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想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已经有很久了。——仅此一句，明眼的读者就已看出，我是在套用伟人的路数。事已至此，承认下来是上策。我选择上策。
原来我甚至想题名为“詹牧师×传”的，可眼下不时兴作传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正传”也不适宜。一来文体旧了，唯恐发散不出恰当的气息。二来有鲁迅先生，而且至今魅力犹存，只有常冒傻气的人才不懂：步伟人之后尘，只能愈显出自己的卑微和浅薄。由此也可见，我的套用绝非是想也做一名伟人，实在倒是冒了“卑微和浅薄”的风险呢！不宜作传的第三个原因是：天有不测风云。明白说，你摸得清谁的底细？换言之，你敢担保谁的历史就完全清白？倘若你要为之作传的人当过三五天特务，或出卖过一两分钟灵魂呢？尤其是从那动乱年月中活过来的人，谁敢拍拍胸脯说自己一向襟怀坦荡、彻底问心无愧呢？为了给别人立传，竟至过早地为自己竖起了墓碑的人又不是没有过，所以得“悠着点儿”。这两年情况变了，但一般来说，“悠着点儿”总没亏吃。所以我还是决定不作传，而是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有说“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的，没有说“为阶级敌人树碑立报告文学”的。想来，“报告”二字妙用无穷，无论什么事，报告了，总归没错儿，就算遇见的是个特务，不也是得报告么？
我要写报告文学，还因受了一个棋友的启发。那天我刚要吃掉他的老将儿，他忽然推说他还有些要紧的事得赶紧去办，这盘棋就先下到这儿。算我赢了。他说他预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关于一位著名的女高音的，也可以是关于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的，或者是关于一位著名的别的什么的。
我忽然想起了詹牧师。
“牧师？”棋友极力笑出几个高音，把输棋的尴尬完全替补了下去。
“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后来他负责传呼电话。”
棋友的笑声更加响亮。等我把棋子码入棋盒，光从双方的表情判断，谁都会认为输棋的是我了。
“你还是自己去写那个传电话的牧师吧！”棋友说，“纸笔都现成，又不是生孩子，只有女人才会。”
我心里一动，觉得这话不无道理。
现今知道詹牧师做过主讲牧师的人不多了，知道他获得过神、史两项硕士学位的人就更少，多数人只记得，那个传电话的詹老头儿一向服务态度很好。这倒很像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一般报告文学都是从一个人的怀才不遇写起，写到其人终于蜚声某坛或成就了某项大事业止，顶不济也要写到被伯乐发现。可是，詹牧师末了还只是个传电话的。我相信这与他的面相有关：虽然天庭饱满，但下巴过于尖削，一直未能长到地阁方圆的程度。据说，年轻时，詹牧师为此曾很苦恼，查考过几本相书，也不使人乐观。而立之年一过，他转而愤懑，在一篇论文里曾写道：“基督精神本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接着他引申了马丁·路德的思想，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既然不在于遵行教会的规条，当然也不在于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后他写道：“耶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唯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于是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连。不惑之年的詹牧师更加成熟，时值全国已经解放，国计民生蓬勃日上，他进而怀疑了有神论，并于无意中贬低了他的主。他说：“有神论者都是因为并没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谛，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这又得罪了很多同事。一些人说他是“墙头草”（相当于后来所说的“风派”），甚至干脆说他是犹大。詹牧师处之泰然，说：“倘不是为了三十块银币，而是为了真理，主耶稣是会赞同的。”
棋友正一心一意地琢磨着，一篇报告文学的字数以多少为宜。
“五万两千七八百字，你看够不够？”棋友问。
“凑个整儿吧，十万字，够一台彩电。”
棋友频频点头。
就在那一刻，我决心写一篇报告文学了。
/上集/
写法嘛——其实和写新闻报道相去不远（顺便提一句，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社工作），大概也都是记述一些事业的成功之人及其成功之路。说一说该人是怎么落生的，怎么长大的，具有怎样出色的品质和智能，于是克服了什么和什么，就怎么样和怎么样了起来。所不同的是，常常兼而介绍一下海燕和雄鹰的生活习性。比方说，海燕喜欢划破阴沉的天空，雄鹰则更善于“击”——鹰击长空。还有联系一下松树风格的、黄金品质的、某一星座之光芒的，等等。也有侧重于气象及地理环境记载的，譬如：闪电，雷鸣，暴风雨震撼着这个小山村，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棚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一个伟大的生命来到了人间。
相当不幸！上述诸条，詹牧师一条都不占。前面已经说过，詹牧师因为差一项“地阁方圆”，始终没能伟大得了；而且连出生时的史料也早已散失。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又没记住是否下过雨，是否有过电闪和雷鸣；父母早逝，连生辰八字也是一笔糊涂账。并不是我一味地要套用伟人的路数，实在是因为詹牧师当时只顾了哭，倒把顶重要的事给忘记了。那时的户籍制度又很松懈。非要写一写他的出生情况不可的话，我只能说，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南飞的雁阵正经过一座小城的上空，教堂（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种侵略方式）的钟声悠长而凄惶地敲响，路旁的落叶堆中传出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一对贫苦却善良的老人经过这里，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弃婴，以致后来的七十多年内，世上有了詹牧师其人。不过我至今拿不准，这会不会也是依据了想象和杜撰。詹牧师常把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事物记得很牢，记得久了，便以为自己也不过如此。譬如就说这生日，他早年总是在各式的表格中填上十月十日（按他被善良的老人收养了的那天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出生于十月一日的红五类人士，狠狠地嘲笑了他的十月十日，说是“这也不无阶级性”。詹牧师先是羡慕人家，继而慢慢回忆：自己在落叶堆中未必只是待了一天，而且生母在遗弃自己之前是不会不痛苦的，不会一生下来就拿去扔掉，想必是犹豫了一个多礼拜的，如此算来，自己的生日也应该是十月一日。为这事詹牧师跑了不少次派出所，申明了理由，要求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儿子问他，为什么不把生年也改成一九四九呢？“那样，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他儿子说。詹牧师无言以对。詹夫人一向的任务就是在父子间和稀泥，此刻为丈夫解围道：“你爸爸不是那种……”哪种呢？没有下文。其时，詹夫人边洗菜，边考虑应不应该告诉儿子，詹牧师小时候的名字叫“庆生”，虽然是为了庆贺于落叶堆中侥幸存活而起，而且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与十月十日连在一起想，总不见得会有好处。詹夫人抬头望望丈夫那一脸花白的胡茬、那一脸愁苦的皱纹，心里一阵阵发酸。那个和她一起戏水、撑船的少年庆生到哪儿去了呢？那个教她糊风筝、放风筝的快乐的庆生到哪儿去了呢？岁月如梦如烟，倏忽即逝哟！她于是只对儿子说：“你也会老哇——”儿子不耐烦地走出去。詹牧师蹲过来，帮着夫人洗菜。
“你不要往心里去。”詹夫人说。
“我没有。”
“他还是个孩子。”
“我知道。”
“我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
詹牧师一个劲儿洗菜，不言语。
“别总瞎想。”
“你是不是也嫌我老了？”詹牧师说，洗菜的手有些发抖。
詹夫人呆愣了片刻，故意笑笑：“谁嫌谁呀，咱们俩都老喽！”“可我要做的事，还都没做。”
他们默默地洗菜。
再有，写报告文学势必得懂些音乐。人家问你，《命运交响曲》是谁作的？你得会说：贝多芬。要是进而再能知道那是第五交响曲，“嘀嘀嘀噔——”乃是命运之神在叩门，那么你日后会发现这有很广泛的用途，写小说、写诗歌也都离不了的。美术也要懂一点儿，在恰当的段落里提一提毕加索和《亚威农的少女们》，会使你的作品显出高雅的气质。至于文学，那是本行知识，别人不会在这方面对一个写报告文学的人有什么怀疑；有机会，说一句“海明威盖了”或“卡夫卡真他妈厉害”也就足够。等等这些吧，我都不行，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些知识联系到詹牧师身上去。詹牧师当年做牧师的时候会弹两下子管风琴，可等我认识了詹牧师的时节，这早已成了历史。教堂里的管风琴年久失修是一个原因，人家不再让他进教堂也是一个原因。唯一能把詹牧师和音乐联系起来的，是第九交响曲中的那支歌：“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阳光照大地……在你的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歌詹夫人爱唱，她年轻时懂一些贝多芬，嗓子又好，中学时代就是校合唱队的主力。詹牧师也就会唱，其实詹牧师还会唱很多歌，但可惜都与我主耶稣有关，后来没有机会再唱了。小时候在故乡，不知怎么一个机缘，詹牧师（那时是詹庆生）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可以想见，那时他的嗓子还很清脆，眼睛还很明澈，望着窗外神秘莫测的蓝天，虔诚地唱：“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在主所流宝血里面，我心能够洗净……”门边站着个小姑娘，听得入迷，痴痴盯着少年庆生。那就是后来的詹夫人，姓白，名芷，听起来像一味中药。
