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我竟做梦似的回了趟陕北。
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我的精神没什么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过是梦想。我插队的那地方离北京几千里路，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车也不通。我这人唯一的优点是精神正常，对这两条残腿表示了深恶痛绝，就又回到现实中来。何况这两条腿给我的遗憾又并非唯此为大。
前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插队的小说，不少人说还像那么回事。我就跟几个也写小说的朋友说起了我的梦想。大家说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不过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他们哥儿几个愿意把我背着扛着走一回陕北。我在交友方面永远能得金牌，可惜没这项比赛。
作家协会的同志说我怎么不早说，我说我要是知道行我早就说了，大伙都说“咳——”
连着几夜失眠。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娃当然更不会认得。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峁、山沟我全走遍……
很快定了行期。我每晚吃一片安定，养精蓄锐。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在晋中插队，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三十二岁成家，带着老婆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旅行结婚，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离他待过的村子越近他的脸色越青。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一瞧认得，这小子胡子拉碴的二话没说先咧开大嘴哭了。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是他妈好像精神都有点儿毛病。不过我不这么看。
一行七人，除我之外都没到过陕北，其中五个都兴致很高，不知从哪儿学来几句陕北民歌，哼哼叽叽地唱。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丢了很多人情味。只一人例外，说要不是为了我，他干吗要去陕北？“我不如用这半个月假回一趟太行山。”他在太行山当过几年兵。一路上他总说起他的太行山，说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黄土高原要壮观得多，美得多。我说也许正相反。他说：“民歌也不比你们那儿的差。”他说，于是扯了脖子唱：“干妹子好来果然是好，”我便跟他一块儿唱：“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扯淡！这明明是陕北民歌。”“扯淡！”他也说，“当然是太行山的。”过了一会儿有人提醒我们：太行山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陕北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他说，似乎找到了一点儿平衡。
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老乡就说，这一走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我那时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会这么厉害。老乡们也没料到我的腿会残废，但却已料到我不会再回去。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着黄风。太阳浑蒙蒙的，从东山上升起来。山里受苦去的人们扛着老镢，扛着锄，扛着弯曲的木犁，站在村头高高的土崖上远远地望着我。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咋，回北京去呀。”“咋，不要在这搭儿受熬煎了。”“这些迟早都要走哇。”老乡们把知识青年统称为“这些”或“那些”。仲伟帮我把行李搬上驴车，绑好。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娃娃们追过河，追着我们的驴车跑，终于追不上了，就都站下来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驴车沿着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几尺宽的细流。随随赶着车，总担心到县里住宿要花很多钱，想当天返回来。仲伟说：“来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驴打死你也赶不回来。放心，房钱饭钱一分不用你出。”随随这才松了口气，又对我说：“这一走怕再不得回。”随随比我大几岁，念过三年书。“得回哩？怕记也记不起。”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我光是说：“怎么会忘呢？不会。”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
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
/二/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得承认，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
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夜里就又做梦：无边的黄土连着天。起伏绵延的山群，像一只只巨大的恐龙伏卧着，用光秃秃的脊背没日没夜地驮着落日、驮着星光。河水吃够了泥土，流得沉重、艰辛。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着几丛葛针、狼牙刺，也都蒙满黄尘。天地沉寂，原始一样的荒凉……忽然，不知是从哪儿，缓缓地响起了歌声，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也像是从天上，“咿哟哟——哟嗬——”听不清唱的什么。于是贫瘠的土地上有深褐色的犁迹在走，在伸长；镢头的闪光在山背洼里一落一扬；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在血红的太阳里蠕动；山风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咿呀咳——哟喂——”还是听不清唱些什么，也雄浑，也缠绵，辽远而哀壮……
