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些是现在时态叙事主要的优点和缺点。但我要赶紧重复一句话，那就是在某种情况下一种优点可能会成为一种缺点，就像一种缺点可能会成为一种优点一样。我们对现在时态的危险和潜在价值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避免它的不利之处，或者找到把这些劣势转化为我们的优势的方法。
洛丽·穆尔是一名在多数情况下找到了把现在时态的缺点转化为优点的途径的作家。举个不可思议的例子：《像那样的人是这里唯一的人：在皮德安克的标准的胡言乱语》，这是关于一个母亲的动人故事，她那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身患癌症。穆尔能够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克服那么多现在时态的缺点，它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她用一种几乎神奇的方式同时在过去和现在写作。
这个短篇小说是从叙事者承认一个事实开始的，那就是尽管她使用了现在时态，但现在她所做的是追忆，而不是叙述某些碰巧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开头，是结局，似乎又都不是，”她说，“整件事情就像一朵正要降落的乌云，在它的里面满是雨滴。”在确立她就在这朵“乌云”里，并且得在里面的时间长到足以让她经历“整件事情”之后，小说将描述她的全部经历。她用现在时态告诉我们她初次进入的那个时刻的情形：那一天，她在儿子的尿布上发现了一个血块。因为叙事者公然自觉地在作品中从头至尾都用现在时态谈论过去，她为了在那些至关重要的时刻压缩和延长时间而使用了概述、倒叙、前叙和阐述，所有这些手法似乎在平时与现在时态叙事是格格不入的。通过用这种方式巧妙地控制时间，穆尔能够表现那些相对重要的事件，而其中有些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用真实时间里手表秒针行走的节奏来描述的，而且，她还能提供比我们平常在现在时态的短篇小说中能做到的更多的人物塑造和事件描述方面的内容。在“风格”方面，她也提供得更多。除此之外，她的叙事策略让她能够覆盖一段比我们通常在其他现在时态短篇小说中看到的明显要长得多的时间。
但是，穆尔的叙事者不仅在现在时态中写到她的过去，她还用第三人称写到她自己，称自己为“那位母亲”。结果，她能通过简短的路线连接到第一人称现在时态的叙事者面对的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在紧张的戏剧性事件进展期间与她们自己分离的感觉。如果“那位母亲”恰恰在感受到极具戏剧性的情感变化的那个时刻把它们讲出来，那她与这些情感之间的联系就似乎奇怪地断裂了，读者分享这些情感的几率也因而有所减少。比方说，如果把“我的情绪异常激动”这句话理解为“那位母亲的情绪异常激动”，她似乎与她的情绪失控状态完全分离开来，正平静地讲述它——因此，她看起来并不是歇斯底里的样子。但是，第三人称的运用排除了这个问题，让穆尔能够充分利用现在时态的即时性和情感的强烈性。
如果穆尔发明这种奇怪的双重叙事策略——同时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用现在时态和过去时态写作——纯粹是为了达到文学创新的目的，那么它远不会如此令人赞叹。这种策略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故事的主题和形式都有相当大的贡献。事实上，在一个故事中用现在时态讨论过去有助于传达一种观点，正如叙事者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个观点对于她陷入的困境来说没有真正的开始或者结束，她在某种程度上身处“时间之外”，被卡在一朵永远存在的焦虑和恐惧的乌云里，哪儿都去不了。而叙事者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摇摆不定的事实突出了故事过度地关心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关系。同穆尔一样，叙事者也是一名小说作家，在美国中西部生活，而与她的叙事者相同的是，穆尔也是一名受到癌症折磨的孩子的母亲。叙事者反对她丈夫建议的斗争贯穿了整部作品始终，她丈夫建议她写一篇非虚构的文章以支付他们孩子的治疗费用。“作记录吧，”他极力主张，“我们需要钱。”但叙事者的答复是“我写的是虚构小说。这不是虚构小说”。并且说通过儿子的疾病敛财会让她感觉不道德。最后，她还是记录了，尽管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记录真实或者虚构的程度如何。“这是记录，”她在小说的结尾说，然后带着明显的苦涩意味问了一句：“现在钱在哪里呢？”因此，穆尔用现在时态描述过去事件的最终目标是很正规的：它有助于传达一种理念，即一个短篇小说就是对那些事件发生时所作记录的汇总。
我们对现在时态的危险之处察觉得越多，我们就越能像穆尔一样更多地规避它们。但穆尔不是唯一一位找到把现在时态的劣势转化为优势的方法的作家。如今有数百位用现在时态写作的当代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找到了与他们创作特色相适应的化时态缺陷为优点的途径。要想有效地使用现在时态，我们必须研究那些已经使用了它的短篇小说和中长篇小说，寻找其成功与失败之处。不过，我们也应当研究那些用过去时态叙事的杰作，去领会我们在全心全意地拥抱现在时态时丢失了的东西。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即便不是现在，我们中间那些仍旧被现在时态包围的作家将能发现突围的途径，进入一个光明的未来，那里充满了具有各种可能性的过去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