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到了现在，这个男人只记得那个女人对他说过一回，“我就住在太平桥”。
他慢慢地把这句话又默念了一遍。这时候空中有了光亮，仿佛天在升上去，地在沉下去，四周的一切看得清楚了。不过当初忘了问她太平桥在哪儿。想到这儿他爬起来披上衣服，东翻西找从床底下抻出一本地图，弹去上面的尘土。横的竖的斜的弧形的街道密密麻麻，像对着太阳看一片叶子时看到的那些精致的网脉，不同型号的铅字疏密无序又像天上众多的星座。找不到太平桥。
夜里做了好多梦。夜夜如此。一个梦醒了又是一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都是很精彩很有意思的梦，可是记不住。自己做的自己又记不住，天一亮就全忘了，光记得都很有意思，都很精彩。
有两个孩子在窗根下说话，一个总是说：“哟——真叫多哟！”另一个老说真长：“哎呀，真——长。”这声音随着安静的湿漉漉的黎明一同流进屋里，又干净又响亮，搅起回声流得到处都是。
他又拿起地图小心翼翼翻了一遍。还是没有太平桥这么个地方。有那么半支烟的工夫，这个男人认真地怀疑那个女人是否也是一个梦。为了这个愚蠢的怀疑，他叼着另外半支烟开始穿衣服，顺便在身上掐了一把，被掐的地方确实很疼。
这个男人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在很久以前了，在一个朋友家。这朋友叫天奇。天奇的妻子叫晓堃，晓堃刚好是那个女人的朋友。只一间小屋，似乎是说只有这一个世界，夫妻俩各占一角和自己的朋友倾心交谈——一边是“阿波罗登月以及到底有没有飞碟”，一边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叽里咕噜嗡嗡嘤嘤，中间隔了三米飘忽不定的浩瀚宇宙，谈话声在那儿交织起来使空气和烟雾轻轻震动，使人形失去立体感。在两边的话题碰巧都暂停的时候，发现这屋里还有一座落地式自鸣钟，坦荡而镇静地记录着一段过程。这时男人和女人互相看一眼，既熟悉又陌生。叽里咕噜嗡嗡嘤嘤空气和烟雾又动荡起来，淹没了钟声。“既然我们可以到月亮上去，更高级的智能为什么不会到我们这儿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他们来干吗。”女人们还是说孩子：“要是让一个生命来了，你就得对这生命负责。”“你也是一个生命，你也来了，谁对你负责？”……那是在他们的朋友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
第二次见面竟是在差不多十四年以后，在法院的大门口；他的朋友和她的朋友在大门里的某个地方办理离婚手续。太阳又升起来，照着门旁的卫兵和灰色高墙上的爬山虎。爬山虎的叶子正在变红，不久以后将变成黑褐色然后在这一年里消失。他比她来得晚。
“是您？您还记得我吗？”男人问。
女人把他看了好一会儿：“喔哟，有十好几年了吧？”笑一笑伸出手来。
“可不是吗，十四年了。”男人说，“他们在里头吧？”
“进去好一阵子了。”
“情绪怎么样，他们俩？”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看不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您指什么？”
“他们俩，怎么会闹到这一步？”
“怎么您不知道？您是他们家的常客呀！”女人说。
“我这几年去得少了。总有事，也说不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最近又写什么呢？我看过您的小说。”
“是吗？”男人笑笑，退步到墙边的阴影里，太阳一直晃得他睁不开眼睛。“我也正在想我写的都是什么。”
女人也走到阴影里，两个人在法院对面的大墙下并排站着。爬山虎在风中轻轻抖动，整座墙都在动。每年的这个季节都有挺长一段好天气，鸟儿飞得又高又舒缓，老人和孩子的说话声又轻又真切。
“前些年他们倒总是吵。”男人说，“吵起来凶得一个要把一个吃了，恨不能吞了。”
“是吗？可真想象不出来。”
“我也不说谁更凶，半斤对八两。”
“嗯，我想是。我想准是旗鼓相当。”
“这几年好像不了，咹？好像不怎么吵了，是不是？”
“这两年他们可简直是相敬如宾。”
“是吗？这么严重？”男人说，“这我还不知道。”
女人很快地仰起头看了男人一眼，头一回看得这么认真，这么不平静。
“要是这样就没什么可奇怪了。这就快完了。”
“已经完了。”女人说，“没办法了。”
大门里，也许是在白色的走廊上，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有一只钟，不动声色地走个不停。大墙下的阴影渐渐窄了。
“您得等他们出来吗？”男人问。
“得等。晓堃得有人陪她一段时候。您不吗？”
“不。我只是来看看，没什么事也没什么办法就行了。天奇最不愿意在他倒霉的时候有人特意来陪他。”
“男子汉，是吗？”女人说，语气不大客气。
他惊讶地扭转脸看她：“不，我没这么说。”目光磕磕绊绊地下移，停在她胸前的扣子上。“不过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可能有的人更习惯一个人听听音乐，喝喝酒。”
“真多，哟，真多哟！”
“真长，是吧？真——长。”
原来是一对双胞胎兄妹蹲在窗根下数蚂蚁。两个孩子和一幕蚁群迁徙的壮观场面：千万只蚂蚁一只挨一只横着铺开纵着排开，一支浩荡的队伍弯弯曲曲绵绵延延不见头，每只都抱了一份口粮或一只白色的蚁卵，匆忙赶路。
孩子问一个过路人：“它们在干吗呀？”
“大概是搬家。”
“干吗搬家呀？”
“也许是去旅游。”
“上哪儿去呢？”
“无所谓。说不定就是出去逛逛。”
“逛逛呀？”
两个孩子正正经经地想了一会儿，想蚂蚁出去逛逛的事，也想起自己出去逛过的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几乎是同时来到这世上，之后在某一个早晨，父母打发他们到院子里去玩，在那个令人惊讶的窗根下，世界变得更真实更具体了，更美妙也更神秘。孩子的父亲有一回说起这两个孩子：“本来没想这么早要他们。”这句话其实不能成立，如果晚要的话就不再是他们了，是另外的两个，或者一个，也没准是三个。年轻的父亲说：“其实是一次失误。”“失误？”“以为是那种药，结果不是，是治感冒的。”这一失误不要紧，看起来是上帝的事，结果呢，就有两个灵魂在那儿认认真真地数蚂蚁了。不过数来数去还是二十，“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二十……”
“嘿，你们俩怎么没去幼儿园？”
“今天是礼拜日！”
“给我说个歌谣，听见没有？说个歌谣。”
孩子不说，又强调了一遍礼拜日，语气神态都极虔诚，生怕这不是礼拜日。阴蒙蒙的天，湿润的空气中有煤烟味，萌动着淡淡的绿色。
男人又把地图册翻过两遍了，毫无结果。他站在屋子中央反复回忆着女人在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绝没有记错：是太平桥。背后的玻璃窗越来越亮，地上有了他模糊的影子。四壁间回旋着一连串空幻的噼啪声，是他把手指关节扳得响。
淡淡的绿色之中，有斑斑块块忧郁的鹅黄；当他离开家的时候，连翘花正在开放。那时节细雨霏霏，行人寥寥。什么时候杨树备下了新鲜的枝条，现在弯曲着描在天上，挂一串串杨花，飘飘摇摇如雨中的铃铛。单薄的连翘花，想必有一点儿苦味。在冬天里，在以往的日子，譬如寂寞的黄昏，譬如夜里北风刮得门窗突突作响，那时你干什么呢？它们却已经准备好了有一天和你相见，在礼拜日的早晨，在路上。
两个人第三次见面是偶然碰上的，在夜行火车里。两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回来，回相同的地方去。火车在夜里经过许多大站小站，一些人下去，又一些人上来。夜很长，路也很长。人都稀里糊涂地睡，用大衣把自己蒙起来，也是因为冷，也是因为人睡着了样子都挺俗气，像傻瓜，像可怜虫。等到车厢里的灯光刷地灭了，窗外现出远山和田野上的雾。人们推开大衣，找白天的感觉，尽快使自己懂得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两个人醒了的时候互相发现了对方，原来一直面对面坐着，原来夜里还都听见过对方的梦呓。
“怎么会是您？”几乎同时说。
又几乎同时问：“到哪儿去？”
回家。都是回家。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女人说起过她就住在太平桥，说得漫不经意，眼神恍惚还像在梦里。随后两个人又说起他们的朋友。
“这一宿睡得好吗？”男人问。
“那天，您刚走，”女人说，忽然瑟缩着望了望窗外。那儿，一团团淡紫色的阳光正在雾气中洇开。
男人不由得也朝女人望过的地方望去。
“那天您刚离开，他们俩就出来了。”女人说，回过头来，“哦，我睡得挺好，做了一宿梦。”她见男人望得那么专注，倒不知外头究竟有什么了。
“没什么。野外的早晨快给忘光了。”他也回过头来，望着她，仍同望着那片雾。“那天，我是怕我碰上那种场面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您聪明。”
“我怕那种时候有别人在场，是不是好。”
“您干吗不也提醒我一下？”女人说。