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照例不该不写。然而，詹牧师对自己的罗曼史从来是讳莫如深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深问过他这方面的事，如今既然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便只好额外下了些工夫——向他的亲友们做了一些调查，片片段段汇总起来，所能写的也不过这么几条：
（一）詹牧师的老丈人是个开药铺的小老板，兼而也做做郎中，家里还有几亩好地，雇了人种。詹庆生十四岁上到这药铺做了学徒，起早恋晚地跟师父里里外外地忙，人很勤俭，懂得爱惜各种草药，脑子灵，算盘又打得好，很为小老板赏识。虽然出于某种规矩，学徒的生活照例清苦，但少女白芷对他明显的关照，小老板亦均认可。至于小老板膝下无儿，是否有意把少年庆生培养成继承人一节，现已无从考证。
（二）少年庆生绝非甘愿寄人篱下之辈，平生志愿也绝非仅一小老板耳。每晚侍候得师父洗了脚，师母也喝完了芦根水，他便到店堂里去读书。什么《医宗全鉴》《本草备要》《频湖脉诀》《雷公药性赋》早已不在话下；《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更是读到了烂熟的程度；连《玉匣记》《枕中书》《择偶论》乃至《麻衣相法》《阴阳八卦》，都读；甚至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批孔、孟、老、庄的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宏著……小老板见他是读书，也就不吝惜灯油。那时白芷已经上了初中，时常悄悄溜进店堂，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书：天文、地理、生物……乃至一些新文学的代表作。据说也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有胡适的文章。两小无猜，在灯下兼读、兼嚷、兼笑。老板娘虽看不上眼，小老板却开明而且羡慕。小老板逐渐明白，这徒弟是不会长久在此耽误前程了。
（三）青年庆生学识日深。凭着小老板的灯油，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靠了白芷的鼓励，他决定弃商就学。不料，机会却决定了人生。每逢礼拜日，他照例去小教堂唱诗，听讲，竟被“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一类的骗局所惑，决心去学神学了。他对他的少女说：“这不和你唱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样的么？”两人都很高兴，觉得比小老板的“回春堂”要妙多了。“那你还能结婚吗？”白芷问。“能，当了牧师也能。”庆生回答。白芷放心了。他们在故乡的小路上边走边想，边想边唱：“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故乡欢畅的小河载着阳光和花瓣，流过山脚，流过树林，流过“回春堂”，流过小石桥和小教堂。教堂的钟声飘得很远，小河流得很远，青年庆生也将走向很远的地方。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骗局，远方有没有深渊。
（四）青年庆生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学院，课外帮助别人抄写文稿或出一些别的力气，工读自助。其间一直与他远方的姑娘通信。可惜这“两地书”均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烧毁，欲知二人之间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称呼的，有没有冠以“亲爱的”或者干脆是“dear”，都不可能了。单从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志上查到，庆生已于大学期间改名“鸿鹄”了——詹鸿鹄。
（五）小老板不久去世（据推测是癌症），引起过一场风波：老板娘为生活计，愿意女儿嫁给一个大药铺的少掌柜的。女儿心里有着原来的小学徒，执意不肯，险些闹得出了人命。先是女儿要吞马钱子17，幸亏是错吞了车前子18。后是老板娘中风不语，好在“安宫牛黄丸”和“人参再造丸”都现成。最后还得感谢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故乡的生活日益艰难，不说哀鸿遍野吧，总也是民不聊生，小药铺终归倒闭，大药铺岌岌不可终日；正当詹鸿鹄翻译了几篇文稿，倾其所得寄予母女俩，老板娘方才涕泪俱下，深信小老板在世时的断言是不错的。
（六）詹鸿鹄拿下了神学硕士学位，在一所教堂里任职。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他一定要未婚妻到大地方来进一步学习，于是白芷和母亲也就离开了故乡小城，到鸿鹄身边来。不久，詹鸿鹄与白芷在一所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仪式。一位洋牧师（詹鸿鹄的老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你愿意他做你的丈夫吗？”答曰：“愿意。”“你愿意她做你的妻子吗？”也说愿意。詹鸿鹄又开始攻读史学，白芷也考进了师范学校，老岳母精心料理家务，曾有一段很富诗意的生活。对教堂里的信约，鸿鹄夫妇恪守终生，二人如形如影，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后来虽然介入了第三者，但那是他们可爱的儿子。只是由洋牧师做了证婚人一节，倒惹得老夫妻于“文革”中参加了一回学习班，写过几份交代材料。这是后话。
（七）还有一个疑点有待查明，即：詹鸿鹄是否也跟白芷热烈地亲吻过？有一次，詹牧师曾对“现今的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搂抱抱”表示过不满，或可推断他绝没有过类似的过火行动，但由詹牧师也协助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方面想，又觉得证据不足。
我料定，要给詹牧师写报告文学，在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方面，无疑是要有所损失了，只能写到干巴巴、味同嚼蜡为止。没有诗意。可以有一点儿趣味的是风筝。詹牧师家住在一个厂办专科学校里面（校方曾多次想把他们迁移出去，可又拿不出房来），学校里有两个篮球场，可以放风筝。傍晚，学生们打完了球，都回家了，校园里宽阔又安静。那年，詹夫人已经病重，裹着线毯坐在门前的藤椅上，仰起头来看——詹牧师正认真地放风筝。糊得很好的一只沙燕儿，上面画了松枝和蝙蝠，晃悠悠升起，詹牧师撒出了一段线。飘悠，飘悠，风筝又急剧下栽，詹牧师又收回一段线。詹夫人喊：“留神电线，挂上！”忽忽，摇摇，风筝又升起来。“小心楼顶！”詹夫人说，攥紧拳头。詹牧师一下一下熟练地拽着线，风筝平稳地升高，飘向夕阳，飘向暮色浓重的天空。詹夫人松开了拳头。詹牧师把线轴揣在衣兜里，坐到夫人身边来。风筝在渐渐灰暗的天空中像一个彩色斑点，一动不动。两位老人也一动不动。四只眼睛也一动不动。
“有多少年不放了？”詹夫人说。
“十年还多了。”詹牧师说。
其时为一九七七年春。
“你放起来倒还没忘。”
“生疏多了。”
“我以为你放不了了呢。”
“不至于。”
“在老家时放的那种‘双飞燕’我还是最喜欢。”
“一上一下，一下一上，那种确实好。”
“那是用绢做的。”
“最好是用绢做。”
詹夫人久久地看着篮球架后边那片开始发绿的草地，不再说话。
詹牧师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把药吃了。
对面的楼房成了一座黑色的墙，风筝看不见了，只有从衣兜里抽出的那段白色的线，证明风筝还在天上。
天上朦朦胧胧地现出一个月亮。
詹牧师安慰老伴儿说：“让我想一想，也许还能做成那种‘双飞燕’。”
“还有那种鹰形的风筝，我们在家乡时也常放，像真的鹰在盘旋。”
“那叫纸鸢。”詹牧师纠正说。
“你不要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那确实叫纸鸢。”
“你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
“做人不见得非得干成什么大事不可。”
“这我知道。”
可是，直到第二天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詹牧师的思绪还在天空中盘旋。
〔注一〕詹牧师的住房条件很差，说是两间小棚子，一点儿不过分。早在六十年代初，詹牧师曾在自己小屋的门上挂过一块匾额：大鹏屋。取棚屋之谐音，抒远大之志向。几个朋友凑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鸿鹄误入棚，大鸟错居屋，呜呀呜呜呀，鸦乌鸦鸦乌！”詹牧师看罢一笑，奋笔回敬道：“孔明居草庐，姜尚做渔翁，雄鹰一振翅，鸦雀寂无声。”
时间过去了十六七载，詹牧师依然住着“大鹏屋”，这倒没关系，问题是雄鹰何时能振翅高飞呢？詹牧师时常为此而烦恼。看见年老的白芷仍然撑着重病之身，在为他补衣服，悲酸之感油然而生。他看着那只风筝发愣。他想，他对不起白芷。他又想，他还是能够在很多事业上取得些成就的，以报答他的夫人。
我本来想说：詹牧师更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但是，我又犹豫了：詹牧师至死都没能取得任何成就，有什么理由这样褒奖他呢？我甚至怀疑，我还应不应该给他写报告文学？虽然风风雨雨之中，不知他给别人传了多少电话，其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伟大的信息，也有一些于祖国和人民非常有益的内容，但够格为文学所报告的人，都必须是自己先不同寻常。记者的胶卷有限，报刊的版面有限，电视台的时间有限，正好堪称为人物者也有限。对了，得是人物。既不可单单是人，又不能仅仅是物，得是人物！这很要紧。分开说，前者会遭漠然之面孔，谁不是人呢？后者则要吃耳光。合在一起说效果就好。“人物”——你这样说谁，凭良心，谁心里也保险不难过。