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尔有人停下来弯腰捡些什么，又直起腰来继续走，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大家都停步看一阵，又继续走，村里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起来……
前不久仲伟带着他四岁的女儿来我家，碰巧金涛也来了，带着儿子。金涛的儿子三岁多。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起来，屋里屋外地跑，尖声叫，一会儿哭了一个，一会儿又都笑，让人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点儿。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十七岁，有的还不到。后来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旧相册，翻着翻着嚷起来：“这是我爸爸在陕北！”“的（这）是我爸爸带（在）清平湾！”“叔叔，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女孩子说。男孩子也说：“叔叔，的当道片（这张照片）我们家也有。”“看，黄土高原。”“才不是呢，的（这）是山！”“也是山，也是黄土高原！这些山都是水冲出来的，把挺平挺平的高原冲成这样的……”
仲伟满意地看着他的女儿。
男孩子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把夺过相册去：“我爸爸带（在）那儿它（插）过队！”
“我爸爸也在那儿插过队。”毕竟姑娘脾气好。
“你爸爸旦（干）吗它（插）队？”金涛说他儿子从来不懂什么叫没话说，就是有点儿大舌头。
小姑娘转过脸去询问般地看着她的爸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得失功过了。也许，这不是我们这辈人的事。后人会比我们看得清楚（譬如眼前这个小姑娘），会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不像我们，带了那么多感情……
我、仲伟、金涛也都凑过去看那些旧照片。
有一张是：十个头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还有一张：十个穿着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这就是我们一块儿在清平湾插队的二十个人。背景都是光秃秃的山梁、山峁、冒着炊烟的窑洞，村前那条没不了膝的河。金涛和李卓坐在麦垛上。仲伟一本正经扛着老镢站在河滩里。袁小彬一条腿蹬在磨盘上，身旁卧着“玩主”。“玩主”是我们养的狗。数我照得浪漫些，抱着我的牛犊子。那牛犊子才出世四天，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回清平湾去，我估计我那群牛中最可能还活着的就是它，我向老乡问起，人们说那牛也老了，年昔牵到集上卖了。
可惜的是，竟没有一张男女生全体的合影——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刚刚不吵架了，刚刚有了和解的趋势，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东西。那时我们二十一二岁。那张全体女生的合影，还是两年前我见到沈梦苹时跟她要的。她说：“那时候刘溪几次说，男女生应该一起照张相。”我说：“那你们干吗不早说？”她说：“谁敢跟你们男生说呀。”我说：“恐怕不是不敢，是怕丢了你们女生的威风。”她就笑，说：“真的，是不敢。”“现在敢了？”“现在晚了。”“不知道谁怕谁呢。”“谁怕谁也晚了。”
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几十户人家，几十眼窑洞，坐落在山腰。清平河在山前转弯东去，七八十里到了县城，再几十里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岸边陡岩峭壁，细小的清平河水在那儿注入了黄河。黄河，自然是宽阔得多也壮伟得多。
我们那二十个人如今再难聚到一起了。有在河北的，有在湖南的，有的留在了陕西。两个人出了国，李卓在芝加哥，徐悦悦也在美国。多数又回到北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各自忙着一摊事。偶尔碰上，学理工的，学文史的，学农林的，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干什么的都有，共同的话题倒少了。唯一提起插队，大家兴致就都高。
“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照片。”
“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光想革命了。”
“还有饿！”
“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砍了造田。”
“用破裤子去换烟抽，这位老兄的首创。”
“不要这样嘛，没有你？”
“饿着肚子抽烟，他妈越抽越饿……”
话多起来，比手画脚起来，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脚丫子跷上桌，都没了规矩，仿佛又都回到窑洞里。反复说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琐碎，却又说到很晚很晚。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众人就纷纷看表，起立，告辞，说是不得了，老婆要发火了。
/三/
去插队的那年，我十七岁。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像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也有点儿像大串联。大串联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城市，又抄大字报又印传单，什么也不懂。其实我最愿意这么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儿什么事。
