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线
“别怪我说话不好听。我告诉你，你的病到死也治不好！取药去吧！”校医院的布仁大夫边说边撕下一张处方笺，直着胳膊甩给了我。
我接过处方，木呆呆地愣在那里，嘴里“那、那、那”地想说句完整的话。
“那什么那？”布大夫很不耐烦地冲我龇着大牙，挥手示意我出去。
我神情恍惚地磨蹭到药房，把鸡爪挠地般潦草的那张纸塞进拳头大小的取药口，如往常一样，很快就从另一个窗口里吐出了一堆花花绿绿的药盒。很久以来，我一直很疑惑那些发药员是如何辨认出医生们鬼画符般的字迹的。
布大夫具备作为医生的两条基本特征：一是字迹潦草，谁也别想看懂他在药方上写的什么；二是脾气暴躁，如果你想跟他探讨病情只能赚取耳朵轰鸣和一脸唾沫星子。只要穿上那件沾满了油污血迹的白大褂，他就气哼哼的，骂骂咧咧地给师生看病。布大夫说话从不绕弯，直来直去地能把活人噎死。他每次给我开药，总忘不了重复这几句话：“你这病谁也没法治”，“死马当成活马医吧”，“想开点，不会三两天就死的”，“你的病到死也治不好”！患者给他提意见，他委屈得青筋暴涨，理直气壮地吼：“我这是对病不对人！医生一发现疾病，就像遇见敌人仇人一样，用不着那么客气！我就是这么个脾气，有啥说啥，不会细声细气地用娘娘腔哄人。”
若赶上下午看病，十有八九能闻到布大夫嘴里呼出的浓浓酒气。酒精会使他的态度变得亲切一些，他甚至会一边让你伸舌头，一边讲几段他过去的从医经历。几次下来，我便知道布大夫年轻时曾在一个叫杜尔伯特的蒙古族自治县的乡下当过赤脚医生，既做兽医又兼给农牧民治病。内科、外科、骨科、妇科、小儿科全干过，且“医术精湛”。这四个字是他反复强调的，他曾同时在羊圈里给母羊和女主人接生过羊羔和婴儿。“那天可把我忙晕了，都难产，我一只手伸进羊肚子，一只手伸进人肚子，左右开弓，一块儿往外拽，好家伙，一下子救治了六条命！他妈的，没想到人和羊都是双胞胎！”
布大夫不光脾气大，下手也狠，并自称有祖传正骨秘技。有一次他为一个崴了脚的学生演示了一把，结果造成了粉碎性骨折，学生毕业时拄着拐杖离开了学校。
自从布大夫断定“你的病到死也治不好”之后，我就再也没敢去挂他的号。一天中午，我班上的一位学生兴高采烈地跑来找我，说有一个天大的喜讯要告诉我。我正在单身宿舍里用电炉子熬中药，试图借助中华传统医学阻止死神的追逼。“啥好事？”我无精打采地应付他。“绝对是喜讯，布大夫死啦！”他边说边做了个刀抹脖子的手势。“他才死不了呢！那家伙体壮如牛，一顿能喝二斤白酒。”我揭开砂锅盖子，用筷子慢慢搅拌草药。
“让你猜对了！听说昨晚他喝了大酒，今天早晨他老婆催他起床，一摸身子，又冷又硬。估计前半夜就没气了。”
他瞪着眼睛给我比画，还打了个寒战。
“真的，你没骗我？”我直勾勾地盯着学生问。
“真的，没骗你。”他诚恳地点着头。
“是的，他没骗我，”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说我的病到死也治不好真是说对了。这家伙太吓人了，我还以为是我患了绝症了呢，原来是指到他死时也治不好我的病。我怎么当初没想到这层意思呢？”我捶胸顿足地感慨了一番，精神一下子振奋了许多。望着春天的窗外，阳光还真有点明媚。
布仁大夫遗体告别那天，我特意去火葬场为他送行。尽管去的人不多，每个人的脸上还是挂着哀伤和悲痛之情。很凑巧，我在现场竟然碰上了三年前毕业的同班同学大刚。他说他是陪那位当年被布大夫用祖传正骨技法捏碎了脚脖子的老乡一块来的。大刚的手里还拿了几本书，见了我硬塞给了我一本。他告诉我，这是他最近刚出版的回忆录。
“回忆录？谁回忆？你吗？你今年高寿了？”我有一连串的好奇。
“是我写的回忆录，回忆我的一生。我今年快二十六岁了。”他答。
“二十六岁就写回忆录？你太性急了吧？”
“天有不测风云，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看布大夫不也很突然吗？”他故作老练地长叹了一口气。
回到学校，我漫不经心地翻开大刚自费出版的取名为《生命线》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他的童年、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些鸡零狗碎的所谓逸闻趣事，和煞有介事的人生感悟，读来了无新意，且有“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自恋和自怜。但“后记”中的一段话却吸引了我：“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在二十五岁生日之际写下这些回忆文字，只源于布仁大夫两年前，即在我毕业体检时对我的诊断：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从你手掌纹路的‘生命线’判断，你没有中年，更谈不上晚年。你自己瞧瞧，生命线你总认识吧，你看看你的这条线，短得让我替你捏把汗。要用这条线衡量，你活到今天已算是奇迹啦！你再看看我的生命线，一直延伸到手腕处。一看就是长寿命，一百岁绝对打不住。他说得如此肯定，再想想自己从小到大一直体弱多病，于是倍感凄惶。赶在死神到来之前，我决定记录下自己短暂而充实的一生……”
一晃近三十年了，我和大刚每次相逢都会谈起此事。彼此在感慨中笑着，在笑声中感慨着，并相互仔细端详对方掌纹的变化。大刚的生命线依然短得令人揪心，而我的病确实至今仍未治愈。大刚说，他那本回忆录——《生命线》只剩下不到一百本了，这些年来每到农历七月十五他都会找一个十字路口，烧几本送给布大夫。
荣 耀
新出版的《县志》“人物卷”中有一个叫“王大锅”的传主，生平非常简短。全文如下：王大锅（1931—2006），男，汉族，本县碾子沟乡人，著名人士。
能入地方志的，一定是所在地区的杰出人物，即所谓的 “著名人士”。王大锅作为著名人士想必在该县有一定知名度，因为从生卒年代推断，他是新近去世的，至少应是市级以上劳模或其他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代表，《县志》编撰的入志标准就是这么规定的。但这个人物词条行文过于简单，给出的信息语焉不详，让我心生蹊跷。从名字分析，此人不可能出自书香门第，“大锅”很具象，也很通俗日常。也许他生前是一位能工巧匠，以制锅为业，且做出了名堂。
