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有一个感觉，我做事的胆气和豪劲是母亲给的，而脑力和智慧则受赐于父亲。他的虑事之细，洞察世情之密，审时之精，度势之明——回忆起来，我这一生见到的高人多了去，很少有人能在这上头比到他的。
有人批评《西游记》，说孙悟空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观世音，依靠母亲的力量来除妖降魔，解决问题；倘一呼一吸性命危殆之际，而观音也有力量不够时，他就会请“父亲”如来出面力挽狂澜。某一刹那，我也会用悟空来自况。
父亲是这样的“力度”：
他站在世界地图两米开外，你用手指指任何一个部位，他立刻便侃侃而言：这是某某地域的国家，国名是某某，人口若干，面积几何，意识形态是甚，当今领袖是谁，经济主脉，气候条件……他不是给你背诵，而是——说家常那样地讲解，很随意地信手拈来，无一滞碍。这一条我们兄妹都抽冷子出题测试过，他竟没有一次稍有犹豫——现在的外交部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都有点不能肯定。
二月河与战友。1942年，反扫荡最艰苦残酷的时期。他是昔西一区政委，也就是区委书记。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昔西一区彼时是“无人区”，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在这里完全彻底地执行了。没死的也逃向洛平榆次这些地方投亲靠友。但我对“无人区”这概念，也许领会有误，因为父亲写了一份回忆录《1941——1945年太行二分区第一区——网格子的对敌斗争大事记》，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少。不然就不会有“网格子”（人居的网格子）这一观念。无人区大约指的是扫荡后一个极短暂的真空时期，而且可能特指的抗日根据地。父亲说他们当时人最少时仅有三人。在与敌周旋数年之后，重建了根据地，反将日寇伪皇协军困在马场，直到1945年形势已经翻转，当然有分区、有县委，也有群众共同的领导参与，但父亲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敌周旋，没有智慧恐怕不行。
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父亲留在河南栾川县做对敌工作，收编散落武装——说白了就是剿匪，收编残匪，支援大军南下。父亲告诉我：“形势极其恶劣凶险。土匪不但在城外有大批武装，城内的奸细也多如牛毛，战斗力也很强。”就这样，他在进驻时仅有七人，“整整拉出一个团来。经过忆苦诉恶，建立党组织，清除内奸，这支队伍打到广西，无一人离队逃亡。我为此受过黄镇的表扬。”这当然也是各方综合力量的工作结果，但父亲是主要人物之一。有一年，栾川他的一位老部下到南阳来探望，说起当时队伍中内奸密谋暗杀我父亲、反水投匪的事，历历如在目前。我问父亲：“有没有这回事？”他说：“这种事多了。这一伙原本就是土匪，他们投共，土匪也是不容他的。他们商量杀我之后，用血衣为证，回归土匪队伍。”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全身出入，工作成就斐然，我以为脑筋必须绝对够用。
在他眼里，我认为是“没有小事”。在物上说，除了钱，什么都是大事。在人上头，除了相貌，别的都很重要，最重要的则是人的政治立场和人的品格。
父亲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患个头痛脑热的感冒什么的，躺在床上睡觉。他会每隔二十分钟来看你一次。似乎有话要说，却又不说什么，绕室徘徊几遭，不言声又去了。如此几番，躺着的病人自己都有了“有罪”的感觉，坐起，吃饭了，他也就有了笑容，恢复了常态。他自己不闲着也见不得家中有闲人，大家都生龙活虎忙着去做事，人人“在外头都顺心”，他的失眠症就会大为减轻。
我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后才去见他。有这样一段对话，他说：“你出书了？好！”
“爸爸，这很艰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没有告诉过您。”
“好。你说将来要超过我，我还以为你吹牛。”
“我在政治上还没有超过您，这是小说，这不算了不起。”
“我听过冯牧的报告，没想到你当作家。”
“冯牧是冯牧，我是我。”
“这件事意义非常大。孔子有什么？不是一部《论语》吗？”
“那不能比。”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他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长时间不能明白。因为我敢肯定，没有任何乱臣贼子会惧怕我的书。
