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村民决定去猎鸟。他们带上了枪，与他们的狗一起来到旷野上。快到傍晚了，他们还是一无所获。其中一个村民对另一个说：“我们一定是哪里做得不对。”“是的，”他的同伴附和道，“可能我们还是没把狗抛得足够高”。
为什么笑话可以产生如此独特的心理效应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190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我们的头脑中之所以会形成审查员，就是为了建立起一道屏障来阻挡那些应当被禁止的思维。在他看来，大多数的笑话都是一些用来愚弄审查员的故事。一个笑话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描述可以同时适用于两个不同的思维框架。其中第一层含义一定是浅显易懂又合乎情理的，第二层含义则是伪装起来而且应当被谴责的。因为比较“头脑简单”，审查员往往只能识别出第一层直白的含义，无法洞察那些伪装起来的禁止含义。所以，一旦第一层含义已经牢牢地植入了我们的思维，那些最终的词汇或短语就会立即替换上第二层含义。而此时那些已经被审查过一遍的思维已经悄悄溜掉了，这样一个本该被禁止的愿望便得到了满足。
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基于父母或同龄人所灌输的禁止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审查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笑话都会涉及暴力、性等方面的禁忌，以及其他被大众认为是罪恶、恶心或羞耻的各种事情。但令弗洛伊德困扰的是，这套理论并不能对那些人们所热衷的“冷笑话”做出解释，因为这些笑话似乎与社会禁忌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也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来盘醋熘土豆丝，不要土豆不要醋”这句话很幽默。
弗洛伊德对这种冷笑话做出了几种解释，但最终证明没有一个理论是足够完善的。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人们讲冷笑话的乐趣在于它们勾起了听者对一个真正笑话的期待，然后再让他们失望。另一种解释是这种笑话的无意义性反映了“一种对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向往，因为儿时的我们可以不顾逻辑地胡思乱想，不求意义地随意组装词句，就只为了节奏和韵律所带来的简单快乐”。弗洛伊德这样说道：
孩子们的这种乐趣会渐渐被禁止，最后只剩下一些有意义的词语组合。但是我们仍然会时不时地试图去忽略这种后天习得的限制。
还有第三种理论，弗洛伊德推测幽默可能是一种逃避苦难的方法。当我们处于绝望的困顿局面中时，会开一些玩笑，仿佛这个世界本来就只是一个游戏。他认为这些时候超我会试图通过排斥一切现实来安慰孩子般脆弱的自我。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个解释，因为这种亲切和善的表述与他所描绘的超我一贯坚定严苛的特性有所冲突。
尽管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有着复杂的疑惑，但我仍认为他的思想是正确的。当我们能够认识到日常的思考也需要审查员去压抑一些无效的思维程序时，就会觉得各种看上去不同的笑话形式都更加相似了。荒谬的推理结果必须像社会生活中错误、愚蠢的行为一样被彻底地制止，这就是为什么愚蠢的思维看上去和那些反社会的思维一样具有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