我打听县史室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说不出更多的内容，都摇头摆手，表示一无所知。编《县志》的副主编老于，年前死于脑溢血。同事们说，若他活着，肯定会给出翔实的答案。
出于好奇，我专程去了趟碾子沟乡。乡里的领导也没听说过王大锅这个人。我按照他们的指点，又拐到了王大锅所在的村子。村里的干部和村民都认识我要查实的人。纷纷向我介绍，据他们说，王大锅是个普通的村民，一个因子女不孝，老无所养的人。死前的若干年，他除了捡拾垃圾之外，就是挨门挨户乞讨，偶尔还小偷小摸，偷一些田里的瓜果蔬菜充饥果腹。他原先住的三间破平房，因年久失修倒塌了两间。他最后死在东头那间漏雨透风的西墙角，蜷缩着像狗一样。村长还特意强调，老头死后就运往县城里的火葬场火化，而没有埋在当地。当然，从政策上讲，村子里也不允许土葬了。他还说，王老头有一个儿子在县政府给领导开车，很有出息，但老头活着的时基本没回来看望过。“嗨 ，这老头可惨了，要不是我们村委会和邻居们平时给弄点吃的穿的，他早就饿死冻死了，哪会活到七十多岁。”村长感叹着。
没费多大周折，我就找到了王大锅的儿子。他确实在县里工作，给电业局局长当司机。在我的反复追问下，他才支支吾吾地挤出了点牙膏：“因为我认识县长的司机。”
认识县长的司机，便能把一个拾垃圾为生的普通庄稼汉列入县志人物志？为什么？
“父亲活着时我们做儿女的没尽到孝心，心里很不踏实，就想把后事办得体面排场一些。”
“于是你就托人把你父亲编进县志了？”
“不、不，没有，我不知道什么鸟县志，是他们自己干的。”
“他们是谁？”
“是那些编书的人吧。”
“你没去找，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父亲？”
“因为县长参加了我爸的遗体告别仪式，县长参加的活动是大事情，要记下来。”
“你跟县长很熟悉！”
“不，我只认识他的司机。我托他的司机求的县长，给了他两千块钱，还有两条烟。”
“县长就去了？”
“县长开始没答应，后来听说副省长送了花圈，他就推 掉了别的事情，去父亲的遗体旁鞠了三个躬，又绕着尸体走了一圈，还跟我握了手。”
“副省长为什么送了花圈？”
“县长的司机说认识副省长的司机，又送了他两千块钱。他就说可以以副省长的名义送个花圈。副省长送了花圈，县长二话没说就赶到火葬场了。”
我终于大体上弄清楚了传主变成著名人士的基本脉络：一个叫王大锅的穷苦老汉，在离开人世时其儿女为了挽回不孝的骂名而操办了一场有县长亲自出席的遗体告别仪式。因托人求得了一个以副省长名义送的花圈而变成了著名人士，故被立传，永载史册。
一个人的聚会
重阳节那天，老爷子比平时起得更早。
“这么晚还没睡？您又叮咣地折腾啥呢？”孙子冲着他喊，边揉眼睛边打哈欠。
“瞎喊啥呀，就你嗓门大？他这是起得早，不是睡得晚。”
我也跟着爬起来，受儿子的传染，也揉眼睛、打哈欠，还伸伸懒腰。
“天气真好！蓝蓝的天！”老爷子望着窗外，自言自语。
“天还没亮呢，您怎么知道天是蓝的？爸，爷爷的眼睛是不是出毛病啦？”儿子扭过头懒懒地问我。
“净胡说。他眼睛好着呢，能看见遥远的未来。就是耳朵背，听不见一句坏话。”我跟儿子打哈哈。父亲的确老了，常常黑白不分，一会清楚，一会糊涂。毕竟是快90 岁的人，能活到这把年纪本身就是个奇迹。
我把老爷子扶到沙发上坐下，凑近他耳朵说：“不着急，聚会11 点才开始呢，咱10 点出发就来得及。”
“最晚9 点走，堵车，不能晚了。”父亲皱着眉头向我喊。
“中午聚会，这才5 点刚过。着哪门子急嘛，真够恶搞的，我再睡会儿，把刚才的梦接上。”孙子用拳捶着后腰回到自己的房间。
老爷子只喝了杯热豆浆，就起身换衣裳了。还是那身十几年前仿制的灰布学生装，左胸前挂满生锈变色的校徽和奖章，正中间佩戴一朵鲜艳的绸制大红花，又反反复复地对着镜子把稀疏难见的几根白头发梳理摆放到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几点了？”每过几分钟，他就问一句。
“还是早点走吧？”等孙子一上班，他就不停地催促我。
我终于忍不住，刚熬过8 点半，就开车送他去学校。
父亲着急参加的是一场同学聚会。从70 岁开始，他们每年都要聚会一次，时间定在不冷不热的重阳节。他是此项活动的发起人和积极参与者，除一次因胃部手术外，从未缺席过。每到聚会前一个月，他就变得兴奋而忙碌，不停地打电话通知提醒。戴着老花镜，在涂满各种符号标记的通信录上反复核实变动的信息。有时他会给已经去世三四年的同学儿女打电话，通知聚会时间地点，惹得人家很不高兴。随着年纪的增长，记忆力开始明显衰退，遗忘的越来越多，记住的越来越少。但不论忘了什么，聚会这件事他却从没有忘记过。
9 点刚过，我和父亲就到了大学餐厅。老爷子离休前一直在母校任教，这也是他不厌其烦地张罗校友同学长年相聚的原因之一。餐厅的大门上着锁，显然我们来得太早了。我只好陪他老人家在校园里先散散步。他边走边指点着一处处建筑，向我介绍它们的历史沿革并掺杂着当年的人与事。有些故事我早就知道了，但又不得不装出头一次听说的兴奋。人老了，回忆渐渐变成其独特的健身方式。
我和他走走停停，还在树丛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总算过了一个钟头又返回到餐厅。校方的校友办公室找来了十几位大学生志愿者站在餐厅门口迎候与会的“师爷师太”们，鲜嫩的脸庞与糙老的面孔对比强烈。
