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对武术世界的政策
1368年9月14日，高举着“大明”旗帜的汉族军队在经过千里的远征后攻入汗八里，元顺帝和扩廓帖木儿在几天前已经带领残余的军队以及整个政府组织退回北方草原，一个半世纪以来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宣告结束。这不仅意味着新生的明帝国获得了“上天的眷顾”，也是自北宋时代以来汉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胜利的顶点，传统的中华帝国形态复归了。尽管帝国的彻底统一和开疆拓土还有待时日，但明太祖朱元璋已经可以庆祝自己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蒙古人退出中国本部之后，明教的残余机构成为太祖迈向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明玉珍于1366年死后，他的儿子明升在四川继任为有名无实的明教教主，并拒绝了太祖的招降。在华北地区平定后，1371年5月，太祖派遣傅友德从陕西直捣成都，与此同时，廖永忠从扬子江率舰队进攻重庆。他们遭到最后一批虔诚明教徒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但最终明升和他被击败的教众们向重庆江面的廖永忠舰队投降。169
此次胜利后，廖永忠的过分得意让他做出了太祖所未曾预见的举动，他狂妄地宣布明教已经终结，并吐露了十三年前朱元璋杀害张无忌的秘密。这个惊人的消息，尽管已失去了时效性，但仍然迅速传播开来。在张无忌死去十三年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新皇帝的权威，但曾崇拜张无忌的将士们仍然对新皇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不安。太祖当然矢口否认这一切，他处死了吐露机密的廖永忠，并安抚其他的将军们，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此后十多年中以各种罪名被杀害。四散人也遭到了清洗而纷纷离开南京，不知所踪。据说说不得和尚曾经在皇宫墙外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讽刺诗：
这个世界广阔无边，充满万物，
你要收起来，放在一个袋子里。
稍微放宽些，对你有什么妨碍？
毕竟，最终一切都会烟消云散。170
其中的多元主义的思想或许也是对明教自身残酷的二元斗争哲学的反思。
不过，太祖对在鄱阳湖中拯救过他生命的周颠较有温情，或者较为惧怕。他曾经派人在庐山附近寻找周颠，但没有结果。在1393年他为周颠写了一部传记，称赞周颠的神奇事迹，不过小心翼翼地抹去了明教的痕迹。不管怎么说，周颠没有再和他见面。
在对残余的亲明教势力进行残酷清洗的同时，明政府也禁止明尊信仰本身。在太祖亲自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171
最后，明教这两个字也被严禁提起。明帝国政权的起源成为了最高的机密，而朱元璋取得帝位，则被形容为是“天命所归”的结果——一种传统的儒家式表述。
然而，在太祖生前，明教的诅咒仍然长久影响着明帝国的中枢机构。从其统治中期开始，太祖开始进一步杀戮在明教时期曾是自己战友的功臣。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处死，受牵连被杀的多达三万人。1390年，最早追随他的李善长被迫自杀，其全家也被杀戮；常遇春本人在1369年死去了，但在1393年他的妻弟蓝玉将军被杀，一万五千人随之遇害。徐达于1385年病故，但民间长期怀疑他是被太祖所赐的一只鸭子毒死的。无疑这些功臣都深知这位开国之君在明教时代的真实地位和毒辣行径，这一点令皇帝坐卧不安，只有尽可能多地杀戮才能确保秘密不会泄露。
