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转身的那一霎，我忽然看见，他背过身去把筷子头上残余的芝麻酱慢慢舔食了。虽然看不见脸上的表情，但却直觉地知道他正十分珍惜地享受着筷尖那一点点麻酱的芳香。就由于那种敬慎珍重，使人不觉其寒酸，只觉得在窥伺一场虔诚恭逊近乎宗教的礼仪。
你我间的心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得清道得明——序长安版的《从你美丽的流域》
你我间的心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得清道得明呢？
我们坐在敦煌莫高窟前。
这里，就在这里，我已来过一千次——只是，前一千次都在魂思梦想里。
他，是一个尽责的随团记者，因为答应给某杂志写稿，此刻，他便正经八百地问起问题来：
“说说你这次丝路之旅的感想好吗？”
他备好纸笔，按下录音机：
“我——”
那时是正午，一尊尊菩萨都或坐或卧或立或歇在他们各自的洞窟里，他们那样华丽庄严，不涉一丝人世是非。烈日下，供人照相的骆驼也伏身休息。还有那些光鲜离奇的古装衣服正一套套吊在那里，艳魅诡异，令人错愕四顾，仿佛该有人来吹个唢呐什么的。
黄沙万里，弥天盖地，天色澄碧到近乎无情的程度，因为那蓝太纯，纯到不像真的，让人以为自己竟是坐在壁画里。
“啊！你叫我说什么呢？”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也算是跑过许多地方了，北半球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但如果我去印度，我可以冷眼看那些精美绝伦的古文化，以荒谬的身姿坐落在乌烟瘴气贫穷落后的现实社会里。看他们的好东西我会有纯粹的美的喜悦，但不会气血翻涌，引以自豪。至于那些肮脏鄙陋，我虽也颦眉叹气，但却不会有落泪长号的悲恸。就连在印度古堡里遭人扒窃，弄得自己捉襟见肘，也照样嘻嘻哈哈，面不改色，原因很简单，我之所以掉钱，是因为我碰上了‘坏人’，但这‘坏人’既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我也就没有彻骨的悲痛和愤恨。”
“而在祖国大陆旅行，心情就不一样，你不像那些法国人日本人，你注定不是个心情轻松的观光客。你前一分钟才为一个风景或一处古迹而感动流泪而以身为华人自傲；可是后一分钟，你又为某件事情气到要吐血要骂人八代祖宗。而这时候，如果又有人来拉着你，叫你‘行个好’，给他钱去买个吃的，你真想放声大哭——平常，去任何地方旅行都能让身心休息，但到祖国大陆不成，因为你对这块土地有情，因为你无可救药地还爱着自己的同胞手足。所以你忍不住又哭又笑又喜又怒又爱又恨，又祈祷又绝望，又祝福又诅咒……你简直不知怎么办，总之，你休想神经松弛。”
“你叫我说感想，我哪里来得及有感想，自己一颗心都不知要怎么安怎么放了，哪里来得及有什么感想……”
热沙在四面大野蹲踞，仿佛恶兽狺狺，随时可以前来扑杀行人。奇怪的是，这八月酷暑，不时仍有一丝凉风吹来。这既是天堂也是地狱的地方啊！
那记者听我一番话，也呆了。后来，他那稿子也不知怎么写的，我真的不是个良好的“受访人”，我应该好好发表三点或四点感想，然而我不能，我只能胡乱说出自己纠结盘曲的心情。
西安出版社要我为大陆版的《从你美丽的流域》写个序，我不知为什么，竟觉艰难。其实，此生此世，我一直渴望通过我深爱的方块字把我血脉中的沸腾的声音翻译出来，给我深爱的族人去一一共证。
其实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只是心情复杂，唐人宋之问的诗或许很宜于描述我此刻的心事：
岭外音书绝
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
啊！亲爱的读者，你原是我至亲至挚的乡人，我们都已出发。我，以我的书，你，以你的视线。我们终必相逢，在书中某个江山幽极处，某个桃李照堂处。相逢之际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你我间的心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得清道得明呢？
古代的诗人离家十一年已经近乡情怯，而我呢？离开故土已过了四十多次“经冬复历春”了；是的，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如果我也情怯，请谅解我吧！
某个不曾遭岁月蚀掉的画面
她是我的朋友，我们很谈得来，那是三十年前，我读中学时候的旧事了。
我们彼此交换看作文簿，那大概等于成年人准许别人看自己的企划案吧！我隐隐了解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但谁管那些呢？我们交往很久，彼此却没有去过对方的家。那时代女孩子放学和回家的时间都经父母算准了，去同学家玩是不成理由的。
有一天，大概是由于考试，提早放了学——我终于去她家玩了。她家离学校很远，是一个军眷村。其实我家也是军眷村，但低军阶的眷村不一样，看来像船舱，一大横排，切成许多豆腐块似的小间，而每间小豆腐都低矮仅能容身，倒也别有它的温暖。她的父母极老，她是晚生的小幺女，大的嫁了，她等于是独女，很得宠，我也因此变成小小的上宾。
她家可能算眷村的“有钱人”，因为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不时有小孩跑来买一颗泡泡糖或一瓶醋之类的。似乎还不到吃饭的时间，但不知为什么，二老忽然下决心非让我们吃一碗面不可。他们是旗人，说起客气话来特别好听，特别理直气壮。
面下好了，是麻酱面，只两碗，二老自己不吃。她的父亲负责把麻酱调稀拌匀——并且端上桌，然后他转身走开。他的脚不好，走起路来半步半步地磨蹭着往前挪。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霎，我忽然看见，他背过身去把筷子头上残余的芝麻酱慢慢舔食了。虽然看不见脸上的表情，但却直觉地知道他正十分珍惜地享受着筷尖那一点点麻酱的芳香。就由于那种敬慎珍重，使人不觉其寒酸，只觉得在窥伺一场虔诚恭逊近乎宗教的礼仪。
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画面，在我心中竟保存了三分之一世纪而不能忘记。
一路行去
把电话挂断，挂不断的泪一径流了下来，我咬牙往关口走去。
也不知是第十几次走出那关口了，但从来没有这样割心地疼，孩子倒是洒脱，电话那端是他们愉悦的童音，两人都答应要乖，要做好孩子。我也装作快乐地和他们说再见，从来不知道做一个母亲是可以一面流那样热烫的泪，一面仍可勉强拼出那样温甜的声音。
队伍是十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只凭一声吆喝，就这样各人请了假，硬挤出十七天的时间上路。十一人分三组，我们这组是四个人，主要安排访问的路线是美国传播机构、教会领袖和中国留学生。那一晚，丈夫守着电话打，一下子就打了十几通越洋电话，钱？管他，访问的路线就这样定了，钱，该来的时候就会来的。
扣好安全带，我把幻灯片从皮包里抽出来，有一张还是朋友刚才赶着送到机场来的。幻灯片全是临时赶的，做我们的朋友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自己专去拣些别人不做的事来做，扰得我们的朋友也跟着忙得人仰马翻，他们全是在学业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却每每为了帮我们的忙不吃不睡的——不能想，这些事一想起来就心酸眼热，五内如翻岩涌浆，无法平复。
“我们要组织一个基督教友好访问团到美国去，”那天我嗫嗫嚅嚅地打电话给秀治，“我想要送些礼物给那些美国教会领袖，我希望那种礼物可以一直保存着，天天看，就会想起台湾，这样看来，当然是送画最好——我想要你几幅绣画，我出不起钱，可是布和绣线那些成本我总该出……”
秀治是一个质朴的人，从来不懂得宣传自己，也只有她那样纯的人才能有那么醇的作品，她从来舍不得卖画，每次卖，都是为了教会的慈善活动，她那样千针万线绣出来的啊……
她捐了三幅画，我捧着那样的画，觉得天地都为之庄严肃穆起来，同时捐出的还有王蓝跟许坤成，王蓝并且把他的画袋借给我，所有框好的画都放在那里面，我生平没有提过那么殷实沉重的东西。
配合幻灯片放的录音带是“解大哥”帮的忙，临行的前一夜，我们还磨在录音室里，一遍一遍地修正着，他一会儿钻到唱片库里去，一会儿又钻到控制室里来，声音也是琢磨了又琢磨，总想做得最好，走出录音室已经是次日凌晨了，他送我回去，北安路上夜静静地平展着，我们走到路口，他叫了车给我，跟我说：
“张姐姐，对你们夫妇，我真的可以说：‘我很爱你们。’”