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多位父亲当年的老同学，有拄拐的，有坐轮椅的，也有身板硬朗能独立行走的，但都需要有人陪护。陪护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正式参会者。有儿孙跟来的，也有因当年级别职务较高至今仍配备秘书、警卫、司机、保姆的。一位矮个子小老头儿，身前身后围了五个工作人员，其中两位是穿着军装的现役士兵。我凑近父亲耳边问：“这个老头当年是干什么的？”父亲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指向邻座的一位老太太问父亲：“她叫什么名字，我过去在电视上总看见她？”父亲答：“不认识。”当我把手又指到一个方向时，父亲不耐烦地说道：“你别再问了，我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我十分诧异地看着老爷子，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哪句话没说好惹他生气了。人老了，有时会变得跟幼儿园里的孩子似的，情绪一天多变。父亲神情沮丧地告诉我：“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在延安读书时一共有四百多位，都是十六七岁的男男女女。我们叫队不叫班，我那个分队64 人。整天在一起学习、训练、打球、唱歌，从不打架。嗨，现在都老了，不少同学早就走了。我是70 岁那年开始组织聚会的，每年见一面，来的人越来越少，陪的人越来越多。18 周年啦！年轻时的好同学，退休后的老朋友，多熟悉啊！可现在能叫上名字的人没剩下几个了，差不多全忘了。头十年我不光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籍贯，还知道他们的工作单位，包括老婆孩子，现在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去年还记得的姓名，今年就记不住了。连面孔都陌生了，完了，老了，痴呆了。”老爷子情绪低落，语气伤感。我连忙开玩笑安慰他说：“这种事很平常，年轻人也有记性差的时候。我就不记得教我中学语文的蔡老师姓什么啦！”父亲不解地瞪着我：“你说啥？快要上菜啦？”
趁着吃饭的机会，我终于打听到了一位姓叶的老太太。她是我父亲当年的初恋。据我母亲讲，这位“生活作风存在严重问题”的叶阿姨年轻时与我父亲有过一段“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的暧昧关系。前年84 岁的母亲去世前还愤愤不平地留下遗言：“我死后不能让你爸和那个小妖精鬼混在一起！”因为那位小妖精50 年前曾亲口央求过我母亲，说如果有一天你走在我前头了，我就搬过来和他一起住。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咬牙切齿地告诉她：“姓叶的，你活不过我！”叶与母亲同岁，虽然母亲最终还是先走了，但她拖着多病之躯活过了84 岁，也算是竭尽全力了。母亲死后没多久，父亲还是打起了与叶老太太合住一处的念头。我当时已办退休手续，十分震惊地问父亲：“叶阿姨也有这个意思吗？”他非常肯定地点点头。尽管我被两位老人执着的追求深深打动，但还是维护了母亲临终嘱托，劝说父亲打消这个惊世骇俗的荒唐想法。
叶老太太来迟了，等她露面时桌子上的菜差不多吃完了，有几位老人已离席提前告辞回家午睡了。父亲仍坐在那里，不时地四下张望。当叶老太太走到他面前时，他的眼睛似乎真的增加了亮度。两位老人握了握手，没说什么。叶阿姨挨着父亲身边坐下，我这才注意到那个椅子原来一直空着，父亲把胸前的大红花摘下来放在座位上替她占着。他俩旁若无人地相互凝视着，半天不开口。我不得不凑到父亲耳边替他打破僵局：“这位是？”他缓过神来，扭头告诉我：“你要叫叶阿姨！”我叫了，她微微笑着，说：“身体还好，我们一年只见这一面！”父亲的听力恢复了正常，点着头说：“明年还聚！”“对，还聚！”她兴奋地附和着。“最后只剩下咱俩，也要聚！”“一定一定！”叶阿姨没穿灰布军装，而是身着一件鲜红绣花的绸缎夹衣。一头雪白的银发，梳理得整齐利落。
临走时， 父亲站在车门前突然问我：“ 那个女生是谁？”“女生？哪个女生？”我不解地反问道。“就是刚才一直跟我说话的那个老太太，”他边说边抬起颤抖的手指向远处。“你是说树底下那位穿红衣服的老太太？那不是叶阿姨吗？”我诧异地盯着他。“叶阿姨？她是……”父亲一脸茫然。
镀金的听诊器
领导准备去医院做一次体检，让秘书陪同。
他说：“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不许其他人跟着。我没病，只是做个例行身体检查。事先不准通知医院，不挑选医生，与普通患者一样。明天一早就去，抽血肯定要空腹，我懂。你也别吃早餐，顺便查查。记住了，不准事先安排，我要切身体验一下群众反映的看病难问题，看一看到底难在哪里？”领导还解释说，自己过去看病都去北京、上海，不为别的，只怕给本地医院添麻烦。
秘书连连点头。虽没带记录本，但领导讲的话他都一一记在了心上。
深秋的北方，太阳比夏天贪睡，领导坐上车时，东边的天空才刚刚放亮。领导打了个哈欠，吩咐秘书说：“早去早回，不用排队，九点前一定赶回政府，别误了开会。”秘书点点头说：“明白！”
走进体检大厅，灯火辉煌。造型别致的水晶吊灯闪着耀眼的光，领导皱了皱眉头，刚想侧身与秘书说句什么，就被簇拥而上的白衣天使们迷人的笑脸和悦耳的语音层层包围，“欢迎您的光临！”她们恭敬地给领导和秘书同时送上了鲜花和哈达，彬彬有礼地站成两排。两位如花似玉身着粉色工装的美女先后伸手示意：“请贵宾这边走！”并娇声嗲气地自我介绍：“尊敬的贵宾，我是6 号导医员，负责给您更换体检专用服装！”
踩着厚厚软软的红地毯，走到更衣室，早有手捧托盘的一男一女侍立在门旁，“请用毛巾！”另有二位身穿淡绿旗袍的女服务员前来搀扶入座，并弯腰递上拖鞋，“这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袋鼠真皮拖鞋，请换上。”接下来，她们又笑吟吟地从衣柜里拿出崭新的体检服装请客人换上，“这是新西兰纯羊绒制品，一次性的，请穿上！”
换完了衣服，领导与秘书又在8 号和9 号导医员的陪护下，走进礼宾厅。一位被介绍为医院院长的中年男子——头发有些秃，体态有些胖，脖子有点歪，笑容有些假，双手合十，像多年前的西哈努克亲王恭迎着前来体检的顾客。他用甜美精细的颤音，向客人致上辞藻华丽的欢迎词，祝愿每位贵宾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他还亲手端上一杯温热的盐水请客人漱漱口，并告诉客人这只漱口杯是当代著名工艺美术大师所作，且经过佛家高僧吉日开光，杯底有大师及高僧本人的亲笔签名，赠予体检者珍藏，能祛病免灾，获益终生。