“到底好不好我吃不准。谁也不知道谁是怎么回事。照我想天奇顶多一个人听听音乐喝几天闷酒，可他失踪了。”
“失踪了？您说什么，天奇失踪了？！”
“您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的事？”
“那天之后我见过他一回，后来就不知他到哪儿去了。”
“怎么会呢？”女人说，“别人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有好久了。就好像忽然间没了。”
车厢里还很安静，有嘁嘁喳喳的低语声和火车的行驶声混合在一起。某一处行李架上吊着一只玩具帆船，和窗外的雾气一个颜色一样朦胧。
“晓堃说，其实他们俩有一年多谁也不跟谁说话了。”
“她是怎么说的？为什么？”男人问。
“是天奇先有什么话都不跟她说的，她怎么知道为什么？”
“是吗？她这么说。”男人无可奈何地笑笑。
“他怎么说？天奇这家伙是怎么说？”
“这么问，咱们俩也快打起来了。”男人笑笑，这一回笑得挺宽厚，又说：“咱们俩要是吵起来，最后也是弄不清是谁先吵的。”
女人笑起来，突然停住又突然大声笑起来，终于醒了，又漂亮又有生气。在她背后不远的地方，那只玩具帆船有节奏地荡，像一只钟摆。
然后她觉得自己太放纵了。
“晓堃告诉我，”她说，“天快黑的时候屋里还没有点灯，她常趁天奇不注意半天半天地偷着看他，不是在看，是在读，读不懂他。”
“天奇也一样，真想把她读懂。”
“可她读了这么多年，还是没读懂。”
“天奇也是一样。”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看着田野村庄和太阳都在亮起来。
“刚才您说什么？做了一宿梦，您？”
“我要么整宿整宿失眠，要么睡着了就整宿整宿做梦。”
男人眼睛一亮：“怎么您也这样？”仿佛他一直期待的就是这个，却又不期而至。
“您也是吗？”
“嗬，简直！”
“是——吗！”女人含笑甩一下头发。
“我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不，是之一，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所有我做的那些千载难逢的好梦全都记不住。”他想了一下，看见女人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吹个牛吧，要能记住哪怕十分之一，我的小说就会写得比现在强一百倍。”
女人笑得又倾心又着迷：“我的梦倒是全都能记住，您先听我说，可我一点儿都不懂我怎么会做那样的梦，稀奇古怪简直不着边际。”
“说一个行吗？”
“譬如，我梦见自己长了条尾巴，上面全是鱼鳞。”
“还有呢？”
“我浑身湿淋淋的冷得发抖，到处不见一个人。”
“嗯。然后呢？”
“记不清了。好像是……不行，实在是忘了。”
男人把一支烟捏来捏去，想这个梦，把烟放在鼻子下闻，把烟捏软了从中抽出烟梗。这期间女人做着自己的事，但注意力都在他那儿。
“这样不行。”男人说。
女人立刻停下手里的事。
“光说这么一点儿不行。”他把那支烟点着，透过烟雾看了她一会儿，“有一种释梦的方法，您知道吗？”
女人坐在太阳里。还有她背后那只帆船，也被太阳染成金黄，安安静静，飘飘荡荡。
有个养鸟的老人坐在一块大树根上。树早不知道被运到哪儿去了，说不定已经被做成了什么。鸟笼子挂在离他一箭之遥的几棵小树上，这样他觉得跟他那些鸟更近了，每一只的叫声都意味着什么就更清楚了。
女人对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说：“那么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呢？”她把“有”字说得又长又重。
女儿背对母亲站在阳台上，不停地踢脚下的水泥栏杆。
“我想，”母亲又说，“总还有些事是有意思的。总会有些事你觉得有意思吧？”
女儿仍不回答，低头瞧瞧自己的鞋尖儿，不踢了。
“譬如，你喜欢什么，爱好什么。再譬如说，你想没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呢？”
女儿做了个不耐烦的表示，又开始踢栏杆。
“哪能觉得什么都没意思呢？你刚这么小，你才十四岁……”
女儿转身走进屋里去，经过厨房时把什么东西碰了一下，然后是砰的一声门响。
夜晚漫长得失去节奏。楼下，松墙围起来的空地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雪人。屋子里静悄悄的，自来水管不时轰隆轰隆响一阵。听不见女儿在干吗，女儿仿佛不在家。女人站在阳台上，站到月亮升高了，她使劲裹了裹身上的衣服。雪人正在消融。
过厅里的水仙花悄悄开放。六片白色的小花瓣，不引人注目。
她推开女儿的房门。一束橘黄色的灯光里，女儿懒洋洋地倒在床上看小说，四周都暗。桌上摊开一大堆作业。“你怎么才回来？”女儿问她，没有抬头。一瞬间，她也觉得自己刚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风尘仆仆。
她定了定神：“我记得从你一懂事我就跟你说，而且一直是这么说，我们首先是朋友，其次才是母女。”
女儿放下小说坐起来，开始踢桌子腿，很抱歉地对着母亲打了个哈欠，低下头，不停地踢着桌子腿。
“无论你想什么，”母亲说，“你都可以跟我说。”
“不管是什么，你都可以说。”母亲说。
“怎么想都没关系。我们首先是朋友。以前你不是有什么都跟我说吗？”
“我没想什么。我就是觉得没意思。”
“什么？什么没意思？”
“什么都没意思。”
“像我这样呢？像妈妈这样每天都能治好很多人的病，救活很多人呢？有意思吗？”
女儿摇摇头。
“也没意思？”
“不是，我是说我也不知道。”女儿又是那么抱歉地看着母亲。这时候只要母亲多露出一点儿伤心的样子，女儿就会改口，但那就更不是真的。
水仙花的幽香一阵阵流进屋里，若有若无。
男人说：“您总算还记住了您长过一条尾巴，可我，所有的梦都记不住。”
“您别笑。”他又说，“为了回忆起那些梦，您不知道我白白浪费了多少个白天。”
“想起来多少？”她问，兴趣很浓的样子。
“总在快要想起来的时候，忽一下又全没了。”
“既然您说的那种释梦的方法，可以把忘记的事引导出来，您干吗不自己试试？”
“自己跟自己？”
“那怎么不行？行吗？”女人的目光里抱着相反的期望。
“就是说，自己想跟自己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吗？好主意。自己跟自己胡说八道一通，同时自己听自己胡说八道一通，然后一本正经地去吃喝拉撒睡，井井有条。您这主意好。这一下就太平无事了。您信不信？要能这样，世界上就保险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每说一句，她就笑得更厉害一点儿。
“也许您行。”男人又说，“，这么坐着可真他妈冷。”
天空光秃秃的，展开在树梢上。树枝细密如烟，鸟儿寥寥落落地叫。
“天奇还没有回来？”
“无影无踪。”
不知在什么地方，或许有一个年轻的樵夫，远远的有清脆的劈裂声传来。细听，又像没有。
“其实这方法本身倒是挺不错，不必非释什么梦不可。”女人说，然后突然被自己的想法震动了，变得生气勃勃：“要真能那样可真不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都行。”
“自己跟自己？”
“当然不是。互相，人和人互相，想说什么说什么。”
“说什么？”
“就按您说的那个释梦的方法，百分之百怎么想就怎么说。”女人惊愕地看着男人，仿佛想了一下遥远的往事。“啊？您说是不是？是不是挺棒的？”
“是挺不错，倒是挺不错的。”男人故作镇静。他讨厌故作镇静，在这个意义上他羡慕女人。
“真太棒了。”女人说，“嘿！其实我觉得那真太棒了！”
“不过你也许没明白，我说的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男人站起来使劲跺脚，“哎哟，咱们遛遛吧，脚都冻麻了。”
方砖小路，干冷、空净。老麻雀瑟缩着时起时落，熬着冬天。轻轻的劈裂声，很远。
“我当然明白。真的，我确实觉得那太够意思了。我明白你说的百分之百。”
“连自己挺糟糕的念头也能说。”
“就是就是，连那些丑恶的想法也可以说。”
“连那些有失尊严的事。”男人说。
“甚至一闪念的罪恶心理。可惜我一会儿还有事。”她捏着手表算了一下，又抬起来。“嗬，那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百分之百的。”
“甚至胡说八道都行。”
“对对对，胡说八道。胡说八道都行，只要想。”
“其实人需要有这样的时候。”
“需要这样的机会。”“太需要了。”“真是，是。”“老那么戒备森严的……”“老那么仪表端庄的受不了。”“就是，太受不了。”“等于自找苦吃而且……”“其实没必要。”“而且，对了，根本没必要。”“况且活得就够不容易的了。”“还得提心吊胆小心谨慎，他妈的要是那样还不如……”“不行，我的时间快到了。”“我是说，要是那样还不如谁也不认识谁。”“对了，那样倒还好受，说不定。”“要不就什么都可以说，不必在乎。”“什么都行，完全随便，再说……”“谁也不用担心说得不合适。”“再说人和人太需要这样了。”“太需要了。”“其实非常需要。”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挺棒的。”
“是挺棒的。”
“其实是挺棒的。”