我跳上车，一句话也没说——不知该说什么，上天为鉴，所有的朋友都对我太好，我永远不能偿还，多甜美的欠负！不是“常恨此身非我有”，而是“常喜此身非我有”，全是朋友们的恩情缀成的。
我把录音机打开，开到最小声，一面模拟着要怎样配合幻灯画面——在两万多尺的高空，时差？没有时间去管时差了，我一下飞机就得去工作，我也许会累，累就累，我得去放映，去谈，去辩论，去指责，去跟人聊通宵，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走成一介苦行僧侣，连孩子都横下心交给爷爷奶奶了。这十七天我们如果不拼命就对不起自己。
跟孩子一起交给人的是学生，一开学就请假，让我觉得愧疚，但黄答应来代课使我喜出望外，他要跟学生讲中国诗的欣赏。每次跟他通电话，都使人迷惑，似乎仍是大一那年，似乎仍同坐在中文系的第一教室里上课，似乎凭栏望去仍是涨绿的双溪，以及有若长虹之桥柱的青山。但二十年过去了，他已是文学院院长，他答应来演讲，我自豪，因为有一位才华过人、以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从“大一学生”变成了“学者”的朋友，但我更自豪的是这个我所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允许一个肯上进的穷苦大一学生，在十几年间成为文学院院长。
丈夫的大箱子里带的是一百七十张展览用的图片，照的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那些苍凉的画画时而是一片西北的屋脊，时而是一片江南的烟波。为了省钱，那些照片全是他杂志社里的同仁自己冲洗的，没有暗房，他们就把洗手间围上黑布装成暗房，每次要冲洗照片的时候就前前后后地宣告：“谁要上一号？谁要上一号？要去的快去，关上了门就一个钟头不准进来！”
他们没日没夜地洗，那一百七十张大挂图就是这样洗出来的。感谢上帝没有赐我们亿万家产，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购买每一份劳力，但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朋友，我们是真正富有的人。
除了图片，我们还印了六万张贴纸，大型的可以贴在车子的后杠上，小的像五元镍币，可以随便贴，上面印着中文的“主佑中华”和英文的Pray for free China，要多少钱？不知道，我不管钱的事，许多年来我也一直没管过，上帝不会不帮助一个自助的人，我该管的是我有没有倾我所能地奉献，我该急于知道自己是不是纯洁无瑕，无愧于日日承受的天恩人惠。
“你刚才在哭，”丈夫说，“×姐妹赶到机场来，塞了这张支票给我。”
我忽然又想哭，太多了，这些爱，我无法承载，其实，陆陆续续一直就有人奉献，从几百的到上万的，令人哽咽的爱。
我想起《旧约》中的一个美丽的故事，说到大卫王在战场上，忽一日渴想喝故乡伯利恒古井里的水。有三个勇士知道了，便冲过封锁线，去为国王打来清凉的井水。大卫接了那水，为之战栗动容，不敢入口，当时他把那水浇在地上，告祭天神，说：
“这是他们的血，我断不能喝！”
那些帮助我们一路成行的人，岂是把东西给我们？他们把钱交给我们，把爱和祝福交给我们，其实是基于他们对上帝的爱，对民族的爱，那一切太美好，是我们必须以之告祭天下的。
到旧金山，杏花索索地开了，日子开始周而复始地每天在不同的飞机上俯看不同的云，在不同的机场拿自己的行囊，下午在不同的会堂里贴展览图片，晚上在聚会中向不同的脸孔说话，散会后向不同的激昂的声音谈剖心沥肝的话题，夜深时，把自己交给不同客栈中不同的床。
相同的是一路行去，尽是祝福。
犹记得，站在旧金山机场等候去华盛顿的班机，那里刚下过五十七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们是雪封机场后的第一批旅客。
不知为什么，子夜一时到华盛顿，看见满地的雪，我硬是可以封闭自己的感动，这雪景是异乡的雪景，这白是异乡的白。要我流泪，可以，那得等到在塞北或关中，等我在故国的老瓦檐下摘一只冰坠，等我在压弯的水芦苇上掬一掌雪之白。异乡的雪景，充其量只是立体的圣诞卡，是一片遥远的不相干的风光，不是让人落泪的什么。
犹记得，离开华府的那一夜，秉怡抱着我，说：
“带着我们的爱去。”
一听，就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在一个唱诗班里的时光，她仍是最好的女低音。
犹记得，在纽约，寿南和朋友到旅社中来，我们谈到深夜一点。在波士顿，在辛辛那提，在普渡，在耶鲁，那样一路扬帜地走去，把冰辙走成暖流。
犹记得，在奥克拉荷马，那女孩接了我们，立刻驱车回去烤年糕，作为晚上的点心。在达拉斯，那男孩清晨六点送了两包汤圆来（他想必是五点就出发了），然后转身就跑了。我实在想不通他是怎么弄到那两包汤圆的。
我不会忘记那些把两颊交给朔风去割裂、用一只肉肩去挑起十几州的风雪雨雹的日子。但我不冷，我仍能一城一城地去告诉人，告诉人上帝的正义，永恒的真理……
一路行去，穿一袭别人送的羊毛衣，着一只别人赠的旧鞋，三月已渐破二月而来，一襟旧衣足堪挡风，两眼酸涩犹可忍泪，所谓天涯之遥，也无非是把一只脚不断地去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而已。时而在电视台的录影室，时而在麦克风前，在善意的或不善意的桌前，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在万千只手合掌祈祷的祝福声中，我们一路行去。
在古老的岁月里，一个婴儿出世，母亲每每喜欢到各家去收集碎布做成百衲衣，让孩子穿着，代表着来自百家的祝福。
而当我一路行去，我感到自己赤裸一如初生的婴儿。但在众人的祝福中，我们成行，我们穿着百衲成服的美丽衣衫，那一缝一折间全是爱，全是满溢的关怀。
穿着百衲吉服，我们一路行去。
雨天的书
一
我不知道，天为什么无端落起雨来了。薄薄的水雾把山和树隔到更远的地方去，我的窗外遂只剩下一片辽阔的空茫了。
想你那里必是很冷了吧，另芳？青色的屋顶上滚动着水珠子，滴沥的声音单调而沉闷，你会不会觉得很寂寥呢？
你的信仍放在我的梳妆台上，折得方方正正的，依然是当日的手痕。我以前没见过你，以后也找不着你，我所能持有的，也不过就是这一片模模糊糊的痕迹罢了。另芳，而你呢？你没有我只字片语，等到我提起笔，却又没有人能为我传递了。
冬天里，南馨拿着你的信来。细细斜斜的笔迹，优雅温婉的话语。我很高兴看你的信，我把它和另外一些信件并放着。它们总是给我鼓励和自信，让我知道，当我在灯下执笔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孤独。
另芳，我没有即时回你的信，人大了，忙的事也就多了。后悔有什么用呢？早知道你是在病榻上写那封信，我就去和你谈谈，陪你出去散散步，一同看看黄昏时候的落霞。但我又怎么想象得到呢？十七岁，怎么能和死亡联想在一起呢？死亡，那样冰冷阴森的字眼，无论如何也不该和你发生关系的。这出戏结束得太早，迟到的观众只好望着合拢的黑绒幕黯然了。
雨仍在落着，频频叩打我的玻璃窗。雨水把世界布置得幽冥昏暗，我不由幻想你打着一把小伞，从芳草没胫的小路上走来，走过生，走过死，走过永恒。
那时候，放了寒假。另芳，我心里其实一直是惦着你的。只是找不着南馨，没有可以传信的人。等开了学，找着了南馨，一问及你。她就哭了。另芳，我从来没有这样恨自己。另芳，如今我向哪一条街寄信给你呢？有谁知道你的新地址呢？
南馨寄来你留给她的最后字条，捧着它，使我泫然。另芳，我算什么呢？我和你一样，是被送来这世界观光的客人。我带着惊奇和喜悦看青山和绿水，看生命和知识。另芳，我有什么特别值得一顾的呢？只是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别人多了一份冲动，便不由得把它记录下来了。我究竟有什么值得结识的呢？那些美得叫人痴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创造的，也没有一件是我经营的，而我那些仅有的记录，也是破碎支离，几乎完全走样的，另芳，聪慧如你，为什么念念要得到我的信呢？
“她死的时候没有遗憾，”南馨说，“除了想你的信。你能写一封信给她吗？我要烧给她——我是信耶稣的，我想耶稣一定会拿给她的。”
她是那样天真，我是要写给你的，我一直想着要写的，我把我的信交给她，但是，我想你已经不需要它了。你此刻在做什么呢？正在和鼓翼的小天使嬉戏吧？或是拿软软的白云捏人像吧？（你可曾塑过我的？）再不然就一定是在茂美的林园里倾听金琴的轻拨了。
另芳，想象中，你是一个纤柔多愁的影子，皮肤是细致的浅黄，眉很浓，眼很深，嘴唇很薄（但不爱说话），是吗？常常穿着淡蓝色的衣裙，喜欢望着帘外的落雨而出神，是吗？另芳，或许我们真是不该见面的，好让我想象中的你更为真切。
