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门派政治的兴起
正如人们在上一个世纪的宋金战争中已经见到的，13世纪蒙古帝国对中国的征服也带来了严峻的武术断层问题。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多种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大师级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中国武术的长期衰落，也导致了武术世界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显著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门派不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并且以此形式攫取了武术世界的领导权。
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人际的教学才可能传授给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实际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在动乱的时代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当然也因此会受到许多人的欢迎。
但另一方面，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与其他学术的传授不同，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水准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一个超过自己而又品行不端的学生，构成了对教师的人身威胁。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叛和欺凌自己的老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父（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在中国，正如在中世纪的西方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家长权。
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被他所杀死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派内部规定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门人（The Gate‐Holder）”，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132
门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门派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单纯的武术传授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从经济上供奉，并且在危急时支援自己门派的义务，同时也有享受门派的武力保护和武术学习的权益。这种忠诚当然是以武术传播的排他性为代价的，如果不加入某个门派，能够获得该门派武术传授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限制，以及某种武术“知识产权”意识的萌芽。这既是武术繁荣的象征，也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显地，门派有着武术学院的意义，它为武术家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和其他社会生活相分离的环境。一般说来，只有经过至少5‐10年的集中学习，才可能达到武术世界的入门水准，但这在缺乏门派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门派是这样一个机制，武术学习者通过签订为自己门派服务的契约，而换取长期的投入的武术教学。也通过这种方式，门派对其成员就具有了人身控制权，武术家所获取的超人力量，也成为了门派自身的力量。它能够以此为基础，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去攫取权力。这是门派政治兴起的基本动因。
但门派运动中也隐藏着潜在的弊端：各门派既然被分开了，他们虽不介意其成员去学习其他门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其他门派得知。这将导致各门派之间的相互防范和敌对。门派之间的对立也会导致武术家技能的单一化，使得格斗水平停步不前。如果个人的力量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准，会使得对门派的依赖性更为增强，个人与其门派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而这无疑只会进一步加剧门派之间的对立趋势。这一恶性循环将导致门派政治在几个的繁荣后陷入无法逆转的衰落。
从以武术家个人为本位，到以门派为本位，这一历史转型经过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演变。如我们所知道的，从7世纪的少林寺开始，就出现了武术门派的雏形。但与其说是独立的实体，不如说更多是培养武术家的组织。在前台进行活动的是萧峰、独孤求败和新老五绝这样的个体武术家，而非其门派。但关键性转折发生在13世纪下半叶的宋元交替时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此被区分开来了。