然而发现一个人物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当你想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平摆浮搁着的人物均已被报告完毕，再想报告，就得多搭进些工夫去了。我盘算，要是报告一位准人物（即尚未成为人物的人物苗子），是有远见的，既避趋炎附势之嫌，又可望做一伯乐。还有一层，常言道：落难公子多情，登科状元寡义。倘一村姑，绝不该对着相府的高墙发痴，最好是注视着自家矮檐之下，看有没有一个落汤鸡在那儿一边避雨一边背外语单词。当然，根据需要，村姑可以换算成德貌齐备的现代化姑娘，落汤鸡随之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暖工或烙大饼的。我绝不是想影射詹夫人，因为詹牧师虽曾做过硕士，但最终毕竟只是传传电话，而水暖工和烙大饼的最后都考上了研究生。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学教师，凭了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始终不渝。我只是说，采访常与谈恋爱相似，多数历史经验教我这个末流记者识趣：还是到猪圈里去寻千里马。如果不知深浅地去采访某位已知人物，则难免横遭一面挂满了问号的脸。你报告了贱姓小名，又通禀了籍贯和属相，对方依旧一脸“你是谁？”的表情。那时你才会约略品出些“名不见经传”之苦呢。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上来就想写一位著名的什么，真是“此物最相思”，单相思。不通世理到这般水准，也想写报告文学？！我又坚定了写这一篇报告文学的信心。詹牧师就是一名准人物，我至今笃信不疑。这与生死无关，死人也有突然又成了人物的。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屡有发生，未必我就碰不上。
詹牧师被我发现的那年，一圈白发围着个亮闪闪的脑瓜顶，正是古稀之年。斗室之中，全是一摞摞发黄的笔记本和稿纸、一摞摞落满灰尘的书籍和一摞摞没有落满灰尘的书籍。临街的窗台上摆着一尊电话，为灰暗的小屋平添了许多气派。
他从摊开在桌上的书堆中抬起头来，摘掉一又二分之一镜片的老花镜。“办长途吗？本处代办国内长途电话。”他说。
“请问，詹小舟同志在吗？”
他稍事审度，慌忙起身，从一堆堆蔡伦的遗产中绕出来，满腹狐疑地伸给我一把骨头：“我就是。詹天佑的詹，小舟么，就是小船的意思。”
〔注二〕詹牧师于一九五三年自动退出教会，之后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一九五五年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作。从最近的调查和采访中得知，就是在那时，他又改了名字，改“鸿鹄”为“小舟”了。据说，当时他的书桌前挂过一张条幅，写的是苏东坡的一句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名大约取意于此。
据当年与詹牧师在小学校共过事的人讲，鸿鹄与教务正主任常常意见相左，可能是促其退职的一个原因。据那位现已退休的主任讲，詹鸿鹄一直惦记着考取博士学位，对自己仅仅是个硕士老大不甘心，所以对教小学兴趣不大，深恐耽误了他的前程。由此再联想到苏轼词中的另一句：“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或对詹牧师二改其名的缘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又走访了当年那所私立小学的校长。据校长回忆，詹鸿鹄确有郁郁不得其志的情绪，虽然对工作一向还是认真的。詹牧师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校长为他饯行，酒至半酣，他忽然捉笔狂书，什么“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什么“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最后是“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其情其景，令老校长也感慨万千，想少年壮志，看白发频添，不觉潸然泪下，于是赞成詹鸿鹄趁年富力强之日，回家专门去做学问了。
“您是？”詹牧师问我。
我坦然地报了姓名，又报了我们那个不大不小的报社的名字。
他的手却忽然在我手里变软，慢慢地抽回去，他又直着眼睛接连地咽唾沫，像是有个药丸卡在嗓子里。他的脖子很细，喉结很大。
“您这地方不好找。”我说。
“噢，请坐，请坐。”他让笑容在脸上挣扎，脸色却发白。
我坐在一只小木箱上。
他继续咽唾沫，挓挲着双手，站着。
我又重申了一下我的身份。
他的微笑愈显得艰苦了，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我明白我的公事已经办完，准确地说——已经用不着进行了。
这么回事：我在报社负责“表扬与批评”专栏，我经常于来稿中见到詹小舟这个名字，他总是写表扬稿，譬如：某某中年人，十八年如一日地为大家扫厕所，不取分文；某某老头儿，常常留心邻居家是否中了煤气，果然救了三条人命；某某姑娘，坚持为邻居老太太取奶，倒垃圾；某某眼镜店的青年营业员，认真负责地为一个老学者配了眼镜，态度和蔼可亲。如是等等，两年多来总也有二十几篇。发表了一半左右。不料前两天发表的一则却惹来争议。公安局的同志来信认为，“这篇表扬稿很可能是伪造的。”（原文如此）“因为文中所说的‘艾珂寺外街一百号旁门的魏启明’现正在狱中服刑，根本不可能为邻居的高中生们义务辅导英语，请报社同志进一步核查，以正视听。”
詹牧师呆坐着，笑容残余在两个嘴角，其他部分的皱纹显得苍老、僵化。
门前火炉上的水壶，沙哑地喷出一缕缕白气。
有那么一忽儿我很担心，希望生命还在与他为伴。
先后有几个打电话的人站在窗外打电话，然后放了四分钱在窗台上，走了。
太阳西斜了，几点黄光落在詹牧师弯曲的脊背上。四周的光线开始变暗。
真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注意到他的嘴并没有歪向一边，鼻翼还在翕动，我觉得不如趁早悄悄溜掉。
詹牧师忽然自语道：“这么说，真有个艾珂寺外街。”
“真有。”我说。
“真有个叫魏启明的。”
“真有，在狱里。而且魏启明也不懂外语。”
“总没有杀人吧？”詹牧师急切地问，紧张地盯着我，双唇做好了发出“没”的形状，似乎深恐我不会发这个音，随时都愿意帮我一把。
“倒没杀人，”我说，“只是偷偷东西。”
“这就好。这就好。”他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这样就好了……”
“这样怎么会就好了呢？”我说。
詹牧师又不断地咽起唾沫来。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詹牧师退还的两元钱。我这个专栏的稿费一律是每篇两元。有人说，这老头很精明，如果胡编批评稿，稍有不慎，被批评者一定不会甘蒙不白之冤，闹得真相大白而致影响了两元收入是可能性极大的，表扬稿就很少这种危险性，这次实在是碰巧了。也有人说，这老人真可谓“千虑一失”，本不必写出姓名和地址的，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也于情于理十分顺通。我心里却别扭，觉得就这样削减了老人的一项经济收入，很缺德。他在风风雨雨中要传多少电话，才能挣到两元钱呢？成千上万元地拿稿费的人，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见机胡编过。
随即又收到詹牧师的一封信。信中却对稿件的事只字不提。信的大意是，他知道我是一位编辑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得以与我相识，实乃三生有幸；我能亲临其寒舍，更使他坚信了命运是公平的。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什么“文王渭水访贤”“汉主三请诸葛”“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弄得我也踌躇满志起来。信的最后说：“老夫不才，如蒙不弃愿结永好。古今中外，忘年之交而助成大业者，不胜枚举。况你我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本当携手共济，于国于民有所贡献才是。”
我决计再去看他一趟了。信的文体既如此风雅，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古稀老人而童心不泯，可料绝非等闲之辈。再说又是头一遭有人这么看得起我。虽然詹牧师前后言行略显怪异，但怪异常常是人物的特征。大凡能够印成铅字的人物，总都是与“疯疯癫癫”“木讷乖张”“不食人间烟火”一类的情趣有染。这情趣，在凡人是一种缺陷，在人物却是一项优点——大智若愚者也！
再去的时候是晚上。詹牧师正伏案挥毫。工整的楷书，颜筋柳骨，一丝不苟。写的是两首七律，备忘于下：
其一
销声匿迹三十年，隐姓埋名两地天。
闹市凭窗深似海，空庭倚门淡如烟。
良宵独盏书为伴，恶浪孤舟纸作帆。
未破禅机空自娱，报国无径枉陶然。
其二
几度沧桑春似梦，箫声吹断古城秋。
时光易逝人易老，壮志难酬意难休。
弱冠已读千卷破，古稀犹冀四化谋。
伏枥老骥安自弃？沥胆披肝为国忧。
“好诗好诗。”我说，“好一个‘古稀犹冀四化谋！’”
“哪里哪里，信口胡诌，聊以自慰罢了。”
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此一番却颇凛然，像列宁。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沥胆披肝为国忧”吧。列宁在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时候，就是那样把手伸出去的。我们握了很久的手。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但试了试，依然抽不出来，也就再次握紧，上下左右地摇。
电话铃响了。詹牧师抓起话筒，边问边记录。然后他对我说：“实在抱歉，我去去就来。”点头弯腰，倒退着走出门去。
门还未关严就又开了，詹牧师探进头来：“受民之托，不能不尽力而……请稍候，稍候。”
我把门轻轻关上，觉得又有人在外面推，詹牧师又侧身进来：“一定不要走，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不不不，一言为定！回头还有要事向老弟请教。”
他登上自行车，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老弟？！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心里不由得惶然。
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裱的水墨画。我仔细辨认了一会儿，还是没弄清画的是一只树懒，还是一头马来貘。后来詹牧师告诉我：“是一匹小马驹，画得不算好。”画上的题词却写得好：来日方长。
前面说过，屋子里书很多。我随手一翻，已经肃然，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Schopenhauer（叔本华）、Dante（但丁）、Byron（拜伦）、Spinoza（斯宾诺莎）、Dewey（杜威）、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其余的全茫然。再看另一个书架上有译成中文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有罗丹的《艺术论》，有黑格尔的《小逻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线装的《史记》和《离骚》；有精装的《资本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平装的《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影印的《东塾读书记》《西域番国志》《南疆逸史》《北词广正谱》；杂志有《哲学译丛》《音乐欣赏》《外国文学》《世界美术》和《足球》。幸而有《足球》，我抽得出来，也能读懂。