另芳，雨仍下着，淡淡的哀愁在雨里飘零。遥想你墓地上的草早该绿透了，但今年春天你却没有看见。想象中有一朵白色的小花开在你的坟头，透明而苍白，在雨中幽幽地抽泣。
而在天上，在那灿烂的灵境上，是不是也正落着阳光的雨，落花的雨和音乐的雨？另芳，请俯下你的脸来，看我们，以及你生长过的地方。或许你会觉得好笑，便立刻把头转开了。你会惊讶地自语：“那些年，我怎么那么痴呢？其实，那些事不是都显得很滑稽吗？”
另芳，你看，写了这样多。是的，其实写这些信也很滑稽，在永恒里你已不需要这些了。但我还是要写，我许诺过要写的。
或者，明天早晨，小天使会在你的窗前放一朵白色的小花，上面滚动着无数银亮的小雨珠。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在地上发现的，有一个人，写了一封信给你，我们不愿把那样拙劣的文字带进来，只好把它化成一朵小白花了——你去念吧，她写的都在里面了。”
那细碎质朴的小白花遂在你的手里轻颤着。另芳，那时候，你怎样想呢？它把什么都说了，而同时，它什么也没有说。那一片白，乱簌簌地摇着，模模糊糊地摇着你生前曾喜爱过的颜色。
那时候，我愿看到你的微笑，隐约而又浅淡，映在花丛的水珠里——那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并且也没有想象过的。
二
细致的湘帘外响起潺潺的声音，雨丝和帘子垂直地交织着，遂织出这样一个朦胧黯淡而又多愁绪的下午。
山径上两个顶着书包的孩子在跑着，跳着，互相追逐着。她们不像是雨中的行人，倒像是在过泼水节了。一会儿，她们消逝在树丛后面，我的面前重新现出湿湿的绿野，低低的天空。
手里握着笔，满纸画的都是人头。上次念心理系的王说，人所画的，多半是自己的写照。而我的人像都是沉思的，嘴角有一些悲悯的笑意。那么，难道这些都是我吗？难道这些身上穿着曳地长裙、右手握着檀香折扇、左手擎着小花阳伞的都是我吗？咦，我竟是那个样子吗？
一张信笺摊在玻璃板上，白而又薄。信债欠得太多了，究竟今天先还谁的呢？黄昏的雨落得这样忧愁，那千万只柔柔的纤指抚弄着一束看不见的弦索，轻挑慢捻，触着的总是一片凄凉悲怆。
那么，今日的信寄给谁呢？谁愿意看一带灰色的烟雨呢？但是，我的眼前又没有万里晴岚，这封信却怎么写呢？
这样吧，寄给自己，那个逝去的自己。寄给那个听小舅讲《灰姑娘》的女孩子，寄给那个跟父亲念《新丰折臂翁》的中学生。寄给那个在水边静坐的织梦者，寄给那个在窗前扶头的沉思者。
但是，她在哪里呢？就像刚才那两个在山径上嬉玩的孩童，倏忽之间，便无法追寻了。而那个“我”呢？你隐藏到哪一处树丛后面去了呢？
你听，雨落得这样温柔，这不是你所盼望的雨吗？记得那一次，你站在后庭里，抬起头，让雨水落在你张开的口里，那真是很好笑的。你又喜欢一大清早爬起来，到小树叶下去找雨珠儿。很小心地放在写算术用的化学垫板上，高兴得像是得了一满盘珠宝。你真是很富有的孩子，真的。
什么时候你又走进中学的校园了。在遮天的古木下，听隆然的雷声，看松鼠在枝间乱跳，你忽然欢悦起来。你的欣喜有一种原始的单纯和热烈，使你生起一种欲舞的意念。但当天空陡然变黑，暴风夹雨而至的时候，你就突然静穆下来，带着一种虔诚的敬畏。你是喜欢雨的，你一向如此。
那年夏天，教室后面那棵花树开得特别灿美，你和芷同时都发现了。那些嫩枝被成串的黄花压得低垂下来，一直垂到小楼的窗口。每当落雨时分，那些花串儿就变得透明起来，美得让人简直不敢喘气。
那天下课的时候，你和芷站在窗前。花在雨里，雨在花里，你们遂为那些声音、那些颜色颠倒了。但渐渐地，那些声音和颜色也悄然退去，你们遂迷失在生命早年的梦里。猛回头，教室竟空了，才想起那一节是音乐课，同学们都走光了，到音乐教室上课去了。那天老师没骂你们，真是很幸运的——不过他本来就不该骂你们，你们在听夏日花雨的组曲呢！
渐渐地，你会忧愁了。当夜间，你不自禁地去听竹叶滴雨的微响，当秋初，你勉强念着“留得残荷听雨声”，你就模模糊糊地为自己拼凑起一些哀愁了。你愁着什么呢？你不能回答——你至今都不能回答。你不能抑制自己去喜欢那些苍凉的景物，又不能保护着自己不受那种愁绪的感染。其实，你是不必那么善感的，你看，别人家都忙自己的事，偏是你要愁那不相干的愁。
年齿渐长，慢慢也会遭逢一点人事了，只是很少看到你心平气和过，并且总是带着鄙夷，看那些血气衰败到不得不心平气和的人。在你，爱是火炽的，恨是死冰的，同情是渊深的，哀愁是层叠的。但是，谁知道呢？人们总说你是文静的，只当你是温柔的。他们永远不了解，你所以爱阳光，是钦慕那种光明；你所以爱雨水，是向往那份淋漓。但是，谁知道呢？
当你读到《论语》上那句“知其不可而为之”，忽然血如潮涌，几天之久不能安坐。你从来没有经过这样大的暴雨——在你的思想和心灵之中。你仿佛看见那位圣人的终生颠沛，因而预感到自己的一部分命运。但你不能不同时感到欣慰，因为许久以来，你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念，竟在两千年前的一部典籍上出现了。直到现在，一想起这句话，你心里总激动得不能自已。你真是傻得可笑，你。
凭窗望去，雨已看不分明，黄昏竟也过去了。只是那清晰的声音仍然持续，像乐谱上一个延长符号。那么，今夜又是一个凄零的雨夜了。你在哪里呢？你愿意今宵来入梦吗？带我到某个旧游之处去走走吧！南京的古老城墙是否已经苔滑？柳州的峻拔山水是否也已剥落？
下一次写信是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当有一天我老的时候，或许会写一封很长的信给你呢！我不希望你接到一封有谴责意味的信，我是多么期望能写一封感谢和赞美的信啊！只是，那时候的你配得到它吗？
雨声滴答，寥落而美丽。在不经意的一瞥中，忽然发现小室里的灯光竟是这般温柔；同时，在不经意的回顾里，你童稚的光辉竟也在遥远的地方闪烁。而我呢？我的光芒呢？真的，我的光芒呢？在许多年之后，当我桌上这盏灯燃尽了，世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光呢？哦，我的朋友，我不知道那么多，只愿那时候你我仍发着光，在每个黑暗凄冷的雨夜里。
回到家里
去年暑假，我不解事的小妹妹曾悄悄地问起母亲：
“那个小姐姐，她怎么还不回她台北的家呢？”
原来她把我当成客人了，以为我的家在台北。这也难怪，我离家读大学的时候，她才三岁，大概这种年龄的孩子，对于一个每年只在寒、暑假才回来的人，难免要产生“客人”的错觉吧！
这次，我又回来了，回来享受主人的权利，外加客人的尊敬。
三轮车在月光下慢慢地踏着，我也无意催他。在台北想找一个有如此雅兴的车夫，倒也不容易呢。我悠闲地坐在许多件行李中间，望着星空，望着远处的灯光，望着朦胧的夜景，感到一种近乎出世的快乐。
车子行在空旷的柏油路上，月光下那马路显得比平常宽了一倍。浓郁的稻香飘荡着，那醇厚的香气，就像有固着性似的，即使面对着一辆开过来的车子，也不会退却的。
风，有意无意地吹着。忽然，我感到某种极轻柔的东西吹落在我的颈项上，原来是一朵花儿。我认得它，这是从凤凰木上落下来的，那鲜红的花瓣，让人觉得任何树只要拼出血液来凝成这样一点的红色，便足以心力交瘁而死去了。但当我猛然抬首的当儿，却发现每棵树上竟都聚攒着千千万万片的花瓣，在月下闪着璀璨的光与色，这种气派绝不是人间的！我不禁痴痴地望着它们，夜风里不少花瓣都辞枝而落，于是，在我归去的路上便铺上一层豪华美丽的红色地毯了。
车子在一家长着大椿树的院落前面停了下来，我递给他十元，他只找了我五元就想走了；我不说什么，依旧站着不动，于是他又找了我一块钱，我才提着旅行袋走回去。我怎么会上当呢？这是我的家啊！
出来开门的是大妹，她正为大学联考在夜读，其余的人都睡了。我悄悄走入寝室，老三醒了，揉揉眼睛，说：“呀，好漂亮！”便又迷迷糊糊地入梦了。我漂亮吗？我想这到底是回家了，只有在家里，每一个人才都是漂亮的，没有一个妹妹会认为自己的姐姐丑。我有一个朋友，她的妹妹竭力怂动她，想让她去竞选“中国小姐”呢！
第二天我一醒来，柚子树的影子便在纱窗上跳动了，柚子树是我十分喜欢的，即使在不开花的时候，它也散布着一种清洁而芳香的气味。我推枕而起，看到柚子树上居然垂满了新结的柚子，那果实带着一身碧绿，藏在和它同色的叶子里。多么可佩的态度，当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它便谦逊地隐藏着，一直到它个体大了，果汁充盈了，才肯着上金色的衣服，把自己呈献出来。
这时，我忽然听到母亲的声音，她说：
“你去看看，是谁回来了。”
于是门开了，小妹妹跳了进来。
“啊，小姐姐，小姐姐！”她的小手便开始来拉我了，“起来吃早饭，我的凳子给你坐。”
“坐我的凳子，小姐姐！”不知什么时候，弟弟也来了，我原想多躺一会儿的，实在拗不过他们，只好坐了起来。
“谁要我坐他的凳子，就得给我一毛钱。”我说。
“我有一毛，你坐我的。”弟弟很兴奋地叫起来。
