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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第十八章 清高宗与天地会的密约及其破灭(1735年—17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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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即位与天地会的复兴

在世宗被谋杀后进行的新君即位并非是一帆风顺的。长期以来,史学家并未发现这一点。按照传统的说法,世宗是将写有其继承人的政治遗嘱秘密隐藏在一块写有“正大光明”字样的匾额后面——这真是辛辣的反讽。当他死后,即由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取出来进行宣读,确立了弘历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不过当代史学家们对于这一说法却开始投以怀疑的目光:或许秘密确定继承人的制度反而给少数当事人以篡改的可能。

从文献材料来看,世宗对于弘历这一养子堪称喜爱,但如果认为他会将爱新觉罗家族的皇位奉送给他就不免可疑了。世宗的大部分儿子都已早夭,但在世宗驾崩时,还有比弘历仅仅小一岁的弟弟和亲王弘昼(1712年—1770年)以及仅仅两岁的幼子弘瞻(1733年—1765年)在世。至少弘昼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虽然这位亲王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政治才能,但他的血统是无可置疑的。在世宗去世前,他一直居住在宫中而并非宫外的王府,这是可能继位的一个重大象征。285另外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也得到世宗的特殊优待,在1728年被封为理亲王,同样被恩赐住在宫内。世宗大概将其作为储君的预备人选之一。

台湾史学家高阳注意到在弘历即位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不寻常征兆,他认为在弘历和弘昼与弘皙之间或许有重大的继承纠纷,最终弘历的继位有赖于鄂尔泰的鼎力支持。286这是有价值的见解,不过他并不清楚弘历的真正血统,所以不免落入文献的迷宫中。真实情况或许如下面所述:熹妃钮祜禄氏名义上唯一的儿子就是弘历,因此弘历即位对她是最有利的,她可以借此成为唯一的太后,相反,如果弘昼继位,她的前景就会暗淡无光了。当她得知世宗被谋杀的消息后,就先将此消息保密,抢先找到当时正被罢黜、前途堪忧的鄂尔泰,加以丰厚的利诱,让他参与了密谋。当文臣张廷玉被找来后,也被逼迫加入到这一宫廷阴谋中。于是世宗的遗嘱被精心篡改,给毫无爱新觉罗之血统的弘历戴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冠。

当弘历登上皇位,就将第二年的称号定为“乾隆”,由此开始了清高宗或乾隆帝的六十年统治(1735年—1796年)。此后,他的弟弟弘昼不得不表现出行为放荡,沉溺声色,来表示自己再也没有和兄长竞争的念头。而弘皙则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并正确地推断出弘历的生母并非钮祜禄氏,因而联络皇室子弟,打算取而代之,他在1739年被高宗囚禁,废为庶民。

在打压皇室内部不服从者的同时,高宗也没有忘记为父亲复仇,对刺杀皇帝这种罪大恶极的行为必须加以严厉惩处。他开出重赏,招募武术家为皇室服务。这一举措卓有成效,不久又有一大批武术精英投身皇家麾下。其中包括以“强力的老鹰之爪(Mighty Eagle’s Claw)”闻名的武术家白振,此人出自明代嵩山派的余脉嵩阳派;另外一位重量级武术家是“火焰之手的地狱审判者(Fire‐hand Judge of the Dead)”张召重,虽然有如此可怕的绰号,但他却出自受人尊崇的武当,曾和陆菲青情谊深厚,不过今天的武当早已衰落不堪,张召重果断地投身帝国政府,他和白振以过人的武术造诣,很快成为了新御用武术家的首领。白振接替了卓天雄的地位,统领御前侍卫,而张召重则成为骁骑营的佐领。

高宗怀疑的首要对象是萧义的反叛势力。张召重带领的骁骑营对其加以围剿,萧义被杀,他的女儿萧中慧和女婿袁冠南也自杀身亡,著名的“满大人鸭子刀”落入了萧义的朋友骆元通之手,后来被传给他的女儿骆冰——但萧义的死证明了这两把刀并不能给主人带来任何好运,所以武术世界也很快忘记了它们。

仅此仍然不够,世宗遇刺事件很快也和几年前屠龙帮的叛乱阴谋联系起来——这一帮会的名称就极为可疑了。而事实上吕四娘与他们也不无牵连。帝国的各个谍报系统和军事单位都发动起来,对屠龙帮加以镇压。九难的弟子们一个个不是死于清廷的剿灭,就是龟缩不出。至于吕四娘,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无论是逃走还是被杀,她都从武术世界消失了。在1743年,屠龙帮最后的据点被攻陷,大批帮众战死,只有武当的陆菲青和太极门的赵半山等几个人得以逃脱。他们被列入了最高级别的通缉名单。

屠龙帮的覆灭并不等于清廷麻烦的终结。一个重建的组织,同时也是一个不曾真正消逝的幽灵,在屠龙帮瓦解后又出现了。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天地会。

