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并不孤独
我最近接到的两个电话促使我思考小说的归类问题，并且想把它写出来。一个男人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正在读我的一篇名叫《阴雨绵绵》的短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是一名离婚的酗酒者，他的儿子死于交通事故。那人说：“我也遇到同样的事情。”然后开始讲述儿子去世后他内心的痛苦，以及他如何在匿名戒酒会（AA）的帮助下戒掉酒瘾，并克制悲伤。他在电话中没有哭泣，但我可以肯定他在那一头不断地擦眼泪。说完他的故事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并不孤独。”
我无法告诉他，至少在那一瞬间，他其实是孤独的。我在小说中写的并非我亲身经历之事。我从来没在故事发生的蒙大拿州或怀俄明州生活过，我现在和过去都没有离过婚，我也不是酒精中毒者，更不用说恢复健康或者从其他的打击中振作起来了，而且我要幸福地宣布，我的儿子还是活蹦乱跳的。小说中的一切与我本人以及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这个故事完完全全是我编出来的。然而，我无心把这些告诉电话那头的人，在通电话时，我从头至尾都假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样我不仅是想象性地，而且也是真心实意地分担了他的悲痛。
另一个电话是一名越战老兵打来的，他读了我的短篇小说《冰冻》，小说讲的是一名越战士兵踩到一枚地雷，尽管它没有爆炸，但还是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打电话的人想知道我们是否曾是旧识。“我还记得你写到的那个家伙，”他说，“他是一名中尉。我想我们肯定在同一个时期都在莱溪待过。你知道拉里·凯尔文吗？或者瑞克·哈蒙德？”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去过越南，也没在军队待过，他的反应不是大失所望，而是义愤填膺：“既然你从来没有去过那个该死的地方，是谁给你写一场战争的权利的？”很显然，他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骗子，而且他已经上当受骗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正确的。因为小说家就应该是一名值得信赖的艺术家，如果他足够幸运，就能用文字换来读者的信任和金钱，除此之外，小说家还能是什么样子？而且，当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能够让他们对我们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信以为真时，这让作家如何能责备读者没有认识到虚构小说仅仅是虚构小说，而不是真实事件？然而，我还是希望他能意识到，作家并不在真人真事中徜徉，而是像魔术师一样在幻想出来的世界中笔耕不辍。他永远不会假设魔术师真的把一位女士锯成两半，却毫不迟疑地断定从我在作品中杀死的那些士兵身上流出来的是真正的鲜血。
在这个电话中，我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在谴责我在一本虚构小说中犯下撒谎之罪后，他马上挂断了电话——但是如果我能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告诉他，像《阴雨绵绵》和我写的其他的小说一样，《冰冻》说的确实是真实的故事，不过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真实罢了。这不是那种能被监控摄像头拍摄下来的真实事件，而是将一个人毕生积蓄的影像进行扭曲变形和违背常规的并置后提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上的那种真实。一个故事就像人做的一个梦一样，如果它有那么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它展现了作家隐秘的内心世界的真实面貌，同时，她的公开的外部生活也并不总是由谎言堆积起来的，因为，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言：“一个人真正的生活经常是他并没有真正过上的那种生活。”而且，读者对事件真相的了解有时比作家要多。
在创意写作研修班的授课历史中，被重复次数最多的建议也许是“写你知道的东西”。对于那些能在事实和想象之间游刃有余的天才作家来说，这个建议可以成为一条铁律。但是，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人只会进行非虚构类的写作，不管我们做出多少掩饰。这就是为什么格雷厄姆·格林会暗示良好的记忆力与出色的虚构写作能力相抵牾的原因，他说：“所有优秀的小说家记性都很坏。”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对此解释道：“你在大脑中记下的东西像新闻报道一样涌现出来，你遗忘的东西则混入想象的肥料堆中，缓慢地增加土壤的养分。”