明教并非太祖唯一的担忧。在更广阔的江湖网络中，武当、少林、丐帮等各大集团仍然拥有广大的势力范围和许多桀骜不驯的武术家。这些是对新生的明朝统治的严重威胁。但朱元璋全力镇压明教之余，并不愿意冒和诸大门派同时为敌的风险。即使在南京的深宫中，皇帝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免于张三丰或少林武术僧侣的刺杀。因此在朱元璋时期，对于武术世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但是，朱元璋也不敢冒险去对这些危险分子听之任之。一方面，他在1382年创立了著名的“织锦衣服的卫队（Guard of Brocade）”。这一组织是听命于皇帝的宫廷秘密卫队和侦查机构，由对外招募和内部训练的干练武术家组成，其地位和报酬远远超过一般的普通卫军。较之金元时代偶尔组建的官方武术家团队，这在制度上是一个重大的改进。这意味着帝国可以制度化地不断从武术世界汲取资源，以保持势力平衡。在明代的近三个世纪里，这一机构一般而言很好地发挥了作用。
另一方面，皇帝试图从根本上消减武术世界存在的基础，因而采取了如下策略：自1370年开始，朱元璋派遣官吏到全国各地测量土地和清点人口，以前所未有的严密登记户籍，禁止自由迁徙，并且将人民编成“里甲”作为基层组织，其中的居民相互了解，向里长报告，以实现层层监督。以这种方式，社会流动性被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江河与湖泊”一度变成了干涸的泥淖。
皇帝也对帝国的东南部课以重税，以保证主要的财富流向政府和宫廷，这导致了当地繁荣的商业的凋敝。宋元时代滋生了明教和多个帮会的丰厚土壤变得贫瘠不堪。另一方面，朱元璋要求各寺院和神庙清点僧侣和修士，淘汰冗余，并且对一般居民投身宗教也加以限制。在此皇帝的用意相当明显，在元代的六个主要门派中，至少四个都属于佛教和道教。无法认为这些举措能可以直接适用于武当和少林等大型门派（帝国对它们向来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可加以限制的框架。172
在朱元璋三十年的统治时期（1368年—1398年），由于上述政策影响，虽然农业生产获得恢复，但工商业仍在凋敝中，社会流动受到有力的遏制，江湖与武术世界也陷入萎缩。对于朱元璋来说，一个淳朴简单的农业国家或许是最理想状态。但不久后，帝国对于其人民所施加的诸多硬性限制将会逐渐废弛。明代中后期商业与贸易的繁荣将会带来武术世界的又一次鼎盛。然而在此之前，处于过渡期的武术世界面临着一场皇室之间的内部斗争。
明朝内战与武当的鼎盛
朱元璋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他已故的太子留下的嫡长子朱允炆（1377年—？），他在1398年即位时，还只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称为建文帝。朱元璋坚持长子继承制度，没有考虑传位给其他的儿子。然而这也使得年轻的皇帝在接管帝国后不得不面对若干在元末和明朝初年久经战场的叔父们及其子孙，他们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其中最显赫的是燕王朱棣，他的王府设于原来的汗八里，掌管对抗北方蒙古草原的军事防线。
自即位开始，建文帝就着手废除朱元璋留下来的一堆藩国。在几个较弱的藩王被消灭后，1399年8月，深感受威胁的燕王朱棣不得不孤注一掷，发动军事叛乱，其理由是皇帝被身边的奸臣迷惑，有悖于太祖的祖制。富于军事经验以及掌握了被称为“朵颜三卫”的精锐蒙古骑兵，令朱棣在和帝国的对抗中游刃有余，在三年的战争中，逐渐将战线向南方推移。
使得局势更为糟糕的是，南京政府在战争的同时还在野心勃勃地推进其他的改革。1401年，建文帝下令限制佛教和道教寺庙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并没收多余的田产。这对于各大宗教性门派是致命性的，大量的地产是维持其存在的经济命脉。这一举措是朱元璋时代限制武术世界政策的延续，但却将广大武术世界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因此武术世界的佛教僧侣和道教修士站在其对立面为朱棣效劳也不足为奇了。173并且朱棣身边有富于智计的僧人道衍（姚广孝），此人元末时曾经在嵩山一带游学，和武术世界颇有交往。
道衍请来了一些神秘的道教人士，宣扬是“真武大帝”的使者，其中后来最著名的是来自武当山的道教修士虚玄子，他俗名孙碧云，从名称来看他是武当的第三代领导人谷虚子的同辈。为此朱棣的军队中也供奉了真武神像。174在1401年和1402年的多次战役中，朱棣都曾遇险，特别是1402年5月的淝河战役，朱棣的军队被平安将军包围，他的大将陈文在战场上被斩杀，而朱棣本人的坐骑也被射死。只有在道教人士的保护下，朱棣本人才被救走而幸免于难。嗣后朱棣回忆说：“朕起义兵，靖内乱，神使辅相左右，风行霆击，其迹甚著。”175这些被打扮为“神使”的神秘人物显然是武当的武术家，对于武当来说，帮助朱棣击败朱元璋选定的继承人既是对朱元璋溺杀张无忌的复仇，也是为了保护武当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且可以在武当和未来的君主之间建立新的友好关系。