陈永华时代的天地会于17世纪末被圣祖所沉重打击,此后活动处于机密状态,从官方文献中销声匿迹,其传承关系迄今仍有很大争议。但在雍正时期,与屠龙帮相似,天地会又重新活跃起来。天地会的秘密史料告诉我们,这一帮会在1734年开始恢复活动,并且对之前的历史已经记忆不清了。287

在乾隆初年的镇压中,天地会不得不再度沉寂。但几年后,一个叫于万亭的南少林武术家开始了组织活动。在第十四章中我们阐述过天地会与南少林之间的密切渊源。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福建莆田的南少林寺显然一直在为这一秘密帮会输送人才。于万亭青年时代在南少林寺中学习武术,这使得他与福建的原天地会势力建立了关联。在1744年,亦即清朝入关后的一百周年,于万亭在昔日天地会结义的红花亭召集了当地天地会的残部,重组了这一曾经辉煌的帮会。于万亭本人被推举为总舵主。为了隐蔽,于万亭重建后的天地会成员常常自称红花会,这一名称来自于天地会的象征物红花亭。历史上有时也将这一时期的天地会组织称为红花会。

在于万亭进入南少林寺学习前,他已经和陈世倌的妻子徐氏认识,并且曾经有过一段恋情。所以1711年发生的婴儿交换事件很快被于万亭所知悉。这一点在雍正时期并没有太大意义,于万亭不太可能以此来要挟世宗本人。但在高宗即位后,这一秘密就具有了无上的价值。于万亭遂决心尽自己的全力,利用高宗的真实身世,达成汉人复国运动的目的。为此,他不仅花费了很大力气重建了天地会,而且在1748年,他秘密带走了陈世倌的十五岁的幼子陈家洛(1733年—?),让他的朋友“天池的古怪之侠”袁士霄来教导这个孩子以高深的武术。于万亭决意让陈家洛成为反清运动的领袖,如果能够劝说皇帝恢复自己汉族人的身份。那么陈氏兄弟在朝野间就可以相互配合,以达成汉族复国的目标了。

屠龙帮覆灭后,武术世界的反清力量也需要一个新的中心,天地会或红花会的适时出现满足了这一需要。屠龙帮剩余的帮众,以赵半山为首,也被天地会所吸收。于万亭本人以卓越的组织能力对天地会进行改革,进一步促成了它的扩张。在于万亭时代,考虑到清帝国的统治日益巩固的现状,天地会在基层更多以贫苦汉人的互助组织的形态出现。288人们歃血发誓,结成兄弟后,可以从组织那里获得经济帮助,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联合进行暴力反抗,这受到了底层阶级的欢迎。天地会的势力大为扩张了,在18世纪50年代之后,据统计天地会大约有七万名帮众,其中许多甚至是汉人绿营的士兵。289

在领导层方面,于万亭也招募了一批具有政治头脑和管理才能的武术精英作为他的亲密助手。到于万亭去世时为止,天地会建立了十多个人组成的指挥中枢,称为内香堂,但他们没有陈永华时期的分堂名称,统一以“当家”称呼。当家之间有明确的先后次序,如下表所示:

1.总舵主于万亭

2.“没有尘埃”修士(“No Dust” the Daoist Monk)

3.“一千只手臂的佛陀”(Budhawith Thousand Arms)赵半山

4.“雷霆之手”(Thundering Hand)文泰来

5.“黑色死神”(The Black Grim Reaper)常赫志

6.“白色死神”(The White Grim Reaper)常伯志

7.“武术之梅林”(Martial Merlin)徐天宏

8.“钢铁之塔”(Iron Tower)杨成协

9.“九条命的彩色豹子”(Colorful Leopard of Nine Lives)卫春华

10.“冲锋的石头”(Dashing Stone)章进

11.“满大人鸭子刀”(Mandarin Ducks Sabers)骆冰,即文泰来的妻子。

12.“令鬼恐惧者”(The One who Scares Ghosts)石双英

13.“铜头鳄鱼”(Crocodile with Copper Head)蒋双根

14.“带金笛子的文人”(Scholar with Golden Flute)余鱼同

这一“当家者”的序列主要是按照加入天地会的时间先后确定的,除了身份特殊的陈家洛外,从未出现后加盟者超越前者的例子。当然,其中排在最前面的几个核心人物在红花亭聚会的时候已经出现,也是于万亭登上总舵主之位的支持者。从于万亭到文泰来的四名领导者,构成天地会核心中的核心。名次较后的几名当家则显示出天地会对其他帮会组织的兼并。譬如常赫志与常伯志兄弟代表四川哥老会的势力。他们的属下被并入天地会的地方分舵组织;“钢铁之塔”杨成协是苏北青旗帮的帮主,带领他的属下一起并入了天地会,他们本人则跻身天地会的领导者之列;骆冰加入天地会时还只是一名少女,因为她的父亲骆元通向天地会提供了大量经济资助,在其父死后也成为第十一名当家,并将“满大人鸭子刀”作为其称号。

