主为名义，新的英雄大会召开了，武术家们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达到了1243年所未能达成的目标。郭靖的女婿耶律齐被推举为新任丐帮帮主，进一步巩固了郭靖家族数十年来对丐帮事实上的控制，在此危急时刻，这一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全真教的部分力量在李志常的率领下到来赴援，但此时的全真教已经分崩离析，特别是张志敬已经在汗八里建立了亲元的全真教一系总部。因此在襄阳战役中，全真教并未起到重要作用。不过老迈的黄药师、周伯通和段智兴等武术大师也到来并参与了这次对蒙古军团的作战。更为重要的是杨过刚刚和“龙的小女儿”复合，就赶来并投入了他领导下的全部力量，这使得整个武术世界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战事的进程最初令人振奋。郭靖对襄阳的防守无懈可击。在野战中杨过击毙了金轮仁波切，武术家利用一种基于中国星座系统的阵法令蒙古军队陷入混乱，但很快这些成就都因蒙古军队的人数优势而荡然无存。武术家们不得不采取一种极度疯狂的策略。他们以杨过和耶律齐为核心向蒙古军队的中部发动了进攻，其目的在于突袭蒙哥汗的车驾。
对武术家们来说幸运的是，此时的蒙古军队由于两翼张开的战术可能在中部是相当薄弱的。他们得以攻入蒙古各个军团之间的空隙中。但只有杨过一人成功地接近了大汗本人。战争转变为古老的刺杀行动。蒙哥正如昔日的嬴政或耶律洪基一样面临着被武术家追逐的险境。一些记录声称，在一场搏斗之后，杨过用一把叫作“屠龙”的尖刀斩下了蒙哥的头颅。但据查良镛博士的研究，杨过和蒙哥可能并没有近距离地搏斗，当蒙哥向自己的军队逃窜时，杨过的飞石掷中了他的坐骑，令其负伤。蒙哥从马背上被抛下来，当场被摔死。131
杨过杀死金轮和蒙哥汗的故事成为汉民族主义者们长期传诵的传奇。不过这一点的意义不宜高估：金轮的死因为其更富才略的侄子八思巴的崛起而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后者的意外身亡反而使得卓有才干的忽必烈登上帝位。因此最终的胜利者是新皇帝忽必烈和帝师八思巴。蒙古和南宋的强弱对比也并未改变，新的南征战役只是时间问题。
无论如何，1259年的暂时性胜利令武术世界感到振奋。同年召开了第三次华山论剑。这并非一次武术比赛，只是重新以五绝的名义，确立了已经大相径庭的武术世界秩序。虽然长寿的黄药师和段智兴仍然保持了其名号，但桃花岛早已经并入郭靖的掌握，而大理也已经灭亡，这些称号是有名无实的。真正的主导者是“中央顽童（Middle Boy）”周伯通所代表的全真教部分力量和“北方骑士（Northern Knight）”郭靖及其家族所代表的丐帮系统，杨过以其所属边缘武术家的势力继承了欧阳锋的地位，晋升为“西方狂人（Western Madman）”。这次的华山论剑意味着这些过去曾经疏远甚至敌对的力量结成了统一联盟，将继续对抗蒙古帝国的事业。但这些称号的地理方位含义已经完全虚化了，在蒙古的强势军事进攻面前，在华南之外的其他地方，武术世界的势力范围仅剩下了一些残片。
在接下去的十年中，南宋武术世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北方，忽必烈在1260年召开蒙古贵族大会，宣布自己登上大汗之位，但没有受到普遍的承认。即使在1264年击败其主要竞争对手阿里不哥后，仍然只控制了蒙古帝国的东部，即蒙古高原、满洲、西藏和中国北部地区，控制中亚和东欧的西方诸汗国则坚决否认忽必烈为蒙古帝国的共主。这与其说是忽必烈个人的能力不足，不如说是过于庞大的蒙古帝国必然走向分裂的趋势。
忽必烈渴求征服中国南部以在统治权危机中证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重整了其武术家团队，以武术大师八思巴为首领，并作好了周密的战争准备。同时，这一政治分裂局势也给了忽必烈以推行中国化改革的契机。1271年，忽必烈将蒙古国改组为元王朝，“元”即“本原（Archia）”，一个取自古老《易经》的神圣名词。元王朝是一个表面上更为“中国”的王朝，这多少有利于争取中国精英阶层的支持。但是民族歧视政策却罕有改善。
在经过多年围困后，1273年，元朝军队开始对襄阳的最后总攻，并动用了先进的投石机。这些投石机本来是中国人所发明的，现在在经过西方的技师改进后被用来对付他们自己。襄阳方面，吕文德已经在四年前死去，他的弟弟吕文焕为新任守将，但缺乏其兄的才能，而将一切希望寄托在郭靖头上。但投石机的技术威力敲响了中国武术家的丧钟，襄阳的坚固城墙被砸出了巨大的缺口，千万名的蒙古士兵一拥而入，郭靖和黄蓉无力回天，也都死于这场战役。赴援的杨过则侥幸逃生。
在最后一次襄阳战役后，南宋的大门已经洞开。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并在三年后在广东崖山海面消灭了最后残存的南宋军队。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是一个七岁的儿童，被宰相陆秀夫背负投海而死，同时南宋政府剩下的所有人，包括许多赴援的武术家，都投海自尽。战后几天，海上漂满了近十万具的浮尸。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族政权完全陷入亡国。
在第四次襄阳会战后，郭靖的女儿郭芙和其丈夫耶律齐得以突围并率领丐帮继续作战。另一个女儿郭襄因为不在襄阳而幸免，他们都参与了此后的临安保卫战及随后的在华南地区的游击，但最终无法挽救宋朝的灭亡。郭芙和耶律齐可能死于崖山之战，郭襄在1283年发动了一次拯救宋朝丞相文天祥的行动，但以失败告终，她随后剃去了所有的头发，在痛苦中成为一名佛教修女。此时全真教已经向蒙古臣服，而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杨过也隐居不出。经过多次修正后维持了八十年的“五绝”体系，终于随着宋朝的灭亡而完全覆灭。而仅仅几十年后，武术世界便由武术家个体主导的时代，进入到门派政治的时代。
77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卷，1969年，111‐119页；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一卷，1992。
78 在横向流动性中，孔飞力（Philip A. Kuhn）又区分了“同心圆巢穴（nested‐concentric）”模式和“流动商贩（tinker‐peddler）”模式，亦即在农村‐城镇‐大城市的流动和不同农村或小镇之间的流动两种形式。二者对于江湖世界的行程都是重要的：前者提供横贯全国或主要省份的主体等级脉络，后者提供了基层各平行单位之间的横向组织。参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序言部分。
