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反映
我写了份《情况反映》，准备寄给北京的一家报社。
为了写好这份情况反映，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向上级和媒体反映情况一定要客观、真实，不能有任何水分。我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各类数据和事例都在动笔之前做了反复的核实，援引的上级文件和领导讲话我也一一做了校对。在确保一切都准确无误的情况下，我才把材料打印好，封装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把它寄给了报社。
写这份《情况反映》纯粹是我的个人行为，并不是组织或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觉得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有责任和义务向上级部门或媒体反映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的真实现象。我原本想直接把这份材料寄给中央领导，转念一想觉得不妥，因为他们日理万机太忙了，偌大一个国家每时每刻要发生多少大事啊！相比之下，我反映的情况太微不足道了，我可不想给他们添麻烦，耽误他们的宝贵时间。再说我的《情况反映》写得拉拉杂杂，琐琐碎碎，措辞造句也不讲究，字数却超过了五万字，冗长而又粗糙。没办法，我又没有润色修饰的本事，只好寄给报社。如果报社的大记者大编辑们能在百忙之中翻一翻，瞄一眼，然后引起他们的关注，我就十分满意了。我可不指望他们全文或摘要发表它。噢，对了。还有一点我得郑重申明，我写的可不是什么举报信或匿名信之类的告状材料。我敢说我写的材料和我的名字一样真实。所以我把自己的通信地址和真实姓名端端正正地署在了文字材料的最后。
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报纸。我的《情况反映》竟然发表在了该报的《副刊》上，而且是连载，连载了半个月。
我吓坏了。不仅我的名字作为作者印在了报纸上，而且我材料里出现的真人真名，也未加任何技术性处理地公开示众。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报纸把我写的材料当成了中篇小说而刊登在“精彩阅读”的栏目下。
于是，我就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地成了“作家”，而且是“当红作家”。
报社打电话约我写一篇创作谈，还要搞一个长篇专访。
因为“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轰动。他们要窥视小说作者的私人生活。
我一连几个月睡不踏实。我躲到一个朋友家里，惶惶不可终日。朋友误认为我是杀人畏罪潜逃，怕受到牵连，背着我报了警。警察呼啸而来，不由分说就把我铐起来带走了。好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制的社会，多数人还是能依法办事。警官们虽然一开始把我的交代视为痴人说梦、天方夜谭，是对国家机器的戏弄和公安人员智商的嘲讽，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我那绘声绘色的解释。他们不仅把我放了，临别时还请我在他们的调查笔录上签名留念。
这篇名字叫《情况反映》的“中篇小说”被多家报纸杂志转载，最后竟被评为当年的年度小说金奖。我一直没敢回家，至今仍寄住在一个偏远的亲戚家里。我不敢去参加什么 “隆重的颁奖典礼”，更不想惹出什么新的麻烦。我在电话里跟老婆检讨，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我请她谅解并不要对孩子说出真相。我妻子在一段时间内为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她面对着苍蝇似的记者和评论家，不得不扯些谎话，比方说“他得了传染病不能接受采访”或者“他面部从小烧伤无法提供照片”等等，终于阻止了媒体进一步炒作的企图。
老婆的临危不惧和宽宏大量让我感恩戴德。她平生讨厌的就是“作家”，我也搞不懂在她的内心深处怎么会把作家和流氓骗子画上了等号。我通过熟人向她传话：“等这场风波过后，我一定重新做人，决不再写什么《情况反映》之类的臭东西了。”
我有一支枪
区武装部的一位中校军官在办公室里跟我说：“你的那把枪，由我们保管吧！”
“枪？什么枪？”我瞪大眼睛，十分诧异地盯着他。
“手枪，五四式的。”他斜靠在沙发上，往前倾了倾身子，把烟灰弹到烟缸里。
“开玩笑，我哪来的什么手枪呢，真的，假的？”我紧张地笑了笑，从他对面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摊了摊双手。
“真的。你确实有一把枪，是我们发给你的。”中校又往烟缸里弹烟灰，但烟头掉到了茶几上。他慌忙把它捡起来，又拍了拍裤子，把散落的火星拍到了地板上。