〔注三〕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最富胆略的事（詹牧师的儿子语）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既不识字又无亲无故的孤老头子家了。一九七八年，他把这些书搬回来的时候，既令夫人吃惊，又使儿子折服。
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年轻的。
我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然后我们同时问：“您要办长途吗？”然后都笑了，互相介绍。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詹牧师的儿子问我，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注四〕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一九七四年冬天，早晨，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Good morning！”詹牧师随口应道：“Morning！”——就一个单词！发音之准确，表情之自然，都不在美国人之下。小伙子顿时被震住，本来无意卖弄，不料却遇到了能人，尴尬万分。詹牧师赶紧改口：“你早，你早。”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偏要詹牧师做他的老师，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不免感动；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不免更感动。于是约好，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一连几天都很激动，总对詹夫人念叨：“能够把他教好，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儿力气。”詹夫人忙里忙外，顾不上多说，只是说：“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詹牧师默默。很明白，这事一经请示，准得告吹。詹牧师沉思良久，横了一条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詹夫人则又说：“你爸爸绝不是那种……”至于哪种，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做早点，收拾屋子。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分内，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抹得很平整，只等学生到来。七点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门口去瞭望。中午十二点，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换下了那条新床单。幸亏儿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说：“否则他不会不来。”然后，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受了风寒。詹夫人说：“那样的人，你何必？”詹牧师说：“别这样讲，那小伙子其实很好，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没敢来（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
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不，”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他找到了一本书，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你是？”
“他的儿子。”他对着书回答。
“我是说，你在哪儿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回来流窜，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太费事，算了。”
“可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户口、文凭、证明、证件，一张张小纸片！”他忽然笑起来，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人起源于户口呢，还是户口起源于人？”他问我。
“当然。”我说。
“我们家老头儿要是也能来这么一句‘当然’就好了。他从来不明白，什么起源于什么。”
“可是他身边应该有个亲人。”
詹牧师的儿子不说话了，一连抽了两支烟。之后他看了看表，开始从书包里往桌上掏东西：麦乳精、蜂蜜、果汁、蛋糕和几瓶药。
“告诉我爹，这些药要坚持吃，对他的肾和血压都有好处。我还有事，得走了。”
“他大概就快回来了。”
“劳驾。再说我们老少二位一碰头，痛快的时候少。”
他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他捡起来，看了看，哧哧地笑个不停。“你看看这个。”他把那张纸放在我面前，走了。
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是詹牧师的手笔。信的开头一两页大约已经丢失，现把残余部分备忘于下：
……论文的题目为《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一九四五年获史学硕士学位。以后两年又翻译和撰著了几本小册子，如《世界三大宗教》《宗教与哲学》《信仰论》，等等。原计划还要写《中国思想史大纲》和《简明宗教史》等，均因题目较大，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又逢内战，生计艰难，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后，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遂改变原来计划，转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收益。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搞通了思想，自动退出宗教团体，努力追求进步。不料，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之际，我患了风湿病，不得不回家疗养。一病多年。养病期间，我仍坚持学习、研究。研究范围：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革命史传；3.心理学及教育学；4.文学艺术。（写过一些革命诗歌，手稿均于“文革”中烧毁。）
因我早年曾走过一段弯路（做过牧师，并与一些外国人有过交往），“文革”中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住过牛棚。后经内查外调，弄清了历史，确认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之后又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从事人防建设。学习班毕业后，我决心做个真正的劳动人民，经街道居委会推荐，当了六年临时壮工。尽管工作繁忙，业余时间我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读书看报、学习、钻研。“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我参加了庆祝游行，我背着一面大鼓，走了三十多里路。）我深深感到……
〔注五〕此处可能还有一页，已丢失。
……我的思想更为活跃，对“四化”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初步拟就了全面规划，成竹在胸，切实可行。然则报国无径，献策无门，诚恐古稀将近，时日不待，一旦逝去，遗恨无穷。无奈毛遂自荐，为国为民，甘作犬马，荣辱毁誉，置之度外。如蒙先生引路，得以有所作为，功成之日，死亦瞑目！
此颂
撰祺
詹小舟上
（年月日缺）
由“撰祺”二字推断，此信是写给某位操笔墨以为生涯者的，又由“先生”二字可见，还是一位大著作家呢！可是连我也被称为“老弟”“先生”云云，是否也盖出于谦逊，就又难说了。
信的空白处有许多稚拙的童体字，还有许多小小的油手印儿。我后来设想是这样：灯下，詹牧师哄着孙子，教孙子写字，写了歪歪扭扭的“风筝”，又写一行扭扭歪歪的“春天来了”。孙子不听话，闹，詹牧师给了他一些油炸的食品……那么就是说，此信是在一九七九年詹夫人去世之前写的。詹夫人死后，孙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
信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住过牛棚”，现今，很多人都自称住过牛棚，仿佛是一件难能可贵的行为。这倒无妨。可是，人住了牛棚，牛住在哪儿呢？二是詹牧师是自动退职的呢，（见〔注二〕）还是因患风湿病回家疗养的？
〔注六〕詹牧师的儿子最近对我说：“他是自动退职的，但也确实有一点儿风湿病。”
只是当没有公职便意味着有某种严重问题这一逻辑风行了之后，詹牧师才格外地强调了他的风湿病，坚持说自己是因为有病而回家疗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常到人多的地方去晒太阳。见到他的人不免要问：“您这是干吗呢？”他便有机会回答：“我的风湿病很厉害，大夫建议我多晒太阳。”有一个夏天的中午，他又去晒太阳，天很热，太阳又很毒，人都躲到屋里去了。詹牧师晒了许久，不见一个人来问，又心疼失去的时间，就此回去很不甘心，于是再晒，结果晒过了头，中了暑。儿子又说怪话。詹夫人又说詹牧师不是那种……
〔注七〕詹牧师的风湿病，初发于一九五四年在小学任教期间。那一年秋天，他参加了挖河泥的劳动。天气已经很冷了，河泥上都结了冰碴，他挥舞着铁锹，站在刺骨的泥水里，拼命地干。有人让他上来歇一歇，他不。有人表扬他年过半百，亚赛黄忠，他干得更有兴趣，说自己改造得还不够。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他开始感到周身的骨节全疼，并且有些低烧。他鼓励自己：轻伤不下火线，想想红军两万五，等等。又干了几天，才得了风湿病。
