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发才人鸠首杖，红牙女部柳枝词。”这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写冒辟疆的两句诗，色调很艳丽，不大像是写一个古稀老人的。冒辟疆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他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婚恋又被渲染得那样风流旖旎。从诗中看，直到晚年，他的小日子似乎仍旧很滋润。孔尚任比冒辟疆大约小三十多岁，原先也没有交往，这次他奉旨到里下河治水，邀冒辟疆来聚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创作《桃花扇》搜集南朝遗事。在他眼中，冒辟疆大概仍是那个潇洒脱尘的贵公子，安度着倚红偎翠的遗少生涯。其实冒当时已相当落魂，一个百无一用的文人，又抱着不仕新朝的气节，在那个时代不会很得意的。
冒辟疆是江苏如皋人，他和董小宛的香巢水绘园在如皋东门。今天，当我不经意地注视那里时，突然觉得通达其间的曲径回廊竟是那样熟悉。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一阵悚然。三十年了，为什么转来转去又回到了那里的朱门红楼？往事依稀，如烟如梦，是那片浸渍过我们泪水的雕栏粉墙么？是那些抛掷得漫天飞落的扇面条幅么？是那条在浮躁的脚步下颤抖的白石甬道么？是那座湮没在如血残阳中的湖心小亭么？久违了，水绘园，听说今天你游人如织，红男绿女络绎不绝，那是你的风采和韵致使然，可你为什么要用洗钵池边轻曳的柳枝来撩拨我这韶华不再的鬓角和已然苍老的情怀呢？
走进水绘园，是在三十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学校里组织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那时候，这种活动正方兴未艾，七亿中国人在意气风发的同时又泪雨滂沱，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大景观。那是一个张扬激情，把悲痛、愤怒和喜悦都推向极致的时代；那是一个缅怀贫困，讴歌破衣烂衫的时代；那是一个面对过去，在苦难的坐标上体味幸福感的时代。正是在那个时代，我走进了水绘园。比起先前参观过的类似展览，这里当然要更加恢宏精致，也更具艺术色彩。半个多世纪的深仇巨痛被镶嵌在一座极尽工巧的古典园林里。深院静，小庭空，这里本来该是佳人移步、月华弄影的安恬所在，眼下却陈列着收租院里带血的镣铐和账册，这种反差本身就很有震慑力。印象最深的是，在一间帘栊深重的闺房里，展示着地主用烙铁拷掠农民的场景，制作者别出心裁地在火炉里使用了电光装置，造成炉火腾腾欲燃的感观效果，当时在我们看来，这无疑是相当先进的高科技了。站在那阴森森的泥塑前，我和不少同学都哭了，哭得很真诚——那时候，我们大抵还不懂得什么叫矫情。
走出展览馆时，一个如皋本地的同学突然轻声说：“这里原先是冒辟疆的别墅，叫水绘园。刚才第二展厅那里，就是他和董小宛住的水明楼。”
冒辟疆和董小宛是何许人呢？我是从邻县一个偏僻的乡村走来的，刚刚考取这里的省立高中，诚惶诚恐地走进了这个末等都市。一个乡下的农家子弟，无论是对宏观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史，还是对古城如皋的人杰地灵都知之甚少。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这两个如皋人的名字，不仅是我，周围的绝大多数同学也都不知道。我们当然不难想象，那个曾经盘踞在水绘园里的冒辟疆，大抵就是展览中那种大腹便便、捧着紫铜水烟袋、戴着瓜皮小帽的土财主，或者干脆就是那个举着通红的烙铁逼向农夫胸脯的恶棍。而董小宛则是个妖里妖气的地主婆无疑。
那位同学望着洗钵池里楼台的阴影，又轻轻地念了两句古诗，那语调和神采，很投入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大概是杜甫的“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吧。他是全校公认的才子，平时有点小布尔乔亚式的多愁善感，因此，他知道冒辟疆和董小宛，也能在那种情境下随口念出两句关于“水明楼”出典的杜诗。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气质，酿成了他后来人生的大悲剧。
暮色已经很浓了，落叶萧萧，作弄出深秋的清冽。1965 年的秋天似乎特别短暂，时令才是10 月，不该这样肃杀的，难道它也有某种预感么？——不几天以后，上海的一家报纸就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中国大地上一个漫长的冬季就要降临了。
那一年，我十五岁，当青春的第一步刚刚迈出的时候，我走进了水绘园。命运似乎注定，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将要和这座园林产生某种阴差阳错的牵系。
又是一年的深秋，我背着只挎包——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草绿色仿军用挎包——独自来到了水绘园前。洗钵池边万木萧疏，池水里飘荡着大字报的碎片。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前，我徘徊了许久，才找到了一处偏僻的小门。那么就走进去吧，在这堵灰褐色的旧墙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份与外面的狂躁悖然有别的宁静。