继而我的《雍正皇帝》也写出了。我又去见他，又有一番对话：
“这套书我想给武汉。”
“那就给他们。”
“河南会不高兴的，但武汉会在《当代作家》上连载，多登一次影响会大得多。”
“河南不能连载？”
“他们没有杂志。但河南出版社是给我出了头一本的。”
父亲眯缝着眼躺在椅上豁然开目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爸爸说得好，他们就叫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件事的决策内幕还有这么一段情节。
《雍正皇帝》书出后，真的开始“影响全中国”了。北京书评以“横空出世”评价了这部书，甚至有“直追《红楼梦》之说”，出版社开始扰攘我的家门，访问拜会的人也是与日俱增，冷落了多年的父亲，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点：“看——那就是《康熙大帝》他爸！”年节之中，他也成了地方长官和首长的重点看望对象。这时，父亲又一句冒了出来，是西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说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这个时候，全国取消了成分，地富反坏一风吹，都成了人民，父亲以手加额又一句：“邓小平，千古一人。”
他时不时就冒出一些令人警醒的言谈。我是直到有一天，胡富国派昔阳县委书记，南李家庄村村长，带着小米和醋敲开了我的家门，以胡书记尊贵身份盛情邀我还乡，到此，我才恍然有所憬悟“孔子著《春秋》”那句话，不必定是要人家“惧”，能获取人多敬，获取一份必要的安全是题中应涵之义。领导这样的关照与弥密友好，情愫公开见于生活，肯定有很强的“辟邪”作用了。
我真正“认得”父亲，是在1953年之后了。我幼儿时期父亲在陕州军分区。那时，母亲是在陕县公安局。父母亲同在一城，工作单位距离不到我上学路程一半，每星期可能只有一次见面（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不怎么记得他和母亲在一处），吃住都不在一起，各干各的工作。这在今天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那时的普遍现象。
后来，陕州军分区撤销，并入洛阳军分区。父亲就调到了洛阳。我去过父亲工作的陕州军分区。那是很大的一座庙院。什么庙？现在回忆，极有可能是关帝庙。我记得里边有一块石笋，又细又高，有四米左右吧？父亲带我去看，指着说：“那原来是一棵树，后来成了石头。”根据这个含义，应该肯定是一块硅化木。另有一块石头，大如卧牛，一半有人腿跪痕，另一半有被刀劈过的裂印，刀迹平滑像割开的豆腐，被劈的石纹则如手掰开的豆腐——我问父亲：“劈掉的那一半呢？”他笑着摇头：“没人问过这件事。可能飞到黄河北边了吧。”
这是幼年忆记父亲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因为他说“飞到黄河北”，我当时深信不疑。曾和我的同学到黄河边去“观察”过，我只是想，这刀能把石头割得豆腐一样，“刀子真（锋利！）”，这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劈下的石头崩过去？现时也只有依此印象，推断那是一座荒弃了的关帝庙。
也就是父亲第一次谈关羽，说黄河，很无意的一句话，在我心中埋下了“二月河”的种子。
陕县城是很典型的邙山地貌，全部是一起一伏的黄土丘陵，形同龟背，曲似长蛇，东西逶迤绵绵。火车站自然在陇海线上，地处县城南端，缓缓由南向北波伏渐高，直到北城门是最高地，岗风肃然衰草连天的土城墙下，突地直削而下，是一带黄土悬崖。土壁上长满了酸枣、荆条、何首乌、知母草和白茅之类植被，只有一条“之”字形黄土牛车道“贴”在悬崖上蜿蜒而下。下边是河滩地，还有两三个小村庄，沙土地上长着的庄稼也很简单，除了几片高粱玉米，全部都是花生，再往前几百步，便是黄河。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油画、照片：如尼加拉瓜大瀑布，黄果树瀑布，很美的，但若不亲践其地，只能瞧见它们的“色”，永远不能受用到那振聋发聩的“声”，可以洗欲，可以洗心，可以把你所有的荣辱忧患，统统洗得干干净净，在大自然的灵威中让你受到天籁的训诲，认知自己臣服的地位。黄河的啸声，白天在城里是听不到的，夜里住在公安局，（以后又迁到城西民居），都能彻夜听到它的声音：不间断，闷声的滚动，不改变韵律，犹地在震动，如无数人在呼唤，又像一声无尽的长吟和叹息——这是黄河的“天籁”，它是冲刷式地不停洗浴着大地。
