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结果都错了。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纪。我们以显微镜的精确诊断了疾病的起因，但是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应用手术刀，总是有个新伤口出现。
一一〔英〕阿瑟·库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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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黑暗》:阿瑟·库斯勒著，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198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这是一本令人悸动的书。
《中午的黑暗》最早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一起，被作家出版社编入“作家参考丛书”。作者与昆德拉同为东欧人，因此在他们的书中，自然含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但不同是明显的。昆德拉的书，使人想起一具具完整、光洁、手艺精巧的器皿，所盛是甘美的酪果；库斯勒的书则像一只容量适中的木桶，厚实，质朴，桶内装的地粮。昆德拉的书充满哲理，在疏密有致的情节中，格言犹如银子打造的饰物一般耀眼。在库斯勒的书里一样有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还有人生哲学；但是，它没有表现为昆德拉式的抽身而出的智慧，它是沉潜的，深入的，进入内心的，作茧自缚的。而且，这种哲学与情节搅和在一起，以致译者把它解说为一部“理念小说”。如果说，昆德拉是思的，库斯勒则是反思的；如果说在昆德拉那里，有一种“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在库斯勒这里，就有了一种不容回避之重。
十年过后，中译本有了新版。新版本封面由墨蓝色改为绿色，装帧讲究许多，惟扉页多出一幅原著插图。据介绍，插图是作者与人合作的，简洁有力，足以传达原著的精神。图中左右为两条大汉的半侧身，突出各自的大手，夹着一个全裸的犯人，拖过长长的廊道。倘若往长廊远端望去，犹如无底的黑洞；往回看则像一只巨形喇叭，正在播放着一个根本听不到，却是人人都能听懂的恐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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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看起来是一部正剧:新的代替旧的，“人民”始终如一，控制不断强化，社会坚如磐石。问题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非一致。在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它们是歧异的，对立的，颠倒的。现实中的喜剧，在道德背景上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悲剧:领导即独裁，解放即奴役，前进即倒退，为希望所导引的一切逐步归于毁灭。
这是革命的悲剧。悲剧由众多革命者的命运构成，在作者笔下，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而是趋于高度一致，带有某种宿命的意味。主人公鲁巴肖夫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因接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欧洲各国长期从事秘密革命的领导活动。在斯大林即“第一号”发动党内大清洗之后，他对党内的政策及由此产生的反常现象表示质疑，于是被捕入狱；经过三次提审，接连的精神折磨，终于承认了强加给他的“叛徒”、“反党”、“反革命”等罪名，最后遭到处决。环绕鲁巴肖夫的活动，展开另外一批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可怕的是，无论他们的性别、年龄、身份如何，这些轨迹的交叉点都是孤独与死亡。理查德是一个市的小组长，因为竖持说出事实的真相，被认为“散布惊慌气氛”，“有利于敌人”，危害革命而被开除出党。小洛埃长期为党工作，却蒙受组织的怀疑，一度被抛弃为流浪汉；重新工作后，因对组织的——其实是苏联强加的一一决定表示异议，被指为“奸细”最后上吊自杀。阿洛娃是鲁巴肖夫的秘书和情人，可以说，她已经把青春的生命无保留地交给了组织。“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她的这句话，使鲁巴肖夫终身难忘。可是，由于她的社会关系而被告参与反对派的阴谋时，他仍然做了公开声明，以牺牲她作为代价保全自己。在理查德的眼中，鲁巴肖夫“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可靠可信”。然而，正是这“父亲”般的人物彻底拒绝了他。当鲁巴肖夫对他说“我再也没有话要同你说了”之后，他表现得那么自卑、惊恐、无助。小说有一段注满深情的文字，表达他对组织的留恋:
“同志，但一一但是您不能告发我，同志……”理查德说。出租车慢了下来，离他们只有二十步远。理查德缩着肩站在鲁巴肖夫身旁，他拉鲁巴肖夫的大衣袖子，正对着他的脸说话；鲁巴肖夫感到了他呼吸的热气，额角上有一阵潮湿的感觉。
“我不是党的敌人，”理查德说。“您一一您不能把我喂狼，同一一同志……”出租车在道旁停下，司机肯定听到了最后二个字......