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宁静的角落，寻访两个在这里深居简出的同学吗？我说不清。在整整一个夏季和秋季，我都处于这种无所适从的“说不清”之中。我是个天生孤独而懦弱的乡下人，这可能应归结于从小没有父亲，性格中缺乏强悍的阳刚之气。我不敢在一堆古今中外的名著下燃起一把大火，不敢把棍棒扫向寺庙里衣褶飘然的神像，也不敢带头喊出一声“打倒”某老师的口号，或揪着他的头发让他请罪。每当这时候，我总会感到一种良知的召唤，为此，我经历了不知多少次自我谴责和自我激励。很好，一场急性肝炎把我送回了乡村，等到病愈回校后，校园里已一片空寂。经过那阵所向披靡的横扫，泼墨淋漓的发难和金刚怒目的批判之后，同学们又打起背包，呼啸一声串联去了。我辗转打听，才知道班上只有两个同学没有走，他们是第一批“公派”的赴京代表，接受了伟大统帅的检阅回来后，在水绘园看守破“四旧”的抄家物资。
那两位老兄在这里大抵也是很无聊的，见我来了，有如孤岛上的鲁滨逊遇上了未开化的土人“星期五”一般，津津乐道地向我展示着这里的“奢华”。确实，一座文化古城的抄家物资，若稍加拾掇，装备一家星级宾馆再加一座博物馆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足够二位受用的了。光是那床上，就叠着两张钢丝弹簧垫（现在叫“席梦思”的那种），又盖着不下七八条锦缎棉被，真有点暴殄天物。坐在那松软的钢丝床上，我突然感到一阵困惑，这么多棉被盖在身上，不会压迫得难受吗？两个世代赤贫的农家子弟整天泡在这里，伸手所及，说不定就是件价值连城的玩意，时间长了，这里的一切变成了寻常生态，他们还能走出这堵旧墙吗？这似乎是一个带着理性色彩的人生哲学问题，我不愿去多想，因为一位同学又抓起一幅字画，诡谲地对我说：“你看这是谁的？”
那是一幅不大的扇面，画意大约是香草美人之类，下钤“董白”小印，并不难认。
“这个董白就是董小宛。骚娘们，臭美！”他潇洒地用手指一戳，美人的裙裾豁然裂开。便扔一边去。又说：“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大堆，除去牛鬼蛇神就是才子佳人。还有冒辟疆的字呢？那老东西倒是写得不坏。”当下又拣出几幅，可都不是那“老东西”的，他念一下落款，或董其昌，或吴梅村，甚至还有那个口碑不算很坏的史可法，照例用指头一戳，扔一边去。如斯者数次，不由得有些恼了，便摆开一个架势，极英雄气地飞起一脚，刹那间，那满天飞扬的董其昌和吴梅村，哗啦啦地煞是壮观。多么扬眉吐气啊！斯文落地，书画飘零，飘零在深秋黯淡的残阳下，飘零在我十六岁的记忆里。
当晚，我住在水绘园。躺在那由善本书和明清字画簇拥的雕花床上，心头却涌上一阵莫名的漂泊和幻灭感。窗外风声飒飒，远近楼台的阴影有如水墨画一般。无疑，这座深宅大院曾经是一个相当贵族化的生命空间，这里也一定发生过不少古典式的世俗故事。那么，是《西厢》式的才子佳人的缠绵，还是《聊斋》式的人鬼同台，抑或是《水浒》式的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辗转反侧之际，随手抽出一本旧书，就着灯光胡乱翻了几页，却看不大懂。再看看封面，书名是《影梅庵忆语》，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作者冒襄。
这个冒襄大概就是冒辟疆了。
二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冒辟疆算不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之所以不“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亡以后他弃绝仕途，与一个大时代的政治风云若即若离。一座小城的故事，无非飘荡于坊巷街闾之间的“一地鸡毛”，最后悄然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之中。即使是闹腾得沸沸扬扬的倾城大事，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审视，也不过杯水风波而已，决不会有倾国之虞。但最近看到报纸上的一则花边新闻，由此却想到那个时代的很多大事。新闻说，在贵州一个叫马家寨的地方，新近发现了陈圆圆的墓。陈圆圆是吴三桂的爱姬，吴三桂败亡后，清王朝下旨灭吴氏九族，陈圆圆携带儿女逃亡到这里，归隐于现在的马家寨。为了让后人不忘祖宗，又不至暴露真情，吴氏采取了秘传之术，每代只传一至二人，至今已传到第十二代。由于严守族规，竟一隐三百余年。
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故事无疑维系着一个天崩地坼的大时代，所谓“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说的就是这件事。其实，陈圆圆本来是不该出这么大风头，也不该当这么大责任的。她的真正爱情意义上的恋人是冒辟疆，如果不是几桩阴差阳错的偶然事件，她已经被冒薛疆娶回如皋，藏娇于水绘园了。那样的话，后来也就不会有吴三桂的“冲冠一怒”，晚明的历史也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格局。
冒辟疆和陈圆圆相识于崇祯十四年春天。当时冒父冒起宗任衡永兵备道，冒辟疆去衡阳省亲路过苏州，两人一见钟情。平心而论，不管用什么眼光看，这两个人的互相倾心都在情理之中。陈圆圆色艺双绝，名动江左，又兼蕙心纨质，淡秀天然，即使在秀色如云的南国佳丽中也被公认是最漂亮的一个。而冒家则是江淮巨族，世代簪缨，冒本人又风流俊朗。他十四岁时就有诗集《香俪园偶存》问世，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大学者董其昌看到后大为赏识，认为“才情笔力，已是名家上乘”。既然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那么就抓紧进行吧。当年秋天，冒辟疆奉母回归，小憩苏州时，双方的恋情便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陈圆圆曾亲见冒母，表示了自己矢志不渝的情愫，对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来说，这是相当难得的了。冒母对陈亦很满意，表示一俟回到如皋，便来苏州议婚迎娶。至此，一对有情人的好事似乎万事俱备，没有什么问题了。花好月圆，只待佳期。