火车很平稳地起动了。老实说我一点儿都没悲伤，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只是很兴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兴奋都是因为什么。譬如说，一想到从现在开始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就兴奋。譬如说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那群女生准得吓得又喊又叫，我想我应该很镇静，说不定我们男生还得好歹把她们女生救出来。不过由此又联想到死，心里却含糊。
这时金涛凑到我跟前来，满脸诡秘的笑，说：“刚才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
“嘿，说真的你怕死吗？”我忽然说。然后我装出想考考他的样子。
“怕死？不怕呀？干吗？”
“不干吗。问问。”
金涛挺认真地看着我，猜不透我到底什么意思。
“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刚才说什么？”
“仲伟他妈跟他姐姐真神，”他满脸又涌起诡秘的笑。“刚才跟仲伟说，你们也得对女同学好点儿，都不小了，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得多关心人家。神不神？”
“这怎么了？”我说，“这有什么。”
金涛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笑纹变浅。我的反应有点儿出乎他的意料。老实说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仲伟跟你说的？”
“不是。是我听见的，当时我就在旁边。”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紧盯着我，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表示出足够的兴趣。
我想着别的：假如需要死，我敢不敢。
“蒙你是孙子。”金涛又说。
“说真的，你真的怕死不怕？”我说。
“你吃错什么药了？”
“甭废话，你真的怕不怕？”
他严肃地想了大约一秒钟：“不怕。你呢？”
“废话。”我说。
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火车在变换轨道，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摩擦声。许多条铁轨穿叉交错。
“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金涛还在说。
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个子并不矮，但是瘦，脸小，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外号却叫“牛”。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又怪模怪样学起女人哭来，嘴里念念有词抑扬顿挫，自己并不笑。大伙都说学得像，都笑。车起动的那会儿，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猛地大哭大喊，像是死了人。
车开之前，车上车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只是没那么邪乎。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背在站台上瞎溜达，一边吃果脯；李卓带了一盒果脯，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他不时地捅捅我，说：“快瞧，那儿又有俩哭的。”“快瞧快瞧，又一个。”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能注意到我们泰然自若的神态，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不妨再多点儿，再邪乎点儿。所谓唯恐天下不乱。我暗自庆幸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儿，拣个人少的地方靠着根石柱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脯。
“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李卓问我。
“你妈哭了吗？”
“我妈这回够呛，她们系里的人说不定要整她。不过她什么也没干。”
停了一会儿，李卓又说：“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她们系里说她什么？”
“海外关系。你可别跟别人说。”
“放心。”我说，然后严肃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证。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本用不着我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跟谁都说。
这时候仲伟不知从哪儿喘吁吁地钻出来，说：“你们俩上哪儿了？我这找你们劲儿的！”
“你妈和你姐姐她们呢？”我问仲伟。
“我让她们回去了。”
“你妈哭了吗？”李卓问。
仲伟装着没听见，也靠着石柱子坐下。
“嘿，你妈哭了吗？”
我说：“牛他们也不知哪儿去了。”
“仲伟，你妈哭没哭？”
我赶紧又说：“金涛和小彬他们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嘿，仲伟，你妈哭……”
“你妈！”我说，踹了李卓一脚。
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
仲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愣，这会儿问：“吃什么呢你们？”
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后把纸盒子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声音非常响。