詹牧师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半钟了。他买了酒和肉，买了包子和好烟，从提兜里一一掏出，抱怨商店都关门太早，买不到更好的东西招待我。无论我说多少遍“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他还是说：“吃吧，不要客气。”我只好坐下来。
我们的友谊开始于这天晚上。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
/中集/
现在仔细回味，觉出，詹牧师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也是有所图的。其实这无可厚非。有目的的功利主义总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义要好。贪嘴的人希望认识大师傅，好穿的人愿意结交老裁缝，有病的人巴望与大夫套近乎，将死的人乐于同看坟的论交情，都很正常。况且詹牧师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告人，他只是估摸我或许在出版界有点儿路子，说不定能帮他发表一点儿作品。
詹牧师想创作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说。他反复申明，他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更绝不是出于派性。
后一点是相当可信的。詹牧师历来有“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的思想，这一思想固然愚昧而又缺乏阶级分析，但与派性却实在水火难容。解放初期，他甚至为这种思想找到过理论根据。根据有三：1.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即不分国度）；2.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那么同是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显然是不该有民族之分的）；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打碎的是脚镣手铐，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相当于“同来携手欢欣”）。这些言论在“文革”中都被列为他的罪证。这实在也是一桩冤案。其实詹牧师早于五十年代中期，就已认识到了他上述思想的错误。他对基督教有过三点犀利的批判：1.主是伪善的。“信主兄弟……契合在主爱中……携手欢欣”，这是不是说，只有你信主，主才爱你，如果你不信主，主就不管你的死活？多么狭隘的派性！简直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2.主是骗人的。主既然一向宣称，他上十字架去受苦受难只是为了救世救民，那又为什么要“普天之下，万族万民，俱当向主欢呼颂扬”呢？这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行为么？假如“万族万民”不去“向主欢呼颂扬”，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还是依然任劳任怨地去救世救民呢？3.主是愚昧的。主竟认为仅凭他自己的神通就可拯救万族万民，可是只一个犹大便把他出卖了，而且只卖了三十块银币。如果主能够依靠万族万民，一个犹大岂能得逞？综上三点，詹牧师才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教会。他认为，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狭隘、愚昧，如果你相信善良可以战胜邪恶，相信真理，同时相信你的理想符合真理，那又为什么非得加入教会不可呢？让真理去指引你，比让教规来约束你要好得多。于是詹牧师更加信仰马列主义了，原因也有三：1.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而不是主张迷信的；2.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要求人民“俱当”跪倒在其面前“欢呼颂扬”；3.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而不是依靠拉帮结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于任何宗教的原因！”詹牧师说。
所以读者可以相信，詹牧师只是想写几篇“黑色幽默派”小说，绝不是想拉帮结派乱我公安。其动机之纯粹，我愿以头作保。
“我有些作品要发。”詹牧师羞怯地低声说。
“哦？在哪家刊物上？”
“不不不，我是说……”他的脸红到了耳根。
当时我又在詹牧师家吃午饭，不过这次是我买的酒和菜。编辑愿意结交作者，正如作者愿意结交编辑一样，彼此彼此。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让一个老知识分子照直开口求人，是“难于上青天”的。
“什么体裁？”
“小说！”他连忙说。
“能大概讲一讲吗？”
“嗯……你了解‘黑色幽默派’吗？”
我一时只想起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一个叫小伏尼格的人。
“不——”詹牧师宽厚地笑了，“黑色幽默派绝不是外国人的发明。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嘛。你以为《儒林外史》中没有黑色幽默吗？你不觉得鲁迅也是一位黑色幽默派大师吗？阿Q的处境怎么样？不正是又可怕又可笑又无可奈何吗？”
〔注八〕“黑色幽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其作品，常以夸张、超现实的手法，将欢乐与痛苦、可笑与可怖、柔情与残酷、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糅合在一起……“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六十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年5月第1版
“就像中国的围棋，”他又说，“被日本人学了去，倒又反过来向我们趾高气扬。”
“吃吧。”我只得指着桌上的小腊肠说。
“啪！上来就在中央布一子，谁的发明？”
“当然。”我说。真的，到底是谁的发明呢？
“世界上最短的微型小说是哪国人写的？”
“当然。”我吃了一片小腊肠。
“世界上最早发现飞碟的是哪国人？”
“当然，当然。”
“世界上最小的小提琴还不也是中国人造的？！”
“吃吧，吃吧。”我给詹牧师也夹了一片小腊肠。我不懂乐器的制造。
“针灸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总是公认的吧？可如果我们再不认真研究，早晚美国人也要来指教我们了。”
“中餐也是比西餐好，连外国人也承认。”我对烹调挺内行。
“黑色幽默也面临这个问题。吴敬梓不知要比小伏尼格大几辈儿呢！当然，我们不妨大度些，就算那是美国人的首创吧。我从来不主张纠缠历史旧账。但外国人办不到的事，中国人可以办到，何况外国人已经办到了的呢？中国人更没有理由不办到。我想起写黑色幽默派小说来，也就是为的这个。”
“行吗？”
“信心告诉你主是什么，主就是什么。”
在我们的交往中，这是詹牧师唯一一次主动提到主。
“那么主是黑色幽默的了？”我说。
他顿时愣住，尴尬地吃了一片腊肠，接着又吃了两片。
我赶紧说：“我不过开开玩笑。”
他疑虑地瞅了我一会儿，说：“我也不过打个比方。”他又看看窗外，小声提醒我：“咱们这是在屋里说。”
〔注九〕“咱们这是在屋里说”一语，同时兼备三种意思：1.在外面不能这样说；2.咱们现在说的，外面的人并没听见；3.咱们之间是了解的、信任的，谁也不会出卖谁。
〔注十〕自“文革”以来，詹牧师是忌讳别人跟他谈主和宗教的。读者慢慢会抱怨，一篇关于牧师的报告文学，涉及宗教的地方太少了。其原因正出于此。
“信心当然是重要的。”我说。
“很重要！而且‘黑色幽默’有什么难作呢？总共两个特点——黑色和幽默。也就是让人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可笑。这难吗？笑话！外国人不过是故弄玄虚，而我们有真实的生活素材。”
“能讲一个吗？”
詹牧师思忖片刻，讲了一个，备忘于下：
“文革”中，王某出差到某地，刚下火车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带、臂佩红袖章的人揪了出来。那群人问：“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听他们把“保”排在前面，就说：“保。”不料那群人正是反县党委的一派，于是王某被追着打了十皮带。王某跑出车站，立足未稳，又被一群臂佩红袖章、手持牛皮带的人抓到。“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慌忙说后一种：“反！”于是他又被追着打了十皮带，原来那又是保县党委的一派。王某想：这地方真怪，说话也没个前后次序。他连忙返回车站，决定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转眼之间，他又被一群人围住。“你是什么观点的？”“真抱歉，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王某立刻又挨了十几皮带。“我只是还不太清楚！”王某申辩道。“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你没有灵魂，自然只好触及你的皮肉了！”那群人这样向王某解释。王某挨了三十皮带，清醒了，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握在手里，大摇大摆上了列车。一上车，他先揪出一个人来，问：“你是哪一派？”那人对答如流：“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王某想了想，说：“这很好。”于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
“很不错的一篇黑色幽默派小说。”我说。
“不，这不行，”詹牧师说，“这是真事。”
“真事倒不行？”
“因为我是想写黑色幽默派的小说，不是要写现实主义的。”
我当时还不太懂“黑色幽默派”的规矩。