“等一下我有五毛了，你先坐我的，一会就给你。”
我奇怪这两个常在学校里因为成绩优异而得奖的孩子，今天竟连这个问题也搞不清楚了。天下哪有坐别人座位还要收费的道理？也许因为这是家吧，在家里，许多事和世界上的真理是不大相同的。
刚吃完饭，一部脚踏车倏然停在门前，立刻，地板上便响起一阵赛跑的脚步声。
“这是干什么的？”没有一个人理我，大家都向那个人跑去了。
于是我看到一马当先的小妹妹从那人手里夺过一份报纸，很得意地回来了，其余的人没有抢到，只好作退一步的要求：
“你看完给我吧！”
“再下来就是我。”
“然后是我。”
乱嚷了一阵，他们都回来了，小妹妹很神秘地走进来，一把将报纸塞在我手里。
“给你看，小姐姐。”
我很感动地望着她，原来她拼命似的去抢报，就是为我啊！以后每天，我便常常享受躺在床上看报的福气。一天早上，她又来了。在我耳旁说着“报纸”。我说：“你拿来吧！”她果真去拿了一包东西放在我枕旁，我坐起来，发现什么报纸也没有。
“你说的报纸呢？”
“我没有说报纸啊！”
“你说了的！”
“我不知道，没有报纸啊！”她傻傻地望着我。
“你刚才到底说什么？”
“那包‘挤’。”她用一根肥肥的指头指着我枕旁的纸包，我打开来一看，是个热腾腾的包子。原来她把“子”说成“挤”了，要是在学校里，老师准会骂她的，但这里是家，她便没有受磨难的必要了，家里每一个人都原谅她，认为等她长大了，牙齿长好了，自然会说清楚的。
我们家里常有许多小客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客厅中没有什么高级装潢的缘故，我们既没有什么古瓶、宫灯或是地毯之类的饰物，当然也就不在乎孩子们近乎野蛮的游戏了，假如别人家里是“高朋满座”的话，我们家里应该是“小朋满座”了。这些小孩每次看到我，总显得有几分畏惧，每当这种时候，我常想，我几乎等于一个客人了，但好心的弟弟每次总能替我解围。
“不要怕，她是我姐姐。”
“她是干什么的？”
“她上学，在台北，是上大学呢！”
“这样大还得上学吗？”
“你这人，”弟弟瞪了他两眼，“大学就是给大孩子上的，你知不知道，大学，你要晓得，那是大学，台北的大学。”
弟弟妹妹多，玩起游戏来是比较容易的。一天，我从客厅里走过，他们正在玩着“扮假家”的游戏，他们各人有一个家，家中各有几个洋娃娃充作孩子，弟弟扮一个医生，面前放着许多瓶瓶罐罐，聊以点缀他寂寞的门庭。我走过的时候他竭力叫住我，请我去看病。
“我没病！”说完我赶快跑了。
于是他又托腮长坐，当他一眼看到老三经过的时候，便跳上前去，一把捉住她。
“来，来，快来看病，今天半价。”
老三当然拼命挣扎，但不知从哪里钻出许多小鬼头，合力拉她，最后这健康的病人，终于坐在那个假医生的诊所里了，看她那一脸愁容，倒像是真的病了呢。做医生的用两条串好的橡皮筋，绑着一个酱油瓶盖，算是听诊器，然后又装模作样地摸了脉，便断定该打盐水针。所谓盐水针，上端是一个高高悬着的水瓶，插了一根空心的塑胶线，下面垂着一枚亮晶晶的大钉子，居然也能把水引出来。他的钉尖刚触到病人的胳臂，她就大声呼号起来，我以为是戳痛了，连忙跑去抢救，却听到她断断续续地说：
“不行，不行，呀，痒死我了。”
打完了针，医生又给她配了一服药，那药原来是一把拌了糖的番石榴片。世界上有这样可爱的药吗？我独自在外的时候，每次病了，总要吃些像毒物一样可怕的药。哦，若是在那时能有这样可爱的医生伴着我，我想，不用打针或吃番石榴片，我的病也会痊愈的。
回家以后，生活极其悠闲，除了读书睡觉外，便是在庭中散步。庭院中有好几棵树，其中最可爱的是芒果树，这是一种不以色取胜的水果，我喜欢它那种极香的气味。
住在宿舍的时候，每次在长廊上读书，往往看到后山上鲜红的莲雾。有一次，曹说：“为什么那棵树不生得近一点呢？”事实上，生得近也不行啊，那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如果想吃，除了付钱就没有别的法子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法律条文，把所有权划分得清楚极了，谁也不能碰谁的东西，只有在家里，在自己的家里，我才可以任意摘取，不会有人责备我的，我是个主人啊！
回家以后唯一遗憾的，是失去了许多谈得来的朋友，以前我们常在晚餐后促膝谈心的。那时我们的寝室里经常充满了笑声，我常喜欢称他们为我“亲爱的室民”，而如今，我所统治的“满室的快乐”都暂时分散了。前天，我为丹寄去一盒芒果，让她也能分享我家居的幸福。家，实在太像一只朴实无华而又饱含着甜汁的芒果呢！
我在等，我想不久她的回信就会来的，她必会告诉我，她家中许多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我真的这样相信：每个人，当他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一定会为甜蜜和幸福所包围的。
圣诞之拓片
圣诞节有一种无法言述的浪漫情怀，由于圣诞节的那种美法已逸出生活的常轨，以致回忆中的圣诞节总是不十分真实——而且，圣诞节再来的时候，你又老以为是第一次，似乎金钟第一次交鸣，明星第一次放光……
曾有许多个圣诞，我急于将之制成拓片，那些零碎的片段常于我枯坐时寂然重现。
有一年，是圣诞节前两天，我去上课，下了课很疲倦，照例倚在交通车的椅背上养神，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位老教授，他看来比我更疲倦，事实上他的脸本身就是一种疲倦的形象。即使不上四堂课，也显然已在每一记皱纹里刻镂着人世的沧桑。活，大概是一件累人的事，他的脸疲倦得几乎扭了形。
可是，令人不能置信的，车开之后，我听到一阵细微的歌声，我瞿然回首，竟是他！那老教授，他闭着眼睛，安静地哼那首醉人的法国圣诞歌《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他竟能哼得那么好听，那歌本来就有一种介乎情歌和摇篮曲之间的温柔，他的疲倦似乎一下就消失了，在他的苍老的头脸里，在高起的衣领间，有一种极安详悠邈的神采，我惊住了，他竟有那么美的声音。
他从哪里学到这首歌？北平？异乡的小教堂？或从一个女孩的琴韵——在年轻时，我不敢问他，只屏着息一路听他哼那首晶莹清越如一列冰坠的曲子。
有一年圣诞，有位朋友问我：
“你碰得见某牧师吗，我有一笔钱，要在圣诞节捐给穷人的，你帮我带给他好吗？圣诞节都到了，我还是没空拿去。”
我其实根本碰不到那位牧师，牧师住在郊区，但我仍然答应为他“顺便”带去。
那时候我的脚踏车还没有掉，便跨上车，为他去送那笔钱，渐行渐远，两侧只见稻田，我跳下车，看那收割后的空虚的土地，以及在微雨中被打潮的稻草堆。
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那稻草堆忽然使我驻足不前，当年，当基督降世的时候，他所选择的眠床不正是那一束干草吗？
我俯下身抚摸那充满泥土味的茎秆，基督曾把他自己送给贫乏的人类，在一个神奇的星夜，卑抑地睡在马槽的干草上，那么，我在小雨的黄昏去代送一笔钱给穷人，又算什么呢？
那天回家时，我全身都湿了，但心中充满温暖。
又一年，我去辅大演讲，讲完了，暮色已深，我急着打一个电话，于是转到理学院去找电话。
理学院没有开灯，整个浸沉在天地间的苍茫里，只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旋转圣诞树矗立在入口处，脚灯将树影投向极高极高的屋顶，我一时以为走进了一则神话。
细碎可爱的音乐，给人一种现世的喜悦，我久久不能离去。
那大学我以后又去过很多次，我始终不愿白天去看那理学院的前厅，我不愿那里对我而言降级成为一个“地方”，我要它一直是我梦寐中的“境域”。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一位娇巧的德国南部褐发褐眼的女孩。十岁那年，他的外婆病了，他的母亲回欧洲，紧接着，一九四〇年的欧战开始，他的母亲再不能回来。
她逃难，骑着一辆破脚踏车，什么随身之物都丢光了，却仍然固执地、无望地留着两个儿子的证件，杂乱的岁月延展，她的婚姻终于不得不结束，她流浪到美国，在医院里找了个工作，另结了婚。
一九五四年，那孩子廿五岁了，官校毕业不久，奉派到美国接受喷射机的训练，那年冬天墓地放了圣诞节假，他从美国南部坐上飞机转巴士再加出租车，去千里外的俄勒冈寻找十五年前的母亲。
十五年过去了，进行的战争结束了，婚姻结束了，而在异国的圣诞夜，神话似的，母子仍是母子，门开时十五年的亲情仍是亲情。母亲给他一袭白色的套头毛衣。
那故事已经廿二年了，但奇怪的是那一夜的历程，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能忘记。
自从那年决定在圣诞期间演戏，我已很久不再在家里布置圣诞树或买圣诞灯了，演戏总是使人觉得一种虚脱的兴奋和疲倦。我甚至没有力气回圣诞卡，一出戏应该是一盒最大的圣诞礼物，其中有我和我的朋友所能付出的一切。