接下来，身高体重、血压血糖、耳鼻喉眼、口腔肛门、内科外科、CT、B 超、核磁共振、血黏血稠、骨松骨密、气通气堵、尿清尿浊、屎稀屎臭，等等等等，一一细查。所有大夫胸前均挂有学位学衔、职级职称，个个都是名家名医、大师大腕，个个都谦虚低调、和蔼可亲，没有一丝一毫盛气凌人的医霸作风。他们翔实细致地向客人介绍各种进口仪器设备的功能与先进性，说“就连这个不起眼的听诊器也是镀金的”。每位前来检查的贵宾，都在进口仪器和著名专家的精心诊断下心服口服地乖乖变成了患者和病人。
领导和秘书也不例外，至少他们的前列腺不同程度地出了点问题。同时，他俩也都属于亚健康状态。几乎每位医生都笑容可掬地给他们提出改进日常生活方式，从起居、饮食到性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科学建议并推荐了相应的保健药品。
等所有的检查项目做完后，出水芙蓉般的礼宾小姐们又分列两队，在大厅门口夹道欢送。院方告知详细的体检报告将于一周内送达到每位贵宾手上，同时还奉上本次检查的全程录像光碟及精选影集一册，另赠高尔夫球杆一根和两张某会所洗浴优惠金卡。
领导坐在返回的车上，脸色越来越难看。在过第四个红绿灯时，脾气终于爆发了。他从交通拥堵说起，捎带着把秘书的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竟敢违背领导意图，事先安排所谓豪华体检的把戏统统拆穿。秘书满脸通红地呆坐着，一声不吭。等汽车堵在第12 个红绿灯的丁字路口时，他趁着领导擦鼻涕的机会，才吞吞吐吐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他没有就城市交通状况提出看法，只是想澄清领导关于体检问题的误解。他发誓说自己并没有事先做过安排，这家由普通的社区医院改建的体检中心只是本市数十个类似机构之一，是秘书昨晚从网上随机查找的，并不认识院方领导，也没有通知任何人，根本不是为领导做的专场检查，只要肯花钱就行。况且在体检过程中，至少还有其他七八位顾客在场。领导半信半疑地盯着一脸委屈的秘书，说了句宽慰的话：“我量你小子也不敢背着我干这种事。”
汽车又在第23 个红绿灯前停下了。领导焦急地看着表，轻叹了一口气：“看来上午的会议赶不上了，通知他们改天吧，别等啦！看病难，看病难，确实难啊！我才弄明白看病难主要是难在一个交通拥堵上，取消几个红绿灯就解决啦！”
秘书侧着身子怔怔地望着领导补充道：“是啊，还是领导英明，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您要不说，我还以为看病难，难在钱上呢！”
幸福百分百
受一个半官方组织的委托，由五十多位专业人士组成的课题组要展开一项关于老年人幸福感问题的专项调研。委托方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承担者则由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他们的研究生们组成。
此项调查的目的是及时准确地了解城市人口中老龄人当下的生活状况，进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第一手真实材料，作为他们的决策依据，提高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摸清情况是科学决策的第一步”，委托方的负责人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极其诚恳，标准的“语重心长”。
调研组根据委托者的要求，认真仔细地商定调查的方法。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分布在城市与乡村，普查是力不从心的，况且调查的经费十分有限，只能采取抽查的办法来完成。为方便取样，他们决定选取四个大城市中的二十个社区来进行，每个社区随机选取十位老人，登门访谈，以获取最真实的信息。
小组分兵四路，奔赴四大城市。有一个难题摆在了课题组的面前：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介绍信或口头通知，社区居委会对于课题组均不予以接待。于是，他们分别去居委会的上级部门——街道办事处去请求帮助。而街道办事处则要求专家们去找更上级的领导批示。区里又请示了市里的民政部门，最后花了一周的时间，才把关系理顺，手续补齐。
教授、副教授们带领的调查小组试图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五个社区展开工作，但市里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连居委会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这等于瞎子摸象。我们也搞不清社区居委会的分布，不如推荐一个区你们找他们联系为好。
区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相关领导在听取了调查小组的意见后同样认为这个思路有问题。因为有的街道的领导办事拖拉或公务繁忙，不一定能接待好调查组。于是，区里指定了几个办事能力相对较强的办事处负责协助调查组的工作。出于同样的考虑，街道办事处又把调查组的专家们引荐给了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居委会。一切都顺理成章。
居委会冲着上级的面子和信任，殷勤周到地接待远方而来的客人。
所到之处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条件堪称一流，会议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奖状、锦旗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标语口号和便民服务措施等。居委会的负责人几乎全都是中年女性，且一律面带笑容热情好客，不停地劝专家们喝茶、吃水果、嗑瓜子。当得知调查组的意图后，她们纷纷表示要积极配合：“没问题，别说找十位老头老太太，就要找二十、三十位也不费吹灰之力，你们不必辛苦了，我们把他们喊来就行了。”