“去车站，”鲁巴肖夫说，进了汽车。司机伸出右手把他身后的门关。理查德站在人行道边上，手中拿着帽子，他的喉结上下迅速移动。汽车启动了，......鲁巴肖夫不想回头看，但是他知道理查德还站在人行道边上，看着出租车后的红灯。
温情使我们感觉到了对面逼人的冷酷。霍布斯的公式：“人对人是狼”。在革命队伍中，在自己的国家内部，一样的血腥，一样的杀机四伏。所谓“敌人”或者“同志”，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鲁巴肖夫说：“为了解决意见分歧，我们只知道一个证据:死亡。”理查德们的死亡，是在鲁巴肖夫的记忆中发生的；而现实中的死亡，其蔓延则更为迅速而宽广。在监狱里，犯人常常突然消失。舰队司令鲍格罗夫因为主张建造大吨位、远航程的潜水艇，与党主张小吨位、近距离不同，自然被作为“反对派”被处诀。他被带走时呻吟着，最后留下的，是呼叫鲁巴肖夫的名字时那不像人样的声音。预审官伊凡诺夫彻夜审讯鲁巴肖夫，而且确信鲁巴肖夫会在次日签字，但是等不到这一刻竞已一命鸣呼，原因是有了同情鲁巴肖夫的嫌疑。接替他的是他的部下，冷酷的新人格列金。小说反复多次写到牙疼，以及钉挂肖像的墙壁所留下的空白，那是接连了无数记忆的痛苦和神秘莫测的死亡。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正是革命，造就了一个罪恶的世界，荒谬的世界。
然而，各式死亡，以及为此寻找的根据与编造的谎言，都完满地契合于同一逻辑。在前两次提审中，伊凡诺夫对鲁巴肖夫大谈“逻辑”。所谓逻辑，就是把他的思想推理到一个结果，同过去和现在求得一致，同生者和死者求得一致。无独有偶，鲁巴肖夫在入狱前对待他的受害者也同样大谈逻辑。他说：“运动是不讲情面和顾忌的；它毫不在乎地朝着目标前进，把淹死者的尸体冲到航道的拐弯处。它的航道有许多转折和拐弯，这是它存在的规律。不能跟上它的曲折航道的人就被冲刷上岸，因为这就是它的规律。个人的动机，在它看来并没有关系。他的良心，在它看来也没有关系。它也不关心他的脑袋里和内心里是怎样想的。党只知道一个罪恶：那就是背离它规定的航道:只知道一个惩罚:那就是死亡。在运动里，死亡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它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地方:它是政治分歧的合乎逻辑的解决。”正如他所感受到的，运动和党就是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属于党，他同党的命运是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的。作为老一代革命者，伊凡诺夫和鲁巴肖夫是一起成长的孪生子，他们从共同信念的同一脐带中吸取营养，有同样的道德标准，同样的人生观，用同样的方式思想。正因为如此，伊凡诺夫才敢于断定，鲁巴肖夫屈服的时候不会是出于怯懦，而是出于逻辑。逻辑是决定性的。逻辑成了宿命的根由。最后，鲁巴肖夫果然放弃了抵抗，而承认了起诉书控诉他的所有罪行。虽然他曾经质疑过这一逻辑，但是他借以质疑的根据，仍然来自这一逻辑。正如小说所叙述的，“四十年来他一直严格地按照他的教派的誓言，也就是党的誓言生活。他坚持逻辑计算的规律。”他别无选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抛弃了一切传统，我们惟一的指导原则是后果逻辑。我们航行没有伦理压舱物。”这是可悲的。
在这里，“逻辑”是意识形态，是教条本本，是组织原则，是思维方式，它深入到个人、集团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结合霸权的维系而成为信仰、真理，成为现实，成为简直无从改变的所谓的“历史意志”。