“我总想，”詹牧师又说，“黑色幽默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我们一定要做起来，使它成为革命的匕首和投枪，像鲁迅先生那样。试问：谁感到的恐怖更多些？劳苦大众！谁最富于机智的幽默感？还是劳苦大众！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方面落后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呢？看到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是他们领先，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涉足过数、理、化，但那需要设备；我又想搞音乐，但一架钢琴又太贵；我也试图钻研美术，可屋子太小，而《蒙娜丽莎》《格尔尼卡》那样的画都是很大的。医学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企业管理也需要有人归你管理，搞教育吧？唉……”詹牧师说到伤心处，太阳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涨。
“您干吗——请您原谅，干吗不继续研究宗教和哲学呢？”我说。
“不不，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当然啦！可是……不过……说起来……你懂了吗？我是说，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们吃了一会儿菜，又喝了一点儿果子酒。詹牧师的脸色才又红润起来。
“所以，”他说，“我探索了这么多年，现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长。我更适合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有生活就行，而生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很公平——每人一份。近两年，我专门找一些外国人在其中自鸣得意的领域进行研究、尝试。譬如：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派、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都试着写过。并不难。我只是想证明一点：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
“能看看吗？”
“怎么不能？”詹牧师说着就要搬一只很大的箱子，“在下面那只箱子里。没关系，防空洞我都挖过，那些水泥构件比这要沉多了。”
“手头没有吗？”
“有倒是有几篇，不过不是我最满意的。”
现将他不太满意的几篇介绍于下：
（一）“新小说派”小说《在路上》（节选）
很长很长的一串脚印，不知从哪儿发源。很长很长的泥泞的路，依然流向远方。天际，飘着一缕零乱的炊烟，那儿或许有个村落，有了人家。候鸟在天空中仓皇飞过，从不落下来。这儿没有它们落脚的地方。它们的羽毛娇嫩得像花瓣，像小时候常吃的那种棉花糖。旗帜还在手里，还在猎猎地飘展，认真地抖响着一个个坚强的音阶。鞋子烂了，“嘎唧”一声，留在了路上，像是长河中的一座航标。那缕零乱的炊烟还是很远，在天地相交的地方飘舞，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秃鹫在头顶上盘旋，转着发红的眼睛，忽然一个俯冲，冲向一头倒下去的驯鹿。旗帜还在手里，确实还在。又烂了一只鞋子，又留下了一座航标……
（二）“象征主义”小说《石头船》（节选）
老头儿一有空就拿着锤子和凿子，爬到海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去，“叮叮当当”地凿，想凿成一条船。
孩子又爬上来，乖乖地坐在老头儿身边。
“您干吗不做一条木头船？”孩子问。
“我没有木头。”老头儿回答。
“别人都是做木头船。”
“别人是别人。”
老头儿一下一下地凿，正凿出一只舵。
“可这也不能下水去走哇？”
“我没有木头。”
……
如今石头船凿好了，老头儿在船舱里坐着，闭着眼睛抽烟。
孩子又爬上来。
“嗬！”孩子说。
“你坐下，闭上眼睛。”老头儿说。
“干吗？”
“你闭上吧。”
孩子闭上了眼睛。
“你觉得船在晃吗？”老头儿问。
“是有点儿。”
“你觉出它在走了吗？”
“嗯！真的！它在往哪儿走哇？”
“你的心告诉你在往哪儿走，就是在往哪儿走。”
“我去告诉他们，您不是疯老头儿。”
老头儿笑了，对孩子说：“别去，别人有木头。”
（三）“意识流”小说《排骨》（节选）
老伴儿提起菜篮，对他说：“我去排会儿队，说不定能买上。”
他说：“算啦，我不那么喜欢吃排骨了。”
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排骨在里面滚动，应该在它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写成那本书。
“我还是去看看。”老伴儿说着走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和窗。老伴儿在向警察说明情况。院子里、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门终于被撞开了，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书。老伴儿坐在那本书旁边，嘤嘤地哭，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完成了，他走了，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伴儿理解他。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
她去买排骨了，为了给他补补身子。他不能现在死去。一层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动。得抓紧，在告别人世之前写成一本书，对祖国有所贡献。
他铺开稿纸。清蒸的、红烧的、糖醋的……他从小爱吃排骨。那还是在故乡。故乡的小河真美，不会老。他在水里游呀游呀，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也没有老人斑……
（四）“荒诞派”小说《死魂附身》（梗概）
尹明总说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摆脱不掉，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写不出好作品来。纠缠过他的死魂有：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契诃夫，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致使尹明的作品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
“文化革命”中，忽然戈培尔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尹明走了运，写起东西来得心应手，终于功成名就。
好景不长，“文化革命”过去了，戈培尔的死魂却还是不肯离去，尹明又背了运。
有一天，尹明酒醉后走失，他老婆吴幸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中特别说明：“望见到他的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因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被死魂左右，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四人帮’时代的话。”启事登出不久，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声称发现了尹明。
吴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走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与尹明的情况相似的人，但都不是尹明，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
后来，吴幸在一个茶摊上找到了尹明，他正在卖茶水。尹明说自己非常高兴，一身轻松，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找回了他自己。吴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
（五）“超现实主义”小说《本书出版之日》（略）
（六）“表现主义”小说《赤胆忠心》（略）
（七）“新感觉派”小说《融雪》（略）
〔注十一〕《死魂附身》一篇为詹牧师夫妇合写，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据他们的儿子讲，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写着玩的，詹牧师却连连叫绝。詹夫人说：“算啦，算啦，值得你这么认真！”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说：“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真正的荒诞派呀！”那天是除夕，詹夫人烧鱼炖肉，忙得高兴，不理他。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深刻！深刻！”也陶然。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儿子说。詹牧师沉寂半晌，似有所悟。年夜饭也没有吃好。夜里躺在床上，詹牧师问詹夫人：“你是在写我？”“没有，你别听孩子瞎扯。”“你认为我没有灵魂？”“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我没有主见？”“人应该自己把握住自己，别在乎虚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我没那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他们的儿子说，“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
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无闻，忽一日声名大作，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师却很谦虚，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资产阶级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的一种挣扎，纯属没落文学。“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我中华并非无人！我们不写罢了，一旦写来，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唉，想来惭愧，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儿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唉，怎么也找不到。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师长叹一声，出口成诗：“常恨少年不努力，老来方悔报国难，又是一年春柳绿，依然独自倚危栏。”