当调查组的师生们说，我们想采取走门串户的方式，进行个别访谈时，居委会的主任还是满腔热忱地表示，那更没问题，我给你们带路，陪你们去一家一家地访谈。
调查组的几个人小声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种调查方式不一定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就婉拒了居委会干部们的好意，坚持自己入户访问。
那怎么行呢？居委会主任显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你们又不认识他们姓甚名谁，住在哪楼哪号，两眼一抹黑地误打误撞，弄不好让人当是坏人了呢！这法子不行。
您能把社区老人的花名册给我们看看吗？我们想做非概率抽样。带队的教授提议道。
啥？您说啥，非啥抽样？居委会主任没听过这个说法。
噢，就是我们想从老年人花名册上随便选十个人，然后去访谈，您觉得怎样！教授解释说。
那敢情好！主任让工作人员很快找出了一个硬皮夹子，翻开后摊到教授面前。您自己瞧吧，社区的老头、老太太全在这里了，你们自己选吧。
于是，调查组的师生们围在一起，指指点点地选定了十位老人的名字。
噢，这个人不行，早就老糊涂了，就是老年痴呆了。连老婆都不认识了。没法回答你们的问题。这个胡老太也不成，大小便失禁，床上拉屎、尿的，那屋子根本就进不去人，比公共厕所还臭呢！还有这个曲老头儿也说不了话，他年轻时就哑巴了，耳朵聋得连煤气罐爆炸了也听不见，去年差一点被炸死。这个霍大爷更不成，早就不住在这儿了，他让儿子儿媳撵走了，那间两居室的房子生生被儿子霸占了。这几个也没选对，一个去年冬天煤气中毒死在家里，开了春才被发现，尸体都腐烂了，还有一个是上个月下楼时不小心摔死的，这两个人的户口怎么还没销掉呢？应该从花名册上涂掉的。小王你也太马虎了。还有这位就喜欢捡垃圾，天天睡在垃圾堆里，你们根本就找不着他……还是我们帮你们选吧，这不怪你们，你们是外人，不像我们熟悉情况，对他们我们可关心啦！
调查组又重新选了几个，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适合访谈。最后，只能按照居委会的建议，确定了十个人的名字，调查组的成员一一登门做了调查。
这十位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好，而且精神状态也很积极，他们个个对晚年的生活都相当满意，幸福感溢于言表，并不断夸奖现行的老年人优待政策以及各级政府特别是社区居委会无微不至的关怀。
四路调查小组分别汇总了调查情况，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是百分之百。
一碗面条
一碗面条把考察团的教授们划分为两派，即吃面条的一派和未吃面条的另一派。这碗普普通通的面条成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它衡量对照着每一个人。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大学教师（主要是教授）考察团一行22 人在英国访问期间曾遇到过这么一件小事：一天，他们下榻的某个小旅店，被告知不能提供晚饭。当领队和导游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大家的时候，教授们一片哗然。“这怎么行呢！难道要把我们饿死不成！”大伙儿冲着领队（又叫团长）吼了起来。
团长说：“各位不要激动，我提一个建议，看看这么解决行不行。一种方案是我们一起租一辆车到城里吃饭，因为这附近没有餐馆；另一个方案是，我们把餐费发给大家，由个人选择。在旅店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家咖啡馆和酒吧，不想吃饭的老师可以泡泡酒吧，喝喝咖啡，体味一下英国小镇的夜生活。如果有人想吃饭，就自己结伙儿打出租车到城里去。据导游介绍，这里距城里约有10 公里，那里有一家中国餐馆，可以吃到汤面，一碗面条大概是5 英镑。各位吃完了面条还可以顺便逛逛街，买买东西。怎么样，是同意第一个方案一起去吃面条，还是每人发10 英镑自己安排？”话音刚落，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喊：“发钱！”于是每位教授当即领到了10 英镑。
钱拿到手后，有几位教授说，今天中午吃多了，现在肚子还胀得很，晚饭一口也吃不下了。
还有几位教授表示，出国这几天体重增加了，得想法子减减肥了，正好可以从今天做起。
另有几位对建议去酒吧坐坐的一个年轻人说，酒吧咱中国有的是，何苦“不远万里”跑到这鬼地方装作有情调呢？那位年轻人碍于情面没好意思再坚持。
其中有一位于教授说得最爽快：花5 英镑去城里喝碗面条，还要打出租车，谁去谁有病！连面带车还不得10 英镑啊！合人民币150 块钱，那面条是金丝做的啊！不去，宁肯勒紧腰带也不去，省了。谁爱去谁去，我舍不得花钱。我回屋睡觉了，俗话说得好，“营养不足睡眠补”，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
最后有四位教授经过反复斟酌犹豫，还是选择了去吃面条。他们三男一女合伙儿打了辆出租车，一块进了城。而那位女教授事先做了声明：“我一点都不饿，我是想去城里逛逛商店。你们男的先吃面，我在门口等着。等你们吃完了饭，陪我一起逛。”这位女教授自认为独具慧眼，一路上不放过任何地摊、小店，她好像比警犬还灵敏，四处寻找比中国便宜的袜子、内裤之类的，不停地在嘴里唠叨着各种商品的比价。
故事还没有结束。在整个考察团中，吃面条的是少数，仅有4 个人（其实，只买了3 碗面，在男士的劝说下，那位女教授要了个空碗，从其他三个人的碗里各分了一点，她说只是尝尝）。这四位教授由于采取了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选择，而受到了众人的群起嘲笑，在他们进城的那一刻起，这四位便成了考察团中的“另类”了。