鲁巴肖夫死前，发现有一个没有形状的人影俯在他身上。他分明地闻到了手枪套的新皮革味。“但是那个人影的袖上和肩上佩的是什么徽章?它以谁的名义举起手枪的黑黝黝的枪膛?”其实，什么样的徽章和名义并不重要，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变做一样东西，被抓到一只大手之中随意挥舞。只要逻辑得到贯彻，它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圣的事物的代表，如果需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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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新定义革命。
什么叫革命?革命的全部意义包含在“目的与手段”之中。关于革命的目的，小说没有直接的正面的说教，倒是鲁巴肖夫在现实批判中有一段话注意及此:
为了保卫国家的存在，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规定过渡时期法律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同革命目标相违背的。人民的生活水准比革命前要低，劳动条件要差，纪律更不讲人情，计件苦活比殖民国家对待土著苦力还差，我们的两性关系法律比英国还要古板，我们的领袖崇拜比反动独裁政权还要拜占庭式。我们的报纸学校都提倡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教条主义，盲目服从和愚昧无知。政府的专断权力是无限的，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迁移自由被彻底取缔，好像从来没有过人权宣言似的。我们建设了最庞大的警察机器，告密成了全国性的制度，肉体和精神苦刑拷打成了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我们鞭策全国呻吟中的民众驱向一个理论上幸福的将来，这只有我们才能看到。因为这一代的精力已经耗尽，这些精力已消耗在革命中。
在鲁巴肖夫的严厉的内心拷问中，我们还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们的意志坚定纯真。我们应该得到人民的爱戴。但是他们却憎恨我们。我们为什么这样令人生厌?
我们为你们带来了真理，但是在我们口中，它听起来是个谎言。我们为你们带来了自由，但是在我们手中，它看起来像条鞭子。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活着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声音可以听到的地方，树枝枯萎，可以听到枯叶嗦嗦地响。我们为你们带来了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的舌头口吃，只会吠叫......
革命出现了异化。革命目的完全翻到了它的反面。革命的异化现象是随着它的进程变得更为严重的。还在革命初期，处在基层的小洛埃通过实际斗争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说：“党越来越像一块化石了。它的每一条肢体都患血管硬化，青筋暴突了。不能这样来进行革命。”以致革命政权建立以后，活力减少了，就像鲁巴肖夫形容的那样，一切反映为上层的权力变动，而下层依然保持漆黑和沉默，人民群众再一次又聋又哑。小说通过鲁巴肖夫对逻辑的思考，指出：“政权越稳定，它就越僵化，为的是要防止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掉转头来把自己冲垮。”革命目标始终受到障蔽，革命原则一再被涂改，显然，有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手段至高无上，运动就是一切。伊凡诺夫和格列金都是惟手段论者。伊凡诺夫多次表示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原则，仍是政治伦理中的惟一法则。”格列金同样以肯定的语气说：“党的路线是明确规定好了的，党的策略是根据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无例外，一切手段——的原则决定的。”原则无可争辩。然而，鲁巴肖夫的经历表明:他正是为了这个原则牺牲了别人，而自己也因此遭到牺牲的。当他远离了“形而上学的妓院”，退回到记忆和现实的门槛之前，他会清楚地发现: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无非是“制造政治”而已。