“甚至包括心里一些阴暗的东西，都可以说。”“都可以。”“连他妈的一些绝对算不上高尚的想法。”“都可以，全都可以。”“连一些他妈的……嚄，我今天脏话真多。”“这挺好，真的，骂得又真诚又坦率。”“是吗？”“当然，人有时候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毫无顾忌。”“谁也不怕谁看不起，因为谁也不会看不起谁。”“！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正要这么说呢。”“一套一套的礼貌让人发晕。”“没错儿没错儿，晕过去，而且不是心理的简直是生理的。”“生理的，直接恶心你的肠胃。”“唉，我真得走了，下午还得上班，还有一个手术得做。”
黑色的树干成群地默立，徒然高举着密匝匝的枝条。老麻雀出没其间。还有冻硬的土路，在林间蜿蜒，挂一层往日的苔藓。果真有一位樵夫的话，必是一位年轻的樵夫，清脆的劈裂声响在苍白的天空里。
“天奇会上哪儿去呢？”她问。
“不知道。”
“没再问问别人？”
“没人知道，”男人说，“谁也不知道。就像写小说。”
“像写小说？”
“上帝把一个东西藏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找。”
“找什么？”
“问得真妙。问题就是，不知道上帝把什么给藏起来了。谁也不知道。”
或者是一位号手。果真是一位号手的话，肯定是位年幼的号手，手艺极不精到，躲在哪一片灌木丛里不知疲倦地吹着，把清脆的劈裂声吹给空旷的冬天。
在冬天的末尾，鹿成群结队北上，千里迢迢日夜兼程。在北极圈附近，它们要涉过冰河赶往夏栖地。太阳的角度变了一下，它们感觉到了。冰河已经解冻，巨大的透明的冰块在蓝色的激流中漂浮旋转、翻滚、撞击，野性的呼喊震撼着冻土，沿着荒莽的地平线一直推广到远方的黑色的针叶林，在那儿激起回声。鹿群惊呆了。继而嘶鸣。听不见。全是浪声，浮冰的碰撞声和爆裂声。
十四岁的女孩子，心怦怦跳，为那些可爱的鹿担心。“不能等冰化完了吗？”她心里说。
不能等了。鹿群镇定下来，一头接一头跳入冰河，在河那边，有整整一个夏天的好梦。它们游泳的姿态健美而善良，又心焦又认命。巨浪和浮冰不怜悯任何一点点疏忽，连偶然的意外也不饶过。
过道的门响，妈妈回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在这条河上，都有些美丽的尸体漂散在白冰碧浪之间。有些已经年老，有些正年轻，有些尚在童年。美丽的河上，自古以来就渴望这些美丽的灵魂……
妈妈回来了，再说也不想再看，她关上电视机。
“今天是礼拜日，想看就看吧。”妈妈在厨房里说。
女孩子已经走到街上。
她在街上整整逛了一个下午：吃了十二根冰棍；踢遍了路边所有的邮筒；替一个老太太买上了电影票，老太太挤不到人堆里去够不着售票窗口；买了一份报纸看，看完忘记丢在了哪儿；然后在马路牙子上走，至少走了有两站地才掉下来；最后来到一片空场上看别人驯鸟，那鸟叫蜡嘴雀，飞起来可以一连叼住主人抛上半空的三颗骨头球，她跟在人家屁股后头问人家那鸟要多少钱才卖，人家顾不上理她，因为她年纪太小。驯鸟的人走了，围观的人群也都散了，她还在空场上坐着不想回家。
这时候，那个老人向她走来。老人把鸟笼子挂在远处的几棵小树上，走来找他那块大树根，看见这小姑娘正坐在上面。
细雨无声，且无边际。男人一路走一路打听，问了多少人都说不知道太平桥在哪儿。“太平桥？不知道。”把他上下打量一番摇摇头走开。
灰色的天底下几条灰色的小街。他站在街口，还没拿定主意怎么走，已经听见路面上响起一个人孤独的脚步声，才知道是自己的。细雨无声，无边无际。
河水流过城市的时候变得污浊，解冻的一刻尤为丑陋。但春天的太阳在哪儿都是一样，暖和而又缥缈。
“你那些梦，怎么样，想起一点儿来没有？”
“没有。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记性坏透了。我甚至有这样的时候，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一个人，东打听西打听，等到了地方却一点儿也想不起为什么要来了，只好又回去。”
女人吃惊地看着他，然后又看着那条河。
“写起小说来也常这样。兴致勃勃地写，兴致勃勃兴致勃勃，忽然间，假如意识真像一条河流的话，这时候准是遇到一片沙漠，全被吸干了，既想不起为什么兴致勃勃，也想不起为什么不兴致勃勃。想一个下午也想不起来。”
“可还写。”女人说，带着同情。
“可还写。”男人说得漠然，“像是上了贼船。”
正在消融的冰雪像一团团陈年的棉絮，在河上缓缓浮游。清新而凛冽的空气中，或者是太阳里，一缕风琴声重复着一首儿童的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男人正要说什么，被女人打断了。“唉——都这样，”女人说。
“什么都这样？”他问。
“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还干。”
“好像是，为了，晚上，”他一步一步推想着说，“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得能觉得，觉得自己还是干了点儿什么的。就是这么回事。”
“干了点儿什么呢？”
男人点上一支烟。风琴声无比宁静。这附近应当有一所小学校。应当有一个梳辫子的年轻女教师，在练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男人要说什么又被女人打断了。“那天我们抢救一个病人，”女人说，“在抢救之前我们就知道，即使救活了他也肯定是个白痴了，甚至又傻又瘫。”
“活了？”
“活了。”
“怎么样？”
“跟我们抢救之前知道的一样。”
“混蛋你们。”
“可在医学上，这是个出色的抢救。”
“说不定正有人把他写成论文呢吧？”他说。
“这样将来的抢救才可能更好，不傻也不瘫。”
男人抽着烟不说话。
女人说：“你不能不说，这是个站得住的理由。”
她又说：“只要你不再往下想。只要你不再想那个被救活了的人。只要你不想，一个人，即便不瘫不傻又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对我们上次说的事感兴趣？”男人终于说，说得很快很突然。
“什么？哦，当然。”
“我想你没准儿已经觉得没劲了吧？”
“没有。”
“可是看样子你兴趣不大似的。”
“没有没有，我还怕你觉得没劲了呢。”
“你还觉得那样很棒吗？”
“没有。哦，不不，很棒，还觉得很棒，我是说我没有兴趣不大似的。”
“你好像在想别的。”
“噢，我在听这琴呢。”她说，声音很轻，伸起一个指头指一下，阳光里的琴声仿佛都集中到她这个指头上。
无缘无故地相信那是一个梳辫子的年轻女教师，在练琴。礼拜日，孩子们都回家了，她独自走进教室，在这之前她梳洗过了，现在坐在琴前，按动琴键，满室阳光，一排排小桌椅如同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
“其实不对，我知道了！”她霍地转过身来看着他，“不是得能够觉得自己还是干了点儿什么的，不是，不是这么回事。”
“嗯？说呀！”
她又想了一下。“是得能够觉得，自己是还干了点儿什么的人。差一个字懂吗？”
半晌，男人张着嘴，让烟自己一点点冒出来。两个人一块儿看着那烟一点点冒出来，飘散。然后男人说：“懂。只差一个字，可意思差得多了。”
“是吧？”女人说，像是解开了一道题那样有点儿轻松。
“这样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男人说。
“这样早晨起来一出门你就能结出一层硬壳把你罩住，防着有人看不起你。”男人说。
“如果你觉得有人看不起你……”“如果有人看不起你，你就想一下，我是还干了点儿什么的人。”“对对，就这么回事。”“如果再有人看不起你，你就再想一下，他还不知道我他妈的是作家呢，或者是他妈的别的什么呢。”“就是就是，就是这么回事。”“你就瞧机会让他知道知道。”女人连连点头，笑着。“可是他妈的人家先让你知道了，人家是干了两点儿什么的人。”女人笑得厉害。“得，你就下决心跟傻瓜似的没日没夜地干吧，干两点儿干一百点儿让他妈的谁也别瞧不起咱们。”“最后连自己是什么全忘了。”“不不，没忘，是干了一百点儿什么的人。”“一百点儿什么呀？”“对了，就是这个，他妈的老闹不清楚。”
“唉——硬壳。”
“盔甲。”
“我是用假面具这个词儿。”
“嗯！这词儿好。假面具。这词儿好。”
“因为你还得能随时换一套。”
“嗯！有时你得装得像是满腹经纶不动声色，有时候，又得装得豁达大度虚怀若谷。”
“或者是信心百倍毫不含糊。”“或者是稳重，他妈的我得深沉点儿显得有分量。”“还有乐观，虽然一会儿你没准儿想自杀。”“还有幽默，不过幽默是没法儿装的，一装就像傻瓜。”“还有坚强，还有和蔼。”“假面具，这词儿真他妈用得棒！”“装得浑身酸疼，晚上往被窝里一钻盼着天别亮。”“你还得装得就像根本没装。”“装得像是根本不会装。”“装得像是最讨厌装的人。”
“那……咱们俩呢？”
“咱们俩要是不装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真他妈对。”
琴声。一阵快板之后又是慢板，缓缓如伴流云。河里，云在走，水也在走。有几个孩子，来到教室外面的窗根下，心想这是什么歌呢？他们一个驮一个，轮流扒着窗户往教室里看。女教师闭上眼睛弹，沉醉在自己的琴声里。孩子们想，明天就要学这支歌了，明天……