“嘁，简直是笑话，你们什么时候发给我枪了？”我认为这位肩上扛着“两毛二”肩章的家伙在恶搞。
“去年就发给你了。”他平静而肯定地说。
“去年？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会发枪给我呢？”我感到莫名其妙。
“您不是普通老百姓，您是领导干部并分管民兵预备役工作。”中校特意用了“您”来尊称我。
“我只是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不是军人，怎么会持有枪支呢？”我还是希望他明白。
“是的，您不该自己持枪，所以我们替您保管。”他诚恳地向我解释。
“可是我没有枪，不存在由你们替我保管的问题。”我争辩着。
“您有枪，这是规定。”中校一字一句地说，“您的职务和您分管的工作，都需要配给一支手枪。这是规定，也是您的待遇。您公司的职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预备役士兵，所以您一定要有枪。我说明白了吗？”
“你是说明白了，可是我却听糊涂了。”我急得面红耳赤，“问题是我从来就没有见到你所说那把枪，你明白吗？”
“是的，明白。不管您见没见过那把枪，您实际上都拥有那把枪。手枪，五四式的。现在我们请求您把枪交给我们保管，这是枪支管理办法里明确规定的，请您配合。”中校从沙发上站起来，严肃地看着我。
“真是荒唐。我确实没有枪，你们可以彻底地搜查嘛，谁都知道私藏枪支是违法的，我怎么会弄把枪藏着呢？”我焦躁不安地大声嚷着。
“您说得对。正因为私人不能持有枪支，所以我们区里枪支管理部要统一保管。”中校保持着立正的站姿。
“可我没有枪，你难道听不懂我说的话？”我急得想跳起来。
“不是我没听懂您的话，而是您没听懂我的话。从理论上讲，您的确有一支枪，手枪，五四式的。但它不能由您随身携带，得由我们归口管理，必须存放在上级指定的军械库里。”中校耐心地告诉我。
“你等等，让我把头绪理一理。因为我的职务和分工，我好像应该拥有一支手枪……”
“不是好像，是真有一支手枪。”他打断了我。
“好吧，就算我有吧。”我摆了摆手。
“不是算有，是真有。”中校又打断了我。
“好吧，我算服了你啦！那就真有一把枪，我却从未听过，也从未见过，今天你专门来取这支根本就不存在的五四式手枪并要替我保管，是这样吧？”我彻底迷惑了。
“差不多吧，就是这样。”中校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你拿走吧。”我绝望地摊摊手。
“不行。凡事都要有程序，何况是枪支管理这种大事呢，更是马虎不得。”他口气威严。
“那好吧，什么程序。我大喊一声‘手枪’，你听到后回答我，‘由我保管’如何？”我几乎要疯掉。
“没那么简单，这不是儿戏。”中校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是枪支保管委托书，请您签字。”
“好吧，我签。”我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签字笔。
“还有，这是两份收据。”中校又掏出两张薄薄的小纸条递过来。
“这是什么？”我不解地望着他。
“这是枪支保管费。一张收据是补交去年的，另一张是预交明、后两年的。”
我赶紧让财务部门把钱交给中校。从此以后，我也就成了一位有枪的人。
一封遗书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在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天堂里多了一位博士。
早在高中时代我就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只是觉得在一个讲求学历的社会里，没有拿到一张大学文凭就自杀显得太没面子啦！于是我咬紧牙关，终于考上了大学。我计划着在大学毕业典礼后便义无反顾地告别人生。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四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大学学历多如牛毛，一个小本科生简直没有资格去死。我只好继续苦读，放弃就业的机会又复习了两年，顺利地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读本科期间，我的父母卖菜、卖粮、卖血为我提供了高昂的学费，而攻读硕士学位时，他们卖掉了唯一的栖身之地，三间破瓦房。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跳楼，因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突飞猛进，研究生学历也大打折扣了。我不得不再一次推迟自杀的时间。发誓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为自杀者争得一份尊重和尊严。现在我如愿以偿了，我可以无愧于两年前为我筹措生活费而捐出肾脏的父亲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有知识高学历的自杀者……