1402年7月，帝国的内战以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而告结束，南京皇宫在城破的混乱中被焚毁。建文帝失踪，据说是化装成僧人逃出了南京，同时消失的还有一大笔帝国内库的财富。朱棣宣称建文帝已经被烧死，这勉强给了他在几天后登基的理由。朱棣成为了新的皇帝，即明成祖（1402年—1424年在位），同时血腥镇压了建文帝的若干忠实臣僚。
或许出于对南京这一属于太祖和建文帝的故都的恐惧，成祖将首都迁到了自己在汗八里的大本营，营建了新的皇宫，也就是今天北京的“紫色禁止之城”。篡位而缺乏合法性的阴影一直萦绕在成祖的心中，令他必须有所作为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成祖的成就在很多方面胜过乃父：他五次深入蒙古高原北伐，击溃了元朝的残余机构，并将明朝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满洲地区；他吞并了越南，疏通了大运河，恢复了南北水陆交通，并编撰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百科全书。在成祖统治的二十多年岁月中，他一直致力于寻找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和失踪的财富，包括多次派遣太监郑和去远达非洲的海外寻觅，但却一无所获。
篡位这一明目张胆违背儒家教诲的罪恶仍然对成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急于通过道教仙人的扶持来证明自己拥有真正的上天之命。从1405年开始，成祖显示出对武当派有更多的了解。他开始急切地派人寻访张三丰，并持有他谦恭的书信：
皇帝敬奉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神妙莫测。肤才质疏庸，然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致香奉书虔请。拱俟云车凤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之怀，敬奉书。176
出生于1247年的张三丰此时不太可能仍然在世，但武当方面已经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不死的象征。在上个世纪的武当开拓者中，此时仍然活着的可能是其弟子张松溪，他本人也已年届百岁。张松溪是明代武当武学最重要的传承者，或许是虚玄子故弄玄虚，令成祖将二者混为一谈。
虽然一直未能找到张三丰，但为了报偿武当的援助，或许也是为了借助武当派的力量寻访失踪的建文帝，从1412年开始，朱棣下令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武当的道教神庙，其雄伟与富丽皆胜过十三世纪的重阳宫，可以与北京的宫廷媲美。他还为这些寺庙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碑文。这样一来，在十五世纪初叶，武当一跃而为武术世界最为显赫的门派，几乎具有了半官方的性质。但这一鼎盛时期随着1425年日月教的袭击而骤然终结。
明教残余势力与日月教的兴起
虽然在1368年后，明教被帝国政府所残酷碾压而土崩瓦解，但其残余势力仍在巨大压力下坚持活动。因为朱元璋的背叛，导致张无忌的死，明教人士对帝国政府充满憎恨。对虔诚的明教徒来说，僭称“光明”名义的异教意味着比之前更不可接受的恶魔压迫。武术世界的民族主义势力或多或少因为汉族统治的恢复而感到满意，但明教与帝国的矛盾却越来越不可调和。
在1379年彭莹玉的同族彭普贤和彭普贵在四川发动起义，1386年彭玉琳在江西进行了暴动。这些地带是明教的旧基地，可想而知明教势力仍然盘根错节。177在朱元璋统治末期在陕西又发生了规模浩大的田九成起义。陕西的田九成自称“明王”，以高福兴，王金刚奴，何妙顺和李普善为“四大法王”，起兵反抗明朝统治。这次起义被明朝军队镇压下去。但王金刚奴继续活动，直到1409年被杀。