“好多年以前，晓堃就说，得找一个把所有假面具全都摘下来的地方。”
“那时天奇也是这么说。”
“全摘下来，休息休息，得有一个能彻底休息休息的地方，那时她说。”
“那时天奇也是这么想的。在那儿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用不着防备。”
“用不着维护尊严。”
“主要是用不着维护。”
“维护可太累了。”
“因为在那儿压根儿没有丢人这么个概念。”
“嚄，那可太棒了。不过可不是在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上。”
“当然不是。嫦娥其实是被罚到广寒宫去的。”
“可是据说，他人即是自己的地狱。”
“可你别忘了，在哪儿碰到地狱，在哪儿才可能找回天堂。”
“广寒，唉——这名字。”
“‘阿波罗’带去了人的标志，金子铸成的一个标志，上面是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
“那时晓堃说，连男女之间那种赤裸的相见都是为了这个，为了彻底的自由，彻底的理解。”
“至少，你觉得男女之间那种事很美，主要是因为这个。”
女教师弹琴，一直弹到月亮升起来。几个孩子趴在月光里，听得入迷。树影轻摇，弄不清这琴声来自哪里。
女人说：“，我又记起一点儿我的梦来了。”
男人在夜色里看着她。
“我走出森林，”她说，“走下山，走下山然后走出森林……”
第二天，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学那支歌。女教师弹着琴唱一句，孩子们跟着琴声唱一句。唱的是五月，到河边去，看紫罗兰开放。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林穿上绿衣，让我们在小河旁，看紫罗兰开放。我们是多么愿意，重见到紫罗兰……
十四岁的女孩子和那个养鸟的老人认识了。一老一少坐在那块大树根上，谈得挺投机。她问老人，他的鸟叫什么名字。老人说，是画眉。
“您有蜡嘴雀吗？”
“没有。你有？”
“我也没有。我看见有一个人有，蜡嘴雀飞起来，那个人就把三个骨头球儿扔上天去，蜡嘴雀就这么在半空里嗒嗒嗒把三个骨头球儿全叼住，飞回来吐在那个人手上。您干吗不养蜡嘴雀呀？”
“我喜欢画眉。”老人说。觉得这孩子眼熟。
“我问那个人那只蜡嘴雀要多少钱才卖，那个人没听见。”
“人家不会卖。”
“再说我也买不起呀。我就是问问。蜡嘴雀可真不错。再说我也没钱。”
“你要是想买本正经书什么的，你妈大概多少钱都给。”
“唉！您怎么知道的？”女孩子惊奇地看着老人。老人笑笑，觉得她这神气可真熟悉。
“我妈是个老朽。”她开始用脚后跟磕那树根。
“我呢？”老人说。
“我看您还行。我妈是个老朽，连我给同学写封信都不行。”
“给男同学写还是给女同学写呀？”
“男同学，怎么了？！我们光是谈学习上的事。您不信？”
“我干吗不信呀？我信。”
礼拜日，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不知道女儿上哪儿去了。她打扫了一下女儿的房间，又找到女儿的书包看了看女儿的功课。夏天来临了，一只小蜘蛛在纱窗上飞快地爬。她弹了一下纱窗，小蜘蛛立刻拉起一条长丝滑下去，不见了。然后飞来一只蝴蝶。
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蝴蝶。在山里，在山脚下开满野花的坡地上，在沼泽，在河的源头，在遥远的不为人知的地方，也有蝴蝶。也有小蜘蛛。
两头幼狼蹲在草丛里，热切地观察着这个世界，有一种使命感。
男人还在四处打听太平桥，差不多从城东走到了城西，从早晨走到了中午。
“这没什么，依我看这没什么。”老人对女孩子说。她从那块树根上跳下来，一会儿又坐上去。
“我十岁时就喜欢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老人说，“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们可光是谈学习上的事。”女孩子说。
“把一块石片扔进‘房子’，双腿叉，单腿跳，把石片踢进所有的‘房间’不能压线。对不对？”
“我可不是光玩。您爱看小说吗？”
“年轻的时候爱。”
“作家可真了不起，一会儿让你整天都高兴，一会儿让你整天都……唉，说不出来的那么一股滋味儿。”
“我们那时候都十岁——我，和那个小姑娘。倒不是因为‘跳房子’，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什么歌？您唱一个，我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老人咳嗽一下，想了想，“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老人唱得很轻，嗓子稍稍沙哑。
“下面呢？”
老人想了一会儿，说：“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好些年不唱了。”老人又想了一会儿，说：“这么着吧，回头我好好想想，想起来告诉你。”
“这歌挺好听。”她说。
“噫——得你们这样的唱才好听呢。”老人看着她，终于明白她像谁了。“那大概是在过一个什么节的晚会上，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她这么一唱，那些小男孩都不嚷嚷也不闹了。”
女孩子得意地“嘿嘿”笑，看着老人。
“在那以前我几乎没注意过她。她是不久前才从外地转学到我们这儿的。”
“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那时候我们都才十岁。晚会完了大伙都往家走，满天星星满地月光。小女孩们把她拥在中间，轻声密语的一团走在前头。小男孩们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把脚步声跺出点儿来，然后笑一阵，然后再跺出点儿来，点儿一乱又笑一阵。”
女孩子又从那块大树根上跳下来，站在老人对面，目光跟着老人的手势动，想象着，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她的时候所发生的事。
“有个叫虎子的说，她是从南方转来的。小不点儿说，哟哟哟，你又知道。有个叫小不点儿的。虎子说，废话，是不是？小不点儿说，废话南方地儿大了。小男孩们在后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小女孩都穿着裙子文文静静地在前头走。那时候的路灯没现在的亮，那时候的街道可比现在的安静。快走到河边了，有个叫和尚的说，她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儿。虎子说五号。小不点儿说哟哟哟，你又知道了。虎子说，那你说几号？小不点儿说，反正不是五号，再说也不是桥东。和尚说，是桥东，不信打什么赌的？小不点儿说，打什么赌你说。他让和尚说。和尚说打赌你准输，她家就在桥东一拐弯那个油盐店旁边。小不点儿又说，哟哟哟——五号哇？和尚说五号是虎子说的，是不是虎子？他问虎子。虎子说，反正是在桥东。小女孩有几次回过头来看，以为我们这边又要打架了呢。”
女孩子笑着：“打架了吗，你们？”
“没有。”老人说。他在想，那支歌再往下是怎么唱的呢？他在心里把前面的又唱了一遍，可再往下还是记不起来。
“我喜欢虎子。”女孩子说。
“是吗？”
“我不喜欢小不点儿。”
老人看着她，觉得她们长得太像了，说不定世界是在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件事。
“不过……”女孩子想了想，“没准儿我也能喜欢小不点儿。我也不知道。”然后她问老人：“她们家是住在桥东吗？”
“是。”
“是桥东一拐弯儿的油盐店旁边吗？”
“是。哎哟，时候可不早了。”
“是五号吗？”
“记不清了。我得回去了，家里还有几只鸟呢。”太阳还没有落尽，月亮已经出来了。
“明天您还来吗？”
“我没有别的地方去。我是个老朽了。”
“不过我看您还行。”
男人和女人频繁相见的时候，远方的鹿群早已来到夏栖地。它们贪婪地吃着青草和嫩枝，一心一意准备着强壮的体魄，夜里也在咀嚼。与此同时，可爱的幼狼也在盼望着长大，不断嗅着暖风里飘来的诱人的气息。
对一个人来说，这个星球还是太大了。在这个椭圆的球面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数不尽的似乎是绝不相同的事情。虽然对宇宙来说这个星球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个季节，城市时而在烈日里喧嚣，时而在暴雨里淹没。
暴雨倾泻的时候两个人站在城郊的山岗上，站在两顶雨伞下，周围只有雨没有别的。只有雨声，只有被雨激起的泥土味草木味，没有别的。只有两个人站在雨里，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那样可能吗？你觉得两个人无话不说，这可能吗？”
“我觉得那样确实挺好的。”
“我没说不好。可你觉得这可能吗？”
“你觉得不可能？”
“大点儿声，你说什么？！”雨声很大。
“我说！你觉得不可能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照理说应该是可能的。”