难啊，这年头连自杀都得有个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成绩优秀，我的博士帽已于昨天的学位授予仪式上戴上。我可以走了，走得体面踏实。
别忘了在我的骨灰盒或墓碑的名字后写上“博士”二字。
永别了。
×××
×× 年× 月× 日
探 视
我的导师赵先生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喜欢探视病人。
有一次他过生日时，我们几个弟子门生为他摆了桌祝寿宴。他那天很兴奋，多喝了几盅，就把这个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
赵老师说，系里的同事或自己认识的熟人或同学生病住院时，他总愿意去看看，问候一番。我们很感动，内心里对他关心别人、珍惜友情的品德钦佩不已。
赵老师接着说，我去看病号，绝不是出于什么爱心，我是另有考虑。他又干了几盅白酒，兴致极高。
他说，世上的竞争说到底都是个人和个人的竞争。什么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学校与学校间的竞争，那都不关我的事儿，都没有个人间的比拼有劲头儿。竞争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的，比方说同学、同事、同僚等熟悉的人，甚至包括兄弟姐妹，最容易产生竞争。陌生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不会跟他较劲。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到目前来讲，他是个成功者。成功在哪里，主要是身体健康。
他说，他每次一听到周围的同事或昔日的同学、朋友因病住院，他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从心底迅速升腾。他要去医院里看望。
他说，在那一时刻，他觉得自己很满足。别人躺在病床上，或呻吟叫唤、或龇牙咧嘴、或抽搐挣扎。那种情景让他心花怒放。有时他会看到生病的同事、同学身上插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管子，他会庆幸那幸亏不是自己。当痛苦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最容易忍受。
他连续给我们举了几个实例并加以说明：
有位老师，为了评上教授竟然给领导和同行写检举信，说我的一部教材有剽窃、抄袭的行为，结果把我的职称拖了整整三年。后来他如愿以偿了，比我早两年评上了教授，风光了一阵子。结果怎么样，住进了医院，肝癌晚期！我是冒着大雨去病房探视他的，他痛苦不堪，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呢，谈笑风生。
还有一位我过去的同班同学，留校任教后处处跟我争高下，把本来属于我的副主任的位子弄到手了。结果如何呢？心脏病！光搭桥就花了好几万。现在怎样呢？不仅副主任的位子丢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当时也去医院看过他，瘦得像条狗似的，真可怜呐！
还有与我同一年留校的老钱，能争能抢。房子比我早分了一年半，瞧他当时得意的，恨不能满世界显摆，十年前，就得了脑血栓，走路得小步快跑，一刹不住闸就摔趴下了。现在跟我没法比喽，我一顿能吃一斤酱牛肉，喝半斤白酒。他呢，跟死人比就差一口气。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那家伙还挣扎着要坐起来，差一点背过气去。我在病房里当着他的面，给他表演了100 个俯卧撑，把那老头儿气得鼻子都歪了。我们听了导师的酒后高论，倍感他幸福美满、健康快乐，并对他的教诲铭记不忘。
不久前，他老人家因前列腺出了问题而动了手术，现仍住院治疗。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本应绕床服侍、终日陪护，但考虑到导师对于探视病人的独特心态，我们推人及己，不敢贸然趋前，生怕让我们的恩师误解，所以至今未去探视，只能在心里为他默默祈祷，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复并能以探视者的身份一如既往地去看望他那些患病就医的同学、同事和朋友。
宅 人
杜先生死了。
我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有点晚了，若早一天获知他的死讯，我至少能赶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报道中称，他的遗体已经火化，不少学界同行出席了追悼活动，一位职位很高的领导还送了花圈。