殊不料风波横生，佳期无望。
冒辟疆回到如皋，忽然接到父亲奉旨调赴襄阳，任左良玉大军监军的消息。从军分区司令员调任集团军政委，看起来是提升，其实这中间隐藏着政敌借刀杀人的阴谋。当时的情势是，张献忠刚刚在半年前攻占襄阳，杀了当今皇上的叔祖父朱翊铭，旋即主动撤出。李自成又从伏牛山南下，打算占领襄阳定都称王，两股农民军对襄阳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这时候“提升”到那种地方，无疑是去送死：不是被农民军杀死，就是被骄横跋扈的左良玉害死，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守不住襄阳而被朝廷处死。在此之前，东阁大学士杨嗣昌就是因为襄阳失守而被迫自尽的。为了让父亲尽快调出襄阳，冒辟疆连忙北上京师，泣血上书。又四处奔走投诉，托人情通关节，前后经历了半年时间，花费的银子自然不用说了，冒起宗才得以挪了个位子易地当官。冒辟疆喘息未定，又赶到苏州去接心上人，可胥门外的横塘寓所已经人去楼空，陈圆圆恰恰在十天前被国丈田弘遇“以势逼去”。青溪桃叶人何在，月冷妆楼杨柳疏。冒辟疆只能站在空寂的小楼前怅惘无及。在这以前，这位贵公子或许没有真正认识到陈圆圆的价值，他太自信，太稳操胜券。如今一旦失去，才感到失去的是多么珍贵。那么就让他追悔吧，他的这次迟到，不仅酿成了个人感情史上永远的缺憾，而且铸就了晚明史上一次惊天动地的大事。
冒辟疆是应该追悔的。就在他为父亲的调动奔走期间，陈圆圆则在苏州一往情深地倚门相望，她曾数次去信催促，北雁南飞，秋去冬来，纵然是望穿清溪水，望断横塘月，冒辟疆竟无一字回音。作为一个青楼女子，她自然会想得很多，一腔炽热的情爱在寂寞的等待中渐至消磨，她极有可能是怀着对冒辟疆的怨恨和失恋后的绝望凄然北去的，在她眼里，冒辟疆无疑是一个始乱终弃，没有任何感情负担的轻薄纨绔。山盟犹在，锦书难觅，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信任的呢？这种怨恨和绝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后来的人生态度，从吴三桂对她那样如痴如迷的宠爱中，我们大约不难想象她对吴也是倾心逢迎的。一个纯真明丽的女人毁灭了，与其说毁灭在权贵的淫威之下，不如说毁灭在一次无可奈何的失约之后，毁灭在对情人爱极而恨的误解之中。一个女人的力量有时确能倾城倾国，作为明帝国“北门锁钥”的山海关正在这个女人的嫣然一笑中瑟瑟颤抖，一场天崩地坼的大悲剧已经逼近了。
吴三桂最初是打算归降李自成的，有关史料记载了他与父亲吴襄派来劝降的仆人的一段对话，虽寥寥数语，却透析出一个军阀兼政客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人的情感因素对一个历史大事件的驱动力，确实相当传神：
吴三桂问父亲的情况，仆人答道：“已被逮捕。”吴并不在乎：“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的。”
又问财产情况，仆人答道：“已被没收。”吴仍不在乎：“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的。”
再问爱妾陈圆圆的情况，仆人答道：“已被刘宗敏抢去。”
吴三桂不能再“不在乎”了，作为一个男人，还有什么比夺走自己心爱的女人更值得不共戴天的呢？吴三桂首先是一个男人，然后才是汉奸，他的“冲冠一怒”是可以理解的。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要搁笔为之惊栗了，这种阴差阳错的偶然性事件，人们大抵都是不难遭遇的。在大多数人的经历中，它的出现有如朝露流霞，无声无息，其中的悲欢感触并不能激起多大的涟漪，更不能影响一个历史大时代的。但有时，它却能相当有力地扭曲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使这种必然性演绎得更加回旋曲折，波诡云谲。设想一下，如果朝廷调动冒起宗赶赴襄阳的圣旨晚下一段时间；如果冒辟疆把银子花得更慷慨，其父能早一点调出襄阳；如果到江南强买歌儿舞女的那帮人在杭州多耽搁几天，甚至，如果冒辟疆母子当年秋天从衡阳回归路过苏州时就把陈圆圆带走……总而言之，如果冒辟疆赶在田弘遇之前把陈圆圆娶回了如皋，那么事情将如何呢？这些“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违背历史的大逻辑，它或许只是源于当事人对着袅袅茶香的一缕思绪，或对着林间随意飘过的一片落叶心有所感。偶然为之的某一生活瞬间，就这样化为了惊心动魄的久远，定格在历史的峰峦上。当然，一个女人的归宿，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明王朝灭亡的结局，但其走向结局的过程将会展现出另外一些情节，这大概可以肯定。
陈圆圆没有走进如皋冒家的水绘园，走进水绘园的是董小宛。
在明末的江南名妓中，陈圆圆以姿致胜，柳如是以才情胜，李香君以品节胜，董小宛则以温柔娴淑见长。她对冒辟疆的追求远在陈圆圆之前，但冒辟疆一直对她若即若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找不到感觉。董小宛不像陈圆圆那样风情万种，当然也不能像陈圆圆那样疾风暴雨式的征服男人。她的那种端庄淡雅是需要男人慢慢地品味的。那时候，冒辟疆大抵还没有“品”出味来。直到陈圆圆被掳北去，冒辟疆陷于极大痛苦中的时候，董小宛才走进了水绘园。他们的结合，董小宛执著的痴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冒辟疆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这样的结合，注定了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类型。婚后不久，适逢清兵南下，夫妇颠沛于骨林肉莽之中，几陷绝境。秋水寒山落日斜，江南江北总无家。在凄苦仓皇的奔波中，董小宛不仅给了冒辟疆一个女人深挚的情爱，而且以不同于一般女流之辈的气节影响了夫君。回如皋后，冒辟疆一直抱着不入试、不应召、不做官的“三不主义”。水绘园里的生活是平静的，平静中蕴含着相濡以沫的温馨。“多少楼台人已散，偕归密坐更衔卮。”有这样的风尘知己相伴，从翩翩贵公子跌入生活底层的冒辟疆应该满足了。