那年圣诞节，孩子睡了，我在整理一件演员的衣服，大门不知为什么没关好，三个女孩子走进来。
“我们没有事。”其中一个说。
“只是圣诞夜想来看看你。”另一个说。
还有一个似乎连话也没有说。
我一时愣住，根本也不知说什么。
可是安静的夜，沉沉地伸出手来把我们围住，没有人说明，可是被说明的东西却很多。我了解她们的善意，我觉得她们也了解我的。
然后，简直有点像故事，她们又走了，我很欣然，又很惆怅，每想起她们的时候，也是觉得又近又远，像一首老歌。
接到马的卡片很为之激动，卡片是自制的，上面有一两枚枫的拓片，枫叶摘自他们八年前的蜜月旅行，美丽的脉络在拓片上仍历历分明，简直是一方“天地有情”的印石。
我其实和他总共没说过几句话，他送我们卡片是因为看到我们所写的《另一半的描述》。他说：“愿天下眷属俱有情如斯。”
我爱那张卡片，我爱那红枫的拓影，以及赠卡的那一家人，以及普天之下所有的“有情”。
我也急于将记忆中的圣诞锤为拓片，让那些故事的纤维一丝一缕地展现在岁暮时松柏的芬馨中。
巷口的炒面
十年不见她了，自她嫁到南洋之后。稍稍丰腴一点，却依然眉清目秀。我对她最后的印象是婚礼，她穿着缎质绣花旗袍，绣花披肩风情万种地垂自肩颈。
而此刻的她虽美丽如昔，神色间却有几分仓皇，她到我下榻的旅馆来看我，我当时应邀赴南洋演讲。和她谈了几句话以后，她坦白表明来意，她说她很想念台湾，想请我为她先生打听一下，有没有回台湾就业的可能，我答应了她，话题便转到别处。
“这里的人吃东西真有趣，”我说，“他们爱讲一句‘掺掺’，点炒面可以掺米粉同炒，炒米粉又可以跟河粉掺，点河粉偏又跟乌龙面掺。”
她也笑。
我说这大概是“多元文化”造成的，既然这是一个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掺掺”而合成的国家，则一个盘子里把面、米粉、河粉“掺掺”同炒也是理所当然的。
她对我的文化分析不置可否，却对炒面话题非常兴奋，她说：
“哎，你知道吗？要说炒面，这里各处的炒面我都吃过，就只有我家巷口那家摊子炒得最好。我也想学他做，就是学不像，他的铁锅好，家里的锅子比不上——哎，你哪天有空，我带你去吃一次！”
回到台湾，帮她问好了一个机关，丈夫对这件事很关心，一直问我：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们不会回来的！”
“不是说很想台湾吗？”
“他们不会回来的！”
“如果他们不会回来，你干吗去帮他们找事？”
“找归找，那是尽朋友的情分，但他们是不会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等着瞧，就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我说，“她口口声声想念台湾，那是真的，她口口声声想回来，那也是真的。可是，一个人如果强调自己家巷口的炒面是天下第一，那就是说，她爱上她所住的那条巷子了。一个人一旦爱上一条巷子，她其实是走不掉的了。她其实已经属于南洋了。”
她真的没有回来——一如我所料。
酿酒的理由
春天，柠檬还没有上市，我就赶不及地做了两坛柠檬酒。
封坛的那天，心情极其郑重，我把那未酿成的汁液谛视良久，终于模糊地搞清楚自己为什么那么急，那么疯。
理由之一是自己刚从国外回来，很想重新拥有一份本土的芳醇。记得有一天，起得极早，只为去小店里喝一碗豆浆，并且吃那种厚实的菱形烧饼，或者在深夜到合适的露店里吃一份烤味噌鱼的消夜。每走在街上，两侧是复杂而“多元化”的食物的馨香。多么喜欢看见蒙古烤肉在素食店的隔壁，多么喜欢意大利饼和饺子店隔街对望，多么喜欢汉堡和四神汤各有其食客。对我而言，这种尊重各种胃纳的世界几乎已经就是大同世界的初阶了。爱一个地方的方法极多，其中最简单而直接的方法之一是“吃那个地方的食物”。对我而言，每一种食物都有如南洋的榴莲——那里的华人相信，只有爱上那种异味的人，才会真正甘心在那里徘徊流连。
如果一个人不爱上万峦猪脚、新竹贡丸、埔里米粉以及牛肉面、芒果、莲雾、百香果，我总不相信他真能踏实地爱台湾。
酿一坛酒就是把本土的糖、红标米酒和芳香噀人的柠檬搅和在一起，等待时间把它凝定成自己本土的气味。
理由之二是由于酿一坛酒的时候几乎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雏形的上帝——因为手中有一项神迹正在进行。古人以酒礼天，以酒奠亡灵，以酒祝婚姻，想必即是因为每一坛酒都是一项奥秘一度神迹一种介乎可成与可败之间、介乎可掌握与不可掌握之间的万般可能。凡人如我，怎么可能“参天地之化育”、“缔造化之神功”？但亲手酿一坛酒却庶几近之。那时候你会回到太古，创世纪才刚刚写下第一行，整个故事呼之欲出，一支笔蓄势待发，整张羊皮因等待被书写一段情节而无限地舒伸着……
理由之三是由于酒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家中有了一坛初酿的酒，岁月都因期待而变得晃漾不安乃至美丽起来。人虽站在厨房的油烟里，眼睛却望着那坛酒，如同望着一个约会，我终于断定自己是一个饮与不饮都不重要的半吊子饮者。对我而言重要的反而是那份“期待的权利”，在微微的焦灼、不耐和甜蜜感中我日复一日隔着玻璃凝视封口之内的酒的世界。
仅仅只需着手酿一坛酒，居然就能取得一个国籍——在名为“希望”的那个国度里，世间还有比这种投资更划得来的事吗？
想当年那些绍兴人，在女儿一出世的时候便做下许多坛米酒埋在地窖里，好等女儿出嫁时用来待客，那其间有多么深婉的情意啊！那酒因而叫“女儿红”，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名字，令人想起桃花之坞，想起新荷之塘，想起水上琴弦以及故意俯身探到窗前来的月光，一样的使人再多一丝触想便要成泪。
想那些酿酒的母亲，心情不知是如何的？当酒色初艳，母亲的心究竟是乍喜抑或是乍悲？当女儿的头发愈来愈乌黑浓密，发下的脸愈来愈灿若流霞，大自然中一场大酝酿已经完成。酒已待倾，女儿正待嫁，待倾之酒明丽如女子的情泪，待嫁之女亦芳醇如乍启的潋滟，当此之时，做母亲的心情又是怎样的？
而我的柠檬酒并没有这等“严重性”，它仅仅只是六个礼拜后便可一试的浅浅的芳香。没有那种大喜大悲的沧桑，也不含那种亦快亦痛的宕跌——但也许这样更好一点，让它只是一桩小小的机密，一团悠悠的期待，恰如一沓介于在乎与不在乎之间可发表亦可不发表的个人手稿。
酿一坛酒使我和“时间”处得更好，每一个黄昏，当我穿过市馨与市尘回到这一小方宁馨的所在，我会和那亲爱的酒坛子打一声招呼说：“嗨，你今天看起来比昨天更漂亮了！”
拥有一坛酒的人把时间残酷的减法演算成了仁慈的加法。这样看来一坛酒不止是一坛饮料，而且也是一件法器，一旦有了它，便可以玩出一套奇异的法术：让一切的消失返身重现，让一切的飞逝反成增加。拥有一坛酒的人是古代的史官，站在日日进行的情节前，等待记录一段历史的完成。
酿酒的理由之四是可以凭此想起以前的乃至以后的和此酒有关的友人，这样淡薄的饮料虽不值识者一笑，却也是许多欢聚中的一抹颜色，朋友的幽默，朋友的歌哭，朋友的睿智，乃至于他们的雄辩和缄默，他们的激扬和沉潜，他们的洒脱和朴质，都在松子色的酒光里一一重现。酒在未饮之前是神奇的预言书，在既饮之后则又是耐读的历史书。沿着酒杯的矿苗挖下去，你或者掘到朋友的长歌，或者触到朋友的泪痕，至少，你也会碰到朋友的恬淡——但无论如何你总不会碰到“空白”。
如此一来，还不该酿一坛酒吗？
酿酒的理由之五非常简单——我在酒里看到我自己，如果孔子是待沽的玉，则我便是那待斟的酒，以一生的时间去酝酿自己的浓度，所等待的只是那一霎的倾注。
安静的夜里，我有时把玻璃坛搬到桌上，像看一缸热带鱼一般盯着它看，心里想，这奇怪的生命，它每一秒钟的味道都和上一秒钟不同呢！一旦身为一坛酒，就注定是不安的，变化的，酝酿的。如果酒也有知，它是否也会打量皮囊内的我而出神呢？它或者会想：“那皮囊倒是一具不错的酒坛呢！只是不知道坛里的血肉能不能酝酿出什么来？”
那时候我多想大声地告诉它：
“是啊，你猜对了，我也是酒，酝酿中，并且等待一番致命的倾注！”
也许酿一坛酒，在四月，是一件好得根本可以不需要理由的事，可是，我恰好拣到一堆理由，特别记述如上，提供作为下次想酿酒时的借口。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她坐在淡金色的阳光里，面前堆着的则是一堆浓金色的柑仔。是那种我最喜欢的圆紧饱甜的“草山桶柑”。而卖柑者向来好像都是些老妇人，老妇人又一向都有张风干橘子似的脸。这样一来，真让人觉得她和柑仔有点什么血缘关系似的，其实卖番薯的老人往往有点像番薯，卖花的小女孩不免有点像花蕾。
那是一条僻静的山径，我停车，蹲在路边，跟她买了十斤柑仔。
找完了钱，看我把柑仔放好，她朝我甜蜜温婉地笑了起来——连她的笑也有蜜柑的味道——她说：“啊，你这查某（女人）真好，我知，我看就知——”