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似乎一切都太简单，还没过够瘾。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天呀地呀”的。
“牛！别瞎学了，那是徐悦悦她妈！”——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这么个消息。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小伙子们却添了兴致，纷纷上厕所，厕所在车厢前边，女生们都坐在前边。我们先是想看看那个又漂亮又厉害的徐悦悦哭没哭，哭起来是不是还那么傲慢，后来则发现，到车厢前边去走一趟，朝女生群中扫两眼，原是一件颇得乐趣的事情。女生中似乎有几个眼边发红，这又让“男子汉”们感到几分优越。“头发太长。”金涛说。徐悦悦并没哭，是件小遗憾。
/四/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已经是冬天，车窗外北风刮得凶，树和荒草东倒西摇，愈见荒凉了，愈感到离北京远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赶车的抱着鞭子，下巴缩到领口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插。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亲，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像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我那时既不懂发愁，也不太去想什么前途，一切单凭兴趣，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一九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
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唯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像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茨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一九六八年秋天，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儿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儿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古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像个孩子了，才更像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五/
分组的方法，新鲜而且美妙：一个村子一个知识青年小组，每个小组都是按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这是什么意思？又宣传什么“安家落户”，又是这么个分配法。十六七岁的“男子汉”群中起了骚动，爆发了一阵抵抗：“我们组只要男生，光男生就够了！”“好家伙，这得腻烦死多少人哪。”“我们可不负责养活她们！”……其实掩盖着某种兴奋和激动。掩盖得又很拙劣，因为抵抗得并不顽强。姑娘们当时怎么想，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憨直，又想在姑娘们面前显显能，又不愿意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引力，欲盖弥彰。好在十六七岁的姑娘们还看不穿这些，否则就不会又喊又跳，气得要哭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也许是那个年龄，我们以对女性不感兴趣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平时，我们看见她们就装没看见，扭着头走过去。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走过去之后要活动活动脖子。她们迎面碰上我们多半是低下头——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一些。
袁小彬不同凡响，他是为了刘溪才去插队的。刘溪是我们班一个女生。小彬本来可以去当兵，他爹是高干，老战友遍天下。当兵在当时是最难得的，比进工厂还让人羡慕。这小子却偏要去插队，跟家里也吵翻了，住在学校不回去。一开始我们还直劝他：“至于那么革命吗，驴奔儿！”他光说他觉得插队挺有意思。
小彬那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六，块头也大，外号“大驴奔儿”或者“驴奔儿”，干事从来不同凡响，愣。“文革”前有一回上体育课，全班在操场上站好队，体育老师说：“女同学例假的出列。”四五个女生站出去。男生队伍里便隐隐有不满的唏嘘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近来体育课上总发生这事。忽然小彬也站了出去。体育老师一愣：“你什么事？”“请例假。”回答得很有底气。体育老师直发蒙。“凭什么光让女生请，不让男生请？”小彬问得有理。女生都低下头悄悄笑，互相使眼色。这更把男生都激怒了。老师只好说：“她们身体不好。”“我们身体也不好！”男生群里嚷开了，说肚子疼的，说脚崴了的，闪了腰的。“她们怎么了？往食堂跑时比谁都快！”“再说，身体不好才应该锻炼锻炼呢！”一个个又都正义凛然。那节体育课没上成，一直吵。那时我们真太小了。那时没有性教育，也没人给讲生理。
这回我们还以为驴奔儿是在犯愣。事情是这么败露的：刘溪和我们分在一组，小彬也要求分在我们组，可“光荣榜”公布时，刘溪的名字被错写到别的组去了，小彬于是也要求调到那个组去，等到工宣队批准他调过去了，光荣榜上的错误又被改正，小彬又要求再调回来。“男子汉”们对此类事从来反应灵敏。
“干吗刘溪上哪个组你上哪个组呀？”
“嘿，看来你主要不是想跟我们哥儿几个在一块儿。”
“驴奔儿，你多半儿看上刘溪了吧？”
“看上了就说看上了，哥几个给你保密。”
这是件开心事，小伙子们都聚拢来，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我们以为驴奔儿肯定会否认，会赌咒发誓说他没那么想。可这家伙不吭声。
“是不是为了刘溪你才不去当兵的？”
“说话呀驴奔儿。肯定保密，说话算数。”
