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之中，当我满心欢喜地走出长春火车站，丝毫想不到一年之后就会离开它。想那时：满城灯火都呈现出恰当的清淡，南湖边的白桦林被风吹得哗啦作响，丁香花的花期虽说刚刚被我错过，但香气还若有似无，通宵飘荡在斯大林大街的上空。
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学毕业生，远赴数千里之外，即将迎来他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租住地，是在城市边缘的光机学院家属区，但全无不便，由此步行半个小时，即可到达我的工作地。这破落的家属区，如果是在南方，它几乎令人绝望：地上全是货车驶过砸出的泥坑，红砖砌成的单元楼摇摇欲坠，在楼群之间，各家各户随意搭建的小平房连成了片，起风的时候，笼罩着小平房的塑料布们猎猎招展，直至被吹上了天空。
但我没有半点失望，因为的确就是我念想了多少年的北国，那些别致而热烈的生机正在我眼前依次展开：烤串店的烟雾热气腾腾，啤酒瓶的碰撞声此起彼伏，男女如若相爱，赤裸的言辞更是不在话下。夜晚里下得楼去，随意走进一间小平房，即可与人高声谈笑，大口喝酒。到了清晨，我从家属区的后门去上班，要经过一片辽阔的菜地，每次，当我走在挂着露水的白菜们中间，我都疑心自己会在长春过上一辈子。
终究还是不行。难处很快降临了。事实上，在长春，我遭遇的所有难处只有一桩，那就是语言的丧失。和刚刚开始工作一样，我也在刚刚开始写小说，这些小说虽然拙劣，但南方风物景致却是显而易见：青苔，护城河，石拱桥，春天里四处弥漫的腐败气息。我自小在其中长大，依赖他们，而现在，几乎在一夜之间，当我写作，我突然找不见它们的踪迹了。
一边是宽阔的大街，碧蓝而肃穆的天空，庄重到庞大的苏俄及日式建筑，还有铺展千里的松嫩平原上，高粱和玉米正在燃烧般热烈地生长；而另外一边，是窄而弯曲的小巷，总也晒不干的衣物，还有常年积着渍水的青石台阶。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我就站在中间，两条看不见的绳索将我左右撕扯，我竟然不知道该描述谁了，“心中有美，但又苦于赞美”。
这不过是一场失败的写作生涯掀开了序幕，但彼时之我却茫然不知，只是一心要将自己的一生都固定在白纸黑字之上。从未想到，前来北国，吃饭不是问题，与人相处不是问题，到头来，语言却成了最痛彻的折磨：在没有学会描述北方之前，我唯有写下南方，而属于南方的字词就像被北方的言说吓破了胆子，纷纷逃遁，我通宵达旦在等待，但它们都没有来。
我无法不失魂落魄。就算把写作放下，生而为人，装着多少秘密，说着多少道理，终于能够过下去，不过是一再暗示自己：我们有可能靠近那些惨淡和自以为是的胜利，但说到底，一切胜利，不过都是语言的胜利。
而语言的裂缝还在扩大：坐车的时候，往右转，被称作“大回”，往左转，被称作“小回”；在菜市场里一路走下去，一路的菜贩子都在叫着“大哥”，甚至更亲一点，“哥”；在烤串店里，两个此前全不相识的女人，一番交谈，两三分钟后就可以叫对方“大姐”，甚至更亲一点，“姐”——这些我都不习惯，甚至生出了拒斥，于我而言，“哥”，只代表着我的弟弟，代表着我与他之间的亲密、冷战和他远在比利时的孤单；“姐”，我叫过人姐姐，那是在我被寄养的幼时，有一个长我几岁的女孩子，在我饥寒之时经常给我吃喝，一见到她，我就想到我的母亲，想到我的母亲为什么没有在我之前生出她。
就是这样。我熟悉的字词，言说，还有附着在其上的情感，乃至伦理，正在像河水般从我的体内流走。我已然坐卧不宁，但又无法对旁人道明，于我严重的疑难，也许对旁人只是些微小事。满大街的人群里，要是人们知道有个人在为如此荒谬的小事而茶饭不思，只怕会笑出声来。
开始想法子。开始寻找可能去靠近我熟悉的语言。在我上班的途中，会经过华侨宾馆，有一阵子，一个大型的书市在长春召开，来自湖北的与会者们就住在这里。这天清晨，我从宾馆门前走过的时候，看见大门上悬挂着“欢迎湖北代表团”字样，并没有想到我会和这个会议有什么关系，只是在心里动了一下，但是，工作到下午，我便决定下来，要去做一桩必须去做的事情——我跑到华侨宾馆，找到一个不相识的家乡人，告诉他，书市上如果需要人手的话，我十分愿意帮忙，且是分文不取，对方盯着我看了半天，答应了。
在书市上，我当了整整十天的搬书工，终日里，那些繁杂的书堆，被我从一个场馆搬到另一个场馆，虽说疲累不堪，但当我走在回到光机学院必经的菜地里，却也满心欢喜，双脚生风：被人送了好多书，也拽着人说了好多话，就在这些说话之间，许多我熟悉的事物都在舌头上一一复活了。譬如桑葚，合欢，梅雨天；再譬如鳜鱼，芭蕉，竹林里的野狐禅。