“照理说怎么啦？！”雨声很大，雷声也很响。
“照理说！我想应该是可能的！”
“照理说。是呀，照理——说。”
“不对吗？”
“我不是说不对。对。可实际上呢？”
“我说的就是实际上。实际上能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能，我不知道你。”紧密的雨点打在伞上像是敲鼓，很响。“我说我觉得我能！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觉得能不能！”
“我没问题，我一直希望人和人能这样。”
“我也是。”风声，或者是漫山遍野草木的欢呼声。“我也是！一直觉得那样非常难得！”
“光说好听的高尚的光明的，那很容易。”
“那还叫什么无话不谈呀？那没劲。”
“那样的话到哪儿说去都行。”
“大声点儿！我没听见！”
“我说！要说那种话到哪儿去说都行！”
雨声，雷声，山下的水声，大极了。
“就是，到哪儿去说不行啊？何必非……”
“人这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候倒像个囚犯。”
“什么？！”
“我说人活一辈子！倒是像个囚犯的时候多，不能乱说乱动。”
“就是。我说你说得对！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像个囚犯，这个世界处处得小心！”
“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像囚犯。”
“又都像看守。”
“嗬，说得太对了。不过看守更是囚犯，看守更得随时小心着，更没有自由。”
“！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是不是？”
“是。所以好多年以前晓堃说，人干吗非要爱情不可？就是为了找一块自由之地。”
“那时候，天奇也这么说。”
“在那儿谁也不是囚犯，谁也不是看守。”
“彻底自由，互相又彻底理解。”
“不对不对，是因为互相彻底理解，才彻底自由。”
“是是，天奇也是这个意思。”
“唉，为什么不能那样呢？”
“为什么不能？龟孙王八蛋的，我说能！”
“嘿，我能不能也骂一句人？”
“你说什么？！”
“我说！我也想像你那样痛痛快快骂一句！”
“什么你说？！”
“咳呀——”
雨又紧起来。雨大一阵小一阵，两个人等这一阵过去。
“说吧。你刚才要说什么？”
“没什么。”
“不对！你想说就应该说！”
“我说，我也想骂一句人，行吗？”
“当然可以。”
“有时候真想也像你们男人那样使劲骂一句。”
“骂吧，我听着。这太棒了，冲着全世界骂。”
女人笑着。
“骂呀！”
“可骂啦？非常非常难听的？”
“非常非常响亮的。我洗耳恭听。”
“真的？”
“真的。骂呀！”
暴风雨里响彻了女人的笑声。“这就行了，这已经就行了！”笑声又纯正又疯狂。
这时候女儿坐在教室里。教师的课讲完了，离下课时间还有几分钟，老师出一道智力题给全班的学生。“世界上有几种人？要求十秒钟回答。”学生们抢着回答。有说三种的：黄、白、黑。有说五种的：白、黄、棕、红、黑。老师笑笑：“两种，同学们，两种——男人和女人。下课！”
雨小了，渐渐看清了城市，不久雨停了。
“你的女儿还是那样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还是那样。唉，还是那样。”
两个人穿大街过小巷。一路上有人跟他打招呼，也有人跟她打招呼。一会儿是她不得不停下来跟人应酬几句，男人在一旁等着。一会儿又轮到他必须跟几个人点头微笑，女人站得远远的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在一处安静一点儿的冷饮店里坐下，两个人都有一种重返尘世的感觉。屋子里很凉快，有隐隐约约的钢琴声，旋律很简单。窗外是轰轰烈烈的太阳，是河水一样翻涌的人流，无数鲜艳夺目的阳伞在上面漂浮，像碰碰车那样碰来碰去似乎没有目标。
“不是出了什么事吧？”女人问。
“没有。”男人说，“这是礼拜日。”
饮料的泡沫响起一片沙沙声。
在有地毯的屋子里，人们的谈话声都显得温文尔雅，动作都小心翼翼，表情都不过分。只有一个小孩出声地嘬着一块雪糕，吃得醉心，掩饰不住自己的愉快。母亲在告诫他。他不断扭转身子，盯着所有桌上的所有的好吃的东西，奇怪别人为什么都不喜欢吃，一边把自己的雪糕吃得满身满脸都是。母亲强压着怒火，在轻声告诫他。
“我想，我们说过的那些话，你最好别对别人说。”女人对男人说。
“当然。我不会对别人说的。”
“不是最好，是绝对，绝对别对别人说。”
“放心，我懂。”男人说。
“你懂什么？”
这时服务员把点心端来了。两个人看着服务员把点心一碟一碟放在桌子上，又沉默了一会儿，估摸服务员已经走远。
“你懂什么？”
“别人也许不会理解。我们说的那些话恐怕很少有人能理解。”
“不理解就会把这想得很坏。”
“其实是很高级的事，要是能理解的话。”
“不过你别跟别人说。”
“这我知道，这你放心。”
“对谁也别说。”
“当然。我还能对谁说呀？”
“就连你认为能够理解这事的人，你也别说。”
“你放心好了，没问题。”
“我跟你说那些话是因为我对你特别信任。”
“那你就信任我吧，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假设我要对谁说，我也会事先征得你的同意的。”
“不，对谁也别说。”
“我是说假设，假设我要对谁说我也会……”
“别假设，连假设也别假设。就是对谁也别说就够了。”
“那好吧。”
那个小孩的雪糕吃完了，磨着母亲再去买一块。母亲低声斥责他：“看下回还带你来吗？下回哪儿也不带你来了。”小孩只想再吃一块雪糕，完全顾不上下一回的事。母亲又去买了一块回来。小孩继续吃得津津有味。“下回还带我来。”“不带。”“带！”“你这么不听话。”“带！”“好好好，那你听话。”小孩赶忙坐得端正些，像大人那样长出一口气由衷地看着母亲，不再把雪糕嘬得那么响。
“也许真的是不可能。”
“我绝不对任何人说就是了。”
“也许只有两个完全不相识的人，才能想什么就说什么。”
“完全不相识？”
“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说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认识的人你都不认识，你认识的人我也都不认识。说完了，各走各的路。”
“你还是不相信我，这我可没办法。”
“我不是这意思。我愿意相信你。”
“你呢？你会把这些事跟别人说吗？”
“我？我当然不会。我怎么会？”
“那好，你就像相信自己那样相信我吧。”
街上，沥青马路被晒软了，留下车辙和脚印。一把钥匙嵌进路面，不知是谁丢的。
母亲不在家，女儿也不在家。过厅里的吊兰垂下柔韧的枝条几乎抚到地面，开着白色的小花。傍晚的阳光在窗帘上布满橘红，窗帘微微飘动。厨房或是厕所里，传出有节奏的滴水声。不久，那座落地钟简单地敲了一下，分针叠在6上。
老人继续给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故事。
“她家确实就在桥东，油盐店旁边，两扇脱了漆皮的小门。门常开着，门道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我家住在桥西。打那以后，我挺愿意帮家里去打酱油。沿河边走一阵子，过了石桥，到那个油盐店去就得经过那座小门。有时候能瞅见她在门道里哄着弟弟玩。打完酱油我就把装满油瓶的草篮子搁在她家的台阶上歇歇。她瞅见我说：‘你又买酱油呀？’她在门道里踢毽儿，一把薅住踢在半空的毽儿走过来瞅瞅，说：‘买这么多呀？’我说我们家人也不知怎么回事，特别能吃酱油。”
女孩子被逗得笑：“真是吗？”
“为了证明这个，我打开一瓶喝了一口。‘不咸哪？’她说，皱眉咧嘴地看着我。那模样儿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就又喝了一大口，说，你要吗？你要就拿一瓶，我们家有的是呢。她说不要，就又开始踢毽。我说我还能一口吃一整瓣儿大蒜呢。这会儿有人喊她，她就跑进院里去了。我坐在台阶上等了一阵子不见她出来，提起草篮子磨磨蹭蹭往回家走。”
“一口吃一瓣大蒜一点儿也不难，我也行。”
“你吃过？”
“吃过。我们班男生说我们不行，我就当场给他们吃了一瓣。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只要忍着点儿，一会儿就不辣了。”
老人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说：“这她跟你可不一样。”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小门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站在桥头也能看见。我绕到石桥底下，杂草老高可是不算密。我用石笔在桥墩上写下她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还画了一个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头发可是费了工夫，画了半天还是画不好。头发应该是黑的，画成白的怎么也好看不了，我就东找西找捡了一块煤来。”
“煤呀？”女孩子格格地笑。