所谓革命，是以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为前提的，它必须符合人道主义这一最高原则。革命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只是为了他们能够以足够的力量扭断锁链，冲破牢笼，争得自身所应拥有的权利和尊严，而不是把群众运动当作工具，权宜的手段，为个别的集团或领袖人物谋取特权。小说中的“第一号”就是这样的人物。群众也不是个人的简单的集合体，就像鲁巴肖夫与伊凡诺夫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有没有权利杀死一个老妇人的问题时所强调的，“数学单位是人的时候，二乘二不是四。”在群众中，个人的生命，利益和自由意志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生存者是幸福的。生活着是美好的。小说中多次写到脚拇趾的扭动形态，它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哪怕是很小的部分，也将因为它生动的提示而令人永远留恋所在的世界。理查德的口吃，阿洛娃的大眼睛、白皙的脖颈和弹性的胸脯，鲍格罗夫的呻吟与呼叫......记忆就是为这些生命现象所撩拨产生的，因而有了现代心理学家所称的“海洋感觉”。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生命恰恰遭到敌视。“肉体清算”每天都在进行，此外，是大量的决议，指示，教条，原则，抽象逻辑对生命实存的禁锢、绞杀和葬送。鲁巴肖夫强调不能像对待物理试验一样对待生命个体，对待历史；因为前者可以上千次地作同一试验，但是对后者只能有一次。然而，他知道，“无限是政治上可疑的一个量，‘我'是可疑的一个质。党不承认它的存在。”已故的伙伴们以巨大的沉默表明，“党否认个人的自由意志——同时，它要求他自愿的牺牲。”对他个人来说，从事革命工作四十年，“党取走了他所能贡献的一切，却从来没有给他答复。”组织与个体，逻辑与生命的对立是明显的，以致他不能不承认：“人道主义和政治，对个人的尊重和社会进步是互相不能容忍的。”可以说，正是这一无法解决的悖论，构成了全书的主题。
在目的与手段之间，鲁巴肖夫一直是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作为党的一名忠诚战土，他相信这样的逻辑：“个人算不得什么，党才是一切，树枝若从主干上折断，必然枯萎而死”；为了维护屹立的大树，一直听任手段的摆布，以致终于导向公开审判这场古怪阴森的把戏。事实上，手段战胜了目的。惟有在内心深处，他仍然保持了对目的的探寻，并以目的质疑手段。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长期的严密的组织生活一一失去自我的生活一一使人处在运动惯性的过程中，难以看清革命的目的；即使有所察觉，也不敢向自己充分承认。其实，早在理查德事件以后，内心分裂的事件就随之发生了；直到被处决前夕，这种个人的觉悟才以想像或幻觉的形式出现。但是，他已经不可能为未来的“新的运动”而斗争了。他曾经问一位农民道：“你记得圣经中那一段沙漠里的部落开始叫喊:让我们选个队长，让我们回到埃及去吗?”他没有给带到山顶上，就被沉重地击倒了。围绕他的只有沙漠和无边的黑暗。在他与有限的天数做斗争的最后时刻，周围这个使他为之奋斗四十年的世界，激起他的最辉煌最美丽的想像的，竟然是纯粹属于个人的和生命的。当他在审讯中晕倒被抬出院子里时，刚刚醒来便立刻为刺骨的新鲜空气和惨淡而清新的阳光所陶醉。小说写道：“他以前没有充分欣赏这种美事，真是愚蠢。为什么我就不能干脆地活着，呼吸新鲜空气，在雪地上散步，让脸上感到阳光的温暖呢?”革命者把他追求的目标，从最远的高处移至自己的脚下，他只渴望获得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权利，仅此而已。