在此,天地会和元代的明教显示出类似的问题。为了尽快扩充实力,吸纳来自武术世界各方面的势力,不免滥封当家,导致领导层的过分膨胀。并且由于它是在短短十多年中发展起来的,内部尚未有明确的职能分化,只有若干萌芽,譬如石双英负责对违反会规,背叛组织者的惩罚。不过他的权力显然无法制约地位更高的当家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区分也是含混不清的,其中许多人仍然兼任地方的会众领导人。在其内部也逐渐分化出“没有尘埃”、赵半山和文泰来三个主要势力。290但是也同样因为发展时间较短,这些派系从来也不曾像在明教中那样达到尖锐对立的程度。

于万亭与高宗会晤;陈家洛的上台

在十多年的经营后,改组的天地会在很多方面已经可以和陈永华时代的组织相媲美。然而通过地方起义以夺取政权,在清帝国早已建立成熟统治的18世纪,却不再符合时宜了。但于万亭自有他的王牌。在1758年初,于万亭开始他宏伟计划的关键步骤,他在文泰来的陪同下,冒险装扮成太监混入皇宫,得以面见高宗,将他本人的真实身份告诉他,并出示了世宗写于1711年9月25日的一张便条,内容是请陈世倌将初生的儿子抱来。

高宗对此惊骇万分,不过他很清楚,一个帮会的最高首领不惜冒生命危险来亲自来见自己,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开一个无聊的玩笑。在于万亭离开后,高宗开始了对自己身世的秘密调查,结果无法直接得知,不过看来于万亭的荒诞说法被证实了。高宗遂落入和七百年前的萧峰同样的处境。

在统治了清朝二十多年后,四十七岁的弘历正在踌躇满志地推进他的帝国蓝图。在即位初期,他审判了阴谋叛乱的弘皙集团,消除了来自皇族的威胁,将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同时继续了世宗正在推动的南方边疆政体改革,用流动的官员代替世袭土司统治;用田亩代替人头进行缴税的改革也在他手上完成了,这使得中国人口以从未有过的高速增长到两亿以上。最后,1755年,在准噶尔汗国被内乱所困扰的时期,高宗出兵征服了准噶尔,抓获了最后的可汗达瓦齐,从而完成了圣祖和世宗以来的未竟事业。清朝将新征服的西域地区称为“新疆”。

于万亭带来的消息对于踌躇满志的高宗显然是一个过于巨大的打击。皇帝在很长时间内不知所措,只能命令他的武术特工们对天地会进行监视。当然,他还不敢对于万亭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于万亭对此不会没有防备,这种贸然的做法只可能导致他的隐秘更早被曝光。

不过他也无须这么做。于万亭在离开皇宫时曾与武术侍卫激烈交战,很快就因为负伤而日益病重当年7月他死于无锡。在临终前他召集了他的主要副手们,向他们宣布自己将让自己的义子,年轻的陈家洛继承总舵主之位,但没有说明原因。为防止意外的变故,他进一步要求相关的首领们尽快去西北的甘肃地区迎接陈家洛来到江南。291

除了和于万亭的关系外,陈家洛在天地会内部没有任何势力基础。很难说对于这一安排,是否在场的人人都会满意。但是相当于半个创始人的于万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无尘、赵半山和文泰来三位巨头各自势力相若,深悉内情的文泰来也明确赞同于万亭的决策。因此,由陈家洛继任天地会总舵主的安排被各方所接受。并且主要的首领也都立即前往甘肃。这并非只是对陈家洛的欢迎,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情况,人人都想要占据优先位置。292

于万亭的死也被清朝的情报系统以最快速度传递到了北京,这并没有让高宗感到宽慰。相反,皇帝感到他的死亡可能导致更多的变故:于万亭本人希望和他合作,但如果一个不友好的首领上台或许会将此大肆宣扬,以羞辱皇家。因此他立即改变了之前的暧昧态度,派出张召重和大批武术侍卫去逮捕皇家丑闻的另一个知情者文泰来。他们在肃州赶上了正前往西北去会晤陈家洛的文泰来,试图将他拘捕。文泰来设法逃走了,附近一个出自少林系统的武术家族庇护了他,不过最后他仍然被张召重所抓获,而庇护过他的武术庄园也被焚毁。

文泰来的被捕很快为其他天地会成员所知悉,当陈家洛从天山地区沿着河西走廊返回中国内地时,和除了文泰来夫妇外其他的天地会顶层成员相会晤。在礼仪性的推辞后,陈家洛接任了总舵主之职。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已经是公认的合格领导人。陈家洛首先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拯救被清廷所带走的文泰来。由于文泰来仍然在转移的路上,对于在各地都有不少会众的天地会来说,这仍然是有希望的。当然,这对于陈家洛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是严峻的考验。