“真的，”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就这几个人知道，谁说出去大伙一块儿治他。”
大伙都说，谁说出去谁是孙子。
小彬点头承认。
我们原以为可以大笑一场的，可是预备好了的笑容都在脸上凝固、消失，气氛竟然严肃。小彬眨巴眼睛，长出气，似乎求所有人原谅。大伙面面相觑。我觉得心里有些乱。金涛说小彬够意思，对咱们够信任的，咱们得挨个保证不说出去。于是在场的人都很感动，纷纷指天发誓，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安慰小彬，说刘溪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事能成。还有人说，谁早晚都得有这事，怕什么的？
那天下午，我、仲伟、李卓、金涛又去圆明园摸鱼。已经秋深，小河上漂着金黄的落叶，像一条条小鱼悄然游去。四个人兴致都不高，都说水太凉，光是坐在岸上把搪瓷脸盆敲得叮当响。谁都不说起上午的事，不说起袁小彬，也不说起刘溪。中午仲伟曾特地跑来跟我说：“哎，刘溪可是‘井冈山’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袁小彬是老红卫兵的，和刘溪是对立派。我没理他，我那会儿不怎么高兴，心里无端地乱。
圆明园的秋天色彩缤纷，树林静静的。
远处的红楼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室。我记起阳光投在黑板上，白杨树的影子在那儿摇，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注意啦，注意啦……”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金涛说：“嘿，犯什么傻呢，赶紧再摸一回吧。”
“真的，下个月就该走了，再摸一回吧。”
仿佛单单是摸鱼这件事，使我们感到了一点儿离别的味道，感到了一点儿人生的严肃。我们在小河上筑坝、淘水，摸了不少鱼，摸到很晚。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河边搓着冻麻了的腿和脚，又觉得很快活了。鱼在水盆里翻着银光，“扑棱扑棱”想往外跳。仲伟说：“小彬跟刘溪可不是一派的。”金涛说：“那有什么新鲜的，我爸跟我妈就不一派……”
/六/
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他在读博士。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很便宜，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可惜没有咱们那哥儿几个在一块儿。”他说。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说等他回国后，“咱们哥儿几个也来一次旅游，回清平湾去看看。”我说别忘了，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安，那条路好走些。另一条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后换汽车从军渡过黄河，到绥德歇一宿，再换汽车到永坪，下了汽车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队那些年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难走，却能少花几块钱。这条路建筑和保养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小镇子上就走不动了。我们就花三毛钱在车马大店的长炕上找一个位置，盼着天晴。三毛钱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没有铺盖；走这条路原本是为省钱，当然不舍得再花五毛钱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去，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连背带抱把我弄上卧铺车厢。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没有什么变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站台上人群的色彩变了。那时候都是蓝的、灰的、国防绿，如果见一点儿红色，确定无疑是袖章或者语录本。现在处处是披肩发、牛仔裤、国际流行色。不过十几年罢，历史的脚步不算慢。换一种说法也对：十几年啦！还不算慢？还要怎样才算慢？我是想：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
火车又很平稳地起动了。仿佛就在昨天。
于是眼前渐渐开阔。火车行驶的声音在旷野上散开，也显得弱小、轻飘。
凡是树木茂盛处，就是一个村落。
村子里的人见了火车头也不抬。
在我们那儿，不少老婆儿连汽车也没见过，更别说火车。清平湾不通汽车，要看汽车得翻两架大山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那些老婆儿们的三寸金莲又走不动。套上驴车专程去看一回吧，她们又觉得那太近奢侈和浪费。她们倒都见过飞机，是胡宗南的轰炸机。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命运其实不公平。在太行山当过兵的那个说，他家请了个小保姆，从安徽农村来，十七岁。有一回他在这屋里写东西，偶尔到那屋去找一本书，见那小保姆正在穿衣镜前做一个舞蹈姿势，显然是从电视里学的，学得确实很到家。他说他马上想起在太行山时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那时他们时常给邻近的老乡演点样板戏一类，他能拉两下子小提琴，那女孩就来缠他，央告着也让她拉两下，“看我拉得响不。”这孩子颇有灵气。他离开太行山时，那孩子拉得已经不比他差。“可惜没有个像样的老师教。”他说，“那孩子现在也得有十七八了。”然后他又细推算一回，说哪止十七八呀，他离开那儿已经十五年，那孩子应该已经出嫁，没准儿都成了孩子妈。
一伙人又都感慨：人不知道被命运安排在哪儿，又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在那儿。
我于是想起明娃。
/七/
有一年明娃和明娃妈跟我们一起到北京来，给明娃治病。母子俩都头一回坐火车，头一回见平原，一天一宿不睡也不困，扒着窗口往外望，说，“受苦也这搭儿价受哩，麦种得够咋稠。”说，“做牲灵也要在这搭儿做哩，一满是平川地。”正是清晨，广阔的平原上阳光渐渐铺开，雾气也变得辉煌。明娃却忽然叹气，说：“今生不顶事了，不胜早些儿死下再托生。”明娃妈眼角的皱纹立刻都散开，沉了脸怨他：“又瞎说哩！”散开的皱纹都是一道道白痕，因为那儿太阳晒得少些。我们也劝明娃别胡想，来北京不正是为了把病治好么。明娃再不言传。母子俩都不再说话，望着窗外，窗外仿佛全是虚空。