很遗憾，也很内疚。杜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是听过他课的数以千计的学生之一。不管于情于理，我都该去送送他。可惜，我事先不知道他去世了。他死后一周才火化的，我本应该知道的。错过了一时，便错过了一世，我真的没听说他已经死了。这让我心里一直很纠结。如今只有写篇文章追念他了，愿他在天堂里仍然谈笑风生，不再怪罪我的冷漠。我确实是从报上才看到他的死讯，而且是火化的第二天。严格说来，这也不能完全怪我。
掐指算来，杜老师已卧床十年了。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萌动前往探望的心愿，但理智总在提醒和警告我，探望老师的学生一定络绎不绝，时间还长着呢，你就别去凑热闹啦！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去看望老师的冲动格外强烈，有几回我差一点穿上衣服准备出门了，又是一种冷峻的声音制止了我的脚步：冲动是魔鬼！我不得不重新坐回沙发上，掐着虎口和大腿，让自己的血液尽量调整到正常的流速，脑袋不能过热。中间至少有两次，我的同学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先生提起了我，似乎有嗔怪我不去探访的意思。并且这位同学还约我方便时一起去老师家里坐坐，我迟疑了一阵子，十分为难地向他解释我最近太忙了，等有空一定去拜见他老人家。然而，时光飞逝，日月如梭，一晃竟过去了十年。
我很惭愧，也很自责。我准备写一篇回忆文章，用真诚感人的文字纪念他，向他表达我深情的哀思。
文章从何写起呢？我只能实话实说：“我与杜先生是邻居，住在同一幢公寓同一个门洞的同一层，他住6 号，我住7 号……”
请不要指责我，我的文章只写了一半就中断了。因为我父亲病了，已住院近两年。我是从网上看到的。在教师节前夕，一位省级主要领导去医院里慰问他老人家，还登了照片。父亲也是位专家，名气与我的老师杜先生不相上下。但他并不与我住一起，而是住在大楼的另一头。虽说距离略显远了点，我还是决定先去看看他，然后再把那篇追忆文章写完。
新闻线索
“消防中心着火了！”新闻热线的电话里传来了一位男子急促的声音。
“说出具体位置。”我边问边把记者采访包挎在了身上。
“在莲花门西街76 号。”对方气喘吁吁地说道。
“什么时间？”我问。
“大概10 分钟前，我正好路过那里，发现大火从后院蹿出。”那位男子很着急。
“好！谢谢你提供的新闻线索，请你明天上午10 点到晚报社来领取报酬。请你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我急着四处找笔和纸。
“我姓魏，用的是公用电话，你们能给多少钱？”对方问。
“一百块！”我答。
“才一百块，这不是一般的火灾新闻啊！你有没有搞错，这可是消防队着火了。我又是第一时间向你们报告。怎么也不止一百块吧？”对方在讨价还价。
“对、对、对，魏先生，你说得对！我现在需要马上赶到现场，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这条新闻线索确实值钱，至少会给你五百块。”
“绝对是真的，大火正着着呢！说定了，五百块，我明天去领。”对方挂了电话。
我赶到现场时，大火刚被扑灭，浓烟还在冒着，看来损失不算大。消防队员们正在垂头丧气地清理火场。“×× 市消防中心”的大牌子被火烧得变了形，但字迹依然清晰。我赶紧抓拍了几个镜头，采访了几个目击者。
当日赶印出来的晚报把这次事故的消息放在了头版显著位置，还配发了几幅照片，特别是“消防中心”那块大牌子在浓烟和消防队员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味。
第二天，那位姓魏的男子应约来到了报社，高兴地领走了500 块钱。新闻线索提供人奖励制度的建立确实很有效果，我和同人们再一次慨叹道。
五天以后，正巧还是我值班。新闻热线的电话又响了，我拿起话筒：“喂，这里是新闻热线，有话请讲。”
“喂，我姓魏。”对方的声音很急促，“前几天，消防中心着火的案子破了，是人为纵火，嫌犯已被公安局抓获。”
“喂，喂，喂，你是谁？”还没等我问明情况，那边的电话就挂上了。听声音有点熟悉，有点像前些天那位提供消防中心火灾新闻线索的男子。
我急忙赶到公安局，请求采访犯罪嫌疑人。
警察一边审查我的记者证件，一边调侃说：“你们记者的鼻子可真灵，比我们的警犬反应得都快。行啊，看来不是吃白饭的。”
等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才被获准前往一个看守所采访。
在预审室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位纵火嫌疑犯——正是当时提供新闻线索的那位“魏先生”。
“刚才是你打的电话吧？”我不解地问。
“对、对、对，正是我，这次能给多少钱？”姓魏的有些迫不及待了。
“先别说钱，你是怎么给我打的电话？”我越发迷糊了。
“他们抓捕我的时候，我知道跑不掉了，就冲到一个公共电话亭里给报社打了电话。刚说了两句，警察就一拥而上把我按倒了。”听口气他有些遗憾。
“消防中心的火是你放的？”
“是的。”
“为什么？就为了领那500 块钱？”
“不光是为了钱，消防队着火了，你不觉得有意思吗？