但到黄河岸边，你就立时明白：夜里远远听到它的啸声的缘由。在这里是一片黄水，滔天激流在咆哮，一浪接一浪，河中心在翻涌旋转，河心到岸，则是一排跟着一排，长线似的与河平行向岸不停地推过来，倘站在岸边久了，你会觉得整个沙滩在向河心前进。泛着白沫，卷动着水草的黄浪拍击出的水雾，扑面而来，微带一点清心的腥味——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黄河的心情。但上头这些话当时没有能力说的，当时我只是觉得自己太小，黄河太“大”了，河面宽得好像有些渺茫，对岸山上的树，山下的房子都朦朦胧胧地模糊一片，我和我的一个同学一道私自逃学来的，他也痴痴的，许久才说：“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这么宽的河，腰扭一下就过去了。”
“孙悟空是谁？”
“小人书（连环画本）上的，本事大着啦，一斤斗能翻十万八千里！”
孙悟空能翻十万八千里，关公刀劈石头崩到黄河北岸也就不算什么了。我从此开始找“孙悟空”的小人书，开始看到的第一本整部头书也是《西游记》，从而寻到了书的世界，游进书的海洋。
由这次开始，黄河岸边成了我最爱去的地方，我经常逃学，倘逃学，十有八九次是在那条“之”字大道旁的荆丛中摘酸枣，吃臭瓜蛋（人们吃甜瓜拉大便遗下种子出来野瓜秧上的“香瓜”），偷花生——蹚到畦边，在花生秧根上猛踹一脚，拔起秧子（大致上花生粒都能带出来）就溜到树林里，那东西能吃得人一嘴白沫。还有，到黄河里洗澡，双手扒着沙滩河床扑腾，呆望着纤夫们拖船，直到下学（放学）背上书包回家。日子久了，母亲再忙也觉察了我的这点秘密——她很容易便能判断我“到黄河里洗澡了！”——用手指在我腿上一划，出来一道白痕，必是洗澡无疑——接下来的事我很熟，打屁股。别说今天，就是当时，心里口里也都没有怨言。
父亲是个讲吃不讲穿的，这是我到洛阳对他的第一印象。我长期跟着母亲，几乎不怎么见到他。母亲在栾川，父亲见到我，他对我很温和。但我觉得他是“外人”，坚决不允许他“上我们的床”——这事直到他年老，提起来还笑不可遏。我真正“确认”他是“爸爸”也是到洛阳之后。因为母亲到洛阳比他迟，住房、上学这些事务没有安排好，我曾跟随父亲在洛阳军分区住过一年多。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提升起来，慢慢地想到：“他比妈还重要。”
他和我第一次谈话就是说吃的问题：“孩子，只有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才真正是你的，别的一切都要扔掉。你要学薛仁贵，顿餐斗米，才会有力气做事。”
“我们不要奢侈，其实我们也奢侈不起来。不管好歹，一定要吃饱，人的高下不在衣装上比。”
“你将来可能会遇到各种场合，见到各种人物。不管是谁，再大的官，一道吃饭不要空着肚子忍。”
这些话当时不完全懂，但我觉得他的话比妈妈新鲜，有劲。事实上，我终生都在按他的这一指示做着。田永清将军在我的《二月河语》中点明我的“不修边幅”，实际上我真的从来没有考虑过“应该怎么穿得好看点”——没有这个思路。
壮观的社旗山陕会馆。他的话是说对了。我参军之后，做的是最重的体力活，刨煤——煤矿掘井一年，又打坑道掘井五年。这是公认最耗体力的活，我都扛过来了，而且还有精力读大量的书。倘是个小白脸、阔公子，恐怕不能。我这里可以举一例：我参军后第一次到北京，是送稿子去的，在王府井“湘蜀饭店”吃饭，我点了一个拼盘（鸡肉、香肠之类），一盘拌黄瓜，一盘炒鸡蛋，一盘豆腐条，四个“垫菜”，再有一升啤酒，主饭是一斤二两粮票的水饺，那盘子足有一尺来长，垛得高高满满的，独我一人大吃大嚼，旁边的服务员（那时不兴叫小姐）看得目瞪口呆，都笑，我说：“你们笑什么？看看我的饭单，还有一碗鸡蛋西红柿汤呢！”我初从煤井上来，调入机关工作，有一次吃馒头，吃得周围的人都停住了看我，同事给我端来一大盘子：“你到底能吃多少，今天测验你一下。”结果是，二两半的大个馒头八个半，外加三大碗蘑菇炖肉。但我能吃也能熬。我在部队总后，一次几百人的现场会议，会务材料及简报工作就是我自个。熬了六天五夜没合眼，接着睡一夜，第二天照常上班，晚上再打扑克、看书……
没有这样的吃法，当时没有力气精力读书，后来也没有体力写书——你写书，本来就睡不好，再营养不良，你不完蛋谁完蛋。
吃的副作用也有：我五十岁之后得了糖尿病。我总结起来看，这个病是职业造就：又吃又坐，运动少成了毛病。
我的围棋也是父亲教的。我十三岁那年到南阳，他教会了我，我妹妹凌建华、凌卫萍也都学会了，这上头我们都没有什么发展，终老也就是个业余初段吧……今年，我妹妹带了王冠军八段来找我求字，我写了“棋道即天道，人间第一趣”给他，这玩意没有高手指点很难成器，但它练脑子，增强智力确乎无疑，棋类里头，它的趣味个性也罕有其匹。
父亲更多的是下象棋。他的棋盘上写的不是“楚河汉界”，一边四个字，“不要生气”，一边又四个字，“再来一盘”。
父亲和母亲不同的，他除了吃饭，晚上睡觉的事，别的一概不问。母亲一向管着的事，比如洗澡、理发、换衣服、上学、功课等一向“烦死人的事”在洛阳军分区一下子全蒸发掉了，突然没有了。