战后武术世界最早的新生力量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门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儿郭襄。她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幸免于难。为亲人复仇的渴望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13世纪60年代的游历则为她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但最后，郭襄及其支持者被迫退向四川盆地。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宣誓成为一名佛教修女，当然，这只是对其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同佛教的虚无主义可谓南辕北辙。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门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领导人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渴望。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13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该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和西夏时期，但是其早期发展由于史料的匮乏仍然不得而知。由于其位于中国突厥斯坦和西藏高原交界的昆仑山脉，与中原本土的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对昆仑派来说，幸运的是，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帝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成为中西方交通的枢纽所在。与此同时，许多中原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宝贵的人力资源。
从13世纪70年代开始，被称为“昆仑山神圣的三位一体（Divine Trinity in Kunlun Mountains）”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但填补了“西方毒蛇”的白驼山势力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术界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东部进军，参与了中原地区对蒙古人的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和郭襄的交往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传说，不过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133
这一时期还目睹了华山与崆峒两个门派的崛起。此后几个世纪中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都出自华山派，但在三次“华山论剑”的时代显然还不存在。它必然创建于1259年到13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
事实上，华山派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来自全真教的旁支，其创始人正是王喆的弟子，“七大师”之一的郝大通。王重阳去世后，郝大通曾经在华山居住，并在当地招收了一些弟子，而华山派的武术传统，从“紫霞”和“混元”这样的内功体系就可以看出无疑是属于道家的。在张志敬的全真教主体归附于元朝之后，华山派的迅速兴起也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以郝大通的弟子为代表的一部分抵抗派全真教修士与亲元派决裂后创立的新门派，在这过程中，必然也吸收了大批世俗的武术家和军人，使得这一门派在约半个世纪后就世俗化了。
另外我们怀疑，曾刺杀元朝阿合马丞相的王著和高和尚可能是崆峒派的成员。这一门派的起源已经无从得知，但其崛起的迅速大概同样要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武术势力大洗牌。
在云南，宋代的无量剑和大理天龙寺的武术势力在被元军攻破后，不久后其残余力量又重组成为了点苍派，出现了浮尘子、古松子和归藏子等著名剑术家。但这一门派的影响仅局限于云南地区。134最后要讨论的是元代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武术集团：少林和武当。这两个主要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术界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全真教崛起，尤其是火工头陀之乱后，少林寺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势力范围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悖论的是，恰恰是极度衰落的状况使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门派在12世纪以来的政权交替中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日渐尊崇使少林寺免受了军队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1268年，少林寺心禅堂的高僧福裕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政府的支持收回了被全真教侵占的权益，也令全真教盛况不再。135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更加富有吸引力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所压倒。金轮仁波切和八思巴等人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汗八里宫廷中争竞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设法重新争取百废待兴的中国武术世界。持消极保守态度的方丈天鸣去世后，主张倒向蒙古方面的无相禅师倒台，支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禅师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领导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在襄阳会战中对蒙古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136