目的与手段，到底谁战胜了谁呢?无论对革命者，还是对于革命，这都是富于讽刺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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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插叙，内心独白及分析，展现了主人公鲁巴肖夫的斗争经历，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历程。在监狱中，他已经把以前对于革命的种种疑虑和质询，推到了一个明确的极限：“第一号的政权洁污了社会国家的理想，甚至像一些中世纪的教皇站污基督教帝国的理想一样。革命的旗帜降了半旗。”显然，他的思想不复切合“逻辑的结论”。通过痛苦的反思，至少通过多少有点近乎自我麻醉的“语法虚构”，他已经能够从抽象的“人类”回到有血有肉的单数，回到良心那里去了。当他知道了自己的下场，知道了生命的最后期限，完全应当而且可以为自己辩护，作一次丹东式的英勇无畏的发言，事实上，他也确曾有过这种念头的诱惑；然而，他放弃了质问充当他谋杀第一号的证人的权利，把燃烧在舌尖的话强咽下去了。最后的发言是出人意外的宁静:
......反对派被打败，摧毁了。如果今天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而死?”我面对的是绝对的空虚。如果一个人死时不后悔，不同党和运动和解的话，那么他的死是没有目的的。因此，在我的最后时刻的门槛上，我向国家，向群众，向全体人民跪下双膝。政治把戏、讨论和阴谋都已结束了。我们在检察官公民要求把我们判处死刑之前，在政治上早已死了。让失败者见鬼去吧，历史已把他们踏为尘埃。法官公民，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辩解:我现在这么做并不容易。虚荣心和残存的自尊心向我低语，叫我默默地去死，什么也不要说；或者以一种高贵的姿态去死，临死唱一曲慷慨的悲歌，把心中的话都兜出来，向你的起诉人挑战。对于一个老叛逆来说，这样做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克服了这一诱惑。至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已付出了代价，我同历史的账已经结清。请求你宽恕将是嘲笑。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对此，除了看门人瓦西里以为别有深意而有所保留之外，无论持正统派还是反对派立场，都不会完全认同，因为这既没有对犯下的罪过表示忏悔，相反也没有对强加的罪名表示反抗。围绕革命问题所产生的尖锐对抗的事物，通过鲁巴肖夫的最后发言，一切趋于和解。
对于鲁巴肖夫来说，他只能如此。
这是他长达四十年的生命献给了党，熟悉党如同熟悉自己的肌体一样的职业革命家鲁巴肖夫，这是在无限和有限之间不断穿梭往来的思想者鲁巴肖夫，这是身陷绝境而对这境遇有着深刻认知的死刑犯鲁巴肖夫。他只能如此。
他清楚地看到，斗争环境早已改变，即使被看作“反对派”，此刻也被剥夺了公开斗争的合法性。当年创造了“革命”这个神圣名词的老一代革命者，为了废弃权力而梦想掌握权力，为了让人民放弃忍从暴政的习惯而梦想统治人民，如今却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的头脑曾经改变了世界的进程，却都吃了一颗子弹。有的在前额，有的在后脖颈。”当他们被为之奋斗的“革命”当成“反革命”，而像自己一样作最后的告别演出的时候，没有一个把被告席变做讲坛，向全世界揭露真相，展示真理，把无耻的控告扔还法官，像法国革命时的丹东那样。他们或者为了逃避肉体的痛苦，或者希望保全脑袋，或者害怕连累家人和朋友，总之因为恐惧而使他们中间最优秀的分子保持了缄默，甚至愿意充当替罪羊。“他们陷在自己的过去中太深了，陷进了他们自己布置的罗网里，根据他们自己的法则，歪曲伦理和歪曲逻辑；他们都是有罪的，尽管不是他们控告自己的罪行。他们没有退路。他们从舞台上走下场是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奇怪游戏规则进行的。”其实，鲁巴肖夫自己不也是这样走下场的吗?