多好玩啊！太有趣了。新闻得有刺激性，生活也需要刺激，你说对不对？你该谢谢我才是，说不定你拍的照片还能获得新闻摄影大奖呢……” 他兴奋得两眼放光。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姓魏的犯罪嫌疑人曾经读过大学新闻专业，大三时因病退学。
夙 愿
“我不愿意当官，我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老师逢人便讲。课堂上，开会时，只要一有机会他就重复他已经讲过上百遍的话题。
老师去世时享年75 岁，我最后一次听他表白，大约在他死前一年，也就是他74 岁的时候。那一天是他的生日，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几位同学去祝寿，像往年一样，送去了一个大大的蛋糕。
老师很兴奋，一边嗔怪我们太破费了，一边动手切蛋糕。喝酒时，他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些当官的，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很多人都比你们有本事、有能耐，只是他们不愿意选择当官而已。”我们点头称是，但对于老师把我们这几个小科长、小处长也称为“官”，心里总不是滋味。
“比方说我吧，”老师的话匣子一打开就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读中学时老师曾让我当班长，我不干，好事要让给别人。后来就选了一个成绩比我差的人当班长，这个班长毕业时被推荐进政府当通讯员，再后来他当上了市长，离休时是市里的政协主席，占了不少便宜。
“大学毕业时，我可以进机关，可我不愿意当官，这你们是知道的。我坚持留在学校教书，同学中凡是毕业进政府部门的，后来都当上了局长、司长，还有两个当上了副部长。他们个个威风，哼！
“1962 年7 月，系里让我兼任办公室主任，我表示自己志不在此，水平也不够，就把位子让给了我们教研室的老董。他后来放弃了教学，慢慢爬到了学校秘书长的位置，住房比我大多了，工资也比我高。
“‘文革’后，对，也就是1977 年8 月学校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是教务处缺一位副处长，希望我能考虑。我婉言谢绝，又把机会让给了同事。这位同事虽然水平不如我，但工作热情高，干了几年后调到另外一所学校当上了副院长，享受的待遇比我强多了。
“1983 年4 月，校长亲自动员我担任工会副主席，这个级别在当时可不算低，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放弃了。我建议学校要多提拔年轻人。那位顶替我的副主席，现在升为主席了，享受副校级待遇，还出了三次国。
“退休时，学校老干部处还想聘我做顾问，虽然没什么级别可也有不少实惠，我又没有接受。嗨，我从小就不愿意当官，这也怪不得别人，没办法。对于官，我不感兴趣。再说，人不能光想着自己，要把好事让给别人，你们说是不是啊？我是不是常这么说啊？”
“是，是，是……”我们连声附和，争先恐后地颂扬老师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于处局级。老师乐了，乐得有些勉强。
老师去世时，我们这些做弟子的前去吊唁，并协助料理后事。师母告诉我们，老师临终前一再叮嘱，要求组织上在他的生平里一定要写上他不愿意为官，多次谢绝做官的经历。人事部门很为难，终未能形成文字。师母不甘，曾私下问我，治丧小组组长的职务能否由死者担任。我摇头，她叹气。为了了却恩师的生前夙愿，我追记此事，以示缅怀。
三 笑
丁丑是个严肃的人，平常一脸正经，神色庄重，不苟言笑。据丁丑讲，他这一辈子记忆中只笑过三回。而且每次都
以笑开始，以哭告终。因此，在丁丑看来，笑不是个好东西，祸从笑生。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就倒霉在这仅有的三次笑上了。
丁丑五六岁那年，爸爸在一次吃饭时不小心让鱼刺卡住了嗓子。他爸爸先是往嘴里塞满了窝窝头，试图靠吞咽把那该死的刺儿带下去，他两眼瞪得溜圆，满脸憋得通红，吃了三个窝头还无济于事。接下来把手指头伸进嗓子眼儿里抠，又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统统吐了出来仍不见鱼刺的踪影。一个小小的鱼刺儿把这位膀大腰圆的中年汉子折腾得满地打滚，四处乱蹦，丁丑像看表演一样目不转睛地欣赏着爸爸的滑稽动作，忍不住哈哈大笑。他父亲痛苦至极，恼羞成怒抡着巴掌给了儿子一大耳光。那一瞬间，丁丑的耳朵聋了，爸爸的嗓子通了。
丁丑第二次开心大笑是中学时代。有一回，上课铃声响了，丁丑还在座位上大声喧哗，因为他有一只耳朵不好使，经常听不见有用的东西。老师从他侧面悄悄地走过来，用拳头在他的脑袋上狠狠地捶了两下，同学们哄堂大笑。丁丑羞得无地自容。就在老师得意地转过身走向讲台时，不知是哪位捣乱的同学把啃剩下的西瓜皮反扣在地上，老师正巧踩了上去，滑了个仰面朝天，后脑勺结结实实地砸在一位女同学的膝盖上。同学们吓呆了，只有丁丑一个人大笑不止。结果，老师的后脑勺上起了个大包，女生的膝盖粉碎性骨折，而丁丑被退了学。