在13世纪50年代，埋没多年的高级武术教程《九阳真经》（Canonicus Verus Enneadi）被意外地发现了。一位籍籍无名的少林僧侣觉远和他的弟子张君宝学习了这部经典武术，在1262年无色也从觉远那里获悉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无色在吸收《九阳真经》的基础上，创造了“少林九阳功”的高超武术——少林派得以复兴也部分仰仗于此。在13世纪80年代，无色禅师成为少林的新一任方丈，并领导少林走向了武林中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时期的武术世界版图中，已经没有力量能够与之竞争。
到了14世纪初，少林寺再度在武术世界受到旧时代的尊敬，并蒸蒸日上。但是很快，少林发现了一个足以和自己并驾齐驱的对手，此人恰恰是它自身培养出来的掘墓人。
觉远的学生张君宝（1247年—？）在少林寺跟随老师秘密修习《九阳真经》，从而使自己的格斗能力远远跃居同辈人之上。1262年，他在一次武术交流活动中意外地令昆仑派武术大师何足道铩羽而归，而后者令少林派中最杰出的武术家也感到畏惧。137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令少林上层感到不快，他们审核了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发现张君宝事实上并未在正式的武术学习班级注册，因此严厉地要求惩治这个管理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不得不逃出少林，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他不久就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修士，一度托庇于早已衰落的全真派门下，学到了一些道家武术理论，以伪装自己的武术来源。后来他以张三丰的假名为世人所知。尽管张三丰宣称自己发明的武术属于道教体系，但仍然有人发现他的武术来源于罗汉拳等少林常见的格斗技巧，显然少林派的成员们对此感到格外愤怒。138
尽管张三丰的武术进步神速，但在四十岁以前，他仅满足于武当山附近的势力范围，并未参与更广泛区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参加过1273年的襄阳战役，尽管这一要塞离他的山头并不远。在文天祥被处决前夕，他曾被邀请参加救援活动，但他以“武术尚未成熟”为理由拒绝了，虽然他在二十年前就击退过何足道这样的名家。139他的精明与谨慎不仅使得他熬过了元帝国血洗武术世界的艰难时刻，也为中国武术界保留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武术大师。
在1280年之后，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民间社会逐渐趋于稳定。在这一时期，张三丰开始了他引人瞩目的武术生涯。由于年轻一代的武术家几乎在改朝换代的大乱中被摧残殆尽，张三丰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加显得鹤立鸡群。在几十年内，张三丰就树立了他在武术界至高无上的声望。他的战绩包括击杀盗挖南宋帝陵的西藏僧侣杨琏真迦，和全真教亲元派的百损道人这样的一流武术大师。140但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崇高荣誉建立在武术界精英尽丧的空白之上。
或许是预见到了门派政治即将形成的大趋势，张三丰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心缔造他自己的门派。经过长期准备，张三丰在14世纪初开始招收少量的门徒，事实上，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招收的正式门徒仅仅是七个人，这或许是仿效一个半世纪之前的王重阳和全真七大师一样，这些门徒都具有惊人的武术天赋，二三十年后，他们陆续地成为了武术世界的耀眼新星。
在14世纪30年代，六个主要门派并立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位于第一梯队的是武当和少林，而峨嵋和昆仑紧随其后，较弱的华山和崆峒则属于第三等级。武术世界已经完全由门派左右，中衰的丐帮仍然人多势众，但是已经无法进入主导者的行列。
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显著特点：所有的重要门派，正如之前的青城派和蓬莱派一样，都是建立在山脉中的，这暗示着门派和山寨的某些共性。凭借在山林中的位置优势，可以使得各门派拥有独立于适用于平原地带的帝国管理体制的自治权力。同时，门派也并非孤立的点状存在，凭借活跃的江湖网络体系，能够使得他们将其影响力以便捷的方式扩散到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元代，一个以山林为庇护所和以江湖为活动领域的武术世界体系被精巧地构建起来，它足以绕过帝国的行政体系，独立地发号施令。
在江湖网络中活动的许多帮会、镖局等江湖势力实际上也直接间接在各派的控制之下，例如，鄱阳帮的帮主就是崆峒派的门徒；而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则来自少林派并接受其保护。这样一来，在五绝体系崩溃后半个世纪，经过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另一个与之迥异的武林秩序形成了，它将以略加修正的形态主宰之后的三个世纪。
明教复兴运动
自方腊和杨么的时代以来，明教就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此后虽然在史书中仍然可以找到其举行起义或暴动的蛛丝马迹，但已经在官方和武术世界主流势力的打击下日益边缘化。是蒙古人的到来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仇视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141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可能是钟相的直系后裔——召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142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中亚诸藩王的联合叛乱。143