王金刚奴死后，明帝国的南部和西部暂告平定。但新的秘密宗教运动又在河北和山东地区酝酿产生。1418年，一个叫刘化的僧人自称弥勒佛的化身，在河北中部传教，吸引了许多崇拜者，他显然也是弥勒宗的成员。同时在山东，一个叫唐赛儿的农村女子号称发现了石盒中的一部奇特的武学典籍，获得了高深的武术，因而自称“佛陀的母亲”。1420年，在招揽了数万追随者后，唐赛儿发起暴动，攻占了山东的一些重要城市。同时在河北真定也发生了号称五百罗汉的秘密宗教起义。178这一系列起义被明朝的政府军镇压，唐赛儿也被“织锦衣服的卫队”的武术家们擒拿，被套上了重重枷锁，但却能够设法逃走，此后不知所踪。179朱棣怀疑她混迹于佛教和道教的修女中，但对华北的修女进行逐一排查后仍然不知其下落。180
秘密宗教的不断滋扰让朱棣不仅大为加强了其“织锦衣服的卫队”的权力，而且也依赖武术世界的主流势力进行镇压。朱棣不仅对武当，而且对任何无意于反抗政权的武术世界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有对于异端的宗教崇拜坚决镇压。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别使得武术世界也采取了明确的态度。他们并非为明朝效力，但绝不希望令人憎恶的异端宗教在这一承平时代自己争夺江湖空间和资源。因此很快，武术世界主流便与明教的继承者发生了冲撞。
在1425年，张松溪去世后，处于巅峰时期的武当总部被自称“日月神教（The Holy Church of the Sun and the Moon）”的一股神秘势力所突袭，张三丰的佩剑和手书的《太极拳经》被抢走，并有三名武术精英被杀。181后来得知，这一新兴宗教和唐赛儿及刘化等河北同道有关。他们聚集在太行山深处，将各个教派统一改组为日月教，即太阳和月亮的宗教。在15世纪20年代早期，日月教已经在河北和山西交界的太行山深处秘密建立了自己的总教坛，出于某种宗教神话，称为“黑木崖”，意为“黑色树木的山崖（The Cliff of Black Tree）”。日月教对于武当和明朝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最为愤恨，认为这是武当对张无忌的背叛，为了报复和警示天下，他们筹划了这次不逊色于911的奇袭。
日月教与明教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光明的象征，因此这一教派的名称就意味着对光明的崇拜（在中国文字中这种联系甚至更为显著，因为明教的“明”就是由“太阳”和“月亮”两个字组成的）。之所以改弦更张，或许是为了掩饰，或许是因为担心“明”字会让文化程度低下的普通教众迷惑于自己和明帝国的关系。但日月教可能并非明教的直系。从崇拜光明到崇拜太阳和月亮，这种原始自然崇拜的倒退在正统的明教体系中显然不会发生。另外，日月教虽然设置了类似明教的光明左右使，但也设置了类似丐帮的十名“长老”，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形态，显示出其来自农村宗族组织的原始起源。
另一方面，日月教的兴起也和来自宋代的遗留武术有关。唐赛儿可能从发现的秘籍中找到了十一世纪的逍遥派“北冰洋功”的残本，将之设法补全后称为“吸星大法（The Great Skill of Pulling Stars）”。这一玄妙武术据说能够吸取他人的内力，从而废除他人的武术造诣。凭借着这样威力强大的武术，日月教能够重创武当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武当战役使得日月教一举从默默无闻变得举世闻名。此后，“吸星大法”的恐怖声名传播开来，引起了武术世界广泛的恐惧和敌视。
被籍籍无名的日月教所蹂躏的巨大耻辱让武当从张三丰的弟子举世无敌的神话中苏醒过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作为武术门派的地位。武当开始整顿自身并谋求报复，但20和30年代的几次反击都未能成功，反而导致更多己方的死伤。武当从荣耀的巅峰的顶端跌落，但仍然是受到朝野尊崇的正当门派，而日月教部分由于“魔教”的背景，部分由于“吸星大法”的惊人威力，被视为必须加以消灭的恐怖分子。其势力扩展日益让整个武术世界都感到不安，决意加以弹压。武当与日月教的争端逐渐扩展为整个武术世界主流势力与地下势力之间旷日持久的对立。这样我们看到，在十五世纪中叶，一百多年前明教与六大门派的斗争以略加变化的形式而再度重现。