但冒辟疆总是难以抹去陈圆圆的倩影，那个女人现在正生活在另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她是那样迷人，绮罗香泽，秋水波回，婵娟双鬓，淡然远岫。她一定对自己是很怨恨的，因而把百倍的风情献给现在的男人，这是自己的过失，而且正由于自己的过失，引来了黄钟毁弃的大结局。这种忏悔和失落感一直苦苦地折磨着冒辟疆的后半生，即使在为董小宛早逝而写的《影梅庵忆语》中，仍时时飘逸出陈圆圆的风采。且看那笔下流露的情致：
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缃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令人欲仙欲死。
又如：
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鬓，难其选也。蕙心纨质，淡秀天然，平生所觏，则独有圆圆耳。
在一篇追悼亡妻的文章中出现对另一个女人这样倾慕的文字，似乎是不合适的。其实，冒大公子的怀念中包含着一种比儿女情长更为深广的内涵，这是对一段已经逝去的人生，特别是一段国破家亡的痛史的反思，因为那一段人生和历史都和那个女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冒辟疆怀念的陈圆圆，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意象，一尊理想化的情感雕塑，一段凄婉而温丽的过去。“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一个家道中落的贵公子和不仕新朝的末代遗民，其心态大致如此。唯其如此，他的怀念才能那样“欲仙欲死”，他的失落也才能那样铭心刻骨。
但后人似乎并不理解冒辟疆的心曲，他在《影梅庵忆语》中这段“不合适”的文字，后来却引出了一场扑朔迷离的冤案，这实在是冒辟疆本人始料未及的。
三
那本《影梅庵忆语》后来被我带出了水绘园，天理良心，那完全是出于无意。过了好些时候，我用挎包装传单，才发现了它，大概是那天夜里翻看以后，随手揣进去的。一旦走出了水绘园的那堵旧墙，这种书是见不得光天化日的，当时我心头有点发冷，连忙塞进了箱子底层。
在我的青春年华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就这样背着只黄挎包，整天在街上闲逛，挎包里装着自己这一派组织编印的传单，其中多是新出的“战报”。我们把它贴在那些层出不穷的“声讨”“砸烂”和“北京来电”“首长讲话”旁边，有时也会在对方一派的传单上批上“造谣可耻”“放屁”之类，笔势龙飞凤舞，相当放达。
我们这些“战报”中的文章，有不少出自A 君之手。A 君就是那位在水绘园外随口念出两句杜诗的才子，他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洋洋洒洒，几乎总是一挥而就，很少要回头修改的。又能把当时声嘶力竭的豪语镶嵌在秀逸流畅的文笔之中。间或引用几句古典诗词，亦很见神采。晚上，我常常喜欢走进那间拥挤的编辑部看他们忙碌。编辑部是原先的生物实验室，四壁的立橱里陈列着各种动物标本，最醒目的是一条扬子鳄，大约还有一只丹顶鹤，A君就在扬子鳄和丹顶鹤的注视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写东西时并不作深沉状，不时会和旁边的同学交谈几句，但笔下又并不打停，仍旧一路潇潇洒洒地铺陈开去。旁边的同学是编辑部的一位才女，无论文章还是那一手钢板字，都很有几分阳刚之气。常常是A 君写好一张，她就接过去刻，A 君写完了，站起来，很有风度地向后捋捋头发（他那一头黑发确实漂亮），然后去调试油印机。调试好了，那边的才女也刻好了，于是两人一起愉快地印战报。有一次，A 君握着油墨滚子，突然才情奔突，脱口吟出一首“枪杆诗”来，记得那最后几句是：
啊，革命的压路机，
你开辟，开辟，
开出条条道路，
通向最后的胜利！
从油印机联想到压路机，这大概就是所谓通感吧。当时，我由衷地感到这就是好诗。
不久便听说，A 君和那位才女似乎有点意思，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很般配。政治热情加上爱情朦胧的召唤，使A 君的文章越发才华横溢。外面战火连天，口号入云，“编辑部的故事”却充满了浪漫情调，这是很令人钦羡的。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大抵到了1968 年的春天，“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到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给伟大领袖的致敬电，一概的华章丽句，壮语豪言；一概的敲锣打鼓，披红挂彩。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热闹，其实当事人的心底都有点空落落的。怎么，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就这样收场了么？我们仿佛既没有潇洒够，也没有能实现什么人生价值。有如惊心动魄的大潮退去以后，弄潮儿孤零零地站在海滩上，目光中透出难耐的迷茫。但精力和热情总得有所排解，那么就搜集领袖纪念章和各种版本的语录吧。搜集的手段可以相当自由，乃至到了“不择”的程度。在南京上大学的姐姐寄给我一本《马恩列斯毛语录》，大开本的，很是气派，一时成了诸家高手争夺的目标。为了躲避那些虎视眈眈的目光，我只得脱下那塑料封皮，套在另一本不相干的书上，而把宝书的内瓤藏在箱子一角。我认为这一手玩得相当漂亮，不料后来却为此受了一场大惊吓。