1290年钟明亮的病故使得起义夭折。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蒙古军队发动了最终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到了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的残存力量被团团围住，无力突围。但是在钟明亮的弟子石元担任新任教主后，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在包围圈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转移。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六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其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罕有其匹。两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了远在西藏和新疆边界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Vertex Lucis）”。在此之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炼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成为明教在下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此时海都在中亚的反叛给了明教以喘息的机会。由于西北叛王在中亚的进攻，元军不得不临时将围攻光明顶的军队调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作战，直到1304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为止。明教趁机坐收渔利，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摧毁明教的最佳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忽必烈于1294年死后，他的孙子成宗铁穆耳维持了十一年相对平静的统治。1307年，在成宗驾崩后，帝国因帝位继承问题陷入了长期的中衰和不时的内战，在接下去的二十五年中，先后有八个皇帝登上帝国的最高宝座。在长期内斗中，帝国的统治机构日益溃烂，对其治下人民压榨的程度日益增长，但实际控制能力却不断减退。144南方汉人的抵抗运动在经过二十年的低迷时期后，再次逐步高涨起来。这对于武术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14世纪前期，武术世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门派和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他们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无色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门派新的领导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模糊。而当元帝国的统治日益巩固之际，赶走外来侵略者的希望也日益渺茫。这些变化使得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自己地位和利益的方面。推翻外族暴政是名义上的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门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多是有限的、个别的“行侠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明教徒，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暴动。整个武术世界在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分裂。
明教实力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原来的权力平衡，使得它与主流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324年，阳顶天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少林派最强的三名高手，并将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两年之后，杨逍轻松击败了峨嵋派最负盛名的武术家孤鸿，后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终；同一时期，杨逍也在一次狭路相逢的格斗中杀死了昆仑派掌门人白鹿子。每一战明教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同时也把一个个强大门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双方产生矛盾的本质在于：明教要实现推翻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在武林世界中大为扩张，而这一扩张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发生激烈冲突。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六大派及丐帮来说，维护自己在武术世界中的优势地位，比起推翻元政府的远大目标，是更为紧迫的任务。一名丐帮高级成员坦言：“鞑子是要打的，却万万不能让魔教教主坐了龙廷！”145在14世纪20年代，明教的壮大已经引起了主流势力的极度不安，如果不是阳顶天的突然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主导集团围攻明教的战役可能会提前三十年爆发。
明教的分裂与转化