“怎么啦？”
“用煤画头发呀？”她还是笑个不停。
“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儿。那天我们俩在城墙上逮蚂蚱。城墙下不远就是那条河。开来一辆娶媳妇的花汽车，在城墙下的一个小院前停下了。五彩的绸子扎成彩球铺满车顶再悬挂下来。我们跑下城墙去看，怎么也弄不清哪个是新娘子。”
女孩子说：“要是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看了一会儿我们又去逮蚂蚱。我问小不点儿，你长大了结婚吗，小不点儿说不，我也说不。我又问小不点儿，你长大了不结婚？小不点儿说不，我说我也不。逮了一阵子蚂蚱我又跟小不点儿说，你坐过花汽车吗？他说没有。我说结了婚就能坐，那你结婚吗？他说你呢？我说你呢？他说你先说，我说你先说。他说：‘我就是没坐过花汽车。’我说：‘反正我也结婚。’我就带他去桥底下，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小不点儿说：‘你要跟她结婚哪？’我说：‘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说行，还说她长得是挺好看的。我说，她长得比谁都好看。然后我们俩就在桥底下玩，一到夏天那儿特别凉快。我们用树枝划水，像划船那样，划了老半天，又给蚂蚱喂鸡爪子草狗尾巴草。喂各种草，还喂河水，把结婚的事全忘了。那时候我们才十岁，知道什么叫结婚呀？”
“后来呢？”女孩子问，严肃起来。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事，快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吵了一架，小不点儿就跑到堤岸上去，说要把这件事告诉虎子去，告诉和尚，告诉所有的人去。‘哟哟哟——你没说呀？’‘哟哟哟哟——你再说你没说！’他就这么冲我又笑又喊特别得意。我只有一句话说，我说：‘你还说你要坐花汽车呢！’他说：‘我也没说我要结婚哪！’我说：‘那你干吗要坐花汽车？’他说：‘哟哟哟——桥墩上的美妞儿谁画的？’说完他就跑了。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蒙了，一个人在桥下待到天快黑了。”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人说。
“他告诉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擦了，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
“这不对！”女孩子说，“您不用怕他们。”
“用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回家，手里的蚂蚱全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儿地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那时候我妈还活着，比我这会儿还年轻得多呢。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更香的味儿了。”
“那个臭小不点儿，他去告诉别人了吗？”
老人没听见，笑眯眯地想着往事。
“他要敢告诉别人，要是我我就让他也活不好！”
老人心里一惊，想到了一件没想到的事。
“他告诉了没有，那个臭小不点儿？”
“没有，他没有。”
“真没有？”
“一个人最终懂得原谅别人才行。”老人说。
“真没有还是假没有？”
老人想了一会儿说：“真没有。对，是没有。不过你得学会宽容。你自己也不见得全好。”
女孩子余怒未消。
老人笑笑：“可惜那支歌往下怎么唱我还是没想起来，你容我慢慢儿想行吗？”
女孩子点点头，一心只遗憾自己不会唱那支歌。
在一片楼群中间的草地上，男人躺在那儿，用那本地图盖上眼睛，听蜂飞蝉鸣。向日葵展开一圈耀眼的花瓣，追踪太阳。
不久，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走到他身旁，不出声地惊愕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把拐棍在地上使劲戳响。男人一骨碌坐起来。
“我当你是病到这儿了。”老太太说。
“我走得有点儿累了，躺在这儿歇歇。”
老太太依然心有余悸地盯着他：“不要紧的？”
“不要紧不要紧。”他说，伸伸懒腰打了个冷战，站起来跺跺脚。“您知道太平桥在哪儿吗？”
老太太或者有九十岁，或者更多，眼睛是灰白的。“太平桥？”灰色的眼珠转动一下，“怎么还有人问这个地方？”
“您说还有人？”
“多少年没人问啦。”她的脸不住地晃，上唇裹一裹下唇，仰脸看看四周的高楼。“这地方儿原本就叫太平桥来着。”
“地图上写的可不是。”
“地图？”老太太极轻蔑地瞥一眼他手里的地图，说：“早多少年就不这么叫啦。你找谁？叫得上太平桥来的人我全认得。”
“一个女的，三十多岁。”
“三十多？三十多岁的人谁还知道太平桥？”老太太在心里哼了一声。
“她说她常到那座桥上去站一会儿的。”
“什么您说？”老太太嗬儿喽带喘地笑起来，“我都没见过太平桥，早拆啦，我奶奶的奶奶怕都没见着过。”
“会不会现在还有个太平桥，不在这儿？”
“那我可不敢说。我就知道有一个太平桥。”老太太一路笑着走远了。
海潮淹没了太阳，接着又呼唤月亮。
“晓堃说这不可能。晓堃说，好多年以前她和天奇也是这么打算的，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以为是找到了这样的地方。”
“是，这我都知道。”男人说。
“后来证明不是。后来证明这不可能。”
“他们不能，不证明这不可能。”
月光很亮。月亮里那些稍暗的部分，据说是“海”，是一片荒原。“阿波罗”带上去的那座人类的标志就在那荒原上。
“也许我们也是被什么更高的智慧送到地球上来的，为了一件我们不可能理解的事。”
“这很可能。很可能我们也是一种标志。上帝把他的动机藏起来了。”
“你最近又写了吗？”女人问。
“小说？没有。我不知道上帝是什么动机。”
“不管是什么动机，我们来了。人，来了。晓堃说，来了之后发现太孤单……！你等一下，我的梦又想起一点儿来了。我出了森林，在一条路上，走，一个人，看见很多房子很多非常漂亮的房子……对，我想起来了。我走进那些房子，房子里没人，所有的房子里都摆设得非常华丽，床啊桌椅啊灯呀地毯呀都布置得非常舒适，可是没有人。”
“然后呢？”
“我看遍了所有的房子，都没人。”
“然后呢？”
“我直发慌，使劲喊，还是没有人。没有人。”
“然后呢？”
“记不清了。”女人叹口气，看着月亮。
月亮挑逗着海，海便不得安静，焦灼地涌荡。这是潮汐，是月亮和海的摩擦。在月亮和海之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这力量开始于何时是一个问题；这力量将结束于双方的安息之日，是没问题的。
“我有点儿明白我的梦了，就因为一个人太孤单了所以到处找人。晓堃说得真对，最后找到了爱情那儿。”
“天奇也没有说错。天奇也是这么说的，也是真心这么去做的。”
“可是能够互相彻底理解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都戴了假面具。在父母那儿是一种，在朋友那儿又换上一种，在男人那儿一种，在女人那儿又是一种，大家都把自己包裹上一层东西再见人。”“这我们已经说过了。”“最后就只剩了一个指望，爱情，一个彻底自由的地方，什么都可以说，什么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这太难得了。”“可这不可能。”“他们没做到，并不证明不可能。”“你就像在海上，在无边无际的水呀浪呀里，漂呀颠呀摇呀想找到一个岛。把船拴起来，你躺在沙滩上也行，礁石上也行，不遮不掩地随心所欲地歇一会儿。连男女之间赤身裸体地在一起，连那种事都是一种象征，彻底的给予和彻底的接受，整个一个人整个一颗心，不需要任何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来掩饰，不需要，完全不需要。”“这太棒了，你知道吗？这太棒了。”“可以随意说点儿什么，不必用脑子，不必思前想后的怕哪一句说得有损自己的形象，又怕哪一句显得不够尊重对方。”“这不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晓堃说得对。”
“晓堃？”男人不以为然地笑笑，“晓堃还知道什么？”
“还知道天奇现在到哪儿去了？”女人说。
“嗯？”
“她知道他还在找，找那不可能找到的东西。”
“可怎么见得就找不到呢？”
“你刚才说那样的地方太难得了吧？好。你承认那样的地方太少太少了吧？好。我想你会同意，找到一个那样的地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吧？甚至错过一个机会这一辈子就可能再也找不着了，是吧？那好。”
“又怎么样呢？”
“你好不容易找到的，你会轻易把她失去吗？”
“当然不。我凭什么要失去？”
“但是你可能失去。”
“我可以不失去，我可以尽我的努力不失去。”