这时，窗外正有几个孩子“嘟嘟嘟”地吹着柳哨，柳絮飘飘扬扬。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忆秦娥》：
春光好，柳笛阵阵催人老。催人老，频添华发，壮心未了。祖逖舞剑闻鸡鸣，小舟纵笔夜继晓。夜继晓，无多好梦，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黑色幽默派”小说，然后汇编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烫金的标题：《詹小舟小说选》！”我有几分醉意。
“不不，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写到这儿，我又有点儿犯嘀咕：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他也要反复申明“咱们这是在屋里说”。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带着这一问题，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正就“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同一个人辩论。我说明了来意，他笑了，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对父亲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对付不同的事，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对不起，我很忙。”
闲话少说，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一九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做。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儿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怎么，这也发生过？”
“当然。”我说。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唉，我倒忘了，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
〔注十二〕这事纯系巧合。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读林彪的书。不知怎么一个缘由，老妇问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老夫随手写下：Satan。“犹大呢？”老夫又写：Judas Iscariot。忽然，老夫妇俩全吓呆了——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怎么办？！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但发现是欲盖弥彰。他们又忙不迭抠去，反而弥弥彰彰。末了干脆把书烧了，老夫妇俩看着火光，面如土色。天哪！这是亵渎，是诋毁，是反动！老两口商量：还是吃安眠药算了。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被救活了。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口口声声说：“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老夫老妻又险些做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你们？”
“还帮谁？”
“怎么回事？”
“嗯？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甭不好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凡发生过的事就不符合黑色幽默派的要求。重来吧。”
只好重来。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本身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你们说我是黑帮，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你对抗‘文化大革命’，这证据还不够吗？”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我说，“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沉默良久，说：“但是这又不行，这又是发生过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指路人。他太耿直、太嘴硬、太……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默默地祈祷，暗自垂泪。
〔注十三〕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请他注意身体。“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为了死者，也为了后人！”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我说。
好吧，我们再干！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这给了我们刺激，也给了我们力量，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儿，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那些日子，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他想。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让他们老老实实；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以期使他们备感温暖。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猛地，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你可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詹牧师看了先说“不错”，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说明“四人帮”被粉碎后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得全面一些，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只是在‘四人帮’时期。”
我说：“谁还不知道这是在‘四人帮’时期呢？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么？我写的正是‘四人帮’时期，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跟您这么说得了，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糟糕！我想。
“这么说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沮丧地说：“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
看来得往邪乎里想。
看来得离开现实，什么不可能想什么！
然而又过了几个月，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全力去做荒诞的想象，研究了上百个荒谬绝伦的构思，但仍然因为“已经发生过”而告吹。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一天，詹牧师的儿子来了，看见我们的窘态，哈哈一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这倒又触动了我的灵感，“活人让尿憋得团团转”倒很具“黑色幽默”的味道。我很快写成了一篇《活人与尿的喜剧》。
詹牧师看罢不言语。
“您看还行吗？”
詹牧师变颜变色，不言语。
“这回还差不多吧？”
詹牧师不言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注十四〕没料到我的想象又与詹牧师的实践撞了车。
詹牧师被隔离审查期间住在一个破庙里。庙里有个孩子，淘气得出圈，惯搞恶作剧。有一回，这孩子在所有可以撒尿的地方都贴上了画，而在那样的画前撒尿是不相宜的。詹牧师身为审查对象，又不能离开破庙，结果尿憋得过了火，再想撒时已不能如愿。詹牧师的肾脏到现在还不大好。
“我并不反对你把我的事写出来。”詹牧师说着，苦笑，又连连叹气，又说，“可是这仍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真不信我的想象力竟这样低劣。
我真不相信我就想象不出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来。
有了。
有一个人，平生的志愿就是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两条胳膊。他琢磨了大半辈子，呕心沥血，终于想出了好办法，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了健美的双臂。可是有了胳膊的维纳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左右开弓给了这个人一顿嘴巴……
“别讲了！”詹牧师忽然疯了似的站起来，冲我喊。
“怎么了？您这是？”我十分惊诧。
詹牧师背过身去站了很久。
我吓得不敢吱声。
詹牧师转过身来，满脸泪痕，对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不过请你不要写这件事。”
“怎么回事？”
詹牧师忽然在胸前画起十字来：“上帝饶恕我，上帝看得清楚，我……”他猛地跌倒在床上。