丁丑后来花了很多钱才把耳聋的毛病治好。他还参了军，在部队当话务兵。
复员转业后他分配到了县政府的机关工作。工作了十几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从未看见他笑过。丁丑因此得了个绰号，叫“丁老板”，就是老板着脸的意思。同事们想尽办法逗他乐，他却永远地皱着眉头。有一次，朋友拿丁丑打赌，把他按在地上不停地抓他的腋下，挠他的脚心，最后丁丑哭了，朋友输了。
丁丑的第三次大笑发生在两年前的一个追悼会上，他所在的那个局的局长因喝酒过量猝死，被定为因公殉职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那场面庄严肃穆。在哀乐停下来后，上级领导开始致悼词。悼词中回顾了局长光辉而短暂的一生，高度评价了局长生前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参加追悼活动的许多人都被感动了，会场内一片抽泣声。丁丑皱着眉头，神色凝重、聚精会神地逐字逐句听着悼词的内容。他突然觉得他好像参加错了追悼会，要么是死错了人，要么是领导念错了稿子。当领导用低沉的声音念到“我们今天悼念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时，他才恍然大悟，忙问身边的同事，今天到底死了几个人？怎么这么多人同时开一个追悼会？同事不解地看着他，嘴角向上动了动。
丁丑再也憋不住了，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他笑得直不起腰，捂着肚子蹲到了地上，死者的家属愤怒地冲过来对他拳脚相加，还是止不住他那遏制不住的笑声。不少参加葬礼的人被丁丑肆无忌惮的笑声感染了，终于跟着不自觉地“哈哈”、“嘿嘿”起来。
后来丁丑被分流了。他现在开了一家小水果店，仍是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面孔。人们劝他随和一点，和气才能生财。丁丑正色道：“那不行，祸从笑中来。”
早晨起来欠了一屁股的债
与我合租同一处简易平房的出租车司机老李在共用的同一间厕所里与我相遇了。
他一手拎着裤子，腾出另一只手抹眼屎。他擦完眼屎，抖了抖下身，侧过脸来瞄了我一眼。我误以为这是一种问候，相当于喊一句“早安”。我冲他笑了笑，用目光问他“早晨好！”
老李又瞄了我一眼，脸红红的，还点了点头儿。
在系裤带的那一瞬间，老李突然开了口：“能借我点钱吗？”那声音如炸雷般，吓得我一哆嗦，裤腿差点沾到地上的污水。太突然了！老李的脸色发紫，两眼里布满了血丝。在厕所里吼着借钱，发出的是爆破音，有抢劫的嫌疑。我定了定神儿，笑容僵在脸上，边扣腰带边故作轻松地问：“有困难？”
老李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在刺鼻的骚臭味中向我敞开了心扉：“他妈的，这叫他妈的什么事嘛！早晨一睁眼就欠了一屁股债。你知道的，每天车没上路就先欠300 块份子钱。老婆上礼拜犯了阑尾炎，一个小门诊手术花了5000 多元，麻醉师、主刀大夫和护士长个个都得给个红包；女儿幼儿园的老师生孩子给家长发短信，又交了100 块；我公司一个狗屁小头儿的丈母娘死了，又收走了200……从这个月开始，房租、水电费又涨价了，再拖欠房东就他妈的让我卷上铺盖滚蛋，实在是挺不住了。老兄，你属于白领，挣钱比我容易，救救急，帮我一把吧！”
白领？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抹了把鼻涕告诉老李：白领白领，就是说一个月下来，挣的那点钱除了交房租、水电和孩子的学费以及买点米面油盐，基本上两手空空，那份工资算是白领了。
老李失望地跟着我走出厕所：“听说你是部门经理，哪至于呢？”“啥，部门经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在一家小公司替人卖山寨版电脑送配件，每天挤公交钻地铁，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脸土，从不敢打出租。儿子上小学还要交赞助费，欠了一大笔饥荒，就差卖血卖肾了。前天儿子的班主任老师发来请柬，说是下星期天要结婚，我正犯愁呢。昨天英语课老师又把我喊到学校，劈头盖脸地教训了我一顿，说孩子在课堂上说脏话骂人，要我交罚款，这不是第一次了。前些日子德育老师就因为我儿子骂人罚我二十块钱，这次又是英语老师，要罚四十元。我问怎么罚款还涨价？老师说，没涨呀，二十块钱交德育老师，二十块钱归英语老师。我问为什么？她认真地解释说：骂人是品德问题，罚二十。在英语课上骂人要用英语，若不会用英语骂就得多罚二十。你孩子是用中文说脏话，这是水平问题，必须罚双份！老李，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嘛！我昨天只带了二十块钱，今天还得去补上欠下的……”
老李是个通情达理的豪爽人，他不仅没有怪我，还特意回屋里取了十块钱塞给我，让我先用着，他说学好英语是大事儿，可别耽误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