五岳剑派的崛起；与日月教的冲突
成祖死后，出现了被广泛赞誉的政治清明时代，即由其子仁宗朱高炽（1424年—1425年在位）和其孙宣宗朱瞻基（1425年—1435年在位）先后统治的“仁宣之治”。不过这一短暂的治世随着宣宗的过早去世而很快终结。在他的儿子英宗朱祁镇（1435年—1449年，1457年—1464年）的统治时期出现了新的蒙古入侵危机，并导致了1449年英宗在和蒙古人的交战中被俘。此后他的弟弟朱祁钰成为代理皇帝，直到英宗获释后，在1457年重新夺回帝位。
虽然北方的蒙古仍然是一个不愉快的威胁，但总体而言，十五世纪的中国人保持了对中华帝国的自信，武术家们也未对外部世界投以过多关注，即使郑和远达非洲的远航也未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事实上，在将近一千年的中国武侠史中，之前的四个世纪和之后的三个世纪都被异族入侵的阴影所笼罩，只有在15和16世纪，这些问题不再成为人们主要的担忧，武术世界遂专注于自身的发展和对江湖空间的控制，而帝国商业的繁荣也催生了新的门派政治形态。
15世纪中期的武术世界格局与百年之前相比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武当早已不再被认为是出身可疑的暴发户，也和北京朝廷脱离了关系，它与少林达成了势力均衡，并列为最受尊崇的一流门派，峨嵋、昆仑和崆峒仍然是受到尊敬的大门派。但与此同时，又有许多新的门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门派政治的发展进入自身的黄金时代。譬如在1390年代，在西康的大雪山山脉中成立了雪山派，在内地，青城派和五岳剑派的崛起尤为令人瞩目。
北宋时代曾经一度称霸的青城派是一个源自武术山寨的世俗门派，在11世纪后就衰落了，后来在蒙古在四川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在15世纪初重建的青城派是一个道教门派，在明朝皇室对道教的崇拜运动中，作为据说张陵曾经居住过的名山，青城受到道教的尊崇，许多不同宗派的道教修士都来到青城山修建道教神庙并相互竞争，最后成立了统一的青城派。
五岳剑派是位于东、西、南、北和中央五座山脉上的剑术门派。东方是位于山东境内的泰山，西方是陕西的华山，南方是湖南的衡山，北方是山西的恒山，以及中央在河南的嵩山。五岳的位置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总体而言，它们自从汉代以来就受到中国人的尊奉，被认为具有特殊的神圣性。
至迟在15世纪中叶，诸如青城和五岳这些著名山脉已经全部被武术门派所占据。这一点的意义非比寻常，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时武术门派已经何等的繁荣。这些门派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缺乏充分的史料去探轶其细节，但仍然可以尝试给出一般性的解释。可以看到，主要门派的诞生是各宗教团体之间生存竞争的结果。
明显地，几乎所有的大门派都依附于名山。青城派的道教背景毋庸置疑，五岳剑派有两个是纯粹的宗教门派，即道教修士的泰山派和佛教修女的恒山派，另外两个也和宗教有关：华山派，正如上文已经叙述的，产生自全真教的郝大通支系，而嵩山派则位于太室山的峻极禅院。这些门派在起源上和少林、武当和峨嵋有许多共同之处。
毫不奇怪，自从中古时代以来，在名山上的宗教机构就受到崇拜，由于香客和帝国各级政府的供奉（有时甚至是帝王的加封），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和地产。为了防止和平时代的匪徒劫掠和动乱时期的军队滋扰，产生了对武术家的需要。许多有佛教僧侣和道教修士身份的武术家也乐于在这些著名寺庙中栖身并招收弟子。在这些寺庙中，有武术造诣的僧人和修士更富有竞争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他们一般而言会居于宗教要职，其弟子也会超过毫无武术修养的普通僧侣教士。一旦这些位置被武术家所占据，他们就几乎不可能离开。而一个武术化了的宗教寺庙将会比非武术化的更具有生存优势，后者也会逐渐被前者淘汰。因此这些宗教机构逐渐变成武术家的传承组织，并和其他武术门派建立联系。此后，经过某些更复杂的演变，譬如僧人还俗或者招收没有宗教身份的俗人为门徒，会令一部分宗教门派进一步转变为世俗门派。而无论是哪一种门派都拥有足以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财产，包括信徒对寺庙的捐献以及较稳定的地产所带来的田租。另外，虽然并无统一规定，但富有的门徒对于母派的回馈也是一项可观的收入。