明娃的病是先天性心脏病。
才到清平湾时，我们自己的窑洞还没有，就先住了明娃家一眼旧石窑，在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离崖边二三十米，终日听见清平河的水声。明娃的大19，叫“疤子”，不记得他的学名。陕北话管麻子叫疤子。明娃妈也叫疤子婆姨，叫个什么凤英或者什么玉英。明娃是老大，下面六个都是小子，排几就叫几元儿。
明娃若生在北京，至少不会那么年轻就死。生在我们那地方，除去是动弹不得，总就是个受苦20吧。山里的苦都不轻，就是跟在牛屁股后头打土坷垃，你也得抡着老镢慌慌地走；一个成年劳力打土坷垃，要跟得住三四簇牛。十七八岁往成年劳力过渡，最要付出大气力，别人不情愿承认你长大了，不情愿给你记十分工。明娃正是这年纪，拼着命想挣十分工。除非你在体魂和力气上先就压倒了许多成年劳力，否则就难。明娃长得不矮，却叫病闹得瘦。收工时众人纷纷往回村走，他要站在地头喘一阵气，拄着镢把，嘴唇没有血色。后走的人劝他不要贪图着工分倒把身体垮了，他便硬充着笑，说“咋也不咋”，连着喘，声音低得像在对自己说。
书上这么介绍我们那儿：地表破碎，梁峁起伏，沟壑纵横。黄河沿岸地带，山梁狭窄，坡陡沟深，基岩裸露，形成峡谷峭壁……
据说是风把黄土搬来，成了那一片纵横几千公里的高原，水又在漫长的年月里把它们切割得破碎。一九六九年初去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十辆卡车，扬起几里滚滚黄尘，“哼……哼……”地在高原上爬。人蜷在车棚里颠。不久看见了窑洞，一排排很革命的样子，大伙都慨叹。一会儿又见了羊群，拦羊老汉披着老羊皮袄，大家又都从心里崇敬，冲老汉招手，老汉却只顾了他的羊群。然后又看见了戴白羊肚手巾的人群拥在塬畔上，木然且疑惑地看我们的车队，我们又冲人家招手，人家仍旧木然且疑惑地站着。塬地平坦而开阔，就像平原，一望无际。忽然，汽车仿佛开到了大地的尽头，平平的塬地斧砍刀劈般塌下去一大片深谷，往下看头晕目眩。深谷中也有人间，炊烟袅袅，犬吠鸡鸣，牲灵和赶牲灵的人小得如蚂蚁在爬。越往北走这样的深谷越多，越大，渐渐不见了平地，全是起伏不断的山梁。然后到了延安。然后发现宝塔山并不“巍巍”，延河又因在冬天不能“滚滚流”。然后遇见有人朝我们伸来饭碗，被带队的县干部吼开。我心里的诗意遭了挫折。李卓在牙间“咝——”了一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到了我们县境内。在小镇上下了卡车，带队的县干部问，是歇一宿再走那几十里山路，还是现在走？男男女女都赛着英雄，说来也来了，就再不怕什么，现在走就现在走。几个干部引上我们走，翻了山又过沟，过了沟又翻山，说是寻一条近路。几十个老乡扛上我们的行李，迈着骆驼一样的步伐往山上爬；哪一件行李都有七八十斤重。山都又高又陡，一样的光秃，羊肠小道盘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峁、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
山顶上却都是平整整的松土。仲伟喘着问我：“这上面还种庄稼？”“不可能。”金涛说，也喘。女生中也有人问：“这么高的地方还种东西吗？”“是风刮的吧，这么平？”老乡们笑起来：“有那来便宜的风？还要往这搭儿送粪哩！”“怎么送？”“人担哩嘛。”“种什么？”“麦。”“亩产多少？”“两三斗。”“是多少斤？”“合上七八十斤。”“一亩？”“嘛。”“一亩才七八十斤？！”“噫！那就拔尖，还要赶上好年成。”行了，这下弄懂什么叫“傻眼”了，都默默地低下头走，不知是这些老乡在骗我们，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工宣队骗了我们。腿下于是沉重起来。那翻松的土地上确实长着麦苗，阵阵山风吹得它们发抖。
疤子撅着屁股“吭吭”地走，扛的正是我那只装了书的箱子。我知道那箱子有多沉，里面装了不少精装的马列经典和文学的、哲学的名著。心想既是走入社会，以后当然要想些正事，不能再去想摸鱼了。疤子不知道他正扛着那么多思想和主义，似乎也奇怪这不大的箱子何以会这么沉。看他额头上渗出汗来，我也绝没胆量说一句“让我来扛一会儿”，我只是惭愧地问：“沉吗？”疤子眼角上、额头上立刻堆起笑纹，“咳呀！”他说，然后满脸笑纹一直保持着，扛着箱子愈走愈欢。半天他才又寻出一句话，问我：“北京起身呀是？”我说是从北京来。“咳呀！”他说，满脸笑纹又一直保持着，努力想，却再寻不出别的话。“多会儿回？”另一个老乡问。我说不回去了，以后就在清平湾。“咳呀！”所有的老乡都喊起来，笑个不停，仿佛听见了鬼话。
这“咳呀！”含意很多，与北京话中的“没治了”略似，说好说坏，是惊讶，是嘲笑，还是赞叹、羡慕，得视具体情况定。到清平湾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炕沿前已经站满一排人，老汉、娃娃、后生。那儿的人习惯不敲门就进窑里来串。一排脑袋瞪着一排眼睛，正“咳呀咳呀”地轻声慨叹。捏捏厚厚的铺盖，“咳呀！”摸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咳呀！”捅捅李卓的半导体，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又都“咳呀！”仲伟的假牙放在窗台上的漱口杯里，一排人轮番看过，都不言传了。一个老汉悄声问：“什吗价？”一个后生回答：“不晓球。”疤子挤到前边，看了说：“球——狗牙。”我们都笑得醒过来，知道不能再睡了。疤子还在争辩：“人说公社里姚书记家婆姨，年昔肚子疼得一满不行，到西安换了节狗肠肠。嘛，尺二长！”他歪着头比画，把周围的人都看一遍，看有敢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没有，脸上的麻子全变红。“这事我晓得哩，”一个老汉做证说。那老汉像是在众人里有些威望。
李卓开了半导体，音乐一响，满窑又是“咳呀咳呀”的惊叹声。婆姨、女子们原都远远地站着望，这时也不顾了，进到窑里来贴墙站着，几个小女子悄悄地互相推搡。那是清平湾的人头一回见到半导体——那么一个小东西却能唱得那么红火。
/八/
疤子那年三十七岁，看上去像有五十。疤子是不大会发愁的人，或者也会，只是旁人看不出。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烟，两件事都做得愉快。担粪上山，众人的筐更像盘子，疤子的筐却如一对坛子。他光记得力气用不完，却忘了多出力要多吃饭，窑里的粮却有限。明娃妈骂他“憨脑”，他坐在碾盘上“咝咝”地抽烟，仿佛研究烟的道理。明娃妈三十五。这年龄要在北京，尚可飘飘扬扬地穿一身连衣裙。明娃妈已经有了七个儿子。山沟里生孩子，随便找把剪子就把脐带剪断，死亡率很高。明娃妈倒是生了七个就活了七个。除去明娃，个个都活蹦蹦的，结实着哩。冬天的早晨，雪刚停，五元儿、六元儿站在窑前撒尿，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跳，在雪地里嚷，在雪地上尿出一排排小洞。晚上，一条炕上睡一排，一个比一个短一截，横盖一条被。这时候明娃妈就坐到炕里去，开始纺线或者织布。油灯又跳又摇，冒着黑烟。疤子或者一心抽烟，或者边抽烟边响起鼾声。