“新一代”已经形成。“新一代”代替了“老一代”，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严酷的现实。在审讯中，一直主张用酷刑，最后置鲁巴肖夫于死地的预审官格列金，还有小说最后出场的看门人的女儿，青年工人瓦西里奥夫娜，都是新一代的代表。这是“在洪水以后才开始思想的一代”，“生下来没有脐带的一代”，没有传统，没有过去，没有记忆同旧世界相联系；他们被“伟大的政治策略家”改变成为盲从、粗暴、冷酷的新时代的野蛮人，丧失了道德感，人情味，没有轻松，也没有悲哀。他们只知道保护矗立于社会之上的既成的“堡垒”，并且用这一原则阐释一切，辩解一切。新一代的产生，意味着革命的蜕变是必然的。
但无论是意志消沉的老一代，还是咄咄逼人的新一代，都一样没有爱，没有同情，即鲁巴肖夫的所谓“伦理压舱物”。没有压舱物，革命和革命者就只能被大海无情地抛弃。
“人民”在哪里?小说写道：“四十年来他们用威胁和允诺，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酬报把人民赶进沙漠。”沙漠中的人民在小说中演变成为旁听席上的群众，其中的场面，与中国作家鲁迅的小说《药》描写处决革命者的情景十分相似。当被告鲁巴肖夫的审讯快要结束时，关于谋杀党的领袖的罪名的辩护随即引起听众的愤怒的风暴，不断地有人叫喊：“把这些疯狗杀了！”鲁巴肖夫曾经以热切的眼光，在旁听席上寻找一张同情的脸孔，结果，发现那里有的只是冷漠和嘲笑。即使他因此感到寒冷，试图最后一次用自己的话来为自己取暖，也不得不因为倾诉对象的缺席而打掉这个愿望，颓丧地低下头颅。太晚了。鲁巴肖夫发现已经太晚了。“回到原路上去已经太晚了，再次踩在自己的脚印上已经太晚了。说话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小说引用了拉萨尔剧本《济金根》的话：“没有道路就别给我们指出目标。”然而，目标已经指明，道路却没有找到，甚至根本不可能找到。作者借了鲁巴肖夫的“相对成熟的理论”表明：“每次历史阶段的发展，总是把群众抛在后面，使他们处在相对不成熟的状态，这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出现某种形式的绝对领袖的领导，而人民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自己用革命的手段所创造的新状态，在此之前，民主政体是不可能的。我们眼前出现的全部恐怖、虚伪和堕落不过是上述这个规律不可避免的看得见的表现。在群众成熟的时候，反对派的责任和作用是诉诸群众。在他们不成熟的时候，只有蛊惑人心者才诉诸‘人民的最高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派只有两条路可以抉择:发动政变夺权，而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或者在无声的绝望中听任命运的摆布一一‘默默地去死'。”
鲁巴肖夫和他的同时代人的悲剧，远远超出为中国人所惯于称道的“冤案”范围；疼痛如此广泛，如此深邃，而直达个人心灵。最大的悲剧是心灵的悲剧。当历史无法跨越，时代难以改变，所有有目的的行为都属徒劳的努力，不是走向反面就是返回原处时，意义消解为虚无。凡是声音都没有回应，凡留痕迹处都遭到覆盖，这是本来意义上的死亡。跟生命归于毁灭一样，死亡是可悲哀的，而感受死亡一一死亡不复为人们所记忆，所追究，则是死亡的死亡一一当是更沉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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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中午的黑暗》，是一部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录。
在书中，革命否定了革命者，但也通过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则否定了革命，肯定革命的目的而否定革命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也否定了自己，肯定自己的现在而否定自己的过去，但最终连现在的自己也给否定掉了。忠诚与背叛，肯定与否定；革命之革命，否定之否定。关于革命，本书一大特点，是完全撇开了对敌斗争，而在自己的队伍内部寻找斗争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叛徒是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也更可恶的。问题是:谁是叛徒?谁从根本上背叛了革命?由于第一号长期处于党的正统地位，这样，叛徒的恶名便自然落到了鲁巴肖夫以及所有“反对派”的头上。
作为叛徒，鲁巴肖夫并没有出卖同志，却出卖了自己的良心。作为叛徒，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曾发生过任何投靠敌人一类细节，却也曾以敌人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志。虽然，这一切都是组织通过他进行的，是组织的阴谋与叛卖；但是，他毕竟有着不可逃避的个人责任。因为，组织本来就是由无数的个体所构成，而所谓逻辑，也必须经由无数个体的实践而体现。当他一旦做了一贯忠实于党的自己的叛逆，也就是说，一旦良心发现时，必然地要站到党的对立面。然而，在行动上，他没有做出任何有损于党的行为；直到最后判决，他的表现，也同所有革命老一代一样恪守一贯的逻辑。如果说是叛徒，他只是思想的叛徒；这种叛逆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能够找到可以传播和适宜生长的土壤。我们注意到，当他在思想上叛离了党的原则时，仍然坚持了革命的原则，社会运动的原则，仍然关心人类的命运和文明的变迁。他曾经幻想过，在“大黑暗时代”过去以后的将来，还会有新的政党新的运动兴起；而这个新兴的实体，正是被革命的原则赋予了一种新的精神，把正当的目的和纯洁的手段结合到一起。在他这里，革命的原则优先于党的原则。他可以成为党的叛徒，但始终是一位皈依革命的圣徒，或者说是一位革命的原教旨主义者。
在小说中，鲁巴肖夫充满矛盾，内在世界是丰富的。这种丰富性，与其说得助于作者的艺术想像，毋宁说是复杂的现实斗争所赐更为合适。这是一位特异的叛徒。在苏共大清洗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如此特异的叛徒，也如此一样“默默地去死”，献身于为自己所提前奠基筑就得革命的祭坛！
然而，谁来抚哭他们?