阳顶天在1327年忽然失踪（事实上是猝死了），留下了一个缺乏继承人的局面。其隐患早在阳顶天生前就已经种下。明教的急剧扩张并未伴随着政治体制上的同步改革，导致了其中枢的权力关系紊乱。明教的组织关系本来相当简洁：教主在理论上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在教主之下设有两名“光明使者”作为副手，以及若干低级的附属职位（如天地风雷四门），然后是以五大元素命名的五行旗地方负责人及其副手。但随着武术高手们纷纷加盟，明教的组织日益扩大，如何安排他们的职位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阳顶天接纳这些来奔者的方式往往是加封“法王”、“散人”等头衔。“护教法王”并非“光明使者”这样在宗教经典中有明确依据的固定职位，而仅仅是一个品阶，并非常设，人数也不确定。诸如“白眉毛的老鹰王”这样的称谓仅仅是个人性的称号，没有任何可继承性，与波斯总部的“十二宝树王”完全不同。146在阳顶天统治初期，只有一个法王殷天正，后来随着谢逊、韦一笑、黛绮丝等武术家的加入，才不断有新的册封。既然并非固定的品级，法王们的权限实际上相当模糊。
至于“散人”，意思是“分散者（the Scatters）”，本身就表示了其并非明教体系内的职位。他们既可以只是名义上的顾问，也可以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14世纪20年代后的“五散人”指的是加入明教的五个独立人物：“铁帽子修士”张中、周颠、冷谦、彭莹玉和说不得和尚。他们中既包括彭莹玉这样干练的革命宣传家，也包括周颠，一个武术高强的先天愚痴（有谣言说，他是周伯通的直系后裔）。他们的功能和定位并不相同，但没有加以更恰当的定位，这体现出明教在急剧扩张中的制度紊乱。
当然，只要阳顶天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事实不改变，这一点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但当阳顶天失踪后，这一隐患就成为突出的现实困境。各大势力并存，彼此互不相让，在一切问题上都争权夺利，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明教由此走向了漫长的瘫痪和分裂。这与不久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空缺时期不无相似。147
来自波斯的“紫色衣服的龙女王”黛绮丝首先叛教，和她非明教的丈夫一起离开光明顶。黛绮丝本身缺乏实际权力，无法竞争教主之位，但她的出走却也导致了光明右使范遥的离去，此人出身明教嫡系，与其他各派的关系都相当好，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教主人选。但范遥对阳顶天的忠实使他拒绝相信阳顶天已经死亡的猜测，黛绮丝的离去也让他心灰意冷，无意继续留在光明顶教廷，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在元廷中从事卧底工作他的缺席导致杨逍、殷天正、韦一笑等派系之间缺乏了缓冲和调和的纽带，使得他们之间早已潜伏的矛盾迅速导向了难以挽回的公开冲突。
另一个教主的候选人“金绒毛的狮子王”谢逊在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根据三十年后发现的阳顶天的政治遗嘱，谢逊本来是阳顶天内定的继位者。虽然资历尚浅，但谢逊得到了五行旗等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在下层教众中相当受支持。148他在1327年年底离开光明顶，可能是因为阳顶天的失踪和高层斗争的日益明朗化已经在明教基层中引起了骚动和不安，需要一位重量级的领导人去加以安抚。他可能是去争取五行旗使等地方领导人对自己继位的支持。但此后谢逊陷入和其老师成昆的仇杀事件中，再也没有返回光明顶。
以上人物离场后，光明顶教廷就处于杨逍、殷天正和韦一笑“三巨头”的共同秉政和长期内讧之中，史称“前三头”时期。下面分别论述这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光明左使者，杨逍本来是教主之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教主并没有其他安排的情况下，由他接任教主之位是正当的。但问题在于，明教上下最初没有人知道阳顶天已经死去，而只是认为他暂时失踪，并盼望他尽快归来。因此，在程序上，杨逍无法自动接掌教主的宝座。当然，随着时间不断流逝，阳顶天始终没有再出现。人们意识到阳顶天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启动教主继承程序。
另外，作为一个唐璜式的风流人物，杨逍虽然令不少女性神魂颠倒，却缺乏能慑服其竞争对手的政治魅力，他的文人习气同尚武的各法王、旗使都格格不入，即使五散人也不喜欢他的习气。可以说，杨逍适合于一个高级智囊，却并不适合成为政治上的最高领袖。但是历史却把他放在了这样一种尴尬处境之中：在阳顶天失踪后，杨逍成为光明顶日常工作的主持者。由杨逍直接发号施令，无疑更令他的政治对手们感到愤愤不平，而或明或暗加以抵触，这使得他所能控制的实际范围十分有限。
除杨逍之外，距离教主宝座最近的就是“白眉毛的老鹰王”殷天正。作为当时明教领导层中资历最老的宿将，殷天正曾长期在江南主持事务，将前光明顶时代的明教残部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团，拥有庞大地方势力的支持。然而也因为如此，殷天正并非阳顶天的嫡系，和其他派系貌合神离，阳顶天不得不以“法王”的头衔笼络他，并设法将他留在光明顶，以防止他的地方势力过于膨胀。在阳顶天死后，已经无人可以制约殷天正，但他想登上教主之位，也难以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
第四法王韦一笑（1303—1388），即“绿翅膀的蝙蝠王”，这个古怪的称号常令人感到恐怖。虽然在青年时期就拥有了法王地位，但在诸法王之中，他仍然是除了黛绮丝外资历最浅、势力最单薄的一个，也鲜有表现出任何突出的政治才能。虽然如此，在阳顶天失踪后，韦一笑却意外地获得了“五散人”的支持而萌发了政治野心。五散人并不依附于任何明教内部机构，在明教中枢，他们是较弱的一派，任何人都没有继承教主之位的可能，而所有人都面临着失去现有地位的危险，因此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为了在权力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们选择了支持最弱小的韦一笑继位的策略。双方一拍即合。这一集团实力不能和杨逍、殷天正的系统比肩，但由于五散人广泛的关系网，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恰是第三派系导致了明教的瘫痪，这是基于如下博弈原理：如果只有两个竞争者，总有一方会是胜利者，即使通过最激烈的火并也足以决定胜负；但在三强并存、彼此互不联盟的局面下，任何一方面的实力都不占优势，主动进攻者会遭到另外两方面的共同反击，胜利希望几乎为零，因而也不会轻易发动挑战，最终导致三足鼎立的权力平衡。