“人说黑市上粮价涨了。”明娃妈说。那时私人卖粮是犯法的事。
“噢。”疤子应道，停了鼾声。
“卖上几升玉米吧。”
“噫，窑里吃甚？”
“卖了玉米换些红薯回来。”明娃妈盘算，这就又能余下些钱。
明娃睡不着了，又为自己只挣七分工心焦，起身到我们窑里来。袁小彬和金涛正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事在喊，我和李卓也不时参加进去。那时我们开始想些正经事了。小彬一上手就读《资本论》。我和李卓想，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或许更实用。仲伟每晚都拉小提琴，偶尔给我们评判一下谁说的更合逻辑，然后吱吱嘎嘎地拉，每日都不见长进。明娃却如一首梦幻曲，无声地在灶火前坐下，无声地往灶膛里添柴，瘦削的脸上光剩了眼睛，火光在那儿闪亮，又在那儿熄灭。
半夜起来出去撒尿，还听见明娃妈的织布机声，看见窗纸上印着她的影子，头发垂在脸边顾不上拢。
在她手里，你看不出有什么东西需要花钱买。线，自己纺的；布，自己织的；鞋和衣裳都是自己做；油，自己出，把麻籽儿炒了，再放大锅里熬，慢慢地麻渣沉下去，青亮亮的麻油浮上来；酱也是自己酿，用麦麸，或者也加些黑豆。单是买些盐。还要买些颜料，把织好的布染黑。钱都抬起21，钢镚儿变票票，小票票变大票票。明娃妈有一桩要用钱的事：去给明娃把病治了，县上不行上延安，再不行去西安，去北京。明娃已经问下婆姨，那女子是三十里外赵家河人。
“咋看到了北京什么病治不了！”明娃妈跟明娃说。在她想来，北京还有治不了的病么。
“治罢病，咱也去天安门看一回。”她故意说得轻松，怕明娃心疼钱。
明娃坐在窑前的磨盘上化玉米，不言传。化玉米就是把玉米粒从玉米棒上搓下来。
明娃妈在纳鞋底，把麻线扯得哧啦啦响。
“不要叫我大炭窑上去。”明娃忽然说。
明娃妈愣一下，继续纳鞋底，只是眼角的皱纹又散成一道道白痕。
“不要叫去。”
明娃妈不搭话。
“不要叫去！”
不去又怎么办？明娃妈停下手里的事。卖猪、卖鸡蛋、卖青油，直能卖多少？治病的钱多会儿能攒够？母亲望着儿子。她有七个儿子，不因为有七个，就对其中的一个爱得轻些。
/九/
炭窑就是煤矿。我们那地方有煤，不过煤层很薄，且分布零散。只是公社一级常组织些开采，设备极原始，称不上矿，叫炭窑很恰当。打一眼井，比一般的水井大些，井口上一个辘轳，也比一般的辘轳大，几个人摇，把掏炭的人吊下去，把掏好的炭吊上来。地下水也是从这井口吊上来——用一张大牛皮兜着，吊上来倒掉。几班人轮番不停地摇辘轳，用肌肉代替吊车，代替抽水机，“哼哼咳咳”地喊。掏炭的人嘴上叼一盏小油灯，攀在绳索上下去，三四丈深到了煤层。巷道只一米来高，又很窄，没有坑木——用不着也用不起。掏炭的人在里头爬，有时要爬几里地，挖一块煤，几百斤，用绳拖在身后，再往回爬。膝盖磨烂了，然后磨出膙子。煤吊上来了，然后掏炭的人也吊上来了，人和煤都湿漉漉的。冬天井口上挂满了冰凌。所谓安全设备，就是地面上有几根不高的烟筒，为通风用，不能没有。
留传下来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哪个人下了炭窑，他就是欠了你再多的钱粮，你也不能去催要了，不然就是逼人去死。下了炭窑就是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讨饭只是不顾了脸，掏炭却是不顾了命。然而我们在的那些年，这规矩只成了一个传说，实际人们却争着下炭窑。一个人下炭窑，一家人的日子就好过些。下炭窑的人能吃饱，吃白馍，吃小米，吃不掺麸也不掺糠的净玉米干粮，偶尔还能吃一顿大肉，有些萝卜、洋芋。主要是能给窑里挣回些钱。
疤子一直羡慕人家去掏炭，自己没机会。这年疤子的哥哥在公社灶房上给干部们做饭，慢慢跟些人混熟，给疤子争来了这机会。同是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有人给自家的儿女弄得去上大学，有人给自家的兄弟弄个舍命的事做。炭窑上的窑头也看得下疤子，知道他苦好22，厚道，有力气。
明娃妈想，等把明娃治病的钱攒够，就不再叫男人下炭窑。她想，一天总能挣回一块钱，一年三百几，两年下来就再不叫疤子下炭窑去。
/十/
老乡们都烧柴。煤价虽不高，但总要钱买。柴可以自己去山里砍，只要有力气。煤都运到公社，运到县上，运到邮局、医院、商店、车站去。“给公家儿的烧去！”老乡们管挣工资的人叫“公家儿的”，就是公家的儿子。“看给公家为儿够咋美，消消停停倒把钱挣下。”或者“看那些公家儿的咋着意，烧炭火，吃白馍。”话里含了怨气，自然也含了羡慕。所以老乡们的审美标准也与“公家儿的”有关。新媳妇出嫁，要在花条绒袄外再披一件制服棉袄，要在红红绿绿的头巾上再加一顶黑呢子制帽。小伙子去相亲呢？要有一包纸烟，要在上衣兜里别支钢笔。这确实是一条唯物主义美学观的佐证。
“明娃的相好来啦！”听见娃娃们喊，我们都跑去看。纷纷扬扬的大雪落白了群山，让人想起那首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娃娃们也喊，狗也叫，呐喊山寂静的小路上下来两个人，前面一个黑的，后面一个红的。前边的头上裹一条白手巾，后边的戴一条花头巾加一顶黑呢子帽，下得呐喊山，走过呐喊坪，朝庄里来了。所谓“呐喊山”“呐喊坪”，就是村子对面最近的山和坪，在那儿呐喊一声全村都能听见，因而得名。黑呢子帽下根本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姑娘，胸脯瘪瘪的，头发黄黄的，穿了一身红条绒，怯怯地跟在一个中年汉子身后走，臂弯里㧟个篮，篮子上盖块花布。中年汉子在前边背起手悠悠地迈着大步。一群嘎娃娃追在那小女子身后，问：“寻明娃了是？”“明娃在哩，等得心焦哩。”“给明娃做婆姨了是？”……小女子红了脸紧走，忽然返转身来喊：“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吗！”娃娃们笑嚷着散开。她弯腰去提鞋，篮子上的花布开了，里面是蒸的白馍，每个馍上一个红点儿。如同北京人串亲戚常拿一盒点心。这就是碧莲，虚岁才十七。
随随站在小学校的窑顶上，两手插在袖筒里。下雪天，他没去拦羊。女生们也都站在小学校的窑顶上。
“随随，你问下婆姨了没？”徐悦悦问。女生们都嘻嘻哈哈地笑。只是跟老乡们说话时她们才这么大方。
“问下啦！”随随一本正经。
“怎么没见过？”庄宁问。
“常来串哩，你们倒没见着？”
“哪个村儿的？”
随随想想：“朱家沟，叫个黑玉英。”
众人都笑起来。
“笑什么你们？”
“照23，”一个老婆儿说，“‘黑玉英’串来啦。”