除了天地会本身的人众之外,陈家洛还可以指望若干新的盟友:武当的陆菲青自从屠龙帮覆灭后,一直以化名躲在安西镇总兵李可秀的官邸中。但他现在听说了天地会的复兴,被赵半山邀请来相助;铁胆庄园的周仲英,他的家族曾经庇护了文泰来,但如今他们也失去了家园,遂决心投身反清运动。有了这些不仅武术水平高超,而且富于经验和人脉的新加盟者,天地会现在可以将其影响力投射到更深远的江湖网络中。并且天地会在路上帮助了一些和清军敌对的回部维吾尔人,此时他们的同族正在新疆和清军交战(详见下文),陈家洛颇有与之结盟抗清的想法——在新疆的成长经历令他非常清楚回部的雄厚实力。

不久,天地会的主力在兰州附近的一个渡口赶上了押送文泰来的队伍并发生了交战,武术高超的张召重终于被天地会首领们合力击倒。然而恰巧的是,大批开赴新疆参与战事的清军骑兵也在此时渡过黄河,他们援助张召重击溃了天地会的攻势,导致了大量死伤。天地会的人马被分散,损失惨重,甚至徐天宏等主要首脑都一度下落不明。293第一次营救行动就这样失败了。虽然这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并非陈家洛的责任,但这仍然给他未来的总舵主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后清朝方面进一步加强了防卫。如果文泰来被送往防范严密的北京,要营救的机会就相当渺茫了。但是清廷却突兀地将他送往南方的杭州,此处正是天地会的主要势力范围之一。不愿放过这一天赐良机,陈家洛和他的伙伴们又以最快速度赶往杭州。

高宗与天地会的秘密协议

文泰来之所以被送往杭州,是因为高宗本人也不愿意在北京等待消息。在1758年初夏,他启程来到江南地区巡视,目的之一是调查自己真正的父母和家人的情况。此时陈世倌和徐氏都已经去世,被运回海宁的故乡安葬。高宗在海宁的陈氏庄园中居住数日并命人加以修缮,并以隆重的礼仪祭拜了陈世倌夫妇的坟墓,这表明他内心已经相信了自己是陈氏家族的后裔。

当押送文泰来的队伍到达杭州后,高宗亲自审问了他:既然于万亭已经身亡,那么只要杀死文泰来,自己的血统问题就可以永远保密。但文泰来告诉皇帝,自己对于万亭和他之间的秘密一无所知,但是如果自己被杀,会有人将秘密公布于世。这一机智的恐吓给高宗出了一个难题。他现在既不能放走文泰来,也不敢将他处死。

当陈家洛到达杭州后,即受到当地会众的欢迎。绿营中的许多士兵都是天地会的成员,他们前来参拜陈家洛,宛如公开的反叛。但陈家洛和天地会的首脑们并没有直接的危险,在杭州天地会有三千名会员,与政府军——其中包括皇帝的护卫军——几乎形成了均势,在此期间,陈家洛与高宗也以匿名的身份会面,高宗惊讶地发现他长得与自己不无相似,最为奇特的是他和自己的私生子福康安(1740年—1796年)难以分别,当知道陈家洛是陈世倌之子后,他对自己的身世大概就更加确信了。

此后几天,天地会又进行了两次大胆的劫狱,但都失败了。为了解决张召重,陆菲青从武当请来了其掌门人马真修士,马真斥责了张召重为清朝服务的做法,将他带回武当惩治。此后,天地会通过挖地道终于进入文泰来的囚室,救走了他。

陈家洛很快从文泰来那里得知了高宗的身世问题和于万亭的大胆计划。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陈家洛开始策划和高宗最后摊牌,而他面临的时机相当有利。此时皇帝也在极度焦躁中,在得知文泰来被劫走后,他开始担心自己的隐秘会被公诸天下。在其即位以来第一次,高宗发现自己面临着以至高皇权也无法解决的困境,并且这种困境还可能让他的无限权力都化为乌有。

为了排遣烦闷,在9月20日高宗离开他的行在所,观赏了一次西湖上的选美比赛,这是当地各大妓院之间的一次商业宣传活动,在比赛中,妓女们轮番亮相,接受人们的赞美与欢呼。高宗被一个叫玉如意的名妓所深深吸引,并被她引诱到妓院中。当高宗在房中和她独处时,其皇家护卫军都在门外守护。但天地会的武术家却蓦然出现在房中,他们通过一条地道将皇帝带走,并囚禁在著名的六和塔上。294事后知道,这条地道并非临时挖掘的,而是早已准备好的秘密通道,当地的娼妓业大部分是天地会所经营的,也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玉如意正是天地会控制的一枚棋子,用以对清朝的地方官员进行性贿赂。当发现高宗被玉如意带回妓院时,天地会就临时采取了行动。

虽然取得了俘虏皇帝这样惊人的重大成就,不过天地会不敢真正伤害他,相反,如果要进行合作,还必须释放他。在六和塔上,陈家洛和高宗再次见面,陈家洛向他亮明了同胞兄弟的身份,并且指出,作为陈氏家族的长子,他对父母和自己的民族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陈家洛建议他设法利用自己的身份,赶走满洲八旗,重建纯汉族的王朝。