“唉，可惜让晓堃说对了。你怎么努力？你一旦感到可能失去，一旦怕她失去，你就会想把握住她，你就开始要猜疑了，你就会对她的一句话想很多很多，拼命想弄清楚她为什么那么说，你想不清楚你就拼命让她解释清楚，可她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的，没动脑子，根本没动那么多脑子，连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那么说！”
“好不容易找到了，”男人说，“不愿意轻易失去。这总不算错吧？”
“问题就在这儿，问题就是这并不错。”
“互相解释一下，这不对吗？否则怎么彻底理解？”
“这也对，可糟就糟在这也对。一切都对，可到最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猜疑和解释不完的解释，成了习惯，成了习性。成了条件反射。其他的倒都忘了。”
“这不是猜疑。”
“也可以不叫猜疑，可你总在想对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意思会不会使我失去她。不叫猜疑也可以。可是最后你就不敢想说什么说什么了，因为有些想法你自己也无法解释，你还敢说吗？”
海潮涌起来又落下去涌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涌起来，对着月亮叹息。叹息声不知几万里远。月亮只好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
“老天，我不知道错在了哪儿。”男人说。
“不知道。”女人说。
“也许万恶之源就在猜疑。”
“你害怕失去她，这一点儿都不错。”
“也许应该相信根本不会失去？”
“凭什么呢？什么可以保证根本不会失去？”
“也许不想解释就别解释？”
“不是不想，是不能！是无法解释。”
“那就别解释。”
“可他想知道。不解释只会使猜疑加重。”
“他可以不问。”
“他可以嘴上不问。他眼睛里和心里不可能不问。另一方呢？随时感觉到他在问。”
“心里也别问。心里也不问，行吗？”
“咱们又说回来了。除非你不怕失去她，这办得到吗？你要是不怕失去她，你也就不会那么想要得到她了。”
夏日的长昼为荒原提供了充足的阳光，上千种植物纵横挥洒把天底下的地方全部变作绿色，上千种野花怒放。雪水融成的溪流在草下伸展开，四处闪光。鹿群自在徜徉，偶尔踏入溪中便似拨响了原野的琴弦，金属似的震颤声久久不息。
公鹿的犄角已经长成，剥落着柔软的表皮变得坚韧了。它们有一种预感：冥冥中有种神秘的东西将要降临；搅扰得它们又焦躁又兴奋。这东西是什么，还不知道。它们一有工夫就在带刺的矮树丛上磨砺自己的双角，也是听凭了冥冥中神秘的指使。母鹿们悄悄观察着公鹿的举动，安详地等待着某一天的到来。
半山腰上，懒洋洋的狼群在晒太阳，或卧或躺眯缝着绿幽幽的眼睛傲视一切，除了太阳的移动，其他都不放在心上。幼狼不见了，有的已半途夭折，活下来的都长大了，长得无比健壮，混同于它们的父母。唯皮毛的色泽显示着年轻的欲望，没有老狼身上的累累疤痕，偶尔爆发出来的低嗥也缺乏老狼眼睛里的沉稳。老狼转动着耳朵养精蓄锐，对周围发生的事了如指掌。
男人说，我并不是要占有一个人。
女人说，你要只是想得到一个人那倒好办了，可能有那样的人，一辈子都是你的。可你做梦也想要的是一块自由之地，这样你一旦害怕失去，她就已经失去了。
中午的太阳“轰炸”着城市。最热的时候，到处都是太阳的声音。人差不多都躲起来了。洒水车无精打采地开过去，敷衍着响几下铃铛。水就像是洒在烧热的炉壁上那样，变薄、缩小，说不定还有几个水珠嗞嗞地滚动几下然后消失。水泥路面上浮着一层抖动的蒸气，使一只过街的野猫变得弯弯曲曲。
野猫仓皇奔逃，窜进一幢大楼的阴影里卧下来喘息，回过头去望，不明白那些闪光的地方是不是一条路。
路边，树荫遮不到的地方有一条石凳。
“站会儿吧。”
“就站会儿吧。”
两个人站在梧桐树的影子里。
“如果稍微解释一下呢？”男人说。
“稍微？”女人看着他的影子。“怎么稍微？”
“主要是表明愿意解释，是否解释得清楚倒不重要，倒在其次。”
男人的影子像一个日晷。女人说：“那不知又会引出多少需要解释的东西来。”
“会吗？”
“解释不清的解释就又是一个新问题，新问题又需要解释，又解释不清，这就没完了。”
“我们干吗一上来就不相信，是可以解释得清的呢？”
“太阳解释得清吗？太阳？”
太阳自古以来就待在那儿，像现在一样坦坦然然不隐瞒什么。万物都与它有关。关于它，一定有一个清楚的解释默默地存在着——不妨这么相信。可是，自古以来，关于它，有多少回解释就有多少回尚待解释。
“那回，晓堃只是对天奇说她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她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她就说了这么一句。她确实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天奇说什么了吗？他不是什么也没说就立刻到过厅里写他的东西去了吗？还要他怎么样呢？”
“关键就是这句‘还要他怎么样’。晓堃要他怎么样了吗？她完完全全就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没有其他意思。”
“可天奇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呀？”
“是什么也没说，可你看他那脸色吧！他把门使劲一关，砰！使劲那么一关，心里就是说的那句话——‘看你还要怎么样’。”
“不不不，这是晓堃的误会，天奇绝不会说看你晓堃还要怎么样，绝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意思是说晓堃你还要我天奇怎么样呢？”“这不一样吗？”“这不一样。”“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好吧。关于这件事他怎么跟你说的？”
“天奇说，他知道是因为什么。”
“什么因为什么？”
“他知道晓堃为什么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就因为上午天奇要写东西，那天是礼拜日，第二天他必须把那篇东西写完，交稿，他就对晓堃说，你带着女儿出去玩玩吧，或者上谁家去串个门吧。就因为这个，下午晓堃回来就不搭理天奇，就说她也想一个人待一会儿，让天奇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是不是这样？”
“根本不是。她就是随便那么一说，她那会儿心烦想一个人待一会儿。”“说漏了，心烦？心烦什么？”“咳哟！请问人可不可以有心烦的时候？”“当然可以，天奇也没说不可以。可天奇不知道她为什么心烦，问她她也不说，就让天奇出去。”“心烦什么？天奇一写东西其实就烦晓堃，不想让晓堃在他身边。这样的事好几次了，好几十次了，好几百次了！”
“写东西的时候怕人打扰，这我懂。”
“你是这样，可天奇不是。”
“是怕人打扰，对这点晓堃应该能理解。”
“对这点，开始晓堃非常能理解，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天奇认为他干的事晓堃一点儿都不懂，其实他根本就看不起晓堃。”“这不对。天奇总是跟我说，他心里要是没有爱情，他简直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写诗写小说。”“心里的爱情！可这不一定是指晓堃。”“这你可错了。他总是说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也许是下一次，为什么不可能是下一次呢？也许他已经感到这一次不是真正的了。”
“那是晓堃要那么想。”
“晓堃不会无缘无故那么想的。譬如说，那心里的爱情要是指晓堃，天奇为什么还担心没有爱情？”
“他担心了吗？真是怪事，他什么时候担心了？”
“他说心里要是没有了爱情，干吗还要写诗写小说。这话他说了吧？这不是担心是什么？”“他说的是‘要是’，是说如果是说假设。”“假设！他根据什么做这样的假设？一切都是平平安安的，会想到要假设人类毁灭吗？”“他随便一说罢了。”“爱情可不是随便一说的，你这么随便一说，她心里会怎么想？”“那怎么说？一说爱情就得像写一本书那样字斟句酌再加上一二三四一大堆注释吗？”
“我没说要那样。可随便一说跟随便一说可以完全不一样。天奇要不是感到他心里的爱情已经不那么来劲儿了，他不会这么随便一说的。任何看来偶然的东西都有必然的原因。”
“你只听了晓堃一面之词。”
“对不起，你也是，你也只听了天奇一面之词。”
“天奇不是担心自己不爱晓堃了，而是担心晓堃不像过去那么爱他了。”
“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这担心一点儿根据也没有。事实是只可能天奇腻了晓堃，不可能晓堃不爱天奇。”
“晓堃担心会这样？”
“当然。哦，你别钻空子，她这担心是有根据的，你别笑。天奇既然总是担心，晓堃当然就会担心。”
“天哪天哪……”
“这一点儿都不可笑！天奇既然总是担心晓堃不像过去那么爱他了，你让晓堃怎么办？晓堃不知道怎么办才能让他感到还是像过去那样，事实上还是跟过去一样。晓堃就会担心，怕哪句话说得不合适又加重他的担心。晓堃是担心这样时间长了，天奇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爱她了。”