不远处“哼哼”地晃过来一只老母猪。
女生们都骂，自然是北京妇女界最传统的用词：“流氓！”我们不敢笑。凡女生们参与其中的事，我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否则她们会以为我们多么希望理她们。她们也只当我们不在场。活到三十几岁回过头来想，才知道。倘小伙子们不在场，姑娘们也不至于那么叽叽嘎嘎嚷得欢。
“噫，敢是没钱嘛！”随随说：“寻个婆姨，没有五六百块不得过去。”
明娃的婆姨六百块。那天疤子又给碧莲大交了十五块钱。交够了数数过门，那儿的规矩。
没想到所谓“老区”“圣地”竟还是这样。倒真是“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如果这一家养的女子多，这家便富裕些。疤子的七个全是儿子，七六四千二百块。幸亏七个儿子不是同时都长大。徐悦悦为这事去找疤子辩论。“你就不给，看他敢怎么着！”“噫，不能不给嘛。”“怎么不能？”“咳呀，你买了人家东西，不给人家钱能行哩？”“你说什么？这是买东西呀？碧莲是人！”“人哩嘛，不喽出六百块？”“你是不是贫下中农？！”徐悦悦急了，要上纲上线了。疤子全然不怵这一套：“贫农咋啦？咳呀，贫农也出得起六百块。”……
那年明娃来北京治病，我们带他看了天安门，照了相，又逛了颐和园、动物园、王府井。病却不能治，大夫说若是早几年或许还可以做手术，现在只好吃些药，多注意保养。明娃妈背着明娃哭了几场，便不吝惜钱，让明娃在北京美美地玩几回，吃几回，买几件像样的衣裳。明娃明白母亲的心愿，便显出高兴的样子，说清平湾的人有几个能像他这样到北京来逛过呢。从北京回去后，明娃妈把攒下治病的钱一回全交给了碧莲大，不久碧莲过了门。明娃妈说，不能让明娃这辈子连婆姨也没有过。一年后碧莲给明娃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倒很壮实。这孩子一岁多时，明娃死了，死在山里，正掏地便倒在山上，抬回村里已经不出气。明娃妈让那孩子也戴上孝，抱着去给明娃送葬。碧莲哭得死去活来，说她才晓得明娃有这么重的病，哭得众人都落泪……
/十一/
随随家是全村数得着的穷户。
随随的大是个瞎子。据说他三岁上害了场大病。险些送了命，小棺材也打下了他又没死，单是把一双眼睛瞎了。六十年，他没走出过清平湾，也没有成亲。随随是他收养的别人的孩子。窑里短个女人，日子穷半边，衣裳要求人缝，穿鞋要买着穿。
他先前是跟着哥哥嫂嫂一搭里过。他能旋磨，能捻毛线，能担水劈柴，还能铡草挣些工分。一把铡刀，两个人，一个人入草，一个人掌刀。这瞎子掌刀。谁把草入得太长他也觉得出，笑骂一句：“你狗日的懒松！”把铡刀悬在半空不往下落。所以不用担心他会铡到别人的手。每天去饲养场上铡半晌草，挣四分，有时候铡一整天就挣八分，工分全交给哥嫂，自己除去吃穿再无所求，反倒帮助哥嫂把光景过得强些。有个跳大神的巫婆给他说过：“这瞎子四十五岁上能成家哩。”他笑笑，摇头，不言传。是不相信呢？是无所谓呢？还是心想要是那样敢情好呢？众人都没想起问。
常见他一个人半晌半晌地仰着脸，枯瘪的眼窝不住地蠕动。他依稀记得山川的模样。
偏偏在他四十六岁这年，从绥德来了个吹手，提着一把唢呐，带个三四岁的男娃。天黑时，吹手领着孩子走到了清平湾，睡在了呐喊山上的小庙里。吹手病倒了，病得很重。过了两天，要不是那个男孩子哭喊，众人还不晓得呐喊山的小庙里住着父子俩。众人来看时，吹手已经不行了。吹手撂下了一把唢呐和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随随。瞎子不顾一切地要收养这孩子，求人去给扯布做衣裳，求人去供销社给称糖，搂着随随不放手。嫂嫂说：“咱再养不起了嘛！”他回答得坚定：“我个人养。”哥哥说：“你能养得活？”“咋啦倒不能？”他心底的父性忽然炽烈地爆发，或者也是母性。众人想起了那个巫婆的话。“咳呀，那跳神的婆姨真格有法哩！”“只晚了一年。”“噫，说周岁瞎子不正是四十五哩？”其实算命哪有论周岁的。“咳呀！”随后人们又都记起，那巫婆说的不是“成亲”，是“成家”。
瞎子从此有了自己的家——他和随随。
他们住在垴畔山后羊圈旁的一眼小土窑里。这窑原来也是羊圈，比一般的窑洞要低矮得多，也没有门窗。众人帮忙在窑口垒起一面土墙，单是两扇门不得不用了些木料；门上边像栅栏一样竖几根椽，算作窗户。土窑洞里昏暗暗的，反正他也无所谓。陕北的土窑造价本来十分低廉，除去做门窗要花些钱，黄土山是足够大，只要你不断向纵深挖掘，便可任意扩大自己的居住面积。
白天他去铡草，随随自己在窑里。窑旁就是牛圈，羊羔羔也盼着老羊回来。随随蹲在栅栏外，羊羔站在栅栏里。随随拔些青草喂羊羔，羊羔在圈里又蹦又跳，随随在窑前又滚又爬。羊羔羔比随随长得快。
瞎子把草铡得更细、更好，怕丢了这营生。铡下的草喂大了多少头牛，铡草的人靠这营生养活随随。按平均一天六分算，三百六十天不误一个工，一年下来刚好不用再给人家交粮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年复一年总是欠着债。他盼着随随长大。随随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因为随随不是管别人而是管他叫大。
村里的人都叫他瞎老汉。大人们这么叫，娃娃们也这么叫，语气中绝无讥嘲，却是含着亲近和尊敬。
“瞎老汉，哪搭儿去？”娃娃们喊。
“哪搭儿也不去。”他说。
“哪搭儿不去你走得可慌慌价？”
“，我在这崖畔上望望。”
人们不以为奇怪，甚至相信他能看见明眼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土崖有五六丈高，刀削般陡峭的崖面上有野鸽子在那儿做窝，长着几株葛针和黄蒿，清平河常年在它脚下流。这高高的黄土崖是清平湾的标志和象征。远路回家来的人，翻山越岭，山转路回，忽然眼前一亮，远远地先看见那面土崖。离家去谋生的人，沿着川道走出几里远，回头还望见这土崖，望见亲人站在崖畔上。正如歌中所唱：他哥哥就在大路哟子边，干妹子就在崖畔上哟嗬站。或者：走一回三边买一回盐，小妹妹想你在崖畔上看。
不知道瞎老汉能望见什么。
土崖有时候塌方，依着山势，越塌越显得高峻。轰隆一声，几十吨黄土塌下去，把清平河都变黄。瞎老汉每天都爬上崖去，众人担心他迟早会蹚下去，却不知道他靠了什么神灵指点，再走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他停下来。六十年了，清平湾的每一寸黄土他都清楚。他站在崖畔上，或者坐在那儿，默默地长久地面对群山。“花脑”蹲在他身旁，也那么无声地瞭望。“花脑”是一只小母狗，浑身黄土色，脑袋上有些黑斑。
“做什么哩，瞎老汉？”娃娃们又问。
“什么也不做。”
“能照见随随哩？”
他很有把握地笑笑：“随随在苦行山梁上。”
随随长大了。小时候跟羊羔羔一搭耍，谁想长大了也拦羊。随随十五岁上就拦起队里一群羊。拦一群羊挣八分，包工，无论老少。若是早晨再上山受一阵苦，一天就能挣十分。随随想早些承担起做儿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