曾经困扰过萧峰的血统问题,对于高宗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在古代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中,家族和血统具有无可言喻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担负着将自己家族发扬光大的责任,而如果将敌人当作自己的祖先,则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与萧峰相反的是,高宗在得知真相后不久,就很快在内心认同了自己的汉族身份。虽然他是作为满洲的统治者被培养的,但他的教育者主要由汉族的文人和学者组成。在这一汉化的语境中,“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具有更高的优越性这一点很容易被接受。高宗曾经撰写过大量的诗文,在其中他陶醉于自己以传统中国文人和艺术家的形象。

但高宗仍然怀有强烈的罪恶感:现实中,他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并非爱新觉罗的后裔,但内心却无法否认这一点。他逐渐接受了民族伦理的道义性,但又无法按照其教诲行动。陈家洛的进谏让他发现可以摆脱这一两难处境。陈家洛告诉他的是,他不仅可以忠实于自己真正的祖先,而且可以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帝王。这击中了他内心深切的渴盼。

被民族激情感染的高宗顺利地和天地会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他们矢志一同为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汉族的陈氏王朝而努力。高宗向陈家洛承诺,他会在恰当时机让后者负责御林军和主管北京防务,而各省的军队实权,也将被安排到汉族人手中,八旗军将被限制和拆散,以便最后可以驱逐满洲八旗。

天地会中的许多人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不过陈家洛并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杀掉高宗,对于天地会的事业来说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能白白损失一张王牌,并且激怒清政府对自己全力加以镇压。高宗为何允诺与天地会结盟,在史学家中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中国历史学家孟森认为:

洪门囚帝于六和塔,卒与之盟,如曹沫之劫齐桓,蔺如之逼秦王,此盟固非帝之本心。夫满清之有天下,斯百年矣,八旗根基,深固不拔,岂可人主一言而废乎?且有废必有立,使家洛掌兵于内,洪门应援于外,则天下之大柄谁归?六合以内乃为一六和塔,而帝必不得自主矣。纵大业得成,清社既屋,汉鼎光复,安知无烛影斧声故事耶?以高宗之明断,岂计不及此者,悔盟反噬,良有以也。是知家洛之谋,绝无可成之理。295

孟森认为,一开始双方的盟约就建立在劫持的基础上,其实质是用高宗的身世秘密来要挟,这种状况是皇帝所无法忍受的。并且如果结盟,权力会被陈家洛所攫取,对高宗没有丝毫益处,因此他也不可能履行盟约。这种传统观点未免过于简化了矛盾所在。事实上,天地会此后的行为对于盟约的废弃也不能说毫无责任。下面,我们将看到历史进程是如何令这一奇特的密约在一年后就被撕毁的。

天地会卷入回部战争

在密约达成后,天地会释放了高宗。为了让皇帝进一步确信自己的身份,陈家洛承诺去天山取回于万亭存放在他的老师袁士霄那里的证物。而无尘、赵半山等领导人也被分派到各省份去联系重要的武术人物。虽然陈家洛嘱咐说:“各位分散到各省,并非筹备举事,只是和各地英豪多所交往,打好将来大事根基。”296但这种专程前去进行的联络行动很难和发动起义的准备区别开来。

当这些天地会活动频繁的情报被收集和传递到北京时,不能不引起高宗怀疑和恐惧。高宗此时也的确在清朝内部进行秘密调动。浙江水路提督李可秀被调任直隶古北口提督,接管了北京附近的防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297他的私生子福康安(此时当然也属于汉族了)成为北京的九门提督;其他汉族或汉军旗的官员也多被授以要职。清朝官方记载了其中若干重要变动:

[乾隆]二十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吴达善为陕甘总督,明德为甘肃巡抚,暂护总督。授李侍尧两广总督。癸卯,命蒋溥为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梁诗正为兵部尚书,归宣光为工部尚书,陈德华为左都御史,李元亮兼管兵部满尚书,苏昌署满工部尚书。298

从这一纪录可以看出,在1759年初,高宗所提拔的实权官员绝大部分都是汉人或汉军旗人,只有个别满人作为点缀,这一比例在其统治时期是相当罕见的。

虽然双方都在进行准备,然而天地会的准备活动和高宗所进行的部分是完全脱节的。两方面对于恢复汉族王朝这一共同目标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对于陈家洛来说,他仍然延续了天地会百年来的思维定式:在各地积聚力量,准备发动起义,皇帝存在的作用只是为了在敌人的核心配合自己,令清廷方面陷入瘫痪。但高宗认为重点应该放在帝国中枢,将重要职位和军权从满洲亲贵手中完全收回,通过自己分给诸汉臣。这样一来,权力无论在下面如何分配,最终都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无法接受天地会所默认的起义模式,后者以削弱清廷的力量为代价,事实上也就是削弱皇帝自己。