这事情说起来有点离奇。村头的陈先生在如皋旧货商店寄售了一辆自行车，我回家时，他把发票交给我，托我有空到商店去看看，卖掉了，就替他把钱拿回来。陈先生是个地主分子，又是有知识的人，不轻易托人办事的，怕受人家的冷面孔，大概是看我厚道吧，竟然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为了保险，把发票藏在那塑料封皮里。一次去旧货店打听，说已经卖出，回来取发票时，那塑料封皮却怎么也找不着了。天哪！自行车的寄售价是九十多元，在当时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数字。简直难以想象，如果别人拿着发票把钱取走了，我，以及我那终年劳碌在田头的羸弱的母亲，还有我家那三间破败的草房，将如何承受这场塌天大祸。我只觉得昏天黑地，仿佛整个世界都坠入了冥冥深渊。A 君来了，问了句什么，我没有答，他便指着自己的箱子说：“你找的那件东西，我拿来了。”一时间，昏天黑地又转化为朗朗乾坤，我禁不住一阵绝处逢生的狂喜，连忙告诉他那里面有一张拿钱的发票。他先是定定地看着我，然后脸上便红了，讷讷地说：“我不知道有发票，真的不知道。”当下取出来一看，那张宝贝发票果然在里面。也就在这时，我和他都对着那大红塑料封皮的内瓤愣住了。
那是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
他是用细铁丝打开我的老式铜锁，拿走语录本的。情急之中，也没有发现书的内瓤有诈，便塞进了自己的箱子。
A 君抓起那本书翻了翻，并不在意，随手丢进了我的箱子。又微微扬起脸，轻声念道：“‘青天碧海心谁见，白发沧江梦自知。’冒辟疆真是才子。”他念的大概是书中的两句诗吧。我突然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一定要送他那本语录。他不要，推了几个来回，终究是不要，只是叹了口气，默默地走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这一走，竟再也没有回来。
过了大约十多天，在那个7 月燥热的下午，宿舍里的一个同学突然回来说，A 君死了，是自杀的。
我呆住了，这怎么可能呢？那位曾在暮色中吟诵“残夜水明楼”，倚着油印机高唱“我们开辟”的青年才子，那位在扬子鳄和丹顶鹤下一边挥笔疾书一边和同伴交谈的儒雅书生，那位常常用手指潇洒地向后捋捋头发的健伟男儿怎么会死，而且是自杀呢？
但A 君确实死了，他吊死在水绘园对面的湖心亭里。湖心亭四面环水，外人进不去，直到公园里的一个老人闻到那股恶臭，才发现了我们的A 君。算起来，他走进那里已经十多天了，那具曾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身躯，已经溃烂得不忍目睹。
同学们都去了现场，但我没有敢再看一眼A 君最后的形象。傍晚，他乡下的父亲来了，老人什么也没有说，步履蹒跚地护送自己的儿子回乡下去了。
A 君已经回去了，在乡下的老家，当会有他的一方青冢。同学们也已散去，将种种推测和惋惜潜入各自的心底。只有我独自徘徊在湖心亭前。进入湖心亭的通道日常是上锁的。A 君在涉过这宽可数丈的水面走向生命尽头时，心里都想了些什么呢？他可能会想得很多，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想。该想的那些都已经想过了，剩下的只有一片苍白的绝望。同学们大都认为，促成A 君自杀的原因是失恋，“编辑部的故事”已经终结，昨日的温馨不堪回首，为那个倾心相爱的才女去死，当然是值得的。但支撑一个人生命意志的基石不光是爱情，至少还有与事业维系在一起的前程。坍塌了其中的任何一块，一般还不至于崩溃，他可以把重心移到另一块基石上寻求寄托和解脱。龚自珍诗云：“风云才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失去了“妆台”旁多情的“眼波”，全身心地去磨砺自己的“风云才略”，同样也可以走向生命的坦途。因此，A 君的死，绝不仅仅是由于情场失意，还要加上由情场失意而引发的人生幻灭感。在那个夏季，我们都曾或多或少地体味过这种幻灭感。“最新指示”已经传下来了，我们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都将要到农村去。冷峻严酷的生存现实，一夜之间就粉碎了理想化的政治热情。小城故事//湮没的辉煌打起那曾伴随你长征串联的背包吧，到农村去，到那个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去；到那个烧菜放几滴红酱油也算得上奢侈的农村去；到那个生产队长一言九鼎，支书家的狗也比常人高贵的农村去。这就是为一场大革命赴汤蹈火的报答么？对于A 君这样有才华有抱负的农村青年来说，上大学，跳农门，大抵是他多少年来魂牵梦萦的人生构想，即使在他洋洋洒洒地为“战报”撰写那些社论时，这种构想也不曾彻底幻灭过。而且，他的构想中大抵也抹不掉那层“才子佳人”的艳丽底色的。现在，当这一切都被无情打碎的时候，他只能选择死亡。于是他来到了水绘园前，这里演绎过的那一幕才子佳人的故事，他肯定是相当熟悉的。追循着先人的身影，他悄悄地来了，他不想惊骇任何人，包括那位让他爱也无奈恨也无奈的女友。在这里，他完成了悲剧的最后一个造型。
一个才华洋溢的青年死了，不是死于武斗的棍棒，也不是死于缠绵的病榻。他是我们唯一死于“文革”中的高中同学。不久以后，同学们也纷纷卷起铺盖到农村去了，走得都很匆忙。分别时，没有依依的泪水，没有珍重的叮咛，大家似乎都有点麻木了，却又故作洒脱。母校如梦如狱，化作了一道淡远而又抹不去的背影。
四