“这几个家伙简直是臭极了，一个个自私自利的，看见吃的就红了眼了。”
“嘁，这号人不值得一提，跟猪似的，除了吃还知道啥？”
“哎？那个老王不是你们系的嘛，他是不是很有钱啊？”
“是啊，他老婆是学校财务处的副处长，哪能缺钱花呢！”
“还有你们院的那个老李，听说平时尽在外边赚钱，课讲得挺臭，钱挣得倒不少，是吗？”
“嗨，这年头，老实人吃亏呗，那些有钱人有几个好东西！连5 英镑一碗的面条都敢吃，人品能好吗？”
“倒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没有钱。有了钱也不能摆阔吧，瞧这几位刚才看我们那种眼神，好像我们是乞丐似的。咱也有钱，不比他们穷！牛什么呀！”“等他们回来就知道了，肯定后悔啦。说不定餐馆关门了呢。”
“要我说，这里的中餐馆卫生条件肯定不行。面条里弄不好还有苍蝇、蟑螂呢！你们瞧着吧，这几个家伙没等回来就跑肚拉稀啦！”
“哎，咱们应该先把厕所里的手纸给藏起来，看他们怎么办！”
没进城的这些人中有十来位一直饿着肚子站在小旅馆的门口等着看吃面条的恶棍们回来时的惨相，另外几位自带了饼干、方便面的老兄老姐心态相对平和一些，他们为多得了10 英镑而喜悦，当然也为没有去中国餐馆吃上面条而有些愤愤不平。
可恨的是那四位“脑袋有病”的“有钱人”，竟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回来了。他们夸张地打着饱嗝，拍着肚皮，说话那口气，好像不是喝了碗面条，倒像是在皇宫里吃了什么大餐似的。
兜里揣着10 英镑，肚子里却咕咕叫的这伙人，群情激愤，把这4 位吃面条的富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幸亏“面条派”的这几位见势不妙，未敢顶嘴，否则，那天晚上搞不好能弄出血案来呢！
在剩下的几天里，考察团中的“面条派”明显地陷入了孤立状态。没有人主动帮助他们拍照，更没有人帮他们照看行李。而那些非面条派的教授们都变得趾高气扬了。
“吃碗面条，看似小事，实为大事，处理得不好，会影响稳定的大局。因此，我们要学会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一些平平常常的小事情。”团长讲得对，不少人都这么认为。
柔软的一团
我兴致勃勃地夹了块三文鱼片，在眼前的酱碟里蘸了蘸，塞进了嘴里。一股热浪火烧火燎地涌上心头。眼睛像闹了水灾似的，哗哗淌泪。我慌忙抓起左手边的纸巾，堵住了汹涌而来的泪水，以防流进塞满食物的嘴巴。
坐在对面的张照，目睹了我面部表情和脸色的剧烈变化，紧张而焦虑地问我：“你没事吧，不会猝死吧，要不要叫辆120 急救车？”
“没事！作为一位作家，我突然觉得自己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却没有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而深感惭愧和自责。我不配吃这么丰盛的佳肴，这怎能不让我痛哭流涕呢！”我的真诚把同桌的朋友们感动得目瞪口呆。他们用惊异的目光锁定我，半天缓不过神来。
张照首先活了。他也夹了块鱼片在碟子里狠狠地蘸了两下，若有所思地塞进了嘴里。他的反应更加剧烈，啊啊地捂着嘴，连蹦带跳地夺门而逃。转眼工夫又泪流满面地坐到了我的对面，我看出来了，他的泪腺像自来水管一样爆裂了。他泪眼蒙胧地紧盯着我，用警察训斥罪犯的口气跟我说：“我真替你的列祖列宗害臊。作为人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养大的作家，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却写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真他妈的不可饶恕。即使人民不枪毙你，你也不该心安理得地坐在这里喝酒。我可以把腰带解下来借给你用用，你拿它去上吊算了！及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将是你为人民和国家做出的最大贡献！”他抓起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地灌进肚子。
又有几位先后激动地淌下了热泪。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饱含了泪水，因为这芥末太辣了，并一致赞同张照的建议，催促我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
我不想以这种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更不愿意用张照的裤带套住我的脖子，若换个人的我倒可以考虑。我当即表示，请给我一点时间，我将写出一部惊世的作品，正如给我一把尺子，我就会量出地球的周长，或者借我一个长筒袜，我也能充当蒙面大盗。
一位善解人意的女同学从洗手间出来时，当着全桌同学的面，恬不知耻兴高采烈地把一团透明的长筒袜递给了我。她自认为这带着体温和体味的薄纱，能唤回那逝去的青春并激活那曾经的理想。已经过了姥姥年龄的她仍滞留和沉浸在半个世纪前的少女时代，搔首弄姿嗲声嗲气情意绵绵地咛叮嘱我：“好好珍藏它，就如同珍藏一份最纯真最名贵的感情一样。它是我的化身，把它献给你，就等于把我献给了你。你把它套在头上，抢银行不合适，它太透明了，最多只能当个采花大盗。若把它系在脖子上，照样能起到张照腰带的作用。它是名牌，贵着呢！”她不由分说地把那个软软的纱团塞进我的怀里，还当众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我吐了，不停地摆着手：“不喝了，不喝了，喝高了，胃里太难受了。”当然，我当时就知道我撒谎了。因为那天的同学聚会我始终没喝酒，我的痔疮犯了，滴酒未沾，但我吐了。