这最终涉及最高权力是掌握在皇帝还是总舵主手中的敏感问题。撇开这点不论,高宗的途径看上去是较好的选项,这几乎只是一场体制性的改革,而无须发动起义战争。但天地会并不信任高宗的诚意,因此不可能完全按照其方略进行,而必然进行独立的准备活动加以牵制,这会进一步拉开二者间的距离。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要求陈家洛去取回证物,并非真的对自己的身份仍然有所保留,而更多的是为自己争取缓冲的时间并观察天地会进一步的动向。但此后一年中的情况却越来越无法令他满意。

通过营救文泰来和擒获高宗两件功绩,陈家洛牢牢掌握了天地会的最高领导权,不过他也赋予无尘和赵半山等人充分的自主权,让他们去地方上行动。陈家洛只将文泰来的嫡系——文泰来、骆冰、章进和余鱼同——留在自己身边,因为陈家洛为拯救文泰来所做的工作,他可以充分信任他们的忠诚。他还重用了足智多谋的徐天宏,并为他缔结了匹配的婚姻,撮合了他和周仲英的女儿周绮,赢得了后者的效忠。

在1758年秋,这一新组建的天地会核心开始向新疆进发,并在当年冬天到达。此时清朝定边将军兆惠的军队正在和“小和卓”霍集占木卓伦(Khoja I Jahamujorun,简称霍集占)的叛军交战。天地会遂加入了这场本来与自己无关的战争中。

在准噶尔人的鼎盛时期,当地的各伊斯兰民族被其奴役。在喀什和叶尔羌一带,被俗称为回部的维吾尔人是其中之一。自17世纪以来,回部的领袖一向出自被认为是穆罕默德后裔的“和卓(Khoja)”家族,但这一代的“小和卓”霍集占长期被准噶尔人囚禁在伊犁。2991755年,当清军消灭准噶尔后,就释放了他。高宗认为霍集占将会因此衷心感激清廷,对他加以优待,鼓励他返回自己的祖地叶尔羌,招抚回部服从清朝的统治。

但这并不是霍集占本人的想法。当他返回故地后,受到回部人民的拥戴,于是决心自立为王,这给了高宗一记重重的耳光,他在1758年命令兆惠率军征讨回部。兆惠则打算用“柔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当他听说和卓家族尊奉一部从麦加传下的《可兰经》为圣物时,就派人偷来,以此逼迫霍集占投降。这一头脑简单的做法却更加给霍集占以起兵抗清的口实,当年5月,清军的蒙古副都统阿敏道被霍集占抓获后杀害。兆惠将经书送往北京,而霍集占则派他的儿女霍阿伊(Khoja Ali)和霍青桐(Khoja Kingdom)跟踪兆惠派遣的车队,去夺回经书。

汉族复国主义者们对于回部的反清活动一向颇感同情,甚至认为有利于他们推翻清朝统治而推波助澜。许多抗清的武术家,包括“天山的鹰夫妇(Hawk Couple of Mountain Heaven)”即陈正德与关明梅夫妇,以及曾是关明梅前男友的“古怪之侠”袁士霄都居住在天山,即11世纪逍遥派的故地,当地自昔日的“儿童婆婆”之后,仍然有间或的武术传承,陈正德夫妇的武术来源或许与之有关。而此时在回部中也出现了阿凡提(Nasreddin,生卒年不详)这样卓越的武术大师,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西北武术群落。

武术家们和当地的回部民众保持了友好关系,陈正德夫妇甚至让霍集占的女儿霍青桐跟随他们学习武术。天地会也将回部视为同道,在1758年春,陈家洛上任后不久,他们帮助霍青桐的队伍夺回了《可兰经》,霍青桐也赠陈家洛以一把珍贵的短剑,双方缔结了友好的关系。当年底,陈家洛一行到达新疆后,又和霍青桐及霍集占等人会面。不久,在陈家洛和霍青桐的美貌妹妹,俗称“香气公主”的霍‐喀丝丽(Khoja Catherine,1742年—1758年)之间燃起了爱火。喀丝丽据说能够散发一种浓郁的人体荷尔蒙激素,对男人具有不可抵挡的效果。陈家洛很快成为了她的入幕之宾,这令霍青桐十分伤心。霍集占却乐见其成,无论哪一个女儿嫁给陈家洛,他就可以拉拢天地会作为其反清运动的援军。

无论出于个人感情的理由还是传统上对回部的同情,陈家洛都无法和回部划清界限,更何况他也认为回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盟友。他帮助回部挫败了兆惠派来的骄横使者,并陪同喀丝丽去兆惠军营中交涉,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清军发生了武力冲突。这些情报被火速传回北京。高宗对天地会的举措越来越感到不安,在他看来——事实也相差不远——天地会正在他的军队刚刚征服的新疆上下其手,企图使得这一省份脱离清朝的掌控。这看上去是为了一己私利让帝国分崩离析的前奏,绝非恢复汉人统治所需要的措施。