我微笑，没说话，生意人对顾客总有好话说，可是她仍抓住话题不放：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一样——”
我一面赶紧谦称“没有啦”，一面心里暗暗好笑起来——奇怪啊，她和我，到底有什么是一样的呢？我在大学的讲堂上教书，我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我驾着车在山径御风独行。在台湾，在香港，在北京，我经过海关关口，关员总会抬起头来说：“啊，你就是张晓风？”而她只是一个老妇人，坐在路边，卖她今晨刚摘下来的柑仔。她却说，她和我是一样的，她说得那样安详笃定，令我不得不相信。
转过一个峰口，我把车停下来，望着层层山峦，慢慢反刍她的话。那袋柑仔个个沉实柔腻，我取了一个掂了掂。柑仔这东西，连摸在手里都有极好的感觉，仿佛它是一枚小型的液态的太阳，可食、可触、可观、可嗅。
不，我想，那老妇人，她不是说我们一样，她是说，我很好，好到像她生命中最光华的那段时间一样。不管我们的社会地位有多大落差，在我们共同对这一堆金色柑仔的时候，她看出来了，她轻易地就看出来了，我们的生命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是不同的歌手，却重复着生命本身相同的好旋律。
少年时的她是怎样的？想来也是个有着一身精力，上得山下得海的女子吧？她背后山坡上的那片柑仔园，是她一寸寸拓出来的吧？那些柑仔树，年年把柑仔像喷泉一样从地心挥洒出来，也是她当日一棵棵栽下去的吧？满屋子活蹦乱跳的小孩，无疑也是她一手乳养长大的吧？她想必有着满满实实的一生。而此刻，在冬日山径的阳光下，她望见盛年的我向她走来购买一袋柑仔，她却像卖给我她长长的一生，她和一整座山的龃龉和谅解，她的伤痕她的结痂。但她没有说，她只是温和地笑。她只是相信，山径上总有女子走过——跟她少年时一样好的女子，那女子也会走出沉沉实实的一生。
我把柑仔掰开，把金船似的小瓣食了下去。柑仔甜而饱汁，我仿佛把老妇的赞许一同咽下。我从山径的童话中走过，我从烟岚的奇遇中走过，我知道自己是个好女人——好到让一个老妇想起她的少年，好到让人想起汗水、想起困厄、想起歌、想起收获、想起喧闹而安静的一生。
行行重行行
一“没有药，啊——没有关系。”
女孩大约十四五岁，长的样子我已经忘了，却记得她的一句话。
那是八月初，我们的医疗队在泰北一个山村看病，病人从早到晚走动不停，我们吃饭的时候，周围的走廊上也站着病人，使人一面忙，一面很有罪疚感，恨不得自己能不吃不睡才好。
从台湾带来的药，有一部分已经用完了，村子里有个杂货店兼卖药，却供不上我们的需求。
而那女孩刚好是拿不到药的一个，山村里看病，和我们在台北不同，病人很可能是走了三个小时山路才到的。没有药给他们使我们很不安。
“你下个礼拜再来，那时候牙医来看病，顺便会带第二批的药来，今天没有药了。”
说那样的话，使我的心很疼，在台北，药像米、面一样，大家简直是滥吃，而这小女孩，翻山越岭而来，只因来迟了，竟没有一颗药。
“没有药了？”她诧异中有平静，“啊——没有关系。”
说完，她匆匆走了，像是不敢耽搁下一个病人的样子。她那副恭谨庄矜，不想麻烦别人的表情使我疼惜到了暗自愤怒起来。
我跑到回廊上，只见人如潮涌，我心中冲动，只想大声叫出来：
“老乡亲啊！在西方，那块幸福的土地上，曾经有人说，人有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对你们而言，愿你们有‘免于无医疗的自由’吧！求求你们不要用那样感谢的眼光看着我们吧！要知道这根本就是你们的权利啊！你们的身体本来就该有人来照顾的啊！”
如果那天那女孩用抱怨的口吻说：
“哼！怎么偏偏好轮到我就没有药了？”
或者：
“什么？我从上个礼拜就来亲戚家借住，今天早起又走了三个钟头的路，居然没有药？”
如果她生气，如果她怨叹，我都会一边向她解释一边觉得好过一点，可是，为什么她偏用那么卑微细小的声音说：
“啊——没有关系。”
二“有哩——”
在泰北行医，问病是相当大的困难，文明世界里的病人每每可以把自己的病形容得生动活泼，巨细靡遗，山里的难民却办不到。
“大娘，”挂号部的工作人员，打起云南腔问话，“你哪里不好过？”
“不好过啊！”大娘慢悠悠地应了一句，她很老了，一副劬劳的样子，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却是无限信任如见神医。
“哪里不好过？”挂号处急了，不知该把她分给哪一位医生，“头痛不痛？”
“有哩——”（这两个字她说得很慢，都读作第一声）
“胃痛吗？”
“有哩——”
“关节痛？”
“有哩——”
“心痛？”
“有哩——”
“手膀痛？”
“有哩——”
不敢再问下去了，总之，她全身都痛，她如此高年，如此劳苦又如此营养不良，全身都难过倒也不是不可解的。
我独自跑开去看山色，不远的地方有大河日夜绕流，是什么使我悲痛？是眼前这个无处不痛的老妇人，还是那位让我无端想起的，另一个全身无处不病的叫作“中国”的老母亲。
三“不是她丈夫——是全村。”
团里的化验师把结果公布，那女人的病是疟疾。我看他简直有点兴奋，竟对着显微镜大叫：
“快来看啊，台湾看不到这种东西！”
大夫紧张兮兮地通过翻译问那女病人：
“她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丈夫。”
“去把她丈夫也叫来——”
“她生病，为什么叫她丈夫来？”翻译问。
“通常一个人有这种病，一家人都会有的，叫她丈夫也来看病，否则她病好了，她丈夫还病着，治了等于白治，她丈夫是不是也跟她一样发冷发热，脸色黄黄的？”
“是啊！是啊！”旁观的人热心地捅起嘴来，“不过不是她丈夫——是全村，他们那个村子的人全都发冷发热，又黄又瘦。”
我们一时全噤住了！
在某个小山头，有一村的人，全都是疟疾病人。
我们或许可以到那个村子去出诊，一一发给他们奎宁丸，但是，那有什么用呢？除非我们先消灭他们的疟蚊，而要消灭疟蚊，除非整理整个环境……
“我起先只怀疑她丈夫——我没有想到全村……”
大夫喃喃说着，一副被击中什么而要崩溃的样子。
医生所能做的，是多么少的一部分，我们每想起那个不知名的村子，心里总有一阵抽痛。
四 独臂人
车从山路下来，颠得人七荤八素，车到半途，终于不去理会尊严，大声叫停。
停下来以后，我和何大夫跑到路边去大吐，吐完了，用土掩好，继续上路。
终于到了巴山，一个类似三岔路的地方，我跳下车来去买冰汽水喝，自己觉得自己只剩三分像人了。
正在这时候，迎面走来一个男子，他显然已经站在那里等了很久。
“姐姐，”他叫了我一声，“你们就是从台北来，过两天要上老象堂去看病的人吗？”
我当时被那样亲切的声音一惊，整个人醒了过来。
在台北也常被人叫姐姐，但习惯上叫的人只叫“张姐姐”，叫开了连老一辈的朋友如王蓝也这样叫我。
但忽然在荒山野岭的小驿站上被陌生人那样亲切地叫一声姐姐，心里的感觉竟是惊动。其实，“姐姐”一称在这个地区很流行，不一定指比自己年龄大的女子，只是一种尊称，我曾听一个女病人叫何大夫姐姐，请她为自己装乐谱，当时也听得耳热心酸。
“你怎么知道是我们？”
“我昨天就来等了，我想你们车子一定从这里过，你们要多少被子、褥子？要不要我们替你们准备伙食，伙食要多少钱一天的？”他一一细问。
“我们有二十四个人，伙食要麻烦你们，七百铢一天（约台币一千二百元），好吗？”
这一带穷乡僻壤，根本没饭店旅馆，我们一路总是睡民房，委托别人办伙食，当然，偶然也会接受招待。
“好。那我就去准备了。”
喝完汽水我们上车——我这才敢好好看他一眼，他是个独臂人，一只袖子空荡荡的，袖口塞在腰带里，刚刚我不敢注视他，怕伤了他的自尊。
以后熟了，才知道断臂的由来。
小时他曾经胳臂受伤，有人教他们一个土方，把活鸡连毛带血斩成酱，趁热敷上包好，一个礼拜取下，不料患部却格外红肿溃烂，病毒侵入骨中，医生要他锯断手臂……
谁来帮助远方的同胞有“免于无知的自由”呢？
五 苗孩的酷刑
那天早上我们到苗人村去采血液，想知道疟疾散布的情形。
在路上，我们碰到那苗人小孩。他差不多八九岁，是个清秀的小男孩，眼光却是呆滞畏葸的。
走近了，马教士上去和大人打招呼，小孩低头垂眉，一言不发。
“他两只脚全烫烂了，你看！”
“怎么啦？”大家虽然只看到一小角，却也大惊失色。
“他其实本来只是打摆子（即疟疾），他们苗人有个土法子，听说是把一大锅水烧得滚滚的，然后再烧红烙铁，并且把铁往水里一丢，就会冒起一阵很热的蒸气，把小孩拿棉被包了，熏这蒸气，摆子就会好。”
可是这孩子被太强的蒸气所伤，下半身的皮全烂了，上身和手也烫伤了好几块，他整个的皮肤变成难看而难受的红疤。
小孩忍耐着由我们看他的疤，并且那位带着他的大人（似乎是他叔叔）答应下午来让大夫为他还未结疤的伤口搽药。
擦上消毒药，发现我们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如果真要治的话需要一流的医院，在隔离无菌的地方慢慢进行整形手术，不是我们这种奔波千里的医疗队所能做的。