〔注十五〕我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了来。这时我才知道，詹牧师原来还有个女儿。女儿从小就长得漂亮，詹牧师亲昵地叫她“我的小维纳斯”。“我的小维纳斯比米洛的可强十倍，还有两条好看的胳膊！”詹牧师常常和女儿开这样的玩笑。谁料到，正是他疼爱的女儿，在一九六六年给了他一顿耳光，骂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声称与他断绝父女关系，愤然离家出走。这件事把詹牧师的心伤透了。后来女儿醒悟了，想回到父亲身边来，但詹牧师不允许。“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他说。再后来，女儿在插队的地方因公牺牲了。詹牧师后悔莫及，“我竟不能原谅一个受骗的孩子，我的善良到哪儿去了呢？！”他喊、他哭，叫着“我的小维纳斯”……从那以后，谁也不敢向他提起他的女儿，希望他把她忘了。
偏偏碰上我这么个善于想象的人。唉！
詹牧师住进了医院。诊断为：动脉痉挛，脑供血不足。这病很怪，阵发性的，詹牧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大夫说：“（他）年岁大了，（治疗效果）很难说。”
詹牧师的儿子埋怨我，不该总让他父亲回忆起那些往事。我感到非常内疚。
“可我不是有意的。”我说。
“是谁告诉你的？”詹牧师的儿子问。
“谁也没有，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
“让尿憋坏了的那件事呢？”
“是你对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之后，我瞎编的。”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们想象荒诞的能力超不过已经发生的事实，何必非要写‘黑色幽默派’小说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呢？”
我觉得这一建议很有道理。
詹牧师住在医院里，病情时好时坏。神志恍惚的时候，他总说胡话，仍在构思“黑色幽默派”小说，但也都是像过去一样地不能成立。清醒的时候他就长吁短叹，想这个，想那个，想自己的一生，填写了几首《忆江南》：
其一
女儿好，为父太心残。夜夜梦中相对坐，朝朝醒来又难圆，此恨到何年？
其二
我儿强，不似父愚蛮。做人当有君子勇，行路须防小人谗，逆耳是忠言。
其三
死何惧？无奈不心安。一世勤勉为虚度，百般壮志作空谈，不死亦无颜。
其四
力竭尽，何必自寻烦？利禄千金轻如土，清风两袖重于山，唯此又心安。
其五
平生忆，最忆是童年。白芷送茶难成梦，庆生伏案不知眠，店堂小灯前。
其六
盼来世，当记此生难。墨海书舟重努力，雄关险道再登攀，胜败不由天。
其七
终有憾，此憾在人间，朽树犹燃熊熊火，落花也留片片丹，小舟逝如烟。
我心里很难过，但又实在不能给他什么帮助。想起他儿子的话，我说：“您何妨把您一生的境遇，就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呢？”
他摇头叹气道：“找不到恰当的角度。”
我说：“如果您愿意，您口述，我来整理。既然生活素材是真实的，有什么不好找角度的呢？”
他摇头，许久不言语。一会儿，他又乱七八糟地说起胡话来，还是不忘他的“黑色幽默”。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即将归天的詹牧师以安慰。詹牧师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当詹牧师又清醒了一些的时候，我们俩一起骗他。
他先说：“我们把您那些黑色幽默的素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了，效果很好。”
我赶紧说：“我在出版社的朋友不少，您的作品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他们准备用。”
詹牧师呆呆地望着我。
“不久就能发表了。”我说。
詹牧师直勾勾地盯着我。
“肯定能发表。”我又说。
詹牧师微微地笑了。
我很高兴，我希望他能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
“你是说，这下子行了？”詹牧师说。
“行了。”
“你是说，我们到底写成了黑色幽默派小说？”
“什么？！”
“像那样的东西，能发表，这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慢慢直起腰，默然相对。
“这样，黑色和幽默就全有了。这个构思好，符合那一条……”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我们向他说明，是真的能发表。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让人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这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写出人民在十年内乱中的痛苦遭遇，以便总结历史经验，防止悲剧的重演，这样的作品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
詹牧师却又陷入了昏迷。
我的希望倒是达到了，詹牧师死前分明感到了成功的喜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零点五十七分，詹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三岁。
/下集/
最近，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我又查阅了詹牧师的一些遗物。这是经过了詹牧师的儿子允许的。他说：“反正你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闲着也是闲着。不过你们要是再不说真话，你自己掂量你们是在干吗吧。”然后他就由我去翻腾詹牧师的遗物了。他去忙他的事。他正筹备办工厂，并兼办一所幼儿园。“将来有条件，我还要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办大学呢！”他说。“实业和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说。“其他才能谈得上。”他说。
詹牧师的遗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大量的藏书；大量的手稿和大量的没有寄出的信件。
有一个发现弄得我心情很沉重。
我不能不如实地告诉各位读者：詹牧师确凿是一个风派人物。我也很难过，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能用私人感情来代替。毫无办法，许多物证就是那样铁一般地存在着，我又是个记者，神圣的使命要求我必须忠实于事实。其实倒霉的是我，詹牧师早已解脱了，而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却有前功尽弃的危险。谁见过报告一个风派人物的文学呢？虽然也是人物。就此放弃又舍不得，还是试试看吧，反正是报告，又不是为他唱颂歌，万一有人给我扣帽子，我就往詹牧师身上一推了事。事情是他干的，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先确定某人是一个风派人物，然后再去凑证据。我是先有证据，后做结论的。证据之一是詹牧师的藏书。书名、购买日期、扉页上的题字或批注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为方便读者起见，我选中其中一小部分做成了一份表格，现公之于众，以醒后人。
由此表不难看出，詹牧师的观点和立场，随机性很强；往好里说，也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久前，我又去詹牧师当年所在的教会做了一次采访，所得的印象也与前相差不多。
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说：“詹鸿鹄一向是赶潮流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五十年代他退出教会时把宗教贬得一钱不值，后来教会重新恢复活动时他又来祝贺。”
他早年的一位学生也证明：“詹先生还在留言簿上写了一位名人的话，‘人在精研哲学之后重新皈依的那位上帝，和由于对哲学知之不深而远离的那位上帝，根本不是同一位上帝’。”
现任主讲牧师何少光说：“鸿鹄是有意重新‘出山’，托人和我提起过。我倒是没意见，但一来人事方面没有名额，二来嘛，别人都担心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又来个反戈一击。唉，鸿鹄当年的学生目前都在教会中负一定责任了，经常接待外宾，他自己反倒落得传电话。他当年要是不……唉！鸿鹄一生善良、勤勉，吃亏就在赶潮流上。”
还有两份材料可以证明，詹牧师确是惯于见风使舵的。其一是詹牧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写的一份声明；其二是他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写的一份申请书。两相对照，一斑可见全豹。
放弃硕士学位声明（节录）
……我是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迷恋于成名成家，陷进了封资修的臭泥塘，不能自拔；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普通劳动人民，迷失了政治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震醒了我，使我心明眼亮。我现在郑重声明：从即日起放弃硕士学位，甘当人民的老黄牛。同时声明：于明日下午三时烧毁我的所有著作。我是心甘情愿的。在革命派的帮助下，我认识到我过去的全部著作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产物，无非一堆废纸，不烧何用？！……
博士学位申请书（节录）
……我平生的志愿就是做自己祖国的博士……我决心努力攀登哲学高峰，写出《中国宗教思想概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已于三十多年前就获取了神学、史学两项硕士学位。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奋斗，刻苦钻研，坚持不懈。在严酷的考验中，我的愿望深埋心底，耐心等待。我终于盼到了今天。学位委员会的成立，燃起我希望之火，召唤我纵马登程。祖国正是百废待举，备需人才之际。我虽年迈，但壮心犹存；唯其年迈，才当百倍抓紧，万倍努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决心尽残年之微力，写好博士论文，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