事实上,高宗在回到北京后就停止向新疆增派清军,以求稳定形势,这可以视为忠于与天地会的密约。300但形势并未因此缓解,兆惠孤军深入,被霍青桐坚壁清野,处境艰难,在1759年初,清军渡过黑水河时被回部截断,分成各自为战的几部分,各分队被先后歼灭。霍青桐进一步用诱饵战术将其主力引入流沙地中,死伤惨重,只能在黑水河一带扎营防守,此后兆惠被霍集占的军队重重围困了四个月。在此期间,陈家洛和天地会站在回部一边作战,加上回部武术大师阿凡提的协助,导致了清军的惨败。301此时“火焰之手的地狱审判者”张召重在争斗中杀死了师兄马真,而后重回清廷效力,被高宗紧急派往回部调查情况,他发现自己再度面对去年曾经交锋过的叛乱匪帮,不免接连受挫,最后也被杀了。

天地会方面尽可能利用回部的叛军牵制皇帝,但也不愿在这场边疆战争中卷入太深,陈家洛在霍青桐占到上风后就离开回部,去天山见他的老师袁士霄,并顺利拿到了几件证物。不过陈家洛对母亲徐氏和于万亭的关系也产生怀疑,此后又奔赴莆田的南少林寺去查询于万亭的事迹。

在此期间,高宗也无法对黑水营被围置之不理,他派出数千名援军,命令副都统富德率领前往增援。其中包括在准噶尔战役中表现突出的黑龙江青年武术家海兰弼(又名海兰察,1740年—1793年)。回部在对黑水营长期围攻不下后也已无力为继,海兰弼率领精兵冲锋,迫使回部撤走,清军会师后遂反过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举追击。在叶尔羌城外进行了最后的决战,霍集占和霍阿伊战死,霍青桐在“鹰夫妇”的救援下逃走,而不幸的喀丝丽被清军俘虏,因为她的高贵身份而被送往北京。

高宗的背盟与复汉计划的失败

高宗在1759年夏接收了回部的俘虏,并宣布纳被俘的喀丝丽为妃,封号为香妃,他还为她建造了专门的伊斯兰建筑的宫室。这并非单纯因为香妃本身的美貌,而更多是一桩政治婚姻,以此在新疆的回部和北京朝廷之间缔结牢固的纽带。此外,高宗也不放心让具有号召力的和卓氏的女儿嫁给他人。不过香妃一直表现出对陈家洛的眷恋,令高宗十分恼火。在是年9月,陈家洛和天地会的首领们如期到达北京觐见高宗,首先就面临这一棘手问题。高宗准许陈家洛与香妃会面,陈家洛知道这是高宗的试探,他忍受了吴三桂所无法忍受的痛苦,劝导香妃顺从皇帝的意旨,并取悦他。但高宗对于天地会在新疆的挑衅行径却无法忘却。

此时高宗还必须面对另一方面的麻烦。孝圣太后钮祜禄氏在世宗死后,仍然掌握一些粘杆处的特工。在陈家洛和天地会的人马来到北京后,立刻被太后所侦知。此前高宗前往海宁,与陈世倌的家人接触,已经令太后感到蹊跷,当他和天地会也证实存在本不应该发生的联系后,太后最严重的猜想被证实了。母子间的温情面纱被撕得粉碎,孝圣和高宗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晤谈,并告诉他世宗有一份遗诏中间有全部的真相,一旦她公布这份诏书,他本人就会名誉扫地,帝位也会被废黜。

当然,这份诏书是否存在不无可疑,因为高宗大概并非世宗的法定继承人。不过世宗也的确可能考虑到弘历在他死后篡位的可能而决意加以预防。无论如何,高宗心怀鬼胎,对孝圣后的恐吓不得不认真看待,态度很快软化。太后连夜召开了皇室的亲贵会议,提出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措施,将八旗军队的兵权分给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等皇室诸王。这就在名义上恢复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旗主制度,并且由于将皇帝亲自统帅的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也分派给了各亲王,权力系统甚至比开国时期更为分散了。302

但清朝已经建立完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官僚制体系,皇权的集中史无前例,要恢复军事贵族议政的旧体制是不可行的,如今的皇权可以轻易从任何一个环节上卡断其权力实施。并且八旗军也以惊人的速度腐化,战斗力日益低下,清军的主力已让位给全部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孝圣后的预防措施可以说相当薄弱,不可能给皇帝带来直接的威胁。但被太后如此胁迫,也令高宗大感愤怒。

孝圣后将遗诏放到雍和宫的绥成殿,命令上百名卫兵严格看管,即使有皇帝的命令也不能走开。高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双面的要挟,下决心一次解决所有问题。在10月12日这一天,他安排天地会的人众到雍和宫饮宴,并慷慨地赐予他们一些空头名爵,暗中却在雍和宫中埋伏了大批精锐的御前侍卫和御林军,并让太监为与会者斟上有毒的酒水,目的是将这些武术精英一网打尽。另一方面,他让喇嘛呼音克放火烧掉绥成殿,这样遗诏也可以毁于大火。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不仅让李可秀和白振分别带领军队和侍卫进行,还让自己的私生子、骁骑营的统领和九门提督福康安亲自督办。