“多少南朝事，楼头幕府山。”司马睿和陈霸先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复国英雄，他们的功业也都和金陵的幕府山联系在一起。冒辟疆在诗中用这样的典故，反映了那种相当典型的遗民情绪。史可法督师扬州时，他曾前去帮助参赞军事，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也最为痛苦的日子。文人大抵都有虎帐谈兵的夙愿，认为那是一种人生的大放达，更何况一个壮怀激烈的文人，在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呢？也有人认为，史可法那封著名的《复多尔衮书》就是由他代笔的，这当然只是猜测，但后人为什么总喜欢在一封信的作者问题上制造秘闻，把一桩并不复杂的事情搞得扑朔迷离呢？这固然是因为那封信写得太漂亮了，另外也可以说明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确实有一批文化精英簇拥在史可法麾下的。如果确实是冒辟疆所写，那么就太传奇，也太残酷了，因为这中间的另一个情节是，多尔衮的那封《致史可法书》，真正的作者也不是多尔衮，而是桐城才子李舒章。这个李舒章与冒辟疆曾是过从甚密的文友，当年在虎丘大会上，两人又同为复社领袖。而今历史偏偏又让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背景是血色残阳下的骠骑和城堞，让他们用各自的华章文采去揭开一场血雨腥风的序幕。但冒辟疆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想着在扬州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史可法发现势不可为，留在扬州也是送死，硬是要打发他远走。这位阁部大人很讲义气，他和冒起宗是同榜进士，他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老朋友。当然冒辟疆当时也不想跟着史可法殉国。那么就回去吧，如皋好歹还有一份家业，虽历经劫难，大多被毁，但小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身边又有董小宛这样的多才且贤淑的好女人相伴，红袖添香的雅趣可以想见。南明弘光政权垮台后，阮大铖的家乐班子逃来如皋，亦被冒家收留，其中有后来被曹寅称为“白头朱老”的著名乐师朱仙音。“念家山破定风波，郎按新词妾唱歌。”冒辟疆就这样一边在水绘园里优游岁月，一边做着他的复国梦。
新王朝的官他是坚决不当的。为了明志，他自号“巢民”，话说得很决断：宁可在树上结巢而居，也不生活在异族统治的土地上，当然就更不用说当官了。像他这样的人，当时有一大批，但面对着新王朝的橄榄枝，冒辟疆的心情可能要更复杂些，除去“夷夏之辨”的民族气节外，他还多了一层所谓的“恋人情结”。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吴三桂夺去了，吴现在是清廷的“平西王”，和情敌无论如何是“不共戴天”的。再说，即使当了官，你还能像人家那样官居一品，炙手可热吗？人的感情有时真是奇怪得很，那个女人早已离他远去了，但当初的一颦一笑却仍然闪现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隐隐约约地支配着他的潜意识。好在清王朝倒也大度，你不愿出山，他也不过分勉强，让你在家喝酒赋诗发牢骚。不像明王朝的老祖宗朱元璋那样，带着镣铐来请你，若不赏脸，对不起，提头来见。
注视着故国的残山剩水，他不像阮步兵那样冷眼斜睨，而是流泻出热切的关注和期待。有几次，“海外来人”传递的消息甚至让他很振奋了一阵子。顺治十四年夏秋，郑成功誓师入江时，冒辟疆看到那“击楫闽粤之，小视江东”的檄文，预先就等在南京丁氏河房，并召集了一批抗清志士的子弟谋为内应。但想不到郑成功的三万大军竟溃于一旦，让他空欢喜了一场。而且从此以后，连这样的“空欢喜”也不再有了。“白头庾信肠堪断，黄叶江南一片山。”海外的消息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令人无奈，冒辟疆只能做点救助抗清烈士遗属的工作。这中间有一件事最为时人称颂，如皋秀才许元博因抗清事泄，被逮送南京处死，其妻朱氏亦流放满洲配旗。冒辟疆和董小宛筹集了一笔重金送给解卒王熊，请他相机救助。王熊便私下用自己的妻子代替朱氏北去。这件事我看后深为感动，但感动之余又总觉得不是滋味，王熊身为解卒，他要救助朱氏，照理是有办法的，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妻子推入苦难和屈辱的深渊呢？如果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那么，用一个无辜的女人来替代另一个无辜的女人，这样的义举，老实说只能令人可叹而不可敬。
好在还有些朋友经常走动，使水绘园里不至于太寂寞。这一年，老朋友谭友夏的儿子谭笈北上路过如皋。谭友夏当年是抗清志士，最后贫病而死。如今，他的儿子却要去清廷做官了，这位世侄甚至劝冒辟疆也应征出山，在这样的情况下，冒辟疆心里大概是不大好受的，但他能说什么呢？“君言尽室必归吴，我意空拳定张楚。”唱几句南明小朝廷未必覆亡的高调，只是一种主观的内在挣扎而已，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的。他叮嘱谭笈，如果官场不得意，就及早回头，却没有反对他北上为官。复明是没有指望的了，应该允许年轻人走自己的路。
命途多舛又加上家难迭起，我们这位从来不知生计为何物的“巢民”先生，终于感到了这两个字的沉重与艰辛。康熙十五年，一个庶出的弟弟为了争夺家产，告发冒辟疆“通海” （和南明小朝廷暗通声息），这在当时是一顶相当吓人的政治帽子。冒辟疆只得忍辱退让，到江南的朋友家住了两年。回来以后，命运仍然死死纠缠着和他过不去，不久，一场大火烧光了他多年珍藏的鼎彝书画。跟着，一蒙面刺客闯进他的房间，多亏儿子和婢女拼死相救，才保住了一条老命。凶手供出，指使者就是冒辟疆那位庶出的弟弟。为了息事宁人，被害人反倒痛哭流涕地请求官府不要追究，自己又跑到泰州去避难。这样几经折腾，家产已荡然无存。这位才华旷代的大诗人，只得每夜在破屋残灯下写蝇头小楷，让家人第二天拿出去换几升米来度日。他是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及门弟子，字自然是写得极好的。但到了粮油市场上，人家习惯于用那油腻腥臭的手来掂斤播两摩挲质感，然后用浸透了利欲的目光论堆儿喝价钱，还有谁来体味一点一划中的奇险奔放和淡远古拙呢？你那苦心孤诣地追求了几十年的笔墨趣味，你那流泻于笔端燃烧于尺幅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你那让圈子里的同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感觉和精神气韵，这时候统统成了不切实际的奢侈。“闲时写长幅，不换一升粳。”艺术一旦沦为商品，艺术家一旦沦为商贾的婢女，其下场就是这般可悲。