知识还能引发美学难题，想象却不会。如加勒特·汉高曾经说：“在撰写‘你知道的东西’时，有时……你会不知不觉地写成自传。而如果你去描述‘祖父的后院’，你可能会吃惊地发现他种下的大片杂交百合花，但读者看不到这些美丽的花儿，除非你把它们全都放入诗中。描述捏造出来的事物比描述你无比熟悉以至于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要容易得多。”再者，撰写已经知道的事物会令你自己感到单调乏味——如果连自己都厌烦了，读者也不会兴致太高。在我看来，格雷丝·佩利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她说：“你从你所知道的事物入手开始写作，但你应当写出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无法避开你所知道的一切，毕竟这是你安身立命之根本，但如果你写出了你不知道的事物，你将发现你身上本来就有的某些自己还不曾知道的东西。简言之，你将发现你的隐秘的生活，读者也是。
我相信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基于揭示作家不为人知的本真生活而产生，世人由此了解他们。对于沃尔特·惠特曼、艾伦·金斯堡和罗伯特·洛威尔这样大胆暴露自我的作家来说，他们甚至连写作主题也不会去别处寻找，因此，他们的作品是最为真实的自我的一种直接外化。然而，还是有不少作家，包括某些最伟大的人物，不但和读者兜圈子，还故意改头换面，让人难辨真伪。直白和掩饰都是文学作品中正当有效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处理隐秘生活的途径，两者都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不过，我认为掩饰的手法能够增加作品成功的几率，因为你在写作中越少依赖于个人的亲身经历，你将不得不让越多的想象力参与进来。然而，最近几十年在美国文坛中独领风骚的却是直白手法。从整个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文学对内心世界公开披露的程度可谓史无前例。正因为有如此多的作家坚信小说和诗歌应当是他们的真实经历，即“他们掌握的知识”的结晶，大量读者理所当然地把作品与作家绑在一起也就情有可原了。
在我的小说和诗歌中，我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书写很多我从不知道或者略有所知的角色。我用文字创造了，或者至少努力创造了一名修女、一名连环杀手、一名女流浪者、一名9岁大的男孩、一名99岁的老者、一名受歇斯底里症折磨的盲女、一名目睹父亲精神崩溃的少年、一名装了一只假手的男子、一名离婚者、一名孟加拉女孩、一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二流棒球队运动员、一名苗族难民、一名16世纪的西班牙神父、一名19世纪的俄罗斯侏儒、《圣经》中的拉撒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包括几名真实的爵士音乐家和作家在内的人物。其中的一名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在一封写给路易·丝·科利特的信中说书写其他人的生活比自述更让他愉快。信中提到他正沉浸于《包法利夫人》的写作中：
写作无论好坏都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你彻底放下自己，进入一个完全由你打造出来的天地。比如说今天，这里有男人和女人，发生着爱与被爱的纠葛，我在一个秋天的下午骑马进入一处黄叶满地的森林，我还是奔马、树叶、轻风、我的人物口中吐出的词语，甚至是那使人们不得不眯起满是爱意的双眼的红艳艳的太阳。这是一种傲慢还是虔敬的状态？是一种由言过其实的自鸣得意引发的愚蠢行径，还是一种真正的高贵但难于言表的宗教直觉？
我可以说，我创造的上述角色足以让我得意洋洋，但我还是选择以虔诚为正确答案。我认为摆脱自我的约束去想象另外一种生活是一种高贵甚至虔诚的行为。但是我也相信，福楼拜从他杜撰的那些人物身上发现了真实的自我，我们依此方式学到的东西不逊于或者可能超过我们基于自身经验的一切描述，因为想象他者是发现自我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手段。福楼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当有人问他是如何创造出“包法利夫人”这样一个令人心服口服的形象时，他的回答是：“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深谙此道，他在总结自己的艺术家生涯时指出：
某人给自己指派的任务是描绘这个世界。经年累月，他用省份、国家、山脉、海湾、岛屿、鱼群、房屋、设施、星辰、马匹和人们的形象填满了一个空间。临到生命终了之时，他发现他兢兢业业编织的那些如迷宫般的纵横线条，描画出的是他自己的那张脸。
我现在还没有达到看见自己这张脸的程度，但我确信我正在从事这项涂写工作，简直可以这样说，每次一坐下来，我就会努力闯入另一个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而且，我希望读者看到的是我实实在在的脸庞，而不是我有意显露给外人看的那副虚假面孔。
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了我真正的面容，他们会看到什么呢？我相信，是他们自己的脸。正如查尔斯·西米奇有言：“诗歌是对其他人的简短描述，而我们在其中认识我们自己。”当然，小说也不例外。
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你想象着他人的生活，其实展现出来的是自己不为人知的那一部分；你暴露自我时，却恰恰揭发了他人的秘密。唐纳德·霍尔曾经评论道，文学“开始于个人行为，但我们进入得越深，就会越发与所有的人同一起来”。
每一个人就是我，也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