这一门派的“进化”过程需要多代人的时间，可能要经过数十到上百年才能完成。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旦网络状的江湖空间连接起来，社会财富和人才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各处名山的节点，便会如同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大量的门派。北宋和元朝分别是两个门派产生的高峰时期，但发生在15世纪的新浪潮更胜过前二者。诸多著名文化山脉被武术世界占据的事实，也说明武术世界的繁盛已经走向历史的前台。
更有趣的事实是五岳剑派在15世纪上半叶已经结成了联盟关系。虽然五岳是经常被并称的山脉，但是这和门派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必然联系。然而五岳剑派的派际关系显然是基于都位于五岳这一共同基础的认同感之上的。并且他们也有若干特点：首先是以剑法为武学主体的门派，这使得它们的武术造诣有共通点，其次是大都属于新兴的小门派，这使得它们有结盟的需求；再次是位于中国本部的不同方位，彼此距离相当遥远，这使得他们更容易结成联盟而非争夺势力范围。
然而结盟的主要原因仍然在于异端宗教的挑战。正如查良镛的论断：“五岳剑派所以结盟，最大的原因便是为了对付魔教。”182五岳剑派与日月教的冲突可以上溯到成祖时代，即明教与日月教的过渡时期。在陕西的华山派帮助政府镇压了田九成起义。而当刘化和唐赛儿在华北地区活动时，也不可避免地与正在扩张的泰山和恒山派发生冲突。为了躲避政府的通缉，这些无法无天的异端罪犯们也常常躲入这些名山的寺庙中，和各大剑派的冲突不免日益激烈。在15世纪初，五岳剑派之间的往来显著加强了，并出现了某种初级的结盟形式以对抗在整个华北地区活动的新兴秘密宗教。
在五岳剑派中，华山派具有特殊的地位。正如前几章所叙述的，它源自金代的全真教，并且自元中叶以来就已经享有盛名。虽然无法与武当和少林相比，但在次级的武术群体中仍然具有很高声望。因此这一联盟并非平等关系，而最初以华山为首领。相比之下，嵩山派和恒山派则历史短促，衡山派可能源自南宋的武术流派，在铁掌帮的压力下勉强维持其存在，却几乎不为外界所知晓。泰山派大概与之相似。183这一格局下，五派联盟对彼此都是有利的。华山派可以大为扩展其势力范围，而较小的门派也可以以此提升自己的地位。
但问题并不只是简单。如果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发现五岳剑派的整体势力范围遍布整个华北及华中，这和位于西部的峨嵋、青城、崆峒和昆仑没有直接冲突，但与少林‐武当联盟的势力范围几乎完全重合。这种势力扩张何以能为更为强大的武当和少林容忍？
原因或许仍在于危险的异端的挑战。帝国政府乐于看到在魔教与自身之间有以儒释道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所谓正教的缓冲。同样，少林与武当等武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也需要在自身和“魔鬼宗教”之间有所缓冲。这可以视为不久前武当与日月教的争斗所提出的警示：直接对抗会严重损耗自身的实力。主流势力需要一支对付日月教的前锋，它不能太强大也不能太弱小，应当能处理在各地的危机，但仍然需要自己在幕后的支持。分布广泛的五岳剑派正满足了这一需要。这显然正是少林容忍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嵩山派的原因。
虽然一般来说，五岳联盟可以视为武术世界反魔教运动的产物。但日月教与五岳联盟的冲突也有其独立的原因，争夺武学资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15世纪初，上文曾提及的《葵花宝典》在数个世纪的转手后，被福建莆田少林寺所获得，其主持红叶法师对此秘而不宣。在分裂了许多世纪后，这一少林的南方支系和少林本寺已经貌合神离。莆田少林是福建武术势力的霸主，但仍然野心勃勃地想要进军北方。红叶试图改进《葵花宝典》的武术，以供自己利用，但许多年中却并未取得显著进展。大约在1430年，华山派两个年轻的弟子岳肃和蔡子峰访问了莆田少林。在那里他们潜入其藏书室并偷偷翻阅了《葵花宝典》，但只是获得了支离破碎的记忆，并且发现彼此之间的印象都不符合。无论如何，岳肃和蔡子峰很快凭记忆将这部经典抄录下来，并携带此抄本返回华山。