1941年，大清洗的血迹未干，库斯勒为牺牲的叛徒写下了自己的悲痛的悼词：《中午的黑暗》。那原因，在于他也是一位鲁巴肖夫式的人物。据介绍，库斯勒是英籍匈牙利裔作家。早年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三十年代苏共的大清洗，使他不满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以致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幻灭感。脱离运动后，他依然积极参加西班牙内战，同法西斯佛朗哥军队进行斗争，遭到俘获，被判死刑。由于世界舆论的支持，他方获释放，从此在巴黎从事著述。二战爆发后，又被维西政府逮捕，拘禁到1940年，从此前往英国，定居伦敦。1983年，与其妻双双自杀。可以说，作者是以其曾经战斗过来的革命者的命运，阐释了他笔下的鲁巴肖夫的。
正是这样一部充满着理想的光辉和战斗的激情一一连绝望的灰烬也闪耀着火红色——的小说，被普遍看成为一部“反共”的作品。于是，在西方，它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仅在美国，从问世之日起至1979年止，便一共印了二十六次，并作为经典名著收入“现代文库”；相应地，在东方也就成了一部禁书。对此，译者在译后记中辩护说: “在斯大林个人独裁下，不论是在第三国际还是苏共本身， 马列主义政党的原则已经遭到了践踏和破坏，由此而带来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扭曲和畸变，但这并不是运动本身的应有素质。如果说《中午的黑暗》揭露和声讨这种扭曲和畸变现象是‘反共’，那无异是承认这种扭曲和畸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色。任何一个曾经对这个运动的目标抱有崇高理想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人不论从思想上或者感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接着，译者批评说，由于作者未能具备我们的历史眼光，因而不像我们那样能够把这种扭曲和畸变同运动本身划清界限。这种批评未必是确当的。因为小说自始至终，都在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之间进行过反复多次的划分；手段在作者那里是包容更广的，它不仅指形形色色的策略，还包括了连同主体在内的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有谁具备了译者所称的那种“历史眼光”呢?就在中译本《中午的黑暗》出版的次年——1989年，在作者以及他的小说主人公鲁巴肖夫的故乡，便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巨变，史称“苏东事件”。1989年事件，不但译者始料未及，即使世界上最明智最敏锐的政治观察家，也不曾作过准确的预见。
人类社会就像大海一般，茫茫相接，涌浪千叠。小说的结尾写到鲁巴肖夫之死:后脑先后受到两次摧毁性的打击，眼前的晕眩与黑暗，正好切合大海的意象。这是另一种“海洋感觉”。他颠簸在海面上。一道道的雾。海和海涛声。一阵波浪把他托起，它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又继续向前逝去......
一滴水和一个大海。这既是关于本书主题的隐喻，也是关于革命时代的象征。我们能说尽其中的奥秘吗?我们只知道，故事发生的时候，正值“中午的黑暗”；至于风波涌起之后，时间的地图作了怎样的转移?在小说中是没有交代的。但见安详的大海，一切如恒，一切无声无息......
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