到了晚年，冒辟疆对官场的心态比较微妙。康熙十八年，清廷第二次开设“博学鸿词科”，据说应试的人很多，考场的位子都挤满了，后去的被推到门外。有人吟诗挖苦道：“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冒辟疆却没有去，“失节夷齐”他是不做的，但差不多就在同时，他又满怀期待地送两个儿子和长孙分赴南北乡试。角逐科场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当官，这是不用说的。这么多年了，当初那种铭心刻骨的仇恨和失落感已渐渐湮没在世事代谢之中，南明政权早已销声匿迹，吴三桂大红大紫了一阵后也已败亡，陈圆圆亦不知所终。冒辟疆这时的不仕新朝，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种独善其身的惯性力，因此，在自己坚持“三不主义”的同时，他又热切地希冀子孙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遗憾的是，几个子孙在科场上的表现都很平庸，只有一个叫冒浑的小孙子被人介绍到靖海侯施琅幕中，跟着施琅攻打台湾立了军功，正在“议叙官衔”。我们还记得，当初郑成功高举复明大旗从海路北上时，冒辟疆是何等的欢欣鼓舞。而今，当他的孙子因征讨郑成功的孙子而有可能捞个一官半职时，他又同样鼓舞欢欣。但冒浑的一官半职也不那么容易到手，当务之急是需要一笔钱“取结”，也就是上下打通，于是千里迢迢派人专程回家要钱。冒辟疆得到消息，真可谓喜忧交集，且看他给孙子的回信：
五千岭海，囊乏身孤，何日得竞怀抱……即刻求关帝签， 以决尔之终身大事，仍是“苏秦三寸足平生”，则尔之必题， 功名必显，万无一失矣，不胜欢喜。
我一夏脾病，秋来渐好，终年无戏做，遂无分文之入， 苦不可言……金公五十，无人可寄一物，先书一绫……
老头子有什么办法呢？孙子能当官，自然是大喜事，可他实在拿不出钱来给他活动。本来，家中的戏班子供人宴乐可以收点小费，近来偏偏又接不到生意，“遂无分文之入。”金世荣是把冒浑介绍到施琅幕中的大恩人，可人家五十岁生日也送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秀才人情纸半张，只能送几个字意思意思。万般无奈，老人到关帝庙去替孙子求签，希冀菩萨保佑。
远在“五千岭海”之中的冒浑接到这样的家书，当然能体谅祖父的苦衷。但他已经到了官场的门槛前，取结刻不容缓，这笔投资无论如何是少不得的，踌躇再三，又再次向家中求助。我们只得强抑住心头的酸楚，大略看看冒辟疆的第二封回信：
尔父奔走半月成病，毫无所得，我即亲到平日相关诸友家，每人十金，请十人一会，捱尽面皮，竟无一应。只得出门求边、崔二公，岂知边忽亡，崔又欠课，止得银十两。我吊边，又备祭路费，用去二十金。
昨十月初二，在通恐无银来，尔事不济，又求得“英雄豪杰本天下生”，知万万决不到失意田地……你见我字，应为我下泪也。
冒浑是应该为祖父的困窘而下泪的。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到处捱尽面皮仍求告无门，好容易借得了一个朋友的十两银子，偏又碰上另一个朋友亡故，吊丧用去二十两。走投无路之际，还是走进关帝庙去求菩萨。
在这里，我真禁不住要问一声：巢民先生，你这样凄凄惶惶是何苦呢？不就是为了小孙子的一顶乌纱帽吗？先前，你不是一直弃之如草芥，认为沾了那玩意便辱身降志吗？
可我又实在不忍心发出这样多少有点刻薄的议论。对传统的中国文人来说，当官毕竟是一条相当不错的人生道路。不当官，你纵然有盖世才华，满腹经纶，也不能像人家那样活得潇洒滋润。冒家已经三代未仕了，当然也就尝尽了三代穷困，三代寒伧，三代受别人白眼的卑贱。那么就当官吧，为了当官，暂且把人格和自尊放到一边，花几个钱是值得的。
两年以后，冒浑总算封了个从三品的游击将军。喜讯传来，一时冒家蓬荜生辉，水绘园内又是庆贺，又是唱和，很热闹了一阵。
又过了两年，冒辟疆在贫病交加中逝去，撒手前“令诸童度曲，问窗前黄梅开否”，文人性情终是不改。而在冥冥黄泉中，早夭的董小宛已经苦苦等了他四十二个年头。
五
董小宛死于顺治八年，年仅二十八岁。
一个做妾的女人死了，周围的朋友照例写了几首悼亡诗，虽然都写得冷艳凄婉，却也是文人写惯了的陈词滥调，过几天送到坟头上烧掉，事情也就过去了。这中间，以吴梅村的几首写得较好，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江城细雨碧桃村，
寒食东风杜宇魂。
欲吊薛涛怜梦断，
墓门深更阻侯门。
吴梅村是当时的诗坛领袖，江左三大家之一，因此，他的诗也就格外流传些。但想不到这一流传，后来却引出了一段关于董小宛结局的争论，且被列入“清初三大史学疑案”之一，这就很有点意思了。
这说法很离奇，说董小宛并非死于如皋水绘园，而是被清朝掳入宫廷，成了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又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为清世祖与董鄂妃写的，也就是说，贾宝玉即顺治皇帝，林黛玉即董小宛。因此，吴梅村的诗中才有“墓门深更阻侯门”的叹息。