本来几颗奎宁就可以解决的事，如今那孩子却失去了全身一半的表皮。如果他有幸适时碰到一位医生……不能想下去了，一年有多少苗人死于这种治疗，有多少小孩伤于这种治疗，在文明的触角伸不到的地方，活着，是一件艰辛的事。
六 毒药偏方
吃滴滴涕的事情在文明世界里好像也听过，其目的在自杀，但在泰北地区，滴滴涕却是某些人相信的偏方，认为可以根治很多病。不止一次，有人带滴滴涕粉来问我们可不可以吃。这样简单的问题竟一再被问不免惊奇，想来想去大概是源于“以毒攻毒”的思想。
有一次，碰到几个中阶层人物，我试着想提醒一下，便说：
“咦，你们知道吗，这里居然有好多人想用滴滴涕治病，这种观念上的误差最可怕不过了！”
“哦，话也不能这么说，这种事说不定真有用！”
想不到对方的反应竟是如此，接着他又振振有词地接着说下去：
“碌碌粉你知道吧？”
“碌碌粉是什么？”
“一种毒药，杀老鼠的毒药，我就认识一个女的，她那时血癌，不想活了，吃碌碌粉自杀，咦，没想到没死，病好了，到现在还活着呢！”我一时为之语塞，在传统与现代的医疗里，最怕这种言之凿凿的“单一经验普遍化”，对方说着说着，兴奋起来，又举了个例子：
“还有一次，我们要给马打针，因为怕马生瘟，药水放在茶杯里，有半杯那么多，几十匹马的份呢，忽然有位老兄走进来，口渴，拿起来就喝了，那药的颜色又刚好跟茶一样嘛，过一会，我们把针准备好了，咦？怎么药水不见了，到处找，刚才明明放在桌上的嘛！问来问去才知道他老兄喝了，好啦，我说，你等着死吧，几十匹马的瘟药哩！咦？怪事了，他后来也没死，他本来有肺病的，肺病倒好啦！其实这种事也没关系，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碰上了就碰好了！”
我叹了口气，在没有现代医疗的地方，叫他们不信仰偏方又信仰什么呢？
七 “我爱你”，小哑巴
每次看到一个哑巴小孩，我的哀伤就会加深一层。每个哑巴小孩其实必然是个聋子，而且根据家长的说法几乎千篇一律是发高烧造成的后遗症（当然，从医学观点来看，高烧是现象，原因应是中耳炎，或脑膜炎）。
看得出来，其中有些是很聪明的孩子，但这个地区并没有聋盲教育，眼看着他们渐渐成为家人的牵累，我恍如古希腊预言家因能预见一切悲剧而深感痛苦。有一天，当他们父母逐渐老去，谁来照顾他们呢？
有一个小哑巴，大约十三岁吧，穿着条长裤，留着头半长不短的头发，我一直没搞清他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只知道他殷殷的眼睛老是望着我。我没有学过残障教育却会一句“我爱你”的手语，我教了他，以后，在小小的荒村里，走来走去碰面的时候，我们总互做一次这手语。我又教他用舌头在上膛两种不同的打响，他也一学就会。
如果有人教他们，是不是此间也不乏海伦·凯勒呢？
以后有人把那小孩的名字告诉我。他叫孙泰清，泰大概指泰国，清应该是指清莱省，当时取这名字无非是能获定居，取为留念的意思。或者，清字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廓清的意思。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充满祝福的名字。
整个泰北的难民都是一批难于立足的人，但聋哑小孩恐怕是难于立足者里面最难于立足的，而贫穷和医药落后，显然仍会不断地为他们制造更多的聋哑儿童。
我能为他们争取些什么呢？——在说过“我爱你”之后。
八 我不敢叫他注重营养
她是一个甜美利落、受过良好训练的资深护士，眼神声调无一处不温柔，碰到这种人，我自己也恨不得生病了。在整个“泰北送炭”的行程里能有这些女孩同行真是好。
可是，有一个黄昏，医疗工作告一段落，夜间的晚会还没有开始，我们在雨后多沙的瘠地上散步，她的神情忽然十分忧戚：
“起先，我还常劝病人要多注意营养，现在，我连劝他们多吃点饭的话也不敢说出口了，他们根本没有多少饭可以吃……我真的不忍心再劝人吃饭了。”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
所有文明社会里适用的那一套医疗，在这里往往英雄无用武之地。
九 有人应未眠
我注意到胃药总是消耗得特别快。
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胃痛呢？
小孩子的胃痛依我看其实是饿出来的，清晨吃了饭，就要等天黑父母从田里回来才有第二顿吃，而一天，也只有那两顿。
阿卡人吃得比汉人更糟，有一天，我在临时诊所的外面，看到一家阿卡人蹲在地上抓食他们的午餐，午餐包在芭蕉叶里，是一些拌了辣椒和香料的米饭——如此而已。偷看别人吃饭应该是件不礼貌的事，我为了看清楚一点，只好假装有事，来来回回从他们身边经过，但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更丰富的内容。
胃痛的另一个原因是愁烦，不能确定的生存地位，茫茫无望的前途，子女的发展受限制，思念故土的煎熬，异域寄命的痛楚……想想都令人忧伤心碎啊！
捧着大沓的医疗单，我在其上读到的不是病名和药名，而是一部没有付梓的近代史，一首没有曲调的民族流亡的哀歌，一段段没有文字的陈情书。
今夜，华灯万盏中有多少酒醉饭饱？而遥远的荒山里有人应未眠——由于胃痛。
十 八十岁的小妹
看病的过程里，“挂号处”工作也够烦的。问病情固然不易，连问名字都不简单，尤其是问女人的名字，通常被问的女子多半扭扭捏捏，脸色尴尬，并且掩着嘴吃吃笑了起来。有时人如潮涌却偏碰到这种娇羞不肯答话的女人，不免心烦。可是转而一想，其实，这不就是东方传统女人的样子吗？二十年前你到旗山，到内埔，所碰到的女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本来嘛，女人的闺名怎可随便示人？好在这时候，往往有一位旁边站着的人热心帮忙：
“她叫张四妹！”
奇怪的是，这些女人的名字往往相同，发药的人叫一声：
“小妹！”
居然会跑出好几个人来抢药。
于是只好加上形容词：
“看肚子痛的张四妹！”
“看头痛的张四妹！”
或者：
“八岁的小妹！”
“八十岁的小妹！”
旁边的人一边等着看病，一边被这种奇特的叫名法弄得笑成一团。
想这些女子，守着山，守着田地，守着汉子（云南话叫丈夫为汉子），过简单的一生，似乎并不需要一个正式的名字。算来，一个从小叫熟了的“小妹”也就可以过一世了。而那八岁的小妹呢？她将来一生又是怎样的？
十一 最温柔的医学
针灸，算不算最温柔的医学呢？
在文明的社会里，核子医学、显微医学动辄便是几千万的预算，一部伟大复杂的机器，盛气凌人地霸住一个房间。而在泰北荒山里，你拿什么给人治病？我的一位朋友，几年前放下美国银行的职位，投身到那万叠云山里去做宣教士，一旦碰到一位垂危的病人，他也只好背起病人，想到较为热闹的地方找医生。山路走了几小时，回头看，那人已死，他又返身把死者背回家。
我每想起那件事，就眼湿。
如果我也能尽一点点力量为人去沉疴，如果……
亲手为人扎针，是一种奇缘，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曾经一度做针灸密医，好在学车的人身旁如果有教练就不算违法，我因为有真正的针灸医生在身旁壮胆，并且亲自用铅字笔点上该扎的位置，所以比较心安。
那一带的人几乎都有膝盖酸疼的毛病，原因大概可以想象，由于种田，长年在水田里，又由于贫穷只能以人力代牛力，久而久之，膝盖便受不住了，面对针灸救星，内外膝的两针大概是逃不了的。
初次把针刺进这些人的皮肤，内心忽然生出亦悲亦喜的大震动，竟是这样风打霜侵的粗糙皮肤啊！在台北，在我的朋友里，从来不曾看过这种深褐色的，坚厚的，干皴的，下面几乎感觉不到脂肪层的皮肤。要把针扎进这种皮肤而又不致把针弄弯，真需要屏气凝神，劲力内敛。
那是怎样温柔的一种医学啊！当你把一根针那样具体地捅在病者的眉间、耳垂或是胸、颈、腕、肘以及腿、踝或后脑上，你轻轻地扎入，然后打着云南腔和他们话家常。
“大娘，你作田？作地？（田指山田，地指水稻。）包麦（即玉米）收得好不好？”
“灸”比“针”应该是尤其美丽的，针插进去以后，或以手拧，或以电波相接，先让它振动一下，然后拿一小团艾绒，捏在针头上，并且点起火来。暖暖的烟慢悠悠地腾起，一时之间，仿佛楚辞里的香草世界都复活了，淡淡的芳香，微微的暖意，据说，这时的热力会传入病人身体里去，望着那细小的火光终于成烬，万般心事，只化作简单的一句问话。
“大爹，好过些没有？”
他们几乎千篇一律地说：“好多了，好多了，多谢了，托你们的福啊——”我每每疑心他们是礼貌上要多给我们一点面子，但内心仍万分感谢这种中国式的宽厚多礼。
通过那样温柔的医学，我会一直记得那些沧桑的脸，那些受难的肌肤，一针下去，触手的全是三十年来的辛酸和委屈啊！小小的艾绒燃起，分明是医者的一线心香啊，邈邈的古中国从熏气里柔和地俯身，俯身抱住了被医者的疼痛以及医者的心摧。
这样说，针灸该不该算是最温柔的医学呢？
十二 咦，你不是美斯乐的人吗？