几天后，红叶很快发现有人进入他的藏书室，怀疑的目标当然集中在了华山派的访客头上。红叶大感恼火，但并没有实际证据，和远在西北的华山派也难以翻脸，只得让自己的学生渡元前去华山询问。在华山，岳肃和蔡子峰正为原文的确切含义争吵得不亦乐乎，他们向渡元坦承自己偷窥《葵花宝典》的事实，并询问渡元对原文的理解。不过渡元本人从来没有得到过这部典籍的传承，他反而从华山那里间接得知了《葵花宝典》中的武学原理。这次旅行激起了渡元的世俗欲望，当他离开华山后，并未返回莆田向红叶汇报，反而宣布还俗，并练习自己所获得的《葵花宝典》武术。红叶对此无可奈何，他无法公开宣布渡元背叛了自己，否则他长期暗中扣留《葵花宝典》的事迹就会被泄露出去。
不久后，由于岳肃和蔡子峰对原文的认识日益分歧，导致了论争的白热化，二者相互攻讦，他们从莆田少林手中得到《葵花宝典》的秘密也就此外泄。这一系列事件使得红叶处于风口浪尖，他不但失去了重要的武学典籍和自己信任的学生，甚至嵩山方面也来信责问。红叶不久郁郁而终，临死前或许出于愤恨，焚毁了《葵花宝典》的原文。
新生的日月教对此事件异常感兴趣。尽管与上个世纪的明教关系密切，但他们并非明教的直系，许多明教人士掌握的强大武术，譬如著名的“天地交换法（The Method of Exchanging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都失落了。因此虽然有唐赛儿等若干杰出的武术大师，但其大部分仍然是乌合之众，他们急需获得武学典籍以提升自己的实力。由于对张无忌时代历史的片段回忆，日月教首先选择了武当下手，但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只获得了张三丰的《太极拳经》手稿，可是这一著作因为过于哲学化而缺乏实用价值。
得知《葵花宝典》在华山的消息后，日月教大约在1435年发动了攻打华山的战役。华山方面召集了新结盟的四岳剑派进行防守。这一战役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的，日月教方面大批教众死亡，而岳肃、蔡子峰和多名五岳剑派的武术精英也被杀。但日月教达成了战略目标，夺得了岳肃和蔡子峰笔录的《葵花宝典》抄本。
由此开始了五岳剑派和日月教的百年战争。华山等门派开始对日月教进行报复性袭击并企图夺回被抢走的经典文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和武当找到了共同的敌人，因而结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盟。五岳剑派成为武术世界主流势力对抗日月教的急先锋。
为了一次性解决问题，日月教在1440年由十大长老出面，与五岳剑派相约在华山决斗。此时日月教人士研习《葵花宝典》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并且专门研究了对五岳剑派各类武术的破解方式，因而有充分的把握彻底消灭后者。当十长老到达华山后，被低级弟子引入一个山上的巨大溶洞中，华山方面宣称这是比武的会场，五岳剑派主要武术家已经在其中等候。
十位长老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他们一旦进入溶洞，五岳剑派就用巨石封住了洞口，令他们无法脱身，十长老在山洞中很快因饥渴而死去。以这种简单的骗局，五岳联盟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也巩固了自身在武术世界中的地位。十长老临死前在山洞中刻下对华山的诅咒之辞，但对此华山并没有理由感到愧疚，因为五年前，日月教正是以同样并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夺走了《葵花宝典》。184
十长老的悲剧性死亡，无疑令日月教受到了自从开创以来最为巨大的损失。但日月教仍然在武术世界主流势力的围剿下幸存下来。以五岳剑派为前线，少林‐武当联盟为中坚，昆仑、峨嵋和青城为后援的主流势力与日月教的武术世界内战长期持续下去，并在15与16世纪之交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