“好了，咱们都别把自己的感情加进去，你就客观地说说晓堃的那一面之词吧。”
一座座高楼在烈日下昏睡。有家阳台上挂了一串小尿布，低垂着一动不动。有人在屋子里伸懒腰，书掉在地上，没有声音。
“有些话，只是我们女人之间才能说的。”
“我懂你的意思。”
“是只有我们女人才能感觉到的。”
“那不见得。譬如说那天晚上，天奇希望他们能好好地亲热亲热，可晓堃一晚上都不理他。”
“那是因为天奇一下午都不理晓堃。”
“天奇正是想这样来打消白天的误会。”
“希望，打消。出于这样的考虑那简直像一个谈判会了，一个交易会。”“好家伙，没想到晓堃会这么想。天奇可是真心的。”“每次都是吵了嘴，天奇就变得更亲热。”“这不对吗？”“你一想到对不对就已经不自然了，已经不敢为所欲为想说什么说什么了，生怕这个谈判会失败。小心翼翼小心翼翼，所有的动作都不对劲儿，都像隔着一层什么，都是技术性的没热情，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做戏感。”
男人不说话。
女人希望他能反驳她。
“天奇是在应付她。”女人说，仍然希望男人能反驳她。
男人看着楼顶上落着的一只鸽子。
“至少晓堃是这样，”女人说，“生怕哪儿做错了，总以为已经做错了，生怕他已经看出来她是在应付他。”她仍然给男人留着反驳的机会。
“天奇不知道他还能怎么办。”男人说。
“晓堃现在还盼着天奇回来呢，可是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就像在梦游，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他回来又能怎么样呢？晓堃又怕他回来。”
“天奇要是知道这一切都错在了哪儿，他就会回来。”
“他要是能找到最初的那个梦就好了。”
“那就好了，就可以慢慢全都回忆起来了。”
荒原变成黄色，变黄的速度非常之快。公鹿猝不及想，一夜之间领悟了冥冥中神秘的安排。它们赞叹并且感恩于那神秘的旨意，在秋天的太阳里引吭高歌。公鹿的嗅觉忽地百倍敏锐，母鹿身上浓烈的气味赋予它们灵感，启发它们的想象力，弄得它们激情满怀。公鹿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情歌，意欲拜倒在母鹿脚下，抛弃以往的威严。纤巧的母鹿狡黠地躲避着公鹿的祈求，但只要发现公鹿稍有怠顿，母鹿们又及时地展示自己的魅力，引诱得公鹿欲罢不能。她们要把他们的欲火烧得更旺更猛些，上帝要求她们造就出坚忍不拔的英雄，造就真诚的情人，造就热情不衰的丈夫和强悍而智慧的父亲。鹿族的未来要求公鹿具备这些气概，要求母鹿在这黄金的季节里卖弄风情。
公鹿知道，它必须赶快找一片开阔地，必须在那儿迎候优秀的敌手，必须振作起雄风来赢得它的意中人。
牵牛花不知疲倦地吹着号角，前赴后继。
向日葵热烈的情怀甚至烤焦了自己的花瓣。
夜里，夜来香芬芳四溢，浓郁而且沉着。
日日夜夜。
母亲对女儿说：“你最近活得好吗？”
“还可以。”女儿回答。
“你觉得有意思点儿了吗？”
“我也不知道。”
“也许我不该反对你给那个男孩子写信。”母亲低着头说，在给女儿织一件毛衣。
“友谊是件非常好的事。”母亲又说。
“不过你还不到十五岁，”母亲说，“你们还都不懂爱情有多么严峻。”
“你们将来会懂。你们现在还只是友谊。”
母亲抬起头，发现女儿已经不在跟前。大门“咔嗒”响了一下。母亲走到过厅里侧耳细听，一串轻捷的脚步声下楼去了。
“当我幼年的时候……”女孩子唱道，然后问老人，“对吗？”
“对。”
“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
“对对，就这样儿。”
“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是隐约吗？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
“唉，你唱得可真像。”老人说，“还是你行。”
“下面的歌词还没想起来呀？”
“没有。”
女孩子又把前面的四句唱了一遍。
“人这一老可真麻烦。后头的词儿我怕是再也想不起来了。”
女孩子又唱了几遍，发觉自己原来能唱得这么好听，一时也感到惊讶。
“我想送给你一只鸟。”老人说。
“送给我？真的！我随便挑吗？”
“老天爷。你慢点儿，慢点儿。不是这些。这几只跟我熟了，给你你也养不活。”
“那给我哪只？”
“我家里有只鹦鹉新近孵了几只小鹦鹉，等再长大点儿，我给你带来。那些小家伙儿准保你更喜欢。”
“我们同学家就养着鹦鹉，哎呀——”女孩子像大人那样摇头咋舌，“真叫好看。什么时候给我带来？”
“别忙，等它们再长大点儿。”
“要不我自己去您家拿吧？”
“你也是个急脾气。”老人笑笑。
女孩子也笑了：“都是让我妈说的，我妈老说我是急脾气，我就真是个急脾气了。”
他们坐在那块大树根上，看着那些鸟。画眉在夏天的末尾叫得更加婉转，悦耳，变化万千不辞辛劳。暑气消散。行人的脚步显得悠闲。
“该你给我讲个故事了。”老人对女孩子说。
“我？讲个故事给您？干吗呀？”
“不干吗。我都给你讲了，我还给你鸟，你也该给我讲一个了吧？”
“那行。讲什么呢？”
“你看了那么多小说，你还不知道？”
“好吧。可我不知道您想听什么。”
“什么都行。你要想当作家，你就得会讲故事。”
“那好吧。嗯……”
“甭那么认真，随便讲一个就行。”
“行。嗯……《老人与海》行吗？”
“我就知道你憋坏主意呢，那你还不如讲个老人与鸟呢。”
“真是老人与海我不骗您！好吧，那就讲个别的吧，《老人与海》也太长了。行！我想起来了。”女孩子理理头发，坐得端正些，仿佛将要做一件极其严肃的事了。
“有个卖棺材卖花圈的商店。”女孩子讲道。
“好丧气，你怎么想起要讲这个？不不不，没关系，谁早晚不得死呢？”
“有一天晚上这店里来了个顾客，是个老头。”
“小伙子谁去那儿呀。讲吧讲吧，我爱听。”
“胖老板娘就问，‘您买点儿什么呀？’”
“没这么问的，你当是平常的商店哪？”
“要不您讲！”
“好好好。人儿不大脾气可不小。我听着。”
“老头说要买花圈。胖老板娘问他买几个。”
“买一个还不够还买几个？你可真会糊弄我。”
“真的，书上就这么写的！老头跟老板娘说，您帮我算算得买几个吧，一个母亲送给儿子的，一个儿子送给父亲的……”
老人不再打岔了，盯着他的鸟，听着。
“一个哥哥送给弟弟的，一个妹妹送给哥哥的，一个外甥送给舅舅的，一个姑姑送给侄子的，一个孙女送给爷爷的，一个表姐送给表弟的……哎呀我都说乱了，多少个了？”
“没记住，你说这么快。”老人觉得这故事倒真是新奇得很，出乎意料。
“人一共能有多少亲人吧，您说？”
“哎呀，那可就多了，没算过。”
“反正他就要买那么多花圈，一辆汽车也拉不完，缎带上的称谓都不一样。”
“怎么会所有的亲人一下都死了呢？这事可太惨了。”
“胖老板娘差点儿乐疯了。”
“胖老板娘都不是好东西。”
她一年也未必卖得出去这么多花圈，她店里所有的花圈加起来还不够呢。她就跟老头说，您把住址留下来吧，等我们做够了一块儿给您送去。老头说什么也不留住址，说他过几天自己来取。
“这为什么？”
“是呀，老板娘也有点儿疑心了。她先是以为一架飞机失事了，正好老头的亲人都坐在上面。老头走后老板娘越想越不对劲儿，怎么死的都是男人呀？爷爷、父亲、儿子、舅舅、侄子、哥哥、表弟……怎么全是男人呀？”
“这可倒是。”老人连连点头。
“他是不是要把他家所有的男人都杀了，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坏女人呢？”
“哎哟！”老人紧张地看着女孩子，头和身子都有些抖，“这么大岁数了，可别这么着。”
“后来老板娘就跟踪那个老头，终于弄清楚了其中的秘密。您猜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您猜。”
“我猜不着。不是像老板娘想的那样吧？”
“是，就是像老板娘想的那样——”
老人盯着女孩子，蒙了半晌。最后拍着腿说：“这是何苦呢，唉，这是干的什么呢！”
女孩子格格格地笑起来，笑得蹲在地上：“不是！我骗您呢！”她笑够了，就势坐在地上，继续讲：“那老头其实是什么亲人都没有。压根儿就是他一个人。他怕将来没人给他送花圈，那些花圈都是他给自个儿准备的。”
出乎女孩子意料，老人一点儿都没笑。
“您听明白了吗？爷爷、父亲、侄子、舅舅什么的都是他自个儿一个人。”
老人还是不说话，单是动了动鼻子。
又过了半天，老人咳嗽了一阵还是不说话，光是挪了挪腿。女孩子有点儿心慌。
“这小说叫什么名儿？”
“我也忘了，我看书从来不记名儿。”
“你说这事是真的吗？”
“反正书上是这么写的。没准儿瞎编的吧？”
画眉不住地啼啭。
一轮巨大无比的落日里，一个人在拉琴。
男人寻找太平桥经过这个人身旁，便向他打听。拉琴的人不回答，只顾埋头拉琴。
别人告诉这个男人：“你怎么问他呀？你仔细看看他。”
拉琴人的目光呆滞得像是已经死了，凡世的景物只不过在他的瞳孔里流过罢了。
“你再仔细听听他的琴声。”
琴声永远重复着那七个或八个音符，间隔长短亦为一律，凡世的音响不再惊动他。这是个傻子，很美很动人的一个白痴。
男人只好继续走自己的路。太平桥必定在某个地方。
“我找遍了所有的屋子，都没有人。我走过街道，穿过花园，走上长长的走廊、又高又陡的台阶，走到大墙的拐角、假山背后、草坪上和草坪上的树丛里，到处都不见人。然后……我可以如实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