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雅努斯式思维确实是创意写作的关键，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这种方式提高思考和写作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地练习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文学技巧，比如主题互补、视差结构、悖论、反讽、象征、隐喻、矛盾修辞和通感，可以让我们踏上征途。但是，无论我们对这些技巧掌握得如何熟练，我并不认为仅仅练习它们就足够了。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的作品中充满“最高形式上的矛盾对立精神”，就必须改变我们这种思考方式。从根本上来说，雅努斯式思维是我们对自己经历的事物采取的一种道德、智力和情感态度，而不是技巧方面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还没有采用韦尔推荐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由于我们的宗教和世俗教育已经把一种非互补性的真理观逐步灌输进我们的头脑中了——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行练习，去抵制我们最初的收敛性思维和感受，直到我们的写作变为一种被延展的与自己争辩的过程。斯蒂·芬·邓恩用这些精确的术语来描述他的写作过程。他说：“我……在坚信然后怀疑一个主张时会与自己争辩，如此辩证地进行创作……总而言之，我认为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发现’我正在写的这首诗，这是通过抑制它不要去往想要去的地方以及/或者克制我在这首诗中最初的冲动实现的。”他认为这种方法在那时已经习以为常，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举动了：“当我宣称或者断言某事时，我几乎马上会听到并且自己也开始琢磨与之对立的观点。”艾德丽安·里奇与他的意见一致：“如果想象力想要超越并改变经验，它不得不去质疑、去挑战、去构思其他的替代物……你不得不毫无限制地与那些白天可能成为夜晚、爱恋可能就是憎恨这样的概念在一起厮混；对于想象力来说，没有什么比转向它的对立面更受推崇的了。”
罗伯特·洛威尔是又一位常常通过抑制他最初的收敛性冲动来发现他的诗歌的诗人。按照乔纳森·拉班的说法，洛威尔“最喜欢的修订方法是，除了在一行诗中引入一种否定观点外什么也不做，而这种观点彻底颠覆了这一行诗的意义”。这种颠覆也许是扩散性思维的最激烈的形式了，因为它完全切断了我们与那些用收敛性思维形成的熟悉而安逸的确定性联系；同时，它又通过这种方式在我们的原始思维和这种原始思维的对立面这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起一种生机勃勃的张力，这种张力能够让我们的思维进一步扩散，最终让我们之前谈论的那些互相矛盾的冲动和观点达到一种融合。在这两个极端构成的张力之中，意义栖身于此。正如伦纳德·伯恩斯坦说过的：“一件艺术品不回答问题，而是把它们引发出来；它的根本意义就存在于对这些问题互不相容的回答所形成的张力中。”
马克·考克斯的诗作《雨后》展现了洛威尔所说的辩证的颠覆技巧如何创造出这些可以从中找到真理的极端状态。这首诗中，在一个暴雨过后的宁静夜晚，考克斯的叙述人发现自己被眼中所见一切“以某种方式打开了”，在这种敞开的状态中，他感觉到“某些真实的东西进一步（渗透进去）”。这种真实既是转瞬即逝的，又是永恒不灭的，从我们“灵魂的火焰”中放出的“光芒”将随着我们的死亡消失不见，而天上的星辰放出的光芒将与世长存。想到这些对立的现象，考克斯写道：“这旅行是漫长的。这旅行并不漫长。”他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回答形成的张力中发现了一种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崇拜”的状态，他内心永恒的渴望在这种状态下找到了短暂的安宁，就像“大雨过后的平静时刻/站在清洗得干干净净的石板面前”的那种感觉。因此，“这旅行并不漫长”并不是对“这旅行是漫长的”这种想法的一种修改，而是对后者的一种实现。
和洛威尔与考克斯一样，邓恩经常通过辩证地运用颠覆技巧来发现一首诗的意义。我们在他的某些诗作中能发现这样的例子，比如《过去》，他在这首诗中说：“虚无在本质上是一个隐喻。/一切也是。”但是他也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技巧。当一首诗写得不成功时，他说，他有时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写一首反对它的诗”。因此，当我们受到不确定性的阻挠时，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撰写反对我们的作品的东西。如果我们做这种自相矛盾的练习，可能会在我们的最初概念和它的对立面形成的张力中找到一行诗或者一句话，甚至是一首完整的诗或者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如果运气不坏的话，我们也可能会找到超越自身之前的思想和天赋的途径。