79 指947年（后晋开运三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南下，攻占后晋首都开封，并在开封称帝，象征着蛮族对中国正统王朝征服的开始。——译者注。
80 “征服王朝”是一些西方汉学家的概念，首见于德国学者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的《中国辽代社会史》，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些执行民族分化和压迫政策的少数民族王朝。——译者注。
81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116页，中华书局，1984。
8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九，2725页。
83 元刊本《赵太祖飞龙记》，第二回（日本京都大学藏本）。
84 黄百家《少林拳谱总汇》序。
85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285‐287页。
86 《喻世明言》卷二十七。
87 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三章“宋代全国市场的形成”。
88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五章。
89 参见段玉明《大理国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第9页以下。
90 《大理国史》，第317页。
91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四引《九种志》。
92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五章。
93 “四个邪恶之徒”是：绰号为“完美邪恶（perfect evil）”的段延庆，一个乱伦爱好者；“全面邪恶（every evil）”叶二娘，嗜好食用婴儿的中年妇女；“暴力邪恶（violent evil）”南海鳄神，肆无忌惮的杀人狂；以及“非常邪恶（very evil）”云中鹤，强奸惯犯。见《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六章。
94 安多，藏语，指青海地区。——译者注。
95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六章。
96 《丐帮史研究》，牛津，1992，第71页。
97 “雁门关事件再探讨”，载《中国武侠史研究》总第七期。
98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十六章。
99 《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二十七章。
100 《辽史》卷九十，萧阿剌传附萧峰传，这部简略的传记将萧峰描绘为萧阿剌的侄孙，并没有提及萧峰在宋朝和满洲的坎坷经历。
101 参见《大理国史·宣仁帝本纪》。
102 公冶乾《江湖见闻录》卷七。
103 参见《天神与龙的战争史》，第四十三章。
104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四百八十五卷。
105 《海琼白真人语录》，转引自《摩尼教及其东渐》，第130页。
106 参见《水浒传》，第九十章以下。
107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十六章。
108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二十六章。
109 关于《葵花宝典》问世的时间一向有很大争议。一份史料表明从《葵花宝典》问世到第一个修炼成功的林远图有三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林远图的时代是在15世纪中叶，那么可以看出这部书大约在12世纪上半叶为武术世界所知。
110 有关的争论请见J.P.Sean的《宋代武术体系》（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第十一章。
111 《少林禅寺西堂老师和尚塔铭并叙》。
112 《天之剑与龙之刀》，第二章。
113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四章。
114 《重阳全真集·活死人墓赠宁伯功》：“活死人兮活死人，活中得死是良因，墓中闲寂真虚静，隔断凡间世上尘。”
115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六章。
116 张广保：《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第16—17页。
117 参见叶克飞《金庸政治学》，第66页及71页以下。
118 《金庸政治学》，第64—65页。
119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十六章。
120 《游侠之歌》，第十六章。
121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三十和三十一章。
122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十六章。
123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六章。
124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第284‐285页。
125 《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第四十章。
126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三十章。
127 徐星《中国古史记载中的古生物研究》，《自然》第440期，2006。
128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三十三章。
129 参见杜齐《西藏中世纪史》，第二章。
130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5《赐京湖制置使李曾伯辞免除宝文阁学士，职任依旧不允诏》。
131 《神圣的雕之罗曼史》，第三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