清莱府的医疗行程结束以后，我独自先到曼谷，丈夫带团继续骑骡前往清迈府的深山里去。
到曼谷，是为了采访一位将军，住在“维多利亚大酒店”，那名字有一种可笑的英殖民地的贵族气味，从孤军的山头回到曼谷，只觉触目一片软红尘，自己却仿佛身历几世几劫，寂然不肯再为凡俗动心了。
早起，自己冲了一杯随身带的脱脂奶粉，算是早餐，这阵子花任何一点钱内心总有强烈的罪恶感。
喝完牛奶，下楼，餐厅里将军正在请一位台湾来的男孩吃早餐，规规矩矩的西式早餐从橙汁到麦片，到咖啡，一道道来，看在眼里竟觉得恍如隔世。
男孩姓李，大约十九二十岁，剪个中学生的三分头，戴眼镜，这次便要到美斯乐去试试垦殖。
这阵子在山里我一直乱讲云南话，现在，虽然身在曼谷，而且又在阵阵煎培根咸肉的香味里，我竟仍然改不过口来。
看看那愣头愣脑第一次出来的憨厚男孩，那年纪只有半个我那么大的男孩，我不觉想啰唆几句：
“你要留意呀——泰国这地方坏人多，你背起个航空公司的包包，一看就是观光客的样子，当心小偷要偷你的……”
男孩傻乎乎地一笑：
“不用啦！不用留心啦！昨天就偷光了，钱、相机、手表，一起被摸光了！”
他该昨天先碰到我的，这愣小子。
说着说着，话从美斯乐转到台北，那男孩忽然停了吃，惊奇地看我，对我能谈台北无限惊讶：
“咦，你不是美斯乐的人吗？你也去过台北！”
“我？我刚从美斯乐来没错，但是我家在台北啊！”
“可是，你怎么会讲云南话呢？”
真是愣小子，世上哪有真云南人会说出这么糟糕的云南话来？其实是他自己的云南话说得太糟，所以没有鉴赏力。
“那你又跑去美斯乐做什么？”
“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捐款送来，也有些医生护士工程师和民歌手一起来，要做点实际的事——”
“哦，哦，我知道了，报上登过，有个叫张晓风的——”
桌上其他的客人一时都大笑起来，将军他终于说话了：
“你当她是谁啊，她就是张教授啊！”
泰北的中国人，习惯上称人极客气，总是教授教授的不离口，听来很不自在。
那傻男孩兀自不肯服气，还一个劲地说：
“怎么会？你云南话讲得比我好！”
其实，使我被误会为美斯乐难民的绝不是我那口半吊子云南话，而是我一张晒黑的脸，衣褶和鞋履上的尘泥以及眉目之间恍恍惚惚与难胞同其大悲苦同其大定静的神色。
人，如果在情有所专、心有所系的时候，小小的胸臆中，哪里还有空间去点收人间的褒贬？但如果说整个泰北之行中我曾为一句话而忻然色喜，并且亟愿夸示于人的，便是那傻男孩说的：
“咦，你不是美斯乐的人吗？”
大型家家酒
事情好像是从那个走廊开始的。
那走廊还算宽，差不多六尺宽，十八尺长，在寸土寸金的台北似乎早就有资格摇身变为一间房子了。
但是，我喜欢一条空的走廊。
可是，要“空”，也是很奢侈的事，前廊终于沦落变成堆栈了。堆的东西全是那些年演完戏舍不得丢的大件，譬如说，一张拇指粗的麻绳编的大渔网曾在《武陵人》的开场戏里象征着挣扎郁结的生活，两块用扭曲的木头做的坐墩，几张导演欣赏的白铁皮，是在《和氏璧》中卞和妻子生产时用来制造扭曲痉挛的效果的……那些东西在舞台上，在声光电化所组成的一夕沧桑中当然是动人的，但堆在一所公寓四楼的前廊上却猥琐肮脏，令人一进门就为之气短。
事情的另外一个起因是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件灾祸，那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书灾”。两个人都爱书，偏偏所学的又不同行，于是各人买各人的。原有的书柜放不下，弄得满坑满谷，举步维艰，可恨的是，下次上街，一时兴奋，又忘情地肩驮手抱地成堆地买了回来。
当然，说来书也有一重好处，那时新婚，租了个旧式的榻榻米房子，前院一棵短榕树，屋后一片猛开的珊瑚藤，在树与藤之间的十坪空间我们也不觉其小，如果不是被左牵右绊弄得人跌跌撞撞的书堆逼急了，我们不会狗急跳墙想到去买房子。不料这一买了房子，数年之间才发现自己也糊里糊涂地有了“百万身价”了，邱永汉说“贫者因书而富”，在我家倒是真有这么回事，只是说得正确点，应该是“贫者因想买房子当书柜而富”。
若干年后，我们陆续添了些书架。
又若干年后，我把属于我的书，一举搬到学校的研究室里，逢人就说，我已经安排了“书的小公馆”。书本经过这番大移民倒也相安了一段时间。但又过了若干年，仍然“书口膨胀”，我想来想去，打算把一片九尺高、二十尺长的墙完全做成书墙。
那时刚放暑假，我打算要好好玩上一票，生平没有学过室内装潢，但隐隐约约只觉得自己会喜欢上这件事。原来的计划只是整理前廊，并做个顶天立地的书柜，但没想到计划愈扯愈大。“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终于决定全屋子大翻修。
天热得要命，我深夜静坐，像入定的老僧，把整个房子思前想后地参悟一番，一时之间，屋子的前世此世和来世都来到眼前。于是我无师自通地想好了步骤，第一，我要亲自到全台北市去找材料，这些年来我已经愈来愈不佩服“纯构想”了，如果市面上没有某种材料，设计图的构想就不成立。
我先去找瓷砖，有了地的颜色比较好决定房间的色调，瓷砖真是漂亮的东西——虽然也有让人恶心想吐的那种。我选了砖红色的窑变小方砖铺前廊，窑变砖看来像烤得特别焦脆香滋的小饼，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火的图案，厨房铺土黄，浴室则铺深蓝的罗马瓷砖，为了省钱算准了数目只买二十七块。
两个礼拜把全台北的瓷砖看了个饱，又交了些不生不熟的卖瓷砖的朋友，我觉得无限得意。
厨房流理台的估价单出来了，光是不锈钢厨具竟要七八万，我吓呆了，我才不买那玩意，我自有办法解决。
到建国南路的旧料行去，那里原是我平日常去的地方，不买什么，只是为了转来转去地去看看那些旧木料、桧木、杉木、香杉……静静地躺在阳光下、蔓草间。那天下午我驾轻就熟地去买了一条八尺长的旧杉木，只花三十块钱，原想坐出租车回家，不料木料太长，放不进，我就扛着它在夕阳时分走到信义路去搭公车，姿势颇像一个扛枪的小兵。回到家把木头刷上透明漆，纹理斑节像雕塑似的全显出来了，真是好看。我请工人把木头钉在墙上，木头上又钉些粗铁钉（那种钉有手指粗，还带一个九十度的钩，我在重庆北路买到的，据说原来是钉铁轨用的），水壶、水罐、平底锅就挂在上面，颇有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风味。
其实，白亮的水壶，以及高雄船上卖出来的大肚水罐都是极漂亮的东西，花七八万块买不锈钢厨具来把它们藏起来太可惜了。我甚至觉得一只平底锅跟一个花钵是一样亮眼的好东西，大可不必藏拙。
我决定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灶，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小时候读过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不知道是不是那首诗作怪，我竟然真的傻里傻气地满台北去找生铁锻铸的灶门。有人说某个铁工厂有，有人说莺歌有，有人说后车站有，有人说万华有……我不管消息来源可不可靠，竟认真地一家一家地去问。我走到双连，那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走着走着，二三十年的台北在脚下像浪一样地涌动起来。我曾经多爱吃那小小圆圆中间有个小洞的芝麻饼，（咦！现在也不妨再买个来吃呀！）我曾在挤得要死的人群里惊看野台戏中的蚌壳精如何在翻搅的海浪中载浮载沉。铁路旁原来是片大泥潭，那些大片的绿叶子已经记不得是芋头叶还是荷叶了，只记得有一次去釆叶子几乎要陷下去，愈急愈拔不出脚来……
三十年，把一个小女孩走成一个妇人，双连，仍是熙熙攘攘的双连。而此刻走着走着，竟魔术似的，又把一个妇人走回为一个小女孩。
天真热，我一路走着，有点忘记自己是出来买灶门的了，猛然一惊，赶紧再走，灶门一定得买到，不然就做不成灶了。
“灶门是什么？”一个年轻的伙计听了我的话高声地问他的老头家。
我继续往前走。那家伙大概是太年轻了。
“你跟我到后面仓库去看看。”终于有一位老头答应我去翻库存旧货。
“唉哟，”他唠唠叨叨地问着，“台北市哪有人用灶门，你是怎么会想到用灶门的？”
天，真给他翻到了！价钱他已经不记得了，又在灰尘中去翻一本陈年账簿。
我兴冲冲地把灶门交给泥水工人去安装，他们一直不相信这东西还没有绝迹。
灶门里头当然没有烧得哔剥的木柴，但是我也物尽其用地放了些瓶瓶罐罐在灶肚子里。
不知道在台北市万千公寓里，有没有哪个厨房里有一个“假灶”的，我觉得在厨房里自苦了这么多年，用一个棕红色瓷砖砌的假灶来慰劳自己一下，是一件言之成理的事。自从有了这个灶，丈夫总把厨房当作观光胜地引朋友来看，有些人竟以为我真的有一个灶，我也不去说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