那么，何以解释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白纸黑字的记载呢？答曰：这叫难言之隐。老婆被皇帝抢去了，他不敢说。而且张扬出去也有损书宦之家的名声，只能打落门牙朝肚里吞。但一点不说又不服气，那就用曲笔吧。所谓曲笔，就是我在前面说到的那段“不合适”的文字，既然是悼念董小宛，为什么要无端扯到陈圆圆呢？从文理上是说不通的，可见此中有隐情在焉。这是用陈圆圆被掳北上暗示董小宛的结局。
这场争讼从清末民初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像蔡元培、陈寅恪这样一批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也都附和“入宫说”，可见不是信口开河。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曾上演过一出叫《董小宛》的话剧，当然是以“入宫说”为蓝本的。不入宫，就没有戏了。由此，报纸上又重提关于董小宛结局的公案，当时的《新民报》副刊上曾有人写诗感叹道：“梅家诗案冒家冤，今日伤心水绘园。”他也认为冒家是“冤”了，因为董小宛并不曾入宫。
其实，冒辟疆冤就冤在不该在悼念董小宛时，说那些“不合适”的话，这怪得了谁呢？至于“梅家诗案”，那是专家学者们的事。但在我看来，这句“墓门深更阻侯门”并不是任人揉捏的朦胧诗，根本用不着那么繁冗的训诂考据。简单地说，就是死别甚于生离，人死了，比身入侯门相隔得更远。之所以有“侯门”一说，是因为当初田弘遇之流在江南寻访佳丽时，也曾打过董小宛的主意，董小宛历经风险，才侥幸脱逃。也就是说，董小宛差一点入了“侯门”。如此而已。
人死了，还留下了这么多说法，让后代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争论得唇干舌燥，冒辟疆和董小宛真是不简单。
这一切，我是在回到农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那个秋天的早上，当我背着铺盖卷走向故乡的老屋时，背包里只夹着两本书，一本是姚文元的《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一本就是《影梅庵忆语》。这两本色调形成强烈反差的书放在一起，恰恰折射出当时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心态是多么芜杂。在乡下的那几年，这两本书几乎成了我精神生活中的奢侈品。一天劳累过后钻在被窝里，一边抚着伤痛的肩膀，一边翻动书页，从中寻找一个心灵的世界。姚文元的那本书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偷来的，虽然是反右期间的大批判文章，但其中涉及了相当多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大多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拨开政治批判的烟瘴，我小心翼翼地走向一部部被肢解的文学名著，有时甚至还能有幸从引文中读到原汁原味的作品段落。例如，我翻阅了莎菲女士零零碎碎的日记，女主人公的精神苦闷和孤独感是那样令人战栗，这些无疑和我当时的心境取得了深层次的共鸣。一段时间以后，我几乎能把全书中带引号的段落倒背如流。这也可算是那个时代一种畸形的文化现象吧。《影梅庵忆语》我是作为文言小说来读的。正因为是文言文，我才有了半懂不懂中的倾心揣摩，这时候，诗一般精炼的文本和读者的体味互为扩张，使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幻化出无限的丰富性。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本书，我将如何打发小油灯下的每个夜晚，我的精神世界将怎样的荒匮贫瘠。
终于有一天，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被陈先生看到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陈先生虽然是个地主分子，但他不是一般的土财主；他上过大学，在扬州开过商行，还参加过政治活动，与国共双方的关系都不错。人们都认为他是很有学问，也是很有见识的，因此并不把他当一般的四类分子看。就在那一次，他给我讲了以上一段关于董小宛结局的公案，并且发表了那一番“不简单”的感慨。
我也由衷地认为当一个文人“不简单”，能用自己的笔写出那么多人生的况味、命运的沉浮、心灵的悸动，让人们久久地掩卷难忘，唏嘘感慨，还有什么比这种劳动更令人神往的呢？那么，就学着当一个写书的文人吧。现在想起来，这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试想如果那次我不走进水绘园，也许现在正干着另外一份工作，而且肯定也津津有味，相当投入。这种人生偶然性的后果，该轮到我来咀嚼了。
前些时候，我回了一次母校，当然也去看了水绘园，却觉得很失望。湖心亭四周的水面似乎逼仄了许多，几乎可以一蹴而过。那曾经把一个年轻人引渡到生命的彼岸，簇拥着他走过那段漫长的心灵历程的沧浪之水，竟是这么一塘污垢么？只有那湖心亭还是当年的格局，却也有些破败了。进入亭子的通道仍然锁着，人们大概早就忘记了这里的风景，也忘记了锁在这里的故事。
回到招待所，我翻开母校的校庆纪念册，从前面的纪念文章中，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她是A 君当年的女友，如今是该市的一位领导。盯着那个名字，我想了很多。当了官，当然不一定就能说明水平能力之类的出类拔萃，但作为一个女人，至少可以说明她在人格上有着超乎寻常的坚强。而且我坚信，A 君的悲剧，肯定给了她的人格一次强有力的锻打。也许正是在那一刻，她从心灵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完成了一次悲壮的涅槃。从此以后，纵然是雨鬓风鬟，千难万险，她也足以承当，不会退却了。
哦，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