出酒店时我本想随手把那位资深美女的连裤袜扔进垃圾桶里，但一直没有机会下手。除了我，其他同学都一如既往地醉成一群寻衅滋事的匪徒，他们口无遮拦地调戏着门口列队迎送客人的服务员小姐，并大呼小叫地嚷嚷着要去歌厅唱歌，却找不到去往歌厅的准确方向。还有几位坐在饭店大门的台阶上，扯着嗓子吼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二十年后再相会》。幸亏有三四位半醉半醒的优秀分子，在保安的协助下，将一个个烂醉如死的哥们拖进了出租车里。我痛苦地清醒着，后悔没与他们同醉。我担心这团薄纱长袜给我惹下说不清的麻烦，趁着混乱直接扔到了地上。一位保安责任心出奇地强，多事地喊了我：“先生，您的东西掉了。”他恭敬地递给我柔软的一团。
“这不是我的！”我恼火地拒绝接受。
“肯定是您的，我看见是从您手里掉下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个小保安最讲认真。
“那好吧，谢谢啦！”我不想继续争辩，我把那团薄纱又塞进裤兜里。
如果让我老婆看见这团东西就彻底完了，至今想起来我仍然后怕。但，我没有老婆。这在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有妻子有孩子，可事实上我从未结过婚。这种幻觉很奇怪很特别。有时我甚至在酒后跟人说，太晚了，我得回家了，我老婆脾气不好，回去晚了她会揍我的。不熟悉我的人还信以为真呢，都说理解理解。我并非编瞎话骗人，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有妻室儿女的人，这大概是下意识在作弄我。下意识是个什么东东？弗洛伊德还有其他那些好事的心理学家们曾经琢磨过，我就不啰唆了。
现在那个揉成一团的“她”就摆在我的书桌上，我是用它系在脖子上上吊呢，还是套在头上冒充一回蒙面强盗去干点影响社会治安的坏事？经过深思熟虑，这两者我都没选择。我把它套在头上，对着镜子照了照，五官在朦胧中清晰着，阳光灿烂的午后窗外有了层薄雾，好奇妙的视觉。
我决定套着长筒袜子写作。它说不定能给我带来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创作灵感。多年来，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经常逼迫利诱我写写他们，我此时觉得他们的要求和期望是可以实现的。有了这层罩上双眼的半老徐娘的长筒丝袜，我与他们的距离更近了。我要写写他们，都是真人真事，若有巧合，纯属必然。如果同学们今后怪罪于我，那我就说全是这条长筒丝袜惹的祸。
我戴着袜套，做了几个俯卧撑，又做了几个广播操里的 踢腿动作和扩胸运动，然后又点了支烟，隔着丝袜费劲地猛吸了几口，那袜子残留的一丝女人体味被烈性的烟草味迅速赶跑了。我转身走到书桌前，一屁股坐在高背椅子上，双手抓着扶手，孩子般地上下颠了几下，然后拿起了笔，在稿纸上飞快地奔跑起来。
坐电梯
坦白地说，我家里的事全由太太做主。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不像有些人那么虚荣，明明一切都由老婆说了算，却在外面愣充大丈夫，口吐狂言：大事听我的！谁不知道那大事指的是什么——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核武扩散以及美国总统大选而已。
我常如实地告知我的同事，在我们家屁大的事都得听老婆的，我只管比屁还小的事。
老一辈人说：“牛驾辕，马拉套，老娘儿们当家瞎胡闹。”这话虽然既难听，又偏激，可也有一定的道理。女人做主不见得事事都做得对，以我家为例，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我老婆就犯了个不小的错误，给我的心理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
按我的想法，楼层不必太高，住三四层就挺方便的。她说我弱智，三十层的塔楼，住在三层跟住在地下室里没什么两样！这叫什么话嘛，三层和地下室怎么会一样呢！我心里不服，但嘴上没说。
最后当然由她拍板，买了二十八层，比选择三层同样的户型多花了二十几万。
住高层的优点很多，光线明亮、视野开阔，连下雨都比楼下的人知道得早。上下楼乘电梯，省时又省力。我也觉得蛮舒服的。
没过几天，一个新的情况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越来越心神不宁、忐忑不安。
负责开电梯的女司机，每天捎带着卖《晚报》，搞起了第二职业。《晚报》摆在电梯里的小桌子上，一块钱一份。很多住户上电梯时都顺手拿一份，再扔下一块钱。有时，开电梯的女工还唯恐别人忘了，对没买报纸的人关心地问上一句：“您不来一份！”我就被她提醒过好几回。我每次都笑着摇摇头或摆摆手，说：“不用了！”时间久了，那女人脸色越来越阴沉，像是挺生气的，对我的态度也变得生硬起来。有几次，她明明看见我跑过来了，却关上了电梯门，让我不得不再等一趟。我觉得问题出在报纸上了。
有一天，就在她关门的那一瞬间我挤上了电梯。“没长眼睛啊，电梯门夹坏了你负责呀！”她没好气地冲我嚷着。我不好意思吭气，电梯里还有别人呢！“来一份报纸吧！”她白了我一眼，“不买了，我家里订了。”我想撒个谎，打消她的念头。“真小气！”她小声嘟囔着，很伤我的自尊。我很少看报纸，各类新闻网上都有，在办公室里早就浏览过了。再说，女人当家，心细如发。我老婆每月只给我留出三十块的零用钱，平均一天一元。她说，男人有钱容易变坏。为了把我塑造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她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有效手段。如果我每天都买一张晚报，那一个月下来我恐怕连头发都理不了啦！所以，我不买报纸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那开电梯的女工却不管我拮据的经济状况和紧张的心理状态，她不断地用殷勤、热情以及白眼和恶语对我交替施加压力，我终于坚守不住了，不得不也“来一份晚报！”