洛阳军分区是个基督大教堂改建的，离洛阳车站（现洛阳东站）约可三百米左右。母亲在陕县，父亲敢于放手让我独自坐火车两地往来，年纪小，也不买票，我就在车厢里穿来穿去玩，连列车员都认得了我。
二月河五岁生日照。最妙的是军分区还有个图书室，三间房大小，图书占满了两三排柜子，大架子上还有旁边的报刊架上散乱地摆放着一堆堆、一摞摞的杂志、报纸、小人书之类。这实在是在陕县、在栾川都梦想不到的好地方，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专门让人读书的地方。我当时在洛阳铁路小学读书，“正经功课”作业做完，业余时间几乎全都是在这个图书室里。这还是《西游记》那件事引发出的兴趣，我觉得比所有的“玩”都有意思，但我“水平”也还只能看“连环画”，《表》、《孙悟空三盗芭蕉扇》、《真假西天》、《哪吒闹海》、《薛仁贵征东》、《御猫展昭》……也能寻出一些严肃名著来，却都忆不出名字来了。至今记得一些片段句子“她闭着眼向他开了一枪……”谁打的谁，好像是情人生死之恨？什么书呢？记不得了。另一些书比如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册子，还有反胡风的小画册，也都没有漏过我的眼睛；也有一些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画册，说得极其美好，有一次吃饭时我问父亲：“爸爸，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指了指碗：“你看，我们有米，还有鸡蛋，这就是共产主义。”
不知怎的，我有点失望。
父亲到垂暮之年，始终能吃能喝，他的病是两种：便秘和失眠，用的药是三种：舒乐安定、松果体素、排毒养颜胶囊。
可以这样说，他终生都是孤独的，我不记得他有任何一位“莫逆”之交。他对所有人都一样：客气、冷漠、善待、关心。但绝不和人套近乎，谈起所有的人，和他昔年的战友，他总是能说出这人大堆的战功、优点、成就。我的记忆中，从领袖、领导到战友，他没有说过任何人的缺点，但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那些战友私下与他过从甚密。就这一条，我觉得他深邃、宽容，也觉到了他头上那片乌云浓重的密度。“文革”期间他已离休在家，但外访调查历史事件的人还是不少，有一次昔阳县的造反派来，是调查一个“当权派”的。问：“你认识吗？”
“认识。”
“当时你在哪里？”
“我在一区。”
“×××和你在一个区吗？”
“不在。他在×区。”
“他被俘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他有没有变节或失节的行为？”
“就我所知，没有。”
“他自己承认他出卖了你，他供出了你的名字。”
“年轻人，”父亲盯着他们说，“要知道，我当时是区委书记，不但群众都知道，连敌人也都知道，是公开的身份，这怎么能算出卖？”
那年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岁月，来找他“外调”的人络绎不绝，各路人马无不扫兴而归。
但我仔细想，这并非纯然因了父亲仁厚，因为自身挨整甚多，不愿别人饮此苦酒；而是他的整个“政治智慧”的原则，在周遭密布荆棘的环境下，本能生出的防卫术。他顺利通过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尽管“上头”始终没有重用他，但也只能对他留而存疑。
1955年授军衔，他是少校，这个象征荣誉和地位的军衔按他的“准团级”定，也还算公道。但是，到此为止，直到军衔取消，他就像一个图钉在墙上按死了的旧挂历，一直是“1955年”。与他相比有我的舅舅。舅舅在栾川县时，曾是他的警卫员，授衔时是上尉，继而大尉，再继而和他一样：少校。父亲在外头，在家里从来没有一句话，只是说：“组织上已经很照顾我了。”他心里怎样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作为儿子，我当然难以听到人们对父亲的反面评价，我感觉到有刺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他在军分区门口，他走过去，几个战士在背后议论：
“他叫什么名字，怎么老在院里转悠？”
“叫凌尔文，别看是少校，工资高着呢！216元呢！”
“都是少校，他凭什么这么多？”
“资格老呗，四六年的兵，加上入伍前的资格，军龄补助就高。”
“入伍前也算，那也算军龄？”
“谁知道呢？”
他们的不屑、羡妒，我都听出来了。当时我也不懂，只是心里想：气死你们。
再一次是他搭档的一位同事，粗放又“豪爽”的，也是父亲从他面前走过，我就在他们身边，他瞟着父亲的背影，对周围的人说：“我才不管他有多老的资格，该整他我就整他！”这是爸爸的战友？我差点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