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垂暮之年的金斯伯格路过一个叫爱尔米拉的小城，那是二十五年前“垮掉一代”闹革命时待过的地方。不消说，二十五年前，因为这些妖魔鬼怪的到来，遍布工厂的爱尔米拉曾经有过短暂的、不真实的喧嚣，但是现在，物不是人已非，“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金斯伯格老泪纵横，回到纽约后，他写了爱尔米拉雨中的草地和士兵，写了雾霭缭绕的群山和灰蒙蒙的工厂，然后，他写道：“只是杰克不会再次出现，尼尔的尸骨已寒。”
我确信，一直到他死，他也不会再去爱尔米拉了；就像在武汉的我，在小梅被执行枪决之后的半个月里，每次坐出租车路过我挂职的看守所，都会下意识地绕道而走，我怀疑，我不会再进到那个铁门紧闭的大院里去了。
十九年前，小梅出生在广西的看守所里，她的母亲因此逃过一劫，带着她回到了四川老家；十九年后，当我在武汉的看守所里遇见小梅，她已经杀死了欺骗她的男人，被判死刑之后，正在看守所里度过她在人世的最后一段时光。
我几乎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一天中，我起码会听到她十次以上的笑声，那笑声就像永远不会停止，清脆，响亮，旁若无人；我也看见过她发脾气的样子，这多半是因为放风的时候又有人欺负了她的姐妹，一到这时，她就要愤愤不平地出来主持公道，其实她的姐妹都比她大出了好几岁。除此之外，我还见识过她更多的快乐和气愤，譬如她唱歌获得了第七名，譬如她在电视里看见了害人不浅的伪劣婴儿奶粉。
我曾经有好多次和她单独交谈的机会，每逢此时，我的茶杯里哪怕才刚刚喝了一口，做过小餐馆服务员的她都要赶紧地拿起茶杯去为我加水，举步之间，连蹦带跳，我必须承认自己对她充满了好奇：她何以如此快乐？再想想自己的生活，又何以如此无趣？有一次，她甚至说，她可以为我按按头，这样我就不会那么辛苦，想当年，她也是某某发廊手艺最好的洗头工。我连说不必，一来是，我从没因为工作而觉得辛苦，二来是，多少我还是觉得有些局促——这局促可以证明我活得有多么不真实，不像她，几乎把每个认识的人都当成了自己的邻居。
和此前见过的别的犯人不同，不管我说什么，她都点头，微微笑着，眼神里不断会闪过惊奇，有过看守所生活经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多么难：几乎每个犯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本书，所以，绝大部分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并不会有相信和惊奇。就是在这样的相信中，在看守所院子里的一丛葡萄架底下，我听她说起了她出生的镇子；初来武汉时站在武昌南站外的慌张；为了见一个男人，先用冷水把自己淋得重感冒，然后再去请病假；当然，她还说，她爱北京天安门。
她说：“天啦，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慌张，东西掉在地上都不敢去捡回来，就怕被别人当成小偷。”
她说：“天气真是冷，我淋了自己两桶水，跑出门的时候，觉得胳膊都要冻掉了。”
“从四川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要是能去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就好了。”她又哈哈笑着说，就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后来有好多次想去，每次都有事，都把钱寄回家了，咳，到现在也没去成。”
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个看守所的同事对我说起过小梅刚被逮捕归案时的事情，那时候，无论警察问什么，她都拒不开口。后来，她说她想去北京看天安门，看过了天安门，想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出于纪律，没有人答应她的请求。说来奇怪，应该是在去年冬天，我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在天安门看升国旗的女孩子：朝阳初升，在簇拥着的人群里，那个女孩子抬起头来直盯盯地看着国旗，并且和众人一起唱国歌，因为激动，她一直都在紧紧地攥着自己的小拳头。
毕竟只是梦境一场，我相信，类似的情景也曾在小梅的梦中出现过，最终，她把天安门放在了脑后，跟着姐妹们做操、唱歌、绣十字绣；就像她把死放在了脑后，该笑的时候哈哈大笑，该生气的时候就把牙齿紧咬。记忆中唯独的一次说到死，是她想听我的MP3，我当然就摘下来给她听。她对里面的音乐不感兴趣，我连忙问她喜欢什么，并且告诉她，回去之后我可以把她喜欢的音乐拷进去，等下次来的时候再给她听。“啊，还可以这样啊？”她好玩地拍打着身上的脚镣，对着我的MP3看了又看：“那能不能快点啊，我马上就要死了。”
不止一次，我看着小梅的背影出神，《飘雪》《相思风雨中》，还有《看我七十二变》，这都是她喜欢的歌，有时候，我甚至希望眼前的这个背影在音乐声里挣脱脚镣，跑过武汉关的钟楼，跳上回四川的火车，而她越变越小，直至最后，回到了八九岁的时候，在荒僻的四川小镇，她赤足钻进了她说起过的、绵延了十几公里的油菜花。
事实的情形却是，小梅，她在看守所里迎来了生，她还要在看守所里迎来死，就像那个写出了《长夜漫漫路迢迢》的尤金·奥尼尔，“生在旅馆，真该死，死也死在旅馆”——这是他的临终之语。而我们身边的世界，这广大而滴水不漏的世界，它不会停止，到头来，我们每个人都还只能看着它继续沉默地运转不息。
六月七日，小梅被执行枪决。出于懦弱，我没有去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