一连二十多天，她对我的态度都很好，而我口袋里仅剩下四块钱了，我的头发快遮住耳朵了，如果我老婆知道我把理发的钱花在了开电梯的女人身上，她会发疯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决定爬楼梯上下班，尽管我的关节炎一直折磨着我，但那也比心理折磨更容易忍受。二十八层楼啊，对于我这样一位体重接近两百斤，脚上长鸡眼，膝盖里积水的“残疾”人来讲的确是一个致命的考验。我还是要咬牙坚持，每当我眼前浮现出电梯女工那嘲讽鄙视的表情时，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连续爬了半个月，实在熬不下去了，但成绩是显著的，我攒够了理发钱，可以让耳朵重见天日了。我完全有资格大大方方地坐一次电梯，感受一下迅速升起的快乐。
开电梯的女人热情地冲我笑着，像是久别的亲人一般。 “您出差了吧，看您瘦了不少，”她关心地问我，我嗯嗯地点了点头。她弯腰从椅子下面抽出了一沓报纸塞给了我：“这些报纸是我每天替你留下的，一共十五份。”
天呐，我的脑袋一阵晕眩。我正准备用那十五块钱明天去理发呐！
活死人
刺眼的白光唤醒了我的生命意识。数十架照相机争先恐后地按下快门，伴随着一连串的闪电，断断续续的咔嚓声传入我的耳膜。脑袋里像灌满了黄泥汤，混浊而黏稠。有人在说话：“虽经我们全力抢救，他已失去了生命体征。现在我受医疗小组的委托，正式宣布，本次118 车祸事故无一幸存者。谢谢媒体朋友们的关注！”
又是一片急促的咔嚓声和刺眼的白光。我努力睁开眼睛，用来自另一个世界惊悚的目光盯着他们。惊叫声响起，强烈的闪光灯齐刷刷地向我扫射。我退缩着紧闭双眼，脑海里闪现出了上帝的面庞，有点像我的初恋情人，还有几分我老婆和儿子的模样。虽然我不信上帝，但他竟让我从牙齿脱落的嘴里发出了清晰的呐喊：“我还活着！”
闪光灯的强光又一次试图把我生命的信息记录下来，但只留下了我破碎变形的面孔和紧闭的双眼。尖叫与欢呼交织在一起，塞满了我淤血肿胀的耳朵。
“他没死！”
“他说话了！”
“他的嘴唇在颤动！”
“他还活着！”
“他睁眼啦！”
……
“请保持安静！我是本医院的新闻发言人，该死者的死亡结论是经过专业医务人员反复检查鉴定做出的，程序严谨、客观审慎，不会有任何差错。请各位不要听信谣言，以讹传讹……”这高亢有力的强音是通过话筒放大传出的，刺痛了我的耳膜。
“我还活着！”像是有人给我施了魔法似的，那一瞬间我高喊着，还差一点从推床上坐了起来。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不要瞎喊，你已经死了，你得相信医生，相信医院，相信科学！”新闻发言人俯下身子，贴着我的耳朵警告我。我直勾地盯着他，那是一张传说中的死神之脸，我不想多看一眼。他假装为我盖好白布单，趁机遮住了我的脸。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顺手狠狠地掐了一下我的胳膊，我疼得嗷的一声从床上翻滚到地上。
全场一片惊慌，医护人员纷纷后退。有几位沉着老练的记者，冲上前来抢下了镜头。
“他真的没死！”记者中有人替我说话。
“是的，他没死！他肯定没死！”
“对，他还活着，我们都看见了！”
……
“别吵吵了，死没死我们说了不算，这得听医院的。我们新闻界要相信医院的结论，不能误导读者和听众。”一位年轻的女记者说服他的同行要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与院方保持高度一致。
我在用残存的一丝气力，拼命扭动“尸体”，嘴角发出各种古怪的求救之声。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嘈杂。
新闻发言人为难地搓着双手，焦灼不安地向人群解释：“刚才我已代表院方，向媒体朋友宣布了死亡结论。这个结论是医疗抢救小组集体研究并报请上级领导批准确定的。不管各位信不信，反正我是确信的。鉴于部分记者的质疑和死者本人的声明，我建议我们暂时搁置争议，先把死者，不，应该叫疑似死亡者或死亡嫌疑人存放于太平间，暂时不火化。等我本人向上级报告后，再重新做出裁决。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科学认真地作出结论，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唧唧喳喳的议论声中，大伙儿一致赞成院方的意见。
我恳请推我进太平间的那两位戴着大口罩的老兄不要把我塞到冷柜里去，他俩相互对视了一下，同时摇了摇头。其中那位矮个子男人瓮声瓮气地说：“不放进冰柜里，你的尸体就会烂掉的。”
“我没死，真的没死！放在那里会活活冻死我的。”
高个子更不耐烦：“我们只听领导的。他说你死了，你就死了。我们不敢做主，不把尸体放到冰柜里就会被扣奖金，弄不好还丢了饭碗……”
我急得顾不上剧痛，又一次从床上坐了起来：“请二位兄弟高抬贵手，只要我一出院，我就把你俩被扣发的奖金十倍补上。”
“说话算话？”高个子问。
“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哪里能知恩不报？”
“咱俩就信他一回吧！”矮个子动摇了。
“那行，就信你一回！”
于是，他俩把我挪到了太平间潮湿的角落里，还找了几块硬纸壳在我身下垫了垫。
我逐渐恢复了记忆。我知道自己“死”于一场车祸，是桥梁突然坍塌。那天我开着新买的轻型电动三轮车，正好通过一座刚落成的高架桥，那桥就塌了。竣工的庆典尚未结束，在我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天上飘着的彩色气球和放飞的鸽子……
我不想躺着等死，我担心上级重新复查的结论迟迟做不出来。太平间的大门未上锁，只用一个铁钩虚挂着，一般不会有人到这里偷东西。我费尽力气，爬了出去……
我活了下来，却成了活死人。
因为我的名字已作为遇难者被电视、广播、网络和报纸公布了。而事故原因已查明是因为车辆超载所致。我更不敢露面了 ，那天桥上一共只有几辆小车，若因超载压断了新桥，我肯定脱不了干系。
我成了活死人，至今仍在外边游荡着，不敢踏进家门。因为我心里没底，不知道妻子和儿子会相信医院的结论还是会相信我仍然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