不过这一天是星期五,属于伊斯兰教的主麻日或聚礼日,当天香妃要求到宫外的一座大清真寺去礼拜。高宗同意了,但派了许多侍卫将她和她的同胞们分隔开来。在听阿訇讲道时,香妃在清真寺里被刺死去了,据说她是用一把贴身的小刀自杀的。自杀是伊斯兰教义所严禁的行为,因此这是一个极为蹊跷的举动。或许她是在那里被太后或皇后派人秘密杀死的。高宗对香妃的宠爱已经引起了皇后和众多妃嫔的嫉妒,太后对她也很厌恶,在她死后甚至不允许将他的尸体抬进宫中。303

这一问题已经找不到答案。但当陈家洛听说香妃的死讯后,他在悲恸中将此视为后者对他的示警。他嘱咐同伴携带上涂上毒药的微小暗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天地会成员们按原计划去雍和宫赴宴,但看穿了高宗的布置,他们杀死了企图给他们下毒的太监,并和前来围剿他们的卫士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勇敢之石”章进在战斗被杀。但因为作了充分的准备,形势向有利于天地会的一方面逆转。侠客们挟持了主持围歼的福康安,冲出雍和宫,大胆地攻向紫色禁止之城。“鹰夫妇”陈正德和关明梅首先越过高墙,进入宫廷中,并找到了高宗所在的宫殿。他们想要杀死皇帝,却重演了百年前归辛树夫妇的悲剧,死于大批武术侍卫的围攻下。但高宗也未能及时撤退,就落入随后赶来的陈家洛等人的掌控,并遭到骇人听闻的殴打。御前部队姗姗来迟,只得将宫殿重重包围,局面进入了僵持阶段。

当愤怒的浪潮过去后,天地会方面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明白,如果杀死皇帝,自己也会全军覆没。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和谈判,天地会最终释放了高宗,不过仍然挟持着福康安一起离开北京。他们在城南的陶然亭秘密埋葬了香妃,然后向新疆逃窜。由此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江湖盗匪与皇帝的离奇合作,恢复汉族统治的宏伟计划烟消云散。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这一计划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本人,也并非只是为了争夺香妃而产生的争风吃醋。一年来天地会在各地的扩张,以及陈家洛在新疆公开支持叛乱军队的活动,无不引起高宗的焦虑不安。双方在如何恢复汉族地位的途径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且几乎永远也不能相互信任。

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目标本身。与通常所以为的不同,在有史以来皇权最集中的时代,满洲亲贵集团对于高宗并没有致命的阻碍。在精心的安排下,他完全可以抛开他们,主要依赖汉族及汉军旗的官僚进行统治。但是这种改革有其限度,不可能再更进一步,改变清朝的国号,恢复传统的发型和衣服,宣告爱新觉罗家族是血统卑贱的野蛮人,建立陈氏王朝,这些天地会认为理所当然的目标却是不可能做到的。高宗所掌握的权力的全部合法性都在于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而非一个汉族大臣的儿子。只要他仍然具有这一合法的身份,他可以进行许多自己喜欢的改革,臣僚们没有政治资源反对他,正如他们无力反对世宗的许多激进改革一样。但一旦他宣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脱离了皇权的保护,再没有什么能保证他的地位,他可能很快会被满族和汉族的臣属们一起从皇位上赶下来。

一个常常被武侠史学者忽略的事实是,在高宗时代,清朝的统治如果不是在民间,至少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中已经具有了无须置疑的合法性。清朝是明朝的继承者,是又一个获得并保有天命的历史王朝,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理应忠于它。甚至在康熙时代,这些观念就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起来了。304在近百年后只能更加稳固。在儒家的忠君思想面前,民族主义原则并不是最高的。张召重就将忠于皇帝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侍卫首领白振——即使天地会的反叛者们也对此人感到钦佩——因为惭愧自己无力解救皇帝而自杀殉难,从儒家角度来看堪称忠贞。305

因此,即使高宗是和天地会成员一样激进的汉人复国主义者,也不可能战胜比他还要强大的清朝的合法性。如果他要这么做,就不得不把自己置于非法篡位者的地位上而招致毁灭。高宗直觉到了这一根本问题,但对于天地会这却是其视角中的盲点。他们认为人人都憎恨清朝,只是迫于满洲人的武力而被迫服从,这一理解模式距离帝国实际相差甚远。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假设,如果天地会要求的是一种较舒缓的改革,譬如废黜旗人的大部分特权,实现除皇室外满汉关系的平等,允许满汉通婚,是否可能实现?这些的确可能在高宗治下实现,但是与天地会毫无关系。相反,却会导致天地会本身奋斗的目标失去意义,从而让他们自身边缘化,这是天地会的那些激进革命者所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要求皇帝所进行的那种极端形式的革命,最终只能让皇帝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双方的误解与错位中,一次极其珍贵的、改变整个帝国历史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这不是历史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却是最为戏剧性的一次。正如陈家洛在逃离北京的前夜所悲叹的:“无论我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切都像梦中的蝴蝶般飞去不见。”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