这是一场嘴唇和舌头的盛宴。多少一生都用不上的字词，都被我挖空心思地想起来了，说出来的时候，放心且全无障碍，它们可以被呼应。然而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十天以后，家乡人全都离开了长春，我又重新独自活在了我的北国之城，我倒是并不为他们的离去而悲伤，我悲伤的是：不管我有多不舍得，长亭沽酒，灞陵折柳，好一番十八相送，那些话语和字词终究是别我而去了。
所以，寻找只能继续——整整几个月时间，菜场，餐馆，电器维修店，甚至在光机学院的左邻右舍中间，我一直在寻找着家乡人，寻找着在北方尤其显得古怪和不可理喻的口音，一旦寻见，我就找借口上去攀谈，结果并没有多好：好不容易找见一个，这口音却往往正在被它的主人用于叫卖，用于训斥孩子，甚至是用于乞讨，生活和生计，正在折磨着这些口音和它们的主人，事实上，它们没有工夫停下，来与我的口音相逢。
打这个时候起，我已经大致可以想象得出：我与长春，可能终须一别了。
世间的语言，何曾只是滔滔言说的工具？它是身世，是情欲，是梁山泊，也是雷音寺。管它是像毛线团扭结在一起，还是像大雪后的平原般一览无余，你只要走进去，就理当躲得进楼阁，认得清花径，可以大闹天宫，可以为虎作伥；更有那些言说：高音，低音，呐喊，哭泣，喃喃自语，喋喋不休，它们除了是口舌的信使，更是在见证你的悲痛，你的狂喜，你的被侮辱与被损害。
对一个正在开始写作的人来说，你所信赖的语言，即是你所信赖的生活，抛却道德，哪怕它是一个恶棍，你也应该向它宣誓，向它效忠。
可是在长春街头，我失去了我俯首称臣的对象。
结局是突然到来的。这一天，我从红旗街的地下音像市场出来，被一辆汽车蹭得踉跄着跑出去好几步，结果却并无大碍，没料到的是：当我还正在低头检查身体可有受伤之处的时候，车里跳下来的人却立刻开始了恶言想向，我当然要与之反驳，与之争吵，但终于没有，因为当我要开始争吵，竟然没有一个恰当而凌厉的字词从我的嘴巴里蹦出去，要命地，当对方声色俱厉的时候，我却站在南方与北方的中间，犹豫着到底要选择哪一句话来进行还击，想想这一句，再想想那一句，左右为难，但这难处已经与对方、与当时的急迫处境全无半点关系了。某种凄凉之感诞生了，这凄凉之感告诉我：也许，真的到了离别的时候了。
有何胜利可言？我再次走进长春火车站之时，天上下着大雪，北方之美正在天地之间汹涌地呈现：雪落在火车站的屋顶，使得茫茫夜空更加深不可及；雪落在小饭馆的玻璃窗上，使得窗内的寻常烟火和说话都极尽热烈；雪落在斯大林大街的松树上，一根松枝悄无声息地被压断；雪落在收割后的松嫩平原上，劳苦的儿女终于可以离开，待到明年再来；如同詹姆斯·乔伊斯所说，“雪，落在所有的死者和生者身上”，自然，也落在我这个战败者身上，是啊，满火车站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城市里，有个人为了一桩荒谬的事情打过一场仗，现在，他战败了，正准备落荒而逃。
有何胜利可言？自从回到原籍，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写出过一些小说，更多的时候则是什么都没写，真相是，什么都写不出。现在的问题是：从相信语言开始，我相信了这些语言背后的事物，但是，时代流淌得是多么急速，我宣誓和效忠的事物正在一点点碎裂，全都化为了齑粉；和在长春时一样，我又站在了中间地带，甚至是站在了死结上，一边是活生生的满目所见，一边却是日渐残损和喑哑的我的诸多相信，我该去拽住谁的尾巴，又该与谁如影随形？日复一日，先是王顾左右，再是痛心疾首，终了，举目四望：厨房，会议室，阴雨时的小旅馆，诸多航空港与火车站，竟然全都变作了长春，那个二十二岁时、连争吵都找不出恰当之词的长春。
面对这四野周遭，我到底该如何是好？
却也没有别的法子，认输吧。唯有先认输，再继续写，继续挺住。就像威廉·斯塔夫，旁人问他：“你为什么还在写？”他问旁人：“你为什么不写了？”
没有别的法子。唯有将正在苦度的每一处都视作长春。先去书市上做搬运工，再去菜场、餐馆和电器维修店，甚至来到光机学院的左邻右舍中间，去寻找可能会相逢的口音。是啊，唯有再打一场注定失败的仗，最后成为那个落荒而逃的人——十几年过去，我多少已经明白：别离不是羞耻，它只是命运的一部分。犹如此刻，我写下了一次生硬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别离，却又想起了罗伯特·勃莱的诗——
“我对自己说：我愿意最终获得悲痛吗？进行吧，秋天时你要高高兴兴，要修苦行，对，要肃穆，宁静，或者在悲痛的深谷里展开你的双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