在1328年到1330年之间，元帝国因为泰定帝也孙帖木儿（1323年—1328年在位）死后的皇位继承问题发生激烈的内战。这本是明教反元活动的绝佳时机，但却因为内部斗争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殷天正决意放弃光明顶而返回江南地区，组建反元力量。或许是为了摆脱对光明顶“圣火”的崇拜意识，殷天正逐渐发明出一种以“天鹰”崇拜为核心的新型教义，这为他招致了明教主体更大的不满。谢逊曾与之会面，但也因为无法接受殷天正的改革思想而与之决裂，事后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但殷天正已经无法再回头，他宣布原来的明教已经被黑暗所腐蚀，不再能代表明尊。随即，他自命为教主，成立了“天鹰教（Aquilism）”。
浙江和江西地区的明教教众，长期以来就处于殷天正的势力范围之下，他们在分裂中大多皈依在天鹰教的旗帜下。到1335年为止，天鹰教已经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江湖势力。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一新生的阵痛中，天鹰教和昔日的教友们，特别是明教的五行旗系统结下了深仇大恨。
殷天正的离去对韦一笑集团来说弊大于利，这使他们面临着和杨逍的直接冲突，他们不得不在暗中筹建另一个改革派。五散人，特别是彭莹玉精心地将明王信仰和佛教教义结合起来，筹建了“弥勒宗”。这一派别仿效了唐代的摩尼教传统，精心伪装成佛教的一个宗派。事实上，由于说不得、彭莹玉等人固有的佛教背景，很难说它本质上究竟是明教抑或佛教。在弥勒宗中，圣火已经成为次要问题，由于明尊和弥勒佛被视为同一个实体，他们很容易将明教的经文和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佛教教义结合起来。“弥勒宗”很快成为了明教最成功的派别。而相对宽松开放的教义也利于招揽白莲教、弥勒教等同样信仰弥勒佛的其他教派，他们往往换一个招牌，就成了明教的成员。这样一来，说不得、彭莹玉等人就迅速为自己聚集了一支可观的力量。事实上，明教的主要支系就出自弥勒宗系统。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被弥勒宗的教义所感染。149
当弥勒宗日益发展壮大后，五散人决定抛开光明顶单独行动。1337年春，他们发动了棒胡起义。“棒胡”的真名是胡闰儿，他是说不得的师兄，也是明教在河南地区的领袖人物，因为棒法高超而被称为棒胡，当时的一位江湖观察家称他“好使棒，棒长六七尺，进退技击如神”。150不久，棒胡便攻破归德府和鹿邑，点火烧毁了陈州城，并屯营于杏冈。震怒的元朝政府命令河南行省左丞庆图会合汝阳王阿鲁温一起讨伐。151
阿鲁温早已组建了自己的武术家集团，实力雄厚。蒙古军团和汝阳王府的武术家击溃了尚未壮大的明教势力，棒胡被捕后也被斩首示众。
这一起义的惨败为杨逍向韦一笑、五散人发难创造了良机。杨逍斥责棒胡擅自发动起义而没有向教廷报告；恼羞成怒的五散人却抨击杨逍不肯派精锐的“天地风雷”特种部队增援，导致起义军在孤立无援中被歼灭。最后，这场口水仗演变为真正的殴斗。先发制人的杨逍一掌将张中的肩胛骨击碎，另一掌导致了韦一笑的内出血。152此后韦一笑集团再也没有实力同杨逍对抗，被迫撤出光明顶，从此不能再支配教廷事务。韦一笑长期在西域地区养病，必须喝人血才能维持生命。而尚未丧失宗教热情的五散人则开始在中国腹地四处传教，让奄奄一息的弥勒宗得以死灰复燃。
虽然殷天正、韦一笑等人先后被赶下了光明顶，但杨逍却并未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在十年的时间内，随着核心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各地的分支早已自行其事，光明顶已经成为仅具象征意义的“圣地”，而不再能履行领导者的职能。杨逍本人也成为了孤家寡人，从此沉溺在声色中。据说他经常诱拐和禁锢妇女供自己玩乐。在14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四川西部邂逅了峨嵋派的女学生纪晓芙，以“武术速成学习”的名义将其骗走，随后强暴了这位不幸的少女并将其长期软禁。他此外还有多少女人和私生子女一直是一个谜。不过，杨逍似乎再也没有找到纪晓芙那样理想的伴侣，因此当1352年，他们的私生女儿前来投奔他时，杨逍高兴地接纳了她。
从1338年—1357年的二十年间，由于明教的组织机构陷入彻底瘫痪，我们对其各分支的活动只能找到零星的记载。在14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刚刚在东南沿海立足的天鹰宗不幸因为王盘山事件（见下章）陷入孤立，遭到了各大势力的围攻；与之相反，彭莹玉和说不得等人在华北和华中一带的传教事业却成果丰硕，培养出了徐寿辉、刘福通、韩山童等一批重要骨干，这些“魔王”的名字将在此后二十多年中变得家喻户晓。
1348年，彭莹玉和师弟周子旺在江西袁州发动了一次重要起义，并在其初期阶段取得了很大的军事胜利。殷天正也在浙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以声援被围困的周子旺部。但他们的合作只是半心半意的，殷天正自身也正面临武术世界的围剿，不愿投入太多的兵力，最终未能挽救周子旺覆灭的命运。
周子旺起义失败后的几年中，明教陷入了自阳顶天死后的最低谷，有组织的大规模反抗几乎销声匿迹。虽然其上层机构已经成为一盘散沙，但中下层的明教徒在14世纪50年代在各地方仍然有相当活跃，他们不断地将这一古老信仰以各种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有史学家甚至大胆地断言，正是高层领导者的分裂和瘫痪使得明教基层摆脱了集权体制的束缚，从而焕发出更多的活力。
当帝国的国家机器日益腐朽之际，弥勒宗及天鹰教等明教各系统播下的火种正在悄悄地蔓延开来。表面混乱下的潜在结构正在生成，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就可以正式浮出水面。新教主张无忌（1337年—1358年）在14世纪50年代的出现则是